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分散化的趋势与落后国家的参与

第四节　国际产业分散化的趋势与落后国家的参与

一、世界制造业生产能力转移的发展和现状

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分散化的趋势，尤其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生产能力的活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日本经济的发展使得当地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渐丧失竞争力。这样，这些产业开始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并形成了所谓的日本式FDI。同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和重建，欧洲和日本重新进入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在外部企业竞争压力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企业开始向外转移生产能力。70年代初期，随着跨国竞争的进一步加剧，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许多企业开始意识到保持竞争力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将它们部分或全部的制造活动转移到生产成本比较低的国家进行，同时，继续控制这些产品的国际营销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开始将它们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并从事“离岸制造”活动。还有一些企业则走得更远，采取“外部筹供”模式将制造或生产活动全部分包给外国企业。

与简单地退出制造活动或者将它们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相反，这些企业在母国之内保存了核心零部件的设计和生产活动，同时，将劳动密集型、高度柔性化且生产成本低廉的生产过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1]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企业开始变成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国际经营网络。因此，与这种转移相伴随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享型生产或合同制造的兴起。这种合同制造或分享型生产主要集中在中间产品或零部件的加工贸易上。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90年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的转移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Yeats（1998）估计，90年代中期，全球零部件贸易已经达到了8000亿美元，这大体上相当于世界制造业贸易的30%。在主要国家中，这种转移的比例也在上升。譬如，在日本的出口总额中，出口给海外制造业子公司的中间产品所占比例已经从1994年的20%上升到1999年的29%。美国跨国公司的出口中，出口给国外子公司以进一步加工的中间产品所占比例以从1989年的57%增至1999年的68%，同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之间的出口比例也大大增加了：从1983年的53%上升到1999年的66%。并且，这种增长几乎全部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增长带来的。发达国家中，生产能力转移速度最慢、幅度最小的欧盟，其转移的水平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1999年零部件出口在其内部贸易中的额度也达到了2631.5亿美元。

这个时期产业转移的重点也由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鞋和金属制品等向电子、化学、运输工具以及机械等中间产品转移。这几个产业是全球零部件和中间品贸易中的最重要部分，它们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在上升：从1986年的27%增至1997年的43%（Schive和Chyn，2001）。

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转移的快速发展是由多种原因推动的。首先，运输、通信和数据处理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和跨境生产网络的建立。一方面，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海洋运输单位成本降低了约70%（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货物由集装箱运输所占的比例上升了）；另一方面，国际运输越来越依赖于空运，而且特快专递服务（譬如隔夜或两天内到达）也在迅速增长，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企业将产品零部件送到不同的地方进行加工处理。低成本的长途电话、传真的发展以及最近因特网的出现，都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密切协调不同地区的生产。这些变化还极大地降低了发现和评估潜在供应商的成本。最后，技术进步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处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从而加强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管理。电子数据交换系统使得日常交易的处理实现了自动化，因而极大地降低了采购成本，增强了不同工厂之间生产的协调。

其次，经济政策的改善，尤其是贸易壁垒的减少，也有助于跨境生产网络的建立。经过多轮多边贸易谈判，工业国家对进口制成品所征收的平均关税从1980年的10%降至1998年的5%。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也从80年代初期的25%～30%降至1998年的13%。

再次，发达国家的特殊关税安排也大大便利了这种生产活动的进行。譬如，美国的关税9802条款只对外国价值增值部分而不是全部进口价值征收关税等，欧盟也有类似的关税安排。这种关税条款涵盖的产品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减少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加了这些国家参加国际生产网络的程度。如90年代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实施的诸多法规和政策改革中，95%以上是促进更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的。

这种转移目前还在加速进行。根据联合国数据库所做的分析显示，1981～2000年，世界零部件出口的年度增长率比制成品出口年度增长率要高出2个百分点。1981～1990年间，两者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6%和12.1%；1990～2000年，两者的年增长率分别为7.2%和9.6%。

在过去三年（2001～2004）中，美国的产业转移增加很快，转移的目的国家和地区是墨西哥、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根据康奈尔大学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1～3月间，美国有255家企业转移出了美国。其中，69家转移到了墨西哥，58家转移到了中国，31家转移到了印度，39家转移到了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35家转移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2001年的类似研究相比较，当时，只有25家企业转移到了中国，30家转移到了墨西哥，1家转移到了印度（Bronfenbrenner和Luce，2005）。

实际上，美国发生的变化只是整个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一部分，中国将是最大的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将吸引全球产业转移的1/3。

