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和消费形态的演进

第一节　社会变迁和消费形态的演进

在历时性意义上，人类社会的变迁无论是发展与停滞，还是进步与倒退，都包含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制度变迁三个主题。其间，经济的增长决定了整个人类的时空结构和演变逻辑，即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的区域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状态，孕育了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观念和社会制度，并在各个层面决定了社会的基本性质。依据世界史的共识，整个社会都在经济的驱动下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5]在这个历程中，1500年被视为一个分界点：1500年以前为农业社会或传统社会，1500年以后为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也可以说1500年以后的人类社会历史是现代化的历史，现代化成为社会变迁的主线。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16世纪到19世纪。对于欧洲来说，这是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生存基础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过程，亦即工业化或现代化的过程。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展开。②20世纪。在这个阶段，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过程从而进入现代社会，人类社会整体也进入现代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③20世纪末。人类社会出现一系列新的迹象：一方面，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国际经济竞争加剧。因此，人们开始对16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和20世纪的现代经济进行反思。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特别是数字技术的革命，导致新经济的产生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因此，世界经济进入“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转型”阶段。随着人类社会开放性变迁的推演，消费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日益成为突出的焦点问题，并且在现代逐渐演绎成一个备受批判的病态生活观念和社会形态。

一、前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自古有之，并随着不同地区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如果我们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前现代社会中不同类型消费文化的形成与基本内涵以及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就必须认真地、历史地对待这一时期的消费伦理和物质生活的基本形式。因为，消费伦理蕴含了消费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并能对其进行指导和规范的一系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决定了社会主体消费行为的选择，而物质生活方式则标示出了前现代时期社会消费的基本形式和物质来源。

对消费活动和消费行为进行道德思考和伦理评价，是整个人类各个时期的时代主题之一。事实上，那些围绕消费问题展开的讨论是对与生活方式相关联的人类生活目的的意义和手段合理性的追问。尽管，西方世界和中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上并不一致，不同的物质经济基础、道德文化传统也会产生出不同的消费文化和独特的价值评价标准，但是，在物质生活的形式和消费行为的认知上也确有一定的共性，即节俭主义、禁欲主义或消费理性主义等消费文化的典型特征占据了前现代社会消费伦理的核心位置。换言之，人们大多认为，奢侈反映了一种纵欲、享乐、极端、非理性的态度，是生活之恶，而节俭则是人们所推崇的一种美德。节俭涉及人们对物欲的看法，即吝啬与奢侈之间选取“中道”的观念，节俭代表的是一种理性、限度、节制、明智的生活态度，追寻的目的是人类幸福生活的实现。

（一）西方消费伦理的奠基和变迁

从西方世界的社会历史来看，西方消费伦理的基本脉络大体从古希腊时代的快乐主义到节制主义，经过中世纪隐忍的禁欲主义，再到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西方世界消费文化的历史轨迹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过程性，与西方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组织形式、社会文化、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变迁保持一致。

1.德性主义消费伦理

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劝诫人们将目光从对外在宇宙物质的探索转向对人类自身的认知，尤其是关注人如何能更好地向“善”生活。在他看来，有理性的生活是不被吃喝、色欲、物欲所控制的有节制的生活。柏拉图强调理性、激情和欲望是人的灵魂的基本构成。欲望总是表现为一种占有的冲动，支配着身体趋乐避苦，且毫无节制；激情与欲望都是可朽的，但激情是高于欲望的构件，他们都服从于不朽的理性。在他看来，理性是灵魂的最高法则，克制着欲望和激情，引导它们向善避恶。由此看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建构的消费伦理观念具有强烈的德性主义色彩，其基本要义是：消费由理性决定，消费要符合理性。他们认为，作为公民必须恪守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要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就只能过有德性的生活，注重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客观的德性知识，即正义、勇敢、自制、虔诚、友爱，而不能为物质所累。柏拉图更是直接地将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列为古希腊世界的“四元德”。这种德性主义伦理观的形成一方面是由古代社会的自然性消费^[6]形态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理论家更加重视对“肉身化”世界之外的本体世界的探求。

