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的文化

珠江自诞生以来，经历了数以亿年计的沧海桑田，按照美国地理学家戴维斯的“河流侵蚀轮回”学说，珠江已从幼年、经壮年进入老年时期。幼年时期的珠江，原始地面大量保存，分水岭平缓，地面起伏不大，河水汹涌；当河流继续侵蚀，地面受到强烈的切割时，形成高山深谷，地面起伏很大，珠江处在壮年时期；壮年时期以后，珠江主要是旁蚀，地面起伏逐渐变小，河谷宽广，水流平缓，显示它进入老年时期。但这主要指珠江的自然变迁历史，而作为一条有生命、充满活力的河流，它的历史进程是由社会制度以及人类对它开发利用的性质、方向和目的等决定的。在旧社会，珠江虽然也造福于人类，诞生过辉煌的历史文明，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灾难。珠江母亲多少次为此哀号、抽泣、咆哮，控诉旧制度造成的人间悲剧和不幸。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珠江才真正作为一个完整水系在查明她资源环境基础上，获得科学合理和卓有远见的开发利用，在防洪防汛、灌溉、供水、发电、航运、渔业、旅游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谱写了珠江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1956年底，国务院批准设立珠江水利委员会，翌年春又设立珠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自此珠江流域的治理和规划建设有了一个统一的协调和职能机构，结束了过去各省区在这些方面的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甚至以邻为壑的混乱局面，能够按照流域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来描绘未来的蓝图，实施各项治理和建设珠江的政策和工程措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以水利事业为中心的综合开发利用珠江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它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远远地超过了历史的总和，这是珠江历史上最辉煌的50年。

旧中国留给珠江大地的是累累伤痕和洪灾过后的溃墙败瓦。人民需要重建家园，休养生息。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防治水患、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为治理开发珠江的当务之急。1951年政务院规定珠江的建设方针和任务是：“以巩固东江、北江、西江堤防，保证普通洪水位不成灾为目标。汛期中，争取有记录以来最高洪水位不致成灾。”根据这一方针，广东境内建成西江、北江金安、新江、清西等较大联围，疏炸珠江三角洲的陈村、沥滘、甘行滩等航道，恢复芦苞水闸，建成桑园围华南首座水船闸；在贵州境内完成红水河支流涟江引水工程；流域内溃决堤围也得到修复。在此基础上，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捍卫广州地区的北江大堤和珠江三角洲的樵北大堤、中顺大堤以及北江西南水闸、西江广东境内当时最大的下泰和围排灌站等；在西江广西境内，建成贵县三渌水库，石榴沙和渌水江万亩以上灌区；在南盘江云南境内修成麦子河水库；在北盘江贵州境内建成兴西湖水库等。这些工程都达到了预定目标，为医治旧时创伤、稳定社会作出了贡献。1953年4月29日至5月10日水利部长傅作义和前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顾问等视察了西江、北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水利工程，表示了党和政府对南疆儿女无比的关怀和爱护，在珠江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1958年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大跃进”年代，到处都翻滚着火一般的劳动热潮。水利事业更首当其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党全民大办水利的局面。在广东，出勤人数最多时每天达800多万人，约占同年广东总人口的23％、劳动力的43％。这支以农民为主，包括部队官兵、工人、机关干部、城镇居民、学生在内的劳动大军，散布在珠江水系各河流两岸和流域内崇山峻岭中，展开了日夜猛攻“水利关”的群众运动。英雄的人民喊出了时代庄严的战斗口号：冬天变春天，雨天变晴天。黑夜变白天，老年变少年。苦战三个月，幸福千万年。在这种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鼓舞下，1958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西、北、东江和珠江三角洲各水系的干支流上，建成了流溪河、新丰江、镇海、大沙河、显岗、西津、大王滩、凤亭河、青狮潭、武思江、屯六、那板、六陈、达开、东风、独木、六郎洞等大中型骨干水利水电工程以及数以万计的小型蓄水、引水工程。其中广东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6月半年多时间里就新建水利工程80多万项，平均每平方公里约有4项，完成10.5亿土石方，受益面积3165.7万亩，包括新增加排灌面积1707万亩。最著名的有1962年竣工的东江支流新丰江水库，库容量达139亿立方米，是珠江流域规模最大的水库。同时建成的新丰江水电站，装机容量达29.25万千瓦，是珠江流域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年平均发电量8.23亿度。1964年在郁江干流建成的西津水库，库容量30亿立方米，装机容量23.44万千瓦，是珠江流域第一个低水头河床式发电站，其船闸可通航1000吨级船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闸。1960年在南盘江支流建成的六郎洞水电站，装机容量虽只有2.5万千瓦，却是我国第一座利用地下水能的电站。此外，在珠江三角洲、北江、南盘江还建成了一批规模较大的机电排灌工程，使三角洲平原、北江河谷、南盘江上“坝子”即山间小盆地这些粮仓和经济作物之乡得到有效的排灌保障。流域沿江主要大中城市也受惠于这些水利工程而使供水有了可靠保障，如广州、中山、肇庆、韶关、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等。特别是向香港供水是东江水利事业的一项千秋功业。香港地狭人稠，没有河流湖泊，淡水来源极为困难，原仅靠几个天然水塘收集雨水和海水淡化以供需求，但远不能满足城市日益增长的人口和产业对水的需要，严重制约了香港的发展。我国政府对香港用水问题十分关心。1960年深圳水库落成，即开始向香港供水。1964年开始兴建东江一深圳供水工程，翌年4月竣工。工程全长83公里，由6座拦河坝、8级电动提水站、2座调节水库、16公里人工渠道及石马河组成。工程从东江在东莞支流石马河开始，将东江水位提高46米，注入雁田水库，跨过分水岭而流入深圳水库，最后通过管道输送到九龙、香港。以后随着香港城市发展，该项工程不断扩大和完善，对香港经济繁荣和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香港同胞称它为“食水保险公司”。港九工联一位负责人说：“我们饮到甘露般的东江水，甜在心头，每一滴水都充满了祖国同胞的深情厚谊，要永远感谢祖国的关怀。”这项工程还对东莞、宝安、深圳供水，有力地支持了新兴特区建设。东莞、宝安的10万亩耕地得到灌溉，水稻亩产由228公斤提高到634公斤。当然，“大跃进”期间匆匆上马的如此庞大水利工程，难免有调查和设计欠周详、布局不合理、工程质量差、效益低、后遗症多等问题，但这都在后来得到补救和克服。例如新丰江水库蓄水以后，由于水体渗入基岩，改变了岩石的物理性质，加上水体负荷产生了附加应力场，诱发了地下断裂带的活动，水库建成不久即持续发生地震。1962年3月19日4时18分大坝附近发生了6.1级强烈地震，成为世界上第一宗因水库诱发的破坏性地震，引起国内外地震和水利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有关部门率先预测到这种潜在危险，及时采取抗震防震措施，使水库大坝经受了多次地震考验，避免了溃决和水灾，大坝仍昂然屹立，吸引国内外地震专家纷至沓来，从事考察和研究。有外国地震专家说：“新丰江水库的地震记录数据和资料是世界上四个发生六级破坏性地震水库中保存得最完全的一个。”教训必须牢记，但水库建设者的创造精神和伟业是值得讴歌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珠江水利事业也因社会动乱而蒙受损失。水利机构一度被撤销，人员被下放，部分技术资料档案散失损毁，基建程序和技术规范被更改或废弃，管理上极其混乱，以至出现了历史上最多的垮坝事故和其他失误。如1967年7月21日广西郁江合江水库的大坝和溢洪道被挖开，1000多万立方米蓄水白白流失，几万公斤鱼被冲走。此期间垮坝的还有北江支流英德东西水库、连江在连县的潮阳水库、中山县青松水库、广西柳江县柳江六利渡槽、邕宁县郁江大王滩水库渡槽等，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70年10月，原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武断地认为北江大堤加高是一个方向性错误，指令挖河防洪。顺德县为此动员劳力4万人，苦战60天疏挖潭州水道。但可以藐视人，却不可藐视自然规律。一年后来了一场洪水，泥沙又回淤如初。这类事件说明，那个荒唐的岁月虽会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上泛起一些沉渣，但水利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太重要了，所以不管当时局势怎样混乱，还是续建和新建了西江广西右江支流澄碧河、桂江青狮潭、贺江龟石和合面狮、柳江支流龙江河的拉浪、洛东和支流融江麻石以及北江广东支流星子河南水、连江潭岭、滃江长湖、东江干流枫树坝等一大批大中型水库、电站，连江渠化航运梯级和东江引水等工程。小水电也像烂漫山花，开遍山区各个角落。它们对保障农业收成、纾缓陷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发挥了一定作用。如1971年竣工的东莞县东江引水运河，全长100公里，将东江水引至县东部“十年九不收”的低洼积水区，保证了农田灌溉；另一部分东江水引至县南部咸田，经洗碱，发挥了生产潜力。这项工程使东莞成为广东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奠定了东莞后来崛起为“广东四小虎”之一的经济基础。水库和灌溉工程建设往往与航道整治相结合，具有综合效益。“文革”期间也继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航道整治工作，右江、柳江、黔江、红水河、北江、东江、陈村水道等通航条件都普遍有所改善和提高。其中坡陡水急，有“六潭”、“十峡”之称的连江航道渠化工程至为雄伟。这项工程从连县至英德全长133公里，包括11座以航运为主，结合发电、灌溉的梯级工程，前后历时16年，于1975年完成。连江自此成为我国第一条以通航为主的山区渠化河流，50吨钢质船可全年通航，航程时间也大为缩短，彻底改变了昔日连江纤夫的悲惨命运。唐代韩愈坐贬阳山县令，曾这样描写连江肇祸于人的情景：江盘峡束春湍豪，一泻千里翻云涛。横浪卓泷相搏激，咫身性命轻鸿毛。至今江边崖岩上尚存一道道深深的纤痕，成为这条河流变迁的见证。有赖于这项工程，连江两岸开发出大片良田，夏秋时节稻花飘香，一片丰收景象。宋杨万里《出浈阳峡》诗中所说“未必阳山天下穷，英州穷到骨中空”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这时期在施工中，已广泛采用双曲薄拱坝、混凝土大坝防震加固、岩溶地基处理等技术，使珠江开发利用包含了更高的科技含量。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珠江转到以强调按流域水系的综合治理开发方面来。为此，1979年8月重设了流域机构——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简称珠委），肩负起“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加强管理”的重任。此期间珠委在广泛调查和科学论证基础上编制了全面系统的《珠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使流域的治理和水资源开发、工程建设有了科学的依据。以水电为主，对水能蕴藏量巨大的红水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梯级开发，建成或在建恶滩、大化、岩滩、龙滩、天生桥等大型水电站。其中龙滩水电站是红水河上最大的水电站，是我国仅次于长江三峡电站的大型水电工程，成为红水河10个梯级电站的龙头，同时兼具防洪、航运、灌溉、水产等综合效益。建成后总库容量为273亿立方米，水库面积达537平方公里，装机容量为500万千瓦。它将把广西、广东的电网联成一体，不仅能充分满足两广地区生产、生活用电，而且可以供应香港地区一部分强电力。1981年国务院批准了红水河综合利用规划，正式启动梯级电站工程。目前竣工的恶滩、大化二电站，已让滚滚红水河驯服地为开发祖国大西南服务，正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当地的社会经济面貌。其他电站有的已初步选定坝址，有的尚在勘测，有的处于施工建设阶段。近年落成的北江下游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控制集水面积4097平方公里，占北江集水面积的73％，库容量达13.36亿立方米。防洪堤分级加固，保卫广州的北江大堤提高到30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飞来峡电站装机容量达7.5万千瓦，年发电量3.15亿度，供应广州和珠江三角洲。此外，还在南盘江支流黄泥河上修建了大寨、鲁布革水电站以及广东流溪河上游装机容量居世界同类电站第二的广州抽水蓄能电站。该站厂房深藏地下100多米，用于广东电网的填谷调峰和保证大亚湾核电站均衡安全的运行。

