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建设

第三节　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建设

如果说旧地区主义理论是以欧洲的一体化实践为事实基础的话，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兴起的新地区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欧洲以外地区，特别是以东亚地区的实践为基础的。的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腾飞，在地区内，国家（包括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大大提高，这不仅体现在经济交流和社会交往方面，也体现在相同或相似的发展目标与任务、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维护、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随着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发展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它必将会对东亚国家间的关系及其地区秩序的建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

东亚的地区主义实践起步较晚，准确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后的事情^[38]，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是东亚地区主义的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的东亚地区，由于美苏两国的激烈争夺，特别是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使得该地区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东南亚一些弱小的国家为了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争取生存与发展，萌发了用集体的力量抵御外来干涉的想法。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东南亚国家的反政府武装频繁活动的时期。因此，为了对付内忧外患，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五国于1967年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中国大陆地区简称“东盟”，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和新加坡等地的中文报刊则称之为“东协”，新加坡的中文报刊也称之为“亚细安”^[39]）。东盟的建立在加强内部团结，发展互利合作，调节内部纷争，解决地区冲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支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40]。但就整个东亚地区来说，在这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地区热点丛生，特别是国与国之间存在众多的矛盾与分歧，加之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等原因，地区主义的发展既缺乏动力，各国也没有加强合作的愿望。因此，一些有价值的构想不可能立即付诸实践。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后期，是东亚新地区主义的萌芽时期。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始起飞，形成了以经济多样化、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交叉重叠为特征，以日本为领头雁，“四小龙”、东盟、中国奋起直追的“雁型模式”。这种你追我赶的“雁型模式”给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带来了无限的活力，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和地区能较好地利用自身的优势达到高速发展，同时又及时调整产业结构达到新的飞跃，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东亚国家间出现了高度相互依存的局面。同时，在经济发展中体现出来的明显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东亚模式”，进一步证明了东亚地区的特性。“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东亚的觉醒，唤起了它们对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自信，同时也增强了应对未来挑战的勇气。”^[41]同时，“地区”的观念与意识逐步确立起来，越来越多的人以整个地区为单位审视区域及国内的各种问题，加强地区合作开始成为各国认真考虑的议题。1990年，马哈蒂尔提出了“东亚经济集团”（后改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设想。这一设想由于带有明显的反美倾向，遭到美国的激烈反对，日本与韩国也对此态度暧昧，因而流产，但这一切都为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与实践奠定了文化、心理方面的基础。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实践时期。东亚新地区主义的转机出现在1995年亚欧会议的启动，尤其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被救助国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当马来西亚拒不接受其条件时，IMF拒绝对其进行援助；美国先是隔岸观火，当危机将要波及自身时，一方面进行援助，另一方面极力扩大在东亚的影响力。危机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使东亚领导人和人民深刻感受到建立自己的区域合作组织的必要性，迫使各国领导人必须就如何应对危机并防止新的危机进行讨论与合作。1997年12月15日，第一次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即9＋3）领导人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会议的主题是：“21世纪东亚的前景、东亚金融危机、深化地区联系。”各国领导人就这些问题达成了许多共识。从此，东亚的新地区主义进入了具体的实践阶段，取得了新的成就并体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地区主义由东南亚扩展到整个东亚，确立起了区域合作的基本框架。

首先，东亚地区主义的先行者东盟实现了拥有10个成员国的“大东盟”的目标。1995年越南加入了东盟，1997年，东盟外长会议决定接纳缅甸、老挝、柬埔寨为成员国并于1999年最终得以实现。这样，东盟就成为一个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组织并向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其次，大体涵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地区合作机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起来，并将东亚共同体作为最终的建设目标。自1997年12月建立“东盟＋3”机制以来，东亚地区各领域的合作迅速展开。迄今为止，迈向东亚共同体的合作机制在两个层次上运行。一是官方层次。首先是东亚峰会机制，每年举行一次，这是目前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靠的是四个轮子转动：第一个轮子是“10”，即东盟自身的发展与合作；第二个轮子是“10＋1”，即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第三个轮子是“10＋3”，即整个东亚地区的对话与合作；第四个轮子是“3”，即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其次是部长会议机制，包括财政、外交、经贸、农林、劳工和旅游等14个部长会议机制，在最高领导人会议前夕进行政策协调，并落实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共识。再次是高官会议机制，对领导人达成共识的合作领域进行研究，并提出实现合作目标的具体途径。二是非官方层次上的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东亚展望小组会议，其成员多是各国退休的大使、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政府官员以及知名学者。会议讨论的题目广泛但没有约束力。“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于2001年，这是一个全新的、立足于全亚洲的非政府国际会议组织，为亚洲各国政要、工商界领袖和学者提供一个共商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环境等问题的高层次对话场所，“会议已经成为东亚合作的一个重要沟通渠道和培养有价值思路的基地”^[42]。