2.中道消费观

亚里士多德汲取了德性主义消费伦理的有用成分，并将其发展为更为完整的消费伦理，即中道消费观。亚氏认为，人生活的终极意义在于“如何向善的生活”并“怎样才能成为善的人”。在亚氏的理论中，求善成为了一切理论和行动的逻辑起点。善是万事万物的根本目的，无论是源于理念智识还是内在于事物之中，善则是亚氏及其老师的理论的共同指向。黑格尔曾评价道：“善的发现是文化上的一个阶段，善本身就是目的，这乃是苏格拉底他们在文化中、在人类意识中的伟大发现。”^[7]可以说，善的发现及其理论的提出使人们理解社会生活、思考符合善的社会生活有了清晰的道德视角。据此，亚氏认为一切向善的德性都是以适中或适度为标准，无论是欲望的满足或是节制都要有度：过度的节制就是禁欲，舍弃基本的欲望满足和价值追求；过度的消耗则是对德性的抛弃。因此，“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道才是德性”^[8]。对于人的消费行为来说，合理消费就是在中道消费观的原则下进行适度消费。亚氏的以向善为起点的“中道”消费观，既是一种以消费为视角的道德体认，也是一种试图调试社会矛盾的政治体认。即，试图以中道的原则调试贵族与贫民在物质生活占有和享受上存在的巨大鸿沟，遏制社会奢侈之风，并能将富人的消费目的不仅停留在自我的享受，而更进一步提升到“为大众消费”的层次。

在亚氏的时代，社会消费行为所处的是一种物产丰富而疆域并不辽阔的环境。当时，尽管希腊人是最早的商业民族，但他们并不像近邻腓尼基人那样，纯粹是由商业发展起来的，其根本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与手工业。^[9]因此，土地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核心，而在土地之上，“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的双重形式”^[10]。由于当时所有制的双重形式，公社财产和私人财产相分离，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生产能力不仅获得了提升，家庭的生活物质来源也逐渐丰富。农业与手工业在个人之间的交换行为也随之增多，物质的流动性增强刺激了消费的膨胀^[11]，加上上层贵族社会的生活奢侈成风，这样一来，下层社会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孜孜以求的艰苦与上层社会的奢侈糜烂就构成了社会矛盾激化的潜在因素。在此背景下，亚氏提出中道消费观恰逢其时。

3.中世纪禁欲主义

漫长的中世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基督教教义要求人们远离物质的诱惑，尽力使负有“原罪”的灵魂获得救赎。禁欲主义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压抑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在基督教神学教义中，每一个个体的人只有放弃自己的欲望和利益，才能使灵魂远离罪恶，才能在末日之时进入天堂。教义认为“一个人的消费少于他的同伴是突出的美德，消费少是高尚的生活方式”^[12]。可以说，禁欲主义使得中世纪的社会消费长期处于萎靡状态。

除了神学影响下的社会思潮的导引之外，中世纪的社会物质生产状况也不允许个人无度的消费。“中世纪的社会经济是完全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13]对土地的争夺成为中世纪的一个核心特征，其典型的表现就是覆盖整个欧陆的拓殖运动，这一运动引发了大规模的殖民战争和民族大迁徙。在一个国家或民族所拥有的土地被以最原始的方式逐渐占据的同时，这个国家与民族内部的每个个体和机构都面临着整个经济关系的变化。持续不断的军阀混战和蛮族入侵毁掉了城市和乡村。城市沦为“带墙的坟墓”，“使城市陷入灾难的邪恶力量也影响到农村”。^[14]在乡村，“田地荒芜，耕地成林”是当时最大的社会痼疾，深深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尽管，彼时的西方社会发展出不同的庄园类型、土地财富分配方式和农业贸易方式，也无法掩盖物质匮乏和生产方式落后的窘境。这决定了中世纪社会消费生活的单一和匮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拓殖运动给自然环境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生产并没有对自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在德意志，拓荒者通过烧毁丛林和灌木、砍伐森林等方法将大片森林和荒地开垦出来；在英格兰，特别是南部、东南部和中部地区，一度覆盖着不列颠的古代森林，差不多被砍伐干净；在法兰西，大片的森林被开发成草原、牧场和耕地；这些都没有给自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相反，在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上，其积极方面则可称之为中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工程，它是欧洲动乱结束后人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所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所获得的最大成果。^[15]

