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理念：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视角审视
20世纪中后期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危机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因素，而与之相关的环境权理念也随之得到了迅速发展。环境权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之后日益深入和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人权会议逐步接受了环境权的理念并将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加以肯定。1973年维也纳欧洲环境部长会议制定了《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肯定地将环境权作为新的人权并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72年联合国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使环境权首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并在《人类环境宣言》中加以明确确认。随着环境权理念为人们逐渐接受，学者们也对环境权的概念作出了不同的释义概括。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权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就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承担的基本任务”；[1]吕忠梅教授认为：“环境权是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和利用资源的权利”；[2]陈泉生教授认为：“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3]在《环境科学大辞典》中，环境权解释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财产安全权、生活和工作环境舒适权等。J.G.Merrills在其《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uman rights：conceptual aspects》一文中尖锐地指出环境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他从五个方面反思了环境权研究的现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必须明确环境权概念的确定性和一致性问题。笔者认为在环境权研究蓬勃发展，学者们普遍承认环境权的基础上，我国应该致力于明确环境权概念的一致性即*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理念，从而集聚有限的学术资源促进环境权的进一步发展。基于自由权和发展权而发展起来的环境权是环境法学的理论基础，其应该作为一种基本人权而为国家宪法所确认，只有当环境权明确入宪它才能对保护公民乃至人类的环境权发挥积极作用。作为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的资源匮乏性国家，为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我国应该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积极探索，尽快将环境权明确写进宪法，使之作为宪法性的权利而有力保障资源环境的保护及有效利用。
一、环境权的出路：理清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权的存在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其法理和哲学基础的，理清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更加明确环境权研究的出路。在环境权的研究发展过程中，由于环境权理念概念的不确定性而导致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但这两种环境权观都有其自身缺陷。人类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思想也不断蜕变，对各种环境观加以分析将不难发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观才应是指导环境权理念发展的法理和哲学基础。
（一）古代“天人合一”环境观
“古代‘天人合一’的环境观以天为讨论人类生存环境的出发点，以人类社会的生存需求为中心，以顺天应人的实用理性为实现生存需求的根据”。[4]《管子》中有载曰：“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当时人类局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只能顺应天理并将这种观念运用到社会生活领域，指导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人类对环境的关注仅仅建立在顺应天意的物质层面即向大自然索取所需的层面上，这时候人类只是适应环境而并不关注环境对人类生命本身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的环境观是人适应自然、人与自然的局部和谐与发展的环境观念。
（二）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环境观
作为一个在自然界中占支配地位的物种，人类从其建立起有组织的社会以来就以自己的利益为目标为中心改造着自然环境，并将环境资源作为财产和所有物加以占有，这就是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类在满足自己物质利益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环境问题，环境危机随之而来。当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生存时，一些生态学家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观点：他们认为人类只是大自然中对其他有生命物种没有任何特权的一个有生命物种，人类在实际生活中仅仅根据他们固有的天性而利用环境资源，人类仅仅是依赖环境资源为生而已。无疑，这给人类法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但显然一个以生态中心主义的国家法律体系是无从产生的，人类法律只会遵循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而规范自己的法律体系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
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构建环境权观念是以人类为中心而将其他生物物种排除在环境权利之外，它是依据整个人类法律体系而构建的。自然界根本就不存在利益问题，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所谓利益，只能是人的利益。环境权的保护无可厚非应当从人类自身利益出发，但如果不考虑其他生物的环境利益，只是为了当代人类生存，即使对后代人生存也只通过“物竞天择”达到“适者生存”，显然极有可能会陷入以当代人类为中心而无视自然的倾向，不利于环境资源的保护，也不足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危机。
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来构建环境权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即是将整个生物界的生命物种作为权利主体，认为自然享有权利包括“重要的、濒危的物种具有生命权和良好的生存权，主要的动、植物具有清洁空气、清洁水权，河流、沼泽等具有不受侵害的权利”，[5]给环境权立法带来了难题。法律只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非人类生命不能够行使其权利也不能够承担相应的义务，因而它不能为法律所调整。保护生态环境及其他物种只是为保护整个地球的和谐发展而对非人类生命的人道主义关怀，绝不能理解为赋予其法律上的权利。生态中心主义环境权观将完全颠覆传统法律体系，因而是不太现实的。
（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环境观
