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自省与经验总结

四、美国人的自省与经验总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的实力大增。到1945年，美国占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60％，占对外贸易总量的32.5％以及黄金储备总量的59％，以压倒性的经济优势，处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又率先成功地实现了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在科学技术、国际金融和贸易等方面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是，美国战后实施“马歇尔计划”、“道奇路线”，帮助欧洲和日本经济复兴，在获取对方市场的同时，也为自己培养了竞争对手。到了70年代，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受到了巨大冲击，美国受到来自欧洲、日本、苏联以及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挑战。西欧从1951年建立煤钢共同体起步，到1967年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终于在70年代末，欧共体的总体经济实力超过了美国。日本经济在60年代高速增长，成为美国越来越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到70年代初，更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美、欧、日全球三大经济中心逐步确立的同时，由于战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坚实基础，战后苏联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60年代中期以后，东亚、拉美崛起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其中的代表包括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多极化发展的新兴力量。

20世纪70年代后的美国，虽然仍是世界三大经济中心之一，但相对实力下降。如果以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为100计算的话，美国只有70，而同期的日本达到130。特别是在企业管理方面，不少美国企业过分拘泥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科学管理”思想路线，过分依赖解析的、定量的方法，只相信复杂的结构、明确的分工、周密的计划、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自上而下的控制手段，相信大规模生产和理性的、科学的手段能够带来生产率；忽视人的因素，尤其是忽视团队精神的培养等非理性手段的作用。这种管理压抑人性，抑制企业的活力，致使他们在与欧洲、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中，逐渐丧失了优势。

在一些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比较美日企业管理差异，批评美国，提出向日本学习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并不服气。他们认为，美日两国历史、地理、文化、思想方法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日本经验不能照搬；况且，美国一直是世界公认的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老师；与其屈尊就教日本，不如本地寻根。正如特雷斯·迪尔、阿伦·肯尼迪所说：“今天，每个人似乎都在抱怨美国企业生产率的下降，各个行业中的弊端比比皆是，令人沮丧。许多书刊宣称日本的一套管理做法是解决美国工业状况最佳的可行方案，但我们不敢苟同。我们并不认为答案是要模仿日本人，同样也不同意解决的方法必须依靠‘科学’管理工具……相反，我们认为答案是将美国看做‘苹果馅饼’（apple pie）……我们应该切记：是人在推动企业的发展。同时，我们还要重温一些以往的教训，即文化是怎样把人团聚在一起，并使他们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意义和目的的。”^[1]在这种背景下，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托马斯·彼得斯、小罗伯特·沃特曼的《成功之路》、特雷斯·迪尔、阿伦·肯尼迪的《企业文化》和劳伦斯·米勒的《美国企业精神——美国未来企业经营的八大原则》等著作相继问世。他们一方面反省管理思想的历史，反省美国企业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若干优秀公司的管理经验，发现人是最根本的力量，文化和价值观比起管理组织制度、管理技术与方法更起作用。美国也不乏优秀的公司，重视文化的力量是这些优秀公司的共同经验。如托马斯·彼得斯和小罗伯特·沃特曼在总结了美国43家优秀公司的成功做法后，发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管理风格不同，而决定不同管理风格的恰恰是优秀的公司文化。劳伦斯·米勒认为，一个组织很像一个有机体，它的机能和构造更像它的身体，而坚持一套固定信念、追求崇高的目标而非短期的利益，是它的灵魂。未来将是全球竞争的时代，这种时代能成功的公司，将是采用新企业文化的公司。管理学者们发现一个共同信念：人是企业内最重要的资源，使人生生不息地运作的动力，则是上下一致的共同价值。

由此，总结美国优秀公司经验的学者与推崇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学者，在研究上殊途同归，在相互争论中找到或者说揭示了企业管理的共同规律：人是管理的主体，必须靠文化凝聚力量，实现管理软性要素与硬性要素的结合。

企业文化学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与文化全球化、企业管理人性化以及日美企业管理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