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文化成熟上岸

珠江文化成熟上岸_珠江传

宋元的开发，使珠江流域逐渐摆脱了贫困落后状态，珠江三角洲进人全国先进地区之列。岭南尤其是广东人民十分珍惜他们披荆斩棘、世代劳动的成果以及和平稳定的生活。一旦家国被侵犯，他们便会奋不顾身，抗争到底。秦汉以后，中原先进思想文化不断南下，到宋元时代，汉文化已成为珠江文化的主体，大一统的文化观念把珠江流域与中原地区紧紧地连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这个整体某一部分受到威胁或者伤害，岭南人民就会挺身而出，蹈死不顾，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历代贬谪岭南的志士仁人，他们的忠贞之气和高风亮节，震动、感召着岭南人的灵魂，并成为他们思想潜质的一部分，如同岩浆在地下运行一样，一旦条件成熟，它就会喷薄而出，释放出无穷的能量。清康熙年间《广东通志》说“粤人性质既刚”，“士喜豪侠，矜气节，多以功名著声，建节树牙，畴昔踵接，而慷慨赴义及驰名著作者，亦不乏人”，正是岭南人质性的写照。

继宋末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抗元悲壮事件之后，明末在珠江流域更广的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表现崇高民族气节和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抗清斗争，成为彪炳珠江史册的另一血性篇章。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以后，清兵大举入关，明朝政权很快土崩瓦解。清军铁骑蹂躏大江南北，山河破碎，家国沦亡，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明室遗族先后在东南沿海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和隆武政权都在清军追击下覆灭。清顺治三年（1646年）11月2日，唐王朱聿锷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是为南明绍武政权，广州也由此成为继南越国、南汉国定都于此之后的三朝古都之一。同年11月18日，明室另一个皇族桂王朱由榔也在肇庆称帝，年号永历，是为南明永历政权。一场以这两个并存政权的兴亡为标志，由一批追随明室的臣民，主要是广大抗清农民起义军为主要力量的抗清斗争，先后以广州、肇庆、梧州、桂林、南宁等城市为争夺中心，以西江各水系和珠江三角洲为河网进退通道拉锯式地展开，持续近20年之久。南明两个小朝廷互相倾轧，极大地削弱了抗清力量。清顺治三年（1646年）12月15日，清军攻陷广州，朱聿锷自缢，绍武政权仅存40天便宣告灭亡。朱聿锷及与他一起殉国的大臣15人后被葬于广州象山北麓，新中国成立后迁至越秀公园，称“绍武君臣冢”。广州失守，永历帝从肇庆亡命梧州，清军尾追不放，连克肇庆、梧州、平乐，进逼桂林，永历帝逃往全州。广东人民同仇敌忾，纷纷组织义军，进行殊死的抵抗，涌现了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其中最感人的是“广东三忠”，即顺德的陈邦彦、东莞的张家玉、南海的陈子壮。陈邦彦原任南明兵部主事，为牵制清军，解桂林之围，他起兵顺德，联合在西江甘行滩一带活动的农民军余龙等两万余人袭击广州，以势力单薄等原因受挫，继而转战三水、胥江和清远一带。清远城破，陈邦彦与清军巷战，受伤被俘，5天后慷慨就义。死前写下《狱中步文（天祥）丞相韵》诗：生涯少壮但传经，通籍才周两岁星。乡国愁看成陨箨，家室宁计问飘萍。万言旧疏谁还忆？五木严刑拼备丁。泉路若逢文信国，不知双眼可谁青？陈邦彦起兵后，家属被清军掳为人质，清统帅曾写信诱胁他归降。他大义凛然地回答：“妾辱之，子杀之，身为忠臣，义不私妻子也。”两个儿子终于被杀，诗中“家室宁计问飘萍”即指此意。张家玉原为南明监军御史，起兵于东莞，先后在东莞到港口滘、宝安西乡与清军反复激战。西乡城破，清军反复屠城，“男女数万，无一降者”。张家玉挥师连克东江龙门、博罗。后博罗失守，张家玉驻守增城，清军汹涌攻来，张家玉指挥巷战，重伤后投水自尽，族人几乎全被诛杀。张家玉留下的诗篇，洋溢着高度爱国主义情怀，后人刻为《军中遗稿》，其中《丁亥重阳悼阵亡将士》诗曰：回首天涯忆故乡，忽闻节候又重阳。断肠何处啼猿月，警梦当阶唳鹤霜。击楫几时清海浦，枕戈犹未扫欃枪。可怜多少英雄骨，空照黄花吐烈香。明人罗应垣称《军中遗稿》，“读之，令人悲其志，惜其遇，悯其忠，而复壮其气魄，如对岘山之碑，不觉堕泪，岂非忠义之言，锲在人心，自难磨灭者欤？”陈子壮为南明大学士，起兵于南海，应者如云，计有新会黄公辅、番禺屈士燝、博罗韩如琐、新安（宝安）陈文豹、恩平王兴、高明麦而炫、罗定罗成基、东安何壮璋、惠州苏来、高要黄麟游、新兴梁位灼等达数十部之多，小者百余人，大者万余人，形成群众性抗清高潮。清顺治四年（1647年）7月，陈子壮率战船千余艘与清军大战于广州白鹅潭，失利后退守高明。12月，高明城破，陈子壮被俘，不屈而死。

在永历帝逃往全州以后，留守桂林的只有大学士瞿式耜和少数官员，他们临危不惧，坚守孤城，幸得陈邦彦进兵广州，清军驰援，桂林才得以解围。而自“广东三忠”抗清失败后，南北各省重举抗清大旗，南明政权重新控制两广、湘、赣等省区，永历帝被迎回肇庆。但南明政权内部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很快断送了抗清大好形势。清顺治六年（1649年）12月30日除夕，清军逾岭南下，攻占南雄，居民惨遭屠杀，“十存二三”。翌年，清兵连陷韶州、英德、清远、从化，进逼广州。守城军民坚贞不屈，11月2日城破，南明将士阵亡6000余人。清军大肆屠城，据清仇巨川《羊城古钞》说“死者七十万人，民居遂空”。广州城因遭一场空前浩劫，长期未能恢复元气。广东抗清斗争自此陷入低潮。在清军攻克南雄以后，永历帝即逃往南宁。九月，全州失守，桂林危在旦夕，守城官兵畏敌如虎，清兵如入无人之境。瞿式耜与前来共赴国难的湖广总督兵部尚书张同敞坚坐府中，豪饮达旦，为清兵俘获，以身殉国。据说两人就义那天，11月的桂林竟雪花纷飞，电闪雷鸣，似为壮士送行，百姓无不惊诧万分，也许是两人贞忠事迹感动了上苍。瞿式耜临刑口占《绝命词》云：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后人在二人成仁处叠彩山设抑止堂，树碑立传。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先生来游，在《赞瞿式耜》诗中曰：“歼敌能致果，临危自泰然。南冠吟《浩气》，堪并文山传！”

在两广抗清危难之际，珠江上游的云南、贵州以及川西南一带，张献忠部将李定国却异军突起。他以大西南为根据地，拥兵十几万，其中半数为西南各族人民，号称大西军，从顺治九年（1652年）到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下广东，转战数千里，横扫清军如卷席，先后攻克南宁、平乐、梧州、肇庆、桂林、柳州、开建、德庆、四会、广宁、罗定、新兴、阳山等西江、北江沿江城镇，并占据广东南路以及海南昌化、临高等地，其间围攻新会县城2月有余，并将永历帝接到贵阳和昆明，开创了抗清斗争的大好形势。但最后仍以南明政权软弱无能、大西军内江、清军过于强大等原因，李定国在两广、云贵抗清终告失败。永历帝败走缅甸，为清军所执，康熙元年（1662年）3月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历时13年的南明政权宣告结束。

李定国退出两广以后，人民抗清斗争的余波仍在荡漾。李定国的一些余部或退居深山老林，或占领海岛，继续与清军周旋，而一些明宗室遗臣，各路抗清义士也以不同方式袭扰清军，但他们毕竟力量单薄、分散，结果都为清军逐个击破。一些人仗义殉国，一些人匿迹乡园，一些人遁入空门，坚持不与清政权合作，但更多的人还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清王朝最终在两广、云贵这些反抗最激烈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珠江在荡涤了这场斗争的斑斑血迹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清王朝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之内，继续流向历史的未来。

继两宋大规模移民以后，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动，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五次移民高潮。移入珠江流域的居民，因汉族各民系在宋元时期已经定型，他们不可能再产生新的民系，只能因来源或入居地不同，分别加入既有的民系队伍，使各民系在人数和地域分布上发生变化，主要是广府系得到加强，客家系分布更加广泛。反映在地域文化上，广府文化位居珠江文化的核心地位，客家文化西移，成为西江文化的一个主要群落。

明代，两广、云贵各族人民反对朱明政权的斗争如火如荼。特别是广西，明统治者与土官势力相互勾结，大搞武装占田和封锁食盐供应，使汉壮各族人民无田可耕、无盐可食，终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如明正统至天顺年间黔江中下游大藤峡地区瑶、壮、汉人民起义，就给明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当地社会经济也受到严重破坏，户口减少，土地荒芜。据《明实录》载，明成化年间，将广州南海、南雄、韶州等府县“江西流任听顾（雇）之人……俱发填塞”广西桂林府古田、柳州府马平等县，以开发因农民起义失败而荒废的土地。此为广东客家人迁入广西的最早记录，也是客家文化传入广西之始。但明代广西移民形成的最大的地域集团在桂林。据复旦大学葛剑雄先生等研究，明代在广西设6卫1所，合军士家属约10万人，其中3卫设在桂林，即5万左右军籍移民分布在桂林。这对当地方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桂林仍以其独特的江淮官话区别于广西其他地区，在方言文化上留下两淮文化的印记。明代迁入广东三江地区的主要是客家人及外籍商人，他们对粤北、西江地区及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贡献匪浅。《明实录》卷12记礼科都给事中李孟旸奏议：韶州各地荒田甚多，江西、福建一带穷民迁此垦辟为业，常因迁入先后和当地人发生矛盾，甚至相互仇杀。李孟旸建议另设县治来安置这些迁民，说明移民规模已很庞大。又北江英德山多地少，人口单薄。道光年间《英德县志》说：“土俗淳朴，颇知诗书，科目代不乏人。明初地无居人，至成化间，居民皆自闽之上杭来立籍，间有江右（江西）入籍者。习尚一本故乡，与粤俗差异。”这里说的自是一批客家移民。据最近出版的《肇庆市志》载，明代落籍肇庆的共有40姓，其中来自外省的只有8姓，占20％；清代落籍的共有63姓，其中来自外省的也不过11姓，仅占17.5％。由此可知，西江地区族群和文化，在明代之前已经定型，此后，岭外人口和文化对它影响不大。但个别城市却依靠各路移民入居而更加繁荣兴旺。明代得益于便捷的水运而崛起的佛山镇，即为一座各地移民荟萃的城市，佛山祖庙有碑刻记明代江西商人“客粤谋生者，人数殷繁”。其中一部分人居住时间既长，即成为当地居民，江西文化随而在佛山扎根生长。

明末清初抗清斗争，以及清政府为切断郑成功海上武装集团与沿海地区的联系而严行“禁海”和“迁界”之变，即禁止沿海商民出海贸易和外国商船来华贸易，后又令东部沿海居民内迁50里，“尽夷其地，空其人”，沿线筑墩台，树桩栅，派重兵把守，使两广沿海造成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失去生计。对这场两广历史上的空前灾难，时人胡日乾上书广东巡抚请求复界控诉曰：“伐南山之竹，写恨无穷；绘监门之图，形容难尽。”香山（中山）明遗民何巩道亲身目睹这场灾祸，哀时愤世，在《日日诗》中记述了其惨状：日日貔貅拥六街，东南阴气半为霾。红尘扑岸飞阴火，白浪横天泻积骸。燕恋众雏盘旧垒，蜂怜残蜜守空崖。野人不问兴亡事，只觉秋光到处佳。后两句作反词，沉痛至极，清军所至造成破坏可见一斑。直到康熙八年（1669年），这场持续了15年之久的“迁界”令才解除，祸及地区的社会经济渐渐恢复，同时又引起新的移民浪潮以及文化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珠江文化格局。这主要是客家人的迁移。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明统治者反复征剿，人口稀少，旷土特多，清初溯西江而上的移民多选择这些地区落籍谋生。《霍勉斋集》卷19说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桂西地区“左右江各府州县半是广东流民寄居，或买田收租，或娶妻住宅，多有长子育孙”。漓江、贺江流域也是客家人安身立命之地。清桂林人龙启瑞在《粤西团练辑略·序》中即说：“粤东粤西邻省毗连。……外郡地多山场旷土，乡招粤东客民佃种。数世后，其徒益繁，客主强弱互易。”这也包括了由广东迁入广西武宣、马平、桂平、陆川、贵县、藤县等地的客家人。如据民国《桂平县志》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策源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一带的客家人，即为清康熙年间当地官吏招人垦荒而从外地迁入的。由于迁入桂平的居民来源不同，他们的文化风貌也不一样，仅在建筑方面，就有所谓广（州）肇（庆）派、嘉（应州）惠（州）派和闽派三大地域流派之分。《桂平县志》评述道：“屋式有广肇派，有嘉惠派，有闽派，皆以民族来源之异而各为风气。广肇派每于后一进为正厅，厅前檐下为壁，壁间开门，是即古之所谓寝室。……北为祖龛，龛下架极为楼，高逾半墙，故又名神楼龛。下有小室，南北深三尺或四尺，东西与寝室齐，是即古之下室，俗名中间房，丧时妇女哭泣在焉。中间房东西有小门，通左右大屋。房南面蔽以密屏，左右有门，俱南向，主妇见宾及女子归皆从此出。嘉惠派正厅之前无壁，即古之所谓堂，俗名开口厅。其后为龛于土墩上，高与香案齐，左右与大屋不通。又广肇派外进出入共在大门，嘉惠派则三门排列，此其大较也。闽派与嘉惠大同小异。”该书还指出：“以上所论各派之分，乃昔日各族新来截然不同如此，故观其门户，即可知其言语，明其族籍。近年相处两忘，多混合无分矣。”其他方面的文化融合也大致如此。但数量更多的客家人迁入地还是粤北、粤中和沿海山区。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说韶州府乳源县梅花一地，山环水绕，形势险峻，有张、邓姓居民数百千家，为明代遗民，入清后不剃发，据险自守，官兵不得入。直到康熙中，清廷肃清对抗势力，以其地置苑县（今花都），这些人才归附朝廷，他们当是抗清失败后遁入山区的客家人。康熙中复界后，沿海大片荒芜土地吸引了惠州、潮州、嘉应州和江西、福建居民迁入广州府属下的台山，肇庆府属下的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江、阳春等州县，与当地人杂居。今中山市坦洲镇沾涌陈姓、神湾镇刘姓、旗岭下村毛姓、沙埔洋罗姓等客家人都是在这种背景下迁来。深圳、香港山区也为客家人居地，这里的客家人亦缘于复界后的大批移民。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引地方文献说：“新安（即深圳）僻处海隅，而籍有土客……缘国（清）初土广人稀，招垦军田，客民由江西、福建及惠、潮、嘉等处，负耒横维，相率而至。……由是文教渐兴，考童渐众。”据统计，明末清初由以上地区迁入深圳、香港地区的有李、吴、郑、张、彭等18姓，成为今日香港地区客家人耒来源。东江下游增城县也是一个客家人迁入典型地区。清宣统年间《增城县志》云：“客民者，来增（城）佃耕之民也。明季兵荒迭见，民多弃田不耕。入版图后，山寇仍不时窃发，垦复艰难。康熙初，伏莽渐消，爰谋生聚。明有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葺村落残破者居之。未几，永安、龙川等县人亦稍稍至。清丈时，山税者占业浸广，益引嘉应州属县人杂耕其间。”增城于是逐步发展为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的过渡地区，文化景观非常丰富多彩。如旧志说增城村落，在水乡的多于塘边河边搭凉棚，供男人天热时纳凉过夜，“一湾残月泊沙堤”，是一种广府水乡风情；而在山区客家大屋，竹林、果园、池塘环绕，充满山居情趣。清初，入居潭江流域的客家人因人口激增，土地不足，遂与当地广府人发生利益冲突，酿成械斗，双方损失惨重。同治六年（1867年），土客实现联合，清政府在台山沿海山区设立赤溪厅，作为安置客家人的行政区域。赤溪也成为客家文化的一个特殊板块，那里的客家人既山居，也耕海，是一个农渔并重的族群，这也为客家文化增添了异彩。