从古代的“天人合一”到“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再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循环，最终回到和谐发展才是符合自然客观规律的。只有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人类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离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只会自取灭亡。笔者认为构筑环境权理念不应该简单的吸收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某些观点来作为理论基础，我们的环境权观念应该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同时避免极端的以生态中心主义否定传统的法律思想，在此基础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理念。“环境法以实现双重和谐的发展机制为最终关怀，和谐必将会成为整个环境法的主导精神”。[6]只有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和谐发展的状态之中，才能确保当今和未来世代的环境权。
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理念
蔡守秋教授曾经说过“目前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修改、充实、明确和突出环境权的问题”，[7]二十多年之后这句话仍然对环境权适用，依然还是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环境权不能禁锢于传统法学的樊篱，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上构筑环境权理念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尝试路径。
自然法是不变的，环境权的保护也必须在遵循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去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理念不同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观。虽然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注重人类本身的利益、不改变传统法律观念体系、不将其他生命物种作为环境权的主体，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观更强调和谐基础上的环境权利保护。在欧洲发达国家，逐渐显露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环境权领域，注重和强调道德和精神取向的环境共享权，越来越严格地限制财产和物质取向的个人权利，并通过创制一系列新的程序工具来保障环境共享权的实现”。[8]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理念本质上就是一种“限制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它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为基础赋予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享有良好环境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本权利，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环境权理念。这样既保证了人类本身的环境权益的保护，又保证环境资源不至于被人类肆意掠夺，从而使二者达到和谐发展的目标。
确立和实现环境权是为了达到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目的，因为环境是每个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而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基础上的环境权理念更宜于从和谐的角度出发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和后代人的环境权益，不至于陷入越来越深的环境危机之中。现今环境污染和破坏、自然资源的匮乏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条件，当代人和后代人对环境权要求更为强烈。环境权保护的理想结果应为环境质量的改善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无疑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理念才可能最好的保护这种结果的出现。
作为一项脱胎于自然权利的新型权利，环境权需要获得宪法保障而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并通过部门法提供具体的保护途径，真正使得环境权成为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法律保障并且落实到实处，即环境权需要尽快完成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转化。环境权是一项新型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它既是一项法律权利，同时也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不能剥夺的。[9]环境权已是多数学者承认的应有权利——人权，还应该进一步使环境权法律化、制度化。实有权利是权利价值的最高表现形式和权利追求的最终结果和归宿。环境权的法律化，实质上是其从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的转化，这种转化包括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中转化两个层次。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再向实有权利转化应该作为环境权实现的基本发展形式。法定权利为应有权利向实有权利过渡创造了条件和基础，但也并不等于所有的法律规定都可以转化为现实的权利，环境权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环境权作为一种自得权，他的实现真正是不靠天不靠地，只能靠自己。这种权利不是通过与权利主体相对的义务主体履行义务来实现，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主体，而是通过权利主体本身的努力来实现”。[10]因此，就需要走环境权宪法化、具体化的道路，赋予环境权主体根本性的和具体的权利，才能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理念深入人心得到有效实施，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和有序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理念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也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和谐发展才是根本。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也是维护人类物种的必要措施。但是遵循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能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保证人类世代发展的利益。对环境法律的基础性权利——环境权，也应该辩证地看待：我们不能仅以生态中心主义构筑环境权，但可以吸收其中保护生态利益的合理观点；完全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观也不利于环境资源的保护，因此应该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总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理念最符合人类自身的发展，将之具体化、宪法化会促进环境权得到更好地确定和发展。
