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过去的十年，我国的经济规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描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GDP和人均GDP自然也出现了飞跃。GDP总量从1980年的约2000亿美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近60000亿美元;人均GDP从1980年的约200美元，增长到了2001年的约1000美元，到2011年更是一举超过了5000美元。[1]
GDP即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体规模和经济结构。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就是:
GDP=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
这个公式里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GDP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总量的重要标准，也成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然而，GDP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这些质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GDP的数据统计不科学。一些统计学者认为GDP的统计存在很多的遗漏，如地下经济活动、家务劳动、慈善机构的活动等;另外，GDP不衡量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如果按照GDP的统计原理，生产的劣质产品甚至卖不出去的产品也算在GDP里，由于质量规划等原因，没过多久就要拆除重建的工程，也可以使GDP增加，但实际国民财富并没有增长，甚至给国民经济带来了负担;(2)GDP不能反映人均GDP的占有量。虽然中国目前的GDP总量很大，在世界上处于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过多，实际人均GDP很小。而人均GDP才能更好地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3) GDP未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这些在现有的GDP指标中未能予以反映。于是，不少专家提出要用绿色GDP代替原有的GDP概念。绿色GDP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甚至还有人提出了人文GDP概念，也就是说在现有的GDP指标中不仅要考虑资源成本、环境成本，还要把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等作为GDP考核的指标。
2011年2月，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一时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新闻遍布全国各地，纷纷成为舆论争论的焦点。[2]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说明了什么?当财经记者了解到GDP的相关问题后，自然会对这一新闻进行比较有分寸的处理和理性的报道。如《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GDP居世界第二被指意义不大多领域落后》，记者从GDP快速增长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失衡、中国需要“人性化的GDP”、GDP含金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在“增加居民收入”、“要数字还是要幸福”等方面进行了报道，并且该刊在2010年第9期首次推出了“2009年全国各省、区、市GDP含金量排名”，2011年再次推出了“2010年全国各省、区、市GDP含金量排名”。[3]
一、投资
(一)投资拉动
投资从来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最近20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其发展的主要模式就是投资拉动。这种政府注入的投资对拉动GDP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最典型的是2008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的4万亿元投资大单，使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8%。
2012年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14525亿元，同比下降1.6%。而前三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3%，由此看来，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国务院会议确定立刻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其实，2012年2月底以来，重大建设项目审批速度明显加快，部分高速公路网、机场和轨道交通项目集中通过审批。从4月份开始，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国资委等六部委相继出台政策，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而发改委网站的信息显示，项目审批速度明显加快，5月21日一天就审批了100多个项目，相当于5月份前20天的总和。[4]
投资拉动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2012年工业企业利润的下降引发了国家发改委对投资的新一轮增加。这也再次成为媒体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其实，投资拉动不应是长期模式。投资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长期维持过高的投资率不利于经济增长。从近期来看，造成能源、交通、主要原材料供应紧张，加剧了一些行业的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从长期来看，增加了金融风险，危及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如何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拉动模式，也是许多财经媒体应该关注的。
(二)城市化
近年来，以城市化为背景的投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1年12月19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这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换句话说，城市化将继我国工业化之后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5]
城市化不仅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且还是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难题的共同出路。解决中国的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对外开放、调整供求失衡、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重大难题的相交之点就在于城市化发展。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资源、人口向城市集中，是优化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缓解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最优方案。[6]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财经新闻报道应该多一份理性，少一些盲目。如:
用“盖房子”式的城市化拉动发展贻害无穷
傅春荣
“靠行政力量推动城市化，并希望以此拉动经济发展是一个天大的误区，而且只会贻害无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城市化被理解为城市建设，亮点工程，圈地盖房，转移农民到城市，于是有了一条大马路。在这两行卷帘门式的城市化中，甚至出现了闻名世界的“鬼城”，一些被圈地的农民在城市里成了游民。