清初，四川战乱频仍，人口大量耗减，田土荒芜，社会经济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自康熙初年开始，清政府乃招谕各地农民入川开垦，此即有名的“湖广填四川”运动。粤、闽等地客家人闻风而动，纷纷扶老携幼，甚至变卖家产，加入了这个滚滚而来的移民潮流。据《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等载，广东的广州、惠州、南雄、韶州等府州，特别是保昌（今南雄市）、始兴、曲江、乐昌、仁化、兴宁、长乐（今五华）、龙川、和平、永安（今紫金）、程乡（今梅州）及罗定州之西宁（今郁南县）县的客家人入川人数最多，包括北江、东江、西江流域各地，以及韩江水系的客家人都加入了这个历史性的人口大转移。如朱德原籍广东韶州府，其先人于乾隆年间入川，先居广安县，嘉庆十五年（1810年）左右才迁仪陇县。广西也有部分客家人迁往四川。入川的两广客家人聚族而居，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客家方言自此带入四川，构成许多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客家方言岛。客家的建筑、风俗、歌谣等文化也在四川各地安家落户，并不断发展。散居在城镇的客家人渐渐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客家文化也成为巴蜀文化的一部分。而居住在山区的客家人，仍保持着客家文化传统和客家方言，至今仍自称“广东人”，称自己说的客家话为“广东话”，一些地方的老人还会唱客家山歌。暨南大学刘正刚先生在四川调查时，即录得不少客家歌谣，其中一首《劝唱广东小儿歌》，充满了对故乡的情怀和客家人孝悌友爱精神。歌曰：广东歌，莫嫌俗。广东人，要唱歌。唱熟识人情，当读劝世文。自家劝好了，又好劝别人。劝得世上好人多，齐家同唱太平歌。

以往移民多是自北向南进入珠江流域，而清初两广客家人取道湖南各地入川，方向恰好相反。一方面缘于客家地区人口增长给当地环境造成不堪负重的压力，迫使他们另谋出路；另一方面，这也是客家文化在粤、闽发展成熟的表现，故它可以在异地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丰富当地文化内涵而不是被其同化。可以说，清初两广百万客家人入川，也是珠江文化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北上，它至今仍遗留、积淀在巴蜀大地和人们的心理深处，显示出珠江文化已积累了一定的势能和坚忍的传承力。

河流是一个系统，上下游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故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以流域而不仅仅是以政区为地域单元进行的。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水利建设被奉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我国历史经济区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元朝以武力统一珠江上游，沟通上下游之间的往来，使珠江流域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和经济地理单元。明清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牢固地实现了对珠江流域的政治统治，特别是通过“改土归流”，全面废除珠江上游地区的土司制，用封建地主经济代替世袭的领主经济，打破滇东南、黔南和桂西地区长期封闭状态，进一步加强西江各水系之间的物资交流，初步建立起有其经济中心、腹地和网络的珠江流域经济区域体系，同时也为更大范围和更有成效的开发利用水资源，构建更大型水利工程奠定了必要基础。

明初，朱明政权为恢复被破坏的经济，巩固新兴王朝的统治，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大兴水利是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清承明制，也将水利放在医治战乱创伤、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头等重要位置上。明洪武年间，“壅漕绝溉”多时的灵渠得到两次重大修整，包括疏浚、筑堤、设闸等，不但恢复了通航，并可“溉田万顷”。此后明永乐、成化、万历各朝，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各朝都对灵渠进行过规模不等的整修工程，使其一直发挥南北交通咽喉和农田灌溉功能。据《灵堤四贤祠碑》描述，经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那次大修后，渠上“舳舻衔尾，商旅欢呼，楚越之血脉长通”；嘉庆年间，甚至出现了运“铜船一百五号，三日全行出陡”的繁忙景象。年久失修的相思埭运河，清雍正、乾隆两朝也进行了两度大修，使其运输和灌溉作用达到历史上的全盛时期，清广西首府桂林可经此直航柳州，更便捷地与桂西北、黔东南以水路沟通，大大缩短了南下桂江绕道梧州再溯浔江、柳江的路程。桂江在明代也称府江，虽然历为南北交通要道，但也不是坦途。两岸悬崖峭壁林立，水流湍急，有大小石滩360处，险象丛生。谚云：“盎有一斗米，莫溯藤峡水；囊有一百钱，莫上府江船”，桂江与黔江大藤峡同为商旅畏途。明万历年间，前后四次对桂江进行整治，包括对河床凿石毁滩，两岸开辟可通车马的官道，架设桥梁，设铺亭和摆渡等，自此桂江来往舟楫可昼夜不舍。清代桂江也有过多次修浚，以光绪十四年（1888年）那次工程最大，仅阳朔至梧州350公里江面就开凿险滩75处。至此，桂江航运才更为畅顺。明初任广西布政司参议的解缙《桂水歌》中“三峡沧溟共往还”那种险恶景象已不复相见，取而代之的是清阳朔人徐廷诤《螺绕漓江》诗所展现的一幅轻快、繁忙的江景：青髻层层滴翠鬟，回纹难辨几重湾。鱼游高岸潮泉水，螺绕长堤作砦山。崖覆蛟庵成佛阁，渡修马颈接儒关。年年神诞多祈禳，一路舟车如市圜。除桂江以外，西江在广西境内的一些主要河段也进行过不同程度修浚。据许云峤《方舆考证·广西》载，康熙年间整治浔江时，“修大黄江以通舟楫”，使“由良四埠至崖龙长一百余里无担负之劳”。雍正年间，疏浚右江上游驮娘江，使今西林至百色100余公里可通舟楫。乾隆年间，先后修治融江和郁江河道，有效地改善了通航条件，即使枯水期船只也可往来。郁江上游的著名的货物集散地乌蒙滩（又名伏波滩）也被多次疏浚，以改变航道险恶状态，使大宗粮食得以源源输入广东。黔江中游著名的大藤峡在明正德、嘉靖时就做过疏浚，后称永通峡，也大大促进了航运的改善。

西江上源南、北盘江的航运历来梗阻不便，明清时也开通了两粤水运或水陆联运，使西江流域连成一体。清乾隆十年（1745年），南盘江在云南曲靖一带长约10公里的河段得到开凿，改善了通航条件。道光七年（1827年），曲靖知府蒋文正动用民众3万多人疏浚沾益至陆凉60余公里的河道，使之与中下游航运进一步畅通。而在此之前的雍正年间云南、贵州、广西总督鄂尔泰在他的《兴修水利疏》中，就陈述了开启通粤航路的重要意义和工程规划设想。这实为一条水陆联运路线，包括开远至泸江、开远至八大河两段水路，以及八大河至广西西林的一段陆路，接广西驮娘江下百色。这一计划因多种原因未能全部实现，但作为一项创举，却得到后人称赞。北盘江中上游山高水险，流量枯洪悬殊，也难以通航。明清时经过疏浚，使得下游百层至与红水河相交的双江口约80公里河段以及双江口至南盘江下游的八渡约80公里可以通航。双江口以下红水河可直航至梧州，此后，广西通贵州的主要水路可通行100吨位的木船，这对两省边境交流作用甚大。

北江航运在明清达到鼎盛时期。鸦片战争前，明清政府规定北江为“贡使通道”，即外国货物抵广州后，北上韶关，再沿连江过南风坳，下舂陵水入湘江，抵湖南湘潭再分发至内地；而各地丝茶等出口物品也先在湘潭装箱，南下广州再放洋。这是我国最早一位留美学生容闳《西学东渐记》所载的交通路线。后来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说，沿途运输、旅店、商贩等业以及依附为生者不下百万。鸦片战争后，我国商业中心转移到上海，这条交通线便一蹶不振，不少以此为生的人骤然失业，生活无着，其中很多人参加了太平天国起义军，如起义军首领杨秀清、萧朝贵等人。至浈水大庾岭道，明清时仍雄踞各水陆交通线之首。清康熙九年（1670年）原设于南雄太平桥的税关移至韶州府浈水边，仍称太平桥关，它所征收的关税占北江三关（另为武水航道的韶州府遇仙桥关和连江航道的英德浛洸关）总额的69％。清乾隆南雄人李应麟的《官路马嘶》诗展现了这条古道川流不息的繁忙景象：公涂迢递岂嵯峨，过客熙攘镇日多。端的为名兼为利，萧萧斑马疾山河。韶关以下的英德城南10公里，北江与连江交汇处以南河段收缩为浈阳峡。峡长5公里，最窄处宽仅80米。两岸连山高耸，壁削森然。洪水季节浊浪滔滔，枯水时期则风平浪静，清澈如镜。浈阳峡形势虽然险恶，但仍是北上韶关、南下广州的必经之道。明清两代在其西岸多次修建栈道，改善了陆行，但不能代替水运。即使到近世粤汉铁路建成通车，浈阳峡还是帆上船下，异常繁忙。而其奇险壮观，历为船家惊叹、墨客吟哦，两岸绝壁上留“凿山通道”、“天生云路”等石刻多处。明诗人汪广洋被贬谪南下，作《下贞阳峡》诗云：洒面凉风吹酒醒，野猿长啸树冥冥。短篷已过贞阳峡，两岸云山不断青。浈阳也写作贞阳。这首诗，使人有读李白《早发白帝城》“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快感。

珠江各主要干流通航和连成网络，且通过珠江三角洲各口岸与海上交通衔接，中外文化得以进一步融合和传播，珠江文化由此更具有多元性风格。

以一部《水经注》名扬千古的北魏郦道元说：“水性融和，变通在我。”人类对水资源的价值取向，除了航运，更大量的还是灌溉田亩，保障农业生产。明至清中叶，珠江流域的全面开发有赖于农田灌溉事业的发展的有力支持。据《嘉庆一统志》统计，明至清中叶在南盘江水系。所修筑的坝闸堤堰工程共37项，使江河溪涧、天然湖泊和地下水资源得到开发利用，云南数百个坝子约占全省半数耕地得以灌溉。较大的坝闸工程有明天启年间沾益州（今曲靖县）的天生坝，渠长10余公里，泄水闸、渡槽、跌水、桥梁等设备俱全，灌田3000多亩，至清末仍发挥效益；在今陆良县白石江中的陆凉新坝，重筑于清雍正年间，为明清时南盘江规模最大的拦河坝工程，采用石砌或木、石结构筑坝，技术先进，22个村寨田亩受益。此外，尚有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广西府（今泸西县）修水惠坝；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修的弥勒州（今弥勒县）构甸坝，灌田达3万余亩；明隆庆五年（1571年）修河阳县（今澄江县）西菪龙家坝，成为澄江一景。

在北盘江滇东南、黔南、桂西北等地区。境内山高谷深，地形破碎，田块狭小，分布零星，又为壮、瑶、苗等少数民族所居，主要以修筑堤坝、引渠、池塘、凿泉、提水等方式，开发那里丰富的地表和地下水资源，把许多荒山旷野变为膏腴富饶之地，培育出多姿多彩的农业文化。

西江在广西各干流地区，各种水利工程也遍地开花。据清雍正年间《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所载，时广西境内53个州县有陂塘、渠圳、井泉等工程987项，其中陂堰704项，占71％，为水利工程的主体，以桂林府、平乐府、浔州府、南宁府、思恩府等水利至为发达。如桂林府兴安县陆川江的观陂，灌田4.5万亩，阳朔西北的神陂，灌田达数十万亩。桂林府西北的龙胜县是闻名遐迩的“龙脊梯田”所在，梯田占地达4平方公里，始建于元而完成于清，高差500米，层层叠叠，如龙盘旋，气势磅礴，蔚为大观，为珠江儿女坚忍不拔精神的象征，今已成为旅游胜景。这当然是依靠水利灌溉保持其经久不息和动人景致的。地处三江口梧州府苍梧县的各类灌溉工程多达数十处，每陂灌田从数百亩至上万亩不等。南宁府横州（今横县）有陂塘29座，州城内开鱼塘300余口，四乡更触目尽是鱼塘，横州被称为鱼米之乡。为了提水，这些水利工程有时也需水车等工具配合。明代广西已普遍使用水车。桂西北那地土州（今南丹县）有龙泉沟，水源丰沛，被筑陂架车汲水灌田，嘉庆年间《广西通志·水利》称“一州水利大半赖此”。南宁府隆安县绿水江上架设的灌田水车数以百计。明人龙瑄诗《平乐府》中的“车筒昼夜翻江水，刀具春秋种石田”，道出了人类为适应山区生态环境而采取的灌溉农业文化形式和景观。西江流域岩溶十分广大，尤其是红水河、柳江、桂江、左、右江和南盘江水系，地下水异常丰富，明清时各地修筑的陂塘，很多是储留泉水而成。清雍正年间，广西各州县即有井泉灌溉工程180多处，占各类灌溉工程的19％。它们所产生的灌田、航运、动力等经济效益，备受人们礼赞。南宁府有著名的董泉，前人赋《咏董泉诗》、《思甘泉水》诗，极尽对大自然造化感激之情。前一首诗曰：石隙鸣泉泻，深秋玉髓流。精灵涵太始，澄澈浚源头。山涧施千顷，余波沃九州。生民望龙雨，早晚此中求。

珠江水系在广东各河流，明清时灌溉工程之盛，远远地超过了前代。西江下游即今肇庆地区，明洪武至嘉靖末年（1368～1566年）近200年修建的主要灌溉工程160多项，至清嘉庆末年（1820年）又发展到309项，每项工程灌田面积为几百亩至几千亩，大者可达万亩。德庆、新兴、郁南等州县即有不少这类陂塘工程。北江水系所在山区广布，陂塘灌田历史悠久，明代又有长足发展，据嘉靖《广东通志·水利》记载，粤北南雄、始兴等14个县即有各类灌溉工程314项，受益面积32万亩，到清道光时已发展到671项，受益面积57.85万亩，分别增长了1.1倍和0.8倍，特别是小工程星罗棋布，尤适于耕地分散的山区，效果十分显著。如始修于北宋时的南雄凌陂，历元至明清都在发挥灌溉作用，但与浈水航运有矛盾，结果当事双方闹上广东巡抚衙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立《凌陂水利纠纷碑记》于南雄州今全安镇陂头村，内称“惟保昌（南雄）县凌陂一座，灌溉粮田甚巨，农民赋食攸关”，谅这类事件不止凌陂一例，想见陂塘对山区农业具有多么不寻常的意义。