西江航运干线是沟通两广的大动脉，从1964年开始即纳入国家航道治理规划。但由于“文革”的影响而未能实施，直到1981年才重新获得批复，1985年正式动工。整治重点是广州至南宁854公里的航道，包括疏浚、炸礁、筑坝、裁弯取直、护岸等。竣工后可通行1000～1200吨位的船舶，贵州的煤炭、云南的磷矿石、广西的锡石、广东云浮的硫铁矿、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品等将通过这条黄金水道往返运输，实现西江上下游之间区域优势互补，推动流域经济起飞。另外，广州黄埔港原有港区因不能适应广州经济发展需要，乃于1978年后在东江口以南距离老港区15公里处扩建“新沙港区”，共建成10个3.5万吨级泊位码头，竣工后新增年通过能力1000多万吨，这对提高广州作为海港城市地位将是一个有力举措。

经长期积淀，明清趋于成熟，近代又大量吸纳西方文化成分后，珠江文化发展为一种先进的区域文化体系，在全国文化区域分布格局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珠江文化不断得到改造、充实与提高，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生。虽然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珠江文化在发展的道路上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反复，甚至受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性破坏，但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后，终于走上了继续前进的道路。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一方面给珠江文化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使它得到复苏和振兴，另一方面又使它面临着种种挑战和考验，珠江文化现在恰处在这样一个新旧文化形态的转捩点上，揭开了现代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近20年来，商品经济在岭南沿海得到充分发展，这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正猛烈冲击着与其相悖的一切旧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引进和吸收现代西方文化的精华，包括先进的科技、信息、管理制度、人才和其他文化资源。内地科技文化和人才也纷纷南下，使岭南主要是广东再度成为兼容南北、涵摄中外的文化荟萃之区，并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更新、替代热潮，不断改变文化风貌和地域分布，把珠江文化推向了空前发展的高度，这在全国各大流域文化中堪为翘楚。以珠江三角洲和沿江一些大城镇郊区常见的农业土地利用类型、作物构成和布局而言，它们无一不被市场供求关系所左右。三角洲沙田是水稻重要产区，著名作家陈残云在《沙田水秀》一文中写道：

沙田的景色是迷人的。丰收后一望无际的田野，显得特别宽广和美丽，纵横交错的小河涌，小艇穿梭如织，一排排翠绿的蕉林相映着乌黑的牛群。这仿佛是一幅色彩鲜明的织锦画。它所展示的沙田景色是那样的自然和秀美。但近年大量耕地被工业、城镇建设占用，水稻面积在三角洲大量减少，以致粮食不足，不得不进口“洋米”。原因是种稻远不及工业产值大。名扬天下的三角洲桑基鱼塘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桑基面积大幅度减少，为草基、花基或杂基等取代。它们的生态效益虽不及桑基，但却发展起了以出口创汇或供应大城市高级酒楼、宾馆的鲜活产品为目的的精细农业，开发出许多高、精、尖、特、优农产品，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即为传统基塘农业文化内涵向深层发展的一个范例。如顺德陈村是有名的花卉之乡，“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近年从荷兰引进电脑控制的自动喷灌、控湿、控温、施肥调光兼保鲜设备的花卉生产线，实行花卉生产工厂化，所种世界名花销往海内外，收入不菲。类似陈村这种土地利用转型升级的例子在三角洲不胜枚举，这些所谓“朝阳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实质就是文化的进步。

建筑作为历史进程的一种标记，也是最直观的一种文化现象。近年城乡建设日新月异，迅速改变着各类聚落传统景观和建筑风貌。两广城镇建筑过去都是传统形式，城墙拆除以后，出现少量水泥马路和骑楼，但相当多道路仍是鹅卵石或花岗岩石板铺就的。多砖瓦房，夯土围墙，在珠江三角洲则多“茅屋藤扉蛎粉墙”。河面上架设砖石或木板桥梁。一些城镇与农村联在一起，没有明显畛域。一边是较先进的基础和生活服务设施，另一边仍以稻草、枯枝为燃料，甚至把马路作为晒谷场，放猪养狗，粪便、碎瓦、烂泥、宅基充斥，环境质量欠佳。一个城镇，两种景观，泾渭分明，许多建筑造型袭用传统严格中轴对称形式。特别是1958年以后各地兴建的办公楼、大会堂几乎一个模式、一种风格。例如现存顺德大良、新会会城的大会堂都仿效北京人民大会堂风格，外观上没有多少区别。“文革”期间，政治口号渗透到建筑各个角落，到处把五角星、红旗、火炬作为标签，以各种纪念性数字为比例来构造建筑物，令人啼笑皆非。近年农村城镇化在各地兴起，带来了当地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巨大变化。在经济突飞猛进的珠江三角洲，居住被视为消费之首，住房从讲究实用转向雅致美观，追求多方面的文化享受。据有关调查，东莞市寮步镇石坑乡1979～1989年每百户农民兴建砖石和钢筋混凝土小洋楼各42幢，不仅室内装饰华丽，也讲究室外美观，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落伍，别墅式住宅小区在三角洲也不稀罕。在沿河大中城市，80年代以来，许多住宅建筑吸取欧美特色，结合岭南地理环境的特点，布局争取良好风向，灵活而不呆板，庭园与住宅小区相结合，扩大各种辅助性建筑设施，如厕、台、浴室建筑等。住宅建筑景观朝着群体布局合理、美观大方、配套齐全、内部多功能、平面布置、灵活多变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造型简朴、轮廓简练、线条简洁、色调明快，既富于传统和民族特色，又不偏离国际化、标准化的南方建筑风格。而一大批设计别致、造型新颖、风格独特的公共建筑更体现了城市建筑文化的时代动感。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桂林、南宁等城市成为这些建筑的荟萃之地。它们象征城市财力强大，生气勃勃，反映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广州白天鹅宾馆，楼高289.9米、80层的广州天河中信广场大厦为亚洲钢筋混凝土结构最高的建筑物，而楼高81层、总高度383.95米的深圳地王大厦为雄踞亚洲超高层钢结构建筑物第一，在世界上也仅次于美国芝加哥的席尔斯大厦（110层，443米）和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姊妹楼（110层，417米），它们被认为是外来文化与岭南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高技术时代的产物。近年兴建游乐城成为城市建筑的一个潮流，且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发展，将文娱与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以跳跃运动为主旋律，充满了活力和进取精神，如广州东方乐园、南湖游乐场、深圳香蜜湖等，皆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加之新近各种新型建材和造型，如大玻璃、原檐口、平屋顶、遮阳板、横线条等大量使用和出现，更使城市建筑锦上添花。如广州近年繁华起来的环市路，不少楼高三四十层，五六十层的也越来越多，高耸入云，人如置身谷底。入夜霓虹灯五彩缤纷，百业喧嚣，歌坛舞榭，欢腾达旦。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

