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文明的门槛

鸿蒙初开，珠江大地充满生机。流水发出欢笑，山冈也格外年轻。人类逐渐离开山洞，走向宽广的田野，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从此，珠江进入了人类历史的童年。

珠江流域是我国出土古人类化石最多的地区，也是我国远古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1956年在南盘江流域的云南开远县小龙潭发现人类直系祖先腊玛古猿牙齿化石，年代距今约1400万年。1980年在珠江流域外围云南禄丰出土3具比较完整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定名为“腊玛古猿禄丰种”，年代距今约800万年。1956年在流域外围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两枚人齿化石，年代距今约170万年，此即著名的元谋人，比“北京人”早100万年。元谋人已脱离猿人阶段，进步到直立人阶段，为现代人的远古祖先。1973年在北盘江流域贵州水城县出土“水城人”牙齿化石，属典型古人（早期智人），体质特征比“北京人”进步。1975年在南盘江流域贵州义兴县出土“义兴人”人骨化石，属晚期智人。云贵高原还有“桐梓人”、“穿洞人”等化石，皆属旧石器人类遗址。而据初步统计，我国华南已经发现古人类旧石器遗址和地点约80多处，其中三分之一是在西江水系流域，所以西江是人类早期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

西江流域的广西溶洞遍布，古人类遗址也最多。著名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广西是古人类研究的重点地区》论文中指出：“从地质地理条件方面看，广西更有发展古人类学的独特条件。……在人类还没有能力修建房屋的原始时期，山洞就是人类居住的唯一住所。……广西山洞特别多。”又说，“在人类发生和发展的过去一百万年里，广西这个地方始终是气候暖和、雨水充足，自然界中有丰富的食物资源，适宜于原始人类和与人类接近的猿类生息繁殖”，“中国可以成为世界上古人类学的中心，广西是中心的中心”。目前广西已明确的古人类遗址有13处，属晚期智人阶段。包括1958年在柳江边发现的“柳江人”，1956年在黔江来宾县发现的“麒麟山人”1960年在邕江外缘发现的“灵山人”，1961年在漓江发现的“荔浦人”，1972年在柳州市郊发现的“都乐人”以及其后在附近发现的“九头山人”、“白莲洞人”、“甘前人”，1979年在右江发现的“定模洞人”，1977年在红水河都安县发现的“九楞山人”，1979年在桂林发现的“宝积岩人”等。这些原始人类都显示出蒙古人种特征，特别是柳江人，是我国南方古人类的重大发现，为迄今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发现的最早的新人的代表。它作为珠江流域旧石器时代人类代表曾引起很大轰动。1981年初，《日本读卖新闻》这样报道和评论：“在琉球群岛中的宫古岛洞穴，发现了被认为旧石器人的头骨和直椎骨等，经过鉴定，被认为与中国广西发现的‘柳江人’为代表的中国华南地区旧石器人极相似。所以认为中国南部的旧石器人经冲绳渡海到日本的本州等地的看法在加强，而冲绳作为‘日本原人的故乡’更受到重视。”因为柳江人生活在5万年前，那时海平面比现在低百多米，人类可以跨海往来，这个看法不无道理。以上古人类居住的洞穴里还出土了中国犀、巨獏、牛、鹿、大熊猫、剑齿象等大型动物化石，这说明人兽的生存斗争在当时仍很激烈，人类并没有完全成为洞穴的主人。除了穴居，还有部分人类可能居住在河岸大树上临时搭建的窝棚中，成为后来珠江流域特色“干栏”建筑的前身。

珠江在广东境内的支流，同样是远古人类的摇篮。1958年在北江马坝狮子岩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年代距今12.9万年。属“猿人”与“新人”之间的“古人”，比“北京人”进步，但两者之间又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其间的万水千山并没有成为人类往来不可逾越的障碍。马坝人的发现把岭南人类历史推进到更早一个阶段，也填补了我国华南人类进化系统的一个空白。30年后古人类学家吴汝康说：“马坝人化石1958年发现时是华南地区唯一的早期智人化石，30年后的今天，它仍是华南地区的唯一的早期的智人化石。”在马坝人化石出土地点附近，后又找到一些人类化石和石器工具，时代晚于马坝人。说明在马坝人之后，不断有古人类在这一带活动，形成人类群体。这个人类群体不断向周围扩展生存空间，有些顺流南下，抵达今英德青塘、市郊宝晶宫、云岭镇牛栏洞等地。因为这些地区都有与他们一样的遗骨化石和器物，反映原始人类的发展和活动空间，主要是沿北江干支流开展的。继马坝人之后，西江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也接二连三被发现，1964年在广东封开县贺江支流渔捞河发现了“洞中岩人”及共生大熊猫、剑齿象等20多个种属的动物化石，年代距今14.8万年，比马坝人略早。由于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近年在封开县境内又先后发现罗砂岩、黄岩洞、螺髻岩、乞儿岩、水石岩等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其中黄岩洞有人类头骨化石，属晚期智人。罗砂岩各层次中有人类牙齿化石、石器和动物化石组合，年代分别距今2.24万年、4.8万年和7.9万年。联系以上“洞中岩人”时代，形成西江人类从古人到新人（智人）延绵不绝地繁衍，以及相应的文化传承和传播体系。封开县这些古人类遗址都集中在贺江两岸一个面积不大的流域内，使人相信远古人类群体分布并不稀疏。贺江在今封开县城江口镇注入西江，形成南北和东西向交汇水网格局，极有利于人们交往，故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指出：“两广地带就是远古人类东移的必经之地”，它把整个珠江流域连成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至于东江流域的旧石器，主要分布在龙川、河源沿江各级古阶地上，距今从1.2万年到55万年不等。流溪河沿岸和广州附近在距今15万～22万年时已有人类活动，即旧石器分布扩展到珠江三角洲及沿海部分地区。

这些旧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河谷边缘的孤峰脚下，面向广阔田野，附近森林茂盛，野兽成群，小河流水淙淙。这样的生态环境为人类采集、狩猎以及捕捞鱼、鳖、螺蚌等提供了便利。洞穴里出土的砍砸石器很简单粗糙，主要取材于河里的砾石，用以捕获较为温驯的麂、鹿、羊等动物。而凶猛的动物骨骼在洞穴里发现很少，说明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下。但这时人类已懂得用火，并有劳动分工，男子狩猎，女子采集，老人带小孩，组成最原始的社会。在热带生态环境下，一些区域文化特色也初露端倪，例如作为砍砸石器的著名的广西右江百色手斧，即用砾石制成，风格上不同于我国北方的丁村手斧，而与汉水上游的深山手斧和爪哇岛上巴芝丹手斧及越南清化手斧相同或相似，似乎反映它们之间有某种地域文化往来，或许是南北文化地域分异的初始。