东江中上游支流也很多，有类似北江中上游环境的特点。其中支流新丰江灌区在南宋时就筑成，并开始发挥效益，史载，明代沿江在今新丰县开大小灌渠50多处，使用水车取水，使农业生产有可靠保障，东江沿岸一连串河谷盆地遂成为新的粮仓。如龙川佗城东江两岸，在清潘好骧《龙台晚眺》诗中，即有“烟村断续桑麻雨，陇亩高低禾黍风”的丰收景致，这离不开水利事业的支持。

必须追述的是，明末以后，西江水系源流被查清，并据以开发水资源，发展航运和灌溉事业，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功不可没。明崇祯十年（1637年）和十一年（1638年）徐霞客对西江中上游各水系进行实地考察，后写出《盘江考》一文，论述了南盘江是西江的正源，指出南盘江发源于云南沾益州交水炎方驿附近，纠正了《明一统志》以为云南富源和盘县之间的小洞岭东之水出火烧铺北流者为北盘江、岭之西出明月所南流者为南盘江的错误。他还正确地指出北盘江自黔西流经今晴隆，下今红水河，出罗木渡，下迁江的流向，同时也纠正了过去一些地方志误将北盘江视为右江上游的错误。这些见解都为以后的科学考察所证实。徐霞客还对广西、云南、贵州的岩溶地形作过详尽深入的考察研究，为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些后被收入《徐霞客游记》这部皇皇巨著的科学成果，也是珠江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珠江三角洲原是溺谷海湾。沧海桑田，宋元时期已有大片肥田沃土从水中升起，供人类围垦，养育了千千万万南雄珠玑巷迁来的广府系居民。迨到明清，三角洲河流冲积非常旺盛，大量泥沙淤塞河床，如北江在佛山附近的支流白泥水、芦芭涌、西南涌、官窑涌、石门水等先后淤涸，有的河床甚至鸡犬可过，形成许多沼泽低地。三角洲的前缘也由于泥沙的冲积而不断向海延伸，面积比原来扩大一倍左右。明代西北江三角洲滨线在今中山市港口镇——马安——横档——黄阁一带。到清代滨线，据广州地理研究所李平日先生研究，应在今中山市六乡——坦洲一线，清中、后叶西江口外一些孤岛已与三角洲相连。清代北江三角洲滨线在今珠海坦洲一带。而东江三角洲滨线，明初在今东莞麻涌——大步一带，清初则推移至今东莞漳澎——（鱼立沙）沙头——（沙田）横流——坭头一带。大自然赐给人类的这种新生土地，宋代以后俗称沙田，有机质丰富，土层深厚，经耕作熟化，是上等良田，而不是说它含沙很多，那是望文生义。沙田可由河水受潮水顶托，夹带淤泥在海湾回流处沉积生成；也可在河岸两边淤积而成；或者围绕海中岛屿作为沉积核心而成，新会古井、古兜山、中山五桂山等周围沙田即属这种类型；当然河流两条主流线之间常受潮水顶托形成的江心洲也是沙田的一种。当地百姓把沙田尚未露出水面、宜于鱼类活动的阶段称为鱼游；泥沙沉积进一步加强，小船行走已感困难时则称为橹迫；低潮时，沙坦露出水面，引来群鹤觅食，称鹤立；继而沙坦完全露出水面，秋茄、老鼠簕等丛生其中，称草埗；最后坦面日高，泥益坚实，可以试种耐盐的水稻，开始围垦，称围田，亦即沙田。广州城今南方戏院一带，宋代称药洲，为浮于珠江水面上的洲滩，后与江岸相连。宋广东转运副使许彦先《药洲》诗：花药氤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直应路与银清接，槎客时来犯斗牛。其景其情，当是沙田生成时的一幕，亦为三角洲水陆变迁的一个例证。

江海生成这些滩涂即沙田的大量围垦，继宋元以后，明清进入第二个高潮。通常一是先垦后围，即沙坦露出水面成陆后，先行种植耐盐水稻，利用潮水自然灌溉，以后再筑堤围成围田；二是先围后垦，在沙坦刚生成或未露出水面时即筑堤垦耕，不过先种菱角等水生植物，几年后再种稻。这种人工围海造田、与海争地、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的土地开发方式是珠江三角洲人民的一个创新，它所带来的是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巨大飞跃。不过，明代修筑的堤围主要地点，一在西江羚羊峡附近，西、北江和绥江交汇地带，如高要景福围、丰乐围、头溪围，四会、三水之间的大兴围和灶岗围等；二在北江干流清远飞来峡以下及其支流两岸，如清远上中下围、石角围、长冈围、三水鸦鹊围、高丰围、古灶围，南海良凿围、筲尻围、茶步围、河樃围、良安围，顺德南顺东西围、白驹围等；三在西江流经顺德的甘行滩附近，计有高鹤古劳围、新会天河围、粉洞水两岸堤围、顺德龙山大成围、大洲围、龙江鸡公围等。另明代还有一部分堤围推进至海滩，主要集中在香山北部、新会南部，包括西海十八沙、东海十六沙以及番禺南部和东莞西部的海坦等。但明代东江三角洲修筑的堤围比较少。据原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统计，明代三角洲共筑堤181条，总长约22万丈，围垦面积达100万亩。入清以后，珠江各出海口淤积加剧，成沙范围更广，比前代增加一倍以上，是向海坦围垦的高潮时期，且延续到近现代。围垦地区主要在磨刀门、蕉门、横门等各大口门的出海水道及滨海地带。据上书统计，清代三角洲筑堤围共190条，总长约23.2万丈，围垦面积不详。但据民国张超良《广东沙田问题》记载，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广东全省共围垦沙田32万亩，比同期全省其他地区开荒、复垦的面积总和还多，使人相信这些沙田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尤其是顺德境内，堤围密布，约占三角洲堤围的一半。比较著名的有新会龙溪围、桂园围、香山古镇围、杭都大围及与新会交界的百顷围、顺德连成大围、七乡围和桂洲围等，其余诸县如四会永安围、东莞黄家山基围等，皆为清代较大的堤围。这些新冲积土地，经过一段时间去卤和经营，即可获取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这也引起了豪强地主和宗族势力的觊觎，争田霸垦风气比明代尤烈，甚至还有公私护沙队组织，宗族械斗事件也屡见不鲜，这可从侧面显示清代沙田围垦之盛。

明清沙田围垦，比宋元时期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和文化内涵。以前人们都是等待大自然的恩赐，哪里成沙即在哪里围垦，不与水争地。明清则视水势缓急，选择可以围垦水面，沉石水底，加速成沙或在鹤立阶段广植水草，亦异曲同工，收到加快成田之效。如乾隆时还是一片汪洋的万顷沙，嘉庆年间开始浮露，道光十八年（1838年）筑堤围垦，面积约6000余亩，俱种上水稻，至宣统末年（1911年），即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围垦面积已扩大至60万亩，为清代造田的一个范例。筑堤材料，昔时单一，悉用泥土，容易溃决。明清时土、石并用，对土、石质量有严格要求，并采用栽柳等植物护堤。即使筑土堤，也绝非随意取土，而是采用经过压实的“泥瓜”，甚至驱使牛群踩练筑堤，场面蔚为壮观。大概只有在三角洲沙田地区才能一睹为快。

如果沙田成陆时间短，则那里的村落稀少，耕者须远距离作业。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说：“农（者）以二月下旬，偕出沙田上结墩。墩各有墙栅二重以为固。其田高者牛犁，低者以人秧莳，至五月而毕，名曰田了，始相率还家。……七、八月时耕者复往沙田塞水，或塞篊箔，腊其鱼、虾、蟮、蛤、螺、珵之属以归，盖有不可胜食者。”这种沙田耕作生活，当然是很艰辛的，但乐天的沙田居民，却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劳动乐趣。如三角洲前缘滩涂，未围垦时或围垦之初，可放养牡蛎，俗称蚝，故这些滩涂称作蚝田，东莞、宝安尤多。屈大均说当地妇女皆能打蚝，有《打蚝歌》，屈氏尝仿其韵作歌曰：一岁蚝田两种蚝，蚝田片片在波涛。蚝生每每因阳火，相叠成山十丈高。又一首歌曰：冬月珍珠蚝更多，渔姑争唱打蚝歌。纷纷龙穴洲边去，半湿云鬓在白波。所谓“粤俗好歌”，此实为一个事例，其中妇女形象，恐只在三角洲水乡中才能找到。另有乾隆年间番禺贡生吕坚《沙洲即事》，也展示了三角洲人在沙洲上种稻捕鱼的一道风景线，诗曰：两岸夹田船贴沙，隔江烟树隐农家。掬来水暖宜捞谷，怪底春寒不养花。野性入舟娱雁鹭，诗名到处长鱼虾。暮年不作相如渴，呼取姜盐一点茶。该诗景真情切，信手拈来，妙趣天成，也是那些淡泊功名、留恋水乡生活的知识分子心态的写照。

宋元在珠江三角洲大量筑堤围垦，形成稻浪滚滚的围田区，但堤内田地的内涝问题尚没有得到解决。明代，三角洲人口大增，对土地开发和利用率提高的要求更为迫切。为解决洪涝水患与生产发展的矛盾，人们在筑堤围垦的同时，在围内开展治涝治溃活动，把低洼积水地挖深扩筑为塘，将泥土覆盖在塘的周边堆砌成基；或结合筑堤将取土的洼坑筑成塘。这样，明初基塘景观开始出现。明中后期，在广东商品经济刺激下，基塘区不断扩大。据原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统计，明万历九年（1581年）清丈，南海、番禺、顺德、新会、三水、高明、新安、东莞等县共有纳税鱼塘面积16万亩，约合基塘面积40万亩，其中南海、顺德各约10万亩，成为最早形成基塘的地区。明末清初，三角洲商品经济进一步扩大，基塘面积随而增加，但基上所种仍以果树为主，称果基鱼塘。塘基上多种荔枝、龙眼等，栽桑为次。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封闭了江、浙、闽三关，全国独留广州（粤海关）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外商大量采购生丝。厚利所在，不但使基塘区大部分果基鱼塘被桑基鱼塘取代，而且在咸丰和同治年间又掀起两次将稻田改作桑基鱼塘的高潮。南海九江、顺德龙山、龙江等乡境内几乎不见稻田，为清一色桑基鱼塘区。至清末，以桑基鱼塘为主的基塘区面积达100万亩。1925年桑蚕业全盛时，广东桑蚕产量占全国的1／3，绝大部分产于珠江三角洲。以后，以三角洲为主的广东桑蚕业虽有起伏，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广东桑园面积和产量仍居全国第四位。只是近10多年来，由于经济和生态环境条件的改变，桑基鱼塘面积在珠江三角洲才急剧减少，在其起源地之一的顺德仅有2000多亩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存下来，许多养蚕工具和设施也都散失或无存。这是一个令人忧虑和值得研究的问题。

历史上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基塘农业区，包括顺德全境、南海、中山、新会的一部分，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其中基塘面积近百万亩，内有鱼塘43万亩，养殖鳙、鲢、鲮、鲩四大家鱼。乾隆年间《鹤山县志》称“池鱼利最饶，常舟载而鬻诸省会”。嘉庆年间顺德龙山乡“每岁鱼价，通以数万计”，收入非常可观。基面一半种蔗，三分之一种桑，其余种果、菜、花等。基塘面积不及广东全省面积的1％，却生产全省一半塘鱼，七成蚕丝，一成半糖蔗，成为经济总量最大、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清人陶心云《顺德杂事诗》生动地描写了三角洲美丽的基塘景色。诗曰：冰鳞七寸泼嘉鱼，甘竹滩头举纲初。新试南烹风味好，莼鲈千里转忘渠。潮长平田夜水迟，秋风吹碎碧玻璃。红红紫紫鱼天变，十万禾虫上市时。又曰：碧湾沙背海波涵，十里斜阳风物酣。绿满蘋婆黄满柚，未应秋色让江南。三角洲地区鱼多，鱼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食物，且特别讲究烹调技巧和吃法，当地人饮宴离不开鱼，以鲜活鱼虾为作料的粤菜自此闻名天下，成为广府文化一大特色。

珠江三角洲以桑基为主的基塘农业，首先把栽桑、养蚕和养鱼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一个奇妙的人工生态系统，使它们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保持良性循环，从而取得最佳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光绪年间《高明县志·地理》对此作了总结性的记载：“秀丽围近年业蚕之家，将洼田挖深取泥覆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矢（屎）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其次，基高塘低，围基设闸控制围内水量蓄泄，既不怕涝也不怕旱，雨水多流进塘，干旱从塘取水，桑基也不受旱。广东虽多暴雨，但塘基上长年郁郁葱葱，也防止了水土流失。此外，塘基上还可间种花生、黄豆等作物，有的还在基上搭起瓜棚，伸到鱼塘上面，不仅充分利用空间，而且能起到遮阳作用。即使盛暑季节，瓜棚下仍很清凉，水温不高，适宜鱼类生长。最后，基塘终年可以生产，时间安排合理，农活有重有轻，连老弱妇孺都有适合的工作可干，故劳力资源也得到充分利用，没有一寸荒废的土地，没有一段闲暇的季节。正因为如此，基塘农业这种世界罕有的土地利用方式，在当时就创造了经济奇迹，如据陈经善《岭南蚕桑要则》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顺德县属每墟土丝贸易额达10多万元，同期中山小榄蚕丝出口值白银100万两，占全县出口总值的2／3。而以栽桑养鱼为轴心的各项活动，又将当地农、牧、渔、副业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再带动了缫丝、制糖、饲料加工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农工商贸的结合，乃至集镇的形成。无论从基塘农业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还是从它作为人类适应三角洲水网环境的一种方式而言，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宽广的外延都是无与伦比、举世瞩目的。20世纪以来，三角洲的基塘农业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和重视，近年更得到国内外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这种自然与人工相结合的生态农业，很有研究和推广价值。自1981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与广州地理研究所合作在顺德勒流设立观察站，开展各项研究，以便在世界热带与亚热带地狭人稠、水网交错地区推广基塘农业的模式和技术成果。现在，这项推广工作已在东南亚、美洲、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初见成效。这是珠江三角洲人民对人类文化与进步的重要贡献。

历史上长期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岭南人中形成了强烈的商业文化意识。交换的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重利的思想潮流无时不在稀释、冲击着中原农业文化“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动摇儒家文化“君子谋道不谋利”的教条。这种商业文化的优势，宋元时期已有相当基础，明清时期又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发展为珠江文化一个最重要的特色。这时期，主要是珠江三角洲手工业、商品农业以及两广沿海渔盐业的发展，奠定了商品交流的物质基础，而珠江水系航运的畅通及其与海上交通的紧密连接，又使这种交流抵达它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在商业厚利驱动下，到明清时期很快在岭南掀起了一个近于全民性的经商热潮。明末清初《广东新语》记述了广东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官员、地主豪绅、读书人、农民、市民等从商逐利的盛况：“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儒从商者为数众多”，“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在茫茫商海竞争中，官商有政治上的后盾，当然是胜利者，“于是民之贾日穷，而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东）之十郡，远而东西两洋，无不有也”。最后，在商品生产和流通规律作用下，在广东形成了“广州帮”、“潮州帮”和客家商三大商人地域集团，但无论从商人数还是从资本势力和活动范围而言，“广州帮”无疑都占有压倒优势，次为“潮州帮”，再次为客家商，它甚至未形成为帮派集团。故清嘉庆年间顺德《龙山乡志》说，粤商“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殖其中”。据黄国信等《货殖华洋的粤商》一书所作统计，从明宣德五年（1430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广东商人有姓名、籍贯、经商地点的135人中，属广府系的即为126人，占93％，其余福佬系为8人，客家系为1人。同书又据有关资料指出，明清广东商人在北京设会馆共有29处，其中属广州帮有16处，潮州帮的7处，客家商人的6处，广州帮亦独占鳌头。在海外，也有类似情况。如1801～1900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广东侨民地缘性会馆有60处，其中广州帮商人29处，潮州帮商人8处，客家商人16处，其他地区商人占7处。这一连串数字亦显示广州帮商人在当地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

