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服务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6 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和生态补偿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它不仅给人类提供生存必需的食物、医药及工农业生产的原料，而且还维持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Daily，1997；欧阳志云等，1999）。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价是指对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进行定量研究。相对于道德原因来说，经济原因可能更有说服力（“保护生态环境在经济上是必需的”），这一点对于说服政策制定者尤为重要（张帆，1997）。
人类在对自然的长期利用和改造过程中，往往只注重自然资源的直接消费价值和市场价值，而忽略了其生态效益和生态价值。而不合理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有时甚至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只有合理价值标度的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才有可能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得到人类的正确认识，合理管理、维护与使用，从而奠定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始成为一个科学术语及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分支。尤其近年来，国内外的生态学家、经济学家纷纷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涵与定量评价方法以及有关的生态资产、生态补偿及其应用实践，已成为当前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和热点。
6.1 生态系统服务
6.1.1 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与内涵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在西方兴起的标志性著作——1997年戴利（Daily）主编的《自然服务：社会有赖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对生态系统服务给出以下定义：生态系统服务是支持和满足人类生存的自然系统及其组成物种的条件和过程。该定义强调三点：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生存的支持，发挥服务的主体还是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通过状况和过程发挥服务。
1999年董全将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为：“自然生物过程产生和维持的环境资源方面的条件和服务。”该定义暗含了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生存的支持，同时指出是自然过程产生和维持的，并通过环境资源的条件和服务对人类社会起作用。
2002年，阎水玉认为综合上述定义可以发现，生态系统服务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组成物种产生的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支持作用的状况和过程。也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维持会生产出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支持和满足作用的产品、资源和环境，称之为生态系统服务。
满足和支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状况和过程是多种多样的。Costanza等（1997）把它们归纳为17类，Daily将它们归纳为15类，董全探讨分析为11类。综合起来，主要应包括生态系统的产品生产、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和维持、气候气象的调节和稳定、旱涝灾害的减缓、土壤的保持及其肥力的更新、空气和水的净化、废弃物的解毒与分解、物质循环的保持、农作物和自然植被的授粉及其种子的传播、病虫害的控制、人类文化的发育与演化、人类感官心理和精神的益处等方面。
6.1.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1）服务功能类型划分
有代表性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Daily（1997）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划分为生态系统产品和生命支持功能两大类；目前，最新的并且得到国际广泛认可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系统是由MA（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组提出的分类方法（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2）。
这个分类系统将服务功能类型归纳为提供产品、调节、文化和支持四个大的功能组（图6-1）。产品提供功能是指生态系统生产或提供的产品；调节功能是指调节人类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文化功能是指人们通过精神感受、知识获取、主观印象、消遣娱乐和美学体验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非物质利益；支持功能是指保证其他所有服务功能提供所必需的基础功能。支持功能对人类的影响是间接的或者通过较长时间才能发生，而其他类型的服务则是相对直接的和短期影响于人类。
图6-1 MA的生态服务功能分类
源自：欧阳志云、赵同谦，2004.
图6-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构成
源自：欧阳志云、赵同谦，2004.
2）价值构成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构成（图6-2）源自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199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其《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指南》里，将生物多样性价值划分为五种类型：有明显实物性的直接用途、无明显实物性的直接用途、间接用途、选择用途和存在价值。Pearce（1994）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部分。在《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王健民等提出生物多样性总价值应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潜在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四个方面，其中潜在使用价值包括潜在选择价值和潜在保留价值。
（1）直接价值是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直接计量的价值，是生态系统生产的生物资源的价值（毛之永，1998）。这些产品可在市场上交易并在收入账户中得到反映；但也有相当多产品被直接消费而未进行市场交易。除上述实物直接价值外，还有部分非实物直接价值，如生态旅游、动植物观赏、科学研究等。
（2）间接价值是指生态系统给人类提供生命支持系统的价值（欧阳志云等，1996）。这种价值通常远高于直接生产的产品资源价值，它们是作为一种生命支持系统而存在的。例如固定CO2和释放O2、水土保持、气候调节、净化环境等。
（3）选择价值是指个人和社会为了将来能利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付意愿。选择价值的支付愿望可分为下列三种情况：为自己将来利用、为自己子孙后代将来利用及为别人将来利用。选择价值是一种关于未来价值或潜在价值，是在做出保护或开发选择之后的信息价值，是难以计量的价值，但并不代表该价值无关紧要，只是我们不知道，无法估算而已（肖寒，2001）。
（4）遗产价值是指当代人将某种自然物品或服务保留给子孙后代而自愿支付的费用或价格。
（5）存在价值是指人们为确保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继续存在（包括其知识保存）而自愿支付的费用。存在价值是物种、生境等本身具有的一种经济价值，是与人类的开发利用并无直接关系，但与人类对其存在的观念和关注相关的经济价值。
3）评价方法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主要包括物质量评价和价值量评价（赵景柱，2000）。
（1）物质量评价
物质量评价是从物质量的角度对生态系统提供的各项服务进行定量评价，其特点是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进而反映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运用物质量评价方法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评价，其结果比较直观，且仅与生态系统自身健康状况和提供服务功能的能力有关，不受市场价格不统一和波动的影响。物质量评价特别适合于同一生态系统不同时段提供服务功能能力的比较研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同一项服务功能能力的比较研究，是区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和服务功能评价研究的重要手段。
物质量评价采用的手段和方法主要包括定位实验研究、遥感、GIS、调查统计等，其中定位实验研究是主要的服务功能机制研究手段和技术参数获取手段，遥感和调查统计则是主要的数据来源，GIS为物质量评价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平台。物质量评价研究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支持。物质量评价是价值量评价的基础。
单纯利用物质量评价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结果不直观，不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并且由于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量纲不同，所以无法进行加总，从而无法评价某一生态系统的综合服务功能。
（2）价值量评价
价值量评价方法主要是利用一些经济学方法将服务功能价值化的过程，许多学者对价值评价方法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由于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评价和价值计量至今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根据已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技术和评价方法，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市场发育程度，可将价值评价方法分为实际市场评估技术、替代市场评估技术、模拟市场评估技术三大类。以下摘要进行介绍（戴星翼等，2005）。
①实际市场评估技术
费用支出法：这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评估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是一种古老又简单的方法，它以人们对某种生态服务功能的支出费用来表示其经济价值。如生态旅游价值，以旅游者支出的费用总和作为生态旅游的经济价值。
市场价值法：此法与费用支出法类似，但它可适合于没有费用支出而有市场价格的生态服务的价值评估，例如没有市场交换而在当地直接消耗的生态系统产品，这些自然产品虽没有市场交换，但它们有市场价格，因而可按市场价格来确定经济价值。
市场价值法先定量地评价某种生态服务功能的效果，再根据这些效果的市场价格来评估其经济价值。根据生态效益的正负划分，市场价值法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正服务评价法，它可分为三个步骤：先计算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量值，如涵养水源的量、CO2固定量、农作物增产量等；再研究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子价格”，如涵养水源的定价可参照水库工程的蓄水成本，固定CO2的定价可参照CO2的市场价格；最后计算其总经济价值。
一类是负服务评价法。例如，评价保护土壤的经济价值时，可以用由生态系统破坏所造成的土壤、能量及土地退化，生产力下降的损失来估计。
理论上，市场价值法是一种合理的方法，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价方法。
②替代市场评估技术
替代成本法：生态服务可以通过人造系统来提供，这时，生态服务的价值就相当于人造系统的成本，因为必须付出等量的成本才可以获得这些生态服务。例如森林涵养水源每年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很难计算，于是可以假定如果森林不存在，那么按照森林涵养的水量，与能蓄积同样水量的水库相比，则水库的投资、运行以及管理所需的费用，就成为森林涵养水源的经济价值。
替代成本法使用中的难点在于如何确定替代工程的合理化成本。采用不同工艺、不同技术含量所需的成本相差甚大。其次，替代工程是否在经济上完全等价，还是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替代工程和生态系统服务各自的溢出效益是不一样的。比如湿地因为处理污水同时会伴随其他生态服务的提供，而替代工程并不存在。当然如果湿地因为处理污水而影响了其他生态服务的提供，那么用替代成本法计算的时候也存在问题。
享乐价值法：该方法主要通过人们为相关商品支付的意愿评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如位于海滩边的房价通常比靠近较差景观的内陆房屋高。该方法的使用使人类乐观地认为，进行交易的商品总会存在一些可度量的特性用来预测其价格。但是该方法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评估时，由于缺乏一些现实的交易，往往导致参数的选择存在一定困难。如果缺乏可靠的信息，往往对环境的外部性不能准确估计。
③模拟市场评估技术
目前这类技术应用较多的是条件价值法（CVM）。这是一种直接调查方法，直接询问人们对某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WTP）或对某种生态系统服务损失的接受赔偿意愿（WTA），以此来估计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它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应用最广泛的评估方法之一。各种价值法适用于缺乏实际市场和替代市场交换商品的价值评估，是“公共商品”价值评估的一种特有的重要方法。
该方法用于评估通过假象市场体现的生态系统服务，主要通过描述不同状况，然后进行社会问卷调查。如通过问卷调查可以要求答卷者提出他们对提高河水、湖水或溪水水质，以便他们可以进行游泳、划船或钓鱼等活动的支付愿望。该方法存在技术上和概念上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这种评估行为不是基于真实的市场行为，其应用往往存在如下局限性：问题设计的合理性，问卷提供的信息以及问题提出的顺序都会影响评估结果等。
以下是条件价值法的主要步骤：
——为拟评价的生态服务系统建立一个假设的市场。例如制定一项在市中心保留旧民居的政策。应答者们会被告知地方政府采取怎样的行动，其效果将会怎样，并告知这一行动只有在获得一笔额外基金后才能启动。
——通过调查获知应答者的叫价。
——回收问卷，估计平均支付意愿或赔偿意愿。
——如果问卷是开放的，可估计叫价曲线，使用支付意愿或赔偿意愿作为因变量，以收入、年龄、教育以及环境质量等为自变量。
——加总数据，也就是将平均支付意愿转化为群体总价值。
6.1.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评价研究进展
1）国外研究
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识有很长历史，但是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从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刚开始，而近十年来已成为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突出特征是发表论文数量几乎呈指数上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97年Costanza等在Nature上发表的题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估算》的文章。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其引用率达Nature文章平均引用率的15倍以上。许多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纷纷就生态系统评估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发表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Science，Bio Science，Ecosystems，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著名杂志都曾进行过讨论。
（1）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评估产生的背景
许多学者都认为环境问题只有通过学科交叉的方法才能得到更好解决，因为环境问题是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环境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缺点：它只关心人类对环境的最大化利用，至多只提供人类活动所受到的环境约束信息，没有将经济学和环境学方法进行真正的统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应运而生，并表现出很强的活力和广阔的前景。生态经济学增加了人类对自然和经济活动相互关系的理解，试图将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服务与经济评价结合起来，并且针对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2001年启动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该项目是一项为期四年的国际合作项目，来自95个国家的1 300多名科学家参与了工作。这是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开拓性地对生态系统及其对人类福利的影响进行的多尺度综合评估，其研究成果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地球生态系统变化的信息（杨光梅，2006；欧阳志云等，2004）。
（2）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评估的作用和意义
评估研究可以提供关于生态结构和功能的信息，提供生态系统在支持人类福祉方面所起的多样和复杂作用的信息。当传统经济评估在公共管理机制（如市场及公共财产制度）不能很好反映出环境退化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时，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经济评估就具有特殊的作用。如果自然资源保育或恢复政策的制定没有价值概念指导，可能导致资源的误用或滥用。
（3）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若干争论
随着Daily（1977）《自然的服务：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的出版和Costanza等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的价值评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价逐渐成为生态、经济学界的热点。Costanza等的《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估算》一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极大震动和争议。自发表之日起的近两年时间里，以Costanza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和以Pearce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围绕该论文的一些观点、计算方法和有关内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世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可计算性、计算方法和计量中的技术处理问题等方面。应该说Pearce等对Costanza等工作的经济学挑剔是深刻的，只要生态系统功能价值的计量没有真正与经济学接轨，它就难以为经济学所接受并对经济实践产生影响。但是Costanza等人在反驳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如世界GNP应将世界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在内，坚持认为世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整体可计算的等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嵩龄，2001）。而且1998年Costanza也公开承认其关于全球生态环境价值的估算只是初步尝试，还存在如下不足：存在太多关于自然资本形态和经济背景性质相同的假设；评估是片面的、静态的，而不是总体平衡的和动态变化的；影子价格的选取从理论上和时间上存在不相关性。
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表述各自不同的观点。例如Serafy提出将相对独立的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加和，可能带来重复计算；而且如果加和时不考虑替代效应和经济预算可能带来的影响，往往导致估价过高。Heal提出“将研究重点放在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价值评价可能存在不足”，主要是由于一种物品的价格并不能反映其社会或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Sagoff认为环境体系与主要的社会价值体系密切相关，所以不能也不应该局限于货币价值。Wilson等认为通过现有的环境评估方法很难体现生态资源管理过程中生态保护的平等性问题。
另外，许多学者对于基于人类偏好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提出疑问：生态系统是否应具有特有的价值？由于人类对物理世界及经济的不确定性理解有限，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评估结果是否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生态系统变化及政策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其在时空分布格局上的响应还没有明确定论，仅通过货币收益的计算能否形成完整的评估体系？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是生态经济学的热点领域之一，国外众多学者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由于生态系统具有内在的复杂性，使基于边际成本的福利经济学评估结果难以全面解释；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评估的各种方法都具有一定的优点和不足，需要根据不同的评估对象和评估目标选择不同的评估方法，而且在选择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时间和空间尺度的转换；因此用经济学方法对生态系统进行的货币化评估往往很难反映出自然价值的丰富程度，而且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偏好可能随着时间或新信息的出现而变化，此时福利经济的评价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在实际研究中充分重视评估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注重运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理论，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生态服务功能的形成机制入手，研究和改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方法，设法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使生态系统的评估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和有效性，以便为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定及为生态系统管理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表6-1）。
表6-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经济价值评估方法的关系
注：①指基于Costanza（1997）的研究结果的货币价值；②指基于仅增加价值（即市场价格—资金—劳动成果）；＋＋＋：表示最常用方法；＋＋：表示次常用方法；0：表示在Costanza研究中未用但可能使用的方法。
源自：欧阳志云、赵同谦，2004.
2）国内研究（李文华，2004；吴人坚，2008）
我国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工作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森林资源价值核算研究。1982年，张嘉宾等利用影子工程法、替代费用法估算云南怒江、福贡等县的森林固定保持土壤功能的价值为154元/（亩·a）；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包括水、土地、森林、草地、矿产等资源的价值核算工作；李金昌等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于1998年出版了《生态价值论》，该书以森林生态为例，全面总结了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计量的理论和方法；此外，张建国（1994）、侯元凯（1997）、蒋元敏（1998）等进行了一些森林资源价值核算的案例研究和理论思考。
随着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工作的兴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生态学工作者开始系统地进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的研究工作。欧阳志云等（1996，1999）系统阐述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内涵及其价值评价方法，并以海南岛生态系统为例，开展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的研究；后又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了初步估算；薛达元等（1997，1999）在对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问题经济价值进行评估时，引入环境价值核算方法，首次采用条件价值法对长白山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进行了支付意愿调查；宗跃光等（2000）从土地利用角度，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体系进行研究，并将Costanza等单纯自然资本的测算推广到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测算；赵景柱、肖寒等（2000）将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方法归纳为物质量评价和价值量评价两类，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分析；谢高地等（2001）对全国自然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按17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Costanza等，1997）逐项估计各类草原的服务价值，得出全国草原每年的服务价值为1.497 9×1011美元；李文华（2002）组织编写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分析了我国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及其在生态环境建设中面临的主要科学问题；赵同谦、欧阳志云等（2003）对中国陆地地表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初步评价，得出了总价值约相当于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的评价结果。
徐中民等（2003）以黑河流域1987年和2000年的1∶1 000 000Land-sat TM图像解译数据为基础，分析黑河流域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变化，因此对黑河流域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进行了实证评估。陈源泉等（2003）认为为生态系统服务寻找建立特定的、真实的市场环境，将生态系统服务的间接价值转化为直接的经济价值，既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可促进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和保护。他们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市场转化（率）概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全球及我国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市场转化情况，并提出了将来的发展思路。戴星翼等（2005）在《生态服务的价值实现》一书中首先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生态服务价值的性质、类型和意义，然后再基于价值实现的角度，对生态服务进行了重新分类，并探讨了各类生态服务要素价值实现的路径。刘青等（2007）在《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研究》一文中提出：江西东江源区是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此课题目的是揭示源区的生态功能及其在维持区域和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的重要地位，并为东江源区生态保护及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张华等（2007）在《科尔沁沙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研究》一文中提出估算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改变情况，可定量评价土地利用活动对沙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旨在为研究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利用模式，促进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以及为制定区域生态安全管理决策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
杜加强等（2008）在《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评估》一文中提出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对于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分别采用Costanza和谢高地等确定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对重庆市1997年至2005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结果表明：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上呈增长趋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GDP的比值呈下降趋势。灰色系统预测的结果显示，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继续增长。甄霖等（2008）所著《生态系统服务消费模式、计量及其管理框架构建》一文将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定义为人类生产和生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耗、利用和占用，并构建了一个生态系统服务消费和管理的概念框架，将生态服务消费区分成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两种基本模式，并初步给出两种基本模式和两种生态服务消费的不同计量方法。他们认为：人们对生态服务的消费模式、消费量以及影响生态服务消费等因素的研究目前还很少有成果报道，他们还认为如下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①生态系统服务消费的机制与效用研究；②直接消费性和间接消费性生态系统服务研究；③生态系统服务消费的地域性特点；④生态服务消费政策选择的分析。
6.1.4 研究实例
1）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研究（徐中民，2003）
黑河流域是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典型的内陆河流域，从高山冰川/永久积雪、森林、草地到平原绿洲和戈壁荒漠，构成了一个干旱区复合生态系统。近五十年来，由于大兴水利、开垦荒地，导致流域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引起生态环境持续退化。上游地区主要出现了以草原秃斑地和草原沙化、杂毒草蔓延为主要标志的草地退化，天然林减少，珍稀生物种数量减少，以及冰川面积减少；中游地区主要是土地荒漠化与土壤次生盐碱化；下游地区集中表现为终端湖泊消失，众多天然河道废弃并形成绿洲内部沙源，天然绿洲萎缩，土地沙漠化持续扩展。
（1）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总经济价值
黑河流域生态系统在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由于人类对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巨大服务价值缺乏了解，导致人类在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取巨大“显性”经济效益的同时，缺乏对为人类提供巨大“隐性”服务价值的流域生态系统的应有保护，致使流域生态系统的景观特征发生了显著的退化型演替。因此，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将这一成本纳入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核算，以利于保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评估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有助于建立流域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可以为流域综合决策提供定量依据，有助于流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研究依据对黑河流域土地利用与植被覆盖的Land-sat TM图像解译数据，引用Constanza等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单位公顷价值的平均估算结果，对黑河流域及其上、中、下游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予以估算（表6-2）。
表6-2 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1987年与2000年）
源自：徐中民，2003.
从表6-2可见1987年至2000年，由于森林、草地、河/湖面积的减少，永久积雪/冰川面积减少，而沙漠/戈壁、盐碱地、裸岩/裸土地、建筑用地面积均有增加，使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显著减少。13年中，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年价值总共减少达3.949亿美元，相当于32.658亿元人民币。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显著减少有力地说明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比较黑河流域上、中、下游的面积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表6-3）可以看出，黑河流域上游面积只占整个流域的8.19%，其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占全流域的近19%；中游面积占流域面积的43.57%，而服务价值占全流域近67%；下游面积占流域将近一半，但服务价值占全流域不到15%。将1987年和2000年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绘制在流域平面图上，则得到图6-3的结果。2000年与1987年相比，高价值的区域明显减少，低价值的区域明显增多，整体表现出13年中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明显减少。
表6-3 黑河流域上、中、下游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对比（1987年与2000年）
源自：徐中民，2003.
（2）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
①经济发展以生态系统服务的巨大投入为基础
与1999年黑河流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102.54亿元相比，2000年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年价值相当于GDP的1.4倍。因此，流域的GDP的取得，是至少用流域内1.4倍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巨大价值投入得来的。
图6-3 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图
源自：徐中民，2003.
②经济发展措施不当造成生态系统服务的巨大破坏
从1987年至2000年，森林、草地、河/湖面积的明显减少，永久积雪/冰川面积减少，而沙漠/戈壁、盐碱地、建筑用地等面积均有增加，使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显著减少。13年中，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年价值总共减少32.658亿元人民币。这一研究结果有力地说明了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将其纳入区域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唯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维护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实现区域的持续发展。
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待解决的问题
——特定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特定单位价值的厘定。不同地区的同一类生态系统，由于其组成、结构、功能、过程、健康状况等方面差别的存在，其单位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不可能相等。用全球各类生态系统的各自的平均值计算某一个特定地区的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只能是近似值。所以，研究特定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特定单位价值，是获得该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唯一正确方法。
——对黑河流域而言，存在盐碱地、永久积雪/冰川、建筑用地、沙丘/戈壁、裸岩/裸土地等特殊的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目前在国际上没有平均的服务价值信息的提取。而这些生态系统，在黑河流域的特定地段又具有特定的生态功能和过程，获得它们的价值，是全面核算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础。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间变化研究。由于经济活动的巨大扰动影响，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等随时间而不断变化。只有监测这种变化，才能对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随时间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评估。
2）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评估（杜加强等，2008）
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评估一文针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比较研究较少的现状，分别采用Costanza等（1997）和谢高地等（2003）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动态估算重庆市1997年至2005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采用谢高地等（2003）的方法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时，粮食的价格分别采用2000年不变价、当年价进行计算。通过对不同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不同计算方法时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特征和变化趋势，定量分析变化的影响因子，并运用灰色预测方法进行趋势预测。最后，探讨三种计算方法的结果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及其反映的问题，为重庆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提供依据。
（1）研究方法
根据谢高地等（2003）的方法，依照式（6-1）（谢高地等，2003；肖玉等，2003）可计算出重庆市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提供食物生产服务的经济价值，再通过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谢高地等，2003）即可得出重庆市不同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的生态服务价值系数。
式中：Ea为单位面积的农田生态系统提供食物生产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元·hm-2）；i为作物种类，重庆市的粮食作物主要为稻谷、小麦和玉米；pi为粮食作物i的全国平均值（元·kg-1）；qi为粮食作物i的单产（kg·hm-2）；mi为粮食作物i的种植面积（hm2）；M为粮食作物种植总面积（hm2）。
得到重庆市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后，即可根据式（6-2）计算得出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
式中：ESV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k为土地利用类型；Ak为k类土地利用的分布面积；Ck 为k类土地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2）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1998—2006年）和《中国物价年鉴》（1998—2006年）。粮食单价分别按2000年不变价和当年实际价格计算，由此得到单位面积的农田生态系统提供食物生产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Ea（表6-4）。
将重庆市的土地利用类型与谢高地等（2003）划分的生态系统类型对照，则耕地对应农田生态系统，林地对应森林生态系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对应荒漠，水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对应水体和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的均值。
（3）数据和研究结果
具体见表6-4、图6-4～图6-6。
表6-4 重庆市粮食单产、单价和单位农田生态系统提供的食物生产服务价值（元·hm-2·a-1）
注：a）采用2000年不变价得到的结果；b）采用当年粮食价格计算得到的结果；c）此处价格为稻谷、小麦和玉米全国平均价的均值。
源自：杜加强等，2008.
图6-4 重庆市1997—2005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与GDP的比值变化趋势
图6-5 采用2000年不变价时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组成及变化趋势
图6-6 采用当年价时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组成及变化趋势
以上3图均源自：杜加强等，2003.
（4）结论
①总体上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上升趋势，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GDP的比值呈减少趋势。
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较大的林地面积相对数量较大，面积变化明显，决定着重庆市生态系统总价值的变化趋势。
③采用灰色预测方法对重庆市2006年至2010年的生态服务价值以及GDP进行了预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GDP均呈增长趋势，但其比值呈持续下降趋势。
④采用Costanza等（1997）的价值系数进行动态计算主要反映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采用2000年不变价计算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则反映了土地利用和粮食单产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综合作用；而采用当年价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还部分地反映了人们对生态系统支付意愿的变化。
⑤三种方法得到的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数值差别较大，所以不同方法的结果将不具有可比性。三种方法反映的问题不同，采用2000年不变价的计算结果更接近于实际的变化情况。
⑥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提升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前者慢于后者，因此仍需加大环境治理和生育保育的力度，使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3）转向生态服务的上海农村
对于上海农村的前途，也许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路，要给其一种有别于传统农村的角色定位：在大城市、小农村的格局下，在国际大都市定位的背景下，农村要向现代化和高度城市化的上海提供什么？戴星翼等（2005）认为，农村应该从传统的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转变为服务提供者，向市区提供生态、人文、传统的服务，使之成为城市的精神家园。他们提出有必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农村的边缘化与农业的弱势有关。全国的农业弱势问题涉及一些更为基本的原因，但上海有其特殊性。随着上海整体的发展，其农村作为农产品生产基地的角色，重要性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发掘其新的价值，研究其实现途径。也就是说，上海的农村和农业建设，需要新的目标定位。总体上，他们认为需要实现从传统产品经济向新型服务经济的转型。从向上海城市提供原料和作为上海菜篮子的产品提供者角色，转为向上海提供其需要的而城市不能生产的服务。
首先，上海需要农村提供的是生态和环境服务。城市越发展，森林、水系、田野、村落提供的生态服务就越宝贵。在太湖流域整体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上海要保护水源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大规模地修复农村生态，使之成为功能良好的“城市之肾”。
不难发现，这一角色与传统角色是冲突的。在产品农业中，人们需要投入大量各种最终可造成污染的物质；而在服务农业中，不但不能这样做，还应利用土地、植被、水体的净化能力，使已经进入环境的污染物得以降解和清除。以一个生态服务功能强大的农村支持经济功能强大的城市。这是郊区能为上海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作出的至关重要的贡献。
为实现这一目标，显然上海农村的产业结构、发展规划、建设思路，都应作出重大调整。需要淘汰某些妨碍环境保护整体目标的工业区。
其次，上海郊区应成为上海人的精神家园。国际大都市绝非意味消灭农村，而是要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使其处处赏心悦目，适宜于居住、郊游、娱乐、观光。它的景观质量、人文气息、社区氛围都应成为这座城市的骄傲。
不难发现，生态服务与景观服务是可以叠加的。设计良好的生态体系可以拥有显著的休闲娱乐价值。所以精神家园应更为强调水乡农村人文精神的复兴、对社区公共物品的呵护，以及宁静和谐的乡村生活。
农村从产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关键是其价值的实现路径。在概念上，农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是容易得到承认的。但是所有这些价值在现实生活中都正在被抛弃和破坏，而原因是对这些价值的保护不符合农民、基层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当前利益。可以说，如果不改变这些利益主体背后驱动力的机制和体制，保护、发扬和实现这些价值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重视与生态和文化保护相关的制度创新问题。当前迫切需要的制度创新有以下四个方面：
（1）财税制度。这是当前基层政府短期行为的最重要根源。例如，可以考虑将镇一级的收入来源改为不动产税之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出台，这一设想将变得可以实现。这一制度安排的好处在于促使镇政府领导关注安全、环境、基础设施、服务，以聚集人气，使辖区内的不动产升值。它同时会使一个地区追求自己的个性，在宏观上，这会使地区之间出现错位发展的格局，而从根本上克服大而全或小而全的顽症。
（2）转移支付。当农村转向生态服务后，除相关的旅游休闲业可进入市场，体验农业可以创造收益外，一个地区创造的生态服务价值是无法通过市场实现的。为此，就应建立政府补贴和转移支付制度。
（3）政绩考核。随着向服务经济的转轨，以及各地区的个性化发展，政绩考核制度和指标体系也需作重大修正。对于一个地区或镇政府的政绩，首先需要根据其定位确定，要坚决扭转唯GDP导向的考核实践。对位于水源保护区的镇，其政绩首要的是环境保护和就业，对以居住为主体的镇，考核指标必须以安全、环保、社区建设为主，而对重点发展工业的镇，考核内容则以招商引资、GDP和环保为主。
（4）社区自治。当前政府对基层社区公共权力的占有，是造成农村社区解体的根本原因。首先，当前需要完善村级选举制度以及配套制度，使村的公共事务建立民主决策和监督机制。其次，需要恢复村民小组的基本权力。镇政府不能以集体建设用地的名义随意征用土地。国家从经营性项目中退出，交由市场解决。国家为社会公共目的的征地活动，必须提高补偿标准，农民直接参与补偿标准谈判。
6.1.5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评价研究展望
在我国，服务功能与评价研究尚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欧阳志云、赵同谦，2004）：
（1）大多数服务功能评价没有对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服务功能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即缺乏足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机制研究，使这些工作缺乏可靠的生态学基础。
（2）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方面，目前多直接利用国外的定价或方法，与我国社会经济现状脱节，评价结果可信度低，可操作性差，难以取得有关方面和公众认同，也难在管理与决策部门应用。
（3）在服务功能评价中，生态学与经济学研究缺乏有机结合，评价理论与方法未取得重要进展，不仅在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缺乏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支持，而且使服务功能保育难以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决策之中。
（4）缺乏服务功能评价应用领域与方法研究。明确的应用目的会使评价研究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探索性地开展一些应用研究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生态服务功能研究的重点将主要集中在下列四个方面。
（1）服务功能基础理论研究
关于服务功能的可计算性、计算方法等理论问题仍存在持续争论。这些问题包括：
①目前建立在市场基础的价值评价方法能否用来表征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的重要性；能否反映生态系统服务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对人类社会价值贡献的变动。
②如何处理基于供给和需求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价值的可分解性和可加和性；负效应问题；功能与效能等。
（2）服务功能机制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机制研究的基础是长期生态定位研究，以现场实验观测为主要手段，通过实验结果与系统模拟相结合，分析各类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与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系及其规律，使服务功能评价得以量化。
服务功能机制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
①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与发育状态、不同人类影响程度下的水文调节功能机制、营养物质循环与保存机制、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污染物净化功能机制等。
②通过实验研究，探索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机制，比较分析不同干扰方式与干扰程度影响下，生态系统结构与过程的变化，以及相应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响应特征与变化趋势，为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育、生态建设与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提供基础。
（3）评价方法研究
由于价值评价的复杂性，使评价方法研究更具迫切性。试举下列三方面问题。
①不同尺度下数据的耦合及应用：在中、大尺度范围（地区、全国乃至全球）进行评价，由于其自然生态条件相去甚远，而且无法保证相应的定位研究密度，其服务功能指标参数选取的精度和合理性是我们评价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②价值评价方法及其不确定性：理论上意愿调查法可以用于任何功能的价值评价，就价格的恰当性而言，支付意愿价格所反映的是享用者心目中的价值，因而最恰当。但是由于受被调查者主、客观多种因素的限制，很难有理想的代表性，其结果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目前，替代成本法是一种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中被广泛应用的价值评价方法。但在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下，选择“替代物”或“替代处理方法、过程”成本往往较高。采取何种处理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其价值？影响生态经济价值的重要因素有哪些？不同生态经济价值评价方法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价结果会产生哪些影响？不同生态经济价值评估方法的适应条件与范围有哪些？
③重复计算和遗漏计算：在服务功能评价中必须认真分析各项服务功能之间的层次关系和因果关系，在机制、过程分析的基础上找到价值评价的有效节点进行计算。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计算过程中的重复或遗漏计算，这将是今后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
（4）应用研究及案例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服务功能价值定量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充分了解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及其价值，将研究重心从“生态争论”转移到经济评价上来，为生态资源的有效配置、合理定价和有效补偿提供科学依据，为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奠定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尝试在以下几个领域开展：
①区域生态恢复方法及决策管理。
②区域规划：服务功能价值评价是区域生态规划的基础和重要依据。
③水资源管理：水生态服务功能研究可以明确生态用水在水资源合理配置中的地位，从而合理分配生态用水量，指导水资源合理定价，帮助建立以保护水源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补偿机制等。
④土地资源管理：土地的价值构成包括生产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三方面，其中生态价值的估算需以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的理论和方法进行。
⑤区域生态管理与生态税：上游地区为保证下游重要城市的供水安全，不发展或关闭有污染企业，造成一定经济损失，作为下游的主要用水城市理应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生态服务功能经济价值评价是确定生态税征收的基本依据。
⑥建立国家综合环境资源核算体系。服务功能价值评价为实现绿色GDP核算体系提供技术支撑。
6.2 生态资产评估
20世纪以来，生态资产（Eco-assets）研究逐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生态资产是以生态环境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重点的跨学科领域，准确界定生态资产及其相关概念，探索生态资产评估的研究动向对进行生态服务评价和生态补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6.2.1 自然资本与自然资产
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是1948年由美国学者Vogt在讨论美国国家债务时第一次提出的，他指出自然资源资本的耗竭会降低美国偿还债务的能力。Vogt在这里所讲的自然资本是指自然资源的价值。在以后国内外的大量文献中，自然资本常被狭义地理解为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我国学者姜文来（2004）认为，自然资产具有明确的所有权，且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能够给所有者带来效益的稀缺自然资源，该定义更为强调自然资源的权利归属性和潜在利益创造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生态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人们对生态环境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自然资本或自然资产概念的理解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的价值，而是涵盖了自然环境中可以为人类所利用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的所有物质或非物质价值形态，包括气候、海洋、森林、河流、土壤以及生物、生态系统产品等生态服务价值。这一概念的拓展，跨越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赋予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以经济价值的意义和属性，同时也在全球掀起了关心自然资本对人类经济社会价值评估研究的高潮。另一方面，自然资产也进入了社会经济记账系统。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记账系统都将自然资本纳入其中。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生态资产或自然资本纳入国民经济账户，以衡量其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程度。
6.2.2 生态资产的概念
王健民（2001）认为“生态资产”从广义上来说是一切生态资源的价值形式；从狭义上来说是国家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并能带来直接、间接或潜在经济利益的生态经济资源。“生态资源”或“生态经济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系统物质构成和生态功能的源泉。传统经济学把生态环境看成是纯自然物，认为其只有自然属性，而且又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认为自然物是没有价值的，没有将生态系统看做是社会总资产的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由于资源、环境、生态形成了全球性的问题，人们为了寻求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反思了历史认识的局限性，发现问题的经济学根源是“自然无价值论”。他们提出了资源、环境、生态的价值观和生态资产的新理论和新观点，初步形成了自然经济学框架，从不同角度研究形成了不同部门的自然经济学，如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及生态经济学等。
新的资产观点与传统资产观点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认为自然界的生态环境资源尤其是生态环境经济资源是自然创造并赠予人类的资产，它是社会经济资产的基础资产，它属于社会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6.2.3 生态资产概念的界定
高吉喜（2007）认为生态资产是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的各种服务福利的价值体现，包括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具体内容如图6-7所示。
图6-7 生态资产组成与概念（高吉喜，2007）
生态资产是在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两个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二者的结合和统一，表征人类对生态环境、自然资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对生态资产概念的认识过程是动态的、发展的，是逐步深化和延展的。从自然资源价值发展到生态服务价值，从有形的、实物形态的、可以划归权属的经济收益价值发展到无形的、公益性的环境服务价值。因此，对生态资产概念的认识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环境过程的具体体现。
6.2.4 生态资产的构成
王健民（2001）认为，生态资产的构成包括生物资产、基因资产、生态功能资产和生境资产。
1）生物资产
“生物资产”是生物资源的价值形式。因此，要了解生物资产，首先要了解生物资源。生物资源是生物圈中对人类具有一定价值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以及它们组成的生物群落。
世界上生物资源有多少？最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指出：科学家估计全球拥有500万～10 000万种生物物种，而人类已认识（经科学鉴定定名）的生物约210万种。其中，动物约150万种，植物约50万种，微生物约10万种。从生物量来说，植物量最大，约为动物量的几百倍至几千倍以上。这是由“生态金字塔”及“生态链”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如果植物量不足动物量的100倍以上，动物乃至人类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2）基因资产
每一个生物种群由于突变、自然选择或其他原因，往往存在遗传上的不同。某些种群具有在另一些种群中没有的特殊基因变体（等位基因），或者在一个种群中很少的等位基因可能在另一些种群中出现很多。这些遗传基因差别使生物种群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更成功的繁殖和适应能力。
生物种群及个体的这种遗传基因多样化，对于生态系统来说，使之更丰富、更稳定、更适应环境的变化；对于人类来说，生物遗传基因多样性提供了动植物优良品种的育种材料。一个优良品种，可以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生物遗传基因是极为难得的自然资源，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自然资产。
3）生态功能资产
生态资产不仅具有物种和遗传基因的实物形态，还具有生态功能的无形形态。从生态功能时刻都在维系人类生存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生态功能及其价值不能忽视。
生态功能资产主要反映在：一是生物多样性提供生态系统演替与生物进化所需的物种与遗传资产；二是生物多样性是形成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重要资产；三是表现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资产。目前，由于前两方面的价值定量困难，生态功能资产主要还仅限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资产评估。如有机物的生产、二氧化碳的固定及氧的释放、土壤的生态功能、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降解污染物、维持优良的景观等。
4）生境资产
生境资产是生态资产中不可割的组成部分。如阳光、气候、土壤、地理、降水等，都是人类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宝贵环境经济资产。生境资产的价值因有无生物存在及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度而变化很大。一般来说不适宜生命存活的地区，其生境资产的直接使用价值是十分低下的，而在生物种类繁多、生长繁茂的地区，生境使用价值是十分巨大的。它也特别适合人类的生存、休憩、游乐、疗养的要求，各个国家的别墅区就是建在生境特别优良的地区。
由于不同生境适合不同的生物生存，特殊的生境适合特殊的生物生存，所以不同的生物、生境在整个生态体系中均有其生态位、生态功能和生态作用。即使是不毛之地的生境，也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和作用。例如，南极就是全球气候的致冷器、指示器和调节器。所以，在生态资产评估中，必须十分慎重，只有相当全面地了解生境（包括极地、湿地、荒地等）的各种功能和作用，尤其是特殊功能和作用，才能对生境资产价值的大小进行评估。
6.2.5 生态资产特点及研究趋向
生态资产是生态经济学中新兴的概念，是生态科学与经济科学的交叉学科。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分析生态资产的概念和特征，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生态资产的研究动向，避免陷入误区（高吉喜，2007）。
1）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
生态资产是指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的福利价值。在生态资产研究中，必须考虑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决不能只从自然的角度评价生态资产。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对某个区域的生态资产核算量巨大，但都难以转换成经济价值。因此，人们经常面临的困惑是：很多生态环境好、生态资产大的地方经济不发达，贫困现象非常普遍，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本性原因是没有将生态资产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缺乏互动性。
由于生态资产是以人作为主体需求的有用性，生态资产研究在探究生态环境发展演变规律的同时，应更多地考虑与区域或全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发展规律和互动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2）不可替代性和公益性
不同区域生态环境所提供的福利和服务也不同。因此，为了使不同区域间的生态资产可以横向分析比较，生态资产的评估和研究通常都以货币进行度量。但需明确，生态资产对人类的服务和福利是人类经济社会中“万能”的货币所无法替代的，生态服务是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与环境基础，任何空间或区域的生态环境都不可复制，也不可能被替代。生态资产在一定意义上为人类所共有，是全人类的公益性资产，对生态资产的合理调节与分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生态资产的研究体系和应用模型如图6-8所示。目前生态资产研究大多是对一个区域的生态资产总量进行评估，这虽是基础性工作，但不应成为生态资产研究的目的和核心。Constanza认为：生态资产的总价值是无限的，仅对其总量进行评估没有意义，而研究其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才更有价值。因此，生态资产研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揭示区域或全球生态资产变化对生态环境所提供给人类福利的影响过程和规律，来寻求一个整体运行良好、健康稳定的、可以满足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生态环境。
因此，根据生态资产的特点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生态资产研究应在静态评估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视角和动态的视野，开展区域间的生态资产转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资产的需求量和损耗量的研究，以及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生态资产的累积量评估。同时，需关注不同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生态资产构成、功能与动态变化过程，从而使生态资产研究成果与现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密切结合。
图6-8 生态资产研究体系及应用模型（高吉喜，2007）
6.3 生态补偿
经济和市场手段被用于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已有很长时间。最初，生态补偿主要用以抑制负的环境外部性，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PPP）向行为主体征收税费。然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生态补偿逐渐由惩治负外部性（环境破坏）行为转向激励正外部性（生态保护）行为。
6.3.1 国内外生态补偿现状
秦艳红（2008）认为生态保护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经济活动，实施过程中会引发两种矛盾：一是较低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较高的边际私人成本之间的矛盾，二是较高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较低的边际私人收益之间的矛盾。在这两种矛盾作用下，生态保护往往以牺牲部分人的当前利益来获取社会大范围的长远利益。如果不提供补偿，就难以调动人们参与的积极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此提出了“谁保护，谁受益”原则（Provider Gets Principle，PGP），此处的“受益”即受到补偿。对于生态服务的受益者来说，长期以来一直视生态服务为“免费的午餐”，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逐渐有了为生态服务付费的意识。这就是生态补偿的另一基本原则——“谁受益，谁补偿”原则（Beneficiary Pays Principle，BPP），此处的“受益”指享受生态服务。
许多国家和地区已采取生态补偿措施，但常是政府买单而不是受益者。通过较多调查，Hanley（1995）发现PGP在一些地区已付诸实践，而BPP却很少被采用。即使有的项目向受益者征收补偿，但多为单要素补偿，仅考虑部分受益者。虽然随着生态意识的加深，人们的支付意愿也逐渐加强，但要使生态补偿变为一种主动行为并将其制度化仍存在很多困难。实现BPP原则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问题之一。
受偿地区一般为贫困地区，如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补偿停止后将重新面临生态退化的危险。因此，生态补偿还肩负着提高社会福利、改变粗放落后的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重任，即应将“输血式”补偿转变为“造血式”补偿。
1）概念界定
赵旭等（2008）认为：生态服务补偿的概念源自1996年哥斯达黎加在其新森林法中提出的创新的森林战略政策框架。通过这一政策，完全管理或保护森林的土地所有者会因为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得到酬劳。生态服务在这一政策中特指森林提供的四项服务：碳吸收、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和美丽的景观。近年来，该项政策在拉美国家得以普遍推广，并在世界范围内带动起以市场工具管理及保护自然资源的实践工作。其概念及内涵也在实践中得以拓展，Pagiola等（2005）认为生态服务补偿是对自然资源管理者产生的部分生态服务给予一定的补助，以提高其保护这些服务的积极性。近年来在我国掀起了生态补偿研究的热潮，而实际上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和实践可以归结为生态服务补偿的范畴。李琳（2006）提出生态服务补偿是由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对提供者进行的补偿。李文华（2006）在辨析生态补偿概念时就提出：“广义的生态补偿应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服务功能两方面的内容：由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向提供者提供因保护生态环境所造成损失的补偿，以及由生态环境破坏者向受害者的补偿”。同时他认为：“因为我国在增收排污费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一套较完善的法规，因此生态补偿研究的重点应主要放在生态服务领域”。周映华（2008）认为国内学者在研究生态补偿时，习惯将其直译成英文“Ecological Compensation”，而国外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所使用的术语是“Payment for Ecological（or Environmental）Services”，直译就是购买生态（或环境）服务。Compensation（补偿）从词面的理解来看，强调的是受益方从道义上对付出方的回报，它似乎不具有约束性，而依靠的是自觉自愿。Payment（购买）则强调的是双方地位平等，通过契约和市场交换，一方得到生态服务这个商品，另一方则得到报酬。周映华又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是对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流域生态系统和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流域造成污染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以及对因保护流域生态环境而丧失发展机会的居民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和政策上的优惠。流域生态补偿不仅是下游对上游的补偿，它应当是全方位的，例如，当上游造成污染时，也应给下游居民以补偿。
2）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很多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生态补偿实践，主要涉及流域水环境管理、农业环境保护、植树造林、自然生境的保护与恢复、碳循环、景观保护等（见表6-5）。
最有代表性的项目是在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等拉丁美洲国家开展的环境服务支付（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项目。该项目由世界银行发起。此类项目主要通过增加流域内的森林覆盖率改善水质和水文条件，因此补偿费主要向用水者征收，其他生态服务的受益者不被考虑。
生态补偿在农业环境保护中也广为应用。中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向退耕农户提供一定数额的实物和现金补偿，主要补偿粮食损失和造林的各种投入。美国的保护与储备计划和欧盟的农业环境保护项目都采取了补偿措施。
表6-5 生态补偿的类别与案例
源自：秦艳红等，2008.