现今上溯8000～10000年，珠江流域和其他大河大江一样，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的文化遗址，宛若天上繁星，遍及珠江大地各个角落。在云南有300多处，广西有900多处，广东有500～600处，在贵州也不在少数，全流域不下2000多处。这些遗址出土的磨制新石器，包括有段石锛、有段石斧、有肩有段石锛、有肩有段石斧等，通称为有段石器，为珠江流域新石器共同特色，基本形成一大系统，构成了珠江流域独特风格的史前文化。当然，由于生态环境和人类发展时间早晚不一，各流域新石器也有差异，形成地方文化风格。如广西双肩大石铲就很有个性，主要分布在南宁以西，含南宁、扶绥、隆安、邕宁、武鸣等地，有60多处，分布地点靠近江河湖泊和低矮山冈坡地。这种大石铲在广东封开、德庆、罗定等西江下游地区也屡有发现，显示出与西江中上游地区关系非常密切的特点。在南宁以东，贝丘遗址很常见，文化遗物也很丰富，有各种石器、陶器、骨器、角器、网坠、龟甲刀、蚌刀等。漓江边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出土18具人骨、921件陶片、3500块动物遗骨，有10多个种属，为广西新石器早期遗址的代表。

广东新石器遗址，同样多以河流为依托分布。有洞穴遗址，一般高出河床10～20米；有山冈遗址，多见于河旁或河流分汊处；有贝丘遗址，分布于海滨、河旁；有沙丘遗址，见于河口区或沿海沙滩或岛屿；有土墩遗址，多分布在珠江三角洲，最先为人类居住。其中山冈和洞穴遗址在西江、北江、东江占多数。西江封开黄岩洞遗址，出土大批削刮器、炭屑、灰烬以及食后抛弃的螺、蚌，另有30个种属的动物遗骨，被称为“黄岩洞文化”，堪称西江新石器文化的缩影。但最令岭南人引以为荣的是北江马坝石峡遗址，距今约4500年，是以磨光穿孔石器、三足陶器、琮璧礼器为特征和以稻作为主的新石器文化。其精致的石铲、石锛等工具，从选料、锯切、磨制、钻孔、雕刻到抛光等都有一整套工艺程序，堪称时代一流，至今仍令人有观止之叹。其近千件色调丰富的陶器，有釜形、盆形、觯形等各种形状；有篮纹、方格纹、曲尺纹、圆涡纹等花纹；有玉、水晶、绿松石等质地高贵的环、镯、瑗、玦、璜、琮、笄等贵重饰物和礼器。这些器物分别用于生产、生活、军事、丧葬等，令人眼花缭乱，惊叹数千年前竟有如此精湛绝伦之艺术，实为我国石器文化的瑰宝，也是珠江史前文化的一项殊荣。石峡文化内涵与江西樊城堆文化也颇多共同之处，说明赣江与北江，甚至包括东江皆属同一个原始文化系统，河流则是把它们联成一个文化整体的纽带。

西江、北江、东江汇流到珠江三角洲，在依山傍水的南海西樵山，荟萃了一处被誉为“珠江文明灯塔”的西樵山文化，或称金兰寺文化。“南粤名山数二樵”，东樵是以壮伟见胜的罗浮山，西樵则是享有“岭南佳境”盛名的西樵山。西樵山遗址是一处以双肩石器专业化制作为主的大工场，还包括石核、石片、陶器、纺轮、角器、牙器、骨器、饰物等生产加工，与云南、广西双肩石器时代接近，从距今6000～7000年延续至3000年前。西樵山遗址出土以上系列产品数量甚多，平均每立方米文化层中有4106件，贾兰坡教授形容说，“那里经过人工打击的材料就是用火车拉，一时也拉不完”。尤为重要的是，过去一些遗址出土的石器都是从河滩拾获砾石加工而成，而西樵山石器是开凿岩层取料制作的，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珠江流域对外开放的地理环境，使这一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某种对外交流。这里的有段石器与在泰国、缅甸、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甚至与在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发现的石器特征极为相似，隐示着史前人类可能相互往来。而有更多证据显示的是西樵山的细石器传播甚广，北至粤北，西溯西江抵桂南、桂北、桂西左右江，乃至云贵高原，再沿湄公河进入中南半岛，流布越南、老挝、缅甸以及印度、孟加拉等地；东南假道海洋传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南太平洋诸岛。向外扩散远超今日之国界，成为环太平洋文化圈一员，反映出珠江文化一开始就有面向海洋的特点。

这些新石器遗址反映了珠江流域不同的经济类型。住在洞穴里的人群，附近森林成片，洞内干燥、平坦、避风、冬暖夏凉，以采集、狩猎为主，过着“穴居野外，茹毛饮血”的生活。云贵、广西、广东北江、西江有很多洞穴，即属这种经济类型。虽在平坦河谷地带，但附近有山洞的人群，则以渔猎和种植为主，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经济模式，南宁豹子头、桂林皮岩、曲江马坝、封开黄岩洞、洞中岩遗址等即属其列。在沿江沿海平原，以原始农业为主，兼及渔猎，珠江三角洲新石器遗址即属此类型。但不管哪种经济类型，从珠江源头到出海口，文化交流和传承都从未中断，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珠江流域人类体质和地域文化的共同特性，奠定了后来流域多元一体的民族和文化格局的基石。

按照恩格斯“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以及进入“军事民主制”之后，“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这一论述，并纵观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特征和标志，可以肯定地认为，文明起源毫无例外要以农业革命为基础，亦即发明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才是文明起源的标志。据此，结合以上珠江流域新石器遗址文化特征，珠江文明应从石峡文化时代开始，距今约450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到夏朝时代，文明曙光逐渐照亮珠江大地。

珠江文明的创造者，是生于斯、长于斯，从远古迷蒙中走过来的土著居民。大约在1万～2万年前，母系氏族公社在珠江地区得到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即石峡文化时期，母系氏族社会渐渐为父系氏族社会所取代；大约在西周前后，流域内各部族基本形成。在先秦文献中，这些部族在不同流域有不同名称。在云贵高原的称为滇越，濮人夹杂其中，如北盘江即为其居地；在今广西、海南岛和越南北部的称骆越，部分称西呕；在广东北江、西江、东江一带的称南越等。他们都泛称为百越。不过他们既是族名，有些也是地名。春秋时濮人曾立夜郎国，后汉武帝曾遣使至其地，夜郎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于是后世便有“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夜郎自此遐迩闻名。这些部族以土邦小国形式存在，相互并吞，到商代有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等名称。到战国时很多部族已经灭亡，也有些部族新建立起来。据《山海经》记载，在今两广地区可考证的土邦小国有如下数个。

