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

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是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潮之一，其形成于17、18世纪，19世纪开始成为主要政治思潮。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历史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从17世纪起延续到19世纪末，新自由主义时期则从19世纪末一直到当代。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更新和翻版。

古典自由主义在18-19世纪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奠定基础，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通过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自我调节，维持自己的平衡发展。20世纪3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美、英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转向凯恩斯学派的调节主义，让政府发挥更大作用，并在国内实施了大量社会福利项目。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再度陷入“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困境，凯恩斯调节学派被一种新的古典自由主义取代，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因此，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1]

应该说，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政策主张如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整体上看，新自由主义政策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管、放松政府管制等，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推崇古典自由主义的信条——市场自然秩序论和市场万能论，认为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可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政府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守夜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协调经济发展。但是，“对于每个人而言，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哪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2]罗伯特·迈克杰斯尼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由于能够迅速提高投票者兴趣和参与率的政策尚未进入公共领域便陷入尴尬境地，其结果就是造就一个个体相互游离、道德沦丧、社会交流软弱无力的原子化的社会。”^[3]这种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理念带来的是社会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也必然导致传媒公共领域的危机。

在新闻传播界，早在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时期就有了第一次自由主义思潮，现代的媒介市场化改革既延续了早期自由主义思潮的传统，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特点之一便是全世界范围内公共广播电视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危机四伏。在大众传播的历史上，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媒介的传播制度衍生于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和后来的大众传播社会责任论，但在垄断竞争、利润至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当传播业无法摆脱追逐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时，便产生了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危机。确切地说，以撒切尔、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造成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危机的根源。经济学的两大思潮：一个思潮是自由主义的，倾向于把公共服务企业化，转变为个人的主动性；另一个是干预主义的，倾向于让国家控制公共服务。这种非此即彼的经济而非文化逻辑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的市场化告终，即让公共服务企业化，而这种抛弃公共服务的做法“构成了一种大部分的垄断，就是说制造一种赋予特权的形势，这有利于私营公司的投机和剥削公众。这些公司本身就不包括工人在内。”^[4]无疑，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主张在造成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危机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媒介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