第二，经济、政治、安全合作共同发展。

东亚合作的领域十分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渠道——“10＋3”机制已经开辟了货币、财政以及劳工、旅游、环境等17个合作领域，各类合作项目合计90多个。同时，在社会安全领域，突出反映在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武器走私、国际经济犯罪等以及对付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等方面。中日韩三国亦建立了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建立信息共享的地区性环境检测网络。

另外，东亚国家与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建立了“东盟地区论坛”（ARF），其成员国不仅有东亚国家，而且包括南亚、大洋洲和南太平洋的一些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讨论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于东亚，甚至超出了亚太的范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0＋3”机制框架下的合作是整体性与多样性同步发展的，即除以整体面目出现的“10＋3”外，三个“10＋1”、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及其众多的非官方或半官方机制都在发展，它们既是东亚地区多样性及其地区主义不成熟的体现，也是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有益补充。

第三，次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东亚地区的次区域合作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大类：一是一般意义上的次区域合作，如东北亚经济合作，其范围包括中国东北地区，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其中以图们江三角洲开发计划最为引人注目。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中、蒙、朝、韩将在中、朝、俄三国交接的图们江三角洲地区，计划用20年的时间，投资300亿美元，在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农业、能源及环境为优先开发项目，兴建一个经济技术合作开发区。在东南亚有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东部成长区、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的大湄公河区域合作等。二是所谓的“增长三角”。增长三角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地理上邻近的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资源的互补和取得比较利益而进行合作的跨国经济区^[43]。目前有华南成长三角（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南部）、新加坡—柔佛—廖内成长三角（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洲、印尼的廖内群岛相毗连的地区）、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成长三角（印尼的苏门答腊各州、亚齐，马来西亚的吉打、霹雳、玻璃市、槟榔屿，泰国的宋卡等地）、正在兴起的台（中国台湾）、越、菲经济三角区等。三是名目繁多的经济圈，如东北亚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环太平洋经济圈等。

东亚次区域合作可谓遍地开花，几乎涉及东亚地区的每一个空间，而且，由于范围小，见效快，各次区域合作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第四，建构东亚地区的集体认同已经展开。

如前所述，地区认同主要是指地区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在观念上对所在地区的认同和将其他成员国作为对自身理解的一部分的认同，以及将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认知。地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地区认同的形成与加强为地区主义发展提供文化与心理上的支撑，是地区主义发展中经久不息的深层动力，无论是旧地区主义还是新地区主义概莫能外。

根据集体认同来源的差异，地区认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归属性”认同，即地区内各国在长期的交往中造就了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各种亲缘关系；第二，“回应性”认同，即地区内国家在与外部国家、地区以及整体国际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自我与外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相对性和差异性，从而确认自己的地区身份，也清楚地认识到本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第三，“功能性”认同，即在地区内国家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体现出的相关性。归属性认同是集体认同的最基本含义，它是一种象征性观念，是国家的地区属性和身份的标志，拥有归属性认同的地区内，国家会产生一种亲近感，从而影响着区内国家的政策选择并赋予国家一定的地区责任。这在欧共体的形成过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回应性认同源于对地区外力量和进程的回应，体验到自身与外部的相对性和差异性后产生对本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由此推动本地区的合作，确认自己的地区身份。功能性认同与一体化理论的先驱——厄恩斯特·哈斯所阐述的“溢出效应”有相似之处，即随着地区内国家间交往的加深，相互依存的形成，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各国间的联系日益加强，逐渐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共同体，区域内的国家认识到自身与本地区国家的利益的不可分割性，从而形成集体认同。三种形式的集体认同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44]。

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东亚地区的归属性认同较弱而且混乱，回应性认同尚处于萌芽状态，而功能性认同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可喜的是，东亚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在2002年举行的“10＋3”首脑会议上通过的《东亚研究小组最终报告》规定了17个短期合作项目，其中之一就是研究东亚地区认同问题。2005年1月，第一届“建构东亚认同研讨会”在韩国举行。

二、东亚新地区主义的成因

福塞特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地区主义，其根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的变迁、第三世界观念（Third Worldism）的终结、政治民主化与自由化的发展^[45]。笔者认为，福塞特的观点对研究东亚新地区主义兴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东亚新地区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历程，的确是与国际政治结构、东亚地区结构的变迁和东亚国家自身的发展变化分不开的。

