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副主任苏长和博士，主要从“问题”研究以及思想史和世界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的意义，谈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

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两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现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是无理论而急于建设理论的心态。其二是，动态和对策研究占据国际关系研究很大的比重。后者如一些国外学者所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很大程度上做的只是国际新闻评论的工作。此言有些过分，相信许多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不一定赞同，在此暂存不论。不过，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研究病症，就是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最大的薄弱环节在“问题意识”的缺失上。

理论的建设来自对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说，理论是从问题中来的。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者中国学派，靠喊口号不是办法。学派不是自封的。作为一名科学研究者，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或者说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尽管发现问题的人不一定能够解决它，但是发现的问题本身可以引领和带动后面的研究，从而推动学科的扩展与前进。在学科发展历史上，只有真实的、抓住时代脉搏的问题才可能引起研究纲领的转换和进化。社会科学中的问题与时代相关。现在是一个历史关口，旧制度与大革命，还有，威斯特伐利亚的主权秩序处于前所未有的考验中，中国在这个历史关口崛起，等等，所有这些问题为知识系统变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反叛、创新、焦虑、革命交汇于此。在这样一个关口，中国学者如果能够敏锐地发觉冰山下深层的东西，群体攻关，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者中国学派就有可能。

任晓研究员在一篇反思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有时“连问题也要从国外引进”。目前我们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基本上跟着西方或者干脆跟着美国走，这种现象导致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学术界疲于应战，往往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美国又冒出新的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学术界的被动尴尬可见一斑。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界提出的大问题至少有：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大国冲突过时论，黑暗时代论，市场国家的和平论，最近的新帝国主义论，以及行将到来的大国冲突论。可以说，悲观乐观的观点都有。为什么美国学术界能提出那么多的问题？这与美国社会的创新体系和自由风气有关。国内在此方面尚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但这并不是我们提不出问题的借口。20世纪90年代时殷弘教授提出的“中国崛起的国际意义”，就是极有意义的问题。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到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似乎国内学术界和杂志对此反应冷淡。

研究真问题，不是研究假问题。国内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些问题其实是“稻草人”，或者堂吉诃德的风车，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夸大为问题。有些问题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重要，或者虽然重要但是研究一直拓展不下去。例如“多极化”、“国际格局”研究。过去中国许多杂志以“多极化”、“国际格局”为主题的论文估计有上千篇，但是说来说去还是那些观点，少有新意之作。

第二，“思想”：作为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

有问题，才会出理论和思想。作为人文研究的国际关系，关注的是世界政治的政治哲学是什么？我们应该要什么？阻碍我们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当前组织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在17～18世纪的历史关口都有了。那个历史关口产生的许多经典著作和国际思想最有意义，后来几个世纪辩论的东西不过是对那时的国际思想做注解而已。当前可以说处在一个历史的关口，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对垒时期，出现很多过去没有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需要与时俱进。例如，欧盟的实践和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支撑其运作的是自由主义与联邦主义的国际思想。欧洲“应该要什么”、“阻碍欧洲获得应该要的东西的因素是什么”、“欧洲如何去做”，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已经放弃过去支配欧洲人解决国际关系惯用的均势思想。均势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把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看做两个不同的社会。美国解决世界的问题是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的混合物，有时是在两者之间做平衡。战后美国的国际秩序思想是把国际社会视为国内社会的放大，强调像国内社会那样管制国际社会，从而管制的凯恩斯主义国际思想代替过去欧洲自由放任的均势思想。美国的模式更类似“帝国”秩序模式。那么亚洲怎么办？这对我们既是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政治哲学看世界的问题。亚洲过去是华夷秩序、朝贡体系，那是中国人的“世界政治”哲学。可以说，当代中国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贡献出自己的国际思想，和平共处其实只是任何国际法教材的基本原理而已。在我们的比邻，日本现在谈新中世纪主义，把自己比喻为中世纪时期新兴的城市力量。中国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正常国家（庞中英语），或者其他？按照世界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观念上正在形成三种模式：欧洲的联邦主义国际秩序模式，美国的霸权控制的帝国秩序模式，第三个可能是在东亚，但是东亚现在还看不清楚。有人说中国的模式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秩序的最后堡垒。无论如何，至少欧洲和美国的模式是逐渐否定主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的国际关系类似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秩序形成之前的近代发轫期的理由所在。在这个时期，组织国际关系的观念和实践正在悄然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是作为西方人说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秩序的最后守护者，还是回归到近代以前中国中心的东亚秩序中，或者其他，我想这些都是中国学者需要思考的，中国学者需要思考中国的世界政治哲学。

（引自苏长和：《问题与思想--再谈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