物质文化丰富与提高，有赖于制度文化的建设和完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珠江流域的经济制度首先日趋商品化和市场化，即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时，容许和支持发展其他形式的集体或个体所有制经济，并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缩小指令性计划，放开商品市场价格等，使价值规律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顺利运作。这虽然不是珠江流域独有的制度文化模式，但至少在改革开放最早的前沿地带广东，要比其他省区先行一步，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以广州市为例，据1990年统计，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58.22％，集体占15.87％，个体、私营、“三资”及其他联合经济占25.91％。这个结构所反映的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是过去难以想像和无法接受的，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它却在现实生活中取得了节节胜利。经济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流域各省区党政机关都有一整套配合这种变革的制度和措施，并不断强化群众参政议政的意识，从而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府决策氛围。如自1983年开始，广州市政府为制定广州经济、文化、科技三个发展战略纲要，曾召开了30多场大型研讨会，开展100多项专题研究，与有关专家学者对话，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在此基础上才作出决定。在广州还成立了众多的决策研究咨询机构，包括全国第一家官民共办的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有关领导经常通过传媒向公众发布各项决策背景，接收反馈信息，为决策的民主化提供依据。政治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需要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为此必须破除文化事业由政府部门独家经营的局面，而代之以社会各方面办文化娱乐事业。广东一马当先，其后各省区纷纷效法，各部门、各行业兴办的娱乐场、音乐茶座、歌舞厅、桌球室、图书室、展览会、业余艺校、各类培训班等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于城市、农村、机关、企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多元化、平民化、商品化局面。仅群众文化活动场所一项，1991年广西全区即有文化馆、艺术馆110个，文化站1334个；1993年珠海市有电子游戏机室167间，舞厅114间，桌球游乐场97间。事实上为适应群众文化需要而产生的所谓企业文化、街道文化（即市井文化）、校园文化、特区文化已风靡广大城乡。这些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名词，如同珠江源头的报春花，开过后即迎来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

制度文化的变革，又必然带来观念文化的更新。一系列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应运而生，首先在广东发源，继而扩展到全流域乃至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自南向北转移的冲击波，广东甚至成为全国某些文化领域的领导力量，这是继近代珠江文化崛起的另一个发展高潮。

商品生产需要竞争。本来就赋有重商性品格的珠江文化因社会引入竞争机制而得以重现雄风。首先是深圳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很快风靡全国。由此衍生的效益意识、时间意识渗入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并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过去“读书无用论”盛行，许多青年人不求上进，虚度年华。当竞争的潮流伴随商品生产席卷而来时，他们很快投入其中，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许多人纷纷参加各种形式的进修班，甚至去职回炉，重新学习。目的在于“充电”，先退谷，后登山。精明的顺德人感知春天的气息，很快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大力引进专业技术人才，以乡镇企业为龙头，发展高、精、尖产业，不出数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几番，由一个传统农业县跃居为全国工农业和社会总产值前10强的县市之一。顺德的家电产品饮誉国内外市场，几乎无人不知顺德的电风扇和冰箱品牌。恰如顺德人自己总结的那样，破除过去狭隘、保守的思想，更新观念，树立一套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来指导经济建设，从而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成功之路，有人称之为“顺德模式”。其深层的根源或秘诀，应为顺德人长期进行商品生产所形成的竞争意识，并作为一种文化优势，能在新条件下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在波涛汹涌的商海中站住脚根，夺取一个又一个滩头阵地。

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追求个性、实现自我价值的珠江文化风格也在新时代向高层次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岭南人多在服装、发型、个人兴趣、职业选择、文化娱乐等方面以港澳为时尚，力求符合自己的个性，于是牛仔服、墨镜、染发、的士等风行一时。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方面竞争的加剧，人们在告别温暖型的生活之后，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的高标准，而且更追求高尚的情操和格调，追求完美人生，追求知识和身心健康，于是“读书热”、“文凭热”、“留学热”扑面而来，很多青年人不再留恋歌舞之乡，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看报、自学考试、参加各种进修班上。广州天河购书中心，每逢节假日人头涌动，广州中山图书馆座无虚席，许多高等院校的教室夜里也是灯火通明。这一道道风景线表明珠江文化价值观正在向新的高度升华。

诚然，珠江文化的娱乐性、消遣性方面也在新条件下被强化和扩展。因为岭南历史上发达的商人集团和强大的市民阶层需要这种文化调节。近年来，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人的注意力转向感官的愉悦享受和情感的宣泄；在商品生产、投机、炒股等活动中败北者，也需要安抚心灵的浮躁和烦恼；事业成功者，在紧张工作、努力拼搏之余，同样需要放松和消闲。近20年来，在广东集中了数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口，他们的文化消费也是感觉型和消遣型的，这就决定了通俗文化在各个社会群体里都有广阔的市场。明星、偶像崇拜大行其道，所谓“两头”即拳头（武侠）和枕头（色情）文学拥有很大一部分读者，高雅和专业性强的文化艺术时常受到冷落。在繁荣的通俗文化背后，也会有一些腐朽或被扭曲了的文化现象，甚至还有一些文化沉渣泛起的角落，例如对神灵、权力、金钱的崇拜以及屡清不掉的“黄赌毒”等。这都说明，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珠江文化，尚有许多不成熟和不完善之处，需要给予正确的引导和精心培育，唯此，才有可能在发扬珠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使之成为我国流域文化发展的一个典范。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下子由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默默无闻的边陲省区变为一块沸腾的“热土”。这倒不是因为它地处热带和亚热带，而在于它的经济异军突起，令世人刮目相看。据有关统计，广东人口多年约占全国的5.4％，面积不到全国的2％，但国民生产总值却占全国的8.5％左右。1990年，广东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外贸出口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等项指标均跃居全国首位，工业总产值则居第二位，同年外贸出口额为105亿美元，比1985年增长2.5倍，年增长率高达29％，广东外贸出口额约占全国的20％。另据美国方面估算，1990年美方对华贸易出现的100亿美元逆差中，一半以上与广东的产品有关。广东集聚了巨大的生产力和财富，于是一句民谣流行全国：“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变成全国淘金之地，就像当年美国开发西部，前苏联开发远东一样，一批又一批带着各种梦想的人，像东江、西江、北江汇流广州那样，浩浩荡荡，从全国各省区云集广东，掀起了我国旷古未闻的源地最广泛、规模最巨大、场面最壮阔的人口流动大潮。据广东省有关部门统计，1994年广东省外来劳工达650万，而国家统计局估计则逾1000万，至今仍无止息迹象。每年春节前后，广州火车站和汽车站人头攒动，肩摩毂击，输送旅客1500万人次，相当于广东全省半数适龄劳动人口外出旅行一次。

这支庞大的南下大军，除了相当大一部分是为谋生而来的民工以外，有很多是发展型人才，即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理想和追求而南下广东的。这个时代大潮，有人称之为震撼全国的“人才风暴”。这个巨大的人才群体无准确的数字可稽，当不下百万之众。如90年代初，佛山从外地引进人才3万多人，南海2300人，顺德2000多人，广州平均每10人中就有1个新移民。深圳、珠海靠移民发展起来的城市，这个比例自然更高。他们中既有工程师、农艺师、会计师、经济师，也有教师、医生、记者、画家、作家、诗人，但更多是大专院校毕业生。这是全国人民对广东建设的有力支持，广东一直在敞开大门，欢迎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之士。他们需要广东，广东更需要他们。因为广东为他们提供了用武之地和发展空间，而他们作为文化载体，不仅带来广东建设所需要的科学和技术，而且带来了他们生活地区的语言、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等等，在各个层面上改变着珠江文化的结构和风貌，使之具有更高的科技含量和靓丽色彩。这个新时代的移民潮效应，是珠江历史上任何一次移民都无法企及的。

改革开放以前，广东和全国一样，长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开展经济文化建设。一方面广东不是国家重点投资建设地区，未能吸引住较多人才；另一方面，原有人才的使用也不尽合理，结果造成人才缓慢发展和相对过剩的矛盾状况。例如广东高校毕业生1952年为0.13万人，1982年为1.6万人，增长了11倍多。但1964年和1982年广东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占当年全省总人口的比例却分别为0.38％和0.48％，均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处于后进状态。又如1982年每万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广东为47.8人，比全国平均59.9人少12.1人；同年在校大学生，广东共有4.4万人，在全国各省区中排第21位；同年全国成人高校学生，每万人口中有6.4人，而广东仅有3.6人，比全国平均数少2.8人。至于被闲置、改行或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各类人才则无从统计。从实质上说，此乃封闭的制度文化所致。事实表明，只有开放的社会系统，才能在竞争、协同的对立统一中组成所谓的“耗散结构”，并使之渐渐趋于有序。而竞争又是以成果多少、贡献大小来衡量、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地位和利益的。反观一个封闭社会，则在平均主义与相互妒忌、反对冒尖中内耗，导致这个社会“熵”值增大。结果是派别之争、门户之见、官场角逐、权力崇拜等盛行，知识成果与个人利益难以挂钩，人才缺乏归属感，严重挫伤了人才社会行为的积极性，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全国如此，广东更不例外。

近20年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呼唤着更多人才为它贡献力量，人才的理想和追求事业的需要与区域发展相互感应，终于迎来了广东人才鼎盛的春天。据1990年统计，全省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已达92.2万人，为1982年的3.25倍。近年广东劳动力市场十分兴旺，更有大批科技人员南下，被誉为“孔雀东南飞”，广东外来人才已难以估算。他们正为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里，他们的自主权、经济利益、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但与广东区域发展相联系，而且受到业已形成的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保障，这就有可能使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与区域发展融为一体，建立起一种持久、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并由此处处展现出生机勃发的文化风貌。这也是近20年来广东改革开放所体现出的区域文化的个性所在。