三、环境权和谐发展理念之现实意义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危机，在宪法和相关立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已经刻不容缓。而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础的环境权理念对环境权的确立及环境法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促进环境法律的发展
每个部门法都是以一定的法律权利的存在及保护为前提条件的，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也应该有其自身存在发展的基础性权利——环境权。虽然现在对环境权的研究在不断进行，但是它仍然处在理论探索阶段，环境法在保护内容方面缺乏环境权从而导致环境法保护权利的缺失，使环境法仅仅成为容纳诸部门法对环境问题采取法律措施的综合体。就环境权而言，由于当代社会在长期的法律实践基础上已经围绕传统法律观念建立起了相对稳固的社会关系，因而环境权理论的提出将极易与传统法律观念发生冲突。[11]
环境立法的目的应当是在维护人类自身生存利益的前提下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自然，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世代间的平衡，并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得以实现。环境权的和谐发展理念以和谐发展为基础，它不否认传统的法律观念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利，有利于其作为环境法的核心权利早日确定。环境权在环境立法中得以体现并确立使得环境法有其自身存在发展的基础性权利，会促进整个环境立法的发展推进，最终促进环境法律得以继续发展。
（二）促进环境权的司法实践保障
我国环境立法对于保障环境权不够完备、不够具体，而与之相比环境权在司法实践中的保障更是非常欠缺。传统的理论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或削弱了司法救济对环境权的保障功能，环境权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进行操作与保护，但我们仍需积极探索，促进其在司法中的实际应用。环境权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能够积极推进环境权作为环境法的核心权利确定，从而推进环境权的具体环境立法，保障环境权在司法实践中得以维护。
环境权的理论以其在法律上没有具体规定，性质和内容不定，主体不一等原因而在判例上遭到否定。[12]在司法实践中，以环境权为诉讼理由的诉请遭到否定的理由大概有如下几种：将宪法关于环境权的有关规定解释为程序性的规定或纲领性的规定，认为不能根据这些规定直接取得具体的环境侵害请求权；认为环境权是针对环境而言的利益，这种利益不能说是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只不过是反射性利益；还有的认为环境权的内容和范围、环境权的主体范围不明确，无法具体适用；也有人认为，环境是公共利益，任何个人不能成为它的利益主体，因而原告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等。这就需要在研究和实践中努力克服环境权的“纲领性规定说”或“抽象性规定说”，通过修宪或者宪法解释途径确认环境权作为具体性的宪法基本权利，从而有效地拘束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础保护环境法律关系主体的环境权利，应该是一种具体性权利。将之作为具体性权利写入宪法予以保护，宪法的该条款就会具有审判规范性效果，司法权亦应对此条款负有实施司法保障的法的义务。另外，随着我国法治的不断推进和法制化的发展，也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程序作法予以保护：通过环境权人权化的学术主张，从人权的角度将环境权变成现实的法律实践，并通过人权法院、宪法诉讼来强化公民环境权意识，以及通过创制新的程序和信息工具来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然后在社会取得共识的情况下，逐渐将其纳入宪法化、具体化和公民权化的发展轨道。在环境权入宪以后，着手解决环境权在部门法中的具体化问题，并使其通过诉讼程序得到保障。通过以上途径就可以推进环境权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环境权的保护真正落到实处。
（三）推进可持续发展
在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影响下，我国也提出转变观念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法律制度的构建而法律的发展也会产生反作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只有增设新的环境权，才能实现对环境的充足保护，促进生态平衡，保证人的生存、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理念更利于从和谐发展的角度出发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后世人的环境权益。在环境危机和资源匮乏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情形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理念才能达到环境质量改善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想结果。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人类在追求自己利益时会更多的考虑环境资源的因素而不会无视自然规律，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目标，促进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当代中国正在*导建设新型的节约型和谐发展社会，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思想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和推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主题。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相适应，环境权的和谐发展理念也应该是其应有之义。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理念并以之为指导积极推进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切实保障环境权得以有效实施，保护环境资源，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环境权是环境法的基础理论，唯有积极促进环境权在宪法及相关法律中得以全面落实，并使相关的具体权利框架建构起来，才能使其在实践中具有可实施性、可操作性，从而推动环境权乃至整个环境法律的发展及地位的提升。
［本文载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1期，合作者董正爱］
【注释】
[1]蔡守秋.环境权初探［J］.中国社会科学，1982（3）：33-37.
[2]吕忠梅.论公民环境权［J］.法学研究，1995（2）：60-67.
[3]陈泉生.环境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05-106.
[4]周训芳.环境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2.
[5]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06.
[6]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01.
[7]蔡守秋.环境权初探［J］.中国社会科学，1982（3）：33-37.
[8]周训芳.欧洲发达国家公民环境权的发展趋势［J］.比较法研究，2004（5）：93-105.
[9]陈泉生，张梓太.宪法与行政法的生态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14.
[10]徐祥民.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04（4）：125-138.
[11]汪劲.论现代西方环境权益理论中的若干新理念［J］.中外法学，1999（4）：29-38.
[12]金瑞林，汪劲.20世纪环境法学研究评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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