由于森林提供的生态服务最有效，生态补偿措施在林业中也广为采用。爱尔兰为鼓励私人造林采取了两种政策措施，即造林补贴和林业奖励。中国于2001年设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主要用于提供生态效益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
欧盟于1992年推出了栖息地保护公约，用以生态补偿措施在法律上被确立。在新西兰，促进私有土地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激励措施包括自然造林基金、开放式契约及降低税率等。
全球碳贸易也是生态补偿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制定了《京都议定书》。由于在本国内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更高，一些发达国家热衷于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当量。全球碳贸易被推向高潮。
在中国，具有生态服务补偿性质的实践还有：浙江金华江上游的东阳市和下游的义乌市之间制定的水权交易协议，由水资源紧缺的义乌市向水资源丰富的东阳市每年支付一定的费用购买调水权；宁夏的两个水电厂向供其用水的水库投入资金进行灌溉节水措施的改造等。以上两例可以说明生态服务补偿已在横向单位间进行。
6.3.2 生态补偿现状评价
秦艳红等（2008）认为生态补偿已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理论探讨和实际应用之间还有不少问题，其主要表现是：
（1）生态补偿是建立在生态学与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而在实际中二者缺乏交叉融合，往往过于强调生态目标而忽略了经济因素对生态保护的影响。
（2）生态服务的供给方、受益方以及供给方向受益方提供何种服务和提供多少服务常界定不清。
（3）补偿标准不合理，一般采取“一刀切”，忽略了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性。受益者的支付标准如何确定尚未有明确的计量方法。
（4）生态补偿往往只针对一种或少数几种生态服务，这种单要素补偿造成生态建设和保护在同一地区重复实施，进一步导致效率低下。
（5）大多数项目为“输血式”补偿，注重经济支付，忽视对受偿者行为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生态保护不可持续。
（6）补偿机制缺乏有效监管和制衡，交易成本过高。
6.3.3 生态补偿的管理：来自欧盟的经验
1）实施背景
欧盟的农业发展是以大量的自然资源消耗、大量的化肥和农药施用为基础，这导致了水源、土壤的污染，以及一些重要的生态系统破坏。所以，生态环境问题是欧盟启动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背景。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农业生产过剩，欧盟希望农民降低生产，为此启动对休耕、粗放经营等措施的补偿政策；另一个因素是农村的贫困化与低就业率，启动补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
2）主要政策内容与管理机制
（1）执行机构
欧盟内部农业环境政策的制定和组织需要一个配套的执行机构。表6-6列出了有关执行机构。
表6-6 农业环境政策的执行机构
源自：秦艳红等，2008.
（2）补偿标准
究竟如何确定标准存在各种争议。一种是以成本为基础，计算各种投入。在这种计算中，关于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的争议较少，它们是通过市场来确定的。对机会成本的评价通常以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指数为基础。对于农场主投入的劳动力的成本计算是以任务的期限、难度以及农业环境措施占用的时间的百分比为基础来确定的。
（3）补偿范围与目标
以苏格兰为例做一简介。其主要范围是景观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维持，大体可划分为九大类：如鸟类保护、高生物多样性区保护、湿地景观保护、小区域保护等。
其目标也较广泛，以阿尔卑斯协定（包括奥、法、德、意、瑞士等国家）为例做一介绍。其目标如下所示：
①人口与文化。目标是尊重、保护与促进地区的本土文化发展，促进区内和区外居民的互相理解和合作。
②地区规划。目标是保证经济合理地利用土地和协调整个地区和谐发展，特别是预防自然灾害、保护和恢复生物栖息地等。
③废物管理。目标是发展一套废物收集、利用和处理系统，满足地区特殊地形、地势和气候条件的需求。
④其他还有防止空气污染、土壤保护、水管理、农村自然环境保护、山地农业、山地森林、旅游与娱乐、交通、废物管理等目标。
（4）制裁
在同意加入生态补偿项目之前，申请者必须确保其有能力来执行农业环境计划，如不能按计划进行，专业机构能运用下列方法对其制裁：①对于应付的支付额，预扣所得税；②返回支付额和及利息；③终止任务；④补助金的10%作为额外惩罚；⑤两年之内不准参加其他环境项目。
（5）评估与监测
每一个成员国必须呈递它们对农业环境措施的每年支出的评估报告。它们集中在财政和账户的主体上，比如支出、撤销、结账、支出的调整，基金之间的转移等。对于政策的制定、计划和预算分配的调整，欧盟已确立了一个综合的中期评估报告。在报告中，成员国需提供报告的评估机构并对区域性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做一个完整的环境评价。
欧盟对每项工程都设定有具体的监测指标，包括财政和非财政指标，按此指标收集到的所有信息都要报到欧盟。监测委员会、管理和执行机构及其他的组织、申请者在申请这些项目时，就这些指标进行讨论，并确认是否同意以这些指标进行监测。
3）欧盟生态补偿对中国的启示
（1）国家与地区政策要保持一致性
不仅国家与地区政策要保持一致性，整体与地区计划也要保持一致性。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运用分散化决策和计划方法。由于目前的市场没有给环境服务定价，所以农业环境政策是必要的。在很多欧洲专家看来，实际上对环境服务的价值很难精确进行计算，所以必须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对其进行补偿，这种补偿必须与社会意愿支付相吻合。
（2）重视监测与评估
由于一些环境影响需要时间来呈现，所以数年的监测和测试是必需的，目的是为了看到趋势。评估各种措施产生的各种影响，尤其是评估环境影响并非易事，如要使评估是科学的，必须要选择适合于单个计划和区域的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结论。
（3）控制管理成本
在欧盟的生态补偿计划范围内，对于农业环境措施的执行而言，会持续有高的经常性成本和让渡成本。国家性的指标显示成本在9%～45%之间，以及标准变量在±5%范围内变化。
所有形式的政策介入都需不同水平的管理成本。相比较于市场管理政策，农业环境措施被标以很高的执行成本和高交易成本的特征。
（4）教育与经济激励相结合
农场主提供环境服务首先取决于欧盟所提供的经济诱因：很高的补偿支付。农场主有很强的意愿来接受所需要的约束，这些约束会在农业环境措施的运用中碰到。但是，同样的经济补偿，对有一些农民取得的效果更为明显：如受过教育并且获得信息充分的农场主，以及对环境持有积极态度的农场主更愿意保护环境，提供环境服务。
相当多的农场主可能倾向于在他们的合约结束后继续实施农业环境措施。这说明用于维持现行状况的支付水平能有效地防止环境恶化并且那些措施能帮助农场主在边干边学中更好地掌握对环境友善的技术。
6.3.4 森林生态和退耕还林的生态补偿问题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也是健全生态保护经济激励机制和融资机制的有效手段（李文华，2007；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2007）。
1）生态补偿框架
目前对生态补偿并没有公认的定义，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生态补偿是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生态补偿实践与多个部门相关，同时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进行，并存在不同的补偿主体（见表6-7）。
表6-7 生态补偿问题的类型和政策途径补偿方式
源自：李文华，2007.
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框架中，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开始最早，取得许多经验，可给其他领域借鉴。
2）森林生态补偿的内涵与范畴
国际上对森林生态补偿的研究是以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为基础。分析与评价森林服务功能的价值成为生态学、林学与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的前沿课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生态学者系统地对森林服务功能进行研究，包括能值量、物理量及价值量的评估。同期，我国的林学工作者也开展了森林资源核算的研究。他们主要以森林价值为主，同时以绿色GDP核算为载体，考虑森林的生态价值。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森林生态补偿研究，包括理论、政策和操作层面。
根据以上研究，国内对森林生态补偿存在下面两种看法。
广义概念：对森林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对个人或区域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对具有重要生态环境价值的区域或对象的保护性投入。该层次范围内不仅包括公益林生态补偿，而且包括林业重点工程、森林病虫害防治、防火等。目前，中央每年在这方面直接投资达到400亿元。
狭义概念：仅包括现在进行的公益林森林生态效能补偿基金制度所涵盖的内容。这项基金是对重点公益林管护者发生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付出给予一定补助的专项资金，它结束了我国长期无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的历史，开始进入有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的新阶段。目前，中央每年直接投资20亿元。
国家对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所涉及的当地职工与农民进行补偿，为他们所提供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这应该属于森林生态补偿的中等范畴概念。中央每年直接投资300亿元。
3）退耕还林中的生态补偿政策（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2007）
为了恢复生态、保护环境，确保西部地区乃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自1998年起国家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
（1）政策的演进
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视察西南、西北五省，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综合措施。随后，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在1999年率先启动退耕还林、还草试点示范工作，当年完成退耕还林38.15万hm2，宜林荒山荒地造林6.65万hm2。
2000年1月，中央2号文件和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会议将退耕还林、还草列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3月，国家林业局、计委、财政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2000年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退耕还林（草）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这项工作正式启动。
2002年1月10日中央召开的退耕还林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宣布退耕还林工程全面启动，工程扩大到25个省（区、市）。国家计划2002年退耕还林任务为573万hm2，其中宜耕荒山荒地造林308万hm2。4月11日，根据两年多来的试点试验，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为把退耕还林工作扎实、稳妥、健康地向前推进，提出了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的若干政策措施。到2002年底，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任务770万hm2，其中荒山荒地造林398万hm2。
到2004年底，我国6年来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荒山荒地造林1 913万hm2（2.87亿亩），陡坡耕种、毁林拓田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两个百分点，水土流失明显减轻。同时，国家对这些地区实行粮食或现金补助的政策。据统计，工程实施六年来累计有2 000多万农户、9 700万农民获得退耕还林相关补助。国家已投入资金700多亿元，其中粮食补助资金540亿元，种苗补助140亿元，生活费补助60亿元。
（2）我国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的经验及问题
①以区域为基础进行对象选择
生态补偿应选择最有效的补偿对象，由此可以引申出两条重要原则：一是在各种被选对象中选择成本最低的对象；二是选择只有通过生态补偿才会乐意提供生态服务的对象。
判断我国退耕还林工程布局的合理性，可从分析、比较我国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价值入手，考察现有的退耕还林区域是否也正好是那些农业生产价值较低的地方。计算和分析结果显示，在黄土高原和西北地区内，农业耕作活动提供生态服务、产生经济效益、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社会保障能力都处于最低一级的水平，因此也理当是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的重点区域。
生态补偿对象选择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激励性原则。任何一项经济活动，其价值包括经济、社会与生态价值三个方面。当经济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增加发生矛盾时，为了实现生态保护目标，对经济活动主体进行补偿是必要的。退耕还林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生态价值。但是，在实现退耕还林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农民都承受了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损失，所以必须进行补偿。表6-8显示的是各地区经济社会损失与水土保持价值（最直接的生态价值）的对比情况。
表6-8 各地区退耕还林的年度经济社会效益 单位：元/hm2
源自：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2007.
对比各区域内退耕还林的水土保持效益和社会经济损失可以发现，在单位面积的水土保持效益上各地区的差异不大，而在社会经济损失上各地区的差异较大。这意味着，影响各地区之间退耕还林效益差别的因素主要是退耕还林的社会经济损失。
通过对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经济及社会效益进行计算和分析，可以判定我国退耕还林布局基本合理。但在各地积极性很高、政府又面临资金约束的前提下，应强化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有关工程，相应降低南方的工作强度，并且如果必须坚持这些地区的退耕还林，则应给予较高的价值补偿，也即这些地区的单位面积补偿标准应有明显提高。
②以区域机会成本为基础确定补偿标准
在确立补偿标准时，我国采取机会成本法，每亩退耕地所得到的补偿应不低于它因退耕还林所蒙受的净损失。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应具体考虑到这些不同退耕还林区域之间的机会成本差异。
通过退耕还林工程获取生态效益的机会成本基本上就是此前已专门计算的“经济社会损失”（见表6-9），它是指退耕还林所造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的变化之和。表6-9计算了各个区的实际补偿标准，并将它们与当地退耕还林工程的机会成本（也即“经济社会损失”）相比较。
表6-9 各地区退耕还林现有补偿标准
源自：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2007.
比较结果说明：第一，现有分南北两大区域制定的补偿标准，南方的补偿标准高于北方，反映了南方和北方在实施工程时机会成本的大致差异，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现有南北两个补偿标准，没有反映各区内部机会成本的实际差异，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第二，鉴于目前所有退耕还林区的实际补偿标准都不同程度地高于“机会成本”，将来可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适当降低补偿标准。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各地的补偿标准应当在70～180元/亩之间，其中南方地区可高于150元，北方则低于100元。
李文华等（2007）认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还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地域因素。不同地域有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制定补助标准时应考虑地域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及服务功能的差异性。
二是林种、树种的不同。应综合考虑林种、树种、林龄、林分质量，科学地确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标准。
三是造林方式。有封山育林、飞播造林、人工造林等，要综合考虑其造林成本。
四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应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给出合理的补偿标准。
③补偿资金的投入与分配
国家对西部退耕还林的补偿期限为：生态林暂定为8年，到期后根据农民收入再补几年，经济林补5年，种草补助2年。这种工程性投入一般都具有期限性，资金投入量大，但缺少持续性。在工程实施中，“重造轻管”现象十分普遍。虽然从工程期看是完成造林种草任务，但在随后的生长过程中，由于没有可见的经济利益或相对应的补助机制，导致管护不足，如果单纯依靠农民个人的投入是远远达不到退耕还林的目的的。由于投入的不足使退耕地不能实现高效利用，造林成活率低、保存率低。林草生长不好，难以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难以使退耕还林农民从退耕地上取得较好的经济收益，从而又可能导致退下来的坡地又出现返耕现象，在工程环境目标的实现上大打折扣。此外，工程性资金具有不稳定性，因为它没有对应固定的财政收入项目，主要是从政府专项拨款、补助或发行国债的收入中实现，当政府财政出现收入不均衡需要削减财政开支时，很可能会影响生态工程财政资金的到位情况。
④区域间利益的协调
从区际协调的角度看，流域生态治理中缺乏有效的机制来协调不同区域的利益。要实现流域生态安全，必须建立全流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协调机制，对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实施利益补偿，通过宏观调控与管理，强化全流域生态治理。要根据不同区域在生态保护与建设中的作用与地位、环境成本与利益的比较，制定出合理的区域间利益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使上、中、下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和建设能够协调一致，形成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对受益部分进行货币计量，并以受益方的实际受益进行支付，以满足中西部地区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资金需要，为西部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态与发展机会。
⑤生态补偿的监管、评估与可持续性
国家实施退耕还林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以粮代赈来增加植被覆盖、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是江河源头、大江大河两岸、湖泊、水库周围的陡坡耕地和风沙危害严重的沙化耕地。从目前情况看，建设重点不突出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地区在分解计划时实行利益均摊、任务分散，达不到集中连片治理的目的，不利于规模效益的发挥。同时，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地位重要的区域安排任务过少甚至没有安排任务，急需治理的流域和区域得不到优先治理，违背了先急后缓的原则。
国际经验表明，任何补偿方案要想有效地执行，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土地所有者在得到支付时是以真实提供某种服务为交换的。目前在西部生态效益补助资金方案的执行中，林（草）地所有者和经营单位似乎并没有充分认识这一点。基于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当他们收到补助资金时并没有对要做的什么进行承诺，如此会导致在获取资金时出现欺骗和误导，进而埋下了未来当参与生态效益补助资金方案的机会成本增加时林（草）地用途转变的隐患。
尽管退耕还林政策中已明确提出“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收益”，但是退耕后所营造的林木特别是生态林在补助政策期满后，如何获得经济收益是退耕农户最关心的事。生态林的目标主要是取得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即使能取得经济效益也需要较长的时间。由于退耕还林后的8年后的林木经营利用政策不明确，直接影响退耕农户和其他造林实体营造生态林的热情，若处理不当有可能发生反弹，难以保证退耕还林生态目标的早日实现。在实施退耕还林中，对经济林良种培育及经济林产品后期开发加工等后续产业发展重视不够，与农民利益结合不紧密，直接影响到退耕还林的持久性。
（3）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董小君，2007）
①转变观念，用法律制度来保证西部老百姓的生态权和发展权。将“西部生态补偿机制”置于国家战略的地位来考虑。将生态补偿机制从政策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尽早在国家层面出台一部生态补偿法。
②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扩大实施范围，将补助期限延长到20年。将政策转化为制度，当工业化发展至农民离土生存时才中止此项政策。
③建立有利于生态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议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中增加生态补偿项目。建立“资金横向转移”补偿模式，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由两种资金组成：增值税由州分享部分的1/4；财政富裕的州按照统一标准计算结果拨给穷州的补助金。
④科学量化补偿标准。美国退耕项目的补偿资金全部由政府提供，但政府并不统一规定补偿标准，而只是根据实现森林多功能目标建立“环境效益指数”和根据土壤特点调整的租金率（即补偿标准）这两个评价体系，用于估算能反映各地实际情况的租金率。美国政府借助竞标机制和遵循农户自愿原则来确定与各地自然和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租金率。这种方式确定的补偿标准实际上是农户与政府博弈后的结果，化解了许多潜在的矛盾。
我国制定科学的生态补偿政策有如下两个思路：一是根据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来定价；二是根据生态系统类型转换的机会成本（即由于生态保护者要保护生态环境，牺牲了部分发展权）来确定。从目前来看，根据机会成本确定补偿的可操作性较强。但是，从公平性来讲，根据生态服务价值来确定补偿标准更合理。
我国“退耕还林工程”的补偿虽然解决了部分西部地区居民的生活问题，但与瑞典等发达国家对退耕造林实行50%的补助率相差甚远。建议在调整补偿标准时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通货膨胀的因素。现有退还工程项目每亩补贴50元的种苗及造林费，这是1999年确定的。据林业部门测算，西北地区实际造林成本平均为每亩300元左右，仅苗木费平均就达150元。
二是国家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要考虑原始投资成本。
三是要考虑林地产权及土地价值。
⑤征收“生态税”或“生态附加税”，建立长期稳定的补偿资金来源。课征生态税，可以有效解决生态资源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的双重关系，可以有效消除市场在生态环境上存在的外部不经济现象。
建议一：“生态税”在内容上应考虑以下因素：西部地区为全国生态安全提供重要生态服务功能，需设置有典型区域差异的税收体制来补偿西部；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利用税收予以遏制；对环境友好、有利于生态环境恢复的生产、生活方式给以税收上的优惠。
建议二：在“生态税”未提出之前可以考虑先推出“生态附加税”。此税种类似城建税或教育附加税的形式，其优点在于税源较稳定，征收简便。此税可附在四种主要税种（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上。如三峡年发电量847亿kW·h时，如果每度电提取生态补偿费5厘就是4.235亿元，仅此一项可以保住28个像云南省徳钦县那样的长江中上游贫困县的原始森林。
⑥明确“生态功能区的区划”，科学界定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范围。
⑦建立多元化的生态建设融资渠道。为加快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必须坚持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建立社会公益事业社会办，国家、集体和个人一起上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制定符合实际的优惠政策和生态效益补偿制，拓宽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投入渠道。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吸引省内外、国内外投资者投资生态环境和与之相关的经济开发项目，增加西部的造血机能。
⑧补偿基金要预留合理的利润空间。如果补偿标准达不到盈利预期，现有的生产经营者会减少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没有投入的生态环境经营无论资源数量还是质量都会呈下降趋势。如果国家希望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目标高于西部地区自身能力能达到的水平，必须由中央政府和东部的富裕地区向西部提供生态环境建设资金。
（4）流域生态补偿及其模式
周映华（2008）认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模式有政府主导、市场交易等模式。这里介绍以下两种。
①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就是在流域生态补偿中以政府行政手段强制受益方支付给补偿对象的生态补偿模式，其特点是以行政权的行使为主要手段。例如，广东省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补助东江上游地区为保护水源所作的贡献就是这种模式。作为东江支流，河源万绿湖水每年为东江输入优质水源，为下游深圳、香港等沿江流域城市用水提供保障。近年来，为控制湖区原居民对湖区的污染，当地政府禁止居民网箱养鱼和砍伐树木，关停污染严重的小型企业和非法挖采、破坏森林植被的采石场，关闭沿江的大排档和水上餐馆，使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当地传统经济受到较大影响，地方财政收入降低，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早在1991年，广东省政府就通过《广东省东江水系水质保护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对东江上、中游水质保护提供经费补偿，由省政府每年从东深供水工程水费利用总额中提供3%～5%的款项。东深供水工程每年向河源市补偿约3 000万元。此外，广东省政府亦出台多项补偿政策，在经济上扶持当地建设。政府主导模式的优势在于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补偿保障有力，补偿资金能直接到位。
政府主导模式最大劣势在于受行政区域限制，当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不是由上、下游共同的上级政府承担时，补偿就难以实现。当补偿主体与对象为平级政府时，补偿主体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不愿承担补偿的责任，不愿转移支付。因此，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政府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即由上级政府进行的生态补偿实施成果较好，而横向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则难以兑现。例如广东省与江西省之间东江源头的生态补偿问题。2005年6月，《东江源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施方案》签订，按方案规定，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补偿资金来源为中央、省、市、县级政府财政每年一定数额的生态环境补偿资金，并由国家协调建立一种流域上下游区际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由广东省每年从东深供水工程水费中安排1.5亿元资金，用于江西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但是这份补偿方案至今未能兑现。
②市场交易模式
市场交易模式是补偿双方以平等地位通过协商与谈判，就流域资源的利用与补偿达成交易的模式。市场交易模式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领域还处于刚起步阶段。浙江金华江的水权交易是我国市场交易模式的代表。
金华江开创了我国的第一起水权交易。2001年11月24日，浙江省的东阳和义乌两市首次签订了城市间协议，东阳市将境内横锦水库5 000万m3水的永久使用权让给下游义乌市，成交价格是4元/m3。东阳和义乌，分处金华江上下游，义乌是著名的中国小商品城所在地，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双双告急的状态，而东阳则水资源较为丰富，拥有两座水库。两市政府经过多轮协商签署了用水权转让协议，东阳市的横锦水库的水通过渠道引入义乌市，义乌市付给东阳市购水款和综合管道费，水库运行、工程维护由东阳市使用综合管理费来运行。在这起水权交易中，位居上游的东阳不是义务地免费为义乌提供优质水资源，而是通过有偿的形式，将水资源转让。一方面下游获得水资源，另一方面上游获得经济利益，有了保护水资源的能力，实现下游对上游水资源保护的生态补偿。
市场交易的模式使流域生态补偿的价值更高，实现更直接。但是其局限性在于交易的前提是水权的明晰和交易成本较低。如果下游不承认上游拥有流域水权，那么交易是无法进行的。如果交易双方谈判的成本高于下游诉诸行政手段请上级政府强制干预的成本，交易也不具可行性。市场交易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相比更适合于横向的生态补偿。
国内外生态补偿现状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6 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和生态补偿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它不仅给人类提供生存必需的食物、医药及工农业生产的原料，而且还维持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Daily，1997；欧阳志云等，1999）。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价是指对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进行定量研究。相对于道德原因来说，经济原因可能更有说服力（“保护生态环境在经济上是必需的”），这一点对于说服政策制定者尤为重要（张帆，1997）。
人类在对自然的长期利用和改造过程中，往往只注重自然资源的直接消费价值和市场价值，而忽略了其生态效益和生态价值。而不合理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有时甚至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只有合理价值标度的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才有可能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得到人类的正确认识，合理管理、维护与使用，从而奠定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始成为一个科学术语及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分支。尤其近年来，国内外的生态学家、经济学家纷纷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涵与定量评价方法以及有关的生态资产、生态补偿及其应用实践，已成为当前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和热点。
6.1 生态系统服务
6.1.1 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与内涵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在西方兴起的标志性著作——1997年戴利（Daily）主编的《自然服务：社会有赖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对生态系统服务给出以下定义：生态系统服务是支持和满足人类生存的自然系统及其组成物种的条件和过程。该定义强调三点：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生存的支持，发挥服务的主体还是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通过状况和过程发挥服务。
1999年董全将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为：“自然生物过程产生和维持的环境资源方面的条件和服务。”该定义暗含了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生存的支持，同时指出是自然过程产生和维持的，并通过环境资源的条件和服务对人类社会起作用。
2002年，阎水玉认为综合上述定义可以发现，生态系统服务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组成物种产生的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支持作用的状况和过程。也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维持会生产出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支持和满足作用的产品、资源和环境，称之为生态系统服务。
满足和支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状况和过程是多种多样的。Costanza等（1997）把它们归纳为17类，Daily将它们归纳为15类，董全探讨分析为11类。综合起来，主要应包括生态系统的产品生产、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和维持、气候气象的调节和稳定、旱涝灾害的减缓、土壤的保持及其肥力的更新、空气和水的净化、废弃物的解毒与分解、物质循环的保持、农作物和自然植被的授粉及其种子的传播、病虫害的控制、人类文化的发育与演化、人类感官心理和精神的益处等方面。
6.1.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1）服务功能类型划分
有代表性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Daily（1997）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划分为生态系统产品和生命支持功能两大类；目前，最新的并且得到国际广泛认可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系统是由MA（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组提出的分类方法（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2）。
这个分类系统将服务功能类型归纳为提供产品、调节、文化和支持四个大的功能组（图6-1）。产品提供功能是指生态系统生产或提供的产品；调节功能是指调节人类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文化功能是指人们通过精神感受、知识获取、主观印象、消遣娱乐和美学体验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非物质利益；支持功能是指保证其他所有服务功能提供所必需的基础功能。支持功能对人类的影响是间接的或者通过较长时间才能发生，而其他类型的服务则是相对直接的和短期影响于人类。
图6-1 MA的生态服务功能分类
源自：欧阳志云、赵同谦，2004.
图6-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构成
源自：欧阳志云、赵同谦，2004.
2）价值构成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构成（图6-2）源自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199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其《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指南》里，将生物多样性价值划分为五种类型：有明显实物性的直接用途、无明显实物性的直接用途、间接用途、选择用途和存在价值。Pearce（1994）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部分。在《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王健民等提出生物多样性总价值应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潜在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四个方面，其中潜在使用价值包括潜在选择价值和潜在保留价值。
（1）直接价值是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直接计量的价值，是生态系统生产的生物资源的价值（毛之永，1998）。这些产品可在市场上交易并在收入账户中得到反映；但也有相当多产品被直接消费而未进行市场交易。除上述实物直接价值外，还有部分非实物直接价值，如生态旅游、动植物观赏、科学研究等。
（2）间接价值是指生态系统给人类提供生命支持系统的价值（欧阳志云等，1996）。这种价值通常远高于直接生产的产品资源价值，它们是作为一种生命支持系统而存在的。例如固定CO2和释放O2、水土保持、气候调节、净化环境等。
（3）选择价值是指个人和社会为了将来能利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付意愿。选择价值的支付愿望可分为下列三种情况：为自己将来利用、为自己子孙后代将来利用及为别人将来利用。选择价值是一种关于未来价值或潜在价值，是在做出保护或开发选择之后的信息价值，是难以计量的价值，但并不代表该价值无关紧要，只是我们不知道，无法估算而已（肖寒，2001）。
（4）遗产价值是指当代人将某种自然物品或服务保留给子孙后代而自愿支付的费用或价格。
（5）存在价值是指人们为确保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继续存在（包括其知识保存）而自愿支付的费用。存在价值是物种、生境等本身具有的一种经济价值，是与人类的开发利用并无直接关系，但与人类对其存在的观念和关注相关的经济价值。
3）评价方法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主要包括物质量评价和价值量评价（赵景柱，2000）。
（1）物质量评价
物质量评价是从物质量的角度对生态系统提供的各项服务进行定量评价，其特点是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进而反映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运用物质量评价方法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评价，其结果比较直观，且仅与生态系统自身健康状况和提供服务功能的能力有关，不受市场价格不统一和波动的影响。物质量评价特别适合于同一生态系统不同时段提供服务功能能力的比较研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同一项服务功能能力的比较研究，是区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和服务功能评价研究的重要手段。
物质量评价采用的手段和方法主要包括定位实验研究、遥感、GIS、调查统计等，其中定位实验研究是主要的服务功能机制研究手段和技术参数获取手段，遥感和调查统计则是主要的数据来源，GIS为物质量评价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平台。物质量评价研究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支持。物质量评价是价值量评价的基础。
单纯利用物质量评价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结果不直观，不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并且由于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量纲不同，所以无法进行加总，从而无法评价某一生态系统的综合服务功能。
（2）价值量评价
价值量评价方法主要是利用一些经济学方法将服务功能价值化的过程，许多学者对价值评价方法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由于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评价和价值计量至今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根据已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技术和评价方法，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市场发育程度，可将价值评价方法分为实际市场评估技术、替代市场评估技术、模拟市场评估技术三大类。以下摘要进行介绍（戴星翼等，2005）。
①实际市场评估技术
费用支出法：这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评估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是一种古老又简单的方法，它以人们对某种生态服务功能的支出费用来表示其经济价值。如生态旅游价值，以旅游者支出的费用总和作为生态旅游的经济价值。
市场价值法：此法与费用支出法类似，但它可适合于没有费用支出而有市场价格的生态服务的价值评估，例如没有市场交换而在当地直接消耗的生态系统产品，这些自然产品虽没有市场交换，但它们有市场价格，因而可按市场价格来确定经济价值。
市场价值法先定量地评价某种生态服务功能的效果，再根据这些效果的市场价格来评估其经济价值。根据生态效益的正负划分，市场价值法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正服务评价法，它可分为三个步骤：先计算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量值，如涵养水源的量、CO2固定量、农作物增产量等；再研究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子价格”，如涵养水源的定价可参照水库工程的蓄水成本，固定CO2的定价可参照CO2的市场价格；最后计算其总经济价值。
一类是负服务评价法。例如，评价保护土壤的经济价值时，可以用由生态系统破坏所造成的土壤、能量及土地退化，生产力下降的损失来估计。
理论上，市场价值法是一种合理的方法，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价方法。
②替代市场评估技术
替代成本法：生态服务可以通过人造系统来提供，这时，生态服务的价值就相当于人造系统的成本，因为必须付出等量的成本才可以获得这些生态服务。例如森林涵养水源每年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很难计算，于是可以假定如果森林不存在，那么按照森林涵养的水量，与能蓄积同样水量的水库相比，则水库的投资、运行以及管理所需的费用，就成为森林涵养水源的经济价值。
替代成本法使用中的难点在于如何确定替代工程的合理化成本。采用不同工艺、不同技术含量所需的成本相差甚大。其次，替代工程是否在经济上完全等价，还是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替代工程和生态系统服务各自的溢出效益是不一样的。比如湿地因为处理污水同时会伴随其他生态服务的提供，而替代工程并不存在。当然如果湿地因为处理污水而影响了其他生态服务的提供，那么用替代成本法计算的时候也存在问题。
享乐价值法：该方法主要通过人们为相关商品支付的意愿评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如位于海滩边的房价通常比靠近较差景观的内陆房屋高。该方法的使用使人类乐观地认为，进行交易的商品总会存在一些可度量的特性用来预测其价格。但是该方法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评估时，由于缺乏一些现实的交易，往往导致参数的选择存在一定困难。如果缺乏可靠的信息，往往对环境的外部性不能准确估计。
③模拟市场评估技术
目前这类技术应用较多的是条件价值法（CVM）。这是一种直接调查方法，直接询问人们对某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WTP）或对某种生态系统服务损失的接受赔偿意愿（WTA），以此来估计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它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应用最广泛的评估方法之一。各种价值法适用于缺乏实际市场和替代市场交换商品的价值评估，是“公共商品”价值评估的一种特有的重要方法。
该方法用于评估通过假象市场体现的生态系统服务，主要通过描述不同状况，然后进行社会问卷调查。如通过问卷调查可以要求答卷者提出他们对提高河水、湖水或溪水水质，以便他们可以进行游泳、划船或钓鱼等活动的支付愿望。该方法存在技术上和概念上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这种评估行为不是基于真实的市场行为，其应用往往存在如下局限性：问题设计的合理性，问卷提供的信息以及问题提出的顺序都会影响评估结果等。
以下是条件价值法的主要步骤：
——为拟评价的生态服务系统建立一个假设的市场。例如制定一项在市中心保留旧民居的政策。应答者们会被告知地方政府采取怎样的行动，其效果将会怎样，并告知这一行动只有在获得一笔额外基金后才能启动。
——通过调查获知应答者的叫价。
——回收问卷，估计平均支付意愿或赔偿意愿。
——如果问卷是开放的，可估计叫价曲线，使用支付意愿或赔偿意愿作为因变量，以收入、年龄、教育以及环境质量等为自变量。
——加总数据，也就是将平均支付意愿转化为群体总价值。
6.1.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评价研究进展
1）国外研究
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识有很长历史，但是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从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刚开始，而近十年来已成为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突出特征是发表论文数量几乎呈指数上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97年Costanza等在Nature上发表的题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估算》的文章。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其引用率达Nature文章平均引用率的15倍以上。许多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纷纷就生态系统评估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发表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Science，Bio Science，Ecosystems，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著名杂志都曾进行过讨论。
（1）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评估产生的背景
许多学者都认为环境问题只有通过学科交叉的方法才能得到更好解决，因为环境问题是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环境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缺点：它只关心人类对环境的最大化利用，至多只提供人类活动所受到的环境约束信息，没有将经济学和环境学方法进行真正的统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应运而生，并表现出很强的活力和广阔的前景。生态经济学增加了人类对自然和经济活动相互关系的理解，试图将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服务与经济评价结合起来，并且针对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2001年启动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该项目是一项为期四年的国际合作项目，来自95个国家的1 300多名科学家参与了工作。这是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开拓性地对生态系统及其对人类福利的影响进行的多尺度综合评估，其研究成果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地球生态系统变化的信息（杨光梅，2006；欧阳志云等，2004）。
（2）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评估的作用和意义
评估研究可以提供关于生态结构和功能的信息，提供生态系统在支持人类福祉方面所起的多样和复杂作用的信息。当传统经济评估在公共管理机制（如市场及公共财产制度）不能很好反映出环境退化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时，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经济评估就具有特殊的作用。如果自然资源保育或恢复政策的制定没有价值概念指导，可能导致资源的误用或滥用。
（3）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若干争论
随着Daily（1977）《自然的服务：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的出版和Costanza等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的价值评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价逐渐成为生态、经济学界的热点。Costanza等的《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估算》一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极大震动和争议。自发表之日起的近两年时间里，以Costanza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和以Pearce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围绕该论文的一些观点、计算方法和有关内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世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可计算性、计算方法和计量中的技术处理问题等方面。应该说Pearce等对Costanza等工作的经济学挑剔是深刻的，只要生态系统功能价值的计量没有真正与经济学接轨，它就难以为经济学所接受并对经济实践产生影响。但是Costanza等人在反驳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如世界GNP应将世界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在内，坚持认为世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整体可计算的等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嵩龄，2001）。而且1998年Costanza也公开承认其关于全球生态环境价值的估算只是初步尝试，还存在如下不足：存在太多关于自然资本形态和经济背景性质相同的假设；评估是片面的、静态的，而不是总体平衡的和动态变化的；影子价格的选取从理论上和时间上存在不相关性。
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表述各自不同的观点。例如Serafy提出将相对独立的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加和，可能带来重复计算；而且如果加和时不考虑替代效应和经济预算可能带来的影响，往往导致估价过高。Heal提出“将研究重点放在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价值评价可能存在不足”，主要是由于一种物品的价格并不能反映其社会或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Sagoff认为环境体系与主要的社会价值体系密切相关，所以不能也不应该局限于货币价值。Wilson等认为通过现有的环境评估方法很难体现生态资源管理过程中生态保护的平等性问题。
另外，许多学者对于基于人类偏好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提出疑问：生态系统是否应具有特有的价值？由于人类对物理世界及经济的不确定性理解有限，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评估结果是否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生态系统变化及政策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其在时空分布格局上的响应还没有明确定论，仅通过货币收益的计算能否形成完整的评估体系？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是生态经济学的热点领域之一，国外众多学者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由于生态系统具有内在的复杂性，使基于边际成本的福利经济学评估结果难以全面解释；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评估的各种方法都具有一定的优点和不足，需要根据不同的评估对象和评估目标选择不同的评估方法，而且在选择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时间和空间尺度的转换；因此用经济学方法对生态系统进行的货币化评估往往很难反映出自然价值的丰富程度，而且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偏好可能随着时间或新信息的出现而变化，此时福利经济的评价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在实际研究中充分重视评估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注重运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理论，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生态服务功能的形成机制入手，研究和改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方法，设法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使生态系统的评估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和有效性，以便为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定及为生态系统管理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表6-1）。
表6-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经济价值评估方法的关系
注：①指基于Costanza（1997）的研究结果的货币价值；②指基于仅增加价值（即市场价格—资金—劳动成果）；＋＋＋：表示最常用方法；＋＋：表示次常用方法；0：表示在Costanza研究中未用但可能使用的方法。
源自：欧阳志云、赵同谦，2004.
2）国内研究（李文华，2004；吴人坚，2008）
我国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工作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森林资源价值核算研究。1982年，张嘉宾等利用影子工程法、替代费用法估算云南怒江、福贡等县的森林固定保持土壤功能的价值为154元/（亩·a）；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包括水、土地、森林、草地、矿产等资源的价值核算工作；李金昌等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于1998年出版了《生态价值论》，该书以森林生态为例，全面总结了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计量的理论和方法；此外，张建国（1994）、侯元凯（1997）、蒋元敏（1998）等进行了一些森林资源价值核算的案例研究和理论思考。
随着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工作的兴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生态学工作者开始系统地进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的研究工作。欧阳志云等（1996，1999）系统阐述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内涵及其价值评价方法，并以海南岛生态系统为例，开展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的研究；后又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了初步估算；薛达元等（1997，1999）在对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问题经济价值进行评估时，引入环境价值核算方法，首次采用条件价值法对长白山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进行了支付意愿调查；宗跃光等（2000）从土地利用角度，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体系进行研究，并将Costanza等单纯自然资本的测算推广到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测算；赵景柱、肖寒等（2000）将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方法归纳为物质量评价和价值量评价两类，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分析；谢高地等（2001）对全国自然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按17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Costanza等，1997）逐项估计各类草原的服务价值，得出全国草原每年的服务价值为1.497 9×1011美元；李文华（2002）组织编写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分析了我国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及其在生态环境建设中面临的主要科学问题；赵同谦、欧阳志云等（2003）对中国陆地地表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初步评价，得出了总价值约相当于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的评价结果。
徐中民等（2003）以黑河流域1987年和2000年的1∶1 000 000Land-sat TM图像解译数据为基础，分析黑河流域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变化，因此对黑河流域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进行了实证评估。陈源泉等（2003）认为为生态系统服务寻找建立特定的、真实的市场环境，将生态系统服务的间接价值转化为直接的经济价值，既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可促进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和保护。他们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市场转化（率）概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全球及我国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市场转化情况，并提出了将来的发展思路。戴星翼等（2005）在《生态服务的价值实现》一书中首先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生态服务价值的性质、类型和意义，然后再基于价值实现的角度，对生态服务进行了重新分类，并探讨了各类生态服务要素价值实现的路径。刘青等（2007）在《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研究》一文中提出：江西东江源区是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此课题目的是揭示源区的生态功能及其在维持区域和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的重要地位，并为东江源区生态保护及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张华等（2007）在《科尔沁沙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研究》一文中提出估算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改变情况，可定量评价土地利用活动对沙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旨在为研究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利用模式，促进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以及为制定区域生态安全管理决策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
杜加强等（2008）在《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评估》一文中提出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对于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分别采用Costanza和谢高地等确定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对重庆市1997年至2005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结果表明：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上呈增长趋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GDP的比值呈下降趋势。灰色系统预测的结果显示，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继续增长。甄霖等（2008）所著《生态系统服务消费模式、计量及其管理框架构建》一文将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定义为人类生产和生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耗、利用和占用，并构建了一个生态系统服务消费和管理的概念框架，将生态服务消费区分成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两种基本模式，并初步给出两种基本模式和两种生态服务消费的不同计量方法。他们认为：人们对生态服务的消费模式、消费量以及影响生态服务消费等因素的研究目前还很少有成果报道，他们还认为如下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①生态系统服务消费的机制与效用研究；②直接消费性和间接消费性生态系统服务研究；③生态系统服务消费的地域性特点；④生态服务消费政策选择的分析。
6.1.4 研究实例
1）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研究（徐中民，2003）
黑河流域是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典型的内陆河流域，从高山冰川/永久积雪、森林、草地到平原绿洲和戈壁荒漠，构成了一个干旱区复合生态系统。近五十年来，由于大兴水利、开垦荒地，导致流域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引起生态环境持续退化。上游地区主要出现了以草原秃斑地和草原沙化、杂毒草蔓延为主要标志的草地退化，天然林减少，珍稀生物种数量减少，以及冰川面积减少；中游地区主要是土地荒漠化与土壤次生盐碱化；下游地区集中表现为终端湖泊消失，众多天然河道废弃并形成绿洲内部沙源，天然绿洲萎缩，土地沙漠化持续扩展。
（1）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总经济价值
黑河流域生态系统在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由于人类对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巨大服务价值缺乏了解，导致人类在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取巨大“显性”经济效益的同时，缺乏对为人类提供巨大“隐性”服务价值的流域生态系统的应有保护，致使流域生态系统的景观特征发生了显著的退化型演替。因此，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将这一成本纳入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核算，以利于保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评估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有助于建立流域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可以为流域综合决策提供定量依据，有助于流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研究依据对黑河流域土地利用与植被覆盖的Land-sat TM图像解译数据，引用Constanza等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单位公顷价值的平均估算结果，对黑河流域及其上、中、下游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予以估算（表6-2）。
表6-2 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1987年与2000年）
源自：徐中民，2003.
从表6-2可见1987年至2000年，由于森林、草地、河/湖面积的减少，永久积雪/冰川面积减少，而沙漠/戈壁、盐碱地、裸岩/裸土地、建筑用地面积均有增加，使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显著减少。13年中，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年价值总共减少达3.949亿美元，相当于32.658亿元人民币。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显著减少有力地说明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比较黑河流域上、中、下游的面积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表6-3）可以看出，黑河流域上游面积只占整个流域的8.19%，其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占全流域的近19%；中游面积占流域面积的43.57%，而服务价值占全流域近67%；下游面积占流域将近一半，但服务价值占全流域不到15%。将1987年和2000年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绘制在流域平面图上，则得到图6-3的结果。2000年与1987年相比，高价值的区域明显减少，低价值的区域明显增多，整体表现出13年中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明显减少。
表6-3 黑河流域上、中、下游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对比（1987年与2000年）
源自：徐中民，2003.