“这种所谓城市化式的发展，给城市、给农村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李义平指出，被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个误区。
被误解的“经济发展”
“真正的经济发展是有产业支持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实体经济不断地上升到新的层次的高质量的发展，是靠一波接一波的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李义平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首先是误解了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发展。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创新引领了经济发展。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长期运动》中的考察，一部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创新造就了新的产业，并由此引领了经济发展。他说，在许多工业中，在某个时期，基本技术条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发生时，一个时代就开始了。这个时期就是机器加工首先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手工劳动的时期。在采掘业，这个时期或者是发现了一种商品的来源和用途(如石油)的时期，或者是找到了迄今为止尚未利用的商品的新的和广泛的应用。
“作为这时期的具体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如18世纪80年代的棉纺织业和生铁生产，19世纪30年代的无烟煤生产和19世纪40年代的烟煤生产，19世纪20年代的炼铁(比利时)，19世纪60年代的石油和70年代的铅(美国)。”李义平说，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大家观察到一个革命性发明和发现被用于工业的过程，于是，这个过程就成为主要的生产方法。
“库兹涅茨通过对经济发展史的回顾，雄辩地证明了是一个重大的创新造就了一批产业，造就了一批企业，推动了一波接一波的经济发展。”李义平指出，当代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美国上一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发展，也是靠创新得来的，靠网络和IT产业引领的。德国、新加坡、以色列、韩国经济的发展都是来自实体经济扎扎实实地创新，而不是什么城市化。
“客观规律是经济发展了才盖房子，而不是靠单纯的盖房子发展经济。”李义平告诉记者，这个世界上迄今也没有提供单纯通过盖房子的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的案例，相反，盖房子式的城市化，在提高房价造成房地产行业的不菲利润的同时，也抑制了创新，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才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麻烦。”
片面城市化的后果严重
“片面的城市化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严重地冲击了农业，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李义平指出，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城市化首先是加剧了城市与农村的不平等，一旦城市化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就受到了地方政府百般推崇和矢志不渝的推动以及对农村的空前轻视。不要说对农村的投资在减少，就是连本来可以留在农村的资源，例如土地、劳动力、资本也离开了农村。
一方面是城市的扩张。有的地方政府在建设所谓的国际大都市的口号下，摊大饼式的扩张。另一方面是伴随着圈地和扩张的是乡村的消失和乡村的“自卑”。一方面是城乡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公共资源不能共享，重点高校农村背景的学生越来越少。把各种机会都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结果是产生了空前的失衡。
“其次，片面城市化的结果使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板。”李义平认为，从长期看，作为CPI核心构成的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是一种趋势，根本的原因在于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在所谓的城市化以及工业化(没有创新的、低层次的工业化)的口号的推动下，上了很多城市化的项目，上了很多拆拆建建的项目，甚至包括伴随着招商引资而来的污染严重的项目。但却很少有农业的项目。在劳动力价格信号的趋势下，青壮年农民基本上都进城打工了，这样虽然解决了农民个人增收问题，但不仅没有解决农业的问题，相反促使农业问题更严峻了，不少农村是一幅“老年农耕图”。
“威廉·配第曾经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农业技术条件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财富之父、之母都流失了，农村品供给减少，价格上涨是其必然结果。”李义平说，最后一点，我们的城市化是靠行政力量推动的，不是靠市场力量推动的，这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
“我们应当回到正确的经济发展轨道上。”李义平指出，正确的经济发展应当是用创新引领实体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寻找探求新的产业兴奋点，使实体经济有其真正的世界品牌。“真正地重视农业，农业完全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
(《中华工商时报》，2012年7月15日)
这是一篇观点式新闻。该新闻以专家采访的形式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无论该专家的观点是否被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则新闻都给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另一条道路。该新闻由现象到观点，分析逐步深入，层次感很强。开头部分即描述当前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怪现象:圈地盖房、大马路边的两行卷帘门，甚至“鬼城”。新闻通过这种现象切入，提出“被误解的‘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对这个主题的论述，则以背景材料和专家访谈的方式，简单回顾了世界主要国家和主要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从而得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引领”和“经济发展了才盖房子”的论点，而不是相反。如果说盖房子式的经济发展也有很多媒体进行过一些反思，那么该新闻的第二个部分所论述的观点则显得与众不同。当我们都在思考城市化如何发展时，该新闻则从城市化进程反思了“农业”问题，如城市与农村的不平等、农村投资减少、农村资源流失、农业发展陷入困境、农产品价格上升等。
二、消费
近年来，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语:扩大内需。扩大内需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扩大消费，与投资相比，消费对市场的拉动更具有本质性，因为各种产品和服务必须通过消费才成为现实的商品，这时作为支持生产、开拓市场的各种投资才会增加。一个社会消费规模和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意味着社会需求的增加;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消费规模和水平降低，则会使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动力和目的，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足。