驩兜（头）国，《山海经·大荒南经》称“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据考证，所谓“鸟喙”说的是他们嘴部突出，中等鼻骨，下颌收缩；“有翼”可能为穿蓑衣或披肩巾，类似今日潮汕人喜用“水腰布”。其分布在今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一个以渔农为生的部族。又今西江肇庆地区广泛流行“赖布衣”的传说，说的是“赖布衣”战胜蛟龙（鳄鱼），老百姓赖以为安。这里“布衣”为古越语，音近番禺（广州旧称），为“番禺”异译。“赖”音近“黎”、“里（俚）”，意为“山”。“赖布衣”即为番禺山里人，生活在珠江三角洲西部，即今肇庆一带，也是水居部族。

缚罗国，即今东江博罗，紧靠罗浮山。缚罗也写缚娄，亦为古越语，即山里之人，为百越一支，分布在东江谷地一带，条件与肇庆地区相似，靠水为生。

阳禺国，据考在今北江清远、英德一带，地多溶洞，地下水丰富。相传阳禺为轩辕氏二庶子，流放至岭南。清远县即为汉置洌江县，以石灰岩地区水色清冽之故得名，土著居民应属山居，以狩猎与农耕为生。

西呕国，据考在今广西桂江、浔江和广东西江一带。“呕”亦作“瓯”，作地名指山林险阻之地，作族名指生活在水边的居民。两广交界之地符合上述地理环境。西呕人作为百越的一支，曾与初入岭南的秦军发生大战，双方相持6年之久，秦军被打得“伏尸流血数十万”，统帅尉屠睢被袭杀。后由赵佗接替，改变战术，秦军才转败为胜。由此想见，西呕人是一个很强劲的部落。

骆越国，在今广西南部、西部，雷州半岛、海南岛和越南北部。“骆”亦写“雒”，音同“落”。其地多骆田，以潮水灌溉，民垦食其田。据此可断定，骆越人是个农耕民族。汉代贾捐之说“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无疑是部分生活在西江水系的土著居民。

伯虑国，《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其在郁水南，汉应劭注曰“郁水出广信，东入海”。郁水后泛指西江，郁江南指今粤西地区，后为俚人居住地。那里洞落相望，相对封闭，属小流域文化，保存着许多古风遗俗。

苍梧国，也写作“仓吾”，屡见于我国古籍，尧舜时代已立国，主要分布在以今封开为中心的西江地区。苍梧，一说是苍黑的独角牛与猪的混合图腾。过去两广多牛王庙，奉祀这种图腾。据此，苍梧人应是农耕民族。故秦汉时苍梧成为物富民殷之地。

此外，在西江水系上游南盘江、北盘江和红水河流域，还有夜郎国、母敛国、句町国等，皆为百越某支居地，西汉初成为南越国西部边界。

无论百越有多少分支，按《越绝书》解释，越人呼海为夷。夷既指海，则越与夷同义，所以“越”字含义指水或海，“越人”就是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水滨的人。照此说，珠江无愧是越人的母亲河，也是越文化的摇篮。

上古珠江流域森林遍布，瘴气充斥，毒蛇猛兽横行，严重危害人类安全。土著越人为适应这种环境，特别是水居生活需要，采取断发文身方式，也是一种文化形态。从先秦史籍到明清方志乃至近人笔记、研究报告，都记载了这种风俗。《庄子·逍遥篇》称越人“断发文身”。《淮南子·原道训》说：“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被发文身，以像鳞虫。”晋郭璞为《山海经·海内南经》注云，郁水之南各部族皆“点涅其面，画体为鳞彩，即鲛人也”。《汉书·地理志》更明白指出越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因为“南海龙之都会，古时入水采贝者皆绣身，面为龙子，使龙认为己类，不吞噬”（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云南傣族亦早有文身习俗，《后汉书·哀牢夷传》说：“种人皆刻画其身像龙文”。实际上不仅我国南方越人有此俗，连北极爱斯基摩人、南非丛林人与巴鲁巴人等也都文身，东南亚更为普遍。这是水居民族适应生态环境、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断发文身也有披发文身之说，断发指留短发或剃光头，披发即留长头发，都是越人的发式。而在中原汉人那里，发式恰好相反，汉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伤，故过去男女都留长发，终身不剪，长发盘在头上，再戴上帽子、头巾之类，这也反映出汉越文化的差异。唐柳宗元坐贬柳州，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州刺史》诗中有“共来百越文身地”之句，在《僮俗》诗中又说“饮食行藏总异人，衣襟刺绣作文身”，想见文身风靡岭南，甚至为汉人接受。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似从越人那里得到诗兴和遐想。

文身后来演变为越人崇拜的图腾，作为氏族的标记，甚至被赋予美学意义，以至古越人不惜忍受血淋淋的痛楚，也要追求这种美的享受。《淮南子·泰族训》说：“刻肌肤，鑱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为荣也。”也有人认为，这是成年时举行的一种永远矢信图腾的尊荣仪式。作为骆越人后裔的海南黎人，直到现代仍保留文身遗风，据20世纪30年代调查，身体各部位文身图案有65种之多。广西壮族有《蛇郎》传说：一位威武英俊青年因救了一位行将被老虎吞噬的老人及其女儿，把老虎打死，这位青年后被视为蛇的化身，作为百姓的保护神而受到虔诚崇拜。这实是文身文化的一种折射。我国南方广为流行龙舟竞渡风俗，相传源于纪念屈原。但据闻一多先生考证，此风俗可追溯到原始时代，是断发文身古越人为祈求生命得到保障而举行的图腾祭节目，到唐代才与纪念屈原联系起来，成为一项群众性岁时乐俗。此俗历代不衰，珠江大小河流届时万人空巷，争睹龙舟竞渡风采，尤以珠江三角洲为最。甚至在当地流行的民间说唱文学也称作“龙舟”，或“龙舟歌”。前广州市长、诗人朱光有诗云：广州好，端午赛龙舟。急鼓千槌船竞发，万桡齐举浪低头。屈子不需愁。笔底下涌现了这种活动的壮观场面。

按我国新石器文化谱系，珠江流域属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有别于北方和西北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以及东北、蒙古、青藏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与长江中下游和闽台地区同处一个文化时空系列其中种稻是农业文明最重要的一把标尺。珠江流域是我国有数的稻作文化发源地之一，后来又发展为我国水稻主要产区，稻米也成为居民的主粮。