“广州帮”由广府系商人组成，所以又称粤商。它与徽商、晋商等地域性商业集团一样，高居全国庞大商人集团之列，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有过举足轻重的意义。明清时期的粤商，主要由珠江三角洲的商人组成，此外，广东肇庆、广西梧州等地商人集团也属其组成部分。据清乾隆年间顺德人龙廷槐在《敬学轩文集》一书中粗略估算：“省会（广州）、佛山、石湾三镇客商，顺德之人居其三，新会之人居其二，番禺及各县各府、外省之人居其二，南海之人居其二。”即珠江三角洲各地商人占广州帮商人的80％。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求、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乾隆以后，广州几乎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粤商借此机遇，大施拳脚，不仅积累雄厚资本，而且把生意做得更大，地方更远。时人引用一位外国商人对广州的印象说，“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也都荟萃于此城”，再由广州贩运到海内外。这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与传播，珠江流域深深地卷入这一潮流中，粤商也由此更驰名海内外。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经济崛起，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辐射力。这时期广西商品经济也有一定发展，对外交流日渐增加，河道最宽阔、流量最丰沛的西江水系，开始成为东西走向物质交流的新主流。梁钊、陈甲优等《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所作统计表明，鸦片战争前，珠江三角洲生产的手工业品约占整个岭南市场主要产品产值的33.4％，其商品生产总量不仅超过了原先发达的粤北地区，也逐渐压倒过去居首位的岭北入粤的中原产品的总量，这就决定了流域内物资交流的主要方向由南北走向转变为东西走向。西江水系的航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成为流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黄金水道。清前期，广东的主要手工业品，如土布、丝绸以及海盐等最大宗的都是上溯西江输入广西、云南、贵州，少量运销江西、湖南、福建。而西江中上游的农副产品也顺流大量输向广东。前述著作援引有关资料说乾隆、嘉庆年间，广西稻谷东运广东每年约300万斤，远远超过湖南、江西、福建每年南运广东45万斤的总和。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后，云南每年经广西百色浮运滇铜10万斤至广东，换回粤盐170万斤。又嘉庆年间广西商业性税收，以地处两粤交界、绾毂浔、桂、西江的梧州府最高，每年白银为7万多两；次为位于西江主干流浔江的浔州府，每年约白银5万多两；再次为桂江流域平乐府，每年约白银7500两；过去称盛一时的桂江上游桂林府每年仅约白银5400两，屈居第四位。税收这一“东高北低”的格局显示东西走向的货流已超过南北走向的货流，故在广西流传“无东（指粤商）不成市”之谚。粤商足迹踏遍西江水系沿岸各主要市镇，在梧州，当地人称他们为“客民”，嘉庆《广西通志》说他们“专事生息，什一而出，什九而归”；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说梧州“商业臻集，类多粤东（即广东）人”，柳州“城厢内外，从戎贸易者多异省人”，也包括粤人。傅维麟的《明书》亦指出梧州“盐商木客，列肆当垆，多新（会）顺（德）、南海人”。《明会典》说桂林“城内外商贾远集、粤东、江右（江西）人居多”。在南宁，《中华全国风俗志》说其“盐槟丝枲之利，归之客户”。光绪年间《贵县志》说那里典当业很兴旺，“业此者多为粤商”。右江流域下游雷州地处偏远，乾隆年间设广东会馆，有广东谢、叶、陈三姓商人开设商号。在桂西北红水河地区，水系纤细不利航行，但也见粤商身影。宜山、南丹等县即有清前期建的粤东会馆和广东会馆，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支基本力量。

明清时期北江货流虽让位于东西走向的西江，但仍不失为南北交流的一条强大动脉。因为后者主要在同一流域内，物资交换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前者则是跨流域的、不同纬度地带的物资交换，是有与无之间的往来，所以是不可替代的。清前期，西北的裘皮、马鞍、毯毡，京省的布匹，苏杭的美物，江西的土布，山西和陕西的药材，河北的人参、干果、烟草，甘肃的金银、麝香等所谓“北货”源源南下广州、佛山等地，再扩散到广大城乡；而由珠江三角洲北运的“广货”，大多是当地生产的手工业品，如铁制品、陶瓷、成药、爆竹、蔗糖、纸张以及鱼盐等。粤商奔走南北，大赚其利，并纷纷在全国各商埠设立会馆。明万历年间，广州商人在苏州设岭南会馆；清初，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商人在湖南湘潭设立会馆，且各有名号。康熙年间，广州府商人分别在汉口、广西戎墟、江苏吴兴、北京、天津等地设立会馆。清末，又在上海设南海、顺德商人会馆，时《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有“各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之语，实非虚言。而东莞商人在雍正年间贩运当地出产的糖和香，他们“度岭峤，涉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顺德龙山乡商人在嘉庆年间“或奔走燕齐，或往来吴越，或人楚蜀，或客黔滇，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殖其中”。嘉庆年间《龙山乡志》中的上述记载，展示出粤商跨境贸易的胆识、精明和才干。

粤商也充分利用珠江水系出海口岸多、与海外交往便捷等优势，远涉鲸波，从事海外贸易。即使在明清严行海禁时期，广州对外通商也是或明或暗，从未中断。从广东出口的商品以丝、茶、绸缎、棉花、瓷器、铁器等为主，从广西合浦口岸出口的有蔗糖、桂皮、桐油、牛皮等大宗商品。进口商品有棉花、毛织品、香料、大米、胡椒以及各国支付银元，后者主要来自中南美洲和日本。明中后期时有一位西班牙上将说“中国国王能够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清初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十字门指澳门水道，明清时澳门为广州外港，丝绸贸易给广州带来经济繁荣。而大量白银入境使广东白银流通量激增，活跃了商品经济，催生着正在孕育、成长的资本主义萌芽。粤商与潮州帮、客家商人一起，借助于这种海上贸易，主要与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各国，建立起了巨大的华商贸易网络。到光绪年间，广东至南洋各岛经商谋生者数以万计。他们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潮汕地区和梅州地区以及广西北海、海南琼山、文昌等地。他们在侨居地开发经营，坐肆经商，并与国内保持各种联系，华侨文化由此渐渐形成，并以其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特质和风格，在珠江文化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明清之际，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掀起的浪潮，浩浩荡荡，溯江而上，冲击着两岸古老的土地，不但使整个珠江水系连成一个市场体系，而且沿河造就了一大批新兴城镇，与原来的城镇一起，在浓厚的商业文化笼罩下进行商品生产、交换和其他社会活动。这标志着珠江主要干流地区，已经突破封建自然经济的藩篱，开始走上商品生产的道路，在珠江三角洲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对流域社会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珠江文化的商业特质。

在中国商业史上，明清时有“天下四大镇”，即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和汉口镇；又有所谓“天下四大聚”，即北京、佛山、苏州和汉口。它们都是称盛一时的商业城市。在广东，则有广（州）、佛（山）、陈（村）、（石）龙四大镇。其中佛山既是全国性也是地方性的商业都会。它们兴起的时间虽有早晚之别，但作为一个城镇体系被提出来则是入清以后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四大镇所形成的东西走向经济轴线与广州——澳门南北向经济轴线，构成一个“T”形经济空间格局，以它所积聚的经济势能，带动三角洲及其外围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是珠江流域经济的龙头。

明清时期的广州是全国最大也是唯一的对外通商中心城市，集散商品、组织流通的基本功能这时进一步完善，以中外商品荟萃、种类齐全、价格低廉而蜚声海内外。早在明初时，孙蕡《广州歌》中说，珠江河畔“阿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更赞广州“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月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英国商人威廉·希克曾游览了广州市容，后有人引述他的记录说：“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的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乾隆年间广州粤秀书院教授杭世骏在执教之余，常游览珠海云山。时珠江边上有城垣，上设数座城门，他在《五仙门》一诗中说：雁翅城回百雉尊，骑羊今识五仙门。门迎江海分头势，岸缩蛟龙刷尾痕。贡道开帆双虎合，洋关交市百夷屯。苍茫指点扶胥口，秋鬓萧萧落日昏。诗的最后一句，作者是伤感的。但广州依然沉浸在一派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著名的西关商业区，道光年间被时人称为“财贸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无昼夜”。明代广州出现36行，作为政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商业机构，清代演变为著名的十三行，为清政府特许的经营管理外贸业的商行，其地点即在广州西关，也是外商云集之地。近年出版的一部反映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以前外商在广州口岸活动的书，书名为《广州“番鬼”录》，该书收录了美国人伍德模仿英国诗人拜伦诗《你熟悉这片土地吗？》描写广州商业贸易与生活的一首被誉为“写得实在妙”的诗：你熟悉这片土地吗，满地是南京布和茶箱，

又充斥着肉桂、大黄和樟脑？苦力散发着臭气的脚常在行里践踏，

他们包装武夷茶的方法会使人大为吃惊？你熟悉这片土地吗，你只是做徒劳的努力，

出售你美丽的长袍或交换你的棉纱？当你心烦意乱，到你如此清醒，

发觉你的利润全都变成了“沙”？你熟悉这片土地吗，麻醉品交易畅旺，

棉花和槟榔流行无比？

……最美的花地，到处是花圃，

万花芬芳，随风摇曳；清香与彩色，荫满楼台，

或缠绕着老树的藤蔓；

……再见了，茶箱，迎风扬帆，

并责备我们的耽延；现在到了离别时，低声说“请，请”，

可怜的“番鬼”，全都舍不得离开！据外国人估计，到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市人口不下100万。这样的商业大都会，当然处处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佛山在宋代还是个墟市，明中叶以后崛起，并成为闻名遐迩的工商业巨镇，在很大程度上得惠于珠江三角洲水道的变迁。佛山地扼西、北江交通要冲，唐宋以前，北江支流官窑涌是广州与中原地区联系的主要通道。宋代以后，官窑涌、石门水先后淤涸，佛山涌取而代之，凡从北江南下的船只，必先到佛山，再到广州。佛山涌成为通往广州的主要航道，这就大大带动了佛山经济和城市的兴盛。到明末时，佛山“生齿日繁，四方之舟车日以辐辏”，已被称为“大都会”，在此基础上，佛山商业繁荣兴旺，甚至一度超过广州。据道光年间《佛山忠义乡志》载，康熙初，佛山“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是（即佛山）为归。……桡楫交击，争沸喧腾，声越四五里，有为郡会（广州）之所不及者”。乾隆时，方志称佛山为“商车洋客，百货交驰”之地。城中有除东北以外的18省会馆，如山陕会馆、江西会馆、楚南会馆、楚北会馆等。直到道光时，《佛山忠义乡志》仍称“西、北各江货物聚于佛山者多，有贩回省（广州）卖与外洋者”，甚至“广东谷以佛山镇报价为准”，执全省商业牛耳。佛山籍商人遍布广州、汉口、梧州及西北江沿岸县城，坐商行贾，比比皆是。徐珂《清稗类钞》描写佛山繁华商业区“商贾丛集，阛阓殷厚，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万家灯火，百货充盈，省垣不及也”。城市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乾隆年间孙锡慧有描写佛山正月十五灯市诗云：烛花火蕚缀琼枝，一派笙歌彻夜迟。通济桥边灯市好，年年欢赏起头时。

顺德陈村镇是珠江三角洲有名的古镇，沟通三角洲各地的陈村水道就流经这里。明嘉靖时，陈村“诸奇卉果，流俎天下”，是声名远扬的花果之乡。清初屈大均《陈村口号》诗云：渔舟曲折只穿花，溪上人多种树家。风土更饶南北估，荔枝龙眼致豪华。乾隆以后陈村更趋繁荣，与三角洲各城镇往来甚多，甚至西江广宁所需货物，如绸缎、布匹以及山珍海味与各色服食等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陈村。陈村成为广、佛外围一个巨大的商品集散中心。

东莞石龙位处东江水陆交通要冲，明万历年间设墟。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置石龙汛，交通地位日益上升。入清以后，外来人口增长很快，乾隆年间《广州府志·东莞图记》称：“交通广（州）惠（州），商贾如云，而渔盐之利，蕉、荔、橘、柚之饶，亦为东南诸邑之冠。”有一首很流行的《石龙竹枝词》，反映趁墟买卖盛况：四七墟期那得闲，缕街卖布买纱还。归来三角市将散，唤渡人争过石湾。

广、佛、陈、龙经济轴线西延的经济重镇肇庆，联结着西江众多的支流，云贵高原、广西大部分地区和粤西货物都通过肇庆运抵佛山和广州，水运在历史上一直是肇庆城市发展的生命线。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近200年间，肇庆为两广总督驻地，它管辖范围广及两粤，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岭南政治中心。南明隆武二年，即清顺治三年（1646年）明皇族朱由榔监国于肇庆，翌年称帝，改元永历，以肇庆为行宫。这都成为肇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自明中叶开始，广东变为缺粮省，更需依赖广西米粮接济，广西又以梧州、桂州余粮最多，西江粮道地位再度上升，肇庆成为粮食转运中心。道光年间《高要县志》载“清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运广西积谷贮肇庆仓”。明万历四年（1576年），在肇庆城西江两岸设黄江厂（税所），征收往来西江船只的商品税。肇庆商业日趋繁荣，宣统年间《高要县志》追记：“那时商业之交通，亲朋之酬酢，莫不以肇庆为中心。彼此往来，全恃帆船，以故夹岸下碇，帆樯如织。而舵工舟子之属，赖以谋生者辄数千人。肇河水面之繁盛，固可念也。”肇庆城江边有明代修筑的阅江楼，为检阅水军、文人学士选胜登临之处，曾为崧台书院，为肇庆八景之一。清光绪年间端溪书院院长李良骥题为《崧台晚眺》诗云：落木萧萧下碧空，崧台俯瞰下江东。山边斜日炙林绿，天半晚霞蒸海红。两岸帆樯孤塔外，万家灯火一堤中。城头咫尺寒吹角，云树苍茫起暮风。西江航运仍很繁忙，灯火笼罩下的城市夜生活也很热闹，但晚清的腐败堕落已无可挽回，阅江楼前一片萧索。清末，英国军舰侵入西江，停泊于肇庆河面。肇庆府中学堂堂长陶邵学在悲愤之余，写下《登阅江楼》诗，痛斥清廷丧权辱国，也反映了肇庆的历史沧桑。诗曰：楼前双峡插云开，犹记孤帆破浪来。此日胡樯照江水，昔时军府满莓苔。清茄落水催寒景，古屋苍山想异才。闻道豺狼多在邑，登临王桑有余哀。

