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三、《新青年》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青年杂志》（即《新青年》）一创刊，就高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打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青年读者提出了6个方面的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作了大力宣传。

1．提倡自由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开展批孔斗争

《新青年》大力介绍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想、新道德，批判中国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并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逆流，展开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批孔文章是易白沙撰写的长篇政论《孔子平议》，刊载在第1卷第6号上。但是，最有影响的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反对当时盛行的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而撰写的一系列文章。1916年9月，鼓吹尊孔、复古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向北洋军阀政府上书，要求把孔教定为“国教”并载入宪法。对此，陈独秀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等一系列政论，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打着尊孔旗号这一事实立论，指出，在已是民国的今天，“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陈独秀大力阐述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道德观念，把思想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和政治上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结合起来进行宣传。他疾呼：“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4]这段话集中反映了陈独秀反对封建主义思想道德的坚定意志，也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虽然他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难以奏效，但这种民主主义的宣传，对于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人民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李大钊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今》、《新的！旧的！》等文章，反对颂古非今和安于现状的人生态度，反对尊孔复辟。鲁迅给《新青年》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成为不朽的篇章。四川人吴虞撰写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论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为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内在联系，因而被当时的进步人士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新青年》还在《读者通信》栏中开展关于“孔教”的辩难，形成了“打倒孔家店”的强大社会舆论。

2．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新青年》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不多，主要是倡导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反对偶像崇拜、迷信盲从、主观武断和一切黑暗愚昧现象。陈独秀撰写的《偶像破坏论》，提出要打破一切“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这种科学的精神，显然和政治上、道德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精神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一些组织和报刊宣扬鬼神迷信，现代文明的大都市上海居然有一个“灵学会”的团体，还出版《灵学丛刊》，公然宣扬“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的谬论。对此，《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痛斥所谓“灵学”，从多方面论证鬼神为无稽之谈，进行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宣传。易白沙在《诸子无鬼论》中针锋相对地指出：“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

3．发起文学革命运动

《新青年》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学革命运动。1917年初，《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胡适是《新青年》倡导新文学和白话文的主力之一，1916年在美国留学时，就向《新青年》撰写译著，同陈独秀通信交往，撰写《文学改良刍议》等重要论文，同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又撰写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着重提倡白话文。他首先在《新青年》用白话文写诗，后汇集出版《尝试集》，一时被称为“白话圣人”。为了呼应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文学革命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都是《新青年》发起的文学革命运动的英勇战士。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又在《新青年》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并在该刊《随感录》栏发表了20多篇杂文。鲁迅的白话文学作品，树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使文学创作与反封建主义斗争紧密结合，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钱玄同、刘半农赞同陈独秀“以白话文为文学之正宗”的主张，多次给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以有力的回击，其中一次是以“双簧戏”的形式进行的。1918年初，《新青年》第4卷第3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总标题下发表了著名的新旧文学论战的两封信。一封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辑部反对文学革命的来信，汇集了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论点，一封是刘半农写的有1万多字的驳论《致王敬轩信》，逐条批驳王的论点，具体论述文学革命的必要性。这两封信的辩驳，推动了文学革命问题的讨论。

同时，《新青年》还从第4卷第1号起大量译介世界近现代文学名著，发表俄、法、英、德、日、挪威、美、丹麦、印度等20多个国家的百余名作家的作品。第4卷第6号出版《易卜生专号》。同时，对“彻底暴露人生”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学理论进行探讨，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滋养，也为反封建文化思想提供了武器。

上述宣传内容，似春雷初动，惊醒了一代青年。广大读者纷纷致信《新青年》杂志，赞扬《新青年》在“公理消沉，邪说横行之时”，能够“独排众议，力挽狂澜”，认为《新青年》是“明灯黑室”、“空谷足音”，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广大青年推崇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

当然，这一时期《新青年》对民主与科学的宣传，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但是它唤醒青年一代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此外，《新青年》在发起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对于历史与现实不是肯定一切就是否定一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