珠江流域具有满足水稻生长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宽广的河谷、三角洲平原以及大量坡地，成为野生稻主要发源地。稻作文化的曙光也首先在这里初露。《山海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这片野生稻分布区，至少包括珠江流域。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协作组”踏遍全国千山万水，采集了大量野生稻品种，把全国野生稻分布划为四个地区，即海南岛区、两广大陆区、云南区、湘赣区。其中两广大陆区大部以及云南区一部分在珠江流域，两广92个县市有野生稻分布。著名水稻专家丁颖认为，岭南应是我国稻作起源的中心地带。另有学者认为云南植物种类多达1.5万种，占全国植物种类的一半，云南稻种有3000多个，应是我国稻作变异的中心，我国稻作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不管怎样，珠江流域在我国稻作起源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百越先民应是我国栽培稻的最早驯化者，稻作文化是珠江流域的本土文化。

据1999年10月7日《羊城晚报》报道，在广东省英德市云岭镇牛栏洞遗址中，发现了原始人工栽培稻谷壳化石。经有关部门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距今约1.2万年，比浙江余姚河姆渡人工稻时间还早。这说明早在1.2万年前，珠江原始先民就已开始种植水稻。出土栽培稻化石遗址在北江边的一条废弃小支流河床上，附近有岩溶孤峰洞穴。原始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点燃了珠江稻作文明的圣火，此后不断地燃烧下来。

在马坝石峡文化遗址中，不但有石铲、镢、长身石锛等原始农业工具，还发现了人工培育的炭化了的稻谷，包括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据专家研究，粳亚种是由籼稻普本型经人工选择培育而成的变异种。此外，在曲江马坝泥岭、翁源坝仔下角垅和东江龙川坪头岭等山冈遗址中，都有与石峡遗址同时代的稻种出土，这说明以“石峡文化”所代表的岭南水稻栽培已达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在云南元谋大墩子、滇池官渡、晋宁石寨、剑川海门口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出土了3000多年前的栽培稻壳化石，只是时代比石峡栽培稻晚1000多年。由于珠江流域气候湿热，表土风化壳很厚，稻作遗址遗存不易保存，故迄今发现的栽培稻种视同凤毛麟角，但它们的文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古越人迷信，很多历史真实往往蒙上一层神话色彩，并见诸后来传说文献。上面说到生活在西江和红河流域等地的骆越人，以垦食骆田为生。这种田亩靠湖水灌溉，种植的应是水稻。汉初，汉人第一次踏上骆越人的居地海南岛时，见到一派“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的田园风光。很显然，岛上早就有了稻作农业。“骆田”在一些古籍里又称“鸟田”。在南方各地流传有“田鸟助耕”的传说，即春天到来时，万象更新，从北方南下的鸿雁趁开耕之际，啄食田里的野草、小虫之类，起到净化土壤、有助耕耘播种作用。东汉时浙江上虞县的县官还为此发布告示，不许百姓伤害这些小鸟，犯禁者刑罚无赦。而在另一些古籍里，又有“象耕鸟耘”的记载。东汉王充《论衡》说，“苍梧（西江一带）多像之地，会稽众鸟所居。……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所谓象耕实乃沼泽地经过野象踩蹈，泥泞一片，好像经过耕耘的水田，适于播种的稻谷，小鸟也来帮助食虫。后世云南傣族、海南黎族以及东南亚一些民族曾长期采用踏耕技术耕田，直到犁耕传入，踏耕才渐渐被取代。但古越人以“象耕鸟耘”传说方式首创的踏耕方式，毋庸置疑是我国稻作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

古越人无本民族文字而有语言，后来汉人到来，用汉字记载古越人居地的地名，是为古越语地名。但地名起源比文字要早，所以发掘一些地名的文化内涵，也可以追溯稻作文化在珠江大地的历史渊源。珠江三角洲没有“鸟田”传说，但广州却有众所周知的五羊衔谷下楚庭的美丽神话，故广州古代有羊城、五羊城、穗城、仙城等称谓。先秦时楚国势力一度深入岭南，也可能到达今广州地区。而楚又是我国稻作文化的重要源地之一，故有人认为五羊象征楚人的五个支系，他们降临楚庭，意味着将稻作文化传到广州地区。马坝石峡文化遗址出土栽培稻壳化石，为这个神话地名的文化内涵提供了现实佐证。古越人把鸟、鸡、狗等动物奉为图腾，并作为地名。这些地名与古越人农耕区不无关系。鹤被视为吉祥长寿之鸟，作为地名很多，形成鹤地名，广州有白鹤洞、鹤林，顺德有冲鹤，花都有鸣鹤，新会有鹤庄，深圳有鹤村，高要有鹤嘴，怀集有白鹤山，惠阳有鹤湖，惠东有鹤楼，河源有鹤塘，龙川有鹤联，英德有鹤坪，乐昌有鹤仔，皆见于珠江在广东的水系。鸡的前身也是鸟（原鸡），鸡崇拜是古越人进入农耕社会以后对鸟崇拜的继续。广东农耕区鸡地名特别多，广州有鸡血岩，从化有鸡枕山，顺德有鸡洲，中山有鸡头角，东莞有鸡笼山，珠海有鸡啼门，增城有鸡凤，开平有金鸡山，博罗有鸡麻地，新丰有鸡岭，惠州有金鸡，英德有金鸡山，乐昌有金鸡岭，肇庆有鸡笼山，高要有金鸡，新兴有鸡田，郁南有鸡林，云浮有鸡村，怀集有石鸡头等，与鹤地名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但时代晚于鹤地名，反映出与稻作有关的鸡饲养业的发展。

珠江水量大，按《淮南子·说川训》所说：“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濑之流”，所以珠江中下游是水稻主要产区。古越语称水田为“那”，故“那”字地名分布区也是稻作分布区。据研究，“那”字地名90％以上集中在北纬21°～24°，大多数又在河谷平原，以两广最多，部分在云南南部、缅甸、老挝、泰国北部等。两广“那”字地名，主要又在西江流域、粤西南、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粤东则很个别，恐与粤东为闽越人所居，渔猎经济较发达有关。西江“那”字地名，如柳州有那外，藤县有那东，玉林有那博，陆川有那鼓，平南有那西，贵县有那蓬，横县有那郎，宾阳有那周，高要有那落，新兴有那康，新会有那伏，番禺有那都等，皆为水稻主产区，显然与古越人稻作发达有关。地名是一种既可视又可悟的文化景观。以上这些反映稻作的地名，在珠江流域至为触目，如影随形，但在长江、黄河流域却已绝迹。这一方面说明珠江流域稻作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反映当地越人汉化较迟，土著文化较多地积淀下来，时至今日仍在珠江流域数以万计的地名中留下这些吉光片羽，在地名文化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

