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关系说

一、传统关系说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同属于刑事法律体系，都是办理刑事案件时所要遵循的法律规范。但刑事诉讼法是解决刑事诉讼的程序问题，属刑事程序法；刑法是解决刑事诉讼的实体问题，属刑事实体法。刑事诉讼法规定进行刑事诉讼的原则、方式、方法和步骤，以及参与者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等；刑法则规定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如何惩罚等。刑事诉讼的过程既是运用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也是运用刑法的过程。刑事诉讼一开始是立案阶段。应当由谁负责立案，立案应当办理哪些手续，立案后应当立即进行哪些工作等等，这是程序问题。但是，应不应当立案，是否存在构成犯罪的事实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则属于实体问题。在诉讼进入到审判阶段后，同样会遇到这两方面的问题。审判分审判前的准备，开庭审判，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评议、宣判等步骤，这是程序问题。而审查被告人是否有罪，应当定什么罪名，是否科处刑罚，有无从轻或者从重情节等，则又是实体问题。所以，刑事诉讼始终都要通过某种程序表现出来，始终都要紧紧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这个实体问题进行。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是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方法与任务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刑法是内容，刑事诉讼法是形式。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种结合和统一，可以说是刑事诉讼所要采取的诉讼形式和方法的结合和统一。”“程序法和实体法的统一，说明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是方法和任务的统一。”中国台湾学者蔡墩铭认为：“刑法所规定者为刑罚权之内容，与此相对，刑事诉讼法所规定者为刑罚权实现之方法，由于二者之间均与刑罚权有关，故刑法被称为实体刑法，而刑事诉讼法被称为形式刑法。”在刑事诉讼中，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如果没有刑事诉讼法的运用，便不能从司法程序上保证刑法的执行，刑法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说到底，刑法中的规定便成为一纸空文。同样，如果没有刑法作为刑事诉讼的内容和标准，刑事诉讼法的所有规定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刑事诉讼法的作用也不可能得到正确的发挥。

对刑事诉讼法与刑法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法律史上就能找到其渊源。不管是中国古代还是外国古代，凡具诸法合体特征的法律典籍，均将刑事诉讼法同刑法规定在一起。例如，公元前407年李悝所著的《法经》，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共有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盗、贼两篇为刑法的规定，囚、捕两篇则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律演变至今，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体例上都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规定，但是不可能彻底分清，难免有交叉的内容。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1条第2款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即是在程序法典中规定了实体法的内容。有的国家的刑事法律，例如《加拿大刑法典》，至今仍将实体法与程序法融为一体。

对刑事诉讼法与刑法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论述最为经典、最有影响的要数马克思的论断了：“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结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么这种空洞的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了。在这种观点看来，只要把中国法套上一个法国诉讼程序的形式，它就变成法国法了。但是，实体法却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诉讼形式。例如中国法里面一定有笞杖，和中世纪刑律的内容连在一起的诉讼形式一定是拷问——以此类推，自由的公开审判程序，是那种本质上公开的、受自由支配而不受私人利益支配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属性。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¹⁾

从刑事诉讼法的作用或称价值的角度看，传统的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论有着程序工具主义的倾向，视刑事诉讼程序为实现刑法的工具。这种传统观点对立法、对实践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保障刑法的正确实施……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我国司法人员也认为：“严肃执法的基本要求是必须全面执行法律，既要按实体法办事，又要按程序法办事，程序法是审判工作的操作规程，是正确实施实体法的保证。……只有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才能保证办案质量，而不按程序办案，就可能出现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