（一）国际局势的缓和、冷战的结束为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众所周知，东亚地区与欧洲一样，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也是冷战特征集中体现的地区之一。在两大国相互争霸的斗争中，东亚地区的大多数政治安全问题的起因、过程及其结果都与冷战密切联系在一起，即笼罩在“冷战的大盖子”之中。冷战的结束为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使国际政治安全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际事务的议程也因此而改变。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安全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普遍缓和下来，一些热点问题也普遍降温，从而使得东亚国际关系中的所谓“低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事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一次明显超过了以政治、安全为代表的“高级政治”，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各国的首要任务。

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为各国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从而使加强彼此间的合作，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各国的利益及其地区共同利益成为各国的重要选择。而这在冷战时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二）世界经济的变迁使东亚国家认识到加强合作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紧迫性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局势缓和与各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在给各国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共同利益增多，特定区域内的国家间形成利益高度相关的同时，也必须面对许多的挑战，特别是维护地区的经济安全、保护环境、打击恐怖主义、毒品与武器的走私等跨国犯罪、防止传染性疾病等。这些问题都不是一国所能解决的，要求地区内国家共同去面对。东亚新地区主义从观念、理想转变为具体的实践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发生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各国切实地体验到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从而建立了“10＋3”的合作机制；2000年各国签署了《清迈协议》，设立一个由本地区各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互换和回购组成的双边条约网，以此保护可能受到投机性攻击的货币。

其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的竞争更多地体现为地区经济集团间的竞争。二战后，世界经济是在全球化与地区化的并行发展中发展的。1991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世界经济显现出更为明显的板块化特征，即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三个核心区域。欧盟在质和量上下工夫，深化内部合作的同时加强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亚太国家、南美国家间的合作以增强其竞争实力，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已将包括南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作为发展目标。因此，东亚地区由于没有成熟的区域合作机制而在这一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建构适合本地区需要的合作机制，促进各国的发展，增强各国及其整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事务谈判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是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具有紧迫性。

（三）东亚国家自身的改革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及地区政治经济环境在变，东亚国家（包括地区）自身也在改变，而且这种变化不论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过去的历史相比，其变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程度之深都是举世瞩目的。

首先，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亚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可谓东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大体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地区形成了以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交叉重叠为特征，以日本为领头雁，“四小龙”、东盟、中国奋起直追的“雁型模式”。在日本的带领下，东亚国家各国的经济步入了经济起飞阶段，经过近10年的发展，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巨大的提升。经济社会面貌的改变，唤起了各国对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自信，同时也增强了应对未来挑战的勇气^[46]。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对东亚经济的带动作用大大降低，这也表明各国的经济结构，特别是日本和较发达的“四小龙”的经济结构必须做出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各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经济发展阶段正由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转变，尽管这一调整过程是艰辛而漫长的。

其次，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快速发展。1978年底党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后，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综合国力得以显著增强，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苏联解体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巨大的挫折，社会主义究竟向何处去成为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迫切而棘手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在经过一段冷静的思考后认为，“（社会发展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7]。在此认识指导下，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抉择。在此时期，越南也开始了经济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作为东亚最大、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自身的改革及其综合国力与影响力的增强，不仅为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也为地区国际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动力。

最后，东亚国家在改革与发展中，合作的理念与政策取向在增强。在东亚国家的发展历史中，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但相互合作的历史可谓乏善可陈。朝贡体系解体后，更多的是战乱与纷争而不是友好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合作的理念与政策取向从来不是东亚国家的首要选择。在长达20多年的发展中，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面貌的变化一方面促成相互依存局面的出现与强化，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强了各国的自信与应对未来挑战的勇气，合作的理念与政策取向逐渐形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更是说明了地区内每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都不是能够完全独立完成的，各国利益的有效维护与实现需要加强地区合作。

可见，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与国际及地区局势的发展和自身的调整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诚然，合作理念和政策取向的出现与增强并不会自动导致某种机制，特别是制度化的机制的产生，但地区内各国均已认识到，加强合作是大势所趋，符合各国的利益，而且在内外压力下，加强合作具有紧迫性。正是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促动，甚至是压力下，东亚的新地区主义以渐进的方式实现了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变。

三、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的未来发展

东亚地区主义的兴起及其实践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变化及东亚国家自身的改革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是各国就如何面对世界经济竞争格局集团化问题所进行缜密思考的结果。诚然，东亚地区是世界上多样性最为突出的区域，国家之间既存在政治、安全方面的竞争，也存在诸如领土主权等问题的纷争，当然，也有外部各大国际政治力量，特别是美国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与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相比，必然会面临更多的困难。笔者认为，在此过程中，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对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是有所裨益的。