但是，到了中世纪晚期，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主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个人财富得以普遍积累，这为民众生活消费的改善提供了基础和导向。首先，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提升。马克思曾强调“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16]，社会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水平的进步为公众的消费改善提供了物质基础。三圃制和重犁等制度和技术的应用使得土地获得了精心管理和利用，农业生产技术和方式的进步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手段。^[17]此外，土地持有面积的增加与粮食产量的提高，为农业经营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条件，畜牧业开始在农业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18]其次，中世纪晚期主体权利意识的萌芽和法律机制的初步建立为公众的财富积累提供了屏障。在中世纪封建关系中，“在社会活动的主体之间，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尤其在王权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或者说某种程度的契约关系”^[19]。这种“原始契约”^[20]虽然与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相差甚远，但它毕竟在当时人们社会活动的规则指引上对权利和义务作了某些限定。而封建制度下的法律虽然维护了“当时通行的领主与农民的权力结构”，同时也“对这种结构进行挑战；法律不仅是加强而且也是限制封建领主权力的一种工具”^[21]。在这种法律确立的张力关系中，农奴主体权利意识的逐渐增强，挣脱封建依附关系的农奴获得自由之后，经济力量也明显增长，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最后，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积累，到中世纪晚期，公众（尤其是农民等底层民众）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逐步改善，“他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况：领主对他们的控制大为放宽，旧庄园制度正在蜕变为一个空壳；事实上多数农民不再像一百年前他们的祖先那样贫困了”^[22]。

随着民众经济收入增加和权利保障的加强，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进一步上升，他们手中有了更多的结余可以用于生活消费，吃、穿、住、行、娱乐等，基本生活消费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同时，社会发展带来的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层也使民众之间的消费结构和水平呈现差异性特征。消费分层成为一个与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的替代指标，也真实地反映出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层状况和消费观念的变化。

（二）中国古代社会消费伦理的生成与延伸

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没有和西方文明历经相同的历史分期，但是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及其脉络来看，中国古代社会亦有近似的发展步调，只不过中国文化更具有统一性、保守性和承袭性。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演进中，消费伦理散见于各家学说之中。

1.先秦诸子百家的消费思想

关于消费的系统思考，始于阶级的出现，进而出现消费的差异。其中，先秦诸子百家关于消费的认知对后世影响深远，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管子等。

（1）儒家的消费思想。儒家重礼，讲求仁爱，但并不因此忽视对于基本生活需求的关注，孔子更是将消费作为个人道德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曾就衣食消费方面明言：“君子不以绀掫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杰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齐，必有明衣，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噎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23]在孔子看来，生活消费应当尚简朴，弃奢侈。“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24]意思是说，作为礼的一种要求，与其铺张浪费，不如朴素节俭。在俭与奢之间，孔子把周礼作为确定消费伦理的标准。在他看来，在衣、食、住、行、交际、陈设、婚娶、丧葬、祭祀等各种活动中，应该严格按周礼的规定来进行。个人在消费中超过了礼制为自己的等级所规定的标准，就是“奢”。如果低于等级标准，就是“俭”。这就是“用财有制，节之以礼”的消费观。

孟子明确指出在欲望与道德之间，后者重于前者，贪图欲望者低贱，但满足生活需要是必须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25]他又说，“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而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26]孟子提出了“贤王必恭俭”思想。孟子反对奢侈浪费的生活，在《孟子·尽心下》中记载：“堂高数初，攘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出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儒家之中，荀子对消费的论述最为深刻和丰富，他指出，“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门守，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27]。可见，在他看来，欲望只要是合理且可行的，就可以为之追求，这种本性不会因为贵为天子或者贫如守门之人而有所区别。并且“节其流，开其源，潢然使天下必有余”^[28]，“强本节用则天不能贫”^[29]。节用的目的在于“裕民”，“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30]，这才是强国富民之道。