旧石器时代，珠江流域先民以洞穴为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这时期文化遗址都是在洞穴里发现的，柳江人、水城人、马坝人、荔浦人、洞中岩人等都住在洞穴里，早出晚归，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珠江先民这种穴居方式也没有改变，广西桂林甑皮岩、广东英德宝晶宫、封开黄岩洞、南海西樵山、增城金兰寺等遗址，都是母系氏族公社社员之家。人们在这些天然洞穴里炊煮食物，缝制衣服，制作石器、陶器，饲养家畜，生儿育女，商议部族大事，以及歌舞欢乐等。每个洞穴居住人数从10多人到数十人不等。主要分布在河流高位阶地和山冈，现今在珠江流域各地仍有不少这些洞穴遗址保留下来。

这些天然洞穴虽可避风雨、挡烈日、防兽害，且有水源，不失为原始人栖身之地，但洞内毕竟潮湿、阴暗、闷气。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人类活动空间逐渐由河滨、山冈扩大到平原、沼泽和河口海岸时，珠江先民便会寻找更理想的居住方式，这大致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人们首先是利用竹木草等天然材料构筑半地穴式建筑，继而发展到地面式建筑。半地穴式建筑遗存在广东已发现多处，代表性的有曲江鲶鱼转遗址和韶关走马岗遗址。前者包括房基、窖穴、灶坑等，平面呈方形，面积约9.6平方米，用五根立柱支撑屋顶，有斜坡门道向旁内倾斜。后者平面呈椭圆形，也有柱洞、火膛、山洞穴，以四根立柱支撑屋顶，屋顶呈硬山状，类似今日农村的简陋茅舍。这两个半地穴式建筑遗存，表明岭南原始建筑也与其他地区的建筑一样，有大致相同的从半地穴式到完全地面式的发展进程。当然，由于考古材料所限，至今仍未能找到更多、更完整的半地穴式建筑遗存。但根据珠江流域地理环境和经济类型的差异，大抵在江海湖边、台地、山冈的村落应为地面建筑。例如中山大学校园的红岩台地即为新石器晚期一个原始部落的村落所在，应为地面建筑。而粤西、广西、云贵高原岩溶地形分布地区，应以半地穴式建筑为主，以后才过渡到地面建筑。

这种地面式的建筑叫干栏，后也称栏房、高栏、麻栏，是百越文化的一大特征。《北史·蛮僚传》说：“依树积木，人居其上，名曰干栏。”实际上“干栏”是古越语，“干”指上面，“栏”是房屋的意思。今日岭南仍有很多以“栏”为首尾的地名，如广州桨栏路、杉木栏、糙米栏等，即属古越语地名遗迹。1978年发掘的广东高要茅岗新石器遗址，是珠江流域首次发现的一处水上干栏式木构建筑遗址。时间距今约4000年。它建于西江水滨低洼地带，面积约15～20平方米，居住高度约2.3米，平面为长方形，以木柱支撑，木桩加固装顶，横木穿连榫眼与木桩顶上凹缺，其上再以板材铺架绑实棚面。棚面是前高后低的两级台阶。棚面上构筑木框架，再用树皮板和茅草围护、盖顶。这种居室干爽、通风、避暑、防潮、防兽害，远较洞穴为优，尤其适宜珠江水网纵横、潮湿多雨暑热的地理环境以及新石器时代捕捞和锄耕活动的需要，故普遍得到采用，成为一种很有地域特色的居屋形式。在两广汉代墓葬出土的陶屋模型，乃至近代江河边上仍可见到。后来我国西南、中南、海南岛少数民族也采用干栏居住形式，虽规模和风格有所变化，但其原型相仿于高要茅岗遗址。大约在春秋以后，岭南已出现用砾石垫基立柱的干栏，这比打桩深埋柱方法前进了一步，接踵而来的是从早期傍水或傍山的低干栏向高干栏发展，上屋住人，底层容纳家畜或杂物，同时又发展出作为公共建筑使用的规模更大的低干栏，使干栏功能和结构趋于复杂化。长江以南百越地区都有形式不一的干栏建筑，但由于珠江流域雨水多，屋顶倾角较大，为防台风，屋顶茅草多用麻绳、竹篾等缚紧，故干栏文化内涵基本一致，显示出同一流域文化风格。中原人对盛行于岭南的这种建筑史不绝书。晋张华的《博物志》说：“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写道：“民编行苫茅为两重，上以自处，下居鸡啄，谓之麻栏。”直到明南海人邝露的《赤雅》、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都对这种建筑作为一种居俗详加记述。而由干栏组成的村落，或栉比于河滨、田野，或掩映于山林溪涧间。清末广东连山县官孔镛的诗句“黄茅翠竹壮人家”，就勾勒出了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建筑风俗的画面。

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用石器和弓箭武装起来的原始部落，毕竟是非常软弱，甚至是无能为力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约在夏代，中原人首先放弃了已使用数十万年的石器，踏进一个崭新的青铜时代。而珠江流域，由于社会的历史进程滞后，直到商末或西周，这个时代才姗姗到来。自此，珠江文明又进入到一个新的纪元。虽然学术界对岭南的青铜时代和相应的奴隶社会问题还有很多争议，但对存在过不发达的青铜文化的认识却是一致的。这时期的遗址发掘表明，三四千年前，古越人已用自己的双手，铸造出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各种青铜器件，特别是铜鼓，文化内涵丰富，技艺精湛，在我国青铜文化史上独领风骚上千年，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

由于珠江流域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青铜时代的早晚和青铜文化的水平仍有一定的地域差异，铜鼓的类型和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尤为明显，并有从珠江中上游向下游传播之势。

先秦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处在部落联盟社会，如以滇池、洱海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古“滇”国；也有少数地区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如北盘江流域所在的夜郎国。这时青铜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军事活动的重要工具和武器。据近年统计，云南出土的近万件青铜器中，有起土用的铜镬、铜臿，中耕用的铜锄，收割用的铜镰，砍伐森林、开辟耕地用的铜斧，祭祀用的铜牛，捕鱼用的鱼钩，多种用途的铜鼓。云南是我国有色金属之乡，铜出产丰富。后来，《汉书·地理志》说“俞元怀山出铜”，俞元即滇池以东南盘江流域的澄江、江川、玉溪一带。该书还记载今个旧、蒙自、峨山一带产锡、铅、银，都是冶炼青铜合金的主要原料。所以上述青铜器不但数量多，用途广泛，而且不乏精品。例如抚仙湖畔江川出土“牛虎铜案”，在大牛腹下镂空，雕一头小牛从腹中走出，牛尾巴被一只老虎咬住，形象肃穆，精美绝伦，为青铜器之瑰宝。这类青铜器上，还有极为精致的线刻、金银错刻、镶嵌工艺和鎏金工艺等，图案多种多样，栩栩如生。大理附近祥云出土的铜棺，通件以七块铜板合成，冶炼规模和水平相当可观。夜郎人敢于自大，也不无道理。他们也有值得称道的青铜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就出土不少鼓形铜釜、铜戈、铜镞、铜刀、铜锄等。研究显示，云贵高原先秦时的青铜器物，在形制和风格上仅能看到中原青铜文化的蛛丝马迹，说明它是本土文化，是生活在珠江上源古越人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