相对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外来人才所体现的精英文化，更能反映珠江历史发展的时代特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Marcuse）指出，一个守着电视连续剧而不会欣赏莎士比亚戏剧的民族，无论如何是在退化。精英文化并不排斥对功利的追求，相反，它的创新贡献，在为社会创造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自身素质也得到提升，文化精英们当然得到社会丰厚的回报，这就是精英文化功利的一面。广东有很多企业、集团或公司，正是借助于外来人员的聪明才智，即所谓流行的“猎头”，研制出许多名牌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著名的顺德“科隆”集团，即为各路文化精英荟萃之地，深圳、珠海、广州等许多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等也属人才的云集中心。当然，精英文化也秉承儒家文化传统在广东寻找自己的位置，在广东开放、宽松的环境下得到滋润和扶持，结出的丰硕之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近年广州落成的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等为高雅艺术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广东人民出版社不惜重金编纂出版“岭南文库”丛书，抢救和整理了一大批古籍，其编著者也不是清一色的岭南人，而广及外地或南来的文化精英。精英文化的介入，无疑提高了珠江文化的层次，它与大众文化并驾齐驱，成为珠江文化发展的一个时代潮流。

外来工即普通劳动力无疑是南下广东人潮的主流，他们被称为“打工族”或“打工仔”、“打工妹”。他们散布在广东各地，但集中在珠江三角洲。据有关调查，1994年，东莞有外来人口139万，若包括未登记外来人口则达180万，超过当地人口。他们来自除台湾省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湖南、四川、广西占总数的60％左右；同期省会广州市区人口约400多万，外来人口约100万，即街市中每5个匆匆过客中，就有1个是异乡人；在西江下游四会这个既输出又输入劳动力的县级市，1991年也有外来工2.4万人，约为当地人口的7％。珠江三角洲一些经济发达的小城镇，外来人口甚至超过了当地人口。1992年东莞虎门镇总人口8.7万人，另有登记在册外来人口7万人，若连同未登记人口，则完全超过当地人口。这个镇的大宁管理区，外来人口是当地人口的5倍。这些打工族，即时兴所称“蓝领阶层”，主要从事工业、建筑、商业、服务业及种养业等，包括当地人不愿意干的种种低下、粗重、脏累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修鞋补靴、捡破烂、做黑市买卖、甚至做皮肉生意的庞大族群也云集广东。广东流行一句反映时代变迁的话：“北方人50年代南下土改，80年代南下改土”，意思是说新中国成立初大批北方干部来广东帮助土地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南来人员已主要从事修路、建筑、开山挖土等工种了。他们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在广东土地上，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他们也从广东汇走大量款项和带回开放的观念，以及新潮的生活方式，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更新。当然，他们在适应广东文化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也把他们家乡的地方文化带进广东，为岭南文化增添异彩。如新疆烤羊肉串、四川火锅、湖南臭豆腐等风味饮食即风行一时，广东各主干公路两旁的湘菜馆、川菜馆招牌至为触目，光顾者大部分是广东人。而奔忙于城镇里巷、发廊、酒楼、饭馆里的外来打工妹，也给当地展示了一道青春美的风景线。外来工多在城乡结合部自成社区，形成“都市村庄”。一般情况是来自同一个地域的人群集结成一个社区。在北京有所谓“浙江村”，在广州则有“四川村”、“新疆村”、“湖南村”等等。这是他们工作之余的生活空间，是认结乡情、进行各种交易的场所。那里空间狭窄、挤拥不堪、环境恶劣，与周边耸立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广东外来工集中的城镇，这类“都市村庄”非常普遍，因为无规划，自发形成，故给城市交通、治安、环保、计划生育等造成很多困难，是城市管理中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待有关方面妥善解决。不过，在那里可以闻见各种陌生的方言和不同源地民工的脾气、习俗、生活百态以及很活跃的“超生游击队”等。如在“湖南村”，可见到勇武、坚忍、嗜辣的湖南人；在“四川村”则是一群性格倔强，特别能吃苦耐劳，只怕不辣的四川人；在“新疆村”，映入眼帘的是身材高大，头戴方角小帽，多以贩卖葡萄干、皮货、布匹为业的维吾尔族人。这些“都市村庄”无异于不同地域文化在广东的微缩景区，或许是人口城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不管怎样，它们都是城市发展中的掠影，终归被纳入城市规范、有序管理的轨道。

河流通常都有三角洲。但珠江河口原为溺谷，现在出海口附近陆地上也是冈峦罗列，台地纵横，与一般河流三角洲坦荡的地景大相径庭。所以20世纪初以来，中外地质、地理、水文、水利工程学界对珠江河口是否存在三角洲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否定说占了上风。直到40年代初，著名地理学家吴尚时和他的高足曾昭璇经过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才科学地论证和肯定了珠江三角洲的存在，从而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科学争论。现在，珠江三角洲不仅以其特殊的地貌形态蜚声地理、地质等学界，而且更以其经济奇迹名扬天下。不过，前者是指自然地理上的珠江三角洲，面积约为1万平方公里，俗称“小三角洲”；而后者已扩展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俗称“大三角洲”。范围最大时东到惠东，西迄肇庆，北抵清远，按1989年行政区划含28个县市，面积约4.78万平方公里，人口2680万，港澳也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这里所说的，主要指大三角洲。

珠江文化最早的源头虽然不在珠江三角洲，但它首得海外风气之先，所以近世文化至为先进发达，成为时代思潮的重点和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我国不得不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珠江三角洲对外开放的历史优势得不到发挥。1976年“四人帮”覆灭，天空放晴，冰河解冻，但在长期的绝缘封闭和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之下，珠江三角洲也和全国一样，经济落后，物资奇缺，市面萧条，民生困苦。而相邻的香港已步入亚洲“四小龙”之列，经济繁荣，一片兴旺。这种反差，诱发了珠江三角洲不止一次的逃港高潮。直到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才在这场后被誉为“第二次革命”中脱颖而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和背水一战、敢为天下之先的气概，一马当先，披荆斩棘，闯出了一条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并使之成为一块光芒四射的风水宝地，被世人称为“东方的神话”，在珠江历史上留下最辉煌的画卷。

珠江三角洲虽然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但在以农业为基础旧体制束缚之下，她仍然在自然经济的漩涡中挣扎，始终未能告别贫困，进入小康。然而，三角洲的人太了解工业化的历史和它的魅力了，我国最早的民族工业陈启沅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就诞生在珠江三角洲。只有完成工业化，才能达到富足、强盛、文明。当坚冰已被打破、航路已经开通的春天来临时，很多精明的三角洲人纷纷洗脚上田，从农村工业化入手，通过“筑巢引凤”、“借鸡下蛋”等方式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工业。这股不同于往昔由国家集中统一措办的新工业化浪潮席卷三角洲大地，国有、集体、三资、股份、个体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一齐上，形成东莞的三资企业、南海的个体经济、顺德的乡镇企业、中山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发展模式，皆为当地新工业化的主力军。仅经过10多年努力，新工业化即在珠江三角洲获得成功，取得了过去几十年从未有过的成就。三角洲面积只占广东全省陆地面积的23.4％，1993年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1.2％，但同年三角洲国内生产总值达2314.3亿元，占全省的72％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017元，为全省这个指标4918元的2.2倍。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顺德人均年收入超过800美元，提前进入“小康”阶段。有人作过比较，英国实现工业化花了100多年，美国花了80多年，而三角洲只用了15年即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使命，故西方传媒称三角洲为“一块充满神奇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涌现了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顺德、南海、东莞、中山所谓广东“四小虎”，以类比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亚洲“四小龙”。它们作为珠江三角洲经济起飞的代表，一再验证了邓小平所说“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的伟大真理。

现代科技突飞猛进，新产品层出不穷。珠江三角洲在完成工业化以后，并没有就此止步，始终保持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狂热追求，力图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从90年代开始，即着手于产业转换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原来以粮食、甘蔗、塘鱼等种养为主的小型传统农业，很快转变为以种养与加工相结合、多种经营、专业化、集约化为特征的大农业，以及科技含量甚高的精细农业。许多鲜活农产品迅速打入港澳市场并居主导地位，部分出口东南亚和日本、台湾等地。三角洲土地利用景观由此发生很大改变，被人津津乐道的“桑基鱼塘”基本消失，而代之以果基或杂基鱼塘。粮、蔗种植面积减少，工厂化农业蔚为大观。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极大地减轻了人们的体力劳动，使千百万人因从祖祖辈辈“面朝泥水背朝天”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笑逐颜开。改革开放初期，三角洲很多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繁重的手工劳动仍是主要劳动方式，如东莞即为这种产业模式在三角洲的发祥地。市场竞争的作用力很快使传统的手工业和陈旧工业部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新兴的家用电器、电子、化纤、精细化工、石油化工以及经过改造的机械、建筑材料、食品等工业已成为三角洲工业的支柱工业，大中型企业逐渐成为行业骨干，到处展现着三角洲工业化的宏伟气派和勃勃生机。据有关统计，三角洲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152亿元增加到1993年的3450亿元，年均递增24.6％，近几年这个速度又有所上升，这不仅在我国，甚至在世界工业史上也是罕见的。由此，名牌产品不断脱颖而出，令消费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如“健力宝”饮料，“蓝带”啤酒，“鸿运”电风扇，“神州”热水器，“容声”电冰箱，“TCL”电话和电视机，“威力”、“金羚”、“五羊”洗衣机，“华宝”、“汇丰”空调机，“珠江”钢琴，“华南”缝纫机，“南方”摩托车、“钻石”建筑装修用材等，均以质量上乘，赢得国内外消费者的信赖。有一本专述广东发展的《闪光的轨迹》的书，介绍了这个改革时代造就的明星企业家、明星企业、明星产品等。这些名牌产品“远看似洋货，近看是广东货”，还有“广东粮”，甚至“珠江水”也成为名牌，饮誉国内外市场。