（2）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
①经济发展以生态系统服务的巨大投入为基础
与1999年黑河流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102.54亿元相比，2000年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年价值相当于GDP的1.4倍。因此，流域的GDP的取得，是至少用流域内1.4倍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巨大价值投入得来的。
图6-3 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图
源自：徐中民，2003.
②经济发展措施不当造成生态系统服务的巨大破坏
从1987年至2000年，森林、草地、河/湖面积的明显减少，永久积雪/冰川面积减少，而沙漠/戈壁、盐碱地、建筑用地等面积均有增加，使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显著减少。13年中，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年价值总共减少32.658亿元人民币。这一研究结果有力地说明了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将其纳入区域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唯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维护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实现区域的持续发展。
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待解决的问题
——特定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特定单位价值的厘定。不同地区的同一类生态系统，由于其组成、结构、功能、过程、健康状况等方面差别的存在，其单位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不可能相等。用全球各类生态系统的各自的平均值计算某一个特定地区的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只能是近似值。所以，研究特定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特定单位价值，是获得该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唯一正确方法。
——对黑河流域而言，存在盐碱地、永久积雪/冰川、建筑用地、沙丘/戈壁、裸岩/裸土地等特殊的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目前在国际上没有平均的服务价值信息的提取。而这些生态系统，在黑河流域的特定地段又具有特定的生态功能和过程，获得它们的价值，是全面核算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础。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间变化研究。由于经济活动的巨大扰动影响，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等随时间而不断变化。只有监测这种变化，才能对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随时间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评估。
2）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评估（杜加强等，2008）
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评估一文针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比较研究较少的现状，分别采用Costanza等（1997）和谢高地等（2003）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动态估算重庆市1997年至2005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采用谢高地等（2003）的方法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时，粮食的价格分别采用2000年不变价、当年价进行计算。通过对不同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不同计算方法时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特征和变化趋势，定量分析变化的影响因子，并运用灰色预测方法进行趋势预测。最后，探讨三种计算方法的结果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及其反映的问题，为重庆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提供依据。
（1）研究方法
根据谢高地等（2003）的方法，依照式（6-1）（谢高地等，2003；肖玉等，2003）可计算出重庆市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提供食物生产服务的经济价值，再通过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谢高地等，2003）即可得出重庆市不同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的生态服务价值系数。
式中：Ea为单位面积的农田生态系统提供食物生产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元·hm-2）；i为作物种类，重庆市的粮食作物主要为稻谷、小麦和玉米；pi为粮食作物i的全国平均值（元·kg-1）；qi为粮食作物i的单产（kg·hm-2）；mi为粮食作物i的种植面积（hm2）；M为粮食作物种植总面积（hm2）。
得到重庆市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后，即可根据式（6-2）计算得出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
式中：ESV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k为土地利用类型；Ak为k类土地利用的分布面积；Ck 为k类土地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2）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1998—2006年）和《中国物价年鉴》（1998—2006年）。粮食单价分别按2000年不变价和当年实际价格计算，由此得到单位面积的农田生态系统提供食物生产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Ea（表6-4）。
将重庆市的土地利用类型与谢高地等（2003）划分的生态系统类型对照，则耕地对应农田生态系统，林地对应森林生态系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对应荒漠，水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对应水体和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的均值。
（3）数据和研究结果
具体见表6-4、图6-4～图6-6。
表6-4 重庆市粮食单产、单价和单位农田生态系统提供的食物生产服务价值（元·hm-2·a-1）
注：a）采用2000年不变价得到的结果；b）采用当年粮食价格计算得到的结果；c）此处价格为稻谷、小麦和玉米全国平均价的均值。
源自：杜加强等，2008.
图6-4 重庆市1997—2005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与GDP的比值变化趋势
图6-5 采用2000年不变价时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组成及变化趋势
图6-6 采用当年价时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组成及变化趋势
以上3图均源自：杜加强等，2003.
（4）结论
①总体上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上升趋势，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GDP的比值呈减少趋势。
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较大的林地面积相对数量较大，面积变化明显，决定着重庆市生态系统总价值的变化趋势。
③采用灰色预测方法对重庆市2006年至2010年的生态服务价值以及GDP进行了预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GDP均呈增长趋势，但其比值呈持续下降趋势。
④采用Costanza等（1997）的价值系数进行动态计算主要反映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采用2000年不变价计算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则反映了土地利用和粮食单产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综合作用；而采用当年价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还部分地反映了人们对生态系统支付意愿的变化。
⑤三种方法得到的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数值差别较大，所以不同方法的结果将不具有可比性。三种方法反映的问题不同，采用2000年不变价的计算结果更接近于实际的变化情况。
⑥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提升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前者慢于后者，因此仍需加大环境治理和生育保育的力度，使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3）转向生态服务的上海农村
对于上海农村的前途，也许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路，要给其一种有别于传统农村的角色定位：在大城市、小农村的格局下，在国际大都市定位的背景下，农村要向现代化和高度城市化的上海提供什么？戴星翼等（2005）认为，农村应该从传统的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转变为服务提供者，向市区提供生态、人文、传统的服务，使之成为城市的精神家园。他们提出有必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农村的边缘化与农业的弱势有关。全国的农业弱势问题涉及一些更为基本的原因，但上海有其特殊性。随着上海整体的发展，其农村作为农产品生产基地的角色，重要性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发掘其新的价值，研究其实现途径。也就是说，上海的农村和农业建设，需要新的目标定位。总体上，他们认为需要实现从传统产品经济向新型服务经济的转型。从向上海城市提供原料和作为上海菜篮子的产品提供者角色，转为向上海提供其需要的而城市不能生产的服务。
首先，上海需要农村提供的是生态和环境服务。城市越发展，森林、水系、田野、村落提供的生态服务就越宝贵。在太湖流域整体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上海要保护水源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大规模地修复农村生态，使之成为功能良好的“城市之肾”。
不难发现，这一角色与传统角色是冲突的。在产品农业中，人们需要投入大量各种最终可造成污染的物质；而在服务农业中，不但不能这样做，还应利用土地、植被、水体的净化能力，使已经进入环境的污染物得以降解和清除。以一个生态服务功能强大的农村支持经济功能强大的城市。这是郊区能为上海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作出的至关重要的贡献。
为实现这一目标，显然上海农村的产业结构、发展规划、建设思路，都应作出重大调整。需要淘汰某些妨碍环境保护整体目标的工业区。
其次，上海郊区应成为上海人的精神家园。国际大都市绝非意味消灭农村，而是要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使其处处赏心悦目，适宜于居住、郊游、娱乐、观光。它的景观质量、人文气息、社区氛围都应成为这座城市的骄傲。
不难发现，生态服务与景观服务是可以叠加的。设计良好的生态体系可以拥有显著的休闲娱乐价值。所以精神家园应更为强调水乡农村人文精神的复兴、对社区公共物品的呵护，以及宁静和谐的乡村生活。
农村从产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关键是其价值的实现路径。在概念上，农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是容易得到承认的。但是所有这些价值在现实生活中都正在被抛弃和破坏，而原因是对这些价值的保护不符合农民、基层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当前利益。可以说，如果不改变这些利益主体背后驱动力的机制和体制，保护、发扬和实现这些价值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重视与生态和文化保护相关的制度创新问题。当前迫切需要的制度创新有以下四个方面：
（1）财税制度。这是当前基层政府短期行为的最重要根源。例如，可以考虑将镇一级的收入来源改为不动产税之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出台，这一设想将变得可以实现。这一制度安排的好处在于促使镇政府领导关注安全、环境、基础设施、服务，以聚集人气，使辖区内的不动产升值。它同时会使一个地区追求自己的个性，在宏观上，这会使地区之间出现错位发展的格局，而从根本上克服大而全或小而全的顽症。
（2）转移支付。当农村转向生态服务后，除相关的旅游休闲业可进入市场，体验农业可以创造收益外，一个地区创造的生态服务价值是无法通过市场实现的。为此，就应建立政府补贴和转移支付制度。
（3）政绩考核。随着向服务经济的转轨，以及各地区的个性化发展，政绩考核制度和指标体系也需作重大修正。对于一个地区或镇政府的政绩，首先需要根据其定位确定，要坚决扭转唯GDP导向的考核实践。对位于水源保护区的镇，其政绩首要的是环境保护和就业，对以居住为主体的镇，考核指标必须以安全、环保、社区建设为主，而对重点发展工业的镇，考核内容则以招商引资、GDP和环保为主。
（4）社区自治。当前政府对基层社区公共权力的占有，是造成农村社区解体的根本原因。首先，当前需要完善村级选举制度以及配套制度，使村的公共事务建立民主决策和监督机制。其次，需要恢复村民小组的基本权力。镇政府不能以集体建设用地的名义随意征用土地。国家从经营性项目中退出，交由市场解决。国家为社会公共目的的征地活动，必须提高补偿标准，农民直接参与补偿标准谈判。
6.1.5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评价研究展望
在我国，服务功能与评价研究尚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欧阳志云、赵同谦，2004）：
（1）大多数服务功能评价没有对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服务功能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即缺乏足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机制研究，使这些工作缺乏可靠的生态学基础。
（2）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方面，目前多直接利用国外的定价或方法，与我国社会经济现状脱节，评价结果可信度低，可操作性差，难以取得有关方面和公众认同，也难在管理与决策部门应用。
（3）在服务功能评价中，生态学与经济学研究缺乏有机结合，评价理论与方法未取得重要进展，不仅在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缺乏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支持，而且使服务功能保育难以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决策之中。
（4）缺乏服务功能评价应用领域与方法研究。明确的应用目的会使评价研究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探索性地开展一些应用研究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生态服务功能研究的重点将主要集中在下列四个方面。
（1）服务功能基础理论研究
关于服务功能的可计算性、计算方法等理论问题仍存在持续争论。这些问题包括：
①目前建立在市场基础的价值评价方法能否用来表征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的重要性；能否反映生态系统服务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对人类社会价值贡献的变动。
②如何处理基于供给和需求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价值的可分解性和可加和性；负效应问题；功能与效能等。
（2）服务功能机制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机制研究的基础是长期生态定位研究，以现场实验观测为主要手段，通过实验结果与系统模拟相结合，分析各类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与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系及其规律，使服务功能评价得以量化。
服务功能机制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
①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与发育状态、不同人类影响程度下的水文调节功能机制、营养物质循环与保存机制、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污染物净化功能机制等。
②通过实验研究，探索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机制，比较分析不同干扰方式与干扰程度影响下，生态系统结构与过程的变化，以及相应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响应特征与变化趋势，为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育、生态建设与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提供基础。
（3）评价方法研究
由于价值评价的复杂性，使评价方法研究更具迫切性。试举下列三方面问题。
①不同尺度下数据的耦合及应用：在中、大尺度范围（地区、全国乃至全球）进行评价，由于其自然生态条件相去甚远，而且无法保证相应的定位研究密度，其服务功能指标参数选取的精度和合理性是我们评价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②价值评价方法及其不确定性：理论上意愿调查法可以用于任何功能的价值评价，就价格的恰当性而言，支付意愿价格所反映的是享用者心目中的价值，因而最恰当。但是由于受被调查者主、客观多种因素的限制，很难有理想的代表性，其结果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目前，替代成本法是一种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中被广泛应用的价值评价方法。但在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下，选择“替代物”或“替代处理方法、过程”成本往往较高。采取何种处理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其价值？影响生态经济价值的重要因素有哪些？不同生态经济价值评价方法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价结果会产生哪些影响？不同生态经济价值评估方法的适应条件与范围有哪些？
③重复计算和遗漏计算：在服务功能评价中必须认真分析各项服务功能之间的层次关系和因果关系，在机制、过程分析的基础上找到价值评价的有效节点进行计算。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计算过程中的重复或遗漏计算，这将是今后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
（4）应用研究及案例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服务功能价值定量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充分了解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及其价值，将研究重心从“生态争论”转移到经济评价上来，为生态资源的有效配置、合理定价和有效补偿提供科学依据，为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奠定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尝试在以下几个领域开展：
①区域生态恢复方法及决策管理。
②区域规划：服务功能价值评价是区域生态规划的基础和重要依据。
③水资源管理：水生态服务功能研究可以明确生态用水在水资源合理配置中的地位，从而合理分配生态用水量，指导水资源合理定价，帮助建立以保护水源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补偿机制等。
④土地资源管理：土地的价值构成包括生产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三方面，其中生态价值的估算需以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的理论和方法进行。
⑤区域生态管理与生态税：上游地区为保证下游重要城市的供水安全，不发展或关闭有污染企业，造成一定经济损失，作为下游的主要用水城市理应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生态服务功能经济价值评价是确定生态税征收的基本依据。
⑥建立国家综合环境资源核算体系。服务功能价值评价为实现绿色GDP核算体系提供技术支撑。
6.2 生态资产评估
20世纪以来，生态资产（Eco-assets）研究逐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生态资产是以生态环境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重点的跨学科领域，准确界定生态资产及其相关概念，探索生态资产评估的研究动向对进行生态服务评价和生态补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6.2.1 自然资本与自然资产
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是1948年由美国学者Vogt在讨论美国国家债务时第一次提出的，他指出自然资源资本的耗竭会降低美国偿还债务的能力。Vogt在这里所讲的自然资本是指自然资源的价值。在以后国内外的大量文献中，自然资本常被狭义地理解为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我国学者姜文来（2004）认为，自然资产具有明确的所有权，且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能够给所有者带来效益的稀缺自然资源，该定义更为强调自然资源的权利归属性和潜在利益创造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生态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人们对生态环境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自然资本或自然资产概念的理解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的价值，而是涵盖了自然环境中可以为人类所利用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的所有物质或非物质价值形态，包括气候、海洋、森林、河流、土壤以及生物、生态系统产品等生态服务价值。这一概念的拓展，跨越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赋予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以经济价值的意义和属性，同时也在全球掀起了关心自然资本对人类经济社会价值评估研究的高潮。另一方面，自然资产也进入了社会经济记账系统。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记账系统都将自然资本纳入其中。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生态资产或自然资本纳入国民经济账户，以衡量其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程度。
6.2.2 生态资产的概念
王健民（2001）认为“生态资产”从广义上来说是一切生态资源的价值形式；从狭义上来说是国家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并能带来直接、间接或潜在经济利益的生态经济资源。“生态资源”或“生态经济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系统物质构成和生态功能的源泉。传统经济学把生态环境看成是纯自然物，认为其只有自然属性，而且又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认为自然物是没有价值的，没有将生态系统看做是社会总资产的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由于资源、环境、生态形成了全球性的问题，人们为了寻求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反思了历史认识的局限性，发现问题的经济学根源是“自然无价值论”。他们提出了资源、环境、生态的价值观和生态资产的新理论和新观点，初步形成了自然经济学框架，从不同角度研究形成了不同部门的自然经济学，如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及生态经济学等。
新的资产观点与传统资产观点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认为自然界的生态环境资源尤其是生态环境经济资源是自然创造并赠予人类的资产，它是社会经济资产的基础资产，它属于社会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6.2.3 生态资产概念的界定
高吉喜（2007）认为生态资产是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的各种服务福利的价值体现，包括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具体内容如图6-7所示。
图6-7 生态资产组成与概念（高吉喜，2007）
生态资产是在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两个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二者的结合和统一，表征人类对生态环境、自然资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对生态资产概念的认识过程是动态的、发展的，是逐步深化和延展的。从自然资源价值发展到生态服务价值，从有形的、实物形态的、可以划归权属的经济收益价值发展到无形的、公益性的环境服务价值。因此，对生态资产概念的认识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环境过程的具体体现。
6.2.4 生态资产的构成
王健民（2001）认为，生态资产的构成包括生物资产、基因资产、生态功能资产和生境资产。
1）生物资产
“生物资产”是生物资源的价值形式。因此，要了解生物资产，首先要了解生物资源。生物资源是生物圈中对人类具有一定价值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以及它们组成的生物群落。
世界上生物资源有多少？最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指出：科学家估计全球拥有500万～10 000万种生物物种，而人类已认识（经科学鉴定定名）的生物约210万种。其中，动物约150万种，植物约50万种，微生物约10万种。从生物量来说，植物量最大，约为动物量的几百倍至几千倍以上。这是由“生态金字塔”及“生态链”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如果植物量不足动物量的100倍以上，动物乃至人类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2）基因资产
每一个生物种群由于突变、自然选择或其他原因，往往存在遗传上的不同。某些种群具有在另一些种群中没有的特殊基因变体（等位基因），或者在一个种群中很少的等位基因可能在另一些种群中出现很多。这些遗传基因差别使生物种群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更成功的繁殖和适应能力。
生物种群及个体的这种遗传基因多样化，对于生态系统来说，使之更丰富、更稳定、更适应环境的变化；对于人类来说，生物遗传基因多样性提供了动植物优良品种的育种材料。一个优良品种，可以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生物遗传基因是极为难得的自然资源，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自然资产。
3）生态功能资产
生态资产不仅具有物种和遗传基因的实物形态，还具有生态功能的无形形态。从生态功能时刻都在维系人类生存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生态功能及其价值不能忽视。
生态功能资产主要反映在：一是生物多样性提供生态系统演替与生物进化所需的物种与遗传资产；二是生物多样性是形成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重要资产；三是表现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资产。目前，由于前两方面的价值定量困难，生态功能资产主要还仅限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资产评估。如有机物的生产、二氧化碳的固定及氧的释放、土壤的生态功能、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降解污染物、维持优良的景观等。
4）生境资产
生境资产是生态资产中不可割的组成部分。如阳光、气候、土壤、地理、降水等，都是人类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宝贵环境经济资产。生境资产的价值因有无生物存在及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度而变化很大。一般来说不适宜生命存活的地区，其生境资产的直接使用价值是十分低下的，而在生物种类繁多、生长繁茂的地区，生境使用价值是十分巨大的。它也特别适合人类的生存、休憩、游乐、疗养的要求，各个国家的别墅区就是建在生境特别优良的地区。
由于不同生境适合不同的生物生存，特殊的生境适合特殊的生物生存，所以不同的生物、生境在整个生态体系中均有其生态位、生态功能和生态作用。即使是不毛之地的生境，也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和作用。例如，南极就是全球气候的致冷器、指示器和调节器。所以，在生态资产评估中，必须十分慎重，只有相当全面地了解生境（包括极地、湿地、荒地等）的各种功能和作用，尤其是特殊功能和作用，才能对生境资产价值的大小进行评估。
6.2.5 生态资产特点及研究趋向
生态资产是生态经济学中新兴的概念，是生态科学与经济科学的交叉学科。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分析生态资产的概念和特征，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生态资产的研究动向，避免陷入误区（高吉喜，2007）。
1）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
生态资产是指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的福利价值。在生态资产研究中，必须考虑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决不能只从自然的角度评价生态资产。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对某个区域的生态资产核算量巨大，但都难以转换成经济价值。因此，人们经常面临的困惑是：很多生态环境好、生态资产大的地方经济不发达，贫困现象非常普遍，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本性原因是没有将生态资产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缺乏互动性。
由于生态资产是以人作为主体需求的有用性，生态资产研究在探究生态环境发展演变规律的同时，应更多地考虑与区域或全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发展规律和互动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2）不可替代性和公益性
不同区域生态环境所提供的福利和服务也不同。因此，为了使不同区域间的生态资产可以横向分析比较，生态资产的评估和研究通常都以货币进行度量。但需明确，生态资产对人类的服务和福利是人类经济社会中“万能”的货币所无法替代的，生态服务是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与环境基础，任何空间或区域的生态环境都不可复制，也不可能被替代。生态资产在一定意义上为人类所共有，是全人类的公益性资产，对生态资产的合理调节与分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生态资产的研究体系和应用模型如图6-8所示。目前生态资产研究大多是对一个区域的生态资产总量进行评估，这虽是基础性工作，但不应成为生态资产研究的目的和核心。Constanza认为：生态资产的总价值是无限的，仅对其总量进行评估没有意义，而研究其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才更有价值。因此，生态资产研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揭示区域或全球生态资产变化对生态环境所提供给人类福利的影响过程和规律，来寻求一个整体运行良好、健康稳定的、可以满足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生态环境。
因此，根据生态资产的特点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生态资产研究应在静态评估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视角和动态的视野，开展区域间的生态资产转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资产的需求量和损耗量的研究，以及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生态资产的累积量评估。同时，需关注不同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生态资产构成、功能与动态变化过程，从而使生态资产研究成果与现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密切结合。
图6-8 生态资产研究体系及应用模型（高吉喜，2007）
6.3 生态补偿
经济和市场手段被用于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已有很长时间。最初，生态补偿主要用以抑制负的环境外部性，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PPP）向行为主体征收税费。然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生态补偿逐渐由惩治负外部性（环境破坏）行为转向激励正外部性（生态保护）行为。
6.3.1 国内外生态补偿现状
秦艳红（2008）认为生态保护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经济活动，实施过程中会引发两种矛盾：一是较低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较高的边际私人成本之间的矛盾，二是较高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较低的边际私人收益之间的矛盾。在这两种矛盾作用下，生态保护往往以牺牲部分人的当前利益来获取社会大范围的长远利益。如果不提供补偿，就难以调动人们参与的积极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此提出了“谁保护，谁受益”原则（Provider Gets Principle，PGP），此处的“受益”即受到补偿。对于生态服务的受益者来说，长期以来一直视生态服务为“免费的午餐”，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逐渐有了为生态服务付费的意识。这就是生态补偿的另一基本原则——“谁受益，谁补偿”原则（Beneficiary Pays Principle，BPP），此处的“受益”指享受生态服务。
许多国家和地区已采取生态补偿措施，但常是政府买单而不是受益者。通过较多调查，Hanley（1995）发现PGP在一些地区已付诸实践，而BPP却很少被采用。即使有的项目向受益者征收补偿，但多为单要素补偿，仅考虑部分受益者。虽然随着生态意识的加深，人们的支付意愿也逐渐加强，但要使生态补偿变为一种主动行为并将其制度化仍存在很多困难。实现BPP原则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问题之一。
受偿地区一般为贫困地区，如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补偿停止后将重新面临生态退化的危险。因此，生态补偿还肩负着提高社会福利、改变粗放落后的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重任，即应将“输血式”补偿转变为“造血式”补偿。
1）概念界定
赵旭等（2008）认为：生态服务补偿的概念源自1996年哥斯达黎加在其新森林法中提出的创新的森林战略政策框架。通过这一政策，完全管理或保护森林的土地所有者会因为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得到酬劳。生态服务在这一政策中特指森林提供的四项服务：碳吸收、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和美丽的景观。近年来，该项政策在拉美国家得以普遍推广，并在世界范围内带动起以市场工具管理及保护自然资源的实践工作。其概念及内涵也在实践中得以拓展，Pagiola等（2005）认为生态服务补偿是对自然资源管理者产生的部分生态服务给予一定的补助，以提高其保护这些服务的积极性。近年来在我国掀起了生态补偿研究的热潮，而实际上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和实践可以归结为生态服务补偿的范畴。李琳（2006）提出生态服务补偿是由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对提供者进行的补偿。李文华（2006）在辨析生态补偿概念时就提出：“广义的生态补偿应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服务功能两方面的内容：由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向提供者提供因保护生态环境所造成损失的补偿，以及由生态环境破坏者向受害者的补偿”。同时他认为：“因为我国在增收排污费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一套较完善的法规，因此生态补偿研究的重点应主要放在生态服务领域”。周映华（2008）认为国内学者在研究生态补偿时，习惯将其直译成英文“Ecological Compensation”，而国外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所使用的术语是“Payment for Ecological（or Environmental）Services”，直译就是购买生态（或环境）服务。Compensation（补偿）从词面的理解来看，强调的是受益方从道义上对付出方的回报，它似乎不具有约束性，而依靠的是自觉自愿。Payment（购买）则强调的是双方地位平等，通过契约和市场交换，一方得到生态服务这个商品，另一方则得到报酬。周映华又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是对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流域生态系统和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流域造成污染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以及对因保护流域生态环境而丧失发展机会的居民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和政策上的优惠。流域生态补偿不仅是下游对上游的补偿，它应当是全方位的，例如，当上游造成污染时，也应给下游居民以补偿。
2）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很多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生态补偿实践，主要涉及流域水环境管理、农业环境保护、植树造林、自然生境的保护与恢复、碳循环、景观保护等（见表6-5）。
最有代表性的项目是在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等拉丁美洲国家开展的环境服务支付（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项目。该项目由世界银行发起。此类项目主要通过增加流域内的森林覆盖率改善水质和水文条件，因此补偿费主要向用水者征收，其他生态服务的受益者不被考虑。
生态补偿在农业环境保护中也广为应用。中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向退耕农户提供一定数额的实物和现金补偿，主要补偿粮食损失和造林的各种投入。美国的保护与储备计划和欧盟的农业环境保护项目都采取了补偿措施。
表6-5 生态补偿的类别与案例
源自：秦艳红等，2008.
由于森林提供的生态服务最有效，生态补偿措施在林业中也广为采用。爱尔兰为鼓励私人造林采取了两种政策措施，即造林补贴和林业奖励。中国于2001年设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主要用于提供生态效益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
欧盟于1992年推出了栖息地保护公约，用以生态补偿措施在法律上被确立。在新西兰，促进私有土地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激励措施包括自然造林基金、开放式契约及降低税率等。
全球碳贸易也是生态补偿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制定了《京都议定书》。由于在本国内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更高，一些发达国家热衷于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当量。全球碳贸易被推向高潮。
在中国，具有生态服务补偿性质的实践还有：浙江金华江上游的东阳市和下游的义乌市之间制定的水权交易协议，由水资源紧缺的义乌市向水资源丰富的东阳市每年支付一定的费用购买调水权；宁夏的两个水电厂向供其用水的水库投入资金进行灌溉节水措施的改造等。以上两例可以说明生态服务补偿已在横向单位间进行。
6.3.2 生态补偿现状评价
秦艳红等（2008）认为生态补偿已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理论探讨和实际应用之间还有不少问题，其主要表现是：
（1）生态补偿是建立在生态学与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而在实际中二者缺乏交叉融合，往往过于强调生态目标而忽略了经济因素对生态保护的影响。
（2）生态服务的供给方、受益方以及供给方向受益方提供何种服务和提供多少服务常界定不清。
（3）补偿标准不合理，一般采取“一刀切”，忽略了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性。受益者的支付标准如何确定尚未有明确的计量方法。
（4）生态补偿往往只针对一种或少数几种生态服务，这种单要素补偿造成生态建设和保护在同一地区重复实施，进一步导致效率低下。
（5）大多数项目为“输血式”补偿，注重经济支付，忽视对受偿者行为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生态保护不可持续。
（6）补偿机制缺乏有效监管和制衡，交易成本过高。
6.3.3 生态补偿的管理：来自欧盟的经验
1）实施背景
欧盟的农业发展是以大量的自然资源消耗、大量的化肥和农药施用为基础，这导致了水源、土壤的污染，以及一些重要的生态系统破坏。所以，生态环境问题是欧盟启动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背景。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农业生产过剩，欧盟希望农民降低生产，为此启动对休耕、粗放经营等措施的补偿政策；另一个因素是农村的贫困化与低就业率，启动补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
2）主要政策内容与管理机制
（1）执行机构
欧盟内部农业环境政策的制定和组织需要一个配套的执行机构。表6-6列出了有关执行机构。
表6-6 农业环境政策的执行机构
源自：秦艳红等，2008.
（2）补偿标准
究竟如何确定标准存在各种争议。一种是以成本为基础，计算各种投入。在这种计算中，关于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的争议较少，它们是通过市场来确定的。对机会成本的评价通常以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指数为基础。对于农场主投入的劳动力的成本计算是以任务的期限、难度以及农业环境措施占用的时间的百分比为基础来确定的。
（3）补偿范围与目标
以苏格兰为例做一简介。其主要范围是景观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维持，大体可划分为九大类：如鸟类保护、高生物多样性区保护、湿地景观保护、小区域保护等。
其目标也较广泛，以阿尔卑斯协定（包括奥、法、德、意、瑞士等国家）为例做一介绍。其目标如下所示：
①人口与文化。目标是尊重、保护与促进地区的本土文化发展，促进区内和区外居民的互相理解和合作。
②地区规划。目标是保证经济合理地利用土地和协调整个地区和谐发展，特别是预防自然灾害、保护和恢复生物栖息地等。
③废物管理。目标是发展一套废物收集、利用和处理系统，满足地区特殊地形、地势和气候条件的需求。
④其他还有防止空气污染、土壤保护、水管理、农村自然环境保护、山地农业、山地森林、旅游与娱乐、交通、废物管理等目标。
（4）制裁
在同意加入生态补偿项目之前，申请者必须确保其有能力来执行农业环境计划，如不能按计划进行，专业机构能运用下列方法对其制裁：①对于应付的支付额，预扣所得税；②返回支付额和及利息；③终止任务；④补助金的10%作为额外惩罚；⑤两年之内不准参加其他环境项目。
（5）评估与监测
每一个成员国必须呈递它们对农业环境措施的每年支出的评估报告。它们集中在财政和账户的主体上，比如支出、撤销、结账、支出的调整，基金之间的转移等。对于政策的制定、计划和预算分配的调整，欧盟已确立了一个综合的中期评估报告。在报告中，成员国需提供报告的评估机构并对区域性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做一个完整的环境评价。
欧盟对每项工程都设定有具体的监测指标，包括财政和非财政指标，按此指标收集到的所有信息都要报到欧盟。监测委员会、管理和执行机构及其他的组织、申请者在申请这些项目时，就这些指标进行讨论，并确认是否同意以这些指标进行监测。
3）欧盟生态补偿对中国的启示
（1）国家与地区政策要保持一致性
不仅国家与地区政策要保持一致性，整体与地区计划也要保持一致性。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运用分散化决策和计划方法。由于目前的市场没有给环境服务定价，所以农业环境政策是必要的。在很多欧洲专家看来，实际上对环境服务的价值很难精确进行计算，所以必须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对其进行补偿，这种补偿必须与社会意愿支付相吻合。
（2）重视监测与评估
由于一些环境影响需要时间来呈现，所以数年的监测和测试是必需的，目的是为了看到趋势。评估各种措施产生的各种影响，尤其是评估环境影响并非易事，如要使评估是科学的，必须要选择适合于单个计划和区域的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结论。
（3）控制管理成本
在欧盟的生态补偿计划范围内，对于农业环境措施的执行而言，会持续有高的经常性成本和让渡成本。国家性的指标显示成本在9%～45%之间，以及标准变量在±5%范围内变化。
所有形式的政策介入都需不同水平的管理成本。相比较于市场管理政策，农业环境措施被标以很高的执行成本和高交易成本的特征。
（4）教育与经济激励相结合
农场主提供环境服务首先取决于欧盟所提供的经济诱因：很高的补偿支付。农场主有很强的意愿来接受所需要的约束，这些约束会在农业环境措施的运用中碰到。但是，同样的经济补偿，对有一些农民取得的效果更为明显：如受过教育并且获得信息充分的农场主，以及对环境持有积极态度的农场主更愿意保护环境，提供环境服务。
相当多的农场主可能倾向于在他们的合约结束后继续实施农业环境措施。这说明用于维持现行状况的支付水平能有效地防止环境恶化并且那些措施能帮助农场主在边干边学中更好地掌握对环境友善的技术。
6.3.4 森林生态和退耕还林的生态补偿问题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也是健全生态保护经济激励机制和融资机制的有效手段（李文华，2007；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2007）。
1）生态补偿框架
目前对生态补偿并没有公认的定义，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生态补偿是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生态补偿实践与多个部门相关，同时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进行，并存在不同的补偿主体（见表6-7）。
表6-7 生态补偿问题的类型和政策途径补偿方式
源自：李文华，2007.
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框架中，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开始最早，取得许多经验，可给其他领域借鉴。
2）森林生态补偿的内涵与范畴
国际上对森林生态补偿的研究是以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为基础。分析与评价森林服务功能的价值成为生态学、林学与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的前沿课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生态学者系统地对森林服务功能进行研究，包括能值量、物理量及价值量的评估。同期，我国的林学工作者也开展了森林资源核算的研究。他们主要以森林价值为主，同时以绿色GDP核算为载体，考虑森林的生态价值。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森林生态补偿研究，包括理论、政策和操作层面。
根据以上研究，国内对森林生态补偿存在下面两种看法。
广义概念：对森林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对个人或区域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对具有重要生态环境价值的区域或对象的保护性投入。该层次范围内不仅包括公益林生态补偿，而且包括林业重点工程、森林病虫害防治、防火等。目前，中央每年在这方面直接投资达到400亿元。
狭义概念：仅包括现在进行的公益林森林生态效能补偿基金制度所涵盖的内容。这项基金是对重点公益林管护者发生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付出给予一定补助的专项资金，它结束了我国长期无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的历史，开始进入有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的新阶段。目前，中央每年直接投资20亿元。
国家对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所涉及的当地职工与农民进行补偿，为他们所提供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这应该属于森林生态补偿的中等范畴概念。中央每年直接投资300亿元。
3）退耕还林中的生态补偿政策（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2007）
为了恢复生态、保护环境，确保西部地区乃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自1998年起国家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
（1）政策的演进
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视察西南、西北五省，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综合措施。随后，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在1999年率先启动退耕还林、还草试点示范工作，当年完成退耕还林38.15万hm2，宜林荒山荒地造林6.65万hm2。
2000年1月，中央2号文件和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会议将退耕还林、还草列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3月，国家林业局、计委、财政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2000年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退耕还林（草）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这项工作正式启动。
2002年1月10日中央召开的退耕还林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宣布退耕还林工程全面启动，工程扩大到25个省（区、市）。国家计划2002年退耕还林任务为573万hm2，其中宜耕荒山荒地造林308万hm2。4月11日，根据两年多来的试点试验，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为把退耕还林工作扎实、稳妥、健康地向前推进，提出了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的若干政策措施。到2002年底，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任务770万hm2，其中荒山荒地造林398万hm2。
到2004年底，我国6年来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荒山荒地造林1 913万hm2（2.87亿亩），陡坡耕种、毁林拓田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两个百分点，水土流失明显减轻。同时，国家对这些地区实行粮食或现金补助的政策。据统计，工程实施六年来累计有2 000多万农户、9 700万农民获得退耕还林相关补助。国家已投入资金700多亿元，其中粮食补助资金540亿元，种苗补助140亿元，生活费补助60亿元。
（2）我国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的经验及问题
①以区域为基础进行对象选择
生态补偿应选择最有效的补偿对象，由此可以引申出两条重要原则：一是在各种被选对象中选择成本最低的对象；二是选择只有通过生态补偿才会乐意提供生态服务的对象。
判断我国退耕还林工程布局的合理性，可从分析、比较我国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价值入手，考察现有的退耕还林区域是否也正好是那些农业生产价值较低的地方。计算和分析结果显示，在黄土高原和西北地区内，农业耕作活动提供生态服务、产生经济效益、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社会保障能力都处于最低一级的水平，因此也理当是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的重点区域。
生态补偿对象选择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激励性原则。任何一项经济活动，其价值包括经济、社会与生态价值三个方面。当经济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增加发生矛盾时，为了实现生态保护目标，对经济活动主体进行补偿是必要的。退耕还林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生态价值。但是，在实现退耕还林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农民都承受了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损失，所以必须进行补偿。表6-8显示的是各地区经济社会损失与水土保持价值（最直接的生态价值）的对比情况。
表6-8 各地区退耕还林的年度经济社会效益 单位：元/hm2
源自：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2007.
对比各区域内退耕还林的水土保持效益和社会经济损失可以发现，在单位面积的水土保持效益上各地区的差异不大，而在社会经济损失上各地区的差异较大。这意味着，影响各地区之间退耕还林效益差别的因素主要是退耕还林的社会经济损失。
通过对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经济及社会效益进行计算和分析，可以判定我国退耕还林布局基本合理。但在各地积极性很高、政府又面临资金约束的前提下，应强化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有关工程，相应降低南方的工作强度，并且如果必须坚持这些地区的退耕还林，则应给予较高的价值补偿，也即这些地区的单位面积补偿标准应有明显提高。
②以区域机会成本为基础确定补偿标准
在确立补偿标准时，我国采取机会成本法，每亩退耕地所得到的补偿应不低于它因退耕还林所蒙受的净损失。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应具体考虑到这些不同退耕还林区域之间的机会成本差异。
通过退耕还林工程获取生态效益的机会成本基本上就是此前已专门计算的“经济社会损失”（见表6-9），它是指退耕还林所造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的变化之和。表6-9计算了各个区的实际补偿标准，并将它们与当地退耕还林工程的机会成本（也即“经济社会损失”）相比较。
表6-9 各地区退耕还林现有补偿标准
源自：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2007.