素称“八桂门户”的梧州，以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兴旺。明清时梧州各类手工业和矿冶业制品远销各地。明万历初年，曾发生矿工争取权益斗争事件，“一日而万人乌集”，想见矿工队伍非常庞大。是时，广东和东南沿海到梧州经营者纷至沓来，当地人称他们为“客民”。《苍梧县志》说梧州“人物繁庶，商船群众，地之灵，神亦附之”。同治时的县志也说“梧郡商贾辐辏，不逞之徒，每潜入为盗”。梧州成为小偷“光顾”的目标，因为它积聚大量商品和社会财富，是明清广西商业最发达的城市。梧州城北有天然屏障茶山，今名北山，明人解缙有诗云：桂岭东来下恶滩，苍梧细柳绿云间。拍天二水通交广，耸日高城跨北山。梧州商业殷盛完全依赖于南达交州、东抵广州的浔江和桂江在此交汇，在此基础上，也使附近系龙洲、火山、北山、白鹤山、冰泉冲等被开发为风景名胜，为古城增色不少。

漓江、柳江、邕江的商业重镇桂林、柳州、南宁在明清时期也为粤商活跃的城市，商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志称桂林“城内外，商贾远集”，“辐辏如鳞”。柳州别称龙城，清道光年间，画家张宝泛舟柳江，绘有《龙城话旧》，画图上柳江横流，帆船如云，南岸众山环列，民居隐现，古塔岿然；江北城楼高耸，江边舳舻相衔，屋宇鳞次栉比，商业活跃。桂西南首府南宁，《明书》称其“商贾丛集，民物茂康”，因商业繁荣，被誉为“小南京”。清道光年间壮族诗人黄体元《邕江杂咏》诗，即为南宁水上交通繁荣的写照。其诗曰：

（一）大船尾接小船头，北调南腔话不休。照水夜来灯万点，满江红作乱星浮。

（二）小艇纷纷去复回，满江如市月明开。船头刚卖鱼生粥，船尾猪蹄粥又来。

明清时期，珠江水系沿岸还涌现大批墟镇，它们作为城乡物资交流中心，对打破当地闭锁状态，开启社会风气，传播商品经济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明嘉靖《广东通志》统计，广东各府、州、县共有圩市439个。到清光绪年间，据诸史统计圩市已发展到1635个，为明代的3.7倍。地区分布以广州府和肇庆府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和西江中下游至为集中，如明代两府占总数的47％，清代占40％，为全省圩镇密度最大地区。在广西，据钟文典等《广西近代圩镇研究》显示13个府州县的墟镇，从明代164个到清前期320个，也有95％的增长。入清以后，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出现专业性墟镇，如桑市、蚕市、丝市、鱼苗市、海鲜市、塘鱼市、猪墟、牛墟、鸡鸭墟、布墟等，以珠江三角洲至为普遍；在广西这类专业市场也不少，如桂平县城的盐市，苍梧戎墟、贵县东津墟以及桂平江口墟、石嘴墟的米市，廉州的珠市，郁林州城、贵县上石龙墟的布市等都颇负盛名。每逢墟期，满载粮食、禽畜和各种土特产品的小船或贩夫队伍从四面八方云集墟场，构成一道道讨价还价、热闹喧腾的风景线。如新会江门在汉唐时还是西江出口，明成化时已成为“十步一茅椽，非村非市廛，行人思饭店，过客避墟烟”的墟市，满载商品的船只“千艘如蚁聚”。香山小榄，宋代开村，明末设墟，清乾隆时发展为“林步酒家，灯烛辉煌，彻夜不灭”的市镇。东江出海口河段增城新塘镇，明代时开始发展起来。宣统年间《增城县志》称，“新塘为东江交通孔道，商务大为蕃盛。……商贩云集，肩摩毂击，亦贸迁之要地也。”同书又曰：“广州东路市场，新塘一镇实不亚于石龙，石龙以陆路胜，此（指新塘）则以水运胜也。”大批粮食、花生油、樟脑油等物资由此“贩运外出”。同治五年（1866年）全省设广州、佛山、新塘、石龙、菉兰五厂（税所），征收厘金。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和宣统元年（1909年）各厂厘金收入比较，新塘超过广州，而石龙与广州差不多。新塘店铺上百家，商务异常繁忙，实为珠江三角洲小城镇商业的一面镜子。

孔子曰：“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珠江流域气候暖湿，雨水充沛，大小支流奔腾不息，蕴含着巨大的生命力。南方水田比北方旱地有更胜一筹的生产力，能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养育更多的人口。虽然珠江流域开发较迟，但因有这种天赋，故到一定时机，即能后来居上，令世人刮目相看。以宋元时期为转机，到明清时期，珠江大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西江中下游地区凭借商品生产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在这块肥田沃土上培育出来的珠江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商业文化。珠江母亲以她丰盛的乳汁，不但培养了名扬天下的粤商集团，而且哺育着一个时代先进的人才群体。他们以自己的思想言行，继往开来，宣告传统的珠江文化正在蜕变为时代先进文化，也标志着珠江文化走向成熟。

人才须依靠学校培养。宋元时期珠江流域的教育事业才开始普遍推广和奠基，到明代，如清初屈大均评论：“明兴，才贤大起。”这首先有赖于公私学校在各地的勃兴和发展。朱元璋就认为“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风俗，莫先于学校。至元而其弊极矣，上下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乱以来，人习战斗，惟事干戈，莫识俎豆，欲兴化何由？”在明政府大力推动下，学校在两广地区雨后春笋般出现。综合有关方志记载，明代广东包括府、州、县学及私立书院、社学、义学等共663所，到清代发展到975所，增长了47％。其中广州府即相当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由明代的276所增加到清代的384所，肇庆府即相当于西江地区也相应由49所增加到104所，分别增长了39％和112％，增长幅度远在其他府州之上，是明清时期广东教育事业鼎盛之区。在广西，明代有上述各类学校380所，清代发展到584所，增长了54％。除了过去教育比较发达的桂林、梧州及郁林府所在的桂江、浔江、郁江流域保持上升趋势以外，南宁府所在的邕江流域的教育更是后来居上，在清代有各类学校120所，占总数的21％，奠定了南宁后来成为广西首府的人文基础。明清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桂西左、右江及红水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设立各类学校，如左江一带，清代上石西土州、下石西土州、太平土州、土思州、龙英土州、上龙土州等即有书院设置。红水河流域的贵州都匀府，明清即建立鹤楼书院和南臬书院，学校分布也上溯南、北盘江。明代贵州有晋安州学，清代又建立了永宁州学等，这些都是造就各类人才的摇篮。

明清时期的学校除了官办府、州、县学以外，公私办的书院尤为兴盛。珠江流域地处偏远，明清政府虽有过多次毁禁书院之令，但在“山高皇帝远”、“民风剽悍”的南疆，毕竟难以彻底执行，所以禁者自禁，办者自办。据杨新益等《广西教育史》统计，清代广西书院全盛时期新创的即有207所；而据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载，广东自康熙元年（1662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共有书院101所；乾隆元年（1736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又创办190所，共291所。珠江三角洲城乡，书院至为触目，书声琅琅，甚至一县设置15所之多。如香山县即有景行书院、丰山书院、凤山书院、澄澜书院等15所，广州有番山书院、粤秀书院、西湖书院、羊城书院、学海堂等11所，新会县有冈州书院、观澜书院、礼乐书院等9所。不少学硕鸿儒或担任书院山长，或升帐讲学。在资本主义萌芽正在破土而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学术环境稍为宽松的岭南，这些书院讲授的课程虽不可能超越官府规定的范围，但经世致用、务实而不尚空谈、实事实功的学风仍占有重要地位。这对岭南务实文化风格的形成是有相当影响的，对后世岭南人亦有重要启迪。例如清后期番禺学者陈澧，主持广州学海堂27年，治学反对空谈心性，强调面对社会现实，所著《水经注提要》、《广东舆地图》等著作，即对水利和国防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

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岭南人才单薄的局面。到明清时一个巨大的人才群体应运而生。如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所说：“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据诸史不完全统计，明代广东被察举618人，有举人6437人，进士874人，共7929人，超过广东过去这类科举人才的总和，而清代广东这些人才也不过6192人，其中察举114人，举人5083人，进士995人。所以明代被认为是广东人才的鼎盛时期。明代广东经济重心已完全移到珠江三角洲，粤北则失去了昔日的领先地位，文化重心也随而南移。珠江三角洲所在粤中地区，各类人才占全省49％，西江所经肇庆地区占6.4％，形成广东中西部人才走廊。许多封建人物也产生于这一地带，其中明代南海县有进士148人，举人563人；顺德县有进士99人，举人257人；番禺县有进士86人，举人405人。三县进士、举人总数分别占全省的38％和19％，成为著名的南番顺人才之乡。在汉、壮各民族聚居的广西，明清时期也是人才辈出。据《广西通志》记载，明代广西有进士212人，举人4634人，共4846人；清代从顺治十四年（1657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有进士585人，举人3250人，共3835人。他们与学校分布格局一样，也以桂江、浔江、郁江流域占多数。但到了清代，过去科举人才甚少的桂西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举人312人，占总数比例仅为6.2％。一叶知秋，封建文化日益深入西江上游地区。而据上述，明代两广有进士1086人，占全国26009名（据《续文献通考》）的4.2％；到清代，两广进士增加到1580人，占全国26786人（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5.9％，显示两广人才群的地位渐渐上升，在某些方面还崭露头角。如广西全州蒋冕、蒋昇兄弟皆为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士，后皆官至尚书，被誉为“兄弟尚书”。又广西宜山县周广等父子、叔侄、兄弟5人先后中举，被时人称为“五桂联芳”。另广西武宣县陈仁、陈旭兄弟同澄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甲榜，被人称为“二龙”。其实，这个县早在宋宣和三年（1121年）就出过谢泽、谢洪两兄弟进士，后来《武宣县志》颂他们为“谢家双凤，陈氏二龙”，至今仍在当地传为佳话。特别是临桂县陈宏谋，清雍正元年（1723年）进士，宦海浮沉35年，官至工部尚书，持身以诚，治事务实，为民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在理学上也很有成就，著述甚丰，被尊为“岭南大儒”，其儿子、孙子、曾孙、元孙一连五代皆中举、进士或状元，成为八桂科举史上的奇迹。又广东佛山，不仅是个工商业巨镇，而且是个科甲鼎盛之乡，连连涌现状元、会元和高官大吏。明代就出了会元梁储，官至吏部尚书、内阁首辅；会元霍韬，官至礼部尚书；状元伦文叙，官至殿撰，其子伦以训亦中会元。他们居地相隔不到五里，时人称“五里四会元”。伦文叙另外两个儿子也分别中解元和进士，故伦氏一家又有“父子四元双进士”之誉。清叶汝兰的《重修佛山经堂碑记》说，佛山“衣冠文物之盛几甲全粤，盖骎骎乎海滨邹鲁矣”。于是，佛山又被赞为“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这些科举人物，常被立牌坊纪念，广州市原中华路（今解放中路）即有明崇祯八年（1635年）所建牌坊，昭彰南海梁士济等7进士，成为广州市民景仰的文化景观。

黑格尔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珠江在哺育大批人才的同时，也由于便捷的水路交通，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加了人才对流域的选择取向，使珠江三角洲成为各类人才荟萃之区。而他们往往不为志书所载，是一个无法统计的人才群体。吴震方《岭南杂记》称广州“天下商贾聚焉”。鸦片战争前垄断广州外贸数十年之久的广州巨商伍怡和家族，其先人即是乾隆年间从福建落籍南海，后发展为丁口繁盛、财力雄厚的行商集团，自是一个官商合一的人才群体。而佛山不仅是科甲人才的摇篮，也是一个侨寓人才的汇集中心。志称清代佛山“人文奋兴，于今为盛。四方之迁者，侨者，从学而来，宦成而归者，权缗笇以起家者，执艺事以自食其力者，咸以风淳俗美，乡有贤耆，梯航簦笈，鳞萃云集，偕来而卜居焉”。清前期这些带着不同目的至佛山的人口占了城市人口的半数，甚至“几倍于土著”。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引梁九图《佛山》诗云：“舟车云集此天涯，半是侨居半故家。”罗一星先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中的统计，据清代佛山194名各类杰出人物中，土著有61人，仅占31.4％；而侨寓者133人，占68.60％。由此推断，我国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早在明清时期就由于南方经济的兴盛而开始，他们的落足点之一是在珠江三角洲以及珠江水系其他经济发达城市。珠江文化的商业性和多元性也由此注入新的动力和内涵。

在明中期以后所谓重现实、明是非的“经世致用”新学风抬头时期，特别是明清之际社会大变动以及后来“禁海”、“迁界”之变中，珠江上空在新时代气息吹拂过后，扑面而来的是抗清斗争的血雨腥风。珠江儿女经历了这场剑与火的洗礼，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也锻炼和造就了一批高张反清复明大旗的遗民诗人、饮誉文坛的学者、创新学派的思想家以及在其他领域里卓有建树的人才。他们以自己的文化遗产，彪炳于珠江史册。这其中有继明中叶海南著名政治思想家丘浚之后的江门人陈白沙（陈献章），他打破程、朱理学垄断思想界的僵化局面，倡导自由开放的学风，建立所谓“江门学派”，以“鸢飞鱼跃”、“学贵自得”的心学蜚声中国思想史坛，开岭南思想学派之先河。他的入室弟子增城湛若水（湛甘泉）既重师承，更主张学以致用，坚持为学务求自得，对后世岭南文化务实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陈白沙写的《示湛雨（即湛若水）》反映了江门学派崇尚自然的学风，也代表了珠江文化对自然界的态度。其诗曰：有学无学，有觉无觉。千金一瓠，万金一诺。于维圣训，先难后获。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鸟飞鱼跃。得山莫杖，临济莫唱。万化自然，太虚何说？绣罗一方，金针谁掇？作者训示世人：只有顺乎自然，摆脱名利，克制自我，坚持操守，才能获得自由。生长于珠江三角洲水乡的番禺屈大均、顺德陈恭尹和南海梁佩兰，均为清初著名诗人，被称为“岭南三家”。在他们之前，明末时还有“粤中屈原”南海人邝露、“粤中李白”番禺人黎遂球和“粤中杜甫”顺德人陈邦彦，被称为“岭南前三家”。他们的作品，抒发国破家亡的悲愤，揭露清军的暴行，讴歌汉、壮各族人民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在明末清初诗坛上大放异彩。如屈大均的《读陈胜传》诗，热情地赞颂陈胜，实际上也是为抗清斗争的英雄慷慨高歌：闾左称雄日，渔阳适戍人。王侯宁有种？竿木足亡秦。大义呼豪杰，先声仗鬼神。驱除功第一，汉将可谁论？抗清失败，壮志成灰，但心胸依然充满浩然之气的陈恭尹，其《九日登（广州）镇海楼》诗也气势迫人，掷地有声：清尊须醉曲栏前，飞阁临池一浩然。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将开菊蕊黄如酒，欲到松风响似泉。白首重阳唯有笑，未堪怀古问山川。陈恭尹之父陈邦彦抗清被杀，遗作有《雪声堂集》，梁佩兰披卷夜读，感慨良多，诗作表现了对忠臣烈士的无限景仰之情：大节平生事，文章复不刊。墨痕犹似渍，碧血几曾干？自得乾坤正，谁知事势难！草堂灯一点，霜气迫人寒。抗清斗争结束，南明政权灭亡。清政权牢牢地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岭南遗民诗人王邦畿多少年后北游燕京，勾起亡国之痛，仍闪现复仇愿望。他的《燕台怀古》诗云：地入燕州白日沉，寒云莽莽水阴阴。亦知匕首无成事，只重荆轲一片心。老马过宫频内顾，高台游客动长吟。朱书玉简先朝物，流落人间直至今。