粤北京广铁路侧有一处红色砂岩形成的风景名胜金鸡岭。这只金鸡头向湖南，湖南人说它吃的是湖南米，下的蛋却落在广东。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广东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所需原（燃）料和劳动力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外地。百万劳工下珠江自不必说，即使是普通工业原料或初级产品，也是从市场获得，一经深度加工，即增值数倍，大获其利。所以三角洲的工业化，完全突破工业布局要接近原（燃）料产地和消费市场的陈旧模式，它依托的是全国性甚至是世界性的大市场，参与超越地域界限的国际市场竞争，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近年三角洲又通过华侨华人这道桥梁，着力于引进国外资金、人才、技术。至1991年统计，广东省立项引进的人才项目493项，引进外籍或港澳专家868人，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许多产品在三角洲生产，销售却在国外。如佛山市电器用精密弹簧项目，引进日本技术和设备生产，70％产品外销。惠州市信华精机有限公司生产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收录机芯，也有类似情况，产品主要销往日本等国。这显示三角洲工业化是一种大开放、大市场、大气派的格局，是传统小生产望尘莫及的。但同样的政策，同样的机遇，在不同的地区却有不同的效应，其深层原因还在于人文精神的区域差异。珠江三角洲是近代文化精英荟萃之地和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容闳等革命家、思想家、实业家的故乡。在他们身上体现的珠江文化优秀的基因和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岭南人。早在1881年英国人N·Shore在评论容闳及其《西学东渐记》时就写道：“一个能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现在珠江三角洲工业化的辉煌成就证明，这位英国人是有远见卓识的。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农村代表着贫困、落后，而城市则为富裕、先进的标志，此即所谓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乡下人进城，最要紧的是刻意打扮一番，免遭城里人奚落。这个城乡分离的壁垒现已随着工业化浪潮的高涨而被冲破。在珠江三角洲，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土地，涌入城镇务工务商，也有很多是外来工，甚至拖儿带女，在三角洲城镇安家落户、生儿育女，成为三角洲常住居民。这个以人口地域转移为主要标志的城乡一体化或称农村城市化的浪潮，开创了中国城市化的新纪元，珠江三角洲是它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它使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地流动和配置使用，形成良性循环，以谋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这是被世界先进工业国证明了的农村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据有关统计，1990年广东全省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7％，比1982年约占19％提高了18个百分点，8年间平均每年提高2.2个百分点。这个速度比全国平均速度快1倍左右。近年来广东更是突飞猛进，把全国平均水平远远抛在后面。而珠江三角洲更处在城市化的浪尖上，1980年城市化水平为28％，1994年上升为44％，接近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60％左右，珠江三角洲近几年经济持续增长，正在向这个水平逼近。

珠江三角洲纵横交错的水道网，营造了1000多个渡口，近20年来兴建了100多座桥梁，汽车轮渡成为历史陈迹，在全国树起一面“以桥养桥”的旗帜，先后为其他省区所仿效。近年三角洲建制镇大量增加，总共有城镇近600座，平均每80平方公里即有一座，其密度之高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这些城镇很多和渡口相结合沿河分布，在改革大潮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人口和产业集聚中心，即区域发展的生长极，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腾飞。据统计，1993年广东社会总产值在1亿元以上的乡镇共718个，其中分布在珠江三角洲的为405个，占总数的56％。正是这些亿元乡镇，构筑起三角洲经济的脊梁。其中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经济强镇全省有42个，全部集中分布在顺德、南海、番禺、中山、东莞、宝安以及广州市郊等三角洲腹地，如顺德的容奇、桂洲、北滘、陈村、乐从、勒流、龙江、伦教、杏坛、大良等镇，南海的南庄、大沥、西椎、盐步、罗村、官窑、平洲、里水、九江、桂城等镇，中山的小榄、横栏、沙溪等镇，番禺的市桥、石碁、大富、南村等镇，东莞的厚街、常平、黄江等镇。它们有些是县市驻地，有些是百年古镇，有些是新兴工业卫星镇，皆以经济实力强大、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完善而雄踞一方。由于乡镇企业在三角洲异军突起，这些城镇多以某一专业功能著称，涌现许多“家电城”、“塑料城”、“纺织城”、“汽车城”等。也有不少是专业市场型城镇，例如南海西樵镇布匹市场，大沥镇摩托车市场，番禺大石镇家具市场，增城新塘镇家电市场，顺德陈村镇花卉市场等，皆闻名遐迩。入市时人头攒动，车辆频频往返，热闹喧腾。公私建筑豪华气派，装修非常讲究，不亚于大城市商务中心。许多城镇兴起商业一条街，饮食一条街，服务业一条街，甚至发廊一条街等。入夜后灯火通明，茶楼酒馆和形形色色娱乐场所，顾客盈门，夜生活往往延至深夜方休。这种建立在三角洲经济被西方传媒报道为“爆炸性持续繁荣”基础上的城镇，完全改变了过去政治型城镇的功能和景观，是珠江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它们的出现还蕴含着深刻的关于中国乡村城市化、工业化道路，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模式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这些方面的专家深入研究。现在，随着珠江三角洲新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这块热土上的城镇化之风越演越烈，正朝着各个城镇“各显神通，各具个性，各得其所，各扬所长，各展风采”的方向发展，汇奏着我国城市发展历史上最雄壮的乐章。

古语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改革开放的大潮，不仅使珠江三角洲崛起为我国经济高峰区，而且冲决妨碍它发展的一切罗网，掀起了一个思想大解放运动，深刻改变着三角洲人的精神面貌。它的意义远远超过近代岭南思想启蒙运动。如今，三角洲的人已彻底摈弃那些束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切陈旧、僵死的教条，重商观念、竞争观念已牢牢地深入人心，并成为他们发展生产、进军市场的锐利思想武器。顺德容奇镇科龙集团，即凭借竞争和拼搏精神从一个作坊式的小机修厂发展壮大为一个以生产家用电器闻名海内外的大型企业。过去人们耻言利，不敢谈享受。现在先富起来的三角洲人，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社会的回报、承认和尊重，实现个人的价值，勇于自立自强，开创自己的事业和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既要付出，又要报酬”已经成了三角洲人的信念。广州市有学者对2000人做问卷调查，其中在今天商品经济时代“讲钱、讲利，不等于就是唯利识途”这一项目，作肯定回答的占99％；中山大学的学者在顺德北滘镇的439份问卷中，同意“人生一世应该为社会作贡献”的占79.49％。这显示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辩证统一的关系已在三角洲得到普遍的认同。三角洲人也和香港人一样，在紧张、高效的工作之余，也尽情地消费，舍得花钱花时间去旅游、娱乐，享受美好的人生。但也绝不是把人与人的关系化为简单的金钱关系，扶贫、赈灾、尊老爱幼、匡扶正义和各种慈善事业，三角洲人无不慷慨解囊，处处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许是三角洲人早就洞悉珠江的自然规律，所以过去宣传“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说教现在被人们颠倒过来。因为大河之水是由上游许多涓涓小溪汇流而成，小河干涸了，大河之水何来？珠江三角洲人恰是这样摆平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从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使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最成功的典范。

蛟龙出南海，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的航船最先是从珠江口起锚，溯向珠江各河，继而远及沿海及内地省区各港口的。这艘新时代航船的始发港即为珠江口伶仃洋两岸的经济特区城市深圳和珠海。这两座近20年崛起的新兴城市，成了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象征，世界瞩目的焦点，无人不为她们的光辉业绩和迷人风采倾倒、赞叹，在压倒一次又一次的对经济特区的瓦釜之鸣以后，终于在珠江口的上空响起了黄钟大吕的历史最强音：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深圳原为宝安县城，一个人口不到万人的边境小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封闭时代，粤港两地的往来就在这里以深圳河为分隔带，对面是资本主义加殖民主义的香港，背后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两地鸡犬相闻，除了过境的列车和少数跨境耕作的农民，相互很少往来。为了保持内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获准进入深圳的旅客，连一盒虎牌商标的“万金油”也要留在边境线外，因为它打上了资本主义的印记。但香港的繁荣毕竟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那时内地的偷渡者，多以深圳海边的丛林为掩护，选择鲨鱼涌这当年东江纵队北撤烟台的登舰口岸，泅渡大鹏湾，亡命香港。不少人葬身鱼腹，因为鲨鱼涌即取名于大鹏湾这个鲨鱼的渊薮。而深圳作为边防重地，封闭宛如罐头，很少有外地人到来。城区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街道简陋、狭窄，最高一幢楼也不过五层。城内只有少数机修、食品等手工业，主街解放路商业很冷落，城外甚至常有野猪出没。生活在当地的主要是客家人，他们偶尔也放下手中的锄头，注视那从20世纪初就开通的广九铁路上远去的列车。

这就是历史的深圳！

1979年初春，天气乍暖还寒，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首先向中央提出，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区。这是一个参照国外和亚洲“四小龙”成功经验提出来的建议，在当时简直是一声炸雷，弄得朝野沸沸扬扬。但它得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坚决支持。邓小平说：

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同年3月撤销宝安县和珠海县，以原地分别成立深圳市和珠海市，7月在两地各划出一块地域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3月，“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至此，“特区”一词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新词汇。同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两个即在珠江口。中央为经济特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关税优惠、简化出入境手续、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和金融政策、引进外资、制定特区法规，以及特区行政体制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等等。同时划定深圳经济特区范围为327.5平方公里，连同所辖宝安县，深圳市总面积为2020平方公里；珠海经济特区面积初为15.16平方公里，1988年4月扩大为121平方公里。珠海市含经济特区和斗门县，陆地总面积1597平方公里，另有海域面积5973平方公里和142个岛屿，为万山群岛的主体。万山群岛是珠江口外的屏障，有重大的海防和经济意义。

