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客里空”运动到党的城市新闻工作方针的提出

三、从反“客里空”运动到党的城市新闻工作方针的提出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在解放区发动土地改革运动，消灭封建以及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土地改革运动兴起后，新华社和解放区的其他报刊、电台以满腔的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改路线、方针与政策，传播与推广土改工作经验，但在土改运动初期也一度出现了右的倾向，在土改宣传报道上犯了右倾错误。例如，忽视土改运动这场阶级斗争的激烈性和严重性，片面报道与宣传地主拥护土改、自动献地、受到政府赞扬、群众感激等“和平”土改的虚幻景象，其中不少是由于新闻工作者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思想作怪而产生的失实新闻。这一切，不仅妨害了土改运动的展开，还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新闻事业的信任。

对此，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下，《晋绥日报》自1947年6月起率先检查其新闻报道工作中存在的右倾错误和新闻失实问题，并采用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性的基本原则。6月15日，《晋绥日报》用第四版整版篇幅刊登苏联剧本《前线》中有关“客里空”的情节。客里空是一个惯于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战地特派记者，但从不深入战场，而是呆在总指挥部，根据从总指挥部听到的一星半点材料胡编乱造。《晋绥日报》在编者按中说：“我们的编者作者应该更加警惕，并勇敢地严格地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和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在我们的新闻阵营中，肃清客里空。”因此，《晋绥日报》发起的这场运动被称为反“客里空”运动。之后，《晋绥日报》又在6月25日至27日以《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为题，连续曝光报社自我检查出的或群众揭发检举出的失实报道。接着，一些记者、作者、通讯员也响应报社的号召，对自己采写的报道失实之处作自我检查与自我批评。许多读者也热情地向报社提供口头的或书面的材料，一些县区的基层政权组织还帮助报社开展运动，发动群众检举“客里空”。9月18日，《晋绥日报》在其创刊7周年纪念之际，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联名发表《关于“客里空”的检查》，连载4天，将检查的重点指向报社的领导人员，提出把肃清“客里空”与检查端正领导作风结合起来。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并通过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将《晋绥日报》发起的反“客里空”运动推广到各解放区的新闻界。1947年8月28日，新华社发表署名总社编辑部的专论《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晋绥日报〉检查工作》，要求“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单位部门及个人，均应普遍在公开的群众性的方式下，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要由此开展一个普遍的学习运动”。9月1日，新华社又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强调“《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是土地改革中的一个收获，它必将使新闻工作更加向前推进一步”。在新华社的号召下，各解放区新闻界自9月起普遍展开反对“客里空”的运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太岳《新华日报》和新华社太岳分社、《东北日报》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等新闻单位都先后作出学习《晋绥日报》自我批评精神的决定，认真检查新闻报道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立场作风等问题，至1948年春季基本结束。

这场反“客里空”运动，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克服了土改宣传中的右的倾向，检查、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维护了新闻真实性原则，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与业务素质。但是，这场运动也存在“左”的偏向，误伤了一些好人，使1947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的土改宣传报道出现了片面强调“走贫雇农路线”的“左”倾错误。所幸的是，这一情况迅即为党中央所察觉。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工作人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检查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解放区新闻机构于1948年春普遍开展了一次对于土改政策宣传中“左”倾错误的检查活动。

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途经晋绥地区。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在听取报社工作汇报后作了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的讲话，全面总结了包括《晋绥日报》在内的解放区新闻工作经历的“左”、“右”两条战线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精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毛泽东认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

1948年秋后，人民解放战争向全国胜利推进，大批城市被解放，人民新闻事业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鉴此，中共中央、中央宣传部、新华总社自1948年下半年起多次颁布有关城市新闻工作方针的指示与决定。8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了关于城市党报工作的三大注意事项：（1）报纸主要为工农兵服务，但同时也要为干部、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服务；（2）报纸以报道农村与工厂的消息为主，同时兼顾市场、学校以及其他地方；（3）报纸副刊，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地对读者作教育工作。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各项工作，包括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这一报告，为党的城市办报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党的城市办报方针趋于成熟。

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后新闻事业大发展的新形势，1948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在其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举办由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参加的学习班。10月2日，刘少奇在学习班上作了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刘少奇在讲话中深刻阐明了新闻工作的作用与任务，指出：“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人民也是依靠你们的”，“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提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要有正确的态度”，作为党和人民联系的桥梁，要如实报道与反映实际情况；二是“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要到处去看、去问，独立地进行思考、分析和判断；三是“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四是“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

据此，新华社等主要新闻机构将新闻业务学习与研究列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提出了改进与加强新闻报道的四个问题，一是新闻报道要有全局观点，立足于某一地区的新闻要考虑其对全国的意义和影响；二是努力扩大报道范围，要大大加强城市报道，特别是城市工人运动和经济建设的报道；三是新闻报道要有连续性和系统性；四是新闻报道必须准确、迅速、简练。

随着大中城市、特别是新闻事业发达的大城市的陆续解放，清理、接管旧有新闻事业的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指出：清理、接管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清理、接管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之后，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决定》等一系列有关文件。

据此，各地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以既严肃又慎重的态度开始着手清理、接管旧有新闻事业。对于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反动党派所主办的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一律由人民政府接管，没收其一切设备与资财，不准以原名复刊或发稿。对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主办的报刊与通讯社，不仅允许其向人民政府登记后继续刊行与发稿，并予以保护与支持。对于私人经营的报刊、通讯社与广播电台，既不采取无限制放任的政策，也不采取简单地一律取消的政策，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长期坚持进步态度的报刊、通讯社予以保护，准其向人民政府登记后继续营业；对中间的不禁止其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营业，但须依法登记；对反动的则予以没收，停止其继续营业。对于民营广播电台，因其直接联系群众，且可能为敌人作通讯联络之用，故在军管期间一律归军管会统一管理，在军管会管理之下准其继续营业；私营的短波广播电台，则一律停止其播音。对于外国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人民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新闻机构，一律予以封闭；对外国私商主办的报刊，如上海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等，则准其继续出版。对于旧有新闻事业的工作人员，除少数查有实据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理外，其余均由人民政府安排，明显的进步分子与确有学识的中间分子留用，一般的编辑与记者经过短期教育后分别留用，其中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不易改造者则听其或助其转业；出版、经理、广播、电务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则按对待一般技术人员的方针办理。

【注释】

[1]鲁迅：《花边文学·序言》，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3]《见面话》，载《红星》，1931年12月11日。

[4]《今日新闻》于1941年3月31日停刊，1942年12月1日改名为《参考消息》恢复出版，由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合编，直至1947年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时才休刊。

[5]向仲华：《回忆新华社的创建》，载《新闻业务》，195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