比较结果说明：第一，现有分南北两大区域制定的补偿标准，南方的补偿标准高于北方，反映了南方和北方在实施工程时机会成本的大致差异，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现有南北两个补偿标准，没有反映各区内部机会成本的实际差异，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第二，鉴于目前所有退耕还林区的实际补偿标准都不同程度地高于“机会成本”，将来可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适当降低补偿标准。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各地的补偿标准应当在70～180元/亩之间，其中南方地区可高于150元，北方则低于100元。
李文华等（2007）认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还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地域因素。不同地域有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制定补助标准时应考虑地域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及服务功能的差异性。
二是林种、树种的不同。应综合考虑林种、树种、林龄、林分质量，科学地确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标准。
三是造林方式。有封山育林、飞播造林、人工造林等，要综合考虑其造林成本。
四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应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给出合理的补偿标准。
③补偿资金的投入与分配
国家对西部退耕还林的补偿期限为：生态林暂定为8年，到期后根据农民收入再补几年，经济林补5年，种草补助2年。这种工程性投入一般都具有期限性，资金投入量大，但缺少持续性。在工程实施中，“重造轻管”现象十分普遍。虽然从工程期看是完成造林种草任务，但在随后的生长过程中，由于没有可见的经济利益或相对应的补助机制，导致管护不足，如果单纯依靠农民个人的投入是远远达不到退耕还林的目的的。由于投入的不足使退耕地不能实现高效利用，造林成活率低、保存率低。林草生长不好，难以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难以使退耕还林农民从退耕地上取得较好的经济收益，从而又可能导致退下来的坡地又出现返耕现象，在工程环境目标的实现上大打折扣。此外，工程性资金具有不稳定性，因为它没有对应固定的财政收入项目，主要是从政府专项拨款、补助或发行国债的收入中实现，当政府财政出现收入不均衡需要削减财政开支时，很可能会影响生态工程财政资金的到位情况。
④区域间利益的协调
从区际协调的角度看，流域生态治理中缺乏有效的机制来协调不同区域的利益。要实现流域生态安全，必须建立全流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协调机制，对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实施利益补偿，通过宏观调控与管理，强化全流域生态治理。要根据不同区域在生态保护与建设中的作用与地位、环境成本与利益的比较，制定出合理的区域间利益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使上、中、下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和建设能够协调一致，形成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对受益部分进行货币计量，并以受益方的实际受益进行支付，以满足中西部地区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资金需要，为西部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态与发展机会。
⑤生态补偿的监管、评估与可持续性
国家实施退耕还林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以粮代赈来增加植被覆盖、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是江河源头、大江大河两岸、湖泊、水库周围的陡坡耕地和风沙危害严重的沙化耕地。从目前情况看，建设重点不突出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地区在分解计划时实行利益均摊、任务分散，达不到集中连片治理的目的，不利于规模效益的发挥。同时，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地位重要的区域安排任务过少甚至没有安排任务，急需治理的流域和区域得不到优先治理，违背了先急后缓的原则。
国际经验表明，任何补偿方案要想有效地执行，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土地所有者在得到支付时是以真实提供某种服务为交换的。目前在西部生态效益补助资金方案的执行中，林（草）地所有者和经营单位似乎并没有充分认识这一点。基于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当他们收到补助资金时并没有对要做的什么进行承诺，如此会导致在获取资金时出现欺骗和误导，进而埋下了未来当参与生态效益补助资金方案的机会成本增加时林（草）地用途转变的隐患。
尽管退耕还林政策中已明确提出“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收益”，但是退耕后所营造的林木特别是生态林在补助政策期满后，如何获得经济收益是退耕农户最关心的事。生态林的目标主要是取得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即使能取得经济效益也需要较长的时间。由于退耕还林后的8年后的林木经营利用政策不明确，直接影响退耕农户和其他造林实体营造生态林的热情，若处理不当有可能发生反弹，难以保证退耕还林生态目标的早日实现。在实施退耕还林中，对经济林良种培育及经济林产品后期开发加工等后续产业发展重视不够，与农民利益结合不紧密，直接影响到退耕还林的持久性。
（3）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董小君，2007）
①转变观念，用法律制度来保证西部老百姓的生态权和发展权。将“西部生态补偿机制”置于国家战略的地位来考虑。将生态补偿机制从政策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尽早在国家层面出台一部生态补偿法。
②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扩大实施范围，将补助期限延长到20年。将政策转化为制度，当工业化发展至农民离土生存时才中止此项政策。
③建立有利于生态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议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中增加生态补偿项目。建立“资金横向转移”补偿模式，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由两种资金组成：增值税由州分享部分的1/4；财政富裕的州按照统一标准计算结果拨给穷州的补助金。
④科学量化补偿标准。美国退耕项目的补偿资金全部由政府提供，但政府并不统一规定补偿标准，而只是根据实现森林多功能目标建立“环境效益指数”和根据土壤特点调整的租金率（即补偿标准）这两个评价体系，用于估算能反映各地实际情况的租金率。美国政府借助竞标机制和遵循农户自愿原则来确定与各地自然和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租金率。这种方式确定的补偿标准实际上是农户与政府博弈后的结果，化解了许多潜在的矛盾。
我国制定科学的生态补偿政策有如下两个思路：一是根据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来定价；二是根据生态系统类型转换的机会成本（即由于生态保护者要保护生态环境，牺牲了部分发展权）来确定。从目前来看，根据机会成本确定补偿的可操作性较强。但是，从公平性来讲，根据生态服务价值来确定补偿标准更合理。
我国“退耕还林工程”的补偿虽然解决了部分西部地区居民的生活问题，但与瑞典等发达国家对退耕造林实行50%的补助率相差甚远。建议在调整补偿标准时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通货膨胀的因素。现有退还工程项目每亩补贴50元的种苗及造林费，这是1999年确定的。据林业部门测算，西北地区实际造林成本平均为每亩300元左右，仅苗木费平均就达150元。
二是国家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要考虑原始投资成本。
三是要考虑林地产权及土地价值。
⑤征收“生态税”或“生态附加税”，建立长期稳定的补偿资金来源。课征生态税，可以有效解决生态资源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的双重关系，可以有效消除市场在生态环境上存在的外部不经济现象。
建议一：“生态税”在内容上应考虑以下因素：西部地区为全国生态安全提供重要生态服务功能，需设置有典型区域差异的税收体制来补偿西部；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利用税收予以遏制；对环境友好、有利于生态环境恢复的生产、生活方式给以税收上的优惠。
建议二：在“生态税”未提出之前可以考虑先推出“生态附加税”。此税种类似城建税或教育附加税的形式，其优点在于税源较稳定，征收简便。此税可附在四种主要税种（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上。如三峡年发电量847亿kW·h时，如果每度电提取生态补偿费5厘就是4.235亿元，仅此一项可以保住28个像云南省徳钦县那样的长江中上游贫困县的原始森林。
⑥明确“生态功能区的区划”，科学界定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范围。
⑦建立多元化的生态建设融资渠道。为加快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必须坚持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建立社会公益事业社会办，国家、集体和个人一起上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制定符合实际的优惠政策和生态效益补偿制，拓宽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投入渠道。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吸引省内外、国内外投资者投资生态环境和与之相关的经济开发项目，增加西部的造血机能。
⑧补偿基金要预留合理的利润空间。如果补偿标准达不到盈利预期，现有的生产经营者会减少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没有投入的生态环境经营无论资源数量还是质量都会呈下降趋势。如果国家希望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目标高于西部地区自身能力能达到的水平，必须由中央政府和东部的富裕地区向西部提供生态环境建设资金。
（4）流域生态补偿及其模式
周映华（2008）认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模式有政府主导、市场交易等模式。这里介绍以下两种。
①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就是在流域生态补偿中以政府行政手段强制受益方支付给补偿对象的生态补偿模式，其特点是以行政权的行使为主要手段。例如，广东省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补助东江上游地区为保护水源所作的贡献就是这种模式。作为东江支流，河源万绿湖水每年为东江输入优质水源，为下游深圳、香港等沿江流域城市用水提供保障。近年来，为控制湖区原居民对湖区的污染，当地政府禁止居民网箱养鱼和砍伐树木，关停污染严重的小型企业和非法挖采、破坏森林植被的采石场，关闭沿江的大排档和水上餐馆，使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当地传统经济受到较大影响，地方财政收入降低，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早在1991年，广东省政府就通过《广东省东江水系水质保护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对东江上、中游水质保护提供经费补偿，由省政府每年从东深供水工程水费利用总额中提供3%～5%的款项。东深供水工程每年向河源市补偿约3 000万元。此外，广东省政府亦出台多项补偿政策，在经济上扶持当地建设。政府主导模式的优势在于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补偿保障有力，补偿资金能直接到位。
政府主导模式最大劣势在于受行政区域限制，当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不是由上、下游共同的上级政府承担时，补偿就难以实现。当补偿主体与对象为平级政府时，补偿主体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不愿承担补偿的责任，不愿转移支付。因此，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政府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即由上级政府进行的生态补偿实施成果较好，而横向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则难以兑现。例如广东省与江西省之间东江源头的生态补偿问题。2005年6月，《东江源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施方案》签订，按方案规定，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补偿资金来源为中央、省、市、县级政府财政每年一定数额的生态环境补偿资金，并由国家协调建立一种流域上下游区际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由广东省每年从东深供水工程水费中安排1.5亿元资金，用于江西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但是这份补偿方案至今未能兑现。
②市场交易模式
市场交易模式是补偿双方以平等地位通过协商与谈判，就流域资源的利用与补偿达成交易的模式。市场交易模式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领域还处于刚起步阶段。浙江金华江的水权交易是我国市场交易模式的代表。
金华江开创了我国的第一起水权交易。2001年11月24日，浙江省的东阳和义乌两市首次签订了城市间协议，东阳市将境内横锦水库5 000万m3水的永久使用权让给下游义乌市，成交价格是4元/m3。东阳和义乌，分处金华江上下游，义乌是著名的中国小商品城所在地，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双双告急的状态，而东阳则水资源较为丰富，拥有两座水库。两市政府经过多轮协商签署了用水权转让协议，东阳市的横锦水库的水通过渠道引入义乌市，义乌市付给东阳市购水款和综合管道费，水库运行、工程维护由东阳市使用综合管理费来运行。在这起水权交易中，位居上游的东阳不是义务地免费为义乌提供优质水资源，而是通过有偿的形式，将水资源转让。一方面下游获得水资源，另一方面上游获得经济利益，有了保护水资源的能力，实现下游对上游水资源保护的生态补偿。
市场交易的模式使流域生态补偿的价值更高，实现更直接。但是其局限性在于交易的前提是水权的明晰和交易成本较低。如果下游不承认上游拥有流域水权，那么交易是无法进行的。如果交易双方谈判的成本高于下游诉诸行政手段请上级政府强制干预的成本，交易也不具可行性。市场交易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相比更适合于横向的生态补偿。
区域综合生态规划与方法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1 区域综合生态规划与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是城乡生态评价、生态规划和生态建设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区域生态规划强调运用复合生态系统观对规划区域内城乡生态系统的人工生态因子（如土地利用状况、产业布局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人口密度和分布以及建筑、桥梁、道路、城市管线基础设施分布等）和自然生态因子（气候、水系、地形地貌、生物多样性、资源状况等）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相互作用特征进行评价分析，研究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途径，评价其生态敏感度，进而提出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规划对策。它与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规划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是联系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的桥梁，是协调城乡建设、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其内涵和深度都更高，目的是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关系的持续共生与协调发展。
11.1 生态规划的概念
生态规划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渊源，其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以玛希（Marsh）、鲍威尔（Powell）和格蒂斯（Geddes）等为代表的生态学家、规划工作者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规划实践与著作，标志着生态规划的产生和形成（欧阳志云、王如松，1995）。
玛希（1864）首次提出合理地规划人类活动，使之与自然协调而不是破坏自然，该原则今天仍是生态规划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鲍威尔（1879）在其Report on the Lands of the Arid R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著作中，强调要求制定一种土地与水资源利用政策，并要求选择能适应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一种新的土地利用方式、新的管理机制及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说鲍威尔是最早呼吁通过立法与政策促进与生态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规划的学者之一。格蒂斯（1921）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还是人类生态学的奠基人（王如松，1992），他强调把规划建立在研究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即周密地分析地域自然环境潜力与环境限制对土地利用与地方经济体系的影响及相互关系。他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系统地研究了决定现代城市成长与变化的动力，进一步强调在规划过程中，通过充分认识与了解自然环境条件，根据自然的潜力与制约来制定与自然和谐的规划方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区域生态规划在生态学自身获得大发展的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霍华德（Howard，1898）的“田园城市运动”、美国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及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工作都蕴含有区域生态规划的哲理，并对后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克哈格（McHarg）等人的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麦克哈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最早指出：生态规划（Ecological Planning）是在没有任何有害的情况或多数无害条件下，对城市土地的某种可能用途进行的规划。日本一些学者及我国学者刘天齐等（1990）亦认为，生态规划的概念是指生态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冯向东（1988）则对城市生态规划的概念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城市生态规划是在国土整治、区域规划指导下，按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对生态要素的综合整治目标、程序、内容、方法、成果、实施对策全过程进行的人工生态综合体的规划。王如松等（1987，1993）则强调了区域生态规划应是城乡生态评价、区域生态规划和生态建设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不仅限于生态学的土地利用规划。于志熙（1992）认为，生态规划是实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控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规划方法。
从上述有关区域生态规划的现有概念来看，多数偏重于土地利用规划。王祥荣（2000）认为，从区域或城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特点、发展趋势和区域生态规划所应解决的问题来看，区域生态规划应不仅限于土地利用规划，而应是以生态学原理和城乡规划原理为指导，应用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的手段辨识、模拟和设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态关系、确定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生态适宜度，探讨改善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生态建设对策，促进人与环境关系持续协调发展的一种规划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具有以下特点和科学内涵：
（1）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本：从人的生产、生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过程的关系出发，追求区域及城市总体关系的和谐和各部门、各层次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2）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强调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应立足于当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充分了解生态系统内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性能与环境容量，以及自然生态过程特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3）系统开放、优势互补：强调系统的开放，形成区域与城市生态经济优势与社会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优势的互补。
（4）高效、和谐、可持续：强调经济发展的高效、和谐与可持续性，而不是简单的高速度。区域生态规划认为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应是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提高、系统自我调控能力与抗干扰能力的提高、旨在全面改善区域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11.2 区域生态规划的原则
11.2.1 整体优化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整体优化的原则，从系统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出发，强调区域生态规划的目标与区域或城乡总体规划目标的一致性，追求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最佳效益，努力创造一个社会文明、经济高效、生态和谐、环境洁净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11.2.2 协调共生
城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具有多元、多介质、多层次、生态位分化的特点，子系统之间和各生态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仅影响到区域或城乡大系统的稳定性，而且直接关系到系统的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必须遵循协调共生的原则。共生是不同种类的子系统合作共存、互惠互利的现象，其结果是所有共生者都大大节约了原材料、能量和运输量，系统获得了多重效益。共生也是指正确利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互惠互利、合作共存的关系，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部门之间联系的多寡和强弱及其部门的多样性是衡量城市共生强弱的重要标志。协调是指要保持区域与城乡，部门与子系统各层次、各要素以及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有序和动态平衡，保持区域生态规划与总体规划近远期目标的协调一致。
11.2.3 区域分异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区域分异的理论，在充分研究区域或城乡生态要素功能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土规划（或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和城乡现状布局，搞好生态功能分区，以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利于环境容量的充分利用，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11.2.4 趋适开拓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趋适开拓原则，以环境容量、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适宜度为依据，积极创造新的生态工程，改善区域或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寻求最佳的区域或城乡生态位，不断地开拓和占领空余生态位，以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潜力，强化人为调控未来生态变化趋势的能力，促进生态建设。
11.2.5 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的含义是指处于顶极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此时系统内的结构与功能相互适应与协调，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之间达到相对平衡，系统的整体效益最佳。区域生态规划遵循生态平衡的理论，重视搞好水、土地资源、大气、人口容量、经济、园林绿地系统等生态要素的子规划；合理安排产业结构和布局、园林绿地系统的结构与布局，并注意与自然地形、河湖水系的协调性以及与城乡功能分区的关系，努力创造一个顶极稳定状态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
11.2.6 高效和谐
区域生态规划的目的是要将人类聚居地建成一个高效和谐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使其内部的物质代谢、能量流动和信息的传递关系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络，物质和能量得到多层分级利用，废物循环再生，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形成发达的共生关系，系统的功能、机构充分协调，系统能量的损失最小，物质利用率最高，经济效益最高。
11.2.7 可持续发展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的共同未来》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又再次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重要性，“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这个概念已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区域生态规划遵循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规划中突出“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的思想，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为后代维护、保留较好的资源条件，使人类社会得到公平的发展。
11.3 区域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与主要内容
11.3.1 区域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
区域生态规划目前尚无统一的工作程序，美国华盛顿大学Steiner F.曾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资源管理生态规划的程序包括七个步骤，即：确定规划目标→资源数据清单和分析→区域适宜度分析→方案选择→规划方案实施→规划执行→方案评价。麦克哈格（1969）在《结合自然的设计》一书中提出了建立一个城市与区域规划的生态学框架，并通过案例研究，对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及应用方法做了较全面的探讨。他的生态规划框架对后来的区域生态规划影响很大，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区域生态规划的一个基本思路，被称之为麦克哈格生态规划法，这个方法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1）确立规划范围与规划目标。
（2）广泛搜集规划区域的自然与人文资料，包括地理、地质、气候、土壤、野生动物、自然景观、土地利用、人口、交通、文化、人的价值观调查，并分别描绘在地图上。
（3）根据规划目标综合分析，提取在第二步所收集的资料。
（4）对各主要因素及各种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进行适宜度分析，确定适应性等级。（5）综合适应性图的建立。
麦克哈格法的核心在于：根据区域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性能，对其进行生态适宜性分析，以确定土地利用方式与发展规划，从而使自然的利用与开发及人类其他活动与自然特征、自然过程协调统一。
综合前人的工作基础，我们认为：从区域生态规划的科学内涵来看，应解决的问题不应仅限于土地利用和资源管理，而应从更宏观、综合的角度，研究区域或城市的生态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因此，该项工作是建立在对区域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的广泛调查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应用生态学、环境科学、系统分析（多元统计、系统生态、系统工程、系统动力学、灰色系统分析）和城市规划原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
11.3.2 区域生态规划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主要建立在对区域或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应用城市生态学、系统分析、环境评价和规划以及与城市规划原理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
区域生态规划的对象是一个由自然生态要素和人工生态要素复合而成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因子众多，复杂多变，其工作内容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拟定，下面是其主要内容。
1）生态要素的调查与评价
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搜集规划区域的自然、社会、人口、经济与环境的资料与数据，为充分了解规划区域的生态特征、生态过程、生态潜力与制约提供基础。资料搜集包括历史资料的搜集、实地调查、社会调查与3S技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技术）应用等。
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十分重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如资源衰竭、土地退化、大气与水体污染、自然生境与景观破坏等问题，均与过去的人类活动有关。因此，历史资料的研究十分重要。近年来，公众参与、现场监测、3S技术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生态调查
生态调查中多采用网格法，即在筛选生态因子的基础上，按网格逐个进行生态状况的调查与记录，工作方法是：确定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采用1∶10 000（或较大区域为1∶50 000）地形图为底图（最好是电子地图）。依据一定原则将规划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网格，网格大小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为1km×1km，有的也采用5km×5km（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或0.5km×0.5km（中、小城市和乡镇），每个网格即为生态调查与评价的基本单元。
调查登记的主要内容有：规划区内的气象条件、水资源、绿化、地形地貌、土壤类型、人口密度、经济密度、产业结构与布局、土地利用、建筑密度、能耗密度、水耗密度、环境污染状况等，并进行评价分析（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特征的调查与分析）。最好是应用卫星遥感数据与航测照片完成登记工作，还可借助于专家咨询、民意测验等公众参与的方法来弥补数据的不足。
（2）生态评价
生态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复合生态系统的观点及生态学、环境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对评价区域的资源与环境的性能、生态过程特征、生态环境敏感性与稳定性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以认识和了解评价区域环境资源的生态潜力和制约。
①生态过程分析
区域生态过程的特征是由区域生态系统以及景观生态的结构与功能所规定的。其自然生态过程实质是生态系统与景观生态功能的宏观表现。如区域的自然资源及能流特征，景观生态格局及动态都是以组成景观的生态系统功能为基础的。同时，人类生产、生活及交通等经济活动影响下的生态过程及其与自然生态过程的关系是应关注的重点。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规划中，往往对能流、物流、土地承载力及景观空间格局等与城市发展及环境密切相关的生态过程进行综合分析。
②生态潜力分析
生态潜力是指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可能达到的第一性生产水平，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区域内光、温、水、土资源配合效果的一个定量指标。在该区域内，光照、温度、土壤在相当的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这些资源组合所允许的最大生产力通常是该区域农业与林业生态系统生产力的上限。
根据这四种自然资源的稳定性和可调控性，资源生产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包括光合生产潜力、光温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及土地承载力。
光合、光温及气候生产潜力分析主要针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潜力与生态效率特征，它反映了区域气候资源的潜力，是区域农业与林业生产的基础。区域土地承载力是区域农业土地资源及区域农业生产特征的综合体现。
通过分析与比较区域生态潜力与现状区域农业林业土地产出，可以找出制约区域农业及林业生产的主要环境因素，进一步为城市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③生态敏感性分析
不同的生态系统或景观斑块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反应结果是不同的，有的生态系统对干扰具有较强的抵抗力，有的则恢复能力强，尽管受到干扰后在结构或功能方面产生偏离，但很快就会恢复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然而，有的系统却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或破坏，恢复也很难。生态敏感性分析的目的就是分析与评价区域内各系统对人类活动的反应，分析内容通常包括水土流失评价，敏感集水区的确定，具有特殊价值的亚生态系统及人文景观，以及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价等。
④土地质量及区位评价
区域的气候条件、地理特点、生态过程特征以及社会基础综合反映在城市土地质量的分异及区位特征上。因此，土地质量及区位的评价实际上是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评价与分析的综合和归纳。由于不同的规划目标，土地质量及区位的内涵是有差异的，而且评价中所选属性与综合方法也不一致。如在绿地规划中，评价指标主要涉及的是与绿化密切相关的气候、地理、水分有效性、土壤养分、植物生态特性等属性。
区位评价主要目的是为城市发展、产业经济布局与城镇建设提供基础。区位评价的指标主要有地形地貌条件，河流水系的分布，植被与土壤等因素，以及交通、人口、工农业产值、乡镇基础、土地利用现状等方面。
评价指标与属性的综合方法很多，通常有两类方法：一是根据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机理模型综合成综合指标，如辐射条件、热量、水分条件综合成气候生产潜力；二是根据专业知识及专家经验，用加权法综合，最终形成区域土地质量与区位特征评价图。
2）环境容量和生态适宜度分析
环境容量是指在人类生存、自然生态不致受害的前提下，并在环境质量标准的约束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如按要素分类，可将环境容量划分为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和绿地环境容量等。
生态适宜度是指在规划区内确定的土地利用方式对生态因素的影响程度，即生态因素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适宜状况和程度，是土地开发利用适宜程度的依据。
研究环境容量和生态适宜度，可为区域生态规划中区域与城市污染物的总量排放控制、确定土地利用方式和程度、搞好生态功能分区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适宜度分析是在网格调查的基础上，对所有网格进行生态分析和分类，将生态状况相近的作为一类，计算每种类型的网格数，以及在总网格中所占的百分比。生态适宜度分析可为制定上述土地利用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在进行生态适宜度分析时，应注意两点：一是何种地块（网格）的生态适宜度；二是地块对何种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亦就是说，进行生态适宜度分析时，只有针对某种特定用途才有意义。如同一地段，由于地势低洼，终年积水，对于城市建设来说，可能是生态适宜度较低的土地，可对于水产养殖业来说，却是适宜的土地，如作为绿地景观水面，也会有较大的生态适宜度。
（1）生态适宜度分析程序
刘天齐等（1990）在城市环境管理工作中提出了生态适宜度的分析程序，其主要步骤如下：
①明确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和范围内可能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在明确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的基础上，将规划区划分成网格，一般是1km2为一个网格，并说明各网格内可能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或城市用地类型。
②用特尔菲法分别筛选出对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用地类型）有显著影响的生态因子及其影响作用的相对大小，即权重。
③对区域生态规划区的各网格分别进行生态登记。
④制定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根据各生态因素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影响规律制定出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在制定出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应用一定的数学处理方法，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区域生态规划区内土地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综合适宜度评价标准。
根据上述工作成果，首先逐网格确定单因子的适宜度评价值，然后应用特定的数学模型由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值或评分求出各网格对给定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特定的数学模型必须与第四步所使用的数学模型一致。
⑤编制区域生态规划区域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表，同时给出每一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图。
（2）筛选生态适宜度评价因子的原则
筛选生态适宜度评价因子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所选择的生态因子对给定的利用方式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二是所选择的生态因子在各网络的分布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
以居住用地为利用目标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大气、生活饮用水、噪声等污染因子，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以及绿化状况等密切相关。例如吉林市在城市区域生态规划中，分析居住用地适宜度时，选定了大气环境质量、土地利用熵、环境噪声及绿化覆盖率四项评价因子。“生活饮用水”这一因子，对吉林市并不重要，因为供应全市生活用水的四个水厂的水质都很好，且全市各网格基本相同。吉林市在做工业用地适宜度分析中选定了位置、风向、大气环境质量、土地利用熵四项作为评价因子。
（3）生态适宜度单因子评价标准
生态适宜度单因子评价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以下两条：
①生态因素（单因子）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用地类型）的影响作用规律。
②区域生态规划区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指该生态因子在区域生态规划区的时空分布情况；另一方面指该区域生态规划区社会、经济等有关指标。单因子生态适宜度的评价常分为三级，即适宜、基本适宜、不适宜；或五级，即很适宜、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或六级，即很适宜、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很不适宜。
（4）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
计算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的数学表达式主要有下面三种。
①代数和表达式：
式中：i为网格编号（或地块编号）；j为土地利用方式编号（或土地类型编号）；s为影响土地利用方式（或用地类型）的生态因子编号；n为影响土地利用方式（或用地类型）的生态
因子的总个数；Bisj为土地利用方式为j的第i个网格的第s个生态因子对该利用方式（或类型）的适宜度评价值（简称单因子s的评价值）；Bij为第i个网格，其利用方式是j时的综合评价值。
②算术平均值表达式：
式中各符号含义同上。
③加权平均值表达式：
式中：Ws为第s个生态因子的权值，其余符号的含义同上。
（5）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标准
制定标准的依据：包括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区域生态规划区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该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该市总体规划。
制定标准的基本方法：制定标准的方法很多，常用而简便的方法举例如下：
假设某市经过专家咨询所筛选出来的对工业用地适宜度有影响作用的生态因子共五个，用A、B、C、D、E表示。其单因子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如表11-1所示。
表11-1单因子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
其权重分别是A为0.50、B为0.20、C为0.15、D为0.10、E为0.05。
由单因子评价值合成综合评价值时采用加权平均数模型，即为
式中：
综合生态适宜度每一级都和一个评价值区间相对应，所以寻找各区间端点或上下界便成了判断综合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的关键。考虑到该地区实际情况，各级界限选择情况如表11-2所示。
其中界限的选择方法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灵活掌握，比如适宜的上界可定为A、B、C很适宜，D、E适宜。其他方法可以类似考虑。
表11-2 生态适宜度分级界限
分级结果如图11-1所示。
图11-1 生态分级结果
3）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规划目标的研究
在区域生态规划的研究中，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及规划目标的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内容应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内容。目前指标体系的建立方法很多，总的来讲，区域生态规划中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规划目标应包括以下内容：
（1）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是描述和评价某种事物的可量度参数的集合，应充分体现其科学性、综合性、层次性、简洁完备性等原则，根据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特点，采用系统工程中的Delphi专家咨询法和多目标决策法，在参考和吸收传统指标的同时，结合生态系统开放性的特点，从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着手，充分发挥人对复杂系统的辨识能力，在各类分指标的权重中，重点考虑以下生态指标：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强度、绿地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建筑密度、经济密度、能耗强度与密度、污染负荷密度以及交通量等。
（2）规划目标和年度
确定区域生态规划的总目标、近远期目标和年度，应同区域和城市总体规划近远期目标和相应的年度一致，以利同步、协调、可比、互为应用。
4）生态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布局
（1）生态功能区划
生态功能区划是进行区域生态规划的基础工作。根据区域或城市生态系统结构的特点及其功能，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单元，研究其特点、结构、环境污染、环境负荷以及承载力等问题，为各生态区提供管理对策。区划的方法可采用数值聚类法等。
功能区划应综合考虑生态要素的现状、问题、发展趋势及生态适宜度，提出工业、农业、生活居住、对外交通、仓储、公建、园林绿化、游乐功能区的综合划分以及大型生态工程布局的方案，充分发挥生态要素功能，发挥对城市功能分区的反馈调节作用，以能动地调控生态要素功能朝良性方向发展。
具体操作时，可将土地利用评价图、工业和居住用地适宜度等图纸进行叠加、综合分析，进行生态功能分区。功能区划应遵循下列原则：
①必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②必须有利于居民生活。
③必须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使区域内的环境容量得以充分利用。
④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功能分区力求实现三个效益的统一。
（2）土地利用布局
土地利用的空间配置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在城市生态系统内尤为重要，故无论是新建城市或改建城市的区域生态规划都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土地利用布局的研究。除应考虑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城市产业构成外，还应综合考虑用地大小、地形地貌、山脉、河流、气候、水文及工程地质等自然要素的制约。
城市用地构成一般可分为工业用地、生活居住用地、市政设施用地、道路交通用地、绿化用地等，它们各自对环境质量有不同的要求，本身又给环境带来不同特征、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应综合研究城市用地状况与环境条件的相互关系，按照城市的规模、性质、产业结构和城市总体规划及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提出调整用地结构的建议和科学依据，促使土地利用布局趋于合理。
各类用地的选择：根据生态适宜度分析的结果，确定选择的标准，同时还应考虑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以及技术、经济的可行性。在恰当的标准指导下，结合生态适宜度、土地条件等评价结果，划定出各类用地的范围、位置和大小。
各类用地的开发次序：在充分考虑土地条件的前提下，按照生态适宜度的等级以及经济技术水平，确定用地开发次序的标准；根据拟定的标准，确定土地的开发次序。
5）环境保护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是区域生态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整体出发进行研究，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并建立数学模型对环境要素的发展趋势、影响程度进行预测，分析不同发展时期环境污染对生态状况的影响，根据各功能区不同的环境目标，按功能区实行分区生态环境质量管理，逐步达到区域生态规划目标的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大气污染控制规划、水污染控制规划、声污染控制规划、固废污染控制规划等。在此基础上，根据主要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计算各主要污染物的削减量，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按系统分配削减量指标，对各功能区、各行业的综合防治方案进行综合、比较，应用最优化方法求出环境投资-效益的最佳分配，提出区域生态规划中总的污染综合防治方案。
制定环境保护规划主要应考虑两个前提：一是根据污染源和环境质量评价和预测结果，准确掌握当地环境质量现状、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环境问题；二是要针对主要环境问题，确定污染控制目标和生态建设目标。在此基础上，进行功能分区、研究污染总量控制方案，并通过一系列控制污染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对策，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形成环境保护规划。
（1）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污染源及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功能区划，确定规划目标，选择规划方法与相应的参数、规划方案的制定及其评价与决策。主要规划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的研究，模型与相应参数研究和规划方案的筛选与决策研究。大气环境规划主要针对在城市中量大、面广、危害严重的污染物，如TSP、SO2、NOx、CO、PM10、PM2.5等，各城市应根据自身特点，进行筛选。制定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方法包括：科学地利用自然净化能力，积极开展绿化工作，加强污染源集中控制和治理措施等。
（2）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在水环境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划分控制单元，确定规划目标，设计规划方案，并对规划方案进行优化分析与决策。制定规划的方法与一般步骤包括水污染现状分析，水污染控制单元的划分，水环境污染物控制路线分析，水环境污染源治理技术经济分析，水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分析。
（3）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要在现状调查基础上进行预测及评价，将预测结果与规划目标相对应、比较并参照评价结果按照各行业的具体情况确定各行业的分目标及具体污染源的削减量目标。确定不同的治理方案并进行环境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根据经济承受能力确定最终规划方案。制定方法包括确定固废污染控制目标，制定重点行业、企业固废治理规划，制定有毒有害固废处理处置措施。
（4）声环境综合整治规划
在声环境质量和噪声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声环境功能区划，提出声环境规划目标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综合整治措施。制定方法包括确定噪声污染整治对象，制定噪声污染整治措施等。
6）人口适宜容量规划
人口是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的主体，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城市空间和环境造成很大压力。在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中，人类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既是生态系统的消费者，处在倒金字塔型营养级的顶端，其生命活动是生态系统中能流、物流、信息流的一部分，又是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产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参与生产经营、创造财富、商品交换、分配与消费。因此，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区域生态规划编制工作中，必须确定近远期的人口规模，提出人口密度调整意见，提高人口素质对策以及实施人口规划对策。研究内容包括人口分布、规模、自然增长率、机械增长率、男女性别比、人口密度、人口的组成、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等。
7）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规划
经济再生产过程是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很重要的环节。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主体，影响着区域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为促进物质良性循环和能量流动，必须改进区域与城市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系指城市产业系统内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用产品产量或产值表示这种比例关系。产业结构的不同比例对环境质量有着很大影响。目前，发达国家城市产业结构的比例多为3∶2∶1结构，亦即第三产业的比例大于第二和第一产业。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比例为2∶3∶1（第二产业比例高于第三和第一产业），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正处于逐步上升时期，但一些老的重工业城市第二产业比重，尤其是重化工业比重一直偏高，对环境的压力很大。如：某个城市重工业与轻工业之比约为2∶1，而重工业中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又占多数；轻工业中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占60%，这种工业结构能耗大、排污量大。
城市的产业结构还有生产工艺合理设计的问题，即在功能区（工业区）中要设计合理的“生态产业链”，推行清洁生产工艺，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调整、改善老城市产业布局，搞好新建城市产业的合理布局，是改善城市生态结构、防治污染的重要措施。国内某城市冬季盛行风向是西北风，而夏季盛行风向是东南风，该城市的工业区却布置在城市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工业污染常年向市区扩散，造成严重污染。日本北海道某城市，市中心的平坦地带布局了居民区和商业区，在城市四周近郊的丘陵地带布置了工业区，城市规划工作者的本意是阻止工业污染向城市四周扩散。但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形成的局部环流，导致四周丘陵地带的工业污染反而向市中心扩散。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性。
8）园林绿地系统规划
园林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具有自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调节小气候、丰富与美化景观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关资料表明：1hm2阔叶林在生长季节每天可吸收1tCO2，放出0.73t氧气；1hm2树木平均每天可吸收SO2 1.52kg；1m2草坪1h可吸收CO21.5g。一个城市如果每人平均有10m2树木或25m2草坪，就能自动调节空气中的CO2和O2的比例平衡，使空气清新。有关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影响城市生态的地理、气象、污染和绿化四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比值为34∶66∶25∶25，其中污染指数和绿化指数的相对重要性相当，但方向和作用相反。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工作中，必须摒弃过去单纯治理“三废”的观点，而应充分认识到城市绿化的重要性，将治污与绿化、美化、净化相结合，根据城市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气候、环境特征等，合理组织绿地，均衡分布，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绿地水面自然相融的城市园林绿地系统，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近年来人们对绿地系统的认识已从过去把园林绿化当做单纯供游览观赏和作为城市景观的装饰和点缀，向着改善人类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的高度转化，向城乡一体化，走大环境绿化建设的方向转化；从过去单纯应用观赏植物，向着综合利用各类资源植物和发挥植物生态服务功能的方向转化。因此，（城市）生态规划应制定出城市各类绿地的用地指标，选定各项绿地的用地范围，合理安排整个城市园林绿地系统的结构和布局形式，研究维持城市生态平衡的绿量（绿地覆盖率、人均绿地、人均公共绿地等），合理设计群落结构、选配植物，并进行绿化效益的估算。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的绿化水平都较低，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市绿化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因此，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艰巨。
制定规划区域的绿地规划，首先须了解该区域的绿化现状，对绿地系统的结构、布局和绿化指标作出定性和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以下步骤进行绿地系统的规划。
（1）确定绿地系统规划原则。
（2）选择和合理布局各项绿地，确定其位置、性质、范围和面积。
（3）根据该地区生产、生活水平及发展规模，研究绿地建设的发展速度与水平，拟定绿地各项定量指标。
（4）对过去的绿地系统规划进行调整、充实、改造和提高，提出绿地分期建设及重要修建项目的实施计划，以及划出需要控制和保留的绿化用地。
（5）编制绿地系统规划的图纸及文件。
（6）提出重点绿地规划的示意图和规划方案，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还可提出重点绿地的设计任务书，内容包括绿地的性质、位置、周围环境、服务对象、估计游人量、布局形式、艺术风格、主要设施的项目与规模、建设年限等，作为绿地详细规划的依据。
9）资源利用与保护规划
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和浪费现象，掠夺式开发导致了人类面对资源枯竭的危险。因此，区域生态规划应根据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要求，依据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环境保护目标，制定对水、土地资源、生物多样性与矿产资源等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规划。
（1）水土资源保护规划
制定上游水源涵养林和水土流失防护林建设规划；禁止乱围垦，保护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积极研究和推广保护水源地、水生态系统和防止水污染的新技术；在生态承载力允许的前提下兴建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和调蓄能力较大的水利工程，恢复水生生态平衡；健全水土资源保护和管理体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条例。
（2）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积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体系；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和计划；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范和标准；积极推行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管理，逐步使生物多样性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加强监督管理和服务。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和信息系统建设。包括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网络；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信息系统，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与区域合作。
开展多种形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示范工程建设；通过教育和培训，建成一支训练有素、精通业务、善于管理的队伍；建立和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机构，明确职责，并在各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协作，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利用广播、影视、报刊等宣传媒介，进行普法和科普教育，开展全民活动等。
10）区域生态规划管理对策研究
目前，从环境管理的角度看，我国已有多项相关法规，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超标排污收费制度”、“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目标责任制”、“排污许可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企业环保达标制度”，这些法规是环境管理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实施区域生态规划管理的重要基础，但各地在区域生态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中，仅有这些国家的有关法规是不够的，还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些补充规定，并建立健全执法机构，如“区域生态规划与建设领导小组”或“区域生态规划委员会”，由主管部门负责，各有关部门参加，密切配合。区域生态规划方案经多方论证、比较后提交政府决策部门作为决策的科学依据，并运用政治、经济、立法、计划、管理等综合手段提出实施对策，确保区域生态规划方案能够实施，促进区域与城市的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
生态规划的概念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1 区域综合生态规划与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是城乡生态评价、生态规划和生态建设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区域生态规划强调运用复合生态系统观对规划区域内城乡生态系统的人工生态因子（如土地利用状况、产业布局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人口密度和分布以及建筑、桥梁、道路、城市管线基础设施分布等）和自然生态因子（气候、水系、地形地貌、生物多样性、资源状况等）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相互作用特征进行评价分析，研究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途径，评价其生态敏感度，进而提出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规划对策。它与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规划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是联系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的桥梁，是协调城乡建设、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其内涵和深度都更高，目的是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关系的持续共生与协调发展。
11.1 生态规划的概念
生态规划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渊源，其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以玛希（Marsh）、鲍威尔（Powell）和格蒂斯（Geddes）等为代表的生态学家、规划工作者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规划实践与著作，标志着生态规划的产生和形成（欧阳志云、王如松，1995）。
玛希（1864）首次提出合理地规划人类活动，使之与自然协调而不是破坏自然，该原则今天仍是生态规划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鲍威尔（1879）在其Report on the Lands of the Arid R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著作中，强调要求制定一种土地与水资源利用政策，并要求选择能适应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一种新的土地利用方式、新的管理机制及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说鲍威尔是最早呼吁通过立法与政策促进与生态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规划的学者之一。格蒂斯（1921）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还是人类生态学的奠基人（王如松，1992），他强调把规划建立在研究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即周密地分析地域自然环境潜力与环境限制对土地利用与地方经济体系的影响及相互关系。他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系统地研究了决定现代城市成长与变化的动力，进一步强调在规划过程中，通过充分认识与了解自然环境条件，根据自然的潜力与制约来制定与自然和谐的规划方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区域生态规划在生态学自身获得大发展的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霍华德（Howard，1898）的“田园城市运动”、美国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及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工作都蕴含有区域生态规划的哲理，并对后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克哈格（McHarg）等人的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麦克哈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最早指出：生态规划（Ecological Planning）是在没有任何有害的情况或多数无害条件下，对城市土地的某种可能用途进行的规划。日本一些学者及我国学者刘天齐等（1990）亦认为，生态规划的概念是指生态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冯向东（1988）则对城市生态规划的概念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城市生态规划是在国土整治、区域规划指导下，按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对生态要素的综合整治目标、程序、内容、方法、成果、实施对策全过程进行的人工生态综合体的规划。王如松等（1987，1993）则强调了区域生态规划应是城乡生态评价、区域生态规划和生态建设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不仅限于生态学的土地利用规划。于志熙（1992）认为，生态规划是实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控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规划方法。
从上述有关区域生态规划的现有概念来看，多数偏重于土地利用规划。王祥荣（2000）认为，从区域或城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特点、发展趋势和区域生态规划所应解决的问题来看，区域生态规划应不仅限于土地利用规划，而应是以生态学原理和城乡规划原理为指导，应用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的手段辨识、模拟和设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态关系、确定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生态适宜度，探讨改善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生态建设对策，促进人与环境关系持续协调发展的一种规划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具有以下特点和科学内涵：
（1）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本：从人的生产、生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过程的关系出发，追求区域及城市总体关系的和谐和各部门、各层次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2）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强调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应立足于当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充分了解生态系统内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性能与环境容量，以及自然生态过程特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3）系统开放、优势互补：强调系统的开放，形成区域与城市生态经济优势与社会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优势的互补。
（4）高效、和谐、可持续：强调经济发展的高效、和谐与可持续性，而不是简单的高速度。区域生态规划认为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应是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提高、系统自我调控能力与抗干扰能力的提高、旨在全面改善区域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11.2 区域生态规划的原则
11.2.1 整体优化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整体优化的原则，从系统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出发，强调区域生态规划的目标与区域或城乡总体规划目标的一致性，追求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最佳效益，努力创造一个社会文明、经济高效、生态和谐、环境洁净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11.2.2 协调共生
城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具有多元、多介质、多层次、生态位分化的特点，子系统之间和各生态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仅影响到区域或城乡大系统的稳定性，而且直接关系到系统的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必须遵循协调共生的原则。共生是不同种类的子系统合作共存、互惠互利的现象，其结果是所有共生者都大大节约了原材料、能量和运输量，系统获得了多重效益。共生也是指正确利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互惠互利、合作共存的关系，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部门之间联系的多寡和强弱及其部门的多样性是衡量城市共生强弱的重要标志。协调是指要保持区域与城乡，部门与子系统各层次、各要素以及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有序和动态平衡，保持区域生态规划与总体规划近远期目标的协调一致。