经济特区的建制、体制确定以后，即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组成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进行了艰苦的创业。其中有一支重建1976年大地震后新唐山的2万名工程兵部队被调到深圳，他们以特别能吃苦耐劳著称，成为基建工程的中坚力量。1983年他们作为我国裁军的对象之一，脱下军装，留在深圳，成为普通工人或市民，至今仍活跃在特区的各条战线上。由于有了良好的城市规划，以及充分利用各地城市建筑、施工等方面所积累的经验，深圳城市建设突飞猛进。“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就是深圳人在80年代初提出来的。大抵到90年代初，一座近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神话般地出现在深圳河畔，与隔河相望的香港新界城市景观互相辉映。在荒滩野岭上建设的这座新城，像在白纸上好写最美的文字一样，城市分工明确，道路规整，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各项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十分完善，既有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商业大街，也不乏幽雅舒适的住宅小区，以及极富南国风情的游憩场所，闻名遐迩的香蜜湖度假村、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等。生活在深圳的居民不仅比内地住得舒适，而且人均居住面积也大得多，许多设施并不比香港逊色。人们发现深圳城市竟如此美丽，以致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她为理想的生活环境，深圳成了令人神往的地方。为了昭示特区建设者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深圳市政府特在市政府大楼前树起孺子牛雕像，吸引游人驻足，肃然起敬。

珠海经济特区所在地原是个小渔村，面临广东最大的一个万山渔场，盛产蓝圆鳠、金色小沙丁鱼、竹荚鱼等，另有马鲛、石斑、海鳗以及鲨鱼等。新中国成立之初曾设渔民县，捕捞鱼货主要供应港澳。珠海与澳门陆地相连，澳门因以赌彩业闻名，昔被视为腐朽、堕落和罪恶的渊薮，内地避之如洪水猛兽，拱北关闸也几乎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珠海与澳门隔离成两个世界。珠海经济特区成立后，她的规划者看中了珠海有美丽的山丘和宜人的海景，自然就立足于此来描绘城市的蓝图，以发展旅游业来赚取外汇。特别是珠江口外众多的岛屿，是开展海上旅游的天堂，所以旅游业被定位为城市的主要性质和支柱产业。经10多年努力，一座花园式海滨新城已具规模。不过，珠海没有盖深圳那么多的摩天大厦，以低层建筑为主，布局比较分散，更注重建筑风格，住宅面积也很大，使整座城市显得格外宽敞、安静，在蓝天、白云、海水的映衬下别有风韵。众多的旅游度假胜地，如石景山旅游中心、九州城、海滨公园、圆明新园等魅力四射，来游者趋之若鹜。为配合城市的发展，深圳兴建了黄田国际机场、广深高速公路和广九准高速铁路，广州至深圳陆路交通缩短为一个多小时。珠海也兴建了三灶国际机场、九洲港深水码头，广珠高速公路和广珠铁路也在建之中。而横跨珠江口的伶仃洋大桥也进入设计、施工阶段，这座跨度和净空高度在亚洲有数的桥梁，将把深圳、珠海和港澳连成一体，真正实现“天堑变通途”的理想。这些前人从未想过的巨大工程正接二连三地在落成，无处不在显示经济特区建设的磅礴气势和辉煌成就。

设置经济特区的目的，不仅在于建设一座新的城市，更主要是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管理的、知识的，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是邓小平关于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深圳、珠海城市兴建过程中，这几个窗口的建设虽然也有过起落，但始终在推向前进，不断取得胜利。深圳在这些方面先走了一步，仅1979～1989年期间就签订利用外资协议或合同6299项，获得总投资额达54.9亿美元，实际到位的外资达27.34亿美元，办起“三资”企业2585家。这些外资初期主要来自香港，后来扩展到美、英、日、新加坡、台湾等23个国家和地区。引进的大型项目、产品出口项目、先进技术项目逐年增加。例如至1985年底，全市引进的技术设备共3万多套（台），属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约占13％，属先进技术的占70％。近年引进的技术项目，先进水平的比例有了更大幅度提高。这些技术项目，通过消化、吸收和创新，不仅促进了特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而且一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也转移、扩散到内地。如深圳在高层建筑方面向香港学习，兴建了数以百计的摩天大厦，成为特区最醒目的形象，吸引内地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前来观摩学习，把深圳的经验再带回去。这样大规模地、直接地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它在深圳的成功，很快为珠海和珠江三角洲等地效法，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深圳原有的社会生产力非常单薄，未走出传统的农业社会。特区成立后，发展工业成为经济活动的轴心，工业企业从1980年的247家发展到1989年的2470家，建立了电子、机械、轻纺、医药、石化等33个支柱行业，自产产品1150多种，其中800多种产品供外销。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0.94亿元上升到1994年的716.97亿元，增长了762倍。同时还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和布局，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建立起一批具有出口创汇能力的农业基地。现在每天满载鲜活产品经皇岗口岸进入香港的车辆络绎不绝。1994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达567.2亿元，全省排名第二，仅次于广州；但自1981年以来年递增速度为38.1％，居全省之冠。这个发展势头，显示特区具有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故“深圳速度”曾轰动全国，成为美谈，余波至今仍在荡漾。当然，这也是伴随着对原来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实现的。在深圳，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实行价格放开，多渠道流通，财政包干，搞活金融，扩大企业自主权，层层承包，党政分工，政企分开，公开招聘干部，浮动工资制等等。这些过去认为不可思议的改革都首先在深圳做了试验，并获得成功，为内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劳动合同制、基建招标制、干部聘任制等已在全国推广，内地人从这个窗口看到许多新鲜事物，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锦绣前程。各国客商、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等，也从这个窗口看到我国政治稳定，经济逐步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加强了对我国的信任和投资内地的信心。特区成立前那种大批人员外流现象不复存在；相反，深圳宽松、优美的生活环境吸引许多香港人前来购置产业、度假、旅游。每逢节假日，但见香港人大批过关，大包小包带回去的是深圳市场上的商品。人言香港是“购物天堂”，今日深圳已大有与之平分秋色之势。从深圳目前在我国沿海城市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城市已具备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水平来看，深圳正向国际大都市的方向发展。

珠海经济特区发展的模式与深圳既相似又有其特色，以建设外向型工业、创汇农业为主，兼营商贸、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经济为目标。珠海的改革基本上仿效深圳的改革，并在实践中加以修正，减少走弯路，进展也颇顺利。1980年珠海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为1.41亿元，到1994年上升到146.2亿元，在全省排名第四，年均递增24.7％，也名列全省前茅。特区成立之初，市区人口仅12.7万人，1994年差不多翻了一番，为23万人，达到中等城市规模。由于珠海人口规模适度，没有广州、香港等城市那样拥挤、喧嚣，营造了一个宽松、平和的城市氛围，加上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建筑风格，处处体现她的风韵和魅力，所以休闲、度假成了珠海“主题城市”特征。她与澳门刺激、紧张的赌彩旅游业相互补，正在珠江口西侧形成一个珠澳大旅游区。近年珠海还成功地举办了国际航天航空展、各式国际赛车、电影节等，显示她正向国际旅游城市的目标迈进。

特区是一件新生事物，也像珠江潮水一样，几经起落，但最终能取得成功，越办越好，不仅是改革开放政策的胜利，也是珠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一项重要成果。经济特区选在深圳、珠海，固然是由于它们邻接港澳，另也在于它们植根于珠江三角洲这块中西文化积淀层浓厚的肥田沃土上，得到丰富的养分而芃芃高长。然而在特区建设过程中，对它不理解，乃至怀疑者大有人在，甚至有人认为，特区除了那面飘扬的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的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传闻有人从深圳回来痛哭流涕，说革命几十年，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成果就这样断送了。特区成了全国上下注目的焦点。在这关键时刻，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考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珠海经济特区好。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对稳定特区、拨正特区航向起了决定性作用。1992年春，邓小平又以88岁高龄南巡，针对社会上掀起的特区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旗帜鲜明地指出：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邓小平这次南方谈话震动全国，驱散了笼罩在特区航船上空的阴霾，使之继续乘风破浪，加速前进。这年8月，作为全国最先一个设立的深圳股票交易所发生抢购股票风潮，余波冲击全国。股票这种过去只在电影、小说里看到的事物，不但最早为深圳人接受和炒卖，而且成为经济兴衰的一个晴雨表。1995年秋天，社会上又流行否定中央的特区政策，鼓吹“特区不特”，甚至取消特区的论调。但这些奇谈怪论并未能动摇中央办经济特区的决心和政策，也无损于特区的发展。因为经过近20年的惨淡经营，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已经脱羽、成熟，展翅翱翔，这是全国、甚至全世界看到和公认的事实，达到了当初办特区的目的。

从文化的意义上说，特区的创办和建设，形成了我国改革开放潮流中最先进的特区文化。它以现代商品经济的形式，将由高度文化凝聚而成的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荟萃于特区，不但重新培育出更加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层面上造就了新的文化成果，为珠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影响广及全国。如果说珠江文化已升华为时代先进文化，那么特区文化是起了催化作用的。由此，使人想起邓小平另一段精辟的论断：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近代珠江文化发展的轨迹，也昭示了先进的中国人试图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思想，但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思想才在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首先得以变为光辉的现实，验证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无比正确，也为珠江文化增添了最瑰丽的新篇章。