可见，儒家对于人的基本消费欲望的满足持肯定态度，但是需要平衡俭与奢，做到既不消费过度，又要“俭不违礼”，即在两者之间达到“中庸”。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中人之情，有余则奢，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故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蓄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31]这种消费伦理在后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后，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消费的道德标准，成功地抑制了消费需求和欲望的发展。

（2）道家消费伦理思想。在道家的经典著作中，“尚俭”是核心思想之一。老子曰：“我恒有三葆，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而欲为“圣人”需要“去甚，去奢，去泰”。在节俭的原因方面，老子认为“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方，五味使人口爽，五音使人耳聋”。^[32]过度沉迷于口舌声色之欲必使人失去平衡。在节俭的社会效用上，老子认为，“我”无欲，自然就“民自朴”，意思是说统治者在生活上要少私寡欲，这样才不会加重人民负担，造就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当然，在节俭的前提和程度上，老子并没有将之推向禁欲主义的极端，而是顺其自然，以“知足”为限。所谓“知足”并非仅凭个人意愿来判断，而是有严格的标准：其一，“实其腹”，维持生存的外在的基本物质需要应当满足；其二，内心要对这种消费现状充分认同。

在老子生活的时代，上层社会骄奢淫逸，下层社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为此，老子提出顺应自然的消费观念不仅是对这种社会现状提出批判，更重要的是指出了社会发展应当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他的以寡欲为关键词的自然主义消费伦理，事实上也反对人为了自己的物质欲望而过度掠夺自然。

（3）墨子的消费伦理思想。在诸子百家中，墨子素以节俭勤苦闻名。节用是墨子消费思想的核心，节用论甚至是墨家思想的纲，“在墨家的经济思想体系中，生产论实际上成了节用论的从属部分。在墨学十大纲领中，经济方面的纲领只有一个：‘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墨翟几乎把一切经济问题都纳入节用的范畴下，把节用看做是解决一国经济问题的不二法门”^[33]。墨子认为，统治者应当作为民众的表率，做到节用、节葬和非乐。在节葬方面，他反对“棺撑必重，葬埋必厚，衣袁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34]的礼制。围绕节用，墨子还提出了“非乐”的思想。在他看来，享乐并不会剪除民众的生存疾苦，相反会加重他们的负担。他说“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将必厚措敛乎万民……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竿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35]

墨子的节用论源于他对于生产与消费、奢侈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在他看来，在传统农业社会物质匮乏的情境下，统治者盲目追求享乐，忽视生产对于消费的制约，必将给民众带来苦难，进而给政局带来隐患。墨子将奢侈浪费视为治国的七大忧患之一。

（4）管子的消费主张。管子作为法家的一个代表，主张奢俭统一，无论何种消费行为都应当循“道”而为，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行事。所以，他在提出“强本事、去无用”“节饮食，搏衣服”^[36]的思想以及“衣袁三领，木必三存”^[37]的节葬标准的同时，也鼓励侈靡。他认为，当社会生产不兴时，侈靡是最有效的推动手段。“兴时化，若何？曰，莫善于侈靡。……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38]意思是，富者的奢靡能为穷人带来工作的机会，促动百业复苏。当然，管子所谓的“奢俭统一”是一种基于促动社会生产发展这一目的的辩证性观点，但它并不适用于政治层面——在政治上，统治阶级必须以俭朴为第一准则。所以，他指出：“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匾不足；匾不足之所生，生于侈。”^[39]针对社会生活中的奢靡行为，作为法家的代表，管子自然从人性本恶的基元推演出依法制欲的方法，并提出“损有余，补不足”的均贫富的消费伦理思想。