11.2.3 区域分异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区域分异的理论，在充分研究区域或城乡生态要素功能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土规划（或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和城乡现状布局，搞好生态功能分区，以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利于环境容量的充分利用，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11.2.4 趋适开拓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趋适开拓原则，以环境容量、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适宜度为依据，积极创造新的生态工程，改善区域或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寻求最佳的区域或城乡生态位，不断地开拓和占领空余生态位，以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潜力，强化人为调控未来生态变化趋势的能力，促进生态建设。
11.2.5 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的含义是指处于顶极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此时系统内的结构与功能相互适应与协调，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之间达到相对平衡，系统的整体效益最佳。区域生态规划遵循生态平衡的理论，重视搞好水、土地资源、大气、人口容量、经济、园林绿地系统等生态要素的子规划；合理安排产业结构和布局、园林绿地系统的结构与布局，并注意与自然地形、河湖水系的协调性以及与城乡功能分区的关系，努力创造一个顶极稳定状态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
11.2.6 高效和谐
区域生态规划的目的是要将人类聚居地建成一个高效和谐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使其内部的物质代谢、能量流动和信息的传递关系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络，物质和能量得到多层分级利用，废物循环再生，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形成发达的共生关系，系统的功能、机构充分协调，系统能量的损失最小，物质利用率最高，经济效益最高。
11.2.7 可持续发展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的共同未来》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又再次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重要性，“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这个概念已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区域生态规划遵循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规划中突出“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的思想，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为后代维护、保留较好的资源条件，使人类社会得到公平的发展。
11.3 区域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与主要内容
11.3.1 区域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
区域生态规划目前尚无统一的工作程序，美国华盛顿大学Steiner F.曾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资源管理生态规划的程序包括七个步骤，即：确定规划目标→资源数据清单和分析→区域适宜度分析→方案选择→规划方案实施→规划执行→方案评价。麦克哈格（1969）在《结合自然的设计》一书中提出了建立一个城市与区域规划的生态学框架，并通过案例研究，对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及应用方法做了较全面的探讨。他的生态规划框架对后来的区域生态规划影响很大，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区域生态规划的一个基本思路，被称之为麦克哈格生态规划法，这个方法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1）确立规划范围与规划目标。
（2）广泛搜集规划区域的自然与人文资料，包括地理、地质、气候、土壤、野生动物、自然景观、土地利用、人口、交通、文化、人的价值观调查，并分别描绘在地图上。
（3）根据规划目标综合分析，提取在第二步所收集的资料。
（4）对各主要因素及各种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进行适宜度分析，确定适应性等级。（5）综合适应性图的建立。
麦克哈格法的核心在于：根据区域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性能，对其进行生态适宜性分析，以确定土地利用方式与发展规划，从而使自然的利用与开发及人类其他活动与自然特征、自然过程协调统一。
综合前人的工作基础，我们认为：从区域生态规划的科学内涵来看，应解决的问题不应仅限于土地利用和资源管理，而应从更宏观、综合的角度，研究区域或城市的生态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因此，该项工作是建立在对区域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的广泛调查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应用生态学、环境科学、系统分析（多元统计、系统生态、系统工程、系统动力学、灰色系统分析）和城市规划原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
11.3.2 区域生态规划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主要建立在对区域或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应用城市生态学、系统分析、环境评价和规划以及与城市规划原理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
区域生态规划的对象是一个由自然生态要素和人工生态要素复合而成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因子众多，复杂多变，其工作内容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拟定，下面是其主要内容。
1）生态要素的调查与评价
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搜集规划区域的自然、社会、人口、经济与环境的资料与数据，为充分了解规划区域的生态特征、生态过程、生态潜力与制约提供基础。资料搜集包括历史资料的搜集、实地调查、社会调查与3S技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技术）应用等。
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十分重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如资源衰竭、土地退化、大气与水体污染、自然生境与景观破坏等问题，均与过去的人类活动有关。因此，历史资料的研究十分重要。近年来，公众参与、现场监测、3S技术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生态调查
生态调查中多采用网格法，即在筛选生态因子的基础上，按网格逐个进行生态状况的调查与记录，工作方法是：确定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采用1∶10 000（或较大区域为1∶50 000）地形图为底图（最好是电子地图）。依据一定原则将规划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网格，网格大小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为1km×1km，有的也采用5km×5km（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或0.5km×0.5km（中、小城市和乡镇），每个网格即为生态调查与评价的基本单元。
调查登记的主要内容有：规划区内的气象条件、水资源、绿化、地形地貌、土壤类型、人口密度、经济密度、产业结构与布局、土地利用、建筑密度、能耗密度、水耗密度、环境污染状况等，并进行评价分析（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特征的调查与分析）。最好是应用卫星遥感数据与航测照片完成登记工作，还可借助于专家咨询、民意测验等公众参与的方法来弥补数据的不足。
（2）生态评价
生态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复合生态系统的观点及生态学、环境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对评价区域的资源与环境的性能、生态过程特征、生态环境敏感性与稳定性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以认识和了解评价区域环境资源的生态潜力和制约。
①生态过程分析
区域生态过程的特征是由区域生态系统以及景观生态的结构与功能所规定的。其自然生态过程实质是生态系统与景观生态功能的宏观表现。如区域的自然资源及能流特征，景观生态格局及动态都是以组成景观的生态系统功能为基础的。同时，人类生产、生活及交通等经济活动影响下的生态过程及其与自然生态过程的关系是应关注的重点。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规划中，往往对能流、物流、土地承载力及景观空间格局等与城市发展及环境密切相关的生态过程进行综合分析。
②生态潜力分析
生态潜力是指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可能达到的第一性生产水平，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区域内光、温、水、土资源配合效果的一个定量指标。在该区域内，光照、温度、土壤在相当的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这些资源组合所允许的最大生产力通常是该区域农业与林业生态系统生产力的上限。
根据这四种自然资源的稳定性和可调控性，资源生产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包括光合生产潜力、光温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及土地承载力。
光合、光温及气候生产潜力分析主要针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潜力与生态效率特征，它反映了区域气候资源的潜力，是区域农业与林业生产的基础。区域土地承载力是区域农业土地资源及区域农业生产特征的综合体现。
通过分析与比较区域生态潜力与现状区域农业林业土地产出，可以找出制约区域农业及林业生产的主要环境因素，进一步为城市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③生态敏感性分析
不同的生态系统或景观斑块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反应结果是不同的，有的生态系统对干扰具有较强的抵抗力，有的则恢复能力强，尽管受到干扰后在结构或功能方面产生偏离，但很快就会恢复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然而，有的系统却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或破坏，恢复也很难。生态敏感性分析的目的就是分析与评价区域内各系统对人类活动的反应，分析内容通常包括水土流失评价，敏感集水区的确定，具有特殊价值的亚生态系统及人文景观，以及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价等。
④土地质量及区位评价
区域的气候条件、地理特点、生态过程特征以及社会基础综合反映在城市土地质量的分异及区位特征上。因此，土地质量及区位的评价实际上是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评价与分析的综合和归纳。由于不同的规划目标，土地质量及区位的内涵是有差异的，而且评价中所选属性与综合方法也不一致。如在绿地规划中，评价指标主要涉及的是与绿化密切相关的气候、地理、水分有效性、土壤养分、植物生态特性等属性。
区位评价主要目的是为城市发展、产业经济布局与城镇建设提供基础。区位评价的指标主要有地形地貌条件，河流水系的分布，植被与土壤等因素，以及交通、人口、工农业产值、乡镇基础、土地利用现状等方面。
评价指标与属性的综合方法很多，通常有两类方法：一是根据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机理模型综合成综合指标，如辐射条件、热量、水分条件综合成气候生产潜力；二是根据专业知识及专家经验，用加权法综合，最终形成区域土地质量与区位特征评价图。
2）环境容量和生态适宜度分析
环境容量是指在人类生存、自然生态不致受害的前提下，并在环境质量标准的约束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如按要素分类，可将环境容量划分为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和绿地环境容量等。
生态适宜度是指在规划区内确定的土地利用方式对生态因素的影响程度，即生态因素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适宜状况和程度，是土地开发利用适宜程度的依据。
研究环境容量和生态适宜度，可为区域生态规划中区域与城市污染物的总量排放控制、确定土地利用方式和程度、搞好生态功能分区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适宜度分析是在网格调查的基础上，对所有网格进行生态分析和分类，将生态状况相近的作为一类，计算每种类型的网格数，以及在总网格中所占的百分比。生态适宜度分析可为制定上述土地利用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在进行生态适宜度分析时，应注意两点：一是何种地块（网格）的生态适宜度；二是地块对何种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亦就是说，进行生态适宜度分析时，只有针对某种特定用途才有意义。如同一地段，由于地势低洼，终年积水，对于城市建设来说，可能是生态适宜度较低的土地，可对于水产养殖业来说，却是适宜的土地，如作为绿地景观水面，也会有较大的生态适宜度。
（1）生态适宜度分析程序
刘天齐等（1990）在城市环境管理工作中提出了生态适宜度的分析程序，其主要步骤如下：
①明确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和范围内可能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在明确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的基础上，将规划区划分成网格，一般是1km2为一个网格，并说明各网格内可能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或城市用地类型。
②用特尔菲法分别筛选出对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用地类型）有显著影响的生态因子及其影响作用的相对大小，即权重。
③对区域生态规划区的各网格分别进行生态登记。
④制定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根据各生态因素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影响规律制定出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在制定出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应用一定的数学处理方法，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区域生态规划区内土地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综合适宜度评价标准。
根据上述工作成果，首先逐网格确定单因子的适宜度评价值，然后应用特定的数学模型由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值或评分求出各网格对给定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特定的数学模型必须与第四步所使用的数学模型一致。
⑤编制区域生态规划区域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表，同时给出每一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图。
（2）筛选生态适宜度评价因子的原则
筛选生态适宜度评价因子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所选择的生态因子对给定的利用方式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二是所选择的生态因子在各网络的分布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
以居住用地为利用目标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大气、生活饮用水、噪声等污染因子，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以及绿化状况等密切相关。例如吉林市在城市区域生态规划中，分析居住用地适宜度时，选定了大气环境质量、土地利用熵、环境噪声及绿化覆盖率四项评价因子。“生活饮用水”这一因子，对吉林市并不重要，因为供应全市生活用水的四个水厂的水质都很好，且全市各网格基本相同。吉林市在做工业用地适宜度分析中选定了位置、风向、大气环境质量、土地利用熵四项作为评价因子。
（3）生态适宜度单因子评价标准
生态适宜度单因子评价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以下两条：
①生态因素（单因子）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用地类型）的影响作用规律。
②区域生态规划区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指该生态因子在区域生态规划区的时空分布情况；另一方面指该区域生态规划区社会、经济等有关指标。单因子生态适宜度的评价常分为三级，即适宜、基本适宜、不适宜；或五级，即很适宜、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或六级，即很适宜、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很不适宜。
（4）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
计算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的数学表达式主要有下面三种。
①代数和表达式：
式中：i为网格编号（或地块编号）；j为土地利用方式编号（或土地类型编号）；s为影响土地利用方式（或用地类型）的生态因子编号；n为影响土地利用方式（或用地类型）的生态
因子的总个数；Bisj为土地利用方式为j的第i个网格的第s个生态因子对该利用方式（或类型）的适宜度评价值（简称单因子s的评价值）；Bij为第i个网格，其利用方式是j时的综合评价值。
②算术平均值表达式：
式中各符号含义同上。
③加权平均值表达式：
式中：Ws为第s个生态因子的权值，其余符号的含义同上。
（5）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标准
制定标准的依据：包括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区域生态规划区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该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该市总体规划。
制定标准的基本方法：制定标准的方法很多，常用而简便的方法举例如下：
假设某市经过专家咨询所筛选出来的对工业用地适宜度有影响作用的生态因子共五个，用A、B、C、D、E表示。其单因子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如表11-1所示。
表11-1单因子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
其权重分别是A为0.50、B为0.20、C为0.15、D为0.10、E为0.05。
由单因子评价值合成综合评价值时采用加权平均数模型，即为
式中：
综合生态适宜度每一级都和一个评价值区间相对应，所以寻找各区间端点或上下界便成了判断综合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的关键。考虑到该地区实际情况，各级界限选择情况如表11-2所示。
其中界限的选择方法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灵活掌握，比如适宜的上界可定为A、B、C很适宜，D、E适宜。其他方法可以类似考虑。
表11-2 生态适宜度分级界限
分级结果如图11-1所示。
图11-1 生态分级结果
3）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规划目标的研究
在区域生态规划的研究中，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及规划目标的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内容应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内容。目前指标体系的建立方法很多，总的来讲，区域生态规划中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规划目标应包括以下内容：
（1）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是描述和评价某种事物的可量度参数的集合，应充分体现其科学性、综合性、层次性、简洁完备性等原则，根据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特点，采用系统工程中的Delphi专家咨询法和多目标决策法，在参考和吸收传统指标的同时，结合生态系统开放性的特点，从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着手，充分发挥人对复杂系统的辨识能力，在各类分指标的权重中，重点考虑以下生态指标：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强度、绿地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建筑密度、经济密度、能耗强度与密度、污染负荷密度以及交通量等。
（2）规划目标和年度
确定区域生态规划的总目标、近远期目标和年度，应同区域和城市总体规划近远期目标和相应的年度一致，以利同步、协调、可比、互为应用。
4）生态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布局
（1）生态功能区划
生态功能区划是进行区域生态规划的基础工作。根据区域或城市生态系统结构的特点及其功能，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单元，研究其特点、结构、环境污染、环境负荷以及承载力等问题，为各生态区提供管理对策。区划的方法可采用数值聚类法等。
功能区划应综合考虑生态要素的现状、问题、发展趋势及生态适宜度，提出工业、农业、生活居住、对外交通、仓储、公建、园林绿化、游乐功能区的综合划分以及大型生态工程布局的方案，充分发挥生态要素功能，发挥对城市功能分区的反馈调节作用，以能动地调控生态要素功能朝良性方向发展。
具体操作时，可将土地利用评价图、工业和居住用地适宜度等图纸进行叠加、综合分析，进行生态功能分区。功能区划应遵循下列原则：
①必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②必须有利于居民生活。
③必须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使区域内的环境容量得以充分利用。
④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功能分区力求实现三个效益的统一。
（2）土地利用布局
土地利用的空间配置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在城市生态系统内尤为重要，故无论是新建城市或改建城市的区域生态规划都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土地利用布局的研究。除应考虑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城市产业构成外，还应综合考虑用地大小、地形地貌、山脉、河流、气候、水文及工程地质等自然要素的制约。
城市用地构成一般可分为工业用地、生活居住用地、市政设施用地、道路交通用地、绿化用地等，它们各自对环境质量有不同的要求，本身又给环境带来不同特征、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应综合研究城市用地状况与环境条件的相互关系，按照城市的规模、性质、产业结构和城市总体规划及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提出调整用地结构的建议和科学依据，促使土地利用布局趋于合理。
各类用地的选择：根据生态适宜度分析的结果，确定选择的标准，同时还应考虑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以及技术、经济的可行性。在恰当的标准指导下，结合生态适宜度、土地条件等评价结果，划定出各类用地的范围、位置和大小。
各类用地的开发次序：在充分考虑土地条件的前提下，按照生态适宜度的等级以及经济技术水平，确定用地开发次序的标准；根据拟定的标准，确定土地的开发次序。
5）环境保护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是区域生态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整体出发进行研究，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并建立数学模型对环境要素的发展趋势、影响程度进行预测，分析不同发展时期环境污染对生态状况的影响，根据各功能区不同的环境目标，按功能区实行分区生态环境质量管理，逐步达到区域生态规划目标的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大气污染控制规划、水污染控制规划、声污染控制规划、固废污染控制规划等。在此基础上，根据主要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计算各主要污染物的削减量，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按系统分配削减量指标，对各功能区、各行业的综合防治方案进行综合、比较，应用最优化方法求出环境投资-效益的最佳分配，提出区域生态规划中总的污染综合防治方案。
制定环境保护规划主要应考虑两个前提：一是根据污染源和环境质量评价和预测结果，准确掌握当地环境质量现状、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环境问题；二是要针对主要环境问题，确定污染控制目标和生态建设目标。在此基础上，进行功能分区、研究污染总量控制方案，并通过一系列控制污染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对策，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形成环境保护规划。
（1）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污染源及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功能区划，确定规划目标，选择规划方法与相应的参数、规划方案的制定及其评价与决策。主要规划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的研究，模型与相应参数研究和规划方案的筛选与决策研究。大气环境规划主要针对在城市中量大、面广、危害严重的污染物，如TSP、SO2、NOx、CO、PM10、PM2.5等，各城市应根据自身特点，进行筛选。制定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方法包括：科学地利用自然净化能力，积极开展绿化工作，加强污染源集中控制和治理措施等。
（2）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在水环境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划分控制单元，确定规划目标，设计规划方案，并对规划方案进行优化分析与决策。制定规划的方法与一般步骤包括水污染现状分析，水污染控制单元的划分，水环境污染物控制路线分析，水环境污染源治理技术经济分析，水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分析。
（3）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要在现状调查基础上进行预测及评价，将预测结果与规划目标相对应、比较并参照评价结果按照各行业的具体情况确定各行业的分目标及具体污染源的削减量目标。确定不同的治理方案并进行环境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根据经济承受能力确定最终规划方案。制定方法包括确定固废污染控制目标，制定重点行业、企业固废治理规划，制定有毒有害固废处理处置措施。
（4）声环境综合整治规划
在声环境质量和噪声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声环境功能区划，提出声环境规划目标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综合整治措施。制定方法包括确定噪声污染整治对象，制定噪声污染整治措施等。
6）人口适宜容量规划
人口是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的主体，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城市空间和环境造成很大压力。在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中，人类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既是生态系统的消费者，处在倒金字塔型营养级的顶端，其生命活动是生态系统中能流、物流、信息流的一部分，又是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产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参与生产经营、创造财富、商品交换、分配与消费。因此，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区域生态规划编制工作中，必须确定近远期的人口规模，提出人口密度调整意见，提高人口素质对策以及实施人口规划对策。研究内容包括人口分布、规模、自然增长率、机械增长率、男女性别比、人口密度、人口的组成、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等。
7）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规划
经济再生产过程是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很重要的环节。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主体，影响着区域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为促进物质良性循环和能量流动，必须改进区域与城市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系指城市产业系统内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用产品产量或产值表示这种比例关系。产业结构的不同比例对环境质量有着很大影响。目前，发达国家城市产业结构的比例多为3∶2∶1结构，亦即第三产业的比例大于第二和第一产业。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比例为2∶3∶1（第二产业比例高于第三和第一产业），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正处于逐步上升时期，但一些老的重工业城市第二产业比重，尤其是重化工业比重一直偏高，对环境的压力很大。如：某个城市重工业与轻工业之比约为2∶1，而重工业中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又占多数；轻工业中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占60%，这种工业结构能耗大、排污量大。
城市的产业结构还有生产工艺合理设计的问题，即在功能区（工业区）中要设计合理的“生态产业链”，推行清洁生产工艺，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调整、改善老城市产业布局，搞好新建城市产业的合理布局，是改善城市生态结构、防治污染的重要措施。国内某城市冬季盛行风向是西北风，而夏季盛行风向是东南风，该城市的工业区却布置在城市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工业污染常年向市区扩散，造成严重污染。日本北海道某城市，市中心的平坦地带布局了居民区和商业区，在城市四周近郊的丘陵地带布置了工业区，城市规划工作者的本意是阻止工业污染向城市四周扩散。但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形成的局部环流，导致四周丘陵地带的工业污染反而向市中心扩散。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性。
8）园林绿地系统规划
园林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具有自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调节小气候、丰富与美化景观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关资料表明：1hm2阔叶林在生长季节每天可吸收1tCO2，放出0.73t氧气；1hm2树木平均每天可吸收SO2 1.52kg；1m2草坪1h可吸收CO21.5g。一个城市如果每人平均有10m2树木或25m2草坪，就能自动调节空气中的CO2和O2的比例平衡，使空气清新。有关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影响城市生态的地理、气象、污染和绿化四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比值为34∶66∶25∶25，其中污染指数和绿化指数的相对重要性相当，但方向和作用相反。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工作中，必须摒弃过去单纯治理“三废”的观点，而应充分认识到城市绿化的重要性，将治污与绿化、美化、净化相结合，根据城市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气候、环境特征等，合理组织绿地，均衡分布，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绿地水面自然相融的城市园林绿地系统，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近年来人们对绿地系统的认识已从过去把园林绿化当做单纯供游览观赏和作为城市景观的装饰和点缀，向着改善人类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的高度转化，向城乡一体化，走大环境绿化建设的方向转化；从过去单纯应用观赏植物，向着综合利用各类资源植物和发挥植物生态服务功能的方向转化。因此，（城市）生态规划应制定出城市各类绿地的用地指标，选定各项绿地的用地范围，合理安排整个城市园林绿地系统的结构和布局形式，研究维持城市生态平衡的绿量（绿地覆盖率、人均绿地、人均公共绿地等），合理设计群落结构、选配植物，并进行绿化效益的估算。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的绿化水平都较低，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市绿化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因此，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艰巨。
制定规划区域的绿地规划，首先须了解该区域的绿化现状，对绿地系统的结构、布局和绿化指标作出定性和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以下步骤进行绿地系统的规划。
（1）确定绿地系统规划原则。
（2）选择和合理布局各项绿地，确定其位置、性质、范围和面积。
（3）根据该地区生产、生活水平及发展规模，研究绿地建设的发展速度与水平，拟定绿地各项定量指标。
（4）对过去的绿地系统规划进行调整、充实、改造和提高，提出绿地分期建设及重要修建项目的实施计划，以及划出需要控制和保留的绿化用地。
（5）编制绿地系统规划的图纸及文件。
（6）提出重点绿地规划的示意图和规划方案，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还可提出重点绿地的设计任务书，内容包括绿地的性质、位置、周围环境、服务对象、估计游人量、布局形式、艺术风格、主要设施的项目与规模、建设年限等，作为绿地详细规划的依据。
9）资源利用与保护规划
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和浪费现象，掠夺式开发导致了人类面对资源枯竭的危险。因此，区域生态规划应根据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要求，依据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环境保护目标，制定对水、土地资源、生物多样性与矿产资源等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规划。
（1）水土资源保护规划
制定上游水源涵养林和水土流失防护林建设规划；禁止乱围垦，保护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积极研究和推广保护水源地、水生态系统和防止水污染的新技术；在生态承载力允许的前提下兴建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和调蓄能力较大的水利工程，恢复水生生态平衡；健全水土资源保护和管理体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条例。
（2）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积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体系；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和计划；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范和标准；积极推行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管理，逐步使生物多样性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加强监督管理和服务。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和信息系统建设。包括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网络；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信息系统，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与区域合作。
开展多种形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示范工程建设；通过教育和培训，建成一支训练有素、精通业务、善于管理的队伍；建立和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机构，明确职责，并在各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协作，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利用广播、影视、报刊等宣传媒介，进行普法和科普教育，开展全民活动等。
10）区域生态规划管理对策研究
目前，从环境管理的角度看，我国已有多项相关法规，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超标排污收费制度”、“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目标责任制”、“排污许可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企业环保达标制度”，这些法规是环境管理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实施区域生态规划管理的重要基础，但各地在区域生态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中，仅有这些国家的有关法规是不够的，还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些补充规定，并建立健全执法机构，如“区域生态规划与建设领导小组”或“区域生态规划委员会”，由主管部门负责，各有关部门参加，密切配合。区域生态规划方案经多方论证、比较后提交政府决策部门作为决策的科学依据，并运用政治、经济、立法、计划、管理等综合手段提出实施对策，确保区域生态规划方案能够实施，促进区域与城市的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
区域生态规划的原则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1 区域综合生态规划与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是城乡生态评价、生态规划和生态建设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区域生态规划强调运用复合生态系统观对规划区域内城乡生态系统的人工生态因子（如土地利用状况、产业布局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人口密度和分布以及建筑、桥梁、道路、城市管线基础设施分布等）和自然生态因子（气候、水系、地形地貌、生物多样性、资源状况等）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相互作用特征进行评价分析，研究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途径，评价其生态敏感度，进而提出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规划对策。它与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规划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是联系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的桥梁，是协调城乡建设、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其内涵和深度都更高，目的是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关系的持续共生与协调发展。
11.1 生态规划的概念
生态规划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渊源，其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以玛希（Marsh）、鲍威尔（Powell）和格蒂斯（Geddes）等为代表的生态学家、规划工作者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规划实践与著作，标志着生态规划的产生和形成（欧阳志云、王如松，1995）。
玛希（1864）首次提出合理地规划人类活动，使之与自然协调而不是破坏自然，该原则今天仍是生态规划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鲍威尔（1879）在其Report on the Lands of the Arid R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著作中，强调要求制定一种土地与水资源利用政策，并要求选择能适应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一种新的土地利用方式、新的管理机制及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说鲍威尔是最早呼吁通过立法与政策促进与生态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规划的学者之一。格蒂斯（1921）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还是人类生态学的奠基人（王如松，1992），他强调把规划建立在研究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即周密地分析地域自然环境潜力与环境限制对土地利用与地方经济体系的影响及相互关系。他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系统地研究了决定现代城市成长与变化的动力，进一步强调在规划过程中，通过充分认识与了解自然环境条件，根据自然的潜力与制约来制定与自然和谐的规划方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区域生态规划在生态学自身获得大发展的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霍华德（Howard，1898）的“田园城市运动”、美国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及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工作都蕴含有区域生态规划的哲理，并对后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克哈格（McHarg）等人的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麦克哈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最早指出：生态规划（Ecological Planning）是在没有任何有害的情况或多数无害条件下，对城市土地的某种可能用途进行的规划。日本一些学者及我国学者刘天齐等（1990）亦认为，生态规划的概念是指生态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冯向东（1988）则对城市生态规划的概念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城市生态规划是在国土整治、区域规划指导下，按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对生态要素的综合整治目标、程序、内容、方法、成果、实施对策全过程进行的人工生态综合体的规划。王如松等（1987，1993）则强调了区域生态规划应是城乡生态评价、区域生态规划和生态建设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不仅限于生态学的土地利用规划。于志熙（1992）认为，生态规划是实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控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规划方法。
从上述有关区域生态规划的现有概念来看，多数偏重于土地利用规划。王祥荣（2000）认为，从区域或城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特点、发展趋势和区域生态规划所应解决的问题来看，区域生态规划应不仅限于土地利用规划，而应是以生态学原理和城乡规划原理为指导，应用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的手段辨识、模拟和设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态关系、确定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生态适宜度，探讨改善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生态建设对策，促进人与环境关系持续协调发展的一种规划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具有以下特点和科学内涵：
（1）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本：从人的生产、生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过程的关系出发，追求区域及城市总体关系的和谐和各部门、各层次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2）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强调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应立足于当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充分了解生态系统内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性能与环境容量，以及自然生态过程特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3）系统开放、优势互补：强调系统的开放，形成区域与城市生态经济优势与社会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优势的互补。
（4）高效、和谐、可持续：强调经济发展的高效、和谐与可持续性，而不是简单的高速度。区域生态规划认为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应是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提高、系统自我调控能力与抗干扰能力的提高、旨在全面改善区域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11.2 区域生态规划的原则
11.2.1 整体优化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整体优化的原则，从系统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出发，强调区域生态规划的目标与区域或城乡总体规划目标的一致性，追求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最佳效益，努力创造一个社会文明、经济高效、生态和谐、环境洁净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11.2.2 协调共生
城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具有多元、多介质、多层次、生态位分化的特点，子系统之间和各生态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仅影响到区域或城乡大系统的稳定性，而且直接关系到系统的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必须遵循协调共生的原则。共生是不同种类的子系统合作共存、互惠互利的现象，其结果是所有共生者都大大节约了原材料、能量和运输量，系统获得了多重效益。共生也是指正确利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互惠互利、合作共存的关系，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部门之间联系的多寡和强弱及其部门的多样性是衡量城市共生强弱的重要标志。协调是指要保持区域与城乡，部门与子系统各层次、各要素以及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有序和动态平衡，保持区域生态规划与总体规划近远期目标的协调一致。
11.2.3 区域分异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区域分异的理论，在充分研究区域或城乡生态要素功能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土规划（或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和城乡现状布局，搞好生态功能分区，以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利于环境容量的充分利用，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11.2.4 趋适开拓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趋适开拓原则，以环境容量、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适宜度为依据，积极创造新的生态工程，改善区域或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寻求最佳的区域或城乡生态位，不断地开拓和占领空余生态位，以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潜力，强化人为调控未来生态变化趋势的能力，促进生态建设。
11.2.5 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的含义是指处于顶极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此时系统内的结构与功能相互适应与协调，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之间达到相对平衡，系统的整体效益最佳。区域生态规划遵循生态平衡的理论，重视搞好水、土地资源、大气、人口容量、经济、园林绿地系统等生态要素的子规划；合理安排产业结构和布局、园林绿地系统的结构与布局，并注意与自然地形、河湖水系的协调性以及与城乡功能分区的关系，努力创造一个顶极稳定状态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
11.2.6 高效和谐
区域生态规划的目的是要将人类聚居地建成一个高效和谐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使其内部的物质代谢、能量流动和信息的传递关系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络，物质和能量得到多层分级利用，废物循环再生，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形成发达的共生关系，系统的功能、机构充分协调，系统能量的损失最小，物质利用率最高，经济效益最高。
11.2.7 可持续发展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的共同未来》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又再次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重要性，“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这个概念已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区域生态规划遵循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规划中突出“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的思想，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为后代维护、保留较好的资源条件，使人类社会得到公平的发展。
11.3 区域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与主要内容
11.3.1 区域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
区域生态规划目前尚无统一的工作程序，美国华盛顿大学Steiner F.曾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资源管理生态规划的程序包括七个步骤，即：确定规划目标→资源数据清单和分析→区域适宜度分析→方案选择→规划方案实施→规划执行→方案评价。麦克哈格（1969）在《结合自然的设计》一书中提出了建立一个城市与区域规划的生态学框架，并通过案例研究，对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及应用方法做了较全面的探讨。他的生态规划框架对后来的区域生态规划影响很大，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区域生态规划的一个基本思路，被称之为麦克哈格生态规划法，这个方法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1）确立规划范围与规划目标。
（2）广泛搜集规划区域的自然与人文资料，包括地理、地质、气候、土壤、野生动物、自然景观、土地利用、人口、交通、文化、人的价值观调查，并分别描绘在地图上。
（3）根据规划目标综合分析，提取在第二步所收集的资料。
（4）对各主要因素及各种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进行适宜度分析，确定适应性等级。（5）综合适应性图的建立。
麦克哈格法的核心在于：根据区域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性能，对其进行生态适宜性分析，以确定土地利用方式与发展规划，从而使自然的利用与开发及人类其他活动与自然特征、自然过程协调统一。
综合前人的工作基础，我们认为：从区域生态规划的科学内涵来看，应解决的问题不应仅限于土地利用和资源管理，而应从更宏观、综合的角度，研究区域或城市的生态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因此，该项工作是建立在对区域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的广泛调查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应用生态学、环境科学、系统分析（多元统计、系统生态、系统工程、系统动力学、灰色系统分析）和城市规划原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
11.3.2 区域生态规划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主要建立在对区域或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应用城市生态学、系统分析、环境评价和规划以及与城市规划原理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
区域生态规划的对象是一个由自然生态要素和人工生态要素复合而成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因子众多，复杂多变，其工作内容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拟定，下面是其主要内容。
1）生态要素的调查与评价
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搜集规划区域的自然、社会、人口、经济与环境的资料与数据，为充分了解规划区域的生态特征、生态过程、生态潜力与制约提供基础。资料搜集包括历史资料的搜集、实地调查、社会调查与3S技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技术）应用等。
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十分重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如资源衰竭、土地退化、大气与水体污染、自然生境与景观破坏等问题，均与过去的人类活动有关。因此，历史资料的研究十分重要。近年来，公众参与、现场监测、3S技术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生态调查
生态调查中多采用网格法，即在筛选生态因子的基础上，按网格逐个进行生态状况的调查与记录，工作方法是：确定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采用1∶10 000（或较大区域为1∶50 000）地形图为底图（最好是电子地图）。依据一定原则将规划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网格，网格大小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为1km×1km，有的也采用5km×5km（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或0.5km×0.5km（中、小城市和乡镇），每个网格即为生态调查与评价的基本单元。
调查登记的主要内容有：规划区内的气象条件、水资源、绿化、地形地貌、土壤类型、人口密度、经济密度、产业结构与布局、土地利用、建筑密度、能耗密度、水耗密度、环境污染状况等，并进行评价分析（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特征的调查与分析）。最好是应用卫星遥感数据与航测照片完成登记工作，还可借助于专家咨询、民意测验等公众参与的方法来弥补数据的不足。
（2）生态评价
生态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复合生态系统的观点及生态学、环境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对评价区域的资源与环境的性能、生态过程特征、生态环境敏感性与稳定性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以认识和了解评价区域环境资源的生态潜力和制约。
①生态过程分析
区域生态过程的特征是由区域生态系统以及景观生态的结构与功能所规定的。其自然生态过程实质是生态系统与景观生态功能的宏观表现。如区域的自然资源及能流特征，景观生态格局及动态都是以组成景观的生态系统功能为基础的。同时，人类生产、生活及交通等经济活动影响下的生态过程及其与自然生态过程的关系是应关注的重点。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规划中，往往对能流、物流、土地承载力及景观空间格局等与城市发展及环境密切相关的生态过程进行综合分析。
②生态潜力分析
生态潜力是指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可能达到的第一性生产水平，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区域内光、温、水、土资源配合效果的一个定量指标。在该区域内，光照、温度、土壤在相当的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这些资源组合所允许的最大生产力通常是该区域农业与林业生态系统生产力的上限。
根据这四种自然资源的稳定性和可调控性，资源生产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包括光合生产潜力、光温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及土地承载力。
光合、光温及气候生产潜力分析主要针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潜力与生态效率特征，它反映了区域气候资源的潜力，是区域农业与林业生产的基础。区域土地承载力是区域农业土地资源及区域农业生产特征的综合体现。
通过分析与比较区域生态潜力与现状区域农业林业土地产出，可以找出制约区域农业及林业生产的主要环境因素，进一步为城市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③生态敏感性分析
不同的生态系统或景观斑块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反应结果是不同的，有的生态系统对干扰具有较强的抵抗力，有的则恢复能力强，尽管受到干扰后在结构或功能方面产生偏离，但很快就会恢复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然而，有的系统却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或破坏，恢复也很难。生态敏感性分析的目的就是分析与评价区域内各系统对人类活动的反应，分析内容通常包括水土流失评价，敏感集水区的确定，具有特殊价值的亚生态系统及人文景观，以及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价等。
④土地质量及区位评价
区域的气候条件、地理特点、生态过程特征以及社会基础综合反映在城市土地质量的分异及区位特征上。因此，土地质量及区位的评价实际上是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评价与分析的综合和归纳。由于不同的规划目标，土地质量及区位的内涵是有差异的，而且评价中所选属性与综合方法也不一致。如在绿地规划中，评价指标主要涉及的是与绿化密切相关的气候、地理、水分有效性、土壤养分、植物生态特性等属性。
区位评价主要目的是为城市发展、产业经济布局与城镇建设提供基础。区位评价的指标主要有地形地貌条件，河流水系的分布，植被与土壤等因素，以及交通、人口、工农业产值、乡镇基础、土地利用现状等方面。
评价指标与属性的综合方法很多，通常有两类方法：一是根据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机理模型综合成综合指标，如辐射条件、热量、水分条件综合成气候生产潜力；二是根据专业知识及专家经验，用加权法综合，最终形成区域土地质量与区位特征评价图。
2）环境容量和生态适宜度分析
环境容量是指在人类生存、自然生态不致受害的前提下，并在环境质量标准的约束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如按要素分类，可将环境容量划分为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和绿地环境容量等。
生态适宜度是指在规划区内确定的土地利用方式对生态因素的影响程度，即生态因素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适宜状况和程度，是土地开发利用适宜程度的依据。
研究环境容量和生态适宜度，可为区域生态规划中区域与城市污染物的总量排放控制、确定土地利用方式和程度、搞好生态功能分区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适宜度分析是在网格调查的基础上，对所有网格进行生态分析和分类，将生态状况相近的作为一类，计算每种类型的网格数，以及在总网格中所占的百分比。生态适宜度分析可为制定上述土地利用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在进行生态适宜度分析时，应注意两点：一是何种地块（网格）的生态适宜度；二是地块对何种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亦就是说，进行生态适宜度分析时，只有针对某种特定用途才有意义。如同一地段，由于地势低洼，终年积水，对于城市建设来说，可能是生态适宜度较低的土地，可对于水产养殖业来说，却是适宜的土地，如作为绿地景观水面，也会有较大的生态适宜度。
（1）生态适宜度分析程序
刘天齐等（1990）在城市环境管理工作中提出了生态适宜度的分析程序，其主要步骤如下：
①明确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和范围内可能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在明确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的基础上，将规划区划分成网格，一般是1km2为一个网格，并说明各网格内可能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或城市用地类型。
②用特尔菲法分别筛选出对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用地类型）有显著影响的生态因子及其影响作用的相对大小，即权重。
③对区域生态规划区的各网格分别进行生态登记。
④制定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根据各生态因素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影响规律制定出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在制定出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应用一定的数学处理方法，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区域生态规划区内土地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综合适宜度评价标准。
根据上述工作成果，首先逐网格确定单因子的适宜度评价值，然后应用特定的数学模型由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值或评分求出各网格对给定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特定的数学模型必须与第四步所使用的数学模型一致。
⑤编制区域生态规划区域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表，同时给出每一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图。
（2）筛选生态适宜度评价因子的原则
筛选生态适宜度评价因子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所选择的生态因子对给定的利用方式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二是所选择的生态因子在各网络的分布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
以居住用地为利用目标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大气、生活饮用水、噪声等污染因子，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以及绿化状况等密切相关。例如吉林市在城市区域生态规划中，分析居住用地适宜度时，选定了大气环境质量、土地利用熵、环境噪声及绿化覆盖率四项评价因子。“生活饮用水”这一因子，对吉林市并不重要，因为供应全市生活用水的四个水厂的水质都很好，且全市各网格基本相同。吉林市在做工业用地适宜度分析中选定了位置、风向、大气环境质量、土地利用熵四项作为评价因子。
（3）生态适宜度单因子评价标准
生态适宜度单因子评价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以下两条：
①生态因素（单因子）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用地类型）的影响作用规律。
②区域生态规划区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指该生态因子在区域生态规划区的时空分布情况；另一方面指该区域生态规划区社会、经济等有关指标。单因子生态适宜度的评价常分为三级，即适宜、基本适宜、不适宜；或五级，即很适宜、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或六级，即很适宜、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很不适宜。
（4）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
计算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的数学表达式主要有下面三种。
①代数和表达式：
式中：i为网格编号（或地块编号）；j为土地利用方式编号（或土地类型编号）；s为影响土地利用方式（或用地类型）的生态因子编号；n为影响土地利用方式（或用地类型）的生态
因子的总个数；Bisj为土地利用方式为j的第i个网格的第s个生态因子对该利用方式（或类型）的适宜度评价值（简称单因子s的评价值）；Bij为第i个网格，其利用方式是j时的综合评价值。
②算术平均值表达式：
式中各符号含义同上。
③加权平均值表达式：
式中：Ws为第s个生态因子的权值，其余符号的含义同上。
（5）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标准
制定标准的依据：包括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区域生态规划区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该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该市总体规划。
制定标准的基本方法：制定标准的方法很多，常用而简便的方法举例如下：
假设某市经过专家咨询所筛选出来的对工业用地适宜度有影响作用的生态因子共五个，用A、B、C、D、E表示。其单因子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如表11-1所示。
表11-1单因子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
其权重分别是A为0.50、B为0.20、C为0.15、D为0.10、E为0.05。
由单因子评价值合成综合评价值时采用加权平均数模型，即为
式中：
综合生态适宜度每一级都和一个评价值区间相对应，所以寻找各区间端点或上下界便成了判断综合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的关键。考虑到该地区实际情况，各级界限选择情况如表11-2所示。
其中界限的选择方法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灵活掌握，比如适宜的上界可定为A、B、C很适宜，D、E适宜。其他方法可以类似考虑。
表11-2 生态适宜度分级界限
分级结果如图11-1所示。
图11-1 生态分级结果
3）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规划目标的研究
在区域生态规划的研究中，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及规划目标的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内容应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内容。目前指标体系的建立方法很多，总的来讲，区域生态规划中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规划目标应包括以下内容：
（1）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是描述和评价某种事物的可量度参数的集合，应充分体现其科学性、综合性、层次性、简洁完备性等原则，根据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特点，采用系统工程中的Delphi专家咨询法和多目标决策法，在参考和吸收传统指标的同时，结合生态系统开放性的特点，从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着手，充分发挥人对复杂系统的辨识能力，在各类分指标的权重中，重点考虑以下生态指标：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强度、绿地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建筑密度、经济密度、能耗强度与密度、污染负荷密度以及交通量等。
（2）规划目标和年度
确定区域生态规划的总目标、近远期目标和年度，应同区域和城市总体规划近远期目标和相应的年度一致，以利同步、协调、可比、互为应用。
4）生态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布局
（1）生态功能区划
生态功能区划是进行区域生态规划的基础工作。根据区域或城市生态系统结构的特点及其功能，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单元，研究其特点、结构、环境污染、环境负荷以及承载力等问题，为各生态区提供管理对策。区划的方法可采用数值聚类法等。
功能区划应综合考虑生态要素的现状、问题、发展趋势及生态适宜度，提出工业、农业、生活居住、对外交通、仓储、公建、园林绿化、游乐功能区的综合划分以及大型生态工程布局的方案，充分发挥生态要素功能，发挥对城市功能分区的反馈调节作用，以能动地调控生态要素功能朝良性方向发展。
具体操作时，可将土地利用评价图、工业和居住用地适宜度等图纸进行叠加、综合分析，进行生态功能分区。功能区划应遵循下列原则：
①必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②必须有利于居民生活。
③必须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使区域内的环境容量得以充分利用。
④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功能分区力求实现三个效益的统一。
（2）土地利用布局
土地利用的空间配置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在城市生态系统内尤为重要，故无论是新建城市或改建城市的区域生态规划都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土地利用布局的研究。除应考虑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城市产业构成外，还应综合考虑用地大小、地形地貌、山脉、河流、气候、水文及工程地质等自然要素的制约。
城市用地构成一般可分为工业用地、生活居住用地、市政设施用地、道路交通用地、绿化用地等，它们各自对环境质量有不同的要求，本身又给环境带来不同特征、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应综合研究城市用地状况与环境条件的相互关系，按照城市的规模、性质、产业结构和城市总体规划及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提出调整用地结构的建议和科学依据，促使土地利用布局趋于合理。
各类用地的选择：根据生态适宜度分析的结果，确定选择的标准，同时还应考虑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以及技术、经济的可行性。在恰当的标准指导下，结合生态适宜度、土地条件等评价结果，划定出各类用地的范围、位置和大小。
各类用地的开发次序：在充分考虑土地条件的前提下，按照生态适宜度的等级以及经济技术水平，确定用地开发次序的标准；根据拟定的标准，确定土地的开发次序。
5）环境保护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是区域生态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整体出发进行研究，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并建立数学模型对环境要素的发展趋势、影响程度进行预测，分析不同发展时期环境污染对生态状况的影响，根据各功能区不同的环境目标，按功能区实行分区生态环境质量管理，逐步达到区域生态规划目标的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大气污染控制规划、水污染控制规划、声污染控制规划、固废污染控制规划等。在此基础上，根据主要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计算各主要污染物的削减量，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按系统分配削减量指标，对各功能区、各行业的综合防治方案进行综合、比较，应用最优化方法求出环境投资-效益的最佳分配，提出区域生态规划中总的污染综合防治方案。