香港、澳门是我国最早丧失的领土之一，虽然在英国和葡萄牙的治理之下，后来发展为巨大的经济中心和国际性城市，但它们作为我国固有的领土、珠江母亲的心头肉，中国人民尤其是珠江儿女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收回港澳主权而进行的不懈斗争。这种斗争在珠江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直至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归、中国政府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这种斗争才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英国武力强占香港之初，《南京条约》签订前夕，1842年6月广东绅民曾计划收复香港，后因两广总督祁埙的压制而未果。此后，中国人民特别是广东人民反对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的斗争从未停止。1942年香港还在日军占领下，中英两国政府在有关签订的两国间“平等新约”的谈判中，中方提出中国一向将租界与租借地一体看待，故收回租界也包括香港“新界”租借地在内，但因英方反对而未能实现。1943年1月11日中英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相关特权条约》中，虽无英国归还“新界”租借地的条文，但中国政府已表示了将保留日后再提“新界”问题的权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投降，但谁到香港接收日军投降，中英两国在受降权问题上发生争执。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划分，香港包括在中国广东战区之内，应由中国军队前往受降。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即接到了负责接受广东战区包括香港在内日军投降的命令。但因英国害怕中国军队进人香港会造成中国收回香港的事实而采取种种对抗行动，结果日军向英军投降。香港光复后，中英双方曾将香港沦陷期间被日军破坏了的“新界”界址做了重新勘定，并在原来地点重新竖立界石，标明于地图上，即重新肯定“新界”的租借地位，而不是英国对“新界”拥有主权。1948年版《本国析类分省图》关于广东幅文字说明中指出港澳为“亟待收回地”，“以上两地关系我国国防经济甚大。葡本无功，又不善理，鸦片之役，其屈在英。故不平等条约取消后，我向英葡交涉取回”。新中国成立后，鉴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维持其现状，香港在许多事件中扮演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角色。如朝鲜战争期间，香港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亚洲的一个中转站，许多军事人员和作战物资经香港转运到朝鲜战场；而中国也从香港获得汽油、橡胶、汽车、医疗用品等战略物资，供应中朝部队对“联合国军”作战。中国也需通过香港进行外交活动和获得各种国际资讯，并作为一个扩大自己影响的国际舞台。所以，尽管几十年来国内外风云变幻，香港一直维持其现状，并按其特定的方式在发展。

至于澳门，早在明万历时，广东总督张鸣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不少人主张以暴力驱逐葡人，收回澳门。可是明政府始终未采取强硬措施，而让葡人长期占领下去。入清以后，中国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也没有止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澳门总督亚玛勒因驱逐中国驻澳官员，极力扩张地盘，而被激于民族义愤的澳门爱国青年沈士亮等斩杀，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澳葡当局侵略扩张的意志。清末武昌起义前夕，广东民众曾强烈谴责澳葡制造大批中国村民惨遭杀害的“路环血案”罪行，大声疾呼“收回澳门”。1945年8月抗战胜利，闻一多先生所写的爱国主义诗篇《赤子之歌·澳门》又再次回荡在澳门上空：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中国人民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再次掀起要求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运动。同年9月，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向葡萄牙政府表明了中国收回澳门的意见。10月，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和当地驻军159师师长刘绍武秉承在广州接受日军投降的张发奎将军旨意，提出收回澳门口号，得到中山、澳门各界人士支持。中山县人民还组织代表团入澳门请愿，表达我国人民收复澳门的决心。1947年，南京政府的参议会通过《及早收复澳门》议案，广东省政府组织了“广东民众收回澳门活动促进会”，研究收回澳门的具体事宜。该会还组织过一次民意测验，在约127万张问卷中，有70％的人回答赞成以武力收回澳门，只因各种历史原因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阐明对港澳问题的立场，指出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不受过去英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中国将在条件成熟时恢复对整个香港和澳门地区行使主权。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中说：“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通常所谓‘殖民地’范畴。”后来联合国接受中国政府意见，已将香港、澳门从世界殖民地名单中剔除出去，从而否定了英国和葡萄牙把香港、澳门当作它们的殖民地的说法。但它们主权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是近年中英、中葡问题联合声明的发表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成立。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人民一洗百年耻辱，反对外国殖民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施，在珠江文化史上也有着划时代的贡献。

7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形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得到恢复，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内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而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创立成功，也为港澳提供了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范例，增强了港澳各界人士对内地的信心和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的愿望。在这种新形势下，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集中了我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从解决台湾和港澳问题的历史现实出发，逐步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这一伟大构想首先运用于指导1982～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的谈判，使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香港问题迎刃而解。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则声明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国。香港是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得到的最大利益，也是中国最大的耻辱，故在中英就香港问题的长达2年艰苦谈判中，香港主权问题成为英方关注的焦点。邓小平以气壮山河的声音告诉对方：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邓小平的讲话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无比坚强和自信，终使谈判达成协议，发表联合声明。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在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有生活方式不变等，即与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国之内长期并存，和平共处，互不伤害，互助互利，共同发展。这就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主要内涵。在目前条件和国际形势下，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增强，现代资本主义还具有颇强的生命力。香港恰利用这种条件，创造了闻名世界的经济奇迹，被誉为“香港现象”。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也需要吸收、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加速自己的发展。这种文明区域互补关系对于与港澳空间本为一体的广东更为重要和有利。故邓小平在1988年的《要吸收国际的经验》谈话中提出：

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自此，多造“香港”一时成为热门话题，近在咫尺的深圳固然要造香港，连远在东北的大连也要造一个“北方香港”，想见“香港现象”作用之大，区域效应之广，也说明“一国两制”对处理类似港澳这样历史遗留问题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今世界潮流的，是一项卓有远见的明智之举。

1997年6月30日，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顺利完成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从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也同时成立，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宣誓就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出席政权交接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也同时进驻香港，作为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主要标志和象征，并承担特区的防务任务。自此，在香港上空飘扬了156年的英国米字旗被降下，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冉冉升起；香港政府总部（原布政司署）大门上的英王皇冠徽号被取下，换上了中国国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紫荆花徽号；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正式开始启用。这都标志着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结束，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在香港正式实施，香港进入发展的新纪元。在这世界瞩目、举国欢腾的日子里，珠江的流水也发出欢笑，山冈也显得年轻。因为香港是从广东割让出去的，香港同胞大部分是广东人，鸦片战争祸及广东最烈，广东人民抗英斗争最坚决，付出的牺牲也最大。当骨肉分离时代结束时，珠江母亲怎能不热泪滂沱，拥抱归来的儿女。为欢庆这历史性时刻，广州、香港同时在珠江江面和维多利亚港上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让烛天喜雨和人们的欢声笑语代替了当年的硝烟和隆隆炮声。香港诗人王一桃为欢庆回归，欣然命笔做诗：满天的喜雨哟，满眶的泪花，满心的璀璨哟，满地的光芒。看欢庆的焰火在香江升起，香港火凤凰在烈火中飞翔！

香港回归二年来的事实证明，香港作为世界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没有改变，“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得到坚决保障和执行。香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甚至连台湾中央社在1997年10月8日的一份报道中也说，香港回归后，涉及敏感的新闻自由、人权呼声、民间的诉怨等依然如故。“左右意识形态的人或出版物都能找到自己的地盘，互相对垒的言论随处可见可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况一如既往，大体上展现了‘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的社会不变表征。”由于内地的支持，香港安全地度过了冲击全球的亚洲金融风暴，与内地特别是与珠江三角洲的关系正走向经济的和空间的一体化，推动了两地的发展，处处在显示“一国两制”思想的胜利和香港的锦绣前程。

继香港回归的工程启动以后，澳门回归也提到中葡两国议事日程上来。澳门回归基本上是按香港回归模式进行的，但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却少得多。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发表《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共同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两个历史性文件，体现了“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的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

1999年12月20日，珠江口上的澳门月明风清，波平如镜。中葡两国政府在这里举行了庄严的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理朱镕基等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飘扬了一个半世纪的葡萄牙国旗从总督府、关闸、大炮台等地徐徐降下，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最后一任澳督韦奇立接过葡国国旗捧在胸前，与前来参加政权交接仪式的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和总理古特雷斯一起离开澳门。近万名观众观看了澳督府降旗仪式。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也于同时成立，首任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宣誓就职。政权交接仪式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约500名驻澳部队官兵在20多万珠海人民夹道欢送下进驻澳门，担负起这块神圣国土的防务任务。同香港回归一样，澳门回归牵动着12亿中华儿女的心，举国上下到处都是欢乐的海洋，人们以最热烈、最隆重的方式，庆祝这世纪大典。澳门万人空巷庆回归，许多市民表示“我成了真正的中国人”。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思，不仅是一项卓有远见的英明决策，而且也是制度文化的空前创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两制”已融合珠江文化的一部分，进一步使之以崭新面貌和装束，跻身全国先进流域文化之林。

近世岭南文化，对全国大多数地域文化来说，是一种高势能和时代先进文化，曾以高屋建瓴之势，形成向北辐射的格局。以思想文化而言，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湖湘文化并没有提出新的思想武器，倒是谭嗣同、黄兴等志士仁人从广东接受先进思想，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后来湖南民智以启，风气日开，大批有识之士走出三湘，走向世界，湖南成为近现代革命的一个重要策源地。这显示近现代湖湘文化对我国沿海文化的选择对象首先不是上海文化（海派文化）而是岭南文化。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岭南文化的优势未能有效地发挥，它对外的扩散基本中断了近30年。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崛起为经济强省，也带动了珠江流域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凝聚了现代科技文明成果的岭南文化又重振雄风，当之无愧成为当代中国最强势的地域文化，宛如珠江狂澜，继续向外倾泻，有人称之为“广东文化世纪末的新北伐”。一首颇为流行的新民谣道出了我国文化中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变迁：“要看中国的两千年，请到西安；要看中国的五百年，请到北京；要看中国的一百年，请到上海；要看中国的近十年，请到广东。”这话不无一定道理。广东作为全国经济首富之区，它对外的经济辐射自然伴随着各个层次文化辐射。