（一）开放性与封闭性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地区主义实践，不论是“南南型”的还是“北北型”的地区合作组织，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特征，世界贸易组织也没有否定这些组织的合法性，只要它们推行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符合WTO的相关法规。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定程度的封闭性是地区性合作组织的应有之意，如加入组织的严格条件与法律程序、组织成员国之间实行更为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条件等。20世纪80年中期后兴起的新地区主义，开放性是其显著特征，也是区别于旧地区主义的重要方面。对东亚地区而言，由于大多数国家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或正在向成熟阶段迈进，各国与地区外的国家，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在资金、技术、市场等各方面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加之在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突出组织的封闭性既不可能，也不符合东亚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因此，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除保持地区性组织应有的封闭性之意外，应更加明确地体现开放特性。也就是说，一方面，不能以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为共同体建设的目的取向之一，在内部加强合作与对外开放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与适度的空间；另一方面，积极与东亚地区外的国家或组织建立起有效的联系与沟通机制或管道，通过地区合作与地区外合作的双向互动，更好地促进东亚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共同体的地区属性与特定发达国家参与的抉择

与新地区主义的开放性特征相联系的是，冷战结束后，“南北型”经济合作组织大量兴起，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及南美部分国家间的合作，不仅使欧盟的发达成员国获得了经济发展中所必需的市场、投资场所，也为南方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与市场。同时，通过双方的合作，也相应地提高了各自在国际政治经济谈判中的地位与作用。具体到东亚共同体建设，目前，各国就面临着如何与日本的立场相协调的问题。如前所述，东亚共同体的核心是东盟十国和中日韩，即“10＋3”，这已经是各国的共识。2005年以后，日本也不再坚持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家加入的立场，但仍然坚持有积极意愿加入东亚共同体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包含在内。显然，没有人否认日本的立场主要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希望通过这些具有所谓共同价值观和政治经济结构的国家的加入，增强自己在共同体内的分量和发言权。但客观地讲，日本的立场并非总是与中国及东盟国家的立场相矛盾。近年来我国与澳新两国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我国也以积极的姿态推进与澳大利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更重要的是，南南型一体化组织发展中，由于经济结构雷同，技术、管理水平普遍较为落后，资金严重不足，不仅严重制约组织的发展潜能，而且在低附加值产品中的过度竞争破坏了来之不易的团结与合作，我们应当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三）集体推进与多轨建设的路径

众所周知，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是靠“四个轮子”转动，即“10”、“10＋3”、“10＋1”和“3”，也存在名目繁多的次区域合作，这既是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必须面对的困难之反映，也是推进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建设性力量。从目前的情况看，在中、日两个大国还不能实现法德式和解，谁都不具备足够的能力与威望担当领导者角色，加之东亚国家的地区认同主要体现为功能性和回应性认同的情况下，东盟利用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以集体的力量为主导，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是不可避免的，从近几年来的发展情况看也是称职的。尽管集体推进与多轨道建设相结合的方式，其实现最终目标的过程较长，与各国期望尽快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愿望还有相当的距离，但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进一步强化各国的合作期望，在合作中增加信任，化解分歧和矛盾，培养集体认同，积累合作的经验，或许是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最为稳妥的方法。如若在东亚共同体的最终定性、组织的最终架构与成员国的具体数目的最终确定以及最终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并不具备基本共识的情况下，一味强调集体推进、一步到位的方式的话，可能会因为矛盾和分歧过多而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进一步破坏多年培养起来的微弱的集体认同，进一步激化彼此间的矛盾和分歧，达不到最终的目标。

（四）认同建构与机制建设的发展

地区认同主要是指地区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在观念上对所在地区的认同和将其他成员国作为对自身理解的一部分的认同，以及将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认知。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地区主义实践中，地区认同问题被学者们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因为它是任何地区主义实践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如前所述，地区认同从来源上讲，大体上可分为归属性认同、功能性认同和回应性认同三种，其中归属性认同处于地区认同的核心位置，它直接关系到成员国集体身份的形成。东亚国家的地区认同一直比较混乱，归属性认同还未形成，目前的认同主要体现在功能性认同和回应性认同两方面。从认同的角度来说，东亚国家的认同水平与现状决定了各国都有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也认识到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在实践中都不愿意在涉及敏感的主权问题上做出与各国所期望的合作水平相称的让渡，在领导权问题上有相互竞逐之势，一些国家对别国的提议常常抱有怀疑的眼光。这样的情境决定了东亚共同体的所有机制都是协商性质的，机制所做出的决定能否被遵守、遵守的程度以及各国做出的承诺均由各国根据本国的国家利益来决定。因此，在今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组织的机制建设必须与地区认同的建构相结合，大力强化共同体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努力增强机制的制度化功能。

当然，除此之外，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积极吸取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较为成熟的地区合作组织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并通过机制建设，搭建起与这些组织的沟通与协调的平台，达到促进各国经济发展，获取组织建设的经验及创造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国际与地区环境等多方面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