先秦两广青铜文化也闪烁过灿烂光辉。据何介钧《试论岭南青铜文化》一文统计，岭南出土先秦青铜器超过1700件，分布在60个县市，约占两广全部县市的1／3。另有报告说广东青铜遗址、墓葬为400～500处，各类青铜器近千件，而广西有500多件。这些青铜器初露头角于商周，经春秋战国的发展，衰退于战国晚期，既有来自中原、荆楚、吴越，也有不少是本地制作的，南越、骆越、西瓯等族人，应是这些青铜器的创造者。两广青铜器在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都有分布，以西江水系最为丰富，肇庆、怀集、广宁、封开、四会、罗定的铜鼎、铜鉴、铜缶、铜钟、铜盉、铜铎等为代表性铜器。北江之清远、英德、曲江、佛岗、乐昌、始兴，东江之和平、新丰、博罗、惠阳，以及珠江三角洲之珠海、深圳、中山、香港等都出土过同类青铜器，为青铜时代在广东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历史缩影。在广西西江各支流沿岸的武鸣、恭城、平乐、宾阳、贺县、柳州等地，都出土有与云贵高原和广东相同或相似的青铜器物，说明西江作为一个水系早就有文化往来。在广东发现的铸铜石范，也与在云南、广西发现的相同，反映彼此间铸铜工艺具有共同特点。过去对广西壮区青铜文化研究较少，很多人只知道壮人铜鼓很出名，实际上壮人其他铜器同样比雄于其他民族。如广西武鸣出土的商代牛头提梁卣，为广西最早的青铜器，造型端庄，花纹繁缛，工艺高超，可能为骆越人与周朝交往中获得的回赠品。武鸣出土的西周铜胸铃、铜饰物、铜钺、铜矛等，皆合范铸成，内容新颖，形象生动，极力追求奇巧，皆为不同凡响之作。直到秦汉，广西青铜铸造业仍有光辉成就。1969年桂林市西林的出土汉代鎏金铜棺，长2米，宽0.60米，高0.68米，重116斤，甚为罕见，惜后来被作为“四旧”砸毁。1976年贵县罗泊湾出土的铜铸扶桑树灯，上有展翅欲飞的金乌，据研究系依《山海经》上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的神话铸就，具有很深刻的文化内涵，亦为一件稀世珍品。

在古越人琳琅满目的青铜器中，最为光辉夺目的首推铜鼓。它像中原的铜鼎一样，享有崇高地位，被赋予种种神秘法力，是古越人及其后裔心目中的神器，受到顶礼膜拜。它同时又是一种打击乐器，在公众活动中广泛使用。珠江流域是我国铜鼓的故乡。虽然中原北方华夏族在商代已掌握铜鼓冶铸技术，但其形制与南方不同，在青铜文化中的地位远不及在南方显赫，所以人们每谈铜鼓，皆以古越人铜鼓为代表。著名民族史学家徐松石著有《百越雄风，岭南铜鼓》，视铜鼓为岭南古越人风习标志。此外，邻近我国的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出土过与我国形制相同的铜鼓，但这些铜鼓是由我国西南传播过去的。春秋时期开始，珠江流域古越人先后铸造和使用铜鼓。最早是云南楚雄万家坝铜鼓，距今约2600年，而珠江流域云南江川李家山鼓铜时代稍后，约在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之间。在中原文化传入以后，古越人铸造、使用铜鼓的热情未曾稍减，汉代为它的鼎盛时期，流行直到明清。新中国成立前，流域内一些少数民族仍保持着浓厚的铜鼓文化风俗。据统计，到1986年我国各地博物馆收藏的铜鼓约1500面，其中云南约有200面，广西435面，占全国的29％，是全国铜鼓的分布中心。广东铜鼓主要分布在北江以西和西南地区，最集中的是粤西地区，有113面，此外，贵州铜鼓也不在少数。珠江流域的铜鼓约占全国的一半，堪称铜鼓王国。

铜鼓类型复杂，在珠江流域出土的就有8种，它们的大小、图案不同，反映的文化内涵也各具特色。但大类言之，可分为滇桂类型和粤桂类型两类。前者分布在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柳江、漓江等流域，包括广西中部、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以及云南、贵州与广西接壤地区。这类铜鼓主要特征是多数鼓面小于鼓胸，胸部膨大凸出，腰部明显收缩，鼓面中央太阳纹不隆起而较大，光芒较长，鼓面、鼓身有晕，且较宽大，晚期鼓纹饰简而粗，计有翔鹭、舞蹈、划船、野兽、水波、人物、花草等26种以上。纹饰华实富丽，既有写实人物各种活动，也有虚拟动物，以及人类各种幻想等。晚期这类铜鼓面上边缘装饰有蟾蜍、骑士、牛拉撬、龟、母子马等立像，形神俱备。其时古越人虽无文字，但铜鼓比文字更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理想和追求。1976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葬中出土的一面这类铜鼓，花纹非常精美，沉睡地下二千多年，器表仍光亮如新，堪为铜鼓中极品。粤桂类铜鼓主要分布在广西东部和广东西部，包括黔江、浔江和广东西江地区，地理上相连成片。这类铜鼓的主要特征是鼓面大于鼓胸，胸部不甚突出，胸以下逐渐收缩成腰，胸与腰之间有一条圆匝分界线。体积大而沉重，鼓面中央太阳纹隆起而小，光芒短，各晕间距相差不大；纹饰有云纹、雷纹、兽纹、虫纹等15种以上。鼓面边缘主要饰以三足蟾蜍，有的还饰以水鸭、骑人的双马，也有的鼓脚饰以立体小鸟。这些纹饰，以细致繁缛、朴实无华见长。这类铜鼓中北流式铜鼓，体形特别高大、厚重、古朴。北流县出土的一面宋代大铜鼓，面径165厘米，高65厘米，重300公斤，可当睡床使用，为国内外所罕见。一千多年以前岭南土著居民竟能铸造体形如此硕大、工艺如此精湛、文化内涵如此丰富的铜鼓，他们惊人的创造力和高度的智慧多么令人惊叹。

这两类型铜鼓，最早出现于云南楚雄，后又北向四川，南向缅甸、泰国，东向贵州，东南向广西、越南以及东南亚等地传播，故云南被认为是南方铜鼓的源地。广西铜鼓除了当地形式以外，还有来自云南、贵州式样。而广东铜鼓又属广西北流式和灵山式，自是从广西传播来的，如此形成铜鼓文化从珠江上源向中下游传播，并造成风格上有显著差异的格局。