(一)储蓄率和消费率
18世纪，荷兰的曼德维尔博士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群蜜蜂为了追求豪华的生活，大肆挥霍，结果这个蜂群很快兴旺发达起来。而后来，由于这群蜜蜂改变了习惯，放弃了奢侈的生活，崇尚节俭，结果却导致了整个蜜蜂社会的衰败!蜜蜂的故事说的是“节俭的逻辑”，在经济学上叫“节俭悖论”。在西方经济学史上，节俭悖论曾经使许多经济学家备感困惑，但经济学家凯恩斯从故事中却看到了刺激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个体而言，如果某个家庭勤俭持家，减少浪费，增加储蓄，往往可以致富。然而，凯恩斯却认为，节俭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这里蕴涵着一个矛盾:公众节俭，降低消费，增加储蓄，往往会导致社会收入的减少。因为人们的收入通常有两种用途——消费和储蓄，而消费与储蓄成反方向变动，即消费增加储蓄就会减少，消费减少储蓄就会增加。所以，储蓄与国民收入呈现反方向变动，储蓄增加国民收入就减少，储蓄减少国民收入就增加。根据这种看法，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会通过增加总需求而引起国民收入增加，就会促进经济繁荣;反之，就会导致经济萧条。
然而，我国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却成为束缚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储蓄率指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中储蓄所占的百分比。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的最终消费(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率。然而，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不断提高，储蓄和投资结构严重失衡，“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进行分析，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万亿元，最终消费为22.5万亿元，资本形成为22.9万亿元，进出口为2.2万亿元，照此计算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就大国经济而言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即使按照45%的储蓄率来核算，目前中国一年的总储蓄也能提供21.5万亿(元)的资金，折合为3.4万亿美元。因此中国不能说资金短缺”[7]。对于如此高的储蓄率，以及媒体经常讨论的“中国人为什么不敢花钱”这样的问题，著名学者党国英这样解释:“国内经济的工资成本越低，出口量越大，进而经济增长的实现越是依赖国外市场;为了保住国外市场，越是要压低国内工资水平，进而压缩了国内市场空间，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国外市场。中国存在代际财富连续积累的机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富裕群体。财富的集中在加深中国社会的鸿沟，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8]
(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我们经常能从财经新闻中看到:我国本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达到多少，比上月增加多少等。那么，什么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向我们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国民经济各行业直接销售给城乡居民、社会集团的消费品总额。这个指标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内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情况，反映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还能够反映零售市场的规模状况，因此是研究人民生活、社会消费品购买力、社会生产、货币流通和物价发展变化趋势的重要指标。
我们可以将消费品零售额按商品类别分为食品类、日用品类、文化娱乐品类、衣着类、医药类、燃料类等。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消费品零售额并没有涵盖服务消费和住房消费，在汽车消费方面也只包括限额以上的一部分汽车消费，因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社会消费总额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由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社会消费总额之间的变化趋势比较接近，并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月都有统计，便于对消费变动进行实时观测。因此各类经济报告中常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反映社会消费总额。[9]
下面的新闻能够加深我们对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理解:
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
龚雯 王鹤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822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2.4个百分点。专家认为，虽然消费增速略显疲态，但在“三驾马车”中表现平稳，无需过度担心。随着刺激政策的陆续到位、显效，预计消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将排名第一。
消费表现平稳，波动不大
在今年经济增速下滑的大背景下，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同样出现疲态。
6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58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不过，市场预计消费增速在三季度将出现一定回升，四季度基本稳定，全年增速在14.5%～15%，其中主要动力来自政策的推动，尤其是家电、汽车等可选消费品增速的带动。
从历史数据看，必需消费品、家电类可选消费品以及汽车、石油制品在限额以上零售商品中的比重基本稳定在33%、17%和50%。
由于食品、衣着及日用品等必需消费品增速与物价走势直接相关，预期三季度将逐渐回落。鉴于商品住宅的销售增速预期已经触底回升，家电类又是政策的主要支持对象，预计下半年政策所直接拉动的家电类消费有望达到10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上半年消费名义增速下滑，但实际增速相对平稳，市场对于消费增速短期回落不需要恐慌，相对于投资和出口，消费的波动不是很大。”
居民消费意愿加强
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第2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与一季度相比，居民消费意愿增强(较上季提高1.8个百分点)，投资(股票、基金、债券等)意愿走低(较上季下降2个百分点)。
“在社会消费中，居民消费占比在80%左右，有居民消费作为稳定的来源，消费依然会是‘三驾马车’中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一项。”刘元春说。短期刺激政策可以拉动市场，但长期可能会因为消费提前透支而影响市场正常生长。所以，目前对消费采取适度刺激即可，动作不宜过猛。作为一个中长期变量，收入分配、福利体系等才是推动消费的核心力量。
(《中国信息报》，2012年7月16日)