2.消费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进一步延伸

诸子百家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和文化版图的确立，消费伦理思想随着治国理念的确立而延伸，其间，各时代的消费主张大都从先秦百家中汲取了营养。在汉朝时期，司马迁和董仲舒等人继承和发扬了道家的伦理观念和管子的均富思想，提出了“三富论”^[40]和“调均论”等。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以儒家为始源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当然和他们先辈一样，他也承认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是必须的，他的“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41]更直接地指出了只有基本生活满足了才会有快乐，反之，则会深处忧虑之中。至清代，思想家魏源从伦理出发向世人极力推崇节俭。他认为，“俭，美德也，崇俭禁奢，美政也”^[42]。可见，在他看来，“俭”不仅是个人品德的必备要素，更是政治稳定的润滑剂。“万率莫不有其本，守其本者常有余，失其本者常不足。……帝王之道贵守一，质俭非一也，而去一近，故可守焉，非若奢文之去一远也。”^[43]这指出了人们进行消费的本意在于维持生命。但是，他又认为“窒欲如填壑”^[44]，所以，他要求公众能够节制各种欲望，约束不必要的或超生活需要的浪费行为，使生活消费不偏离生活的目的本身，从而节俭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当然，魏源从均富的目标出发，还提出了“富民尚奢”的观点，俭只能“励上”和“训贫”，而不可以“规富”。富民应当通过尚奢来为贫民提供更多的生存机会，贫富之间“通工易事”越多，贫民获取生存来源的路径也越多。富民尚奢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和贫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均财”行为。^[45]其后，严复对魏源等人秉持的“富人生活奢侈有利于穷人的观点”并不赞同，而向崇俭靠拢，他指出“奢者之所裨，裨于受惠之数家而已，至于合一群而论之，则财耗而不复，必竭之道也”。但是，严复并不提倡过度节俭，“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所有生也。使不养不生，则财之蟊贼而已。”^[46]严复受到亚当·斯密理论的影响，认为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以积累为目的的节俭既违背了人们求富的心理^[47]，也不利于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所以，严复认为，崇俭与积极消费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从消费思想产生之时，中国古代社会的消费伦理都与人性之善恶、义利之取舍和政治之和谐密切相关。节俭代表着人性善、道义和政治稳定，而奢侈则是人性恶、利欲熏心和政治危机的代名词。而且，消费伦理尽管不同，但都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需求相契合。

二、现代社会消费观念的萌发与异化

现代社会消费理念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带来的物质爆炸密不可分。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和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在此背景下，消费层面上的禁欲主义和社会生产中的职业精神就构成了社会主体的基本规范和操守。其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广带来了大量商品，同时也促使了消费欲望的膨胀。这种变化使前资本主义阶段和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生产主义范式”迈向了以消费为核心的“消费主义范式”，并且在消费增长的路径中，“所有社会范畴都在消费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定义”^[48]。即，所有的社会主体都被裹挟到一个社会巨变之中，在其中，与消费相关的经济活动、生理活动都被赋予了文化意义，演变为社会思想形态中的一个构成元素，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文化悄然来临。这种转变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势的转变，同时也带来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转变。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49]这一论断清晰地标示出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即“被物所包围”和“大规模消费”。消费社会中，不仅人们的日常生活得以改变，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以及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转变。这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也是人的本体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改变。

（一）消费带来了什么

有学者指出，“消费既是西方社会巨大转变的原因，也是西方社会巨大转变的结果”^[50]。诚然，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分工的精细化为社会主体的消费提供了前提，西方社会现代化为大规模消费提供了可能，那么，反过来消费为现代世界提供了哪些驱动力呢？

首先，消费促进了现代城市的形成和扩张。依据韦伯关于城市的概念理论，城市在本质上是一个“市场聚落”^[51]。在类型上，早期城市可以分为“消费性城市”“生产性城市”和“商业城市”。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型城市，一些城市正由于是主要消费者聚集最多的居住地，才成为大城市。因此，城市的扩展基本上应归因于消费向某个国家的城市中心的集中。^[52]最初，在一个区域从社区向都市的过渡中，消费的重建力量至关重要。因为，消费作为私人生活的核心之一对公共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消费的随意性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更为宽松的社会；第二，消费的扩张要求市场的扩大作为后盾，市场的扩大化客观上为现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源动力；第三，由于拉动消费成为消费社会的发展动力，在此驱动下，消费品的范畴从传统的物品和服务扩展到城市中的空间和建筑，“空间中的生产—消费”正在转变为“空间的生产—消费”，这在物理空间上推动了现代城市的发展。

