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1931年11月7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成立。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史称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1933年秋，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人口达435万，新闻事业也随之形成规模。据不完全统计，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报刊160余种，还创办了通讯社^[7]。这些报刊分别由中央及其各级党政军团及部委创办，印制方式既有铅印，也有石印、油印，版式上既有多版大报，也有单张小报。影响最大的通讯社及报刊是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及《红星报》等。

1.“红中社”、《红色中华》

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办的新闻机构。二者为一个编辑部，两块牌子，兼有报社和通讯社双重功能，编辑人员既编报纸，又编通讯稿。

红色中华通讯社，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瑞金，当天正值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红中社”以CSR(Chinese Soviet Radio，此呼号一直被新华社沿用至1956年9月)为呼号，播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消息和对外宣言、相关法令及文件。“红中社”的工作分两块:一是向国内外播发电讯稿，报道红军的战绩、苏区的建设和白区群众的斗争;二是抄收国内外通讯社(国民党中央社、塔斯社)的电讯稿和广播稿，并编辑成《参考消息》(原名《无线电材料》、《每日电讯》)，每日油印多份供中央领导参阅。

红色中华通讯社通过电波，首次突破了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将苏区和红军的消息传到了外界。当时，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等主要苏区，都抄收“红中社”电讯在当地报纸上刊登，甚至连苏联的莫斯科也曾收到过其播发的新闻。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红中社”停止播发新闻，只抄收国内外电讯。至1936年1月才恢复发稿，其时，社内工作分为两部分:国内报道由向仲华负责，外电部分由廖承志负责。每天播发新闻达两三千字。

《红色中华》报是苏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从第50期起改为中央党政工青四家联合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瑞金，4开周刊(第49期后改三日刊，第148期后改双日刊)，每期2到10版不等。该刊设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工农通讯”、“赤色战士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铁锤”、“警钟”等专栏，另有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周以栗、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等先后担任主编。作为苏区中央机关报，该报在宣传内容上主要突出三个方面，一是鼓动工农群众参与工农民主政权，二是指导苏区各级政府开展工作，三是报道全国革命斗争形势。该报为铅印，最高发行量达4万份，极大地发挥了“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8]。

1934年10月3日，中央红军长征，《红色中华》宣布停刊，但留守中央苏区的瞿秋白等仍坚持不定期出刊。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色中华》于11月25日在瓦窑堡复刊。1937年1月29日改为《新中华报》。

2.《青年实话》、《红星报》及其他革命报刊

《青年实话》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又称“少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1931年7月1日在江西永丰县龙岩创刊。总编辑部先设在江西于都，后迁至瑞金。先后出过半月刊、旬刊、周刊，开始是8开单张，后改为32开带插图的油印小册子。主编阿伪(魏挺群)，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陆定一、少先队中央总队长王盛荣等任编委。

《青年实话》“力求文字作风的青年大众化”(《青年实话·发刊词》)，设有“青年生活素描”、“前线通讯”、“白区青年生活”、“青年卫生顾问”、“自我批评”、“轻骑队”、“工农大众文艺”、“体育”、“游戏”、“测验”、“悬赏征答”、“歌曲”等栏目。其主要宣传内容，一是刊载团中央决议和公告，报告团和青年群众工作经验;二是介绍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提高青年的思想水平;三是报道红军战斗生活和各地青年拥军参军情况，动员青年积极参加红军和军事训练，保卫革命根据地。刊物适合青年特点，内容丰富生动，形式灵活多样，在苏区青年中广受好评。当时，瑞金县城内的《青年实话》书店负责销售该刊及中央苏区其他单位发行的报刊和图书，《青年实话》发行量一度达到2.8万份。该刊出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停刊。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由军委总政治部主办。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瑞金。初为4开4版铅印五日刊，长征途中改为油印和不定期刊。邓小平、陆定一先后任主编。

《红星报》在创刊号的《见面话》一文中明确提出报纸的最大性质、任务和作用:它要成为“一面大镜子”，照出红军工作生活的长短处;它要成为“一架大无线电”，及时传递红军、地方、全国、世界革命斗争消息;它要成为“政治工作指导员”和“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指导，开展党群工作;它要成为“红军政治工作讨论会”，就红军的政治、文化、教育、生活意见展开讨论;它要成为“红军的俱乐部”，提供故事、歌曲、游戏等，丰富红军的娱乐生活;它要成为“裁判员”，批判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行为，使全体红军引以为戒。总而言之，报纸要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和文化水平线，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

《红星报》除了有社论、要闻、专电外，还设置“前线通讯”、“捷报”、“党的生活”、“列宁室”、“红军家信”、“军事常识”、“卫生常识”、“俱乐部”、“红军歌曲”、“铁锤”、“通讯员”、“法庭”等栏目。多达500人的通讯员为《红星报》提供稿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也曾为其写稿。报纸办得图文并茂，生动活泼，深受红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的欢迎。苏区时期的发行量达1.7万份，长征途中作为中央和红军的唯一报纸，每期坚持印七八百份发到连队^[9]。1935年8月3日终刊。

在中央根据地，影响较大的报刊还有稍晚些时候创刊的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1933—1934)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苏区工人》(1932—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