铜鼓因具有多种功能，被披上神秘色彩，因而成为公共活动的核心。作为权力象征，它有发号施令作用。晋裴渊《广州记》说：俚僚“欲相攻击，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强”。宋淳化元年（990年）广西南丹州壮族首领莫洪皓曾向中央政府贡献三面铜鼓，得到嘉奖，表明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中央承认。作为财富，铜鼓是少数民族追求的目标和标志。直到明代，朱园的《涌幢小品》仍说：“夷俗最尚铜鼓……土豪富室必争重价求购，即至百不惜”。同时代南海人邝露，怀才不遇，曾浪迹广西瑶区，也见铜鼓身价甚高，“夷俗赛神宴，时时击之，重货求购，多至千牛”。作为乐器，铜鼓在各种红白喜事中大显身手，如广西壮族有葬蛙风俗，届时葬场是一片彩旗海洋，纸旗上画着五谷六畜、鸟兽虫鱼，铜鼓声连天价响，伴着其他乐器声和地炮声，响彻山谷，经久不息。入夜，人们又在铜鼓声中踏歌、起舞、逗乐、闲聊，好一幅古朴风俗的生活画卷。宋《太平御览》记载，生活在西江一带乌浒人有猎头习俗，“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当中，四面而向，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作为原始崇拜对象，铜鼓更具有驱鬼镇邪威力。《宋史·蛮夷传》说“雍熙元年（984年），黔南言溪洞夷獠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铜鼓有这么多功效和威力，连汉人也不能不折服。《后汉书·马援传》说东汉大将马援征交趾徵侧、徵贰起义，“得骆越铜鼓”，事后仿铸。马援其人素有好马和养马癖性，于是“乃铸为马式”，即在铜鼓上铸上马图案。以后这个“马式铜鼓”成为定制。据明张穆的《异闻录》载，“铜鼓，昔马伏波（按马援曾被封为伏波将军）征蛮物，以山溪易雨，因制之。一悬之梧州镇府左廊，昔沉潭中，声震十里。鼓出遂无怒，人言为其祟，今舟赖以无险。”照此看来，铜鼓又有遏制风雨、保护舟楫安全航行的法力。这就难怪雨多风大、浪涌连天的珠江流经地区，出土那多么铜鼓了。在广西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铜鼓的故事》，说铜鼓是壮人祖宗所制，能驱赶太阳和月亮照耀不到角落里的毒虫恶兽与妖魔鬼怪；铜鼓身上许多图案会教人学会很多本领，有了它可以安居乐业。所以壮人非常爱铜鼓，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照故事主人那样造铜鼓，越造越多，多得像天上繁星一样。这个故事把铜鼓人格化了，实际上是铜鼓文化一种历史和现实结合的折光。

古越人多在水滨居住，在河里捕捞鱼和贝类，在水上航行，引潮水灌田等，与江河有不解之缘。所以《淮南子·原道训》说的“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即指珠江流域。但在生产力很低下的上古时代，人们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充满恐惧，特别是江河，既是人类赖以滋生不可或缺的资源和环境，又是危害人畜的龙蛇渊薮；南方降雨丰沛，不时山洪暴发，江水横流，淹没田园，吞噬人畜，对人类生存构成巨大威胁。但在人类未认识这些现象之前，对它们既害怕又无可奈何，充满了神秘感和虚幻感，只能把战胜它们的希望寄托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上，即水神。这个水神表现为生活在水中或与水有密切关系的某种动物的崇拜，即图腾。鳄、蛇、蛙等即为古越人最笃信的图腾代表。水神崇拜作为最原始的民间信仰，开创了珠江水文化的先河。

鳄和蛇是恐龙时代遗留下来的爬行动物，古越人视之为龙，加以奉祀。图腾始于母系氏族阶段，以后出土青铜器多刻有龙蛇纹饰图案或立像。云南楚雄万家坝型铜鼓内壁上有“四足爬虫纹”，被认为是鳄鱼形象经过抽象而来的图案。这种类型的铜鼓在云南、广西都曾出土，表明西江上源上古有鳄鱼存在。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铜器上有各种动物纹饰，其中龙纹、夔龙纹、龙凤纹、蟠蚖纹为数不少，除了受中原汉文化因素影响外，主要应是南越人对龙蛇崇拜的反映。同一墓中出土漆木屏风盘龙托座，龙首高昂，曲体盘尾，瞠目张口，在噬吞一只青蛙，龙下部由两条蛇作底座支撑，也分别缠一青蛙，形成龙、蛇、蛙艺术组合。又有一个漆木屏风鎏金铜托座，主体为一五蛇相互交错缠绕的人形。《山海经》有多处关于神人操蛇的记载，应与古越人对蛇的崇拜有关。在广西蛟龙壮语称为“图额”，其中“图”是冠词，无实义，而“额”在壮人的心目中是潜伏在水中怪物，能兴风作浪，毁坏村寨。无独有偶，“图额”与《史记·五帝本纪》注引《神异记》所记一种叫“梼杌”的野兽读音相近，而据一些学者考证，“梼机”就是鳄的别称。壮人是古越人后裔，在过去或现在壮人生活地区，如梧州、靖西、武鸣等地，广泛流传关于人与鳄斗，或者人鳄婚配的故事，鳄被人格化，实际上成为鳄图腾。在壮族创世神话《布洛陀》里（布洛陀指老虎），布洛陀有四个兄弟，老二是蛟龙，四兄弟相互争斗，最后布洛陀得胜，不但保全自己，而且保护了人类生命，成为壮族先民的图腾。这个创世神话又说布洛陀有12个子女，分管12国（即氏族或部落），每国奉一种图腾，蛟龙是一国的图腾，另外还有一个以深潭为图腾的部落。西江地区多溶洞，河床有不少深潭险滩，深潭往往与地下河相通，鳄鱼潜伏之地，或者出现种种幻影，使人由恐惧转为崇拜，深潭也就成为水神居住的地方。各种关于潭图腾的神话便应运而生，如武鸣有《五龙护灵水》、上林有《龙湖的传说》、梧州有《系龙洲的故事》等等，说的都是人与潭龙相斗相亲的事情，实际是江河涨落与人畜安危祸福的关系。江河深潭既有神明，就得祭祀。壮族先人有类似中原“河伯娶妇”那种人祭仪式。左江地区即流传过去有五条恶龙，每年九月九日都要享用五个漂亮姑娘，后被一个叫张大海的英雄制服的故事。后来人们还在江边建了座水宝塔以镇恶龙，反映出人们战胜洪水的愿望。人祭废除后，其他形式的祭祀却是不可少的，并渐渐变成为风俗活动。唐柳宗元在《柳州垌氓》诗中有“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之句，见到的是人们穿着鹅毛衣帽，在江边摆上鸡作供品，祈求水神保祐风调雨顺、连岁丰收的情景。唐人许浑巡视岭南时，在《送客南归有怀》诗中更具体地写道，“瓦樽留海客，铜鼓赛江神”。人们敲着铜鼓，且歌且舞，拜祭这些水族，规模可能更大了。