大抵明末清初这类诗作，不免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但它们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昂的斗争意志，对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鸦片战争中的杭英斗争，乃至康梁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等都有深远影响。这种赤胆忠心、气贯长空的爱国主义传统和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自宋元以后在岭南长盛不衰，到明清乃至近代发展到历史巅峰，成为岭南文化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植根于深厚的经济土壤，明清珠江文化成熟之果，不仅见于物质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也反映在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在此基础上塑造了珠江文艺的原型。

明清时期，随着珠江三角洲和珠江水系沿岸城镇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地位的上升，特别是一些水陆交通要冲，商业繁华，人们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和素材。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戏剧先后在各地形成，其中时间最早、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当首推粤剧。明末清初，随着商业往来频繁，“外江班”在广东很活跃，弋阳腔、昆山腔得以在广东立足，后又在广东出现“本地班”，以“广腔”为唱腔。清嘉庆、道光年间，“本地班”吸收“外江班”及广东各地民间乐曲和时调的养分，发展为粤剧。佛山被认为是粤剧的发祥地。因“外江班”主要集中于广州，为满人或外省人居多的官吏兵丁等所喜爱，并备受他们推崇，而“本地班”则受到贬抑，多以红船流散四乡。佛山官少位卑，政治势力薄弱，然商业兴旺，酬神活动甚多，成为红船聚集中心。雍正年间，北京有个名伶张五，因得罪朝廷，变服南逃佛山，授艺红船弟子，设立琼花会馆，并使粤剧得到改造，创新为一个富于平民化、商业化、本地化的地方剧种。粤剧以广州话道白，平喉官话唱曲，文武生为台柱，中西乐器伴奏，慷慨激昂和哀怨悲叹唱腔兼具，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深为大众喜闻乐见，所以形成以后，宛如出谷之莺、逾淮之橘，很快从其源地向广州、珠江三角洲，乃至溯江向粤东、粤西方言地区传播，后又受到港澳、东南亚、美洲、欧洲等操粤语华侨的欢迎，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地方剧种，被誉为“南国红豆”。从这一美称就知道粤剧有很多剧目与婚嫁爱情有关，如道光年间佛山“凤凰仪班”戏班的48个剧目中，有17个是上述内容，如《八美图》、《忘鞭寻美妓》、《陈世美不认妻》等。光绪年间《广州府志》收录的《佛山谣俗》诗云：行乐乡中羡佛山，肯将螺髻换云鬟。悠扬亦罢香花供，唱出清词菩萨蛮。诗中市井文化气味很浓，显见粤剧出现和表达的社会生活深深源于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流行于粤、闽、赣客家地区的汉剧，昔称“外江戏”，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由“徽班”传入广东的（另一说源于湖北）。1933年定名为“汉剧”，1956年才称“广东汉剧”，以区别于湖北汉剧。汉剧首先在粤东、闽西传播，沿韩江流域发展。此前，使用“潮州话”的“潮剧”已在韩江中下游地区兴起，作为“外江戏”之一的汉剧渐渐失去这部分观众，只好转移到北部客家山区寻求发展，并使用客家方言演唱。清末民初为“汉剧”在客家地区的鼎盛时期，光绪年间仅正式戏班就达30多个。大抵在这个时期，汉剧在东江地区，如惠州、连平、和平、龙川等地和北江韶关、南雄等地也得到较大发展，跻身广东四大剧种（另为潮剧和琼剧）之列，成为珠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世客家地区大量人口移居海外，汉剧也流布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毛里求斯等地，为珠江文化在海外的延伸。但由于各种原因，汉剧在20世纪30～40年代在广东濒临绝灭境地，至新中国成立后才获得重生。汉剧博采京剧、湘剧、祁剧等剧种之长，保留很多古老曲牌，朴实淳厚，高昂悲壮，形成了广东汉剧文化风格。据称汉剧传统剧目有800多个，内容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元明杂剧、各种传说、神话等，著名的如《辕门斩子》、《百里奚认妻》等，皆有浓郁的客家风情。汉剧作为广东戏剧一奇葩，被称为“南国牡丹”。

在北江地区，明末清初时从湖南传入了花鼓戏，以乐昌为中心，先演变为“春牛”戏，继而发展为“乐昌花鼓戏”，以活泼淳朴、充满牧歌情调见长；同时期传进粤北客家山区的还有采茶戏，经过改造，风格又与原地不同，在曲江、英德、南雄、连山、连县等都有不同流派，仅传统剧目就多达100多个。在珠江三角洲，除独占鳌头的粤剧以外，还有源于南北朝木偶戏的顺德“大棚戏”，多用于神诞、庙会等风俗活动演出。场地灵活，临时搭台，水陆不拘，适应三角洲水乡环境特色，惜近世已濒于失传。在西江支流绥江地区，则还有流行于怀集等地的“贵儿戏”，形成于清初，以每年春节时为贺年、娱乐演出，故亦称“春戏”。内容多属历史题材和民间传说，场面道具简单，喜怒笑骂悲叹皆可入戏，也深为当地群众喜爱。

在岭南戏剧百花园里，桂剧也灿然开放。桂剧来源说法不一，但明清时已形成并流行于桂林和桂北其他地区。由于湘桂走廊交通长盛不衰，桂剧与湘剧、祁剧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并吸取高、昆、吹、弹、杂等声腔之长，成为地方性综合剧种。桂剧内容也多为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剧目多达1000余种，大多数与京剧、祁剧的剧目相同，即从外地传入。桂林作为历史上水陆交通枢纽，在戏剧上留下了多元文化荟萃的烙印。

壮族是珠江流域人数最多、占地最广的少数民族，有山居，也有水居。壮族人民在丰富的民间文学、音乐和舞蹈基础上，大抵到明清时期，创造了具有浓厚乡土特色的壮剧，在南国戏坛上大放异彩。按照壮族发展历史和地域环境的差异，流行于桂西红水河及左、右江流域的壮剧称“师公戏”，在“跳神”基础上形成，大约出现于清朝同治年间；流行于右江上游田林、隆林、西林、百色、凌云等地的壮戏称北路壮戏，俗称土戏，以当地壮语和民歌演唱，在清乾隆年间形成；流行于左、右江上游靖西、德保一带的壮剧称南路壮剧，在木偶戏基础上发展而成，时间约在道光至光绪年间；在右江支流普宁河云南富宁县壮区流行的壮戏称富宁壮戏，一说产生于宋代，后又受北路壮戏和粤剧影响，至少在清代有相当发展。此外，在柳江上游三江侗族、融水苗族、龙胜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流行侗戏，清光绪年间从贵州传入，流布桂北乃至湘西，以侗语演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春节期间侗戏至为活跃，在各村寨间广泛交流。

粤人自古有好歌风尚，在此基础上，发轫于汉唐，历宋明至清初达到诗歌创作高潮，形成“岭南诗派”，继而鼎盛于近代，在我国诗坛上独领风骚数百年。这个诗派以其惊风雨、泣鬼神的作品，展现了那个风云变换时代珠江大地的各种变迁和社会风貌，开辟了后世“诗界革命”的先河。

元朝实行民族高压政策，文化沉寂到历史低谷，岭南也极少诗界名家。而明代岭南经济文化日益兴旺，诗歌创作盛况空前。明初，在广州成立了岭南最早的诗人组织“南园五子”诗社。创办人为顺德人孙蕡、番禺人赵介、李德和黄哲、南海人王佐等。在他们的诗作中，以珠江为题材的不在少数。孙蕡在《广州歌》中描写了广州的繁华，成为传诵一时之杰作。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片春江水。少年行乐随处佳，城南濠畔更繁华。朱帘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阿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良辰吉日天气好，翡翠明珠照烟岛。乱鸣鼍鼓竞龙舟，争睹金钗斗百草。…………回首旧游歌舞地，西风斜日淡黄昏。

明中叶，哲理诗人竞相辈出，琼山丘浚、新会陈白沙、香山黄佐等人的诗作，既承前又启后，姿态万千，又自然趋妙，尤情系珠江，言之有物，感慨深沉，展示出珠江历史风貌。黄佐的《横州伏波庙》诗，一唱三叹，感染力极深。诗曰：高滩危石锁崔嵬，长夏风烟午未开。南海楼船从此去，中原冠冕至今来。武溪一曲风尘静，铜柱双标日月回。千载伏波祠宇在，汉朝何处有云台。题目中的横州在秦汉时通北部湾水路的交通线上，东汉马援大军循此南征交趾，沿途多建伏波庙以纪念马援。诗人触景生情，也为马援后来受到冷遇表示愤慨。

明中后期，岭南诗坛又振雄风，诞生了“南园后五先生”等一批诗人，以风格雄直刚健蜚声岭海和中原。他们是顺德的欧大任和梁有誉、从化的黎民表、番禺的李时行、南海的吴旦等。珠江历史和风物始终系着诗人的笔端。欧大任的《镇海楼》即为咏史的沉郁深厚之作：一望河山感慨中，苍苍平楚入长空。石门北去通秦塞，肆水南来绕汉宫。虚槛松声沉暝壑，极天秋色送征鸿。朔南尽是尧封地，愁听樵苏说霸功。北江清远峡，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进军广州必争之地，梁有誉的《夜宿清远江口》，借古伤今，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其诗曰：短棹依依系晚风，壮怀离思浩无穷。荒村夜急菰蒲雨，远戍秋悲鼓角风。白雁影斜江树暗，青猿声断岭云空。更堪处处征输急，深箐休论战伐功。

在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动中，又涌现了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岭南三大家”以及其他诗人。他们都是极富民族气节的热血男儿，忠义满腔，正气四射，发之为诗，掷地有声，雄阔奔放。如梁佩兰的《粤曲》诗云：春风试上粤王台，锦绣山河四面开。今古兴亡犹在眼，大江潮去复潮来。粤王台在广州越秀山，千古兴亡事，犹如珠江滚滚潮流，虽然一去不归，但未来的发展却总会有潮起的一天，隐喻着作者对抗清斗争的信心。明清时期岭南诗人这种气势磅礴，犹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的诗作，不仅在当时对抗清斗争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而且也影响了清代及近代岭南诗歌的健康发展，使之能以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铮铮骨气卓然屹立于全国诗坛，并融合进充满时代精神的珠江文化体系中。

有一位文艺批评家说，民歌是文学的源泉，它像深山的泉水一样静静地、无穷无尽地流着，它赋予各朝代的诗歌以新的生命，哺育了历史上杰出的诗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即是善于向民歌学习，从中吸取创作营养而卓然成家的。明清时期岭南诗坛百卉争妍、名家辈出也离不开民歌创作的繁荣、推广和普及。而水则是岭南民歌表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永恒的主题。因为珠江流域的越（粤）人善水，后又实现了汉越结合，他们的后裔与水争地，把大片水莽沼泽、河岸滩涂围垦、经营为鱼米之乡，同时也以最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动听的旋律赞颂水的融和德性与养育天地万物的无量功德，以及它的种种迷人的风采。

民歌与人类开发珠江的历史同样久远，但只是到了明清时期，它才成为珠江水乡最有群众基础的说唱形式，从珠江源头唱到珠江出海口，从偏远的河湾小镇唱到繁华的都市。村姑、野佬、渔父、歌妓以及文人学士等都以歌为心声，咏叹他们的现实生活，寄托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与追求。这些歌谣，在粤方言地区流传的有竹枝词、龙舟、木鱼、南音、粤讴、疍歌等；在客家方言地区流传的有客家山歌；在壮族地区流传的有“壮歌”或称“浪花歌”等。这些歌谣名称大都关涉到水或水的意涵，汇合为珠江俗文化的潮流。

竹枝词原出巴东，经唐代刘禹锡、白居易等诗人倡导风靡全国，也传入岭南，但岭南当地人写的竹枝词，以明清为盛，且多在其前面冠以一个地名，如《广州竹枝词》、《珠江竹枝词》、《白鹅潭竹枝词》等。内容既写劳动，也咏爱情，还有描述各地风光名胜的，但更多的则像清王士祯所说的“竹枝泛咏风土”。如清雍正年间南海生员何梦瑶的《珠江竹枝词》即得到著名文学家袁枚赞赏。词云：看月人谁得月多，湾船齐唱浪花歌。花田一片光如雪，照见卖花人过河。广州自南汉时起就有种花专业户，后形成花市，被称为花城。这首竹枝词把广州城和珠江描写得剔透照人。成群结队的卖花女，徜徉花渡头，撩起猎艳者的追逐。另一首《珠江竹枝词》云：渔藻门前绉绿波，渡头斜对艳情多。怜香蝴蝶成团见，低逐卖花人过河。这也是一幅风俗美画图。商业殷盛的广州，昔时江边妓馆林立，《广州土俗竹枝词》将它与江上名胜融为一体：珠江两岸访青楼，花地潘园任浪游。名胜大通烟雨寺，风光犹胜古琶洲。其实广州值得留恋的地方很多，张琳两首《花渡头竹枝词》使游人流连忘返：逍遥花市趁春闲，三十三村水一湾。多谢小娃勤荡桨，探花早去载花还。玉貌花洲拥画桡，赏花刚又值花朝。妾嗟命已如花薄，郎漫将花比妾娇。龙舟竞渡风俗在广州早已流行，王士祯的一首竹枝词更展现了当年珠江广阔江面上，尚突兀于珠江北岸江水中海珠石的赛龙舟盛景。其词云：海珠石上柳阴浓，队队龙舟出浪中。一抹斜阳照金碧，齐将孔翠作船篷。这种以各种翠鸟羽毛装饰的龙舟船篷今已不见，海珠石也深埋于广州沿江大马路之下，赖有此竹枝词，才有可能依稀想见当年旧观。竹枝词也溯江而上，流传于珠江各水系，反映那里的社会生活。清梁序镛的一首《汾江竹枝词》描写了佛山梨园弟子欢庆天贶节的景况：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带红船泊晚沙。但到年年天贶节，万人围住看琼花。《三水竹枝词》则展现了北江渔村生活的风景线：柳波一望尽渔家，破网疏罾晒浅沙。春水池塘新雨霁，纷纷人语卖鱼花。端州（肇庆）名产端砚，唐以来名扬天下，为文房珍宝，也是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来源。砚石出自西江边的老坑，采割加工不易，小贩以次充好，漫天要价，受到作者鞭挞。清谢济经的《端溪竹枝词》云：东方晓色未全分，郎便携刀割紫云。爱费琢磨许多力，阿依将此作耕耘。十指无能苦用忧，侬郎卖砚水街头。新坑石乱老坑石，一倍金钱十倍收。在北江韶关，廖燕的一首《曲江竹枝词》写出了一个山溪妇女的恋情，也是男主外、女主内客家人生活风俗的写照：遇仙桥下水澄鲜，遇仙桥上路通天。谁信神仙容易遇，遇郎难似遇神仙。河西万室绕溪斜，男得闲游女作家。汲水溪边都跣足，樵妇插得满头花。

岭南竹枝词语言通俗明快，不事雕琢，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为岭南文化之瑰宝。

龙舟，又称龙舟歌，也是流行于岭南水网地区的民间说唱艺术，产生于明末，兴盛于清中叶以降，用粤方言说唱，在珠江三角洲最流行。“龙舟”一词，即反映它的内容为水乡社会生活，其中诫恶劝善和喜庆吉祥又为主要内容。如有一首龙舟词云：