制定环境保护规划主要应考虑两个前提：一是根据污染源和环境质量评价和预测结果，准确掌握当地环境质量现状、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环境问题；二是要针对主要环境问题，确定污染控制目标和生态建设目标。在此基础上，进行功能分区、研究污染总量控制方案，并通过一系列控制污染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对策，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形成环境保护规划。
（1）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污染源及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功能区划，确定规划目标，选择规划方法与相应的参数、规划方案的制定及其评价与决策。主要规划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的研究，模型与相应参数研究和规划方案的筛选与决策研究。大气环境规划主要针对在城市中量大、面广、危害严重的污染物，如TSP、SO2、NOx、CO、PM10、PM2.5等，各城市应根据自身特点，进行筛选。制定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方法包括：科学地利用自然净化能力，积极开展绿化工作，加强污染源集中控制和治理措施等。
（2）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在水环境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划分控制单元，确定规划目标，设计规划方案，并对规划方案进行优化分析与决策。制定规划的方法与一般步骤包括水污染现状分析，水污染控制单元的划分，水环境污染物控制路线分析，水环境污染源治理技术经济分析，水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分析。
（3）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要在现状调查基础上进行预测及评价，将预测结果与规划目标相对应、比较并参照评价结果按照各行业的具体情况确定各行业的分目标及具体污染源的削减量目标。确定不同的治理方案并进行环境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根据经济承受能力确定最终规划方案。制定方法包括确定固废污染控制目标，制定重点行业、企业固废治理规划，制定有毒有害固废处理处置措施。
（4）声环境综合整治规划
在声环境质量和噪声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声环境功能区划，提出声环境规划目标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综合整治措施。制定方法包括确定噪声污染整治对象，制定噪声污染整治措施等。
6）人口适宜容量规划
人口是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的主体，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城市空间和环境造成很大压力。在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中，人类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既是生态系统的消费者，处在倒金字塔型营养级的顶端，其生命活动是生态系统中能流、物流、信息流的一部分，又是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产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参与生产经营、创造财富、商品交换、分配与消费。因此，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区域生态规划编制工作中，必须确定近远期的人口规模，提出人口密度调整意见，提高人口素质对策以及实施人口规划对策。研究内容包括人口分布、规模、自然增长率、机械增长率、男女性别比、人口密度、人口的组成、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等。
7）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规划
经济再生产过程是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很重要的环节。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主体，影响着区域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为促进物质良性循环和能量流动，必须改进区域与城市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系指城市产业系统内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用产品产量或产值表示这种比例关系。产业结构的不同比例对环境质量有着很大影响。目前，发达国家城市产业结构的比例多为3∶2∶1结构，亦即第三产业的比例大于第二和第一产业。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比例为2∶3∶1（第二产业比例高于第三和第一产业），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正处于逐步上升时期，但一些老的重工业城市第二产业比重，尤其是重化工业比重一直偏高，对环境的压力很大。如：某个城市重工业与轻工业之比约为2∶1，而重工业中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又占多数；轻工业中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占60%，这种工业结构能耗大、排污量大。
城市的产业结构还有生产工艺合理设计的问题，即在功能区（工业区）中要设计合理的“生态产业链”，推行清洁生产工艺，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调整、改善老城市产业布局，搞好新建城市产业的合理布局，是改善城市生态结构、防治污染的重要措施。国内某城市冬季盛行风向是西北风，而夏季盛行风向是东南风，该城市的工业区却布置在城市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工业污染常年向市区扩散，造成严重污染。日本北海道某城市，市中心的平坦地带布局了居民区和商业区，在城市四周近郊的丘陵地带布置了工业区，城市规划工作者的本意是阻止工业污染向城市四周扩散。但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形成的局部环流，导致四周丘陵地带的工业污染反而向市中心扩散。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性。
8）园林绿地系统规划
园林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具有自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调节小气候、丰富与美化景观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关资料表明：1hm2阔叶林在生长季节每天可吸收1tCO2，放出0.73t氧气；1hm2树木平均每天可吸收SO2 1.52kg；1m2草坪1h可吸收CO21.5g。一个城市如果每人平均有10m2树木或25m2草坪，就能自动调节空气中的CO2和O2的比例平衡，使空气清新。有关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影响城市生态的地理、气象、污染和绿化四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比值为34∶66∶25∶25，其中污染指数和绿化指数的相对重要性相当，但方向和作用相反。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工作中，必须摒弃过去单纯治理“三废”的观点，而应充分认识到城市绿化的重要性，将治污与绿化、美化、净化相结合，根据城市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气候、环境特征等，合理组织绿地，均衡分布，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绿地水面自然相融的城市园林绿地系统，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近年来人们对绿地系统的认识已从过去把园林绿化当做单纯供游览观赏和作为城市景观的装饰和点缀，向着改善人类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的高度转化，向城乡一体化，走大环境绿化建设的方向转化；从过去单纯应用观赏植物，向着综合利用各类资源植物和发挥植物生态服务功能的方向转化。因此，（城市）生态规划应制定出城市各类绿地的用地指标，选定各项绿地的用地范围，合理安排整个城市园林绿地系统的结构和布局形式，研究维持城市生态平衡的绿量（绿地覆盖率、人均绿地、人均公共绿地等），合理设计群落结构、选配植物，并进行绿化效益的估算。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的绿化水平都较低，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市绿化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因此，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艰巨。
制定规划区域的绿地规划，首先须了解该区域的绿化现状，对绿地系统的结构、布局和绿化指标作出定性和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以下步骤进行绿地系统的规划。
（1）确定绿地系统规划原则。
（2）选择和合理布局各项绿地，确定其位置、性质、范围和面积。
（3）根据该地区生产、生活水平及发展规模，研究绿地建设的发展速度与水平，拟定绿地各项定量指标。
（4）对过去的绿地系统规划进行调整、充实、改造和提高，提出绿地分期建设及重要修建项目的实施计划，以及划出需要控制和保留的绿化用地。
（5）编制绿地系统规划的图纸及文件。
（6）提出重点绿地规划的示意图和规划方案，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还可提出重点绿地的设计任务书，内容包括绿地的性质、位置、周围环境、服务对象、估计游人量、布局形式、艺术风格、主要设施的项目与规模、建设年限等，作为绿地详细规划的依据。
9）资源利用与保护规划
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和浪费现象，掠夺式开发导致了人类面对资源枯竭的危险。因此，区域生态规划应根据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要求，依据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环境保护目标，制定对水、土地资源、生物多样性与矿产资源等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规划。
（1）水土资源保护规划
制定上游水源涵养林和水土流失防护林建设规划；禁止乱围垦，保护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积极研究和推广保护水源地、水生态系统和防止水污染的新技术；在生态承载力允许的前提下兴建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和调蓄能力较大的水利工程，恢复水生生态平衡；健全水土资源保护和管理体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条例。
（2）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积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体系；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和计划；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范和标准；积极推行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管理，逐步使生物多样性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加强监督管理和服务。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和信息系统建设。包括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网络；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信息系统，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与区域合作。
开展多种形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示范工程建设；通过教育和培训，建成一支训练有素、精通业务、善于管理的队伍；建立和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机构，明确职责，并在各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协作，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利用广播、影视、报刊等宣传媒介，进行普法和科普教育，开展全民活动等。
10）区域生态规划管理对策研究
目前，从环境管理的角度看，我国已有多项相关法规，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超标排污收费制度”、“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目标责任制”、“排污许可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企业环保达标制度”，这些法规是环境管理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实施区域生态规划管理的重要基础，但各地在区域生态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中，仅有这些国家的有关法规是不够的，还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些补充规定，并建立健全执法机构，如“区域生态规划与建设领导小组”或“区域生态规划委员会”，由主管部门负责，各有关部门参加，密切配合。区域生态规划方案经多方论证、比较后提交政府决策部门作为决策的科学依据，并运用政治、经济、立法、计划、管理等综合手段提出实施对策，确保区域生态规划方案能够实施，促进区域与城市的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
可持续发展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1 区域综合生态规划与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是城乡生态评价、生态规划和生态建设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区域生态规划强调运用复合生态系统观对规划区域内城乡生态系统的人工生态因子（如土地利用状况、产业布局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人口密度和分布以及建筑、桥梁、道路、城市管线基础设施分布等）和自然生态因子（气候、水系、地形地貌、生物多样性、资源状况等）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相互作用特征进行评价分析，研究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途径，评价其生态敏感度，进而提出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规划对策。它与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规划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是联系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的桥梁，是协调城乡建设、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其内涵和深度都更高，目的是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关系的持续共生与协调发展。
11.1 生态规划的概念
生态规划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渊源，其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以玛希（Marsh）、鲍威尔（Powell）和格蒂斯（Geddes）等为代表的生态学家、规划工作者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规划实践与著作，标志着生态规划的产生和形成（欧阳志云、王如松，1995）。
玛希（1864）首次提出合理地规划人类活动，使之与自然协调而不是破坏自然，该原则今天仍是生态规划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鲍威尔（1879）在其Report on the Lands of the Arid R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著作中，强调要求制定一种土地与水资源利用政策，并要求选择能适应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一种新的土地利用方式、新的管理机制及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说鲍威尔是最早呼吁通过立法与政策促进与生态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规划的学者之一。格蒂斯（1921）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还是人类生态学的奠基人（王如松，1992），他强调把规划建立在研究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即周密地分析地域自然环境潜力与环境限制对土地利用与地方经济体系的影响及相互关系。他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系统地研究了决定现代城市成长与变化的动力，进一步强调在规划过程中，通过充分认识与了解自然环境条件，根据自然的潜力与制约来制定与自然和谐的规划方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区域生态规划在生态学自身获得大发展的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霍华德（Howard，1898）的“田园城市运动”、美国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及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工作都蕴含有区域生态规划的哲理，并对后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克哈格（McHarg）等人的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麦克哈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最早指出：生态规划（Ecological Planning）是在没有任何有害的情况或多数无害条件下，对城市土地的某种可能用途进行的规划。日本一些学者及我国学者刘天齐等（1990）亦认为，生态规划的概念是指生态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冯向东（1988）则对城市生态规划的概念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城市生态规划是在国土整治、区域规划指导下，按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对生态要素的综合整治目标、程序、内容、方法、成果、实施对策全过程进行的人工生态综合体的规划。王如松等（1987，1993）则强调了区域生态规划应是城乡生态评价、区域生态规划和生态建设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不仅限于生态学的土地利用规划。于志熙（1992）认为，生态规划是实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控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规划方法。
从上述有关区域生态规划的现有概念来看，多数偏重于土地利用规划。王祥荣（2000）认为，从区域或城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特点、发展趋势和区域生态规划所应解决的问题来看，区域生态规划应不仅限于土地利用规划，而应是以生态学原理和城乡规划原理为指导，应用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的手段辨识、模拟和设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态关系、确定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生态适宜度，探讨改善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生态建设对策，促进人与环境关系持续协调发展的一种规划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具有以下特点和科学内涵：
（1）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本：从人的生产、生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过程的关系出发，追求区域及城市总体关系的和谐和各部门、各层次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2）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强调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应立足于当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充分了解生态系统内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性能与环境容量，以及自然生态过程特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3）系统开放、优势互补：强调系统的开放，形成区域与城市生态经济优势与社会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优势的互补。
（4）高效、和谐、可持续：强调经济发展的高效、和谐与可持续性，而不是简单的高速度。区域生态规划认为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应是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提高、系统自我调控能力与抗干扰能力的提高、旨在全面改善区域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11.2 区域生态规划的原则
11.2.1 整体优化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整体优化的原则，从系统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出发，强调区域生态规划的目标与区域或城乡总体规划目标的一致性，追求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最佳效益，努力创造一个社会文明、经济高效、生态和谐、环境洁净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11.2.2 协调共生
城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具有多元、多介质、多层次、生态位分化的特点，子系统之间和各生态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仅影响到区域或城乡大系统的稳定性，而且直接关系到系统的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必须遵循协调共生的原则。共生是不同种类的子系统合作共存、互惠互利的现象，其结果是所有共生者都大大节约了原材料、能量和运输量，系统获得了多重效益。共生也是指正确利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互惠互利、合作共存的关系，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部门之间联系的多寡和强弱及其部门的多样性是衡量城市共生强弱的重要标志。协调是指要保持区域与城乡，部门与子系统各层次、各要素以及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有序和动态平衡，保持区域生态规划与总体规划近远期目标的协调一致。
11.2.3 区域分异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区域分异的理论，在充分研究区域或城乡生态要素功能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土规划（或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和城乡现状布局，搞好生态功能分区，以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利于环境容量的充分利用，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11.2.4 趋适开拓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趋适开拓原则，以环境容量、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适宜度为依据，积极创造新的生态工程，改善区域或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寻求最佳的区域或城乡生态位，不断地开拓和占领空余生态位，以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潜力，强化人为调控未来生态变化趋势的能力，促进生态建设。
11.2.5 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的含义是指处于顶极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此时系统内的结构与功能相互适应与协调，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之间达到相对平衡，系统的整体效益最佳。区域生态规划遵循生态平衡的理论，重视搞好水、土地资源、大气、人口容量、经济、园林绿地系统等生态要素的子规划；合理安排产业结构和布局、园林绿地系统的结构与布局，并注意与自然地形、河湖水系的协调性以及与城乡功能分区的关系，努力创造一个顶极稳定状态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
11.2.6 高效和谐
区域生态规划的目的是要将人类聚居地建成一个高效和谐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使其内部的物质代谢、能量流动和信息的传递关系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络，物质和能量得到多层分级利用，废物循环再生，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形成发达的共生关系，系统的功能、机构充分协调，系统能量的损失最小，物质利用率最高，经济效益最高。
11.2.7 可持续发展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的共同未来》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又再次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重要性，“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这个概念已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区域生态规划遵循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规划中突出“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的思想，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为后代维护、保留较好的资源条件，使人类社会得到公平的发展。
11.3 区域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与主要内容
11.3.1 区域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
区域生态规划目前尚无统一的工作程序，美国华盛顿大学Steiner F.曾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资源管理生态规划的程序包括七个步骤，即：确定规划目标→资源数据清单和分析→区域适宜度分析→方案选择→规划方案实施→规划执行→方案评价。麦克哈格（1969）在《结合自然的设计》一书中提出了建立一个城市与区域规划的生态学框架，并通过案例研究，对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及应用方法做了较全面的探讨。他的生态规划框架对后来的区域生态规划影响很大，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区域生态规划的一个基本思路，被称之为麦克哈格生态规划法，这个方法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1）确立规划范围与规划目标。
（2）广泛搜集规划区域的自然与人文资料，包括地理、地质、气候、土壤、野生动物、自然景观、土地利用、人口、交通、文化、人的价值观调查，并分别描绘在地图上。
（3）根据规划目标综合分析，提取在第二步所收集的资料。
（4）对各主要因素及各种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进行适宜度分析，确定适应性等级。（5）综合适应性图的建立。
麦克哈格法的核心在于：根据区域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性能，对其进行生态适宜性分析，以确定土地利用方式与发展规划，从而使自然的利用与开发及人类其他活动与自然特征、自然过程协调统一。
综合前人的工作基础，我们认为：从区域生态规划的科学内涵来看，应解决的问题不应仅限于土地利用和资源管理，而应从更宏观、综合的角度，研究区域或城市的生态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因此，该项工作是建立在对区域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的广泛调查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应用生态学、环境科学、系统分析（多元统计、系统生态、系统工程、系统动力学、灰色系统分析）和城市规划原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
11.3.2 区域生态规划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主要建立在对区域或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应用城市生态学、系统分析、环境评价和规划以及与城市规划原理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
区域生态规划的对象是一个由自然生态要素和人工生态要素复合而成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因子众多，复杂多变，其工作内容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拟定，下面是其主要内容。
1）生态要素的调查与评价
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搜集规划区域的自然、社会、人口、经济与环境的资料与数据，为充分了解规划区域的生态特征、生态过程、生态潜力与制约提供基础。资料搜集包括历史资料的搜集、实地调查、社会调查与3S技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技术）应用等。
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十分重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如资源衰竭、土地退化、大气与水体污染、自然生境与景观破坏等问题，均与过去的人类活动有关。因此，历史资料的研究十分重要。近年来，公众参与、现场监测、3S技术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生态调查
生态调查中多采用网格法，即在筛选生态因子的基础上，按网格逐个进行生态状况的调查与记录，工作方法是：确定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采用1∶10 000（或较大区域为1∶50 000）地形图为底图（最好是电子地图）。依据一定原则将规划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网格，网格大小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为1km×1km，有的也采用5km×5km（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或0.5km×0.5km（中、小城市和乡镇），每个网格即为生态调查与评价的基本单元。
调查登记的主要内容有：规划区内的气象条件、水资源、绿化、地形地貌、土壤类型、人口密度、经济密度、产业结构与布局、土地利用、建筑密度、能耗密度、水耗密度、环境污染状况等，并进行评价分析（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特征的调查与分析）。最好是应用卫星遥感数据与航测照片完成登记工作，还可借助于专家咨询、民意测验等公众参与的方法来弥补数据的不足。
（2）生态评价
生态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复合生态系统的观点及生态学、环境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对评价区域的资源与环境的性能、生态过程特征、生态环境敏感性与稳定性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以认识和了解评价区域环境资源的生态潜力和制约。
①生态过程分析
区域生态过程的特征是由区域生态系统以及景观生态的结构与功能所规定的。其自然生态过程实质是生态系统与景观生态功能的宏观表现。如区域的自然资源及能流特征，景观生态格局及动态都是以组成景观的生态系统功能为基础的。同时，人类生产、生活及交通等经济活动影响下的生态过程及其与自然生态过程的关系是应关注的重点。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规划中，往往对能流、物流、土地承载力及景观空间格局等与城市发展及环境密切相关的生态过程进行综合分析。
②生态潜力分析
生态潜力是指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可能达到的第一性生产水平，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区域内光、温、水、土资源配合效果的一个定量指标。在该区域内，光照、温度、土壤在相当的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这些资源组合所允许的最大生产力通常是该区域农业与林业生态系统生产力的上限。
根据这四种自然资源的稳定性和可调控性，资源生产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包括光合生产潜力、光温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及土地承载力。
光合、光温及气候生产潜力分析主要针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潜力与生态效率特征，它反映了区域气候资源的潜力，是区域农业与林业生产的基础。区域土地承载力是区域农业土地资源及区域农业生产特征的综合体现。
通过分析与比较区域生态潜力与现状区域农业林业土地产出，可以找出制约区域农业及林业生产的主要环境因素，进一步为城市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③生态敏感性分析
不同的生态系统或景观斑块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反应结果是不同的，有的生态系统对干扰具有较强的抵抗力，有的则恢复能力强，尽管受到干扰后在结构或功能方面产生偏离，但很快就会恢复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然而，有的系统却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或破坏，恢复也很难。生态敏感性分析的目的就是分析与评价区域内各系统对人类活动的反应，分析内容通常包括水土流失评价，敏感集水区的确定，具有特殊价值的亚生态系统及人文景观，以及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价等。
④土地质量及区位评价
区域的气候条件、地理特点、生态过程特征以及社会基础综合反映在城市土地质量的分异及区位特征上。因此，土地质量及区位的评价实际上是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评价与分析的综合和归纳。由于不同的规划目标，土地质量及区位的内涵是有差异的，而且评价中所选属性与综合方法也不一致。如在绿地规划中，评价指标主要涉及的是与绿化密切相关的气候、地理、水分有效性、土壤养分、植物生态特性等属性。
区位评价主要目的是为城市发展、产业经济布局与城镇建设提供基础。区位评价的指标主要有地形地貌条件，河流水系的分布，植被与土壤等因素，以及交通、人口、工农业产值、乡镇基础、土地利用现状等方面。
评价指标与属性的综合方法很多，通常有两类方法：一是根据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机理模型综合成综合指标，如辐射条件、热量、水分条件综合成气候生产潜力；二是根据专业知识及专家经验，用加权法综合，最终形成区域土地质量与区位特征评价图。
2）环境容量和生态适宜度分析
环境容量是指在人类生存、自然生态不致受害的前提下，并在环境质量标准的约束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如按要素分类，可将环境容量划分为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和绿地环境容量等。
生态适宜度是指在规划区内确定的土地利用方式对生态因素的影响程度，即生态因素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适宜状况和程度，是土地开发利用适宜程度的依据。
研究环境容量和生态适宜度，可为区域生态规划中区域与城市污染物的总量排放控制、确定土地利用方式和程度、搞好生态功能分区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适宜度分析是在网格调查的基础上，对所有网格进行生态分析和分类，将生态状况相近的作为一类，计算每种类型的网格数，以及在总网格中所占的百分比。生态适宜度分析可为制定上述土地利用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在进行生态适宜度分析时，应注意两点：一是何种地块（网格）的生态适宜度；二是地块对何种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亦就是说，进行生态适宜度分析时，只有针对某种特定用途才有意义。如同一地段，由于地势低洼，终年积水，对于城市建设来说，可能是生态适宜度较低的土地，可对于水产养殖业来说，却是适宜的土地，如作为绿地景观水面，也会有较大的生态适宜度。
（1）生态适宜度分析程序
刘天齐等（1990）在城市环境管理工作中提出了生态适宜度的分析程序，其主要步骤如下：
①明确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和范围内可能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在明确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的基础上，将规划区划分成网格，一般是1km2为一个网格，并说明各网格内可能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或城市用地类型。
②用特尔菲法分别筛选出对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用地类型）有显著影响的生态因子及其影响作用的相对大小，即权重。
③对区域生态规划区的各网格分别进行生态登记。
④制定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根据各生态因素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影响规律制定出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在制定出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应用一定的数学处理方法，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区域生态规划区内土地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综合适宜度评价标准。
根据上述工作成果，首先逐网格确定单因子的适宜度评价值，然后应用特定的数学模型由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值或评分求出各网格对给定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特定的数学模型必须与第四步所使用的数学模型一致。
⑤编制区域生态规划区域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表，同时给出每一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图。
（2）筛选生态适宜度评价因子的原则
筛选生态适宜度评价因子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所选择的生态因子对给定的利用方式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二是所选择的生态因子在各网络的分布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
以居住用地为利用目标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大气、生活饮用水、噪声等污染因子，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以及绿化状况等密切相关。例如吉林市在城市区域生态规划中，分析居住用地适宜度时，选定了大气环境质量、土地利用熵、环境噪声及绿化覆盖率四项评价因子。“生活饮用水”这一因子，对吉林市并不重要，因为供应全市生活用水的四个水厂的水质都很好，且全市各网格基本相同。吉林市在做工业用地适宜度分析中选定了位置、风向、大气环境质量、土地利用熵四项作为评价因子。
（3）生态适宜度单因子评价标准
生态适宜度单因子评价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以下两条：
①生态因素（单因子）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用地类型）的影响作用规律。
②区域生态规划区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指该生态因子在区域生态规划区的时空分布情况；另一方面指该区域生态规划区社会、经济等有关指标。单因子生态适宜度的评价常分为三级，即适宜、基本适宜、不适宜；或五级，即很适宜、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或六级，即很适宜、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很不适宜。
（4）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
计算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的数学表达式主要有下面三种。
①代数和表达式：
式中：i为网格编号（或地块编号）；j为土地利用方式编号（或土地类型编号）；s为影响土地利用方式（或用地类型）的生态因子编号；n为影响土地利用方式（或用地类型）的生态
因子的总个数；Bisj为土地利用方式为j的第i个网格的第s个生态因子对该利用方式（或类型）的适宜度评价值（简称单因子s的评价值）；Bij为第i个网格，其利用方式是j时的综合评价值。
②算术平均值表达式：
式中各符号含义同上。
③加权平均值表达式：
式中：Ws为第s个生态因子的权值，其余符号的含义同上。
（5）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标准
制定标准的依据：包括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区域生态规划区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该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该市总体规划。
制定标准的基本方法：制定标准的方法很多，常用而简便的方法举例如下：
假设某市经过专家咨询所筛选出来的对工业用地适宜度有影响作用的生态因子共五个，用A、B、C、D、E表示。其单因子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如表11-1所示。
表11-1单因子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
其权重分别是A为0.50、B为0.20、C为0.15、D为0.10、E为0.05。
由单因子评价值合成综合评价值时采用加权平均数模型，即为
式中：
综合生态适宜度每一级都和一个评价值区间相对应，所以寻找各区间端点或上下界便成了判断综合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的关键。考虑到该地区实际情况，各级界限选择情况如表11-2所示。
其中界限的选择方法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灵活掌握，比如适宜的上界可定为A、B、C很适宜，D、E适宜。其他方法可以类似考虑。
表11-2 生态适宜度分级界限
分级结果如图11-1所示。
图11-1 生态分级结果
3）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规划目标的研究
在区域生态规划的研究中，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及规划目标的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内容应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内容。目前指标体系的建立方法很多，总的来讲，区域生态规划中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规划目标应包括以下内容：
（1）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是描述和评价某种事物的可量度参数的集合，应充分体现其科学性、综合性、层次性、简洁完备性等原则，根据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特点，采用系统工程中的Delphi专家咨询法和多目标决策法，在参考和吸收传统指标的同时，结合生态系统开放性的特点，从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着手，充分发挥人对复杂系统的辨识能力，在各类分指标的权重中，重点考虑以下生态指标：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强度、绿地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建筑密度、经济密度、能耗强度与密度、污染负荷密度以及交通量等。
（2）规划目标和年度
确定区域生态规划的总目标、近远期目标和年度，应同区域和城市总体规划近远期目标和相应的年度一致，以利同步、协调、可比、互为应用。
4）生态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布局
（1）生态功能区划
生态功能区划是进行区域生态规划的基础工作。根据区域或城市生态系统结构的特点及其功能，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单元，研究其特点、结构、环境污染、环境负荷以及承载力等问题，为各生态区提供管理对策。区划的方法可采用数值聚类法等。
功能区划应综合考虑生态要素的现状、问题、发展趋势及生态适宜度，提出工业、农业、生活居住、对外交通、仓储、公建、园林绿化、游乐功能区的综合划分以及大型生态工程布局的方案，充分发挥生态要素功能，发挥对城市功能分区的反馈调节作用，以能动地调控生态要素功能朝良性方向发展。
具体操作时，可将土地利用评价图、工业和居住用地适宜度等图纸进行叠加、综合分析，进行生态功能分区。功能区划应遵循下列原则：
①必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②必须有利于居民生活。
③必须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使区域内的环境容量得以充分利用。
④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功能分区力求实现三个效益的统一。
（2）土地利用布局
土地利用的空间配置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在城市生态系统内尤为重要，故无论是新建城市或改建城市的区域生态规划都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土地利用布局的研究。除应考虑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城市产业构成外，还应综合考虑用地大小、地形地貌、山脉、河流、气候、水文及工程地质等自然要素的制约。
城市用地构成一般可分为工业用地、生活居住用地、市政设施用地、道路交通用地、绿化用地等，它们各自对环境质量有不同的要求，本身又给环境带来不同特征、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应综合研究城市用地状况与环境条件的相互关系，按照城市的规模、性质、产业结构和城市总体规划及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提出调整用地结构的建议和科学依据，促使土地利用布局趋于合理。
各类用地的选择：根据生态适宜度分析的结果，确定选择的标准，同时还应考虑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以及技术、经济的可行性。在恰当的标准指导下，结合生态适宜度、土地条件等评价结果，划定出各类用地的范围、位置和大小。
各类用地的开发次序：在充分考虑土地条件的前提下，按照生态适宜度的等级以及经济技术水平，确定用地开发次序的标准；根据拟定的标准，确定土地的开发次序。
5）环境保护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是区域生态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整体出发进行研究，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并建立数学模型对环境要素的发展趋势、影响程度进行预测，分析不同发展时期环境污染对生态状况的影响，根据各功能区不同的环境目标，按功能区实行分区生态环境质量管理，逐步达到区域生态规划目标的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大气污染控制规划、水污染控制规划、声污染控制规划、固废污染控制规划等。在此基础上，根据主要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计算各主要污染物的削减量，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按系统分配削减量指标，对各功能区、各行业的综合防治方案进行综合、比较，应用最优化方法求出环境投资-效益的最佳分配，提出区域生态规划中总的污染综合防治方案。
制定环境保护规划主要应考虑两个前提：一是根据污染源和环境质量评价和预测结果，准确掌握当地环境质量现状、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环境问题；二是要针对主要环境问题，确定污染控制目标和生态建设目标。在此基础上，进行功能分区、研究污染总量控制方案，并通过一系列控制污染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对策，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形成环境保护规划。
（1）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污染源及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功能区划，确定规划目标，选择规划方法与相应的参数、规划方案的制定及其评价与决策。主要规划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的研究，模型与相应参数研究和规划方案的筛选与决策研究。大气环境规划主要针对在城市中量大、面广、危害严重的污染物，如TSP、SO2、NOx、CO、PM10、PM2.5等，各城市应根据自身特点，进行筛选。制定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方法包括：科学地利用自然净化能力，积极开展绿化工作，加强污染源集中控制和治理措施等。
（2）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在水环境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划分控制单元，确定规划目标，设计规划方案，并对规划方案进行优化分析与决策。制定规划的方法与一般步骤包括水污染现状分析，水污染控制单元的划分，水环境污染物控制路线分析，水环境污染源治理技术经济分析，水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分析。
（3）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要在现状调查基础上进行预测及评价，将预测结果与规划目标相对应、比较并参照评价结果按照各行业的具体情况确定各行业的分目标及具体污染源的削减量目标。确定不同的治理方案并进行环境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根据经济承受能力确定最终规划方案。制定方法包括确定固废污染控制目标，制定重点行业、企业固废治理规划，制定有毒有害固废处理处置措施。
（4）声环境综合整治规划
在声环境质量和噪声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声环境功能区划，提出声环境规划目标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综合整治措施。制定方法包括确定噪声污染整治对象，制定噪声污染整治措施等。
6）人口适宜容量规划
人口是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的主体，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城市空间和环境造成很大压力。在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中，人类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既是生态系统的消费者，处在倒金字塔型营养级的顶端，其生命活动是生态系统中能流、物流、信息流的一部分，又是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产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参与生产经营、创造财富、商品交换、分配与消费。因此，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区域生态规划编制工作中，必须确定近远期的人口规模，提出人口密度调整意见，提高人口素质对策以及实施人口规划对策。研究内容包括人口分布、规模、自然增长率、机械增长率、男女性别比、人口密度、人口的组成、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等。
7）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规划
经济再生产过程是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很重要的环节。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主体，影响着区域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为促进物质良性循环和能量流动，必须改进区域与城市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系指城市产业系统内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用产品产量或产值表示这种比例关系。产业结构的不同比例对环境质量有着很大影响。目前，发达国家城市产业结构的比例多为3∶2∶1结构，亦即第三产业的比例大于第二和第一产业。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比例为2∶3∶1（第二产业比例高于第三和第一产业），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正处于逐步上升时期，但一些老的重工业城市第二产业比重，尤其是重化工业比重一直偏高，对环境的压力很大。如：某个城市重工业与轻工业之比约为2∶1，而重工业中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又占多数；轻工业中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占60%，这种工业结构能耗大、排污量大。
城市的产业结构还有生产工艺合理设计的问题，即在功能区（工业区）中要设计合理的“生态产业链”，推行清洁生产工艺，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调整、改善老城市产业布局，搞好新建城市产业的合理布局，是改善城市生态结构、防治污染的重要措施。国内某城市冬季盛行风向是西北风，而夏季盛行风向是东南风，该城市的工业区却布置在城市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工业污染常年向市区扩散，造成严重污染。日本北海道某城市，市中心的平坦地带布局了居民区和商业区，在城市四周近郊的丘陵地带布置了工业区，城市规划工作者的本意是阻止工业污染向城市四周扩散。但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形成的局部环流，导致四周丘陵地带的工业污染反而向市中心扩散。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性。
8）园林绿地系统规划
园林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具有自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调节小气候、丰富与美化景观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关资料表明：1hm2阔叶林在生长季节每天可吸收1tCO2，放出0.73t氧气；1hm2树木平均每天可吸收SO2 1.52kg；1m2草坪1h可吸收CO21.5g。一个城市如果每人平均有10m2树木或25m2草坪，就能自动调节空气中的CO2和O2的比例平衡，使空气清新。有关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影响城市生态的地理、气象、污染和绿化四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比值为34∶66∶25∶25，其中污染指数和绿化指数的相对重要性相当，但方向和作用相反。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工作中，必须摒弃过去单纯治理“三废”的观点，而应充分认识到城市绿化的重要性，将治污与绿化、美化、净化相结合，根据城市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气候、环境特征等，合理组织绿地，均衡分布，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绿地水面自然相融的城市园林绿地系统，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近年来人们对绿地系统的认识已从过去把园林绿化当做单纯供游览观赏和作为城市景观的装饰和点缀，向着改善人类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的高度转化，向城乡一体化，走大环境绿化建设的方向转化；从过去单纯应用观赏植物，向着综合利用各类资源植物和发挥植物生态服务功能的方向转化。因此，（城市）生态规划应制定出城市各类绿地的用地指标，选定各项绿地的用地范围，合理安排整个城市园林绿地系统的结构和布局形式，研究维持城市生态平衡的绿量（绿地覆盖率、人均绿地、人均公共绿地等），合理设计群落结构、选配植物，并进行绿化效益的估算。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的绿化水平都较低，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市绿化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因此，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艰巨。
制定规划区域的绿地规划，首先须了解该区域的绿化现状，对绿地系统的结构、布局和绿化指标作出定性和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以下步骤进行绿地系统的规划。
（1）确定绿地系统规划原则。
（2）选择和合理布局各项绿地，确定其位置、性质、范围和面积。
（3）根据该地区生产、生活水平及发展规模，研究绿地建设的发展速度与水平，拟定绿地各项定量指标。
（4）对过去的绿地系统规划进行调整、充实、改造和提高，提出绿地分期建设及重要修建项目的实施计划，以及划出需要控制和保留的绿化用地。
（5）编制绿地系统规划的图纸及文件。
（6）提出重点绿地规划的示意图和规划方案，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还可提出重点绿地的设计任务书，内容包括绿地的性质、位置、周围环境、服务对象、估计游人量、布局形式、艺术风格、主要设施的项目与规模、建设年限等，作为绿地详细规划的依据。
9）资源利用与保护规划
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和浪费现象，掠夺式开发导致了人类面对资源枯竭的危险。因此，区域生态规划应根据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要求，依据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环境保护目标，制定对水、土地资源、生物多样性与矿产资源等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规划。
（1）水土资源保护规划
制定上游水源涵养林和水土流失防护林建设规划；禁止乱围垦，保护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积极研究和推广保护水源地、水生态系统和防止水污染的新技术；在生态承载力允许的前提下兴建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和调蓄能力较大的水利工程，恢复水生生态平衡；健全水土资源保护和管理体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条例。
（2）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积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体系；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和计划；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范和标准；积极推行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管理，逐步使生物多样性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加强监督管理和服务。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和信息系统建设。包括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网络；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信息系统，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与区域合作。
开展多种形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示范工程建设；通过教育和培训，建成一支训练有素、精通业务、善于管理的队伍；建立和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机构，明确职责，并在各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协作，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利用广播、影视、报刊等宣传媒介，进行普法和科普教育，开展全民活动等。
10）区域生态规划管理对策研究
目前，从环境管理的角度看，我国已有多项相关法规，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超标排污收费制度”、“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目标责任制”、“排污许可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企业环保达标制度”，这些法规是环境管理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实施区域生态规划管理的重要基础，但各地在区域生态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中，仅有这些国家的有关法规是不够的，还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些补充规定，并建立健全执法机构，如“区域生态规划与建设领导小组”或“区域生态规划委员会”，由主管部门负责，各有关部门参加，密切配合。区域生态规划方案经多方论证、比较后提交政府决策部门作为决策的科学依据，并运用政治、经济、立法、计划、管理等综合手段提出实施对策，确保区域生态规划方案能够实施，促进区域与城市的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
区域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与主要内容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1 区域综合生态规划与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是城乡生态评价、生态规划和生态建设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区域生态规划强调运用复合生态系统观对规划区域内城乡生态系统的人工生态因子（如土地利用状况、产业布局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人口密度和分布以及建筑、桥梁、道路、城市管线基础设施分布等）和自然生态因子（气候、水系、地形地貌、生物多样性、资源状况等）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相互作用特征进行评价分析，研究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途径，评价其生态敏感度，进而提出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规划对策。它与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规划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是联系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的桥梁，是协调城乡建设、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其内涵和深度都更高，目的是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关系的持续共生与协调发展。
11.1 生态规划的概念
生态规划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渊源，其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以玛希（Marsh）、鲍威尔（Powell）和格蒂斯（Geddes）等为代表的生态学家、规划工作者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规划实践与著作，标志着生态规划的产生和形成（欧阳志云、王如松，1995）。
玛希（1864）首次提出合理地规划人类活动，使之与自然协调而不是破坏自然，该原则今天仍是生态规划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鲍威尔（1879）在其Report on the Lands of the Arid R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著作中，强调要求制定一种土地与水资源利用政策，并要求选择能适应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一种新的土地利用方式、新的管理机制及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说鲍威尔是最早呼吁通过立法与政策促进与生态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规划的学者之一。格蒂斯（1921）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还是人类生态学的奠基人（王如松，1992），他强调把规划建立在研究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即周密地分析地域自然环境潜力与环境限制对土地利用与地方经济体系的影响及相互关系。他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系统地研究了决定现代城市成长与变化的动力，进一步强调在规划过程中，通过充分认识与了解自然环境条件，根据自然的潜力与制约来制定与自然和谐的规划方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区域生态规划在生态学自身获得大发展的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霍华德（Howard，1898）的“田园城市运动”、美国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及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工作都蕴含有区域生态规划的哲理，并对后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克哈格（McHarg）等人的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麦克哈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最早指出：生态规划（Ecological Planning）是在没有任何有害的情况或多数无害条件下，对城市土地的某种可能用途进行的规划。日本一些学者及我国学者刘天齐等（1990）亦认为，生态规划的概念是指生态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冯向东（1988）则对城市生态规划的概念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城市生态规划是在国土整治、区域规划指导下，按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对生态要素的综合整治目标、程序、内容、方法、成果、实施对策全过程进行的人工生态综合体的规划。王如松等（1987，1993）则强调了区域生态规划应是城乡生态评价、区域生态规划和生态建设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不仅限于生态学的土地利用规划。于志熙（1992）认为，生态规划是实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控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规划方法。
从上述有关区域生态规划的现有概念来看，多数偏重于土地利用规划。王祥荣（2000）认为，从区域或城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特点、发展趋势和区域生态规划所应解决的问题来看，区域生态规划应不仅限于土地利用规划，而应是以生态学原理和城乡规划原理为指导，应用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的手段辨识、模拟和设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态关系、确定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生态适宜度，探讨改善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生态建设对策，促进人与环境关系持续协调发展的一种规划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具有以下特点和科学内涵：
（1）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本：从人的生产、生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过程的关系出发，追求区域及城市总体关系的和谐和各部门、各层次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2）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强调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应立足于当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充分了解生态系统内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性能与环境容量，以及自然生态过程特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3）系统开放、优势互补：强调系统的开放，形成区域与城市生态经济优势与社会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优势的互补。
（4）高效、和谐、可持续：强调经济发展的高效、和谐与可持续性，而不是简单的高速度。区域生态规划认为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应是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提高、系统自我调控能力与抗干扰能力的提高、旨在全面改善区域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11.2 区域生态规划的原则
11.2.1 整体优化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整体优化的原则，从系统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出发，强调区域生态规划的目标与区域或城乡总体规划目标的一致性，追求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最佳效益，努力创造一个社会文明、经济高效、生态和谐、环境洁净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11.2.2 协调共生
城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具有多元、多介质、多层次、生态位分化的特点，子系统之间和各生态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仅影响到区域或城乡大系统的稳定性，而且直接关系到系统的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必须遵循协调共生的原则。共生是不同种类的子系统合作共存、互惠互利的现象，其结果是所有共生者都大大节约了原材料、能量和运输量，系统获得了多重效益。共生也是指正确利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互惠互利、合作共存的关系，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部门之间联系的多寡和强弱及其部门的多样性是衡量城市共生强弱的重要标志。协调是指要保持区域与城乡，部门与子系统各层次、各要素以及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有序和动态平衡，保持区域生态规划与总体规划近远期目标的协调一致。