二、国际服务业生产能力转移的发展

服务业的特点是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同时完成，一般不可分离。但是，过去十多年中，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长足发展使得服务业的这一性质逐渐发生改变，即一些服务业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开始分离，从而使服务业变得可以交易了。这种“可交易性革命”意味着，全部服务产品（或其中一部分）的生产可根据每一地点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在远离公司母国的其他地点实现国际间分配，进而加强公司的战略。这是一种制造部门熟知的过程。

服务业可交易性革命，一方面促使了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譬如，20世纪70年代初期，服务部门仅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1/4；但到1990年时，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将近一半；2002年更是达到将近60%的水平，估计为4万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初级部门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比例由9%下降到6%，而制造业降幅更大，由42%降至34%。又如，平均而言，2001～2002年，服务业占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量的2/3，价值约为5000亿美元。

另一方面也促使了服务业国际转包或国际生产能力转移活动的发展。据估计，2001年所有离岸服务出口的市场总额为320亿美元。其中，增长最快的是IT带动的离岸服务——它将由2002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40亿美元。但总体而言，服务业生产能力的国际转移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发展潜力很大，前景光明：首先，世界服务部门远大于制造部门，但只有约10%的产出进入国际贸易，而制造业为50%以上。其次，受可交易性革命的影响，服务业全球化的步伐快于制造业。再次，商品生产转移绝大部分只涉及制造业公司，而服务功能国际转移涉及所有部门中的公司。

首先，服务业国际生产能力转移主要涉及低附加值的服务生产活动，例如数据输入，也可能涉及高附加值活动的服务活动，例如建筑设计、金融分析、软件编程、研发等。但是，到现在为止，绝大部分服务业的外包是在母国国内进行的；国际间的外包业务只占全部业务流程的1%～2%。其次，2002～2003年全部以出口为导向的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项目90%源于发达国家。美国公司据主导地位，占全部面向出口的信息和电信服务项目的2/3、呼叫中心项目的60%和共享服务项目的55%。再次，离岸外移的很大一部分由发达国家获得。例如，2002～2003年所有面向出口的与呼叫中心有关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一半以上流入发达国家。爱尔兰和加拿大成为最具有吸引力的离岸目的地。

像制造业一样，减低成本通常是引发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原因。例如，许多研究项目中询问过的70%～80%公司都提到降低成本是在国外开设共享服务中心的主要原因。具有离岸外移经验的公司通常称可节省20%～40%的费用。但除了成本节约方面的考虑之外，许多离岸外移的先行者还谋求技能和改善提供服务的质量。而且它们一旦在一个地方站住脚跟，也会对其他公司产生吸引力，从而引起聚集效应。

最近这两年，一些高科技跨国公司也开始将它们的高收入、高附加值职业转移到海外去。这些工作包括集成电路的设计、工程、样本制作、测试、咨询、医学诊断、统计分析、汽车和航空设计、计算和设计，以及制药和纳米技术研究等。正是由于这类工作的转移，2003年，美国的高技术人员失业率开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譬如，电力工程师的失业率达到了6.2%，为20年来的最高水平（NSF，2004）。

三、世界科技创新活动转移分散化（或科技创新全球化）的趋势

世界科技创新活动的转移分散化趋势经过了几个重要的阶段。根据Ronstadt（1977）与Reddy和Sigurdson（1994）对跨国公司海外R&D活动的划分，以及Reddy（2000）的研究，R&D的国际化大体经历了四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60年代及70年代初期，在国外从事R&D活动的企业非常有限。且其中的绝大部分R&D属于TTUs（Technology Transfer Units），即：促进技术转移性的研究和开发活动。进入国外市场是当时推动R&D活动国际化的主要力量。这样对产品以及转让技术进行适当的改进，以适应当地的市场需求也就成为跨国公司在国外所进行的R&D活动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之内。涉及的产业包括机械、电气和工程、汽车产业等。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70年代。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国外建立R&D机构。这种变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跨国公司为了增加在国外市场的份额。这要求增加对当地市场，甚或世界市场的关注。通过在重要的海外市场建立R&D机构，尤其是通过并购当地企业或研究机构的形式，是这种努力的一种表现。另外，这一时期，东道国政府通过国产化率、出口比例以及工厂区位选择等产业政策迫使跨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这也是跨国公司在国外建立研究和开发机构的重要原因之一。那时建立的R&D机构属于ITUs（Indigenous Technology Units），即：开发适合当地市场的新产品，或者改进老产品以适应当地市场。这类研究和开发活动涉及的产业主要包括知名品牌消费类产品、化学以及其他产品等。