粤港澳经济和空间一体化格局在近20年已基本形成。这个区域所集聚的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广货”为主要形式节节北上，迅速占领全国市场，甚至蜚声海外。广州标致汽车，珠江三角洲各乡镇企业生产的时装、家用电器、建材、玩具，广州、深圳等地的电子产品以及高科技产品等都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以珠江水为原料的饮料健力宝、珠江啤酒、蓝带啤酒、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太阳神等风行一时；以流行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岭南音像制品更在全国独领风骚。这些器物文化随着新一代粤商以及其他省区商人传遍天下。新粤商驻全国各大城市类似昔日会馆的联络处、办事处占有当地最繁华的商业地段，招牌广告至为触目，显示它们主人财力雄厚和商品的感召力。广州、深圳、佛山等城市中心商务区也为外地驻粤商业机构云集之地，也是“广货”外销的中转站。北京的经济学家把“广货”这种咄咄逼人的销售攻势，戏称为“经济北伐”。这支新时代“北伐军”的排头兵就是岭南商业广告，它也是一种商业文化产业。除了香港，广州、深圳也成为全国最大的广告制作基地城市。90年代初，广州已有广告公司1000多家，一些跨国广告公司也在广州设点。这些广告设计新颖、制作技巧精湛、富有创意，企业家又不惜工本，肯在这方面花钱，同时借助传媒的力量，迅速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珠江流域沿江城镇，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闹市街头的广告牌，各大商场的橱窗，无一不成为广告宣传的阵地，也是城市最富有生气的文化景观。为“广货”占领市场而冲锋陷阵的这支广告大军，广泛使用粤语、歌曲等，处处展示着岭南文化风采。如“金利来领带（带），男人的世界”；“熊猫衬衫，你着最啱（合适）”；“饮珠江啤酒，超值享受”；“白云山（药品），爱心满人间”；“美的空调，美的夏天”；“荷花蚊帐，幸福吉祥”；“奇星（药厂）创奇迹，华佗再造丸”等，都极富乡土气息和艺术感染力。又如蓝带啤酒的广告词是：炒螺，芋头，沙田柚，蓝带，中秋，天长地久。迎合岭南岁时风俗，充满人情味，自然受消费者欢迎。广东每年新轻工产品约2000种以上，极需要广告来推介，所以广告文化长盛不衰，已成为近年兴起的公关文化的一支劲旅。

商品经济的大潮也把岭南影视文化推向全国。它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图书、唱片、VCD等宣传文化产业。80年代初以台湾邓丽君甜润的歌声经香港进入广东为嚆矢，岭南影视在制作方面仿效港台，掀起一个又一个指向内地的冲击波，很快风靡全国。当时手携进口、走私或在广东改装的收录机招摇过市被视为新奇。后广东由模仿、改造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岭南影视产品不仅占有内地大部分市场，而且影视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方式也向内地大举进攻，攻克一个又一个阵地。广州音像出版单位之多在全国数一数二。太平洋、新时代、白天鹅、广东音像、中唱广州公司等几十家音像出版公司，常年为受拥戴的歌星、影后（帝）、词曲作家等灌制发行数以十万计的盒带、影碟、唱片，不仅遍及珠江流域各城乡歌坛、卡拉OK舞厅、音乐茶座，而且也流布全国。广东省属珠江音乐台、珠江经济台开设的“音乐冲击波”、“岭南新歌榜”、“金曲推介”等栏目，以及广东电视台等现场直播各种社会活动、电视连续剧等收视率极高。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插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和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粤语歌曲，风靡全国；订阅《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的不完全是广东人，《家庭医生》、《南风窗》《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行全国，备受读者青睐；“音乐茶座”在广东开风气之先以后，已北上成为一种很普遍的消遣娱乐方式。近年粤版图书也异军突起，仅广州就有各类图书出版社近20家。广东人民出版社《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在全国独树一帜，另一套被誉为地方百科全书的《岭南文库》丛书也备受海内外关注。这两套丛书同时获得1997年国家图书奖。

岭南自古山高皇帝远，被称为“南蛮”之地。粤语作为岭南主要方言，以音义复杂，向来不被岭北人理解，两千年前孟子即说“南蛮鴂舌之音”，即像鸟叫一样，讽刺南方人未进化。近世也视之为“推普（近话）最顽固的敌对势力”，有道是：“千（天）不怕，万（地）不怕，就怕听广东人说普通话。”维新派首领之一梁启超，当年受光绪皇帝召见，作为举人他可赏四品衔，惜因普通话讲得实在太差，把“考”说成“好”，把“高”说成“羔”，光绪皇帝很难听懂，结果只赐他六品顶戴，吃了大亏。改革开放以后，粤语也由于广东经济起飞而变得身价百倍，并作为仅次于普通话的时髦方言，以居高临下之势向外传播，形成席卷全国的“粤语热”。其涉及人口群体之大、地域之广、社会生活层面之多可谓绝无仅有。首先是“百万民工下广东”、“广货”骎骎北上而将粤语语汇带到它们所到之处，并替代当地一些方言词汇。如北方人认为“理发店”名称太土，于是以粤语“美发厅”、“发廊”、“发型屋”取代。同样，粤语“煲”指煮，80年代初，电饭煲首先在广东兴起，后风行全国，“锅”几乎被“煲”取代。诸如“家具”换成“家私”、“胸罩”变成“文胸”、“冰箱”说成“雪柜”、“出租车”改说“的士”等粤语实不胜枚举。许多当地没有的词汇也由于粤语传入而使人感受到时代气息，如“鸿运扇”、“洗手间”、“T恤”、“大排档”、“空姐”、“国脚”、“速食面”等。粤语中许多英语词汇也随“广货”和各种社会往来扩散异地，如“波”（球）、BB机（传呼机）、（call呼叫）、拜拜（byebye，再见）等。特别是粤语作为传媒工具，更将许多新的观念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如“炒更”（兼职）、“跳槽”（另谋职业）、“老细”（老板）、“炒鱿鱼”（辞退）、“发烧友”（狂热者）、“追星族”（盲目崇拜）、“劲”（威猛、刺激）、“爆棚”（客满）、“白领”（管理阶层）、“蓝领”（劳动者阶层）、“非礼”（耍流氓）、“玩股”（炒股票，试试）等已为北方人接受。“先生”、“小姐”等也改变原来的感情色彩，不但代替了“同志”、“服务员”，也为北方人所普遍采用。甚至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全国文化和经济中心也被粤语打入，在那里办起粤语学习班或速成班。如1990年上海沪江粤语进修学校就连开三个实用广东话（即粤语）培训班，班班满额；北京一些宾馆也有类似的粤语培训班。这显然是为方便与粤港商人和旅客打交道而开设的。上海的报纸不止一次使用“靓（漂亮）女”、“妙更”、“睇”（看）等粤语词汇作为新闻报道标题。各地城乡商店柜台上播放粤语流行歌曲以招徕顾客，影视厅、录像室播放香港粤语影视片等也蔚为风气。操粤语的人往往被视为富有而受到尊重。即使使用普通话的影视片，其中的生意人或华侨一类的人物，也多被塑造为带着生硬粤语口音，或者干脆讲粤语的角色。外地年轻人对流行文化情有独钟，虽然他们对粤语或许半懂不通，但对粤语歌词却能倒背如流。有一首叶倩文唱的《潇洒走一回》粤语歌曲倾倒许多人，其中唱词“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反映了商品大潮下新一代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这首歌在流行音乐中使用频率甚高，从这一侧面也展示粤语大举北上的磅礴气势。

孔子日：“饮食男女，性也。”以杂食、饮茶和用料讲究鲜活为特色的粤菜作为我国一大菜系虽然驰名天下，但过去主要影响华侨社会，内地人对粤人一些饮食习惯仍难以接受。近年在商品经济大潮裹挟之下，粤菜也作为一个独立方面军挺进内地，占有广大的市场。饮茶在岭南的意义不仅在饮食，而主要是一种社交活动，举凡洽谈生意、礼尚往来等常在茶馆进行。饮茶之风自二三十年代就从广州逐渐扩展到珠江三角洲各城镇，东、西、北江沿岸的重要交通口岸，现在已吹遍岭南大小城镇，其前锋已越过五岭、长沙、武汉、北京、上海，甚至东北、西北等地大城市也有粤式茶馆，与当地茶馆平分秋色，显示出岭南茶文化的魅力。令外地人退避三舍的蛇类，在岭南被炮制为美味佳肴，近年也随着粤菜北上，走进许多酒家宾馆，使素来厌恶吃蛇的北方人也禁不住一试，甚至有不少在当地工作的外国人也慕名前来领略这岭南风味。粤人嗜食海鲜，海鲜酒家招牌至为煽情，生意也最旺。或是岭南人北上，或是内地人学样，鲜活水产品已成为内地城市饮食的招牌菜，加上粤式“生猛海鲜”、“香港名厨主理”、“广州名厨主理”广告牌以及门口水产养殖箱，更增加了海鲜饮食的吸引力。吃狗肉虽不是岭南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但过去已有人惊呼“只有两广人才懂得狗肉的异香美味”。近年广州式“开煲狗肉”已在内地一些城市站稳脚跟。岭南谚曰“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不只是岭南人，连内地人也越来越流连狗肉的风味。

恰恰是许许多多破先例、开风气的文化活动，汇成珠江文化在改革开放新时代全方位、多层面向北倾泻的巨流，不但自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得到充实和完善，而且也为内地文化发展和提升作出杰出贡献，令世人刮目相看，在全国地域文化发展潮流中遥遥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