11.2.3 区域分异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区域分异的理论，在充分研究区域或城乡生态要素功能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土规划（或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和城乡现状布局，搞好生态功能分区，以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利于环境容量的充分利用，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11.2.4 趋适开拓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趋适开拓原则，以环境容量、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适宜度为依据，积极创造新的生态工程，改善区域或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寻求最佳的区域或城乡生态位，不断地开拓和占领空余生态位，以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潜力，强化人为调控未来生态变化趋势的能力，促进生态建设。
11.2.5 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的含义是指处于顶极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此时系统内的结构与功能相互适应与协调，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之间达到相对平衡，系统的整体效益最佳。区域生态规划遵循生态平衡的理论，重视搞好水、土地资源、大气、人口容量、经济、园林绿地系统等生态要素的子规划；合理安排产业结构和布局、园林绿地系统的结构与布局，并注意与自然地形、河湖水系的协调性以及与城乡功能分区的关系，努力创造一个顶极稳定状态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
11.2.6 高效和谐
区域生态规划的目的是要将人类聚居地建成一个高效和谐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使其内部的物质代谢、能量流动和信息的传递关系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络，物质和能量得到多层分级利用，废物循环再生，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形成发达的共生关系，系统的功能、机构充分协调，系统能量的损失最小，物质利用率最高，经济效益最高。
11.2.7 可持续发展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的共同未来》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又再次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重要性，“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这个概念已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区域生态规划遵循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规划中突出“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的思想，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为后代维护、保留较好的资源条件，使人类社会得到公平的发展。
11.3 区域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与主要内容
11.3.1 区域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
区域生态规划目前尚无统一的工作程序，美国华盛顿大学Steiner F.曾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资源管理生态规划的程序包括七个步骤，即：确定规划目标→资源数据清单和分析→区域适宜度分析→方案选择→规划方案实施→规划执行→方案评价。麦克哈格（1969）在《结合自然的设计》一书中提出了建立一个城市与区域规划的生态学框架，并通过案例研究，对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及应用方法做了较全面的探讨。他的生态规划框架对后来的区域生态规划影响很大，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区域生态规划的一个基本思路，被称之为麦克哈格生态规划法，这个方法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1）确立规划范围与规划目标。
（2）广泛搜集规划区域的自然与人文资料，包括地理、地质、气候、土壤、野生动物、自然景观、土地利用、人口、交通、文化、人的价值观调查，并分别描绘在地图上。
（3）根据规划目标综合分析，提取在第二步所收集的资料。
（4）对各主要因素及各种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进行适宜度分析，确定适应性等级。（5）综合适应性图的建立。
麦克哈格法的核心在于：根据区域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性能，对其进行生态适宜性分析，以确定土地利用方式与发展规划，从而使自然的利用与开发及人类其他活动与自然特征、自然过程协调统一。
综合前人的工作基础，我们认为：从区域生态规划的科学内涵来看，应解决的问题不应仅限于土地利用和资源管理，而应从更宏观、综合的角度，研究区域或城市的生态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因此，该项工作是建立在对区域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的广泛调查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应用生态学、环境科学、系统分析（多元统计、系统生态、系统工程、系统动力学、灰色系统分析）和城市规划原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
11.3.2 区域生态规划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主要建立在对区域或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应用城市生态学、系统分析、环境评价和规划以及与城市规划原理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
区域生态规划的对象是一个由自然生态要素和人工生态要素复合而成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因子众多，复杂多变，其工作内容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拟定，下面是其主要内容。
1）生态要素的调查与评价
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搜集规划区域的自然、社会、人口、经济与环境的资料与数据，为充分了解规划区域的生态特征、生态过程、生态潜力与制约提供基础。资料搜集包括历史资料的搜集、实地调查、社会调查与3S技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技术）应用等。
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十分重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如资源衰竭、土地退化、大气与水体污染、自然生境与景观破坏等问题，均与过去的人类活动有关。因此，历史资料的研究十分重要。近年来，公众参与、现场监测、3S技术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生态调查
生态调查中多采用网格法，即在筛选生态因子的基础上，按网格逐个进行生态状况的调查与记录，工作方法是：确定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采用1∶10 000（或较大区域为1∶50 000）地形图为底图（最好是电子地图）。依据一定原则将规划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网格，网格大小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为1km×1km，有的也采用5km×5km（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或0.5km×0.5km（中、小城市和乡镇），每个网格即为生态调查与评价的基本单元。
调查登记的主要内容有：规划区内的气象条件、水资源、绿化、地形地貌、土壤类型、人口密度、经济密度、产业结构与布局、土地利用、建筑密度、能耗密度、水耗密度、环境污染状况等，并进行评价分析（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特征的调查与分析）。最好是应用卫星遥感数据与航测照片完成登记工作，还可借助于专家咨询、民意测验等公众参与的方法来弥补数据的不足。
（2）生态评价
生态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复合生态系统的观点及生态学、环境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对评价区域的资源与环境的性能、生态过程特征、生态环境敏感性与稳定性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以认识和了解评价区域环境资源的生态潜力和制约。
①生态过程分析
区域生态过程的特征是由区域生态系统以及景观生态的结构与功能所规定的。其自然生态过程实质是生态系统与景观生态功能的宏观表现。如区域的自然资源及能流特征，景观生态格局及动态都是以组成景观的生态系统功能为基础的。同时，人类生产、生活及交通等经济活动影响下的生态过程及其与自然生态过程的关系是应关注的重点。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规划中，往往对能流、物流、土地承载力及景观空间格局等与城市发展及环境密切相关的生态过程进行综合分析。
②生态潜力分析
生态潜力是指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可能达到的第一性生产水平，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区域内光、温、水、土资源配合效果的一个定量指标。在该区域内，光照、温度、土壤在相当的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这些资源组合所允许的最大生产力通常是该区域农业与林业生态系统生产力的上限。
根据这四种自然资源的稳定性和可调控性，资源生产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包括光合生产潜力、光温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及土地承载力。
光合、光温及气候生产潜力分析主要针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潜力与生态效率特征，它反映了区域气候资源的潜力，是区域农业与林业生产的基础。区域土地承载力是区域农业土地资源及区域农业生产特征的综合体现。
通过分析与比较区域生态潜力与现状区域农业林业土地产出，可以找出制约区域农业及林业生产的主要环境因素，进一步为城市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③生态敏感性分析
不同的生态系统或景观斑块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反应结果是不同的，有的生态系统对干扰具有较强的抵抗力，有的则恢复能力强，尽管受到干扰后在结构或功能方面产生偏离，但很快就会恢复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然而，有的系统却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或破坏，恢复也很难。生态敏感性分析的目的就是分析与评价区域内各系统对人类活动的反应，分析内容通常包括水土流失评价，敏感集水区的确定，具有特殊价值的亚生态系统及人文景观，以及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价等。
④土地质量及区位评价
区域的气候条件、地理特点、生态过程特征以及社会基础综合反映在城市土地质量的分异及区位特征上。因此，土地质量及区位的评价实际上是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评价与分析的综合和归纳。由于不同的规划目标，土地质量及区位的内涵是有差异的，而且评价中所选属性与综合方法也不一致。如在绿地规划中，评价指标主要涉及的是与绿化密切相关的气候、地理、水分有效性、土壤养分、植物生态特性等属性。
区位评价主要目的是为城市发展、产业经济布局与城镇建设提供基础。区位评价的指标主要有地形地貌条件，河流水系的分布，植被与土壤等因素，以及交通、人口、工农业产值、乡镇基础、土地利用现状等方面。
评价指标与属性的综合方法很多，通常有两类方法：一是根据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机理模型综合成综合指标，如辐射条件、热量、水分条件综合成气候生产潜力；二是根据专业知识及专家经验，用加权法综合，最终形成区域土地质量与区位特征评价图。
2）环境容量和生态适宜度分析
环境容量是指在人类生存、自然生态不致受害的前提下，并在环境质量标准的约束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如按要素分类，可将环境容量划分为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和绿地环境容量等。
生态适宜度是指在规划区内确定的土地利用方式对生态因素的影响程度，即生态因素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适宜状况和程度，是土地开发利用适宜程度的依据。
研究环境容量和生态适宜度，可为区域生态规划中区域与城市污染物的总量排放控制、确定土地利用方式和程度、搞好生态功能分区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适宜度分析是在网格调查的基础上，对所有网格进行生态分析和分类，将生态状况相近的作为一类，计算每种类型的网格数，以及在总网格中所占的百分比。生态适宜度分析可为制定上述土地利用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在进行生态适宜度分析时，应注意两点：一是何种地块（网格）的生态适宜度；二是地块对何种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亦就是说，进行生态适宜度分析时，只有针对某种特定用途才有意义。如同一地段，由于地势低洼，终年积水，对于城市建设来说，可能是生态适宜度较低的土地，可对于水产养殖业来说，却是适宜的土地，如作为绿地景观水面，也会有较大的生态适宜度。
（1）生态适宜度分析程序
刘天齐等（1990）在城市环境管理工作中提出了生态适宜度的分析程序，其主要步骤如下：
①明确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和范围内可能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在明确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的基础上，将规划区划分成网格，一般是1km2为一个网格，并说明各网格内可能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或城市用地类型。
②用特尔菲法分别筛选出对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用地类型）有显著影响的生态因子及其影响作用的相对大小，即权重。
③对区域生态规划区的各网格分别进行生态登记。
④制定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根据各生态因素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影响规律制定出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在制定出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应用一定的数学处理方法，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区域生态规划区内土地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综合适宜度评价标准。
根据上述工作成果，首先逐网格确定单因子的适宜度评价值，然后应用特定的数学模型由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值或评分求出各网格对给定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特定的数学模型必须与第四步所使用的数学模型一致。
⑤编制区域生态规划区域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表，同时给出每一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图。
（2）筛选生态适宜度评价因子的原则
筛选生态适宜度评价因子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所选择的生态因子对给定的利用方式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二是所选择的生态因子在各网络的分布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
以居住用地为利用目标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大气、生活饮用水、噪声等污染因子，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以及绿化状况等密切相关。例如吉林市在城市区域生态规划中，分析居住用地适宜度时，选定了大气环境质量、土地利用熵、环境噪声及绿化覆盖率四项评价因子。“生活饮用水”这一因子，对吉林市并不重要，因为供应全市生活用水的四个水厂的水质都很好，且全市各网格基本相同。吉林市在做工业用地适宜度分析中选定了位置、风向、大气环境质量、土地利用熵四项作为评价因子。
（3）生态适宜度单因子评价标准
生态适宜度单因子评价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以下两条：
①生态因素（单因子）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用地类型）的影响作用规律。
②区域生态规划区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指该生态因子在区域生态规划区的时空分布情况；另一方面指该区域生态规划区社会、经济等有关指标。单因子生态适宜度的评价常分为三级，即适宜、基本适宜、不适宜；或五级，即很适宜、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或六级，即很适宜、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很不适宜。
（4）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
计算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的数学表达式主要有下面三种。
①代数和表达式：
式中：i为网格编号（或地块编号）；j为土地利用方式编号（或土地类型编号）；s为影响土地利用方式（或用地类型）的生态因子编号；n为影响土地利用方式（或用地类型）的生态
因子的总个数；Bisj为土地利用方式为j的第i个网格的第s个生态因子对该利用方式（或类型）的适宜度评价值（简称单因子s的评价值）；Bij为第i个网格，其利用方式是j时的综合评价值。
②算术平均值表达式：
式中各符号含义同上。
③加权平均值表达式：
式中：Ws为第s个生态因子的权值，其余符号的含义同上。
（5）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标准
制定标准的依据：包括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区域生态规划区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该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该市总体规划。
制定标准的基本方法：制定标准的方法很多，常用而简便的方法举例如下：
假设某市经过专家咨询所筛选出来的对工业用地适宜度有影响作用的生态因子共五个，用A、B、C、D、E表示。其单因子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如表11-1所示。
表11-1单因子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
其权重分别是A为0.50、B为0.20、C为0.15、D为0.10、E为0.05。
由单因子评价值合成综合评价值时采用加权平均数模型，即为
式中：
综合生态适宜度每一级都和一个评价值区间相对应，所以寻找各区间端点或上下界便成了判断综合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的关键。考虑到该地区实际情况，各级界限选择情况如表11-2所示。
其中界限的选择方法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灵活掌握，比如适宜的上界可定为A、B、C很适宜，D、E适宜。其他方法可以类似考虑。
表11-2 生态适宜度分级界限
分级结果如图11-1所示。
图11-1 生态分级结果
3）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规划目标的研究
在区域生态规划的研究中，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及规划目标的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内容应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内容。目前指标体系的建立方法很多，总的来讲，区域生态规划中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规划目标应包括以下内容：
（1）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是描述和评价某种事物的可量度参数的集合，应充分体现其科学性、综合性、层次性、简洁完备性等原则，根据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特点，采用系统工程中的Delphi专家咨询法和多目标决策法，在参考和吸收传统指标的同时，结合生态系统开放性的特点，从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着手，充分发挥人对复杂系统的辨识能力，在各类分指标的权重中，重点考虑以下生态指标：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强度、绿地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建筑密度、经济密度、能耗强度与密度、污染负荷密度以及交通量等。
（2）规划目标和年度
确定区域生态规划的总目标、近远期目标和年度，应同区域和城市总体规划近远期目标和相应的年度一致，以利同步、协调、可比、互为应用。
4）生态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布局
（1）生态功能区划
生态功能区划是进行区域生态规划的基础工作。根据区域或城市生态系统结构的特点及其功能，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单元，研究其特点、结构、环境污染、环境负荷以及承载力等问题，为各生态区提供管理对策。区划的方法可采用数值聚类法等。
功能区划应综合考虑生态要素的现状、问题、发展趋势及生态适宜度，提出工业、农业、生活居住、对外交通、仓储、公建、园林绿化、游乐功能区的综合划分以及大型生态工程布局的方案，充分发挥生态要素功能，发挥对城市功能分区的反馈调节作用，以能动地调控生态要素功能朝良性方向发展。
具体操作时，可将土地利用评价图、工业和居住用地适宜度等图纸进行叠加、综合分析，进行生态功能分区。功能区划应遵循下列原则：
①必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②必须有利于居民生活。
③必须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使区域内的环境容量得以充分利用。
④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功能分区力求实现三个效益的统一。
（2）土地利用布局
土地利用的空间配置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在城市生态系统内尤为重要，故无论是新建城市或改建城市的区域生态规划都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土地利用布局的研究。除应考虑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城市产业构成外，还应综合考虑用地大小、地形地貌、山脉、河流、气候、水文及工程地质等自然要素的制约。
城市用地构成一般可分为工业用地、生活居住用地、市政设施用地、道路交通用地、绿化用地等，它们各自对环境质量有不同的要求，本身又给环境带来不同特征、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应综合研究城市用地状况与环境条件的相互关系，按照城市的规模、性质、产业结构和城市总体规划及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提出调整用地结构的建议和科学依据，促使土地利用布局趋于合理。
各类用地的选择：根据生态适宜度分析的结果，确定选择的标准，同时还应考虑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以及技术、经济的可行性。在恰当的标准指导下，结合生态适宜度、土地条件等评价结果，划定出各类用地的范围、位置和大小。
各类用地的开发次序：在充分考虑土地条件的前提下，按照生态适宜度的等级以及经济技术水平，确定用地开发次序的标准；根据拟定的标准，确定土地的开发次序。
5）环境保护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是区域生态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整体出发进行研究，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并建立数学模型对环境要素的发展趋势、影响程度进行预测，分析不同发展时期环境污染对生态状况的影响，根据各功能区不同的环境目标，按功能区实行分区生态环境质量管理，逐步达到区域生态规划目标的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大气污染控制规划、水污染控制规划、声污染控制规划、固废污染控制规划等。在此基础上，根据主要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计算各主要污染物的削减量，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按系统分配削减量指标，对各功能区、各行业的综合防治方案进行综合、比较，应用最优化方法求出环境投资-效益的最佳分配，提出区域生态规划中总的污染综合防治方案。
制定环境保护规划主要应考虑两个前提：一是根据污染源和环境质量评价和预测结果，准确掌握当地环境质量现状、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环境问题；二是要针对主要环境问题，确定污染控制目标和生态建设目标。在此基础上，进行功能分区、研究污染总量控制方案，并通过一系列控制污染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对策，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形成环境保护规划。
（1）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污染源及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功能区划，确定规划目标，选择规划方法与相应的参数、规划方案的制定及其评价与决策。主要规划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的研究，模型与相应参数研究和规划方案的筛选与决策研究。大气环境规划主要针对在城市中量大、面广、危害严重的污染物，如TSP、SO2、NOx、CO、PM10、PM2.5等，各城市应根据自身特点，进行筛选。制定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方法包括：科学地利用自然净化能力，积极开展绿化工作，加强污染源集中控制和治理措施等。
（2）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在水环境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划分控制单元，确定规划目标，设计规划方案，并对规划方案进行优化分析与决策。制定规划的方法与一般步骤包括水污染现状分析，水污染控制单元的划分，水环境污染物控制路线分析，水环境污染源治理技术经济分析，水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分析。
（3）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要在现状调查基础上进行预测及评价，将预测结果与规划目标相对应、比较并参照评价结果按照各行业的具体情况确定各行业的分目标及具体污染源的削减量目标。确定不同的治理方案并进行环境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根据经济承受能力确定最终规划方案。制定方法包括确定固废污染控制目标，制定重点行业、企业固废治理规划，制定有毒有害固废处理处置措施。
（4）声环境综合整治规划
在声环境质量和噪声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声环境功能区划，提出声环境规划目标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综合整治措施。制定方法包括确定噪声污染整治对象，制定噪声污染整治措施等。
6）人口适宜容量规划
人口是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的主体，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城市空间和环境造成很大压力。在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中，人类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既是生态系统的消费者，处在倒金字塔型营养级的顶端，其生命活动是生态系统中能流、物流、信息流的一部分，又是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产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参与生产经营、创造财富、商品交换、分配与消费。因此，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区域生态规划编制工作中，必须确定近远期的人口规模，提出人口密度调整意见，提高人口素质对策以及实施人口规划对策。研究内容包括人口分布、规模、自然增长率、机械增长率、男女性别比、人口密度、人口的组成、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等。
7）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规划
经济再生产过程是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很重要的环节。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主体，影响着区域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为促进物质良性循环和能量流动，必须改进区域与城市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系指城市产业系统内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用产品产量或产值表示这种比例关系。产业结构的不同比例对环境质量有着很大影响。目前，发达国家城市产业结构的比例多为3∶2∶1结构，亦即第三产业的比例大于第二和第一产业。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比例为2∶3∶1（第二产业比例高于第三和第一产业），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正处于逐步上升时期，但一些老的重工业城市第二产业比重，尤其是重化工业比重一直偏高，对环境的压力很大。如：某个城市重工业与轻工业之比约为2∶1，而重工业中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又占多数；轻工业中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占60%，这种工业结构能耗大、排污量大。
城市的产业结构还有生产工艺合理设计的问题，即在功能区（工业区）中要设计合理的“生态产业链”，推行清洁生产工艺，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调整、改善老城市产业布局，搞好新建城市产业的合理布局，是改善城市生态结构、防治污染的重要措施。国内某城市冬季盛行风向是西北风，而夏季盛行风向是东南风，该城市的工业区却布置在城市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工业污染常年向市区扩散，造成严重污染。日本北海道某城市，市中心的平坦地带布局了居民区和商业区，在城市四周近郊的丘陵地带布置了工业区，城市规划工作者的本意是阻止工业污染向城市四周扩散。但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形成的局部环流，导致四周丘陵地带的工业污染反而向市中心扩散。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性。
8）园林绿地系统规划
园林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具有自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调节小气候、丰富与美化景观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关资料表明：1hm2阔叶林在生长季节每天可吸收1tCO2，放出0.73t氧气；1hm2树木平均每天可吸收SO2 1.52kg；1m2草坪1h可吸收CO21.5g。一个城市如果每人平均有10m2树木或25m2草坪，就能自动调节空气中的CO2和O2的比例平衡，使空气清新。有关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影响城市生态的地理、气象、污染和绿化四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比值为34∶66∶25∶25，其中污染指数和绿化指数的相对重要性相当，但方向和作用相反。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工作中，必须摒弃过去单纯治理“三废”的观点，而应充分认识到城市绿化的重要性，将治污与绿化、美化、净化相结合，根据城市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气候、环境特征等，合理组织绿地，均衡分布，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绿地水面自然相融的城市园林绿地系统，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近年来人们对绿地系统的认识已从过去把园林绿化当做单纯供游览观赏和作为城市景观的装饰和点缀，向着改善人类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的高度转化，向城乡一体化，走大环境绿化建设的方向转化；从过去单纯应用观赏植物，向着综合利用各类资源植物和发挥植物生态服务功能的方向转化。因此，（城市）生态规划应制定出城市各类绿地的用地指标，选定各项绿地的用地范围，合理安排整个城市园林绿地系统的结构和布局形式，研究维持城市生态平衡的绿量（绿地覆盖率、人均绿地、人均公共绿地等），合理设计群落结构、选配植物，并进行绿化效益的估算。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的绿化水平都较低，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市绿化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因此，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艰巨。
制定规划区域的绿地规划，首先须了解该区域的绿化现状，对绿地系统的结构、布局和绿化指标作出定性和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以下步骤进行绿地系统的规划。
（1）确定绿地系统规划原则。
（2）选择和合理布局各项绿地，确定其位置、性质、范围和面积。
（3）根据该地区生产、生活水平及发展规模，研究绿地建设的发展速度与水平，拟定绿地各项定量指标。
（4）对过去的绿地系统规划进行调整、充实、改造和提高，提出绿地分期建设及重要修建项目的实施计划，以及划出需要控制和保留的绿化用地。
（5）编制绿地系统规划的图纸及文件。
（6）提出重点绿地规划的示意图和规划方案，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还可提出重点绿地的设计任务书，内容包括绿地的性质、位置、周围环境、服务对象、估计游人量、布局形式、艺术风格、主要设施的项目与规模、建设年限等，作为绿地详细规划的依据。
9）资源利用与保护规划
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和浪费现象，掠夺式开发导致了人类面对资源枯竭的危险。因此，区域生态规划应根据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要求，依据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环境保护目标，制定对水、土地资源、生物多样性与矿产资源等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规划。
（1）水土资源保护规划
制定上游水源涵养林和水土流失防护林建设规划；禁止乱围垦，保护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积极研究和推广保护水源地、水生态系统和防止水污染的新技术；在生态承载力允许的前提下兴建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和调蓄能力较大的水利工程，恢复水生生态平衡；健全水土资源保护和管理体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条例。
（2）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积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体系；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和计划；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范和标准；积极推行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管理，逐步使生物多样性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加强监督管理和服务。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和信息系统建设。包括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网络；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信息系统，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与区域合作。
开展多种形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示范工程建设；通过教育和培训，建成一支训练有素、精通业务、善于管理的队伍；建立和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机构，明确职责，并在各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协作，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利用广播、影视、报刊等宣传媒介，进行普法和科普教育，开展全民活动等。
10）区域生态规划管理对策研究
目前，从环境管理的角度看，我国已有多项相关法规，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超标排污收费制度”、“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目标责任制”、“排污许可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企业环保达标制度”，这些法规是环境管理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实施区域生态规划管理的重要基础，但各地在区域生态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中，仅有这些国家的有关法规是不够的，还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些补充规定，并建立健全执法机构，如“区域生态规划与建设领导小组”或“区域生态规划委员会”，由主管部门负责，各有关部门参加，密切配合。区域生态规划方案经多方论证、比较后提交政府决策部门作为决策的科学依据，并运用政治、经济、立法、计划、管理等综合手段提出实施对策，确保区域生态规划方案能够实施，促进区域与城市的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
区域生态规划的主要内容与方法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1 区域综合生态规划与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是城乡生态评价、生态规划和生态建设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区域生态规划强调运用复合生态系统观对规划区域内城乡生态系统的人工生态因子（如土地利用状况、产业布局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人口密度和分布以及建筑、桥梁、道路、城市管线基础设施分布等）和自然生态因子（气候、水系、地形地貌、生物多样性、资源状况等）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相互作用特征进行评价分析，研究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途径，评价其生态敏感度，进而提出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规划对策。它与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规划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是联系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的桥梁，是协调城乡建设、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其内涵和深度都更高，目的是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关系的持续共生与协调发展。
11.1 生态规划的概念
生态规划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渊源，其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以玛希（Marsh）、鲍威尔（Powell）和格蒂斯（Geddes）等为代表的生态学家、规划工作者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规划实践与著作，标志着生态规划的产生和形成（欧阳志云、王如松，1995）。
玛希（1864）首次提出合理地规划人类活动，使之与自然协调而不是破坏自然，该原则今天仍是生态规划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鲍威尔（1879）在其Report on the Lands of the Arid R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著作中，强调要求制定一种土地与水资源利用政策，并要求选择能适应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一种新的土地利用方式、新的管理机制及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说鲍威尔是最早呼吁通过立法与政策促进与生态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规划的学者之一。格蒂斯（1921）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还是人类生态学的奠基人（王如松，1992），他强调把规划建立在研究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即周密地分析地域自然环境潜力与环境限制对土地利用与地方经济体系的影响及相互关系。他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系统地研究了决定现代城市成长与变化的动力，进一步强调在规划过程中，通过充分认识与了解自然环境条件，根据自然的潜力与制约来制定与自然和谐的规划方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区域生态规划在生态学自身获得大发展的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霍华德（Howard，1898）的“田园城市运动”、美国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及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工作都蕴含有区域生态规划的哲理，并对后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克哈格（McHarg）等人的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麦克哈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最早指出：生态规划（Ecological Planning）是在没有任何有害的情况或多数无害条件下，对城市土地的某种可能用途进行的规划。日本一些学者及我国学者刘天齐等（1990）亦认为，生态规划的概念是指生态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冯向东（1988）则对城市生态规划的概念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城市生态规划是在国土整治、区域规划指导下，按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对生态要素的综合整治目标、程序、内容、方法、成果、实施对策全过程进行的人工生态综合体的规划。王如松等（1987，1993）则强调了区域生态规划应是城乡生态评价、区域生态规划和生态建设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不仅限于生态学的土地利用规划。于志熙（1992）认为，生态规划是实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控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规划方法。
从上述有关区域生态规划的现有概念来看，多数偏重于土地利用规划。王祥荣（2000）认为，从区域或城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特点、发展趋势和区域生态规划所应解决的问题来看，区域生态规划应不仅限于土地利用规划，而应是以生态学原理和城乡规划原理为指导，应用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的手段辨识、模拟和设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态关系、确定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生态适宜度，探讨改善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生态建设对策，促进人与环境关系持续协调发展的一种规划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具有以下特点和科学内涵：
（1）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本：从人的生产、生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过程的关系出发，追求区域及城市总体关系的和谐和各部门、各层次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2）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强调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应立足于当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充分了解生态系统内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性能与环境容量，以及自然生态过程特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3）系统开放、优势互补：强调系统的开放，形成区域与城市生态经济优势与社会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优势的互补。
（4）高效、和谐、可持续：强调经济发展的高效、和谐与可持续性，而不是简单的高速度。区域生态规划认为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应是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提高、系统自我调控能力与抗干扰能力的提高、旨在全面改善区域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11.2 区域生态规划的原则
11.2.1 整体优化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整体优化的原则，从系统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出发，强调区域生态规划的目标与区域或城乡总体规划目标的一致性，追求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最佳效益，努力创造一个社会文明、经济高效、生态和谐、环境洁净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11.2.2 协调共生
城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具有多元、多介质、多层次、生态位分化的特点，子系统之间和各生态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仅影响到区域或城乡大系统的稳定性，而且直接关系到系统的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必须遵循协调共生的原则。共生是不同种类的子系统合作共存、互惠互利的现象，其结果是所有共生者都大大节约了原材料、能量和运输量，系统获得了多重效益。共生也是指正确利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互惠互利、合作共存的关系，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部门之间联系的多寡和强弱及其部门的多样性是衡量城市共生强弱的重要标志。协调是指要保持区域与城乡，部门与子系统各层次、各要素以及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有序和动态平衡，保持区域生态规划与总体规划近远期目标的协调一致。
11.2.3 区域分异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区域分异的理论，在充分研究区域或城乡生态要素功能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土规划（或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和城乡现状布局，搞好生态功能分区，以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利于环境容量的充分利用，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11.2.4 趋适开拓
区域生态规划坚持趋适开拓原则，以环境容量、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适宜度为依据，积极创造新的生态工程，改善区域或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寻求最佳的区域或城乡生态位，不断地开拓和占领空余生态位，以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潜力，强化人为调控未来生态变化趋势的能力，促进生态建设。
11.2.5 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的含义是指处于顶极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此时系统内的结构与功能相互适应与协调，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之间达到相对平衡，系统的整体效益最佳。区域生态规划遵循生态平衡的理论，重视搞好水、土地资源、大气、人口容量、经济、园林绿地系统等生态要素的子规划；合理安排产业结构和布局、园林绿地系统的结构与布局，并注意与自然地形、河湖水系的协调性以及与城乡功能分区的关系，努力创造一个顶极稳定状态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
11.2.6 高效和谐
区域生态规划的目的是要将人类聚居地建成一个高效和谐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使其内部的物质代谢、能量流动和信息的传递关系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络，物质和能量得到多层分级利用，废物循环再生，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形成发达的共生关系，系统的功能、机构充分协调，系统能量的损失最小，物质利用率最高，经济效益最高。
11.2.7 可持续发展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的共同未来》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又再次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重要性，“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这个概念已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区域生态规划遵循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规划中突出“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的思想，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为后代维护、保留较好的资源条件，使人类社会得到公平的发展。
11.3 区域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与主要内容
11.3.1 区域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
区域生态规划目前尚无统一的工作程序，美国华盛顿大学Steiner F.曾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资源管理生态规划的程序包括七个步骤，即：确定规划目标→资源数据清单和分析→区域适宜度分析→方案选择→规划方案实施→规划执行→方案评价。麦克哈格（1969）在《结合自然的设计》一书中提出了建立一个城市与区域规划的生态学框架，并通过案例研究，对生态规划的工作程序及应用方法做了较全面的探讨。他的生态规划框架对后来的区域生态规划影响很大，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区域生态规划的一个基本思路，被称之为麦克哈格生态规划法，这个方法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1）确立规划范围与规划目标。
（2）广泛搜集规划区域的自然与人文资料，包括地理、地质、气候、土壤、野生动物、自然景观、土地利用、人口、交通、文化、人的价值观调查，并分别描绘在地图上。
（3）根据规划目标综合分析，提取在第二步所收集的资料。
（4）对各主要因素及各种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进行适宜度分析，确定适应性等级。（5）综合适应性图的建立。
麦克哈格法的核心在于：根据区域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性能，对其进行生态适宜性分析，以确定土地利用方式与发展规划，从而使自然的利用与开发及人类其他活动与自然特征、自然过程协调统一。
综合前人的工作基础，我们认为：从区域生态规划的科学内涵来看，应解决的问题不应仅限于土地利用和资源管理，而应从更宏观、综合的角度，研究区域或城市的生态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因此，该项工作是建立在对区域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的广泛调查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应用生态学、环境科学、系统分析（多元统计、系统生态、系统工程、系统动力学、灰色系统分析）和城市规划原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
11.3.2 区域生态规划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区域生态规划主要建立在对区域或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应用城市生态学、系统分析、环境评价和规划以及与城市规划原理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
区域生态规划的对象是一个由自然生态要素和人工生态要素复合而成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因子众多，复杂多变，其工作内容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拟定，下面是其主要内容。
1）生态要素的调查与评价
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搜集规划区域的自然、社会、人口、经济与环境的资料与数据，为充分了解规划区域的生态特征、生态过程、生态潜力与制约提供基础。资料搜集包括历史资料的搜集、实地调查、社会调查与3S技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技术）应用等。
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十分重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如资源衰竭、土地退化、大气与水体污染、自然生境与景观破坏等问题，均与过去的人类活动有关。因此，历史资料的研究十分重要。近年来，公众参与、现场监测、3S技术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生态调查
生态调查中多采用网格法，即在筛选生态因子的基础上，按网格逐个进行生态状况的调查与记录，工作方法是：确定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采用1∶10 000（或较大区域为1∶50 000）地形图为底图（最好是电子地图）。依据一定原则将规划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网格，网格大小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为1km×1km，有的也采用5km×5km（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或0.5km×0.5km（中、小城市和乡镇），每个网格即为生态调查与评价的基本单元。
调查登记的主要内容有：规划区内的气象条件、水资源、绿化、地形地貌、土壤类型、人口密度、经济密度、产业结构与布局、土地利用、建筑密度、能耗密度、水耗密度、环境污染状况等，并进行评价分析（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特征的调查与分析）。最好是应用卫星遥感数据与航测照片完成登记工作，还可借助于专家咨询、民意测验等公众参与的方法来弥补数据的不足。
（2）生态评价
生态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复合生态系统的观点及生态学、环境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对评价区域的资源与环境的性能、生态过程特征、生态环境敏感性与稳定性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以认识和了解评价区域环境资源的生态潜力和制约。
①生态过程分析
区域生态过程的特征是由区域生态系统以及景观生态的结构与功能所规定的。其自然生态过程实质是生态系统与景观生态功能的宏观表现。如区域的自然资源及能流特征，景观生态格局及动态都是以组成景观的生态系统功能为基础的。同时，人类生产、生活及交通等经济活动影响下的生态过程及其与自然生态过程的关系是应关注的重点。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规划中，往往对能流、物流、土地承载力及景观空间格局等与城市发展及环境密切相关的生态过程进行综合分析。
②生态潜力分析
生态潜力是指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可能达到的第一性生产水平，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区域内光、温、水、土资源配合效果的一个定量指标。在该区域内，光照、温度、土壤在相当的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这些资源组合所允许的最大生产力通常是该区域农业与林业生态系统生产力的上限。
根据这四种自然资源的稳定性和可调控性，资源生产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包括光合生产潜力、光温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及土地承载力。
光合、光温及气候生产潜力分析主要针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潜力与生态效率特征，它反映了区域气候资源的潜力，是区域农业与林业生产的基础。区域土地承载力是区域农业土地资源及区域农业生产特征的综合体现。
通过分析与比较区域生态潜力与现状区域农业林业土地产出，可以找出制约区域农业及林业生产的主要环境因素，进一步为城市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③生态敏感性分析
不同的生态系统或景观斑块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反应结果是不同的，有的生态系统对干扰具有较强的抵抗力，有的则恢复能力强，尽管受到干扰后在结构或功能方面产生偏离，但很快就会恢复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然而，有的系统却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或破坏，恢复也很难。生态敏感性分析的目的就是分析与评价区域内各系统对人类活动的反应，分析内容通常包括水土流失评价，敏感集水区的确定，具有特殊价值的亚生态系统及人文景观，以及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价等。
④土地质量及区位评价
区域的气候条件、地理特点、生态过程特征以及社会基础综合反映在城市土地质量的分异及区位特征上。因此，土地质量及区位的评价实际上是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评价与分析的综合和归纳。由于不同的规划目标，土地质量及区位的内涵是有差异的，而且评价中所选属性与综合方法也不一致。如在绿地规划中，评价指标主要涉及的是与绿化密切相关的气候、地理、水分有效性、土壤养分、植物生态特性等属性。
区位评价主要目的是为城市发展、产业经济布局与城镇建设提供基础。区位评价的指标主要有地形地貌条件，河流水系的分布，植被与土壤等因素，以及交通、人口、工农业产值、乡镇基础、土地利用现状等方面。
评价指标与属性的综合方法很多，通常有两类方法：一是根据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机理模型综合成综合指标，如辐射条件、热量、水分条件综合成气候生产潜力；二是根据专业知识及专家经验，用加权法综合，最终形成区域土地质量与区位特征评价图。
2）环境容量和生态适宜度分析
环境容量是指在人类生存、自然生态不致受害的前提下，并在环境质量标准的约束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如按要素分类，可将环境容量划分为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和绿地环境容量等。
生态适宜度是指在规划区内确定的土地利用方式对生态因素的影响程度，即生态因素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适宜状况和程度，是土地开发利用适宜程度的依据。
研究环境容量和生态适宜度，可为区域生态规划中区域与城市污染物的总量排放控制、确定土地利用方式和程度、搞好生态功能分区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适宜度分析是在网格调查的基础上，对所有网格进行生态分析和分类，将生态状况相近的作为一类，计算每种类型的网格数，以及在总网格中所占的百分比。生态适宜度分析可为制定上述土地利用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在进行生态适宜度分析时，应注意两点：一是何种地块（网格）的生态适宜度；二是地块对何种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亦就是说，进行生态适宜度分析时，只有针对某种特定用途才有意义。如同一地段，由于地势低洼，终年积水，对于城市建设来说，可能是生态适宜度较低的土地，可对于水产养殖业来说，却是适宜的土地，如作为绿地景观水面，也会有较大的生态适宜度。
（1）生态适宜度分析程序
刘天齐等（1990）在城市环境管理工作中提出了生态适宜度的分析程序，其主要步骤如下：
①明确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和范围内可能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在明确区域生态规划区范围的基础上，将规划区划分成网格，一般是1km2为一个网格，并说明各网格内可能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或城市用地类型。
②用特尔菲法分别筛选出对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用地类型）有显著影响的生态因子及其影响作用的相对大小，即权重。
③对区域生态规划区的各网格分别进行生态登记。
④制定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根据各生态因素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影响规律制定出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在制定出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应用一定的数学处理方法，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区域生态规划区内土地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的综合适宜度评价标准。
根据上述工作成果，首先逐网格确定单因子的适宜度评价值，然后应用特定的数学模型由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值或评分求出各网格对给定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特定的数学模型必须与第四步所使用的数学模型一致。
⑤编制区域生态规划区域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表，同时给出每一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适宜度图。
（2）筛选生态适宜度评价因子的原则
筛选生态适宜度评价因子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所选择的生态因子对给定的利用方式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二是所选择的生态因子在各网络的分布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
以居住用地为利用目标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大气、生活饮用水、噪声等污染因子，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以及绿化状况等密切相关。例如吉林市在城市区域生态规划中，分析居住用地适宜度时，选定了大气环境质量、土地利用熵、环境噪声及绿化覆盖率四项评价因子。“生活饮用水”这一因子，对吉林市并不重要，因为供应全市生活用水的四个水厂的水质都很好，且全市各网格基本相同。吉林市在做工业用地适宜度分析中选定了位置、风向、大气环境质量、土地利用熵四项作为评价因子。
（3）生态适宜度单因子评价标准
生态适宜度单因子评价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以下两条：
①生态因素（单因子）对给定的土地利用方式（用地类型）的影响作用规律。
②区域生态规划区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指该生态因子在区域生态规划区的时空分布情况；另一方面指该区域生态规划区社会、经济等有关指标。单因子生态适宜度的评价常分为三级，即适宜、基本适宜、不适宜；或五级，即很适宜、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或六级，即很适宜、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很不适宜。
（4）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
计算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的数学表达式主要有下面三种。
①代数和表达式：
式中：i为网格编号（或地块编号）；j为土地利用方式编号（或土地类型编号）；s为影响土地利用方式（或用地类型）的生态因子编号；n为影响土地利用方式（或用地类型）的生态
因子的总个数；Bisj为土地利用方式为j的第i个网格的第s个生态因子对该利用方式（或类型）的适宜度评价值（简称单因子s的评价值）；Bij为第i个网格，其利用方式是j时的综合评价值。
②算术平均值表达式：
式中各符号含义同上。
③加权平均值表达式：
式中：Ws为第s个生态因子的权值，其余符号的含义同上。
（5）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标准
制定标准的依据：包括单因子生态适宜度评价标准、区域生态规划区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值、该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该市总体规划。
制定标准的基本方法：制定标准的方法很多，常用而简便的方法举例如下：
假设某市经过专家咨询所筛选出来的对工业用地适宜度有影响作用的生态因子共五个，用A、B、C、D、E表示。其单因子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如表11-1所示。
表11-1单因子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
其权重分别是A为0.50、B为0.20、C为0.15、D为0.10、E为0.05。
由单因子评价值合成综合评价值时采用加权平均数模型，即为
式中：
综合生态适宜度每一级都和一个评价值区间相对应，所以寻找各区间端点或上下界便成了判断综合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的关键。考虑到该地区实际情况，各级界限选择情况如表11-2所示。
其中界限的选择方法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灵活掌握，比如适宜的上界可定为A、B、C很适宜，D、E适宜。其他方法可以类似考虑。
表11-2 生态适宜度分级界限
分级结果如图11-1所示。
图11-1 生态分级结果
3）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规划目标的研究
在区域生态规划的研究中，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及规划目标的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内容应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内容。目前指标体系的建立方法很多，总的来讲，区域生态规划中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规划目标应包括以下内容：
（1）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是描述和评价某种事物的可量度参数的集合，应充分体现其科学性、综合性、层次性、简洁完备性等原则，根据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特点，采用系统工程中的Delphi专家咨询法和多目标决策法，在参考和吸收传统指标的同时，结合生态系统开放性的特点，从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着手，充分发挥人对复杂系统的辨识能力，在各类分指标的权重中，重点考虑以下生态指标：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强度、绿地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建筑密度、经济密度、能耗强度与密度、污染负荷密度以及交通量等。
（2）规划目标和年度
确定区域生态规划的总目标、近远期目标和年度，应同区域和城市总体规划近远期目标和相应的年度一致，以利同步、协调、可比、互为应用。
4）生态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布局
（1）生态功能区划
生态功能区划是进行区域生态规划的基础工作。根据区域或城市生态系统结构的特点及其功能，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单元，研究其特点、结构、环境污染、环境负荷以及承载力等问题，为各生态区提供管理对策。区划的方法可采用数值聚类法等。
功能区划应综合考虑生态要素的现状、问题、发展趋势及生态适宜度，提出工业、农业、生活居住、对外交通、仓储、公建、园林绿化、游乐功能区的综合划分以及大型生态工程布局的方案，充分发挥生态要素功能，发挥对城市功能分区的反馈调节作用，以能动地调控生态要素功能朝良性方向发展。
具体操作时，可将土地利用评价图、工业和居住用地适宜度等图纸进行叠加、综合分析，进行生态功能分区。功能区划应遵循下列原则：
①必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②必须有利于居民生活。
③必须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使区域内的环境容量得以充分利用。
④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功能分区力求实现三个效益的统一。
（2）土地利用布局
土地利用的空间配置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在城市生态系统内尤为重要，故无论是新建城市或改建城市的区域生态规划都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土地利用布局的研究。除应考虑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城市产业构成外，还应综合考虑用地大小、地形地貌、山脉、河流、气候、水文及工程地质等自然要素的制约。
城市用地构成一般可分为工业用地、生活居住用地、市政设施用地、道路交通用地、绿化用地等，它们各自对环境质量有不同的要求，本身又给环境带来不同特征、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中，应综合研究城市用地状况与环境条件的相互关系，按照城市的规模、性质、产业结构和城市总体规划及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提出调整用地结构的建议和科学依据，促使土地利用布局趋于合理。
各类用地的选择：根据生态适宜度分析的结果，确定选择的标准，同时还应考虑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以及技术、经济的可行性。在恰当的标准指导下，结合生态适宜度、土地条件等评价结果，划定出各类用地的范围、位置和大小。
各类用地的开发次序：在充分考虑土地条件的前提下，按照生态适宜度的等级以及经济技术水平，确定用地开发次序的标准；根据拟定的标准，确定土地的开发次序。
5）环境保护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是区域生态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整体出发进行研究，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并建立数学模型对环境要素的发展趋势、影响程度进行预测，分析不同发展时期环境污染对生态状况的影响，根据各功能区不同的环境目标，按功能区实行分区生态环境质量管理，逐步达到区域生态规划目标的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大气污染控制规划、水污染控制规划、声污染控制规划、固废污染控制规划等。在此基础上，根据主要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计算各主要污染物的削减量，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按系统分配削减量指标，对各功能区、各行业的综合防治方案进行综合、比较，应用最优化方法求出环境投资-效益的最佳分配，提出区域生态规划中总的污染综合防治方案。