龙舟舟，出街游，封封利是（红包）责（压）船头。姐妹行埋（走在一起）莫打斗。龙头龙尾多福寿，老少平安到白头。据叶春生《岭南俗文学简史》所引有关资料，龙舟歌的传统曲目多达126首，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清乾隆、嘉庆年间的缪莲仙所撰《客途秋恨》为龙舟代表作，写作者旅居广州与妓女麦秋娟热恋的故事，情意缠绵，文词灿烂，在珠江三角洲广泛传诵，一时有“洛阳纸贵”之势。

木鱼又称木鱼歌、摸渔歌、沐浴歌等，也是由珠江水浇灌培育起来的粤调说唱文学。一说木鱼是疍民即珠江水上居民唱的歌谣，在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地区至为流行。在妇女中尤有唱木鱼歌的习俗，三五知己月夜下自唱自娱，蔚为水乡一美景。明中叶刻印的风月作品《花笺记》，描写苏州才子梁芳洲与杨瑶仙、刘玉卿的婚姻故事。主人公梁芳洲藐视科举功名，认为它比不上爱情重要，是一个中国式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形象。此书不但在广东家喻户晓，而且早就传入欧洲，被译成英、法、德等文字，著名诗人歌德读后大为感动，写下《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诗14首，高度颂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其中精妙之处写一个多情女子伤心绝望举止何等淋漓尽致：脂与粉，落池塘，有谁重讲理容妆……碎宝镜，破瑶琴，世间谁系我知音……丢玉笛，碎琵琶，两行珠泪湿罗纱……烧彩笔，擘花笺，妆台无望写诗篇……每一个动作都交织着无穷的爱和恨的泪水，难怪它能征服千百万中外读者的心。

粤讴是清嘉庆年间南海才子招子庸在龙舟、木鱼基础上融合其他说唱文学发展而成的，并著有同名歌册一部传世。《粤讴》收录曲词121首，内容多写妓女的悲惨生活，诉说她们的不幸，为她们呼吁和控诉。其中一首《吊秋喜》写作者自己的经历。据传秋喜为广州珠江花艇上一名色艺俱绝的歌妓，与招子庸相爱，意在招为其赎身。讵料招子庸北上应试，秋喜不堪豪奴暴客之辱，投水自尽，让珠江的绿波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招子庸归来闻讯，悲痛万分，当即挥毫写下这断人肝肠的千古文字。此后《粤讴》在珠江三角洲广为传播，很快名动京师，为岭南文学在全国争得一席之地。清末诗人黄遵宪有诗道：“唱到招郎吊秋喜，桃花间竹最销魂。”近人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极力推崇招子庸及其《粤讴》，说他是“最早的大胆地从事把民歌输入文坛的工作者”，又说《粤讴》“好语如珠，即不懂粤语者读之，也为之神移。”1904年香港总督英国人金文泰把它译成英文，题名《广州情歌》，葡萄牙人庇山也把它译成葡文，推介到欧美各国，认为它与希伯来的民歌一样，具有不朽的价值。鸦片战争后木久，粤讴不局限写男女之情、闺阁之爱，也一改纤弱缠绵的情调，而被注入新思想、新形式，成为反帝斗争、伸张正义、振奋民族精神的宣传工具。例如《珠江月》一讴，即对珠江流域的政治地理形势作了精到的分析和概括，读后令人震动和鼓舞。其讴中有云：

我百粤雄图，自来都称富有；论天时形势，就有苍梧西首，更环带着碧海东流。云贵汀漳，都连接在左右；就系长江一带，亦系天然画就嘅鸿沟。只缘无人，把乾坤嚟来重新结构，趁呢阵群龙世界，便成个战国春秋……这实际上是在号召人们利用岭南相对独立的地理形势，要求分省自治。其锋芒毕露，反映出战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的粤讴的战斗性，是投枪，是匕首，是时代的号角。

疍歌，又称咸水歌，是疍民（水上居民）唱的一种歌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诗语》说：“疍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可知疍歌在明末清初已相当流行。但恰如清初王士祯《广州竹枝词》云：“两岸画栏红照水，疍船争唱木鱼歌。”说明疍民是个善歌的族群，流行多种歌谣。疍民广泛分布于珠江水系的江面和沿海地区，他们以舟楫为家，以捕鱼或运输为生。举凡有他们身影之处，即可闻疍歌或木鱼歌。1927年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编纂《疍歌》一书，收录疍歌52首，记载疍民离不开母亲河的浮家生活和风俗。如有一首咏广州珠江南岸金花庙的竹枝词，即为疍民异于陆上居民生育观的写照：疍户生涯托水涯，但求生女莫生儿。河南有个金花庙，庙侧桃花子满枝。疍歌形式独特，每句末尾都有助词“啰”、“哩”之类，声调柔长，如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所说的“歌则清婉嘹亮，纡徐有情，听者亦多感动”。内容则多以歌咏爱情为主，如：巴豆开花白抛抛，啰，妹当共兄做一头，啰。白白手腿分兄枕，啰，口来相斟舌相交，啰。

这热辣辣的男女之爱，对虚假的世俗是一种大胆挑战，但这种爱又是忠诚不渝的。这首疍歌往下唱道：头帆挂起尾正正，啰，中帆挂起船要行，啰。大船细船去到了，啰，放掉俺妹无心情，啰。疍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很直率，少用山歌的比喻和双关等手法，这也许是作为古越人后裔的疍民保存较多的古风遗俗的一种表现，也给珠江文化增添了绚丽的一笔。

生活在西江、北江中上游地区的壮、瑶等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到处都是诗歌的海洋，散发着热带乡土文化的芬芳。在壮乡有闻名中外的定期的“歌圩”。明末清初南海人邝露在《赤雅》中说，歌圩在古籍中称为“浪花歌”，春三月，洞落间壮族青年男女，三五成群，“采芳拾翠于山椒水”，以相赠信物和对歌宣泄爱情。有人认为，八桂此风俗与周代郑国士女每年三月三在溱水和洧水岸边欢会的习俗相同，所以历史很古老，明清时已很普遍。在左、右江崇左、宁明、德保、龙州、平果、靖西一带及邕江宾阳、武鸣、横县和黔江来宾等一带都有关于此俗的记载或传说。光绪年间《镇安府志·风俗》称右江地区有“歌圩之风”，并引诗为证：“岁岁歌圩四月中，欢聚白叟与黄童。”在广西壮区，刘三姐（妹）被奉为“歌仙”，谣曰：“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广西风物志》载刘三姐的婚恋，与财主莫海仁斗歌的故事就发生在柳江一带。又传刘三姐被莫海仁丢入柳江淹死，后得复活，骑鲤鱼升天而去，成为歌仙，四处传歌去了。居住在高山溪谷间的瑶人，也恰如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言：“瑶俗最尚歌，男女杂遝，一唱万和。其歌与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韵，或三句，或十余句，专以比兴为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于民歌之外者。”屈大均举出一首男女情歌云：与娘同行江边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凭江水做媒人。青年男女以水结缘，珠水成了他们爱情的纽带。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淳熙年间为官岭南，足迹遍及广东各地，写下大量吟咏岭南山川风物的诗篇，存于《江湖集》、《荆溪集》中，其中一首题为《疍户》的诗云：天公吩咐水生涯，从小教他踏浪花。煮蟹当粮那识米，缉蕉为布不需纱。夜来春涨吞沙嘴，急遣儿童劚荻芽。自笑平生行老路，银山堆里正浮家。这里说的疍户即为珠江水上居民。他们世代以舟为家，居无定所，漂流水上，捕鱼为生，是一个特殊居民群体，至今仍大量保持其固有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在珠江文化史上享有特殊地位。疍民历史上广泛分布在我国南方和东南沿海的江河、港湾和海岛。据20世纪50年代初调查，广东疍民约有90万人，而据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疍民的研究》一书中估计，珠江流域及广东沿海的疍民不少于100万人。以后不少疍民移居陆上，人数逐渐减少，虽至今无准确统计数字，但仍不失为一个族群，在解析珠江流域文化人类学许多重要问题上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疍民是古越族的一支，自古就生活在珠江流域的大小江河上。如果以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分布为依据，则滨水而居、以捕捞水产为食的人群广泛活跃于珠江口，东江、西江沿岸，以及西江上源左、右江两岸的台地上。但疍民在古文献里最早出现见于《隋书·南蛮传》，疍（时写作蜒）与獽、俚、獠、竾等种类同列。经过隋唐的民族融合，到宋元时期，疍民已成为汉民系的一部分，以其居地为分野，生活在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的大抵属广府系，在北江和东江流域的属客家系，在韩江流域和粤东沿海的属福佬系。据中山大学张寿祺教授考证，疍民一词在粤方言中称“疍家”，“疍”音源于古南越语，意指乘小船，“家”为古汉语借词，指人群，所以疍家或疍民即生活在小船上的人群，并无任何贬义。宋代除上述杨万里的诗以外，苏东坡在东江惠州也写过有关疍民的诗，内中有：“孤臣南游堕黄管，君亦何事来收蛮。舣舟蜒户龙岗窟，置酒椰叶桄榔间。”到了明清时期有关疍民的记载更大量见于史籍、方志、笔记、诗词、歌谣、俚俗语中。明邝露在《赤雅》中说：“蜒人神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浮家泛宅，或住水浒，或住水栏，捕鱼而食，不事耕种。”清雍正年间《广东通志·疍民》则载：“东莞、增城、新会、香山，以至惠潮尤多。”清咸丰年间《顺德县志·经政略》说：“县境疍民，统属埠堡三十三名，约共五千余户，男妇约共二万五千四百余口”，是当地一个庞大的人群。明清各地设河泊所，专向疍民征收渔税。疍民活动之处，还保留着带有疍家的地名，如珠江口一带即有疍家湾、疍家樃圩、疍家井、疍家园等。张寿祺教授从历史典籍中追踪疍民的地理分布：在珠江流域以珠江口及附近海岛至为集中。1843年香港首次人口调查，全岛3650人，疍民约2000人，几乎占2／3。张寿祺著有《疍家人》一书，引《香港竹枝词》多首，疍民在香港地区分布一览无遗。词云：斩竹弯弯作战弓，黄毛雁子走无踪。遥指石坑和赤径，疍家湾住摆渔翁。去年既至相思湾，大澳茅埔屋数间，田下蕉窝逢客问，更游布袋四方还。从珠江口进入三角洲腹地各河涌即为疍民渊薮，屈大均的《疍户》诗即说那里“疍户纷无数，为生傍水村”。广州珠江河面，更是疍船云集，蔚为大观。明代诗人汪广洋的《岭南杂咏》诗曰：雁翅城中涌怒涛，外洋水长疍船高。莫言昨夜南风急，今日登盘有海蚝。入西江至三水肇庆河面，疍船往来如织。屈大均的《翁山诗外》即有不少诗作以此为题，有说“西截牂江水，人家半捕鱼”。其中高要县西江北岸《广利圩》诗最富水乡泽国风情，展现了当地富足的生活画图：单日人为市，舟船集水乡。店开金利仔，祠赛木棉娘。鱼贱无人买，柑多任客尝。酒垆无大小，一一喷花香。至广西，溯桂江抵阳朔，疍民夜间燃篝火捕鱼。清人陈洪畴《白沙渔火》诗云：沙明水碧晚烟含，片片轻舟绕市南。欸乃支离依岸泊，流星飞影照空潭。梧州、柳州、桂林、南宁等西江水系城镇，为疍民最集中之地。张寿祺教授自20世纪30年代末就深入考察西江上源疍民分布，直到黔东南、北盘江河面，仍见船飘忽其间。在北江河面，从清远至韶关以及浈武二水，疍船浮泛其间，有捕鱼，有取蚬螺，有运输，历来为过往文人学士吟咏。屈大均以此为内容的诗作最丰，仅《自胥江（北江一段）上峡至韶阳作》就有32首，其中一首云：江中蕉叶似，小艇卖鱼家。蚝疍虽无女，钗鬟亦有花。荡桡杨柳浦，晒网鹭鸶沙。白发多公姥，萧萧一水涯。疍民不会长期停留在一个地方，他们也上溯东江腹地，深入东江重镇龙川、老隆等。清刁临云的《老隆竹枝词》勾画出了老隆初春一派生机勃勃的景物，其中即有疍民一笔。其词云：新水初添二月天，春江日暮暖生烟。泉鸣篷底车翻雪，知是鱼苗客子船。下桥青水接江波，落日帆樯满大河。绕岸危楼廛似虎，依山野屋寨如螺。

珠江河床水深流急，终年流量丰沛，鱼虾活动季节性强。为适应这种生态环境，疍船体积不大，长不过数米，宽顶多二三米，圆底，有篷，双桨推动和定航向，轻巧灵活，外形似古代的独木舟，也是由独木舟演变而来。这是疍民生产、生活的几乎是唯一的生产工具和空间。他们祖祖辈辈使用这简单的工具，多以一家一船为单位，从事以水为缘的经济活动，以捕鱼为主。清人李桦《南河泛舟》诗，即为香山（今中山）水网地区疍民生计一瞥：南河堤畔绿杨风，一水湾环两桨中。荡入卖鱼墩里去，午潮刚到石桥东。水藻牵风漾浅沙，苇芦深处有人家。长堤晒网张渔具，密竹编篱种桂花。疍民也有从事贝类采集的，主要在河流下游地区，那里盛产牡蛎（蚝）、蠕、蛤蜊、蚬等贝类。明江门学者陈献章即对蚬情有独钟，有《食蚬》诗云：“家住东南蚬子村，小铛风味胜侯门。”他还把蚬这种很普遍的贝类比作珍贵鲟鱼，有“生酒鲟鱼脍，边炉蚬子羹”的诗句。“蚬子羹”即用蚬为料打火锅，为广府地区风味饮食之一。明清以后岭南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城乡往来频繁，摆渡成为疍民的经济来源之一。陈献章《江门圩》有云：“谁为问趁者，莫上趁圩船。”这等生计收入毕竟有限，所以一些漂泊大城镇的疍民转而从事水上贩卖活动。贩卖的多为鱼盐和日用小商品，也有经营风味小吃的。清同治年间《番禺县志》载，端午时节“士女乘舫，观竞渡于海珠（今海珠桥附近），买花果于疍家女艇中”。疍民擅长水产品烹调，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广州城市商业兴旺，珠江河面出现了疍民经营的流动性饮食业，出售的“艇仔粥”、“沙河炒粉”等深受顾客欢迎。小艇应召倏忽而至，沿江岸一线摆开，成为珠江一景。也有些疍艇装饰豪华，船体巨大，称为画舫，为少数富有疍民经营，专供达官贵人、富商等饮宴、游玩使用，当然也有不少歌妓、皮条客混迹其中。这是旧社会沿河一些城市畸形繁荣的缩影。清冯询在《珠江消夏竹枝词》中惟妙惟肖地描写了一个疍民少女卖荔枝的情景：薯莨衫窄笠丝堆，装束随宜笑口开。午睡乍醒魂梦脆，绝清三字荔枝来。这“荔枝来”的“来”，粤语读作“黎”，叫卖时拉长尾音，不绝如缕，极具神韵和魅力！同时代的李遐龄在《珠江竹枝词》中则云：疍女风中捉柳花，漱珠桥畔绿家家。海鲜要吃登楼去，先试河南本色茶。疍民也经营茶业，对广州商业繁荣不无贡献。疍民原先不准陆居，不得拥有土地。清初沿海迁界，大片土地荒芜，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颁布《抚恤广东疍户》令，准予疍民上岸定居和耕种，遂有一部分人转为农民，主要开垦珠江三角洲前缘沙滩，种植水草、莲藕、甘蔗以及养鸭等，这部分疍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也就有所改变。