第三次浪潮发生在80年代。这个时期，高水平的R&D活动，如RTU（Regional Technology Unit）、GTU（Global Technology Unit）和CTU（Corporate Technology Unit）等类型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开始在海外国家进行。这种类型的海外研究和开发机构及其活动是跨国公司整个长期战略的一部分，通常通过组织之间的合作来进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R&D活动才上升到国际化的层次。促使这种变化的力量是：①竞争的国际化以及世界范围内消费偏好的趋同迫使企业进行学习和调整以逐步适应世界市场需求。②新的技术发明越来越依靠科学作为基础，这也迫使企业扩大和增加技术的来源渠道。③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对海外零散的子公司和业务活动进行整合，并对不同区位的不同企业进行明确的内部分工和专业化，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时期跨国公司研究和开发活动的国际化主要集中在微电子、医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产业。信息和通信技术上的进步以及新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柔性技术使得这些产业中的R&D活动和制造过程相分离，并大大促进了R&D的国际化进程。值得强调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开始融入到跨国公司的R&D全球化过程之中。

第四次浪潮发生在90年代，目前仍在进行之中。这一时期跨国公司R&D活动国际化的推动力量是不断增加的对高素质科学家的需求以及不断提高的研究和开发成本，结果越来越多的非OECD国家，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被融入其中。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中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和产业界的需求之间的错位导致了研究人员大面积短缺，尤其是在电子、自动化以及CAD/CAM领域。这种情况迫使许多企业扩大了它们的研究网络，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各种各样的R&D机构来网络研究人才。从而，促使了R&D活动的新一轮国际化浪潮。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被纳入进来。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跨国公司对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研究人员的工资差别非常敏感。这一轮的R&D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这种巨大的工资差别所推动。这一点有点像制造业中的国际化过程。涉及的产业主要包括新兴产业，譬如，微电子、生物技术、医药、化学和软件产业等。

根据另外一个研究的估计，到2008年，全球5%（大约27万个）的研究开发人员将来自低成本的印度、中国和东欧地区（Bronfenbrenner和Luce，2005）。

四、国际生产能力转移的受惠国家和地区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国际生产能力转移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接受发达国家转移来的生产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常集中。譬如，2000年5个零部件出口最大的国家占了整个发展中国家零部件出口的78%。另外5个最大出口国则占了约14%。与此相对照，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例为63%，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75%（WB，2003）。

这10个国家中除巴西之外，要么是东亚国家，要么是和美国或欧盟建立了区域性贸易安排的国家。相反，那些与主要工业化国家市场没有多少联系、缺乏充分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设施）或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劳动力，由于政府管理不善或体制不健全而存在着很大风险，或者所实施的政策抑制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的国家则极少能够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

不论从哪个标准来看，中国都是最大的赢家。譬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零部件出口国；同时，也是UNCTAD分析的出口竞争力提高最快的国家（UNCTAD，2003）。

但是，服务业中情况却完全不同。服务业生产能力的国际转移，迄今为止也主要集中于少数国家，中国不在之列。譬如，2001年，爱尔兰、印度、加拿大和以色列依次占了全部离岸服务市场的70%以上。这些国际转移的服务生产主要是软件开发和与IT产业相关的服务活动。

值得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吸引的服务生产能力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例如，2002～2003年，它们占相关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总数的比例由39%上升到52%，而占由这类项目所创造就业数目的比例达到57%。在发展中国家，南亚和东南亚作为发展中国家离岸外移服务类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目的地而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IT服务方面。印度几乎成为各种服务离岸外移的首选目的地，它吸引外国公司的不仅仅是低成本和具备技能劳动力，而且还具有先入为主和聚集效应等优势。

就吸引跨国公司的研究和开发活动而言，亚洲国家和地区也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前面。根据瑞典Lund大学研究政策研究所（RPI）有关发达国家之外企业R&D活动的数据库提供的资料，到1999年3月底为止，跨国公司设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各种R&D机构共有286个。就产业分布或技术领域来看，其中，36.7%属于软件开发；17.1%属于电信和网络技术；12.6%属于集成电路设计、半导体技术；12.2%属于电子技术；其余为传统技术。就国家和地区分布来看，印度吸引跨国公司研究和开发机构最多（196个），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然后是新加坡（46个）、马来西亚（16个）、中国（14个）、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各6个）、中国香港地区和印度尼西亚（各1个）。到2004年为止，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各种不同的研究机构600多家（沈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