这则新闻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数据的变化进行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具体内涵和影响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对应的就是宏观经济发展中“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因此该指标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发展。该新闻从三个方面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进行了多层次的解读:首先，政策的推动将会使消费出现回升，尤其是家电、汽车类可选消费品增速加快，这说明政策是拉动消费的主因;其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物价有着直接关系，因此，食品、衣着及日用品等必需消费将逐渐回落;最后，该新闻还将消费与其他“两驾马车”——“投资”和“出口”进行比较，认为消费的波动不大。这则新闻虽然篇幅不长，但是通过三个层次的分析，顺理成章地就可以得出结论: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
三、出口
近30年来，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引擎”。其中，投资和出口的拉动力更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也更大。特别在东部沿海地区，服务于外需的出口加工型企业表现得最为明显，以至于形成了对外需有高度依赖的外向型经济特色。然而，2008年爆发的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也抽掉了一部分外向型经济的生存基础。
(一)出口的危机
近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投资拉动，但是投资势必形成更大的产能。而这些产能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消费需求进行支撑，就会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给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我国通过长期的投资拉动，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商品制造能力，但是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导致产能只能向出口倾斜，直接造成了我国经济对出口的严重依赖。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因为美国经济的迅速恶化和消费萎靡，直接导致我国沿海大量企业停产破产。这充分说明，在内需持续不足而投资持续扩大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即使没有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我们这种“投资+出口”的发展模式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向全球输出了大量的商品。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继续扩大，国际市场究竟是否还有足够的容量来消费“中国制造”?而且大量出口势必造成大量的外汇流入，进而推高人民币币值，提高我国商品的出口价格，这个过程目前已经开始发生了，那么在这个趋势下，我们的出口是否还能保持竞争力?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二)出口退税率:产业政策调整的风向标
出口退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已报送离境的出口货物，由税务机关将其在出口前的生产和流通的各环节已经缴纳的国内增值税或消费税等间接税税款退还给出口企业的一项税收制度。出口退税率是出口货物的实际退税额与计税依据之间的比例。它是出口退税的中心环节，体现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经济政策，反映出口货物实际征税水平，退税率是根据出口货物的实际整体税负确定的，同时，也是零税率原则和宏观调控原则相结合的产物。出口退税率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因此，财经新闻工作者应该多关注这个指标。
2012年7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同时发布了《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对现行出口退税政策作出较大幅度调整。如出口退(免)税申报期限延长、部分出口货物由征税调整为免税、生产型“小”、“新”企业可按月退税等。其实，我国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与宏观经济走势密切相关。2007年国家为避免出口贸易顺差过大，对部分出口产品的退税率调低，就是“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在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鼓励出口，对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进行调整。2012年对退税范围、退税时间等方面的调整，是考虑到出口的加工贸易企业危机，实质上是上一次政策调整的延续。[10]
四、通货膨胀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许多人都在抱怨，现在什么都涨价了，猪肉涨了，汽油涨了，生活用品涨了，各种劳务费用也在上涨，市场上“涨”声一片。2007年9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监测物价上涨幅度的CPI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8月份再创新高，达到10年来的最高峰——同比上涨6.5%。2010年12月28日，由《旺报》、《厦门商报》、新浪网联合主办的“2010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涨”字以91758票夺魁。“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等网络新词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热语。自2003年和2007年通胀后，中国再次面临通货膨胀压力，通货膨胀的话题又一次成为国人关注的重点。
所谓通货膨胀，就是“货币总量”相对“物品总量”不断增大的现象，形象地说，就是物价普遍上涨、货币相对贬值的现象。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通货膨胀一般产生两大重要后果:一是货币购买力下降;二是财富重新分配。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最为危险的“恶魔”，它既可能使中国经济增长遭受重创，也可能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改变。不过，通货膨胀也是有周期的，一般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出现，经过发展，最后伴随经济的衰退，经济走向了反面，通货紧缩就开始了。
衡量通货膨胀的具体指标，是一些重要的价格指数。美国的统计数据较为完备，其价格指数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GDP deflator)等。在以上指数基础上，还有核心价格指数(如core CPI)，就是将价格指数篮子里波动较大的成分(在美国是能源及食品)去除后的价格指数。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它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CPI是根据有代表性的一系列商品(包括服务)的价格来计算的物价上涨。我国CPI统计中包括8大类600多种商品，即食品、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个人用品、衣着、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烟酒等，各类商品按照一定的权重进行计算。CPI的计算公式是:
一般说来当CPI＞3%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5%时，我们把它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CPI构成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食品权重。美国的CPI商品篮子中，食品大概占15%。中国的数据不公开，但是有测算，中国的CPI篮子中食品可能超过30%。而其中猪肉又尤其重要，所以有说法称中国的通胀是“猪肉通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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