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氛围

资本主义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这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经历了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的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萌芽并发展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及以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受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及其文化氛围的影响。

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民经济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公司、大集团手中，大的垄断集团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力日益增强。国家对经济领域的调控或干预也越来越多，垄断组织操纵了许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价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由此形成了高度组织化的经济。经济上的高度集中和组织化，决定了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也是高度集中和一体化的。少数几个大的垄断集团和组织控制了全国大部分的经济和政治，各对立的政治集团，为了使损失只发生在资产阶级内部，不管是在对外还是对内政策上都越来越趋于一致；甚至是劳资双方都能为了公司的利益和发展而团结一致，结成联盟，更严重的是工人阶级日益丧失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和能力。因此，整个社会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同盟，遵守着这个社会的规则，维护着现存的体制。

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决定着它的文化状况，文化领域同时反映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和一体化，决定着它的文化领域也是高度一体化的。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就是一个极端明显的例子。此处之所以以纳粹德国为例来说明垄断资本主义的文化氛围对法兰克福社会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影响，在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和发展于纳粹掌权的垄断资本主义德国，德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无疑会深深影响到它。正是由于亲身经历过法西斯政权利用大众文化对大众的欺骗和控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才开始对大众文化进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批判。

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纳粹掌权。经济和政治领域高度垄断和集中的德国纳粹政权，也通过各种手段实行对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企图实现对社会的全面集权。为达目的，纳粹当局增设了宣传机构，强化纳粹主义精神的宣传；加强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充分利用媒体的力量进行反动宣传。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曾指出，广播具有重要的宣传功能，在法西斯宣传方面，广播的作用无法估计。^[1]他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纳粹党的工具，它的任务就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改造德国人民的思想。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纳粹德国自1933年起开始成批生产一种廉价的大众收音机，到1939年全国的收音机总数达到了1082万架。对来自国外的广播，尤其是反法西斯的报道，纳粹当局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设立大量的干扰电台，禁止德国民众收听外国电台广播。正如希特勒在其1938年的《德国广播手册》中所写的那样，“如果没有扩音器，我们是不可能征服德国的”^[2]。纳粹政权还实行严格的文化艺术审查制度。每一部文学作品或剧本都必须送交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审查，经认可后方可出版或上演，还大肆迫害进步文化和非纳粹文化。在纳粹当局的控制下，人们看到的书籍几乎都是“鼓舞”民众投身德意志“民族”事业、推崇种族主义偶像的书籍；能够看到的电影许多都是歌颂纳粹政权“光辉成就”的政治宣传片；打开收音机，全国同时播出的都是纳粹头目煽情的演说。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文化变成了纳粹专制文化，变成了纳粹党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

作为一个主要由犹太学者组成的左派知识分子团体，法兰克福学派深受纳粹党迫害。这样的文化氛围无疑会深刻地影响当时当地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这个以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研究目的的研究所的理论家们，目睹了纳粹党对大众的欺骗和统治，也目睹了大众在何种程度上被成功说服和煽动，成了希特勒的狂热信徒。这些都使他们意识到了纳粹党的宣传和统治一定有更深层次的秘密，并进而对其统治和宣传模式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霍克海默认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并不是把经济统治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而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因为法西斯主义不可能用合理的论证来说服、争取群众，所以它必定会从心理上着眼，必然要激发群众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的行为。“当群众被法西斯宣传所掌握时，所发生的情况并不是本能和冲动的自发的最初表现，而是他们的心理的伪科学的新生——弗洛伊德在他讨论有组织团体时所描绘的认为的退化到幼稚状态。群众的心理被他们的领袖接过来改变为他们自己进行统治的工具。它并不是自身通过群众运动直接表达出来，这个现象并不是完全新的，而是历史上一切反革命所预示的。”^[3]可见，他们认为法西斯极权主义统治的成功并非只依靠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强制性控制，在更大程度上它是依靠操纵群众的心理而取得成功的。那么它是通过什么渠道操纵群众的心理的呢？他们发现，纳粹主义利用的是经过艺术和审美化的文化包装后的东西来控制和操纵人们的思想。于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抨击法西斯主义，就必须抨击为法西斯用来操纵民众意识的大众文化及其传播媒介。

这一事实和判断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对群众的文化和心理的操纵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带有普遍性的特征，而德国法西斯主义这个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极端形式之所以能够产生并维持，原因正是在于它对群众的文化和心理操纵。法西斯主义对群众的操纵是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进行的，正是通过大众文化，如广播、电影、报刊等，法西斯把本身的统治意识植入人们的内心。因此，作为被法西斯迫害的知识分子，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无疑会对大众文化及其传播媒介进行激烈批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对法西斯野蛮行径反思的产物，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法西斯主义批判的合理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