世代相沿的水居和以水为轴心的经济活动，形成了疍民独特的风俗文化群落。他们笃信天妃（后）、龙母等水神是他们的保护神。珠江各地的天妃庙、西江德庆等地的龙母庙、广州的南海神庙等是他们朝拜、祷告最常去的地方。江河中的各种自然现象也被蒙上神秘色彩，成为各种精灵，受到疍民崇拜。如淹死的人被认为会变成水鬼。水鬼要超脱，就要一个活人替身，所以过去疍民对溺水者绝不营救，怕的是开罪水鬼。这个陋习与陆上居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观念恰恰相反。他们还认为水里有定风猴、海龙王以及其他精怪，都要烧纸钱，献猪、鸡、果等供品祭拜，而绝不能用水产品，心里才感到平安。疍民日常生活禁忌也很多，如不能将碗、盘等倒置；吃鱼不能将鱼翻转，否则象征“翻船”；忌说“猫”，因猫吃鱼，“猫”与“无”音近，隐示打不到鱼；特别禁忌妇女跨越船身或船头，认为妇女下身不洁，这样会亵渎神明，招致不幸。疍民的一些陋习和禁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改变。疍民与陆上居民很少往来，又备受歧视，只能在族群内部通婚。陆上居民一般不与疍民联姻，只有少数人娶疍女为妻，而罕有陆上女子嫁与疍民的。疍民从舟居到陆居以后，这些情况才有所改变。疍民中流行入赘婚，一些地区有收继婚、兄终弟及、侄继婶母等婚俗，与珠江流域一些少数民族一样，保留着较多的古越人风俗残余，也由此反证疍民是个很古老的族群。

疍民是个开朗、乐天的族群，悠悠珠江，到处可闻他们动听的“咸水歌”，即疍歌。劳动、婚嫁、娱乐、叙事、举行各种仪式等，都可用歌声来表达与抒发他们的感情。中秋月夜，婚礼之期，或月白风清之夜，昔时下碇广州珠江的疍艇，男女相聚，或合唱，或男女对唱，感情奔放，热情浓郁，韵味悠长，久久在珠江夜空回荡，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文人墨客也前来采风，将其收集、整理为民歌。清陈昙《疍家墩》诗云：龙户卢余是种人，水云深处且藏身。盆花盆草风流甚，竞唱渔歌好缔亲。疍民认为自己是龙的子孙，也是东晋末南下广东的卢循起义军的后裔，故称“龙户”或“卢余”。张半草的《羊城竹枝词》也记录了疍民对唱表达的爱情：渔家灯上唱渔歌，一带沙矶绕内河。阿妹近兴咸水调，声声押尾有兄哥。但出自疍民之口，以倾诉爱情为主的咸水歌，莫过于叶春生在《岭南俗文学史》中所引的一首《日落西山是黄昏》：日落西山是黄昏，啰，点起孤灯照孤房，啰，日来想兄粅（不会）得暗，啰，冥来想兄到天光，啰。

新中国成立后，疍民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居城市江面的疍民大部分移居陆上，住进政府专为他们兴建的渔民新村，广州珠江南岸的滨江路即安置了数千户疍民；为他们子女兴建的中小学也在各地出现，“疍户儿孙不知书”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也有部分疍民从水上作业改为陆上作业，从事手工业、商业或服务业；而继续与水结缘的疍民，也改用机帆，装配了各种先进设施，不仅可以安全有效地在珠江上作业，而且可以在近海甚至远洋捕鱼了。疍民这个古老的族群，正在新社会的阳光雨露下走向美好的未来。

珠江波涛汹涌，深远流长，不仅融流域内百川支脉，而且得海上丝绸之路之便，纳四海文化精华，内外整合，自成一宗。故秦汉以降，印度洋和南海周边地区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东南亚各国文化都先后被吸收、融合进珠江文化体系之内，使珠江文化兼具江河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质。特别是珠江中下游地区，很早就沐浴在海洋文明的光辉之下，而绝不是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所指摘的那样：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可能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当然，在16世纪欧洲殖民主义东来之前，影响珠江文化的主要是上述海外文化，此后，它们才渐渐被欧洲文化取代，后者成为珠江外来文化的主流。在这两种海外文化地位的转变时期，有一位被后人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利玛窦，入粤传教12年，将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科技文化首先传入广东，继而又扩散到其他省区。珠江文化自此注入新的养分和活力，为后来发展为时代先进文化奠定了历史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玛窦功不可没。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按中国古代传统，取号西江，又号西泰，生于1552年，青年时代攻读神学和自然科学，学识渊博，笃信耶稣，决心献身传教事业。明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奉教会之命由印度来到早已为葡萄牙人租占的澳门。在澳门他接受中国文化的各种训练，作了充分准备，并吸取30年前因不懂中国国情被拒入境而病死在珠江口外上川岛的西班牙传教士方洛各·沙勿略事件的教训。翌年（1583年）9月，利玛窦随同另一位传教士罗明坚从澳门来到广州，住进专为外国人来华居住的江边怀远驿。他们送给当地官员一幅世界地图和一些西方新式器物，使广州人耳目一新。时明朝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利玛窦深感在广州传教有许多困难，继而选择当时的两广总督驻地，政治、经济和军事重镇，西江下游的肇庆作为传教落脚点。在肇庆，利玛窦受到知府王泮的礼遇和支持，传教活动得以开展。肇庆市井、西江河畔经常出现这两个剃发剃须、身穿僧服的洋和尚身影。当地人称他们为番僧，个别人深以为奇，斥之为妖僧。甚至有人诬告他们贩运小孩至澳门，幸得王泮查明真相，事态才得以平息。万历十三年（1585年），利玛窦在西江河边的崇禧塔附近兴建了我国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教堂落成以后，利玛窦在内辟了一个图书仪器室，展出精致的西文图书、天文仪器、世界地图和各种西洋物品，并使用粤语讲解，使上自官员士绅，下逮平民百姓的参观者大开眼界，深为诧异。其图书计有洋教经典、天文、数学、地理、机械、水利以及油画、版画、城市建筑画册等。人们对这些精致美观的图书大为赞叹：“其纸如美妇之肌，不知何物也。”画册中欧洲城市的宫殿、拱门、桥梁、庙宇等建筑造型和景观更使许多人大为倾倒，想不到遥远的西方还有如此高度的物质文明。教堂门首悬挂的齿轮式自鸣钟，可自动报时，与当时我国“铜壶滴漏”式计时器不大相同，人们引以为奇；那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天球仪、地球仪、光谱仪、象限仪、浑天仪、日晷等天文仪器，更使人赞叹不已；利玛窦亲自演示和讲解天体运行、日食月食等原理，则使人无不折服。特别是当场用象限仪测量崇禧塔的高度、井深和路长被验证无误时，人们甚至称他为“伟大的天文学家”。教堂中厅悬挂的西文世界地图，是最早传入我国的世界地图，与我国过去的地图完全不同。中国自称为“中央之国”，在自编的各种舆图中都把自己放在图中心位置，而周围的国家和海岛加起来不及中国一个省，既非投影所制，也无经纬度，很不精确。而利玛窦带来的这幅世界地图把地球五大洲、子午线、赤道、经纬度和五带等都表示出来，在参观者眼前展开的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人们第一次看到世界是如此之大，国家是如此之多，中国仅占世界东方的一角。这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相信者固然不乏其人，而怀疑者也并不孤单，无知者则说他信口雌黄，邪说惑众。后来利玛窦应王泮的要求，将这幅地图译制成中文世界地图，并迎合中国人的自大心态，把中国放在地图中央，取名《山海舆地全图》。此即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在我国和世界地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难怪《明史》说它“域中大地尽矣”。这幅地图后刻版付印若干份，由王泮作为礼物分送给省内外朋友。后来利玛窦在华期间又重绘和修订多种中文世界地图，先后在北京、南京、苏州等地数次印刷，以万历三十年（1602年）刊行的《坤舆万国全图》最为完善。可惜这些地图在我国都失传了，至今只在梵蒂冈、日本和英国保存了几幅1602年的版本。1935年“禹贡学会”在北平影印出版了《坤舆万国全图》，但不是真迹，而是他人刻本，透过它只能看到利玛窦地图之大概。利玛窦在肇庆及以后在其他地方绘制的地图，都是用西方地图投影法和经纬度概念完成的。我国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使用简单的工具，测得地形的方位和距离，唐代僧一行还进行过地理纬度测量，元代郭守敬在纬度测量上也取得很大成果，地理经度的认识在元初同样建立了朴素的概念，但迄今仍无根据说明这些测量成果已直接应用于地图制作。利玛窦来华，使地图投影法也一并传入我国。利玛窦在肇庆演示、解释天体运行规律，实际上已把地球是圆球体之说传入我国，动摇了我国自古以来流行的“天圆地方”说，即认为“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大地静止不动，日月星辰则在天空上随天旋转。这种天地观长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有人指出明初郑和远航的壮举未能导致地理大发现，而比他晚60多年的哥伦布却实现了。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的狭隘天地观限制了郑和的远航不是环球航行，以及中国古代世界地图不发达所致。所以到清乾隆时地理学者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指出：“地圆之说，直到利氏东来始知之。”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利玛窦在肇庆传教布道，发展教徒80多人，这些人成为我国最早天主教徒。与此同时，他还做了一些沟通中西文化的事。如他和罗明坚合编了我国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葡华字典》，首创了用拉丁字母注汉字语音。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介绍过利玛窦的这一贡献，指出：“这是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他们两人还合译出《天主十戒》和《天主实录》等，这些都是在我国出版的最早一批天主教教义书籍。利玛窦前后在肇庆传教6年，经常往来于澳门和肇庆之间，使肇庆成为继澳门之后西方文化在内地传播的最早的基地。

万历十七年（1589年），由于当地一些士绅的反对，利玛窦离开肇庆，取道北江到韶州传教。途经英德时，利玛窦应县官邀请游览了北江名胜碧落洞。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这个石灰岩溶洞非常美丽，“有清冽的山泉注入，盛产鱼类”；县长请他们一行赴宴，“席上有音乐舞蹈和喜剧，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在官兵的护送下，利玛窦到了韶州，住进岭南名刹南华寺。在韶州建立起内地第二所天主教堂，在那里传教也有6年之久。在传教之余，利玛窦将我国儒家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使我国传统文化传播到欧洲，在他的其他著作中还向外国人介绍了岭南特产龙眼、荔枝以及柑橘等水果。此期间利玛窦也往返肇庆，在肇庆拜会了被贬谪徐闻的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并向他介绍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事物，对汤显祖以后的戏剧创作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两人交谈甚欢，汤显祖曾写诗二首以记其事，题为《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诗云：画屏天主绛纱笼，碧眼愁胡译字通。正似瑞龙看甲错，香膏原在木心中。二子西来迹已奇，黄金作使更何疑。自言天竺原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利玛窦在汤显祖面前颂扬天主，贬斥佛教，使汤大为意外，因而赋诗。此诗流传甚广，已收入近版《肇庆市志》。在韶州，利玛窦还收留了原南京礼部尚书之子瞿太素为徒。此人是个败家子，不务正业，醉心于炼丹之术，追求长生不老。利玛窦晓之以理，使他放弃愚蠢念头，成为忠实教徒，并刻苦学习西方天文、数学，自己制作精巧的科学仪器，这也是西方系统数学传入我国之始。

在韶州，利玛窦考察附近山川形胜和城市景观。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由于气候温和，寒暖适度，当地从来感觉不到冬季的严寒，山峦从不脱掉绿装。平原上盛产大米和其他蔬菜。格外有幸的是有一条常年不息的河流流过平地的中央，灌溉着该地区。”对南华寺，他说：“寺院设计美观，构造别致。在高原上，寺院和屋舍和馆宅相接，据他们说有一千名和尚。”对于韶州城，他指出由于城市“建立在两河（指浈、武二水）中间的平原上，地势如此，所以城镇本身无法扩展，于是他们向两方跨河扩大居民区。两岸人口更稠密，有舟桥把它和岛镇连接起来。镇上大约有五千户人家。它那肥沃的土地盛产稻米和果树，肉、鱼、新鲜蔬菜也很充足”。利玛窦对韶州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表现了深刻的观察力，也展示了这座城市的风景线。利玛窦还经常出现在韶州至南雄的交通要道上，并在大庾岭下的南雄布道，发展了一批教徒。这些教徒很多都是外省籍的，因为南雄是南北商贾汇集的城市。后来法国传教士裴化行在《利玛窦评传》中引述利氏的记载：“南雄城大小有如佛罗伦萨，它的主要部分位于北江和一条可通舟楫的支流之间。关厢有二，条以石桥、木桥与城相连；凡从欧洲、印度、马六甲、摩鹿加来的东西都从这里经过……每日两次开桥放船通过。”利玛窦在南雄时受到了政府官员的尊重和信众的拥戴，同书还说：“官员们率全家人——甚至带上所有的邻居，伫候神父光临，街上挤满了人，许多人迎面跑过来掀起轿帘，看洋人下轿。”洋教狂热很快席卷这座州城。上书引利氏自言：“我承认，原没有料到在中国立刻就目睹了我在此曾默想过的场面。宾客络绎不绝来到大厅，好老人已经在大厅里安置神坛，上面悬挂着救世主和圣母画像。我竟日（也就是长达七八个小时）坐在那里宣讲我们信仰的真理，有时讲到将近子夜，也没有时间做圣事。……许多听众通宵待在房子里，我在黎明时分做弥撒。”这场面与他初到肇庆时的遭遇显然不同，传教获得了成功。

利玛窦在韶州传教6年后，决心把宣扬天主福音的工作打入京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他离开广东，取道大庾岭道北上，历居南昌、南京、北京。在北京，利玛窦结识了一批士大夫，做了许多传播西方文化的工作，包括介绍现行的公历，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译《同文算指》，以及翻译出版了《天学实义》、《测量法义》等多种科学著作，并亲自测量了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原、济南等城市的经纬度，其结果与现在测值相差无几。利玛窦的工作受到朝野许多有识之士的赞扬，明末思想家李贽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为之做诗曰：逍遥下北溟，迤逦向东征。刹利标名姓，仙山记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末，中天日正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终年58岁，结束了他在中国27年的传教生涯，并被万历皇帝赐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其墓今为北京历史文物之一。

利玛窦来华，其目的虽在于通过传播西方科技文化知识来传教，但实际上却在世界的两半部，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所沟通的东西方文明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等重大领域，较之以往东西方贸易所伴随的文化交流，其作用和影响要巨大和深远得多。因为后者主要是物产交流，相比起利玛窦所带来的文艺复兴以来更具科技含量的西方文化自然要大为逊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玛窦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而首得西方科技文化风气之先的广东也就成了东西方文化的结合部以及交融、整合和内外传播的中心。明末清初，广州先于内地最早仿制西洋钟表，时有“广钟”之称。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钟表，即有不少是广州制造的。被称为“广彩”的广东陶瓷工艺也吸收西洋画法，形成独特风格。到道光年间阮元修《广东通志》，即介绍了自鸣钟、风琴、玻璃镜、千里镜等西洋精巧器物，以及西方“设奇器科取人”的考试方法。自此，珠江文化开始了在对外交流过程中不断兼收并蓄，吸纳一切能为我所用的异质文化来培植和壮大自己的蓬勃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