其次，庞大的消费群体对商品的欲望扩大了市场的物理和价值空间。在中世纪晚期和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奢侈性的生活仅仅存在于宫廷之中。但是，物质繁荣尤其是物质享受的巨大进步使欧陆社会实现了巨大的进步，暴发户、贵族、骑士等宫廷社会的模仿者们也开始参与到当时的奢侈和消费的社会情境的描绘之中。这一时期，社会消费呈现出四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家庭化。消费从少数走向家庭是市场扩大的最大动力，因为消费的家庭化使生产进入规模化阶段，生产的扩大必须培养更庞大的消费群体，创设一种社会设置来推动人们去消费，这种社会设置就是市场。其二，客观化。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客观化构成了消费从非生产性向生产性的转变。因为它使得资本主义企业中的雇佣人员成为生产性的工人，反过来，消费（奢侈）的客观化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三，官能化和精制化。指奢侈从追求精神价值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追求更低的、人类的动物本能上。同时，社会对商品的精制化需求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力，其结果便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扩展和与之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商贸的扩展。其四，高频化。这种趋势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商品需求和欲望^[53]满足在某一时间内的大量集中，毋庸置疑，这是市场扩大的基本条件之一。总之，消费的扩大化、多样化、高频化和底层化是与市场的生成与扩展紧密相连的。市场的扩大与生产的扩大通过消费勾连在一起，并相互强化，最终由于生产对原料的需求和公众对不同物品的渴求，使得世界市场得以在全球版图中展开，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念伴随着市场的触角延伸到社会文明的每一个角落。

最后，大众消费通过对商品性质和价值的改造，消费改变了一些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当消费社会的消费者在物化生活中形成一种当下生活满足感以及全心追逐消费品的社会心理的时候，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陷入一种普遍的萎靡状态，社会关系也在不断地进行分裂和充足，不同消费阶层之间的差异和对撞形成了社会冲突的一个基本面。社会分化、公共领域的符号化和商品化、精神生活受限等问题逐渐表现出来，这些都使社会的进步和改革丧失了土壤。这意味着，当代社会中的人必须走出仅仅为了提供消费品而存在、改革、进步的局面，突破消费社会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宥限，才能实现人的更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理性改革。

（二）消费的异化：消费社会的到来和消费主义的泛滥

1.消费社会的产生及其特征

在资本主义早期社会中，“禁欲苦行和贪婪摄取这一对冲动力就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后者是体现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骚动激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54]。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早期的这种禁欲主义与对财产的自发的享受之间的强烈对抗束缚了消费。^[55]这种境况在20世纪早期随着“福特式”生产方式的到来发生了改变。进入20世纪，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特殊的群体和某一领域，消费者的范围扩展到整个社会，而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也促动了生产方式的更新。促成这一转变的是隐藏在社会发展之后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获得了保障；二是劳动力形成了许多有效的需求，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能够实现社会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两个目标并不完全吻合，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资本主义必须寻找到能否使二者趋于平衡的‘调节模式’，而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就是20世纪资本主义用来平衡二者关系的两种最重要的‘调节模式’。”^[56]福特式生产方式带来了流水线，使生产进入标准化、规模化的新阶段。大批量的生产带来了大规模的消费，并且资本主义获取利润的最主要领域由生产资料过渡到生活资料，大量的同质化、齐一化的大众消费品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情景，即每个人都沦为消费者，每个人都深处商品的包围之中。随后，福特式生产组织方式也暴露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僵化”^[57]——它需要长期和庞大的固定资本投资，很难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因此，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成为必然。一种更具弹性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了前者，并给消费者的日常消费带来了新变化，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组织形式，加快了交换和消费的步伐。“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反映了西方社会……从传统的以‘生产’（制造）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包括服务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后福特主义进一步扩大了消费的范围，加快了消费的步伐，创造了刺激、控制和引导消费的更为多样的形式，为当代消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58]随着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和推广，西方社会进入到了大众的消费社会，并伴随着全球化过程将之推广到每一个意欲实现现代化的区域或国家。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是：①消费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②消费不仅具有满足生理需要的功能，还是确认和彰显身份的建构性工具，即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认同和消费成为人的存在与价值这个命题的两个方面，体现为认同支配了消费，消费体现了认同，消费社会使人物化进而丧失了批判的意识和能力。