珠江各支流进入广东境内，水量更大，水况也更为险恶，到珠江三角洲，河口、沼泽遍布，鳄鱼更多。鳄作为龙的崇拜，规模最大，影响也极为深远。在德庆悦城河与西江交汇口，屹立着一座雄伟壮丽、闻名海内外的“悦城龙母祖庙”，又称龙王庙，为相传生于周秦时代的温姓龙母及其所养育五龙子而建，还流传龙母龙子兴云布雨，救活禾稼，战胜南海龙王，退消洪水，打败来自广西柳州法师“赖普仪”等有功于国、有德于民的种种故事。这位龙母原型，应为母系氏族时期西江地区的一位氏族或部落首领，五位龙子应为她的五个支系，她深为百姓爱戴，被尊为龙母，作为西江水神受到供奉。相传秦始皇知道龙母事迹后，派人召龙母入宫。龙母留恋故乡，船到始兴江即今北江又折回，秦始皇深为感动，下诏敕封为“秦龙母”。这段传闻，依稀反映秦政治势力进入岭南，以及西江文化向北传播。龙母事迹后家喻户晓，越传越远，影响越来越大，自南朝以来不断见于各种著述，如刘宋沈怀远的《南越志》、唐刘恂的《岭表录异》、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继秦始皇之后，汉高祖封龙母为程溪夫人，唐天祐元年（904年）封永安夫人，次年改封永宁夫人，宋熙宁十年（1077年）加封灵济崇福圣妃，元丰元年（1078年）赐水济夫人，明洪武八年（1375年）封程溪龙母崇福圣妃，清代又有数次加封，神化到了顶峰。现存龙母庙，始建年代无考，但唐代已有重修碑记，此后代有修葺，现已成为占地1.3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属西江名胜和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母慈爱、勤劳、聪慧、勇敢、宽厚的美德历来为万民敬仰，龙母庙更为俊贤纷至、名士云集的圣地。唐著名诗人李绅、许浑，宋名臣李纲等都有龙母庙诗作传世。清香山人黄培芳，曾主修《悦城龙母庙志》，有《奉题悦城龙母墓》诗云：龙因母育传秦代，母以龙尊显汉时。风雨奉龙成母墓，山川凭母壮龙祠。千年奇幻仍归孝，万派波涛总化夷。龙德正中钦母德，羲峨长与耀边陲。千百年来，龙母踪迹遍及两粤各地，至清代在西江流域就有大小龙母庙352座，龙母行宫数量更多，高要、肇庆、新会、顺德、梧州、贵县、藤县以及港澳等地，举凡江河流经或出海口地方多有分布，过去在龙母故乡德庆县有龙山宫达数百间之多。农历五月初八为龙母诞辰日，届时，西江沿岸、珠江三角洲以及港澳、东南亚各地结伴来游者数以万计，形成人头攒涌、万人空巷的热烈场面。这种对龙母的怀念，已超出图腾崇拜的范围，成为一股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也是珠江蓝色文化的伟大所在。

龙图腾的原型也包括蛇。在我国已知的150多种蛇类中，珠江流域多有分布。除了上述青铜器上的蛇图案以外，古越人蛇图腾祭的遗俗、神话也十分流行，表现出了水神崇拜一个侧面。旧时广西邕江的大江口建有蛇宫，供奉小青蛇，常为船民拜祭。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说“广西梧州三角嘴亦有蛇庙，疍人信奉甚虔”，广东东莞、潮州、广州城西等都有祭蛇神庙宇，听信蛇神决是非。壮族民间广泛流传“蛇祖”、“蛇郎”等故事，证明壮族先人曾以蛇为图腾。广西马山县的《大蛇娶美女》、博白县和陆川县的《三妹嫁蛇》、北流县的《蛇郎》、荔浦一带的《书生与蟒蛇》等故事，都以“人蛇成婚”为主线而脍炙人口，成为民间文学的一份瑰宝。

南方多水田，蛙食害虫，保护禾稼，并能感知雨水的到来。进入农耕社会以后，蛙也成为古越人崇拜的图腾，属水神之列。两广、云南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多种蛙纹图案，铜鼓面上铸有蛙立像，说明古越人对蛙有深厚感情，祈求得到蛙的保护与赐福，故在神圣的铜鼓上给蛙一个显要位置。不仅如此，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还显示，蛙图腾祭拜是珠江流域很多地区一项很普遍的风俗活动。在桂西红水河流域的天峨、南丹、东兰、巴马等县以及桂东的桂江昭平等地，祖辈就流传着一年一度的“蛙婆节或“敬蛙节”。节日期间，男女老少颂唱《蚂蛁歌》（蚂蛁为蛙的一种），感谢蛙带来雨水，保护庄稼，同时举行“蚂蛁歌会”，作为“男女踏歌，次相配偶”的一种方式。一些地区建有蛙神庙，作为祭拜蛙图腾的场所。广东潮州也盛行祭蛙图腾活动，明代潮州蛙神被封为安济灵王。据传，每年正月二十四日蛙神出游，无论官民、男女老少，皆环跪门外顶礼膜拜。这与桂西“蛙婆节”相似，当是古越人蛙图腾祭祀仪式的衍化。潮州古代也是古越人居地，广东珠江流域地区当应有与潮州相类似的祭蛙图腾风俗。广西天峨县岜暮乡还有蛙婆石像，被视为生育神崇拜。因为蛙生育能力很强，蛙婆塑像反映了古越人渴望增加人口，以满足农耕对劳动力需求的思想。人们还往往把蛙神人格化，演变为各种人与蛙相配的神话，如广西隆林有《青蛙仙子》、靖西有《青蛙姑娘》、南丹有《青蛙女婿》、崇左有《蛙郎的故事》、融水有《青蛙后生》、南宁有《蟾蜍儿》、扶绥和横县有《蟾蜍王》等，都反映出蛙与水、与农业、与人类生活关系的文化内涵。这些神话故事几乎在流域内各地都有，表明蛙图腾同其他水神崇拜的潮流一样，汇入了珠江文明的滚滚波涛。

不管怎样，先秦时的珠江大地，一切都在草创之中。土著文化毕竟是原始、封闭和滞后的，它始终未能走出混沌、迷蒙的历史阴影。只是在秦统一六国以后，随着先进的封建制度在岭南建立，才开始了以汉越文化融合为时代特征的珠江历史发展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