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冲突是社会学上的一个概念。它指由于不同的角色期望和角色规范的不同要求，引起社会角色在角色扮演中的内外矛盾和冲突，妨碍了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角色冲突可以分为角色外部冲突和角色内部冲突两种。外部冲突是指不同角色伴侣间的冲突，如夫妻之间、邻里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等；内部冲突是指角色丛内的角色扮演冲突，即一个人同时承担的几种角色间的冲突。若这些角色的社会期望不相容，冲突就会发生。如一个人同时扮演着教师、父亲、儿子的角色，有时，不同的主体对这些角色的期望彼此矛盾，就会发生冲突。
在第3章我们知道，大众传媒扮演着多重角色。有期待中的大众传媒角色、领悟中的大众传媒角色、实践中的大众传媒角色。多种角色集于一身形成了一个角色丛。角色丛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分别对应着自己的一套权利、义务规范与行为模式，当不同的社会主体对传媒有不同的角色要求时，大众传媒就会陷入角色冲突中。
要看一看中国大众传媒陷入了什么样的角色冲突中，首先要了解中国大众传媒的角色丛。
在中国大众传媒发展史上，传媒角色经历了相对简单的历史变迁。首先是作为意识形态工具。19世纪初，中国大众传媒诞生。最早的大众传媒是外国传教士所办的宗教报刊，诸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等。这些报刊主旨在于宗教宣传，其办报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传播宗教思想，可视为意识形态工具。随后，国人中的士大夫开始办报，如林则徐的《澳门新闻纸》、魏源的《海国图志》、王韬创的《循环日报》，这时的报纸对于他们来说，是救国救民、变法图强的工具。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办了《时务报》、《民报》等，都是把报纸视为宣传思想的工具。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中国共产党办了一系列报刊，如《新青年》、《向导》、《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这些报刊都是作为党的喉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主张。其次是作为赚钱的商业工具。传教士把报刊引入中国后不久，商业性报刊开始出现，如《申报》、《新闻报》等，这些报纸以赚钱为旨要，把报纸当做商业来经营。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建国初，报纸有过短暂的报纸经营时期，但很快又恢复到宣传机构的角色定位中去了。直到改革开放后，“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的理念提出，才最终确立了传媒的意识形态工具与商业工具的双重角色。
从上面我国传媒角色的简短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大众传媒诞生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就在政治角色与商业角色的双重变奏下不断转换着角色。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传媒角色才终于定格为双重角色。这实质上是对传媒本性的回归。大众传媒天生就有双重属性，对此，马克思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报纸是作为舆论纸币流通的”[53]，同时又说“报纸是一个有收入的文字事业”[54]。传媒的两重本性，在我国历史的发展中，由于革命战争的原因，商业性经常被遮蔽，意识形态工具角色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到今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传媒的角色认识也处于深化中，一个鲜明特点是传媒角色在双重性的基础上多元化起来。目前中国传媒扮演着以下角色：喉舌—商业—生活调节器—危机预警器—表达交流的公共领域—信息解释者—利益的协调器—民主法治的推进器—国民心态的抚慰者……其中，喉舌与商业是两大主导角色，其余角色居于从属地位，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角色丛。
在了解了中国大众传媒的角色丛后，我们来看看中国大众传媒角色冲突的表现。
一是党、政府喉舌角色与人民的喉舌角色之间的冲突。从理论上说，党、政府与人民的喉舌三者是有机统一的，因为党和政府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但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产生矛盾，如地方政府政策的偏差、人民群众的超前要求等。新闻法学家魏永征教授就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使“喉舌”让“党和人民都满意”，至少有十对矛盾要处理好[55]：①新闻功能：宣传和传播；②新闻单位性质：宣传机构和大众传播工具；③传播方式：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④新闻媒体宗旨：贯彻党的意图和满足受众需要；⑤新闻处理：指导性和可读性；⑥表达内容：报道官方消息和反映民意；⑦舆论监督：批评要批准和群众行使批评权；⑧经营管理：事业和企业；⑨新闻效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⑩发行：行政指令和市场销售。
二是舆论引导者与经济创收者角色间的冲突。政治属性要求传媒成为社会舆论的引导者，舆论引导不仅是传媒的内容，而且成为传媒的社会责任。经济创收者要求传媒成为商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我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这二者之间本身也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传媒要成为舆论引导者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市场中没有经济收入的传媒不可能成为好的舆论引导者。没有了市场，还谈什么舆论引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说“市场是最大的政治”。但舆论引导者追求的是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作为市场主体，传媒又要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为争夺广告资源、注意力资源，同质竞争、恶性竞争导致竞争的无序和低水平重复，社会责任也就谈不上了。
三是公众代言人角色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与上面的冲突类似。公众代言人要讲公共利益与社会责任，市场主体要讲经济收入。前者对传媒仅是一种柔性的约束，而后者是关系到媒体生存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硬件”。因此，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社会效益第一”往往被实践成了“经济效益第一”。受损的最终依然是社会责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公共利益与经济利益是传媒角色冲突中的最大冲突。对于这种冲突，传媒中人有深切体会。《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刘伟洲就说道：“所有的商业媒体都在寻找这种平衡，但非常难。我们可能要多多地发展一些非营利的组织来做媒体。”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说：“我觉得现在媒体最大的压力都不是责任实施的问题，甚至不是政治压力，而是生存压力，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为生存压力走到物质第一的地步，都已经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了，钱是第一位的。”[56]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传媒角色冲突的后果是社会责任的缺失。在冲突发生时，只要不越过政治的底线，传媒无一例外地都偏向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就是牺牲了政治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公共利益与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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