2.与消费社会同构的消费主义文化

在文化的意义上，与消费社会同构的是消费主义的文化。在消费社会，一方面一切文化都是以商品的形式被生产、交换和消费，并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商品不仅是物质上被生产的物品，而且是刻印了某种文化的东西”^[59]。在商品与文化的同谋之中，消费社会沿着“资本的逻辑”^[60]坠入了充满异化的意义世界。

首先，消费主义成为消费社会中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消费主义要求人们不要把消费仅仅视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必要环节，而要将其当作人生根本意义之所在。人生的根本意义就是消费，消费就是我们“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这种价值哲学渗透到当代社会的基本制度、政策和生活模式之中，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它用需求及享受取代了偶然世界，用一种分类及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生理秩序。”^[61]

其次，消费主义文化改变了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是物质主义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丰富程度决定了生活的质量，每个人都背负着消费者的标签以对物的占有和享有来衡量社会是否处于进步之中。同样，消费文化的传播与商品的大规模扩散将全球生活方式统一化。在全球视野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生活方式方面趋于一致。抛开传统社会文化因素不谈，消费文化可能是社会变迁和生活方式转化的最大影响因素了。考察历史和文化视角下的日常生活，我们认为消费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是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动力和标志。

再次，消费文化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冲击。消费文化的典型特征是一次性消费、过度包装、对消费品的排他占有，商品频繁地更新换代需要持续的环境资源供给作为保障；过度的包装也会浪费资源，为环境带来沉重负担；对商品所有权的迷恋，尤其是汽车、奢侈品等商品的个人化同样为环境资源带来巨大压力。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的《2004年世界状况报告》曾就消费主义在全球的影响进行了这样评判：当美国人和西欧人“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控制了非可持续性过度消费时，发展中国家以环境、健康和幸福为代价，正在重蹈覆辙”。这正说明了消费主义给环境资源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是历时性的，更是广泛性的。

最后，消费主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重新解构了社会结构和秩序，并以其“现代精神”重置了现代社会的秩序安排和结构关系。社会的基本结构包含消费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反过来会影响甚至决定社会结构的流动。现代资本主义经历了较为充分的工业化阶段，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场取向的社会。中产阶级的生成是以资源配置体制的变迁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成熟之后也对资源形成了吸附作用，构成了社会消费的主体。而“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上，着眼于努力扶植一个中等阶级，并且通过各种政策手段，设法使之尽快发育起来，将整个社会结构从两极结构推向三极结构……这就是所谓社会结构的重建”^[62]。这是社会结构与社会消费互动的一个例证。按照社会结构的经典理论，社会结构是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国民社会等宏观和微观要素相对恒常的结合。^[63]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应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开放性的重要特征。在这种开放性的社会结构中，消费主义的渗透是通过“物”的传播和“环境”的型塑完成的，即大量的商品为社会结构的变迁提供了物质前提，而消费思想的传播为现代社会的人和制度提供了特定的行为选择“环境”，在这种“特定的选择环境中作用的规则体系能够或多或少指导人和物质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64]。这样一来，占主体的中产阶级、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就在这种选择环境中实现了统一，为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主体、动力和环境。事实上，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新的社会转型，只不过消费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主角而已。同样，消费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商品的符号属性也在个性的建构及社会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随着商品世界的扩张、大众媒介的渗透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强有力地建构着新的社会秩序。

总之，现代社会由简单向复杂社会组织演进的过程中，群体结构和文化都在不断分化，并形成了与每一个阶段相适应的有关权利、声望、物质和权力的分配机制。但是，社会演进的连续性总会由于一些变量因素的出现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病变。消费主义文化的出现就是这样一种变量因素，它的出现修成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取代了社会原有的文化制度集合，使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浸染了“符号化”“异质化”的色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人类的基本本性和社会的传统气质，使其成为人的本性的一个新注脚和社会文化的新特征。这表现在传统断裂、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社区解体、主体性丧失等各个方面，并且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固定的边界，成为了全球性的经济文化特征和时代的文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