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依据

第五节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依据

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²⁷⁾早在罗马法上就有关于行使权利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规定，尤其在相邻关系上，如果行使所有权有害于邻人，则被认为违法。⁽²⁸⁾

“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已得到现代许多国家民法立法、学说与相关判例的承认。⁽²⁹⁾从内容上看，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具有概括抽象性，在内涵和外延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从各国的立法来看，很少有明确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概念和适用标准的范例。从“权利滥用”原则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权利滥用”在古今法律发展中大体发展趋势是从具体化的权利限制，发展到一般的权利滥用禁止，应用领域从所有权扩展到其他各项权利。⁽³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原来只适用于物权法领域，尤其是所有权上，但是后来扩展到了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人身权等在内的一切私权。⁽³¹⁾因此，知识产权和其他民事权利一样，理应受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制约。

一般认为，构成权利滥用有四个要素：主体是正在行使权利的权利人；客体是社会的、国家的、集体的或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主观方面是权利人存有故意的心理状态；客观方面是有危害他人权利和利益后果的行为。⁽³²⁾有学者认为，对权利的限制有内部限制和外部限制两种，前者认为权利本身包含义务，权利应为社会目的而行使；后者则是在承认并保障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权利行使的自由性的前提下，以公法的措施适当限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以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以及公序良俗原则限制权利行使的自由权。⁽³³⁾这对于知识产权的滥用也应该是适用的。⁽³⁴⁾

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直接出现“权利不得滥用”的字样，但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事实上存在权利不得滥用原则。⁽³⁵⁾其主要依据是《宪法》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我国现行《民法通则》也没有关于“权利不得滥用”直接规定，只有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³⁶⁾依此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必须实现个人利益、社会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对于这条的含义，国内学者在解释上不一致，有解释为禁止权利滥用者，认为其是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关于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的基本规定；⁽³⁷⁾也有解释为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者；还有解释为尊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遵守国家经济计划者。种种解释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已经有学者提出将该条改为：“任何人均不得滥用自己的权利。”⁽³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