制定环境保护规划主要应考虑两个前提：一是根据污染源和环境质量评价和预测结果，准确掌握当地环境质量现状、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环境问题；二是要针对主要环境问题，确定污染控制目标和生态建设目标。在此基础上，进行功能分区、研究污染总量控制方案，并通过一系列控制污染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对策，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形成环境保护规划。
（1）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污染源及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功能区划，确定规划目标，选择规划方法与相应的参数、规划方案的制定及其评价与决策。主要规划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的研究，模型与相应参数研究和规划方案的筛选与决策研究。大气环境规划主要针对在城市中量大、面广、危害严重的污染物，如TSP、SO2、NOx、CO、PM10、PM2.5等，各城市应根据自身特点，进行筛选。制定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方法包括：科学地利用自然净化能力，积极开展绿化工作，加强污染源集中控制和治理措施等。
（2）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在水环境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划分控制单元，确定规划目标，设计规划方案，并对规划方案进行优化分析与决策。制定规划的方法与一般步骤包括水污染现状分析，水污染控制单元的划分，水环境污染物控制路线分析，水环境污染源治理技术经济分析，水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分析。
（3）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与制定方法
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要在现状调查基础上进行预测及评价，将预测结果与规划目标相对应、比较并参照评价结果按照各行业的具体情况确定各行业的分目标及具体污染源的削减量目标。确定不同的治理方案并进行环境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根据经济承受能力确定最终规划方案。制定方法包括确定固废污染控制目标，制定重点行业、企业固废治理规划，制定有毒有害固废处理处置措施。
（4）声环境综合整治规划
在声环境质量和噪声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声环境功能区划，提出声环境规划目标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综合整治措施。制定方法包括确定噪声污染整治对象，制定噪声污染整治措施等。
6）人口适宜容量规划
人口是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的主体，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城市空间和环境造成很大压力。在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中，人类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既是生态系统的消费者，处在倒金字塔型营养级的顶端，其生命活动是生态系统中能流、物流、信息流的一部分，又是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产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参与生产经营、创造财富、商品交换、分配与消费。因此，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区域生态规划编制工作中，必须确定近远期的人口规模，提出人口密度调整意见，提高人口素质对策以及实施人口规划对策。研究内容包括人口分布、规模、自然增长率、机械增长率、男女性别比、人口密度、人口的组成、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等。
7）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规划
经济再生产过程是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很重要的环节。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主体，影响着区域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为促进物质良性循环和能量流动，必须改进区域与城市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系指城市产业系统内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用产品产量或产值表示这种比例关系。产业结构的不同比例对环境质量有着很大影响。目前，发达国家城市产业结构的比例多为3∶2∶1结构，亦即第三产业的比例大于第二和第一产业。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比例为2∶3∶1（第二产业比例高于第三和第一产业），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正处于逐步上升时期，但一些老的重工业城市第二产业比重，尤其是重化工业比重一直偏高，对环境的压力很大。如：某个城市重工业与轻工业之比约为2∶1，而重工业中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又占多数；轻工业中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占60%，这种工业结构能耗大、排污量大。
城市的产业结构还有生产工艺合理设计的问题，即在功能区（工业区）中要设计合理的“生态产业链”，推行清洁生产工艺，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调整、改善老城市产业布局，搞好新建城市产业的合理布局，是改善城市生态结构、防治污染的重要措施。国内某城市冬季盛行风向是西北风，而夏季盛行风向是东南风，该城市的工业区却布置在城市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工业污染常年向市区扩散，造成严重污染。日本北海道某城市，市中心的平坦地带布局了居民区和商业区，在城市四周近郊的丘陵地带布置了工业区，城市规划工作者的本意是阻止工业污染向城市四周扩散。但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形成的局部环流，导致四周丘陵地带的工业污染反而向市中心扩散。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性。
8）园林绿地系统规划
园林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具有自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调节小气候、丰富与美化景观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关资料表明：1hm2阔叶林在生长季节每天可吸收1tCO2，放出0.73t氧气；1hm2树木平均每天可吸收SO2 1.52kg；1m2草坪1h可吸收CO21.5g。一个城市如果每人平均有10m2树木或25m2草坪，就能自动调节空气中的CO2和O2的比例平衡，使空气清新。有关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影响城市生态的地理、气象、污染和绿化四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比值为34∶66∶25∶25，其中污染指数和绿化指数的相对重要性相当，但方向和作用相反。因此，在区域生态规划工作中，必须摒弃过去单纯治理“三废”的观点，而应充分认识到城市绿化的重要性，将治污与绿化、美化、净化相结合，根据城市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气候、环境特征等，合理组织绿地，均衡分布，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绿地水面自然相融的城市园林绿地系统，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近年来人们对绿地系统的认识已从过去把园林绿化当做单纯供游览观赏和作为城市景观的装饰和点缀，向着改善人类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的高度转化，向城乡一体化，走大环境绿化建设的方向转化；从过去单纯应用观赏植物，向着综合利用各类资源植物和发挥植物生态服务功能的方向转化。因此，（城市）生态规划应制定出城市各类绿地的用地指标，选定各项绿地的用地范围，合理安排整个城市园林绿地系统的结构和布局形式，研究维持城市生态平衡的绿量（绿地覆盖率、人均绿地、人均公共绿地等），合理设计群落结构、选配植物，并进行绿化效益的估算。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的绿化水平都较低，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市绿化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因此，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艰巨。
制定规划区域的绿地规划，首先须了解该区域的绿化现状，对绿地系统的结构、布局和绿化指标作出定性和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以下步骤进行绿地系统的规划。
（1）确定绿地系统规划原则。
（2）选择和合理布局各项绿地，确定其位置、性质、范围和面积。
（3）根据该地区生产、生活水平及发展规模，研究绿地建设的发展速度与水平，拟定绿地各项定量指标。
（4）对过去的绿地系统规划进行调整、充实、改造和提高，提出绿地分期建设及重要修建项目的实施计划，以及划出需要控制和保留的绿化用地。
（5）编制绿地系统规划的图纸及文件。
（6）提出重点绿地规划的示意图和规划方案，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还可提出重点绿地的设计任务书，内容包括绿地的性质、位置、周围环境、服务对象、估计游人量、布局形式、艺术风格、主要设施的项目与规模、建设年限等，作为绿地详细规划的依据。
9）资源利用与保护规划
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和浪费现象，掠夺式开发导致了人类面对资源枯竭的危险。因此，区域生态规划应根据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要求，依据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环境保护目标，制定对水、土地资源、生物多样性与矿产资源等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规划。
（1）水土资源保护规划
制定上游水源涵养林和水土流失防护林建设规划；禁止乱围垦，保护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积极研究和推广保护水源地、水生态系统和防止水污染的新技术；在生态承载力允许的前提下兴建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和调蓄能力较大的水利工程，恢复水生生态平衡；健全水土资源保护和管理体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条例。
（2）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积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体系；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和计划；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范和标准；积极推行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管理，逐步使生物多样性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加强监督管理和服务。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和信息系统建设。包括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网络；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信息系统，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与区域合作。
开展多种形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示范工程建设；通过教育和培训，建成一支训练有素、精通业务、善于管理的队伍；建立和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机构，明确职责，并在各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协作，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利用广播、影视、报刊等宣传媒介，进行普法和科普教育，开展全民活动等。
10）区域生态规划管理对策研究
目前，从环境管理的角度看，我国已有多项相关法规，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超标排污收费制度”、“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目标责任制”、“排污许可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企业环保达标制度”，这些法规是环境管理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实施区域生态规划管理的重要基础，但各地在区域生态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中，仅有这些国家的有关法规是不够的，还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些补充规定，并建立健全执法机构，如“区域生态规划与建设领导小组”或“区域生态规划委员会”，由主管部门负责，各有关部门参加，密切配合。区域生态规划方案经多方论证、比较后提交政府决策部门作为决策的科学依据，并运用政治、经济、立法、计划、管理等综合手段提出实施对策，确保区域生态规划方案能够实施，促进区域与城市的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
现状和研究方法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2 区域生态安全
随着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发展，生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防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基础。
12.1 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现状和研究方法
12.1.1 基本概念
杨京平（2002）认为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和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就是使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人类与地球生态系统之间保持正常的功能与结构。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道成（2007）提出生态安全迄今为止还没有统一的概念，但一般认为它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避免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构成威胁，从而维护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于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支撑能力；二是避免由于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和资源严重短缺造成环境难民并引发暴力冲突，从而防范生态安全环境问题对区域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这层含义是外交、军事范畴的新概念。肖笃宁（2002）认为生态安全是近年来新提出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前者可以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提出的定义为代表：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它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狭义的生态安全指的是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反映。王如松（2007）提出，关注生态安全，首先是关注自然子系统为人类活动提供的承载、缓冲、孕育、支持、供给能力的安全，主要体现在人与水、土、能、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五类生态因子相互耦合形成的生态过程的安全，包括环境容量是否溢出、战略性自然资源承载力是否超载、重大生态灾害是否得到防范等。其次是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经济学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功能的安全。最后是社会生态关系的安全，涉及个体和群体的生理、心理、生殖、发育健康以及社会关系健康的人口生态安全。
12.1.2 我国生态安全的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面对人口压力，加上长期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谋求经济数量的增加，做过许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我国生态安全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罗道成等（2007）提出，当前我国在下列四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1）国土资源安全问题
国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08%。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年“流失”耕地6.7万hm2。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是全国耕地面积的两倍多，并且以每年2 400km2（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速度扩展。
我国森林人均占有量是世界最低国家之一，按目前的砍伐速度，可采林将在7年内被砍完。我国草地面积正逐年减少，质量明显下降，其中中度以上的退化草地已达1.3亿hm2，还以每年2万km2的速度扩展。我国已有近40%湿地受到中度和严重威胁。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的国土资源安全问题非常严重。
2）环境安全问题
我国目前向环境排放的各种废物数量远远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2009年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34.4亿t，市政污水排放量为354.8亿t，而废水处理率却很低，工业废水处理率小于70%，市政污水处理率在15%以下。2009年我国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分别达2 214.4万t和847.2万t。
我国平均每天产生城市垃圾1.5万t，每年要吞掉25万m2的土地资源来处理这些垃圾。另外还有一些难分解的有毒、有害化学品污染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引发环境危害。因此，我国的环境安全问题十分严峻。
3）水资源安全问题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为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我国有660多个城市，其中400多个城市缺水，110多个城市闹水荒，影响4 000万居民正常生活。
现有水资源浪费、污染严重，河流污染由局部发展到整体、由城市到乡村、由地表到地下。我国主要河流普遍污染，七大水系有1/3以上达不到饮用水标准。海洋污染也严重，20世纪末，我国近海海域中四类和劣四类海水已达46%以上，因此，我国水资源安全问题已敲响了警钟。
4）生物物种安全问题
经过确认，我国珍稀濒危重点动植物分别达258种和354种。外来物种不断侵入我国，严重威胁我国生物物种安全。如20世纪80年代初随木材贸易从美国侵入我国的红脂大小蠹，1997年在山西省大面积暴发，使大批油松在数月间毁灭。目前该物种已蔓延到河北、河南，严重危及其他野生生物的生存环境，另外还有大米草、美国白蛾、紫茎泽兰、空心莲子草等外来物种，对本地区生物多样性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可见，我国生物物种安全问题严重。
12.1.3 生态安全的研究方法
生态安全研究一般可分为系统诊断、定量评价、监测预警和管理保障等四个步骤（肖笃宁，2002）。
（1）在系统诊断中根据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又可分为自然生态的健康诊断与生态经济系统的复合诊断。前者的研究包括：初级生产力、碳库储量、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生境完整性等，其中生态成熟度与生态价位的提出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生态价位（Eco-value Level）是指某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的大小程度，生态成熟度（Eco-maturity）是指某生态系统处于潜在生态价位即最高生态价值时的状态，生态成熟度即生态系统距离生态系统成熟状态的程度（姜风歧等，2000）。
后者的研究内容包括土地利用率、水资源利用率、土地承载力、生态承载力、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率与投入/产出率等，其难点是如何区分与界定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影响的不同权重。近年来能值分析方法的引入为复合生态系统的分析提供了一条可进行宏观比较的新思路。进一步的分析则需要进行系统动力学诊断。例如在干旱区研究中应以水—生态过程为中心，构建初级生产力与水资源利用和转化率之间的函数关系。
（2）在定量评价中，对于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时，其重点首先应关注区域内生物物种的安全程度和丧失状况，如濒危物种数量、胁迫因子的变化，特别应该重视生境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但是其研究的重点是关键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包括自然生态系统（森林、草地、湿地、水域）和半自然生态系统（农田）的损失、景观斑块动态、生态演替、系统对干扰的阻抗与恢复能力等。此外，重要生态过程的连续性（有无间断和改变）也是生态安全的分析内容，这包括对过程的方向、强度和速率的研判，其中关于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定指标与风险等级划分已有较为成熟的案例研究（付在毅、许学工，2001）。
（3）关于监察预警的研究一般包括安全阈值判定、预警指标选择、监测体系建立、调控响应决策支持系统等方面。与生态风险评价的不同之处是：生态安全预警强调人的积极主导作用，它从分析研究区域的系统要素和功能（过程）出发，探求维护系统安全的关键性要素和过程，通过对安全诊断指标的对比分析，划分生态安全等级，制定不同安全等级的预警标准。
12.1.4 维护生态安全的对策和政策
1）对策
苏智先（2002）提出以下对策：
（1）加强生态安全管理，贯彻“生态系统方式”的管理思想
生态安全管理包括生态资产管理、复合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和生态健康状况管理。要做好生态安全管理，必须处理好生态资产与经济资产、自然服务与社会服务、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工程建设与生态建设、硬件和软件开发中的生态控制问题。此外，人类基因工程与生态安全等问题也应加以重视。“生态系统方式”的管理思想强调从单要素管理向多要素、全系统综合管理的转变，实质上就是要求强化对区域、流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保护，强调对生态保护的统一监督和综合管理。它是近年来国际上为了应对生态环境受到日益严重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破坏而提出来的。
（2）转变发展方式，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
从传统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是一种从物质生产方式到政治、法律及社会文化观念的整体转变，从长远看，这是一种“大转变”，需要采取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大战略”。清洁生产主要要求从生产的源头，包括产品和工艺设计、原材料使用、生产过程、产品和产品使用寿命结束以后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等各个环节都采取清洁措施，预防污染的产生或者把污染危害控制在最低限度。概括地说，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从而实行资源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使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把有害环境的废物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不仅是循环经济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标志，而且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3）大力推行生态恢复和建设，建立生态安全预警系统
把退化了的自然生态系统和农村生态系统恢复或发展成为良性循环状态是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措施。此外，还需加强环境道德建设，提倡在基本需求满足的基础上追求生活质量的社会观念和生活态度，如提倡使用和消费无害环境的产品，改变大量消耗物质和能源的交通、居住模式等。同时，从加强生态安全管理的角度看，我们还要建立生态安全的预警系统，及时掌握生态安全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为有关部门提供相关的决策依据。
2）政策含义
（1）强大的制度能力是生态安全的前提
①当前我国相关制度能力薄弱对生态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戴星翼等，2005）。
首先，面对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形势，我国的遏制生物入侵、“脏产业”进入和洋垃圾输入的海关检查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投资审查制度等相应制度或者尚不健全，或者不能得到有效执行。
其次，导致我国滥用资源的制度因素未能消除，动态淘汰落后生产力的机制未能建立，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生态安全形势恶化的基本原因。当前我国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的危机主要是由此引发的。
②讨论制度能力，首先会涉及政府，但问题主要不是具体的职能部门，而需要综合审视地方权力机构在生态安全相关领域发挥的作用。
当前我国生态安全的最大难点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化倾向。地方政府为了其自身利益而不惜危害生态安全。一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或官员充当生态破坏者和落后生产力的保护者。对于辖区内垃圾走私、污染企业进入、超标排放、非法开发等各种灰色乃至黑色的经济活动放任纵容。二是地方政府患有强烈的投机饥渴症，包括不惜一切的招商引资，不顾社会稳定大局和“三农”问题而肆意圈占土地，千方百计以各种手法与中央保护自然、保护耕地、注重“三农”问题的政策相对抗。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助长地方政府短期行为的制度原因，如政绩考核的唯GDP倾向，地方党政负责人的任期制等。但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化是根本的驱动力。这些现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原因是我国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多次财税体制改革，一以贯之的思路都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分灶吃饭”：为了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上级放权、“给政策”、重新界定财税分配结构。地方政府拥有了缺乏制约机制的权力。
③我国财税体制下一步改革的思路应该发生重大改进，注重发展可持续性，注重长期利益的制度安排，注重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而不是如过去那样完全依靠行政控制和道义责任。
④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开支必须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机制，特别需要应对下面的问题。
·第一，怎样确保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中有足够的部分用于环境整治和反哺自然。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吃饭财政”中有多少浪费、奢侈、铺张，我们从豪华的政府大楼、大手大脚的公务消费中不难发现。此类现象如不消除，财政中就永远不可能拿出足够的钱来用于生态环境、“三农”问题和教育科研。第二，即便是环境生态领域的开发，项目的优先性应如何确定也很重要。
这两个问题合并起来就是公共财政问题，需要一种有效的机制管住钱袋子。在我国当前政体下，较为合适的制度改革是将预算权从政府转移到人大。对于重大公共开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面向社会的公开听政。这些措施与当前的审计和监察制度结合，加上政绩考核制度的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共财力的不合理使用问题：
·加强生态安全的制度建设，还有两个重要而容易忽视的环节：
其一，需要有效管理散布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制造业和自然资源开发活动。需要在相关三方面形成有效的制度。一是鼓励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二是打击假冒伪劣和破坏资源环境的经济活动，三是对健康经济活动的技术和资金扶持。这三方面不能仅依靠运动式的行政发动和道义说教，必须形成完善而坚强的制度体系。
其二，需加强对流通领域的管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国生态安全建设的战略高地。对于走私活动、野生动物消费、假冒伪劣产品以及电池这样的环境危害品，直至发菜、甘草之类的不当开发会导致严重生态破坏的产品，只有遏制住它们的流通，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一问题极度复杂，除政府加强管制外，还包括商业业态的升级、行业自律管理机制的建设、公众参与等重大内容。
（2）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生态安全转移
经济全球化进程总体上对我国有利。它表现在涌入的资本对工业化有助推作用，引入的技术和管理有利于民族工业实现跨越式进步，国外市场对经济发展有牵引作用。但有一个大问题是，过度引来国外市场，依靠低工资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比较优势，而低收入人群是我国内需不足、内生性增长不足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大问题是，低工资通常是与廉价土地和低环境成本紧密相连的。这种工业化模式会对我国的生态安全产生强大的冲击。
就业问题对我国生态安全的基本威胁是：如果广大农民不能获得合理的经济机会，人们会被迫用落后的生产方式与自然资源结合。无论是不适当的耕作方法，还是对生态环境十分有害的其他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都是农民和普通群众获得的经济资源过少的产物。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廉价劳动、廉价环境、廉价土地的策略已经表明不能为我国带来合理的利益，并且生态环境的代价对于我国而言是过于昂贵的。因此，我们的劳动密集型战略应明确为人力资源密集战略。朝这方向的转变主要包括国家加大对普及教育的投入，建立面向青少年和普通劳动者的知识扩散体系和技能培训体系。
“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能从几方面增强我国的生态安全。拥有普遍较高素质劳动力的我国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拥有较高的地位，争取到较多的利益，以提高我国经济反哺自然的能力。技能水平较高的劳力能改善劳动与自然资源结合的方式，缓解我国人口对国土资源系统的压力，能给劳动者带来较高回报，提高跨越城乡壁垒的能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
（3）空间资源的分配与生态安全
空间问题的焦点是寻求一种合理的城市化模式（戴星翼等，2005）。
①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有几方面与城市化有关。首先，国家需要强大的对经济活动的管制能力，包括适当而有效的绿色壁垒、以制度淘汰落后生产力的能力和制止滥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其次，城市化能够提高教育、信息、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这种有效性决定了城市能够向人们提供较高质量的服务。最后，城市化一般能拓展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商业服务较少依赖自然资源，从而能够缓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②一种主流的观点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耕地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人口稠密的西欧和日本，其农村并没有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大幅度的空间缩小。所以，我国耕地大量损失另有原因：
·地方政府与民众争利。征地范围过宽，补偿严重不足，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没有着落的问题相当突出。因为低价从农民那里征用的土地用于房地产和工业开发，政府能获得巨大利益。一些地方提出的“吃饭靠财政，发展靠土地”，其本质就是如此。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效率低下。在我国，大量工业用地实际上是被闲置浪费的。许多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造就的是空城，里面缺乏经济活动的支撑。国外学术界的共识是，单位面积土地上能支持的制造业是没有看到极限的。因此，应将制造业限制在尽可能小的空间内。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像我国这样铺天盖地都是工业区的现象。
③从生态安全角度关注土地，应为保护生态多样性和建立各类生态功能区（如水源涵养区）争取足够的空间，以及为粮食安全留下更多的耕地，保护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没有空间资源的优化作用，真正的生态安全是不能实现的。在操作层面上，我国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工作：
·应该带动进城农民在城市真正立足。可以考虑他们将其原有的宅基地和其他非农用地置换为享受城市公共物品的某些权益。中央和省一级为此可考虑建立政府基地。置换出来的土地根据实际情况在合理规划下投入再用。
·对于散布在乡村并经营不善的小型企业，应促使其占有土地的再利用或复垦。今后，村一级应不再拥有工业。在此基础上，严厉限制乡镇一级的土地用地，推动县城工业向少数工业小区集中。
·可以考虑用土地使用效率考核地方政府的指标体系。包括一个地区非农用地的单位面积GDP产出、工业用地的单位面积工业增加值等。
12.2 中国土地的生态安全
区域生态安全是以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安全为主体，而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最主要的自然资源之一，健康的土地生态功能是维系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李智同等（2007）从土地生态安全的概念入手，总结和提炼土地生态安全研究的基础理论，并就近年来中国土地生态安全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提出了下面的认识。
12.2.1 理念
归纳众多学者的观点，土地生态安全和土地资源安全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三类：①强调土地生态系统自身的健康和可持续性。②强调土地资源对人类提供稳定的生态服务或保障的能力。③是上述两类的综合，即在确保土地生态系统健康的条件下强调土地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服务功能。例如：区域土地生态环境安全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在确保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条件下，土地生态环境系统既能保障人类社会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又能保障其结构与功能的状态与变化态势不被损害的状态。
12.2.2 研究概况
（1）目前，中国土地生态安全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众多研究成果大都是“概念—评价—对策”的结构框架，缺乏基础理论的探讨和动态评价。在指标值、权重值的确定上主观性大。
（2）系统构建土地生态安全的研究框架及其监制、预警和决策支撑体系仍是薄弱环节。
（3）研究区域多限于中、小尺度的流域、库区、荒漠化、水土流失和草场退化等，城市土地生态安全问题则涉及较少。
（4）土地生态安全作为土地科学的新兴领域，大量的基础理论、技术方法等问题需深入研究。今后应加强理论、方法及其调控方面的研究。
（5）着眼于土地生态安全的基本特性，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需求分析，提出以下一些研究的重要层面：
①研究区域的扩展。从区域土地利用的整体性出发，加强区域性土地生态安全的研究，合理划分不同区域的安全等级和设置安全阈值。
②统筹考虑城乡土地生态安全问题。加强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城乡土地资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价值与功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研究。
③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生态安全问题。包括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土地开发整理过程中存在的生态问题。
12.2.3 中国耕地资源的生态安全
1）内涵
朱红波（2007）提出，参照生态安全的定义，可以将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定义表述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内，耕地资源生态系统处于保持自身正常功能结构和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状态。它包括三方面的含义：耕地资源环境的安全、耕地资源生态系统的安全和耕地资源社会经济的安全。
2）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根据影响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途径和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影响因素划分为三大类：（1）直接对耕地生态安全产生影响的因素，如农药、化肥过量施用对耕地的污染和破坏。
（2）首先对整个生态安全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因素，如工业“三废”、生活污水以及粪便等的不合理排放，间接降低了耕地的生态安全。
（3）社会经济因素，如财政支农投入水平、整个社会的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护意识等。
在三类影响因素中，直接影响因素决定着耕地安全程度的高低。
3）耕地生态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
（1）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和评价内涵，构建如下评价指标体系（表12-1）：
表12-1 耕地生态安全的评价指标
源自：朱红波，2007.
（2）安全指数的确定
假定Xi（i＝1，2，3，…，n）为评价指标实际值，Si为算式平均值，即阈值，P（Xi）为该指标安全指数，根据评价指标趋向性和“木桶原理”，安全指数的确定可以分为下面两种情况。
当评价指标安全趋向性为正向时（指标值越大越安全）。
（3）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选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结果如表12-1。
4）我国耕地生态安全的时空差异分析
（1）耕地生态安全的动态变化
这里测算改革开放以来六个典型年期（1981、1985、1990、1996、2000、2004）的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以此分析其动态变化规律。
①运用特尔斐专家咨询法将耕地生态安全保护意识划分为四个层次，小于0.55为不强烈，0.55～0.70为弱强烈，0.70～0.85为强烈，0.85～1.00为非常强烈，具体值由专家赋值计算而得。
②不同年份综合安全值的计算结果：根据权重和安全指数计算结果，采用指数和法计算出我国耕地生态安全在不同年份的综合值，如表12-2所示。
表12-2 各年份的综合安全值
源自：朱红波，2007.
从各年份的综合安全值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生态安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当前耕地生态安全处于危险的边缘。
（2）我国耕地生态安全的区域分布规律
依照前述安全等级划分方法，在我国30个省份中，耕地生态安全处于非常安全状态的有13个，处于较安全的有6个，处于基本安全的有3个，处于弱安全的有4个，处于不安全的有4个，具体情况如表12-3所示。
表12-3 2004年我国各省耕地生态安全状态
源自：朱红波，2007.
从表12-3可以发现，我国耕地生态安全区域分布呈现以下特点：
①我国耕地生态安全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吉林省的综合安全值高达0.964 3，而福建的综合安全值仅为0.440 1。
②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与耕地生态安全状况的关系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安全程度均不高，这说明经济发展的同时，耕地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一定破坏。
5）建议
（1）制定耕地生态安全保护法规
我国耕地生态安全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而目前的耕地保护法规只是侧重对耕地数量的保护，在耕地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缺乏有效措施，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耕地生态安全保护的法律法规。
（2）制定耕地生态安全分区保护政策
不同区域耕地生态安全的障碍因素均不一样，如经济发达区域的因素主要是农药、化肥施用过量，而经济相对落后区域的因素是农民人均收入过低、财政支农不足等因素。在制定耕地生态安全保护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各区域障碍因素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制定保护政策。
12.3 流域水资源安全问题
流域水资源的安全问题不仅涉及人们的生活质量、水源短缺、水域污染、生态退化和环境破坏，还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投资环境的质量和国际声誉。随着流域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的加剧，我国流域水资源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为此，任伯帜等（2007）提出了对下列问题的认识。
12.3.1 流域水资源安全的内涵
广义的流域水资源安全是指流域水资源的自然循环过程和系统不受破坏或严重威胁，流域水资源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状态。
狭义的流域水资源安全是指在不超出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的环境下，流域水资源的供给能够在保证质和量的基础上满足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的需求。
12.3.2 流域水资源安全存在的问题
1）过度开发，生态退化，水域污染严重
北方的河流50%以上的河段水质低于Ⅲ类水标准。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地下水也普遍受到污染。虽经治理，但全国水环境整体恶化趋势未根本扭转。高速的经济增长引起随意占用水域和过度开发有限水资源导致蓄水容量减少。很多天然湖泊（如罗布泊、白洋淀等）和绿洲萎缩以至消失。华北平原乃至上海超采地下水，引起咸水入侵、地下水资源下降、地面沉降等。
2）供水短缺，用水浪费，使用效率低
资源型缺水（人均量只有世界平均的1/4）、水质（污染）型缺水和结构型缺水（时、空和地理特征决定）同时并存。近些年黄河断流、海河枯竭、北方诸省的严重干旱最醒目地反映了我国缺水的严重态势。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多座面临缺水问题。在缺水的同时，节水意识观念淡薄，制度存在缺陷，用水效率低下，普遍存在水资源浪费的现象。日本2004年前的年均淡水利用量只有900多亿m3，不足中国的1/6，但其经济规模是中国的8倍。
3）产业结构和布局欠佳，水生态治理滞后
如在水资源紧缺的北京布局高耗水的冶金和石化项目，在气候非常干旱的宁夏大面积种植水稻。另外水污染是更严重危害水资源安全的因素。
4）安全意识淡薄，管理体制与制度创新不足
对生态价值及其各种利益关系调整的具体保障措施还有待加强，立法时还缺乏对流域水资源的多元价值的通盘考虑。
12.3.3 流域水资源安全的保障措施
1）建立安全供给与需求保障体系
具体包括完善补偿机制，建立节水型社会；治理、恢复流域水质，保证水环境安全；保护水域，保障蓄水容量和水域生态；开发利用非常规流域水资源（如中水、污水、海水的利用）。
2）建立“市场—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流域水资源管理保障机制
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流域水资源配置机制；建立政府与社会的水权及水污染权交易体制；提高公民意识，健全社会与市场监督机制。
3）建立合理的流域水资源安全技术保障体系
建立合理的流域水资源安全技术保障体系见图12-1。
图12-1 流域水资源安全技术保障体系的概念框架（任伯帜，2007）
12.4 农村饮用水安全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和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综合开发和乡镇企业用水的强度和规模日益扩大，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不断增加，加上滥施农药、化肥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不少地区农村水环境恶化趋势明显。
一些地区的河湖、水库、沟塘的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的污染十分严重，造成人畜饮水困难，甚至危及人畜健康，而此类问题在农村更为突出。近年来，国家重视农村的饮水安全问题，实施了“农村饮水解困”、“农村饮水安全应急规划”等工程和管理措施，解决了一些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但是，不少地区还存在水量不足、取水不便及供水保证率低、水质性地方病等问题，对人民群众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任伯帜等（2008）阐述了农村饮用水安全的理念，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对策和措施。
12.4.1 农村饮用水安全的理念
饮水安全是一个既涉及水资源的多少、净脏、清浑等自然属性，又涉及人类社会的脆弱性、人群对水资源安全保障的期望水平、对所处环境的水资源特性的认识以及自身的承载能力等社会属性的复杂问题。
《1998年世界发展指标》认为，在农村地区，安全的水意味着家庭成员不必为取水而每天花费过多的时间。足够数量安全的水是指能够满足新陈代谢、卫生和家庭需要的量，通常为每人每天20L。我国水利部和卫生部在2004年制定了《农村饮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分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率四项指标进行评价。
在水质方面，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指标》（GB5749—1985）要求的为饮水安全；符合《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的为饮水基本安全。
在水量方面，每人每天可获水量40～60L为安全，20～40L为基本安全。
在方便程度方面，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10min为安全，不超过20min为基本安全。在保障率方面，供水水源保障率不低于95%为安全，不低于90%为基本安全。
12.4.2 农村饮用水安全存在的问题
1）工业点源、农业面源、生活污染源造成的水环境污染
工业点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乡镇企业废物及工业突发性事故。乡镇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被直接排向河沟、水库和农田，大量杂乱堆放的工业固体废物和禽畜粪便对地表水、地下水产生二次污染，严重污染了周边水环境。
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自三个方面：①我国化肥和农药生产和使用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②畜、禽存栏量及水产养殖量每年增加1～3倍。③许多地区实施污水灌溉，大量未经处理和处理不达标的污水造成土壤、作物和地下水污染。
生活污染源主要是农村居民生活中使用各种洗涤剂和污水、垃圾、粪便等多为无毒的有机物质，含N、P、S和致病生物。农村缺乏基本排水和垃圾清运处理系统，不经处理的污水、污物被排放或沉积在沟渠和地面，降雨时进入水体导致水质恶化。
2）含有毒水、血吸虫病及污染水等饮用水质超标
（1）长期饮用高氟水会产生地方性氟中毒，包括氟斑牙和氟骨症等。我国饮用高氟水人口达到5 000余万，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东北及西北，如河南、河北、安徽和内蒙古。
（2）饮用高砷水不仅有近期对健康的损害，尤其会引起人体长期恶性病变，如癌变和畸变。全国农村饮高砷水人口为289万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湖南、江西、吉林等省。
（3）长期饮苦咸水会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病。全国农村饮苦咸水人口为3 855万人，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宁夏、新疆等省。
（4）近几年，血吸虫病又出现增长趋势，这与一些地区的饮用水源有关。目前病区人口约6 000万人。重病区是沿长江的湖区和江滩地区以及四川、云南的部分山区。
（5）饮用重金属、亚硝酸盐和有机物污染的水会导致癌症。全国农村饮用污染水人口为9 084万人，其中50%饮地表水，主要分布在淮河以南，青海、西藏以东，其他50%饮地下水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广东等省。
3）季节性缺水、供水设施简单、制水工艺不足
供水水质二次污染方面饮水不安全的人口有9 558万人，主要分布在青藏、云贵和黄土高原。全国九亿多村镇居民的自来水普及率中，镇区约占50%，村庄只有30%。
4）水源保护和水质监测不力，行业管理滞后
农村饮水安全意识淡薄，保护水资源的思想观念和生产方式有较大差距。现行水管理法律法规和制度大部分针对工业和城市，难以适应农村环境管理的需要。农户分散居住，产生的废物随意排放，监管十分困难。一些地方制定村镇发展规划时未划定饮用水保护区。资金少和投入不足成为农村饮水事业发展的瓶颈。
12.4.3 农村饮用水安全的对策和措施
（1）保证农村水资源和水源工程的可持续性。水资源布局要合理，争取建设水源工程，使群众在干旱年份有水喝；珍惜地下水资源，做到地下水采补平衡。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行生态平衡施肥技术，控制和减少氮肥总量，推广高浓度复合肥，实行农资、农技一体化。严禁施用高毒农药，推广生态养殖，推进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
（3）创新饮水安全工程的融资体制。在资金筹措上可从推行小型水利工程产权改革入手，在产权流动、结构多元的基础上拓宽投资和融资渠道，要积极发展股份合作，联合办水；大户带头，民营办水；采取拍卖转让、租赁承包、贷款融资等多种方式。
（4）创新农村用水安全管理制度（如建立民办农村饮用水公司），完善安全监测体系（完善监测中心，分区、定期地进行水质监测）。
（5）提高干群安康意识，积极研究饮水安全问题。建立行政领导责任制，切实抓好各项措施落实；普及饮水安全的科学和法律知识，增强干群合理利用与保护农村水环境的责任感，参与安全工程的决策和实施。
12.5 城市生态安全
城市生态安全实质上是作为人工生态系统的城市生态的安全，它涉及城市科学、生态学、建筑学、灾害学、安全科学等众多学科和领域。
12.5.1 城市生态安全的理念及其发展
1）理论方面
纵观国内外同类研究，以国家、区域为尺度的生态研究较为多见，而专门研究“城市生态安全”系统并成熟的成果尚不多见，相关研究主要来自灾害学、生态城市建设等方面（曹伟，2004）。马宗晋院士从灾害学研究的角度指出：“灾害、环境和社会是一个互馈的系统，安全科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技术安全问题，应从狭义的范畴转向广义的范畴。”王如松在研究城市中的生态安全时认为：生态城乡建设中的生态安全包括水安全（饮用水、生产用水和生态系统服务用水的质量和数量），食物安全（包括食物的充足性、易获取性及其污染程度），空气，水，土壤的面源、点源和内源污染，减灾（地质、水文、流行病及人为灾难），生命安全（生理与心理健康、社会治安和交通事故）。
章芹敏从分析最大—最优化途径和最小—最大约束途径入手，来寻求和设计有利于城市环境与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使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规划过程具有可行性的城市生态安全机理和城市环境专家信息系统。金磊认为：要实现“世界城市”目标，应强化城市生态安全建设，如深化城市规划，防止过度开发，建筑过密；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他分析了目前存在的“不良建筑”的环境污染因素，展望了21世纪生态安全城市的发展远景。
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
（1）约束机制。目前的生态理论及生态工程尽管常采用系统科学的观点，但由于缺少对城市生态安全约束机制的研究，未将政府、社会、文化等因素充分考虑进去，这些研究对人们研究生态系统的演替和行为时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在城市生态安全方面，其规律性的内容有待进一步探讨。
（2）模型的方法论。国际上被视为生态现状评估的生态足迹方法目前只能作为静态预测，对未来的生态安全只能起到预示的作用，它并没有计算生物圈所遭受的所有生态影响。生态足迹分析不可能令人满意地用来处理排放到大气中的各种有害污染物。它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人类实际所耗用的生态系统服务。
（3）测度与评价体系。国际上采用的一些评价体系，如生态足迹方法，将人类的资源包括水资源都统统用当量的土地面积来测度，这样的估算忽略了城市生态环境的空间差异性，也带来了评价结果的模糊性。如浙江地区水域面积较大、水网发达，因此在考虑城市化进程中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乡镇企业水污染对城市生态安全的影响时，应如何考虑上述问题。
（4）认知误区。目前公众对城市生态安全的认知水平还不高。因此必须清楚地看到以下问题：
①目前综合国力评估中并未反映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生态资源拥有状况即“生态实力”。尽管我国综合排名不断上升，但无法据此就能正确地判定我国可持续发展潜力大。
②由于我们所处的生态系统原来就很脆弱，再加上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几乎没有任何约束的掠夺式的“开发”，更由于人们对生态安全的认识十分淡漠，使得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城市生态安全很可能是我们的最薄弱之处。
③在许多地方，生态系统功能丧失的速度已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那种“等经济上去了再来保护生态系统”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的，因为生态系统功能一旦丧失则难以恢复。重建也需很长时间。如果不设法改变目前的认知误区、像普及国防安全那样对待城市生态安全，如果再疏于防范，将会使国家处于不利的境地。
2）概念
城市生态安全状况，是指城市环境和生态条件（如食物、居室、大气、水环境、交通及生态环境）对市民的身心健康、生命支持系统的繁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威胁程度和风险大小。它关系到城乡居民在生存安全的环境容量（城市空气环境容量，城市土地、人口、交通的环境容量，江河湖海等地面水环境容量，大气臭氧层破坏的最大极限等）最低值是否具备；城市的建成环境包括城市化、生态城市建设等活动能否实现为居民提供健康、安全的人居环境之目的；战略性自然资源（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存量的最低人均占有量是否有保障；城市的选址与扩展是否具有安全战略意识；重大生态灾害（如由于温室效应造成的滨海土地被淹没、重大沙尘暴灾害、由于江河上游水土流失严重造成的中下游洪涝灾害等）是否得到抑制等一系列要素的总称。
城市生态安全问题始终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城市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一样，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建设要设法避免一些对城市生态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因素，诸如城市大气污染、热岛效应、土地污染、城市建筑综合征、传染性疾病等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不安全因素。这就要求城市的更新与发展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必须协调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的平衡和谐发展，从而保障人们在生活、健康、基本权利、生活保障、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
12.5.2 城市生态安全的环境要素影响及对策
1）水环境要素影响分析
（1）水环境
水环境是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中最活跃、影响最广泛的要素，被认为是城市产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水安全已成为制约城市生态安全的瓶颈，且已成为阻碍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
尽管我国一直在积极地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但由于我国城市发展较快，城市生产、生活用水不断增长，为了确保经济发展，不得已挤占大量的生态生活用水。落后的生产方式危及城市水生态环境，已造成一定程度的不良后果——水质性污染与城市用水基本补给的短缺，这些将是城市水安全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2）城市水环境不安全的危害
①危及城市人类生存安全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城市自来水是安全卫生的。但是，一项调查显示，在全世界自来水中，测出的化学污染物有2 221种之多，其中有些确认为致癌物。从自来水的饮用标准看，我国尚处于较低水平。自来水加氯可有效杀除病菌，但会产生较多卤代烃化合物，是人类引起各种胃肠癌的根源。目前城市水污染成分十分复杂，除重金属外，还含甚多农药、化肥、洗涤剂等，即使把水煮沸，这些物质仍驱之不去，而且增加有害物浓度。目前我国主要大城市只有23%的居民饮用水符合卫生标准。为此应加大水污染监控力度，设立供水水源地保护区。
②城市地下水超标引发地面下沉
地表水不足，使许多城市大量超采地下水。我国北方已有九个省市属严重超采，每年开采量为555亿m3，是当地可开采量的131%。超采形成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全国有较大漏斗56个，面积9万km2。二十多个城市发生这种次生灾害。这些深藏不露的地下水资源中，至少有相当部分本来应由我们的子孙享用的，另有一部分作为生态圈的基质和材料，用来保持大地的稳固和平衡的。
③影响经济发展
水资源安全通常指水的供需矛盾的产生对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问题。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缺水而影响城市工业产值2 300亿元。每年废水污染事故有1 600余起，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77亿元。可见，水生态失调已成为我国城市生态安全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瓶颈。
2002年山东省旱情十分严峻，80万人吃水告急，只能靠送水、买水来解决吃水问题。受干旱影响，创税大户滨州市魏桥棉纺厂印染车间被迫关闭，素有“黄金水道”之称的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断航近60天，上百万吨煤炭不能及时外运，济宁微山湖、菏泽东平湖、沂蒙石岚水库等全部干涸。
④导致城市生态环境用水问题
城市生态环境用水泛指维持城市生态水环境所必需的基本用水，并且是维持城市生态安全水环境安全的最低线，如果这一底线不能确保，那么城市水环境安全将不复存在。因此，城市生态环境用水应注意把握其空间和时间尺度，充分利用水的自然特性和经济属性，逐步提高城市生态水环境质量。它包括以下内容：如地下水的基本补给、河湖的基本流量、逐步改善河湖生态环境、优化用水结构、完善水生态环境的功能。
（3）城市水环境安全的维护及对策
①加强城市水系与水源的生态保护与开发
要确保城市水资源的安全，首先必须管理好城市自身的水系和水源，如江河湖泊，只有保证它们的安全，才能保障城市水资源的安全。滇池从一个被视为昆明市生命之源的高原明珠沦落为“污染死湖”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例子。除了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湖造田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近20年的水污染所致。尽管自1993年以来，为治理滇池当地政府曾经坚持不懈地努力，投入40亿元治理资金，但自1995年以后，富营养化指数仍逐年上升，全湖仍为劣质Ⅴ类水系，污染还在加剧。
为了满足城市对水资源的需求，必将加大水资源开发的力度。但如果水资源过度开发，无疑会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通常认为，当径流量利用率超过20%时就会对水环境产生很大影响，超过50%时则会产生严重影响。
②改善城市环境的积极探索
·城市地下水量补给与置换
雨洪调蓄与补给工程是干旱缺水地区解决城市生态环境用水的一个根本途径。通过跨流域调水与城际间的水权转让，置换城市生态环境用水。可用外来客水取代当地的优质地下水，使被置换的部分地下水用于生活用水或恢复地下水环境。引黄工程优化方案的供水量就包括了置换原来超采地下水的水量和经济发展新增需水量。
·加强城市水环境治理
要把治污作为一项环保和“开源”的综合措施，以制度的形式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未来污水处理设施能力的增长速度必须高于供水设施的能力增长，并采取有效措施修复已经受到污染的城市水环境。要谨防一些忽视污水治理的城市因盲目“开源”而陷入用水越多、浪费越大、污染越严重，直到完全破坏现有水源的恶性循环。
2）高层建筑对城市生态安全的负效应
（1）高层建筑隐患多
高层建筑不仅在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综合性污染，而且建成后会产生一些难以消除的隐患。
①高层建筑容易形成城市洼地，不仅使高层附近的建筑日照量不足，而且会阻隔视线，有的甚至会破坏周围的景观环境。
②现代高层建筑的外部一般都整齐划一，加上大都采用反光建材作外部装饰，极易形成光污染。它会使人心情紧张、情绪烦躁。
③现代高层虽有较先进的通风及温控设施，但是全封闭式环境同时也是电脑、通信设备、空调等集中的地方，存在较严重的空气污染和辐射污染。
④摩天大楼都是高档写字楼，高度集中又相对封闭而且竞争激烈的环境，使人不同程度地受到心理污染，表现为孤僻、自私、情绪反复，易有受挫败感的同时又往往外化为狂傲不羁，有人称之为“白领综合征”。
（2）引起城市气候变化——热岛和飓风效应
城市中心区域内超高楼的频频崛起、数万辆汽车频频进出等因素使城市内气温高出周围郊区，加上人类和产业的聚集，城市下垫面显著地不同于毗邻地区，成为一个热源，形成热岛，即所谓城市热岛效应。另外，地表状态的改变也会引起城市地面温度的改变：建筑物反射或阻断阳光辐射改变地面的吸热和放热过程，地表植被的数量或形态变化影响地表热平衡过程，机动车、空调等增加热负荷，加剧热岛效应，使夏季更酷热。
高层建筑插入城市环境中会影响光线、日照、阴影，甚至影响空气流动，造成突然阵风。风速随着楼层高度呈指数倍的增加。高层建筑一旦建起来，街面上正常的微风轻拂可能会变成险恶的狂风。这在严冬季节是令人不堪忍受的。两幢高楼之间所形成的峡谷效果会比正常风速增强3～4倍。由于极高的关系，超高层建筑易受到巨大的侧向风力，这就使有些塔楼可能在其底部造成强烈的下行风和不舒服的旋风，显然这无助于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
3）超高层建筑的生态安全及其防灾
（1）高层建筑与可持续发展意识
高层建筑如何做才能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如选址可靠、节省土地，开拓并发展再生绿化空间，建设立体交通网络从而使建筑、交通一体化，节约能源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楼宇内安全小气候等，都应成为超高层建筑可持续发展意识及设计行动。
（2）超高层建筑安全防灾规划的设计应纳入议程
高层建筑往往存在各种事故隐患。从美国世贸中心的坍塌事件中可警示国人的是：如果北京、上海等地要建造曼哈顿超高层建筑，那么要从技术上做出楼宇自救、人员自救与互救的应急安全保障系统与对策，至少应使该系统具有减灾、人防、国防等综合保障能力。
（3）城市应关注综合减灾安全的建议
高层建筑最大的安全问题可能是火灾。2000年5月12日，台湾有一个科技园内的一栋26层写字楼发生火灾，狂烧43h，损失6.7亿新台币。“9·11”事件暴露出美国城市安全应急能力的脆弱性。为此从城市大安全观出发，城市上空防御能力不仅应包括防空，还应具备防化学武器、防高技术战争的能力。
12.5.3 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分异——以大连市为例
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脆弱而不稳定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系统相比较具有高能耗物耗、高环境污染、低自然资源储备的特点。同时，其生态安全评价也存在特有的空间特性、非线性和随机性。杨俊等（2008）发表了《基于因果网络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分异——以大连市为例》，这里介绍他们的部分成果。
（1）基于DPSRC模型的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特征分异。生态安全具有动态性和地域性。需引入地理信息和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特征具有空间建模、空间分析、数据处理、成果表达等优势。遥感适用于大范围动态监测，但是目前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的生态安全评价与预警的研究较少。
DPSRC模型（驱动力Driving Force—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控制Control）是一种因果网络模型，DPSRC模型框架如图12-2所示。
图12-2 DPSRC框架（杨俊等，2008）
这一模型能处理现实生活中多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网，表现城市生态安全多重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区域的生态安全。此模型中突出地强调人在城市生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2）基于地理信息系统与DPSRC模型的大连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流程可概括为五个阶段：①地理信息基础地图的建立与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②城市生态安全指标的量化处理。③城市生态安全矢量网格数据库的建立。④城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的计算与城市生态安全分区。⑤城市生态安全空间的决策与管理。
以下介绍①与④的部分内容。
①城市生态安全的指标体系
DPSRC模型框架为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城市生态安全状况是人文因子和自然因子共同影响的结果。根据系统性、指标选择的独立性、可比性、真实性和实用性以及资料收集的可能性，在广泛研究国内外城市生态评价指标体系的案例的基础上，根据2005年大连市实地考察和收集的最新资料，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基于DPSRC模型的大连城市生态安全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2-4所示。
表12-4 生态安全的指标体系及权重（城市社区为统计单元）
续表12-4
源自：杨俊等，2008.
②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与分析
在MapInfo（一种商业GIS软件包）下创建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分布图，如图12-3所示。
图12-3 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分布（杨俊等，2008）
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分析：生态安全区是指沿大连市东部海岸，这里的自然植被保护得较好，建筑物较少，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生态较安全区是指东部的商业发达区，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但人口较稠密，自然环境也较好，但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欠缺；生态安全过渡区是指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欠缺的地区，人口较稠密，有些小工厂；生态较不安全区主要是指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欠缺地区，人口较稠密，交通条件较差，工厂较多；生态不安全区主要是指东北部大型的石化工厂以及垃圾处理场，人口较稠密，交通条件较差。
文章根据网络评价模型构建了指标评价体系，并以大连市城市生态环境安全状况，根据城市生态环境安全警度判断得到大连市生态安全的五个类别，包括生态安全评价不安全单元、较不安全单元、过渡单元、次安全单元及安全单元，然后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手段绘制出大连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分布图。
12.6 中国南方冰雪灾害与城市救灾对策
2008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我国南方省份遭受了一场50年一遇的冰雪灾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赵文武等（2008）通过冰雪灾害的特征和对城市救灾行动的总结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12.6.1 灾害的概况
（1）灾害的影响。最严重的区域是湖南、贵州、江西、安徽、湖北、四川和广西等省（区），该区域是我国交通、电力、煤炭和其他物资的重要通道和人口稠密地区。灾害发生时恰逢春运高峰期，造成全国十多个机场、数十条高速公路关闭，京广铁路主干线和诸多铁路路段及国道停运，因而造成大量人员、物资、电力流动阻滞，并推动物价高涨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
（2）受灾的损失。据国家民政部核定，该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 516亿元，其中人员、农业、林业、房屋和电力的具体损失如下：人员死亡0.013万人，转移安置166万人，农业受灾面积21 700亩，林业受灾面积34 243万亩，房屋受灾168.6万间，电力受灾0.202万条（座）。
12.6.2 灾害原因
（1）大气候环境。在拉尼娜状态下，即赤道东太平洋地区海温比常年偏低-0.5℃以下，造成东亚地区经向环境异常，有利于我国北方冷空气南下，形成我国南方的冷冬。
（2）“冻雨”天气。灾害具体原因是出现“冻雨”并持续发展。当冷锋入侵时，锋面下气温和地面温都降至0℃以下，而锋面上方气温在0℃以上，且较潮湿，这里云层内形成雨滴落入温度低于0℃的气层，变成过冷雨滴，一旦降到温度低于0℃的地面或物体上，形成密实光滑的、透明玻璃状的冰壳。
（3）“冻雨”的危害。在公路路面上形成的“冻雨”造成汽车车轮打滑，不能行驶，从而造成交通堵塞。“冻雨”在输电电线上形成，若不能及时融化，就会在导线上越积越厚，致使导线张力增大，线路不堪重负而倒塌，引发停电灾害。“冻雨”还造成房屋损坏倒塌、树木死亡和农作物绝收。
12.6.3 灾害的特征
1）范围的全面性
（1）行政区域分析。冰雪灾害涉及全国20个省（区）、151个地市、924个县（市）。受灾面积约占全国的50%。
（2）行业部门分析。涉及电力、交通、农林业和通信等行业，以电力、交通受灾最重。
（3）人群居住分析。如湖南省郴州市在受灾最严重的日子里，全城交通、电力、通信全部中断，进而发展成全城断油、断水、断粮，几乎成了孤城，全体市民都成灾民。
2）过程的发展性
（1）长时间供电系统中断及其后果
①导致人们启用原始的照明和取暖器具，可能引起火灾。
②停电必然停水，一旦发生火灾，无水可救火。
③影响医院收治病人。
（2）交通中断及其后果
①引发大量人员滞留公路、车站和机场，加剧交通运输全面瘫痪。也会因饥寒造成人员病痛，甚至引起社会动乱。
②引发煤、油等能源供给困难，造成动力设备停机，加剧灾害扩展。
③引发粮、油等生活品供应困难，造成物价飞涨、社会不稳。
（3）通信中断及其后果
①信息不通、灾情不明。
②政府救灾指挥命令和措施无法执行，救灾信息无法向公众发布。
3）救灾行动的艰难性
特大冰雪灾害范围之广、受灾人口之多、受灾程度之深和持续时间之长凸显了救灾行动的艰难性。在具体救灾行动中，其艰难性主要表现在破冰通路、电力修复和农林恢复等方面。
12.6.4 启示和对策
1）加强防灾救灾知识的宣传教育
（1）灾害来临时，干群都未意识到它的来临，更未认识其严重性，由此丧失了防灾救灾的最佳时机。
（2）灾害发生后，民众不知如何自救和互救，一些救灾措施缺乏科学性，有些措施又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3）防灾救灾宣传教育的内容：
①侧重于灾前预警知识、灾害发生时的应急常识、灾中和灾后的自救和互救措施、社区救灾管理、常备救灾物品管理等知识。
②教育重点应立足于学校对学生的教育，通过学生对家人进行宣传。方式应注重实效，形式上应生动形象、简单易懂，增强教育效果。宣传载体应充分利用人们经常接触的各类媒体，包括报纸、海报、网络、手机短信、广播、电视等。
2）加强城市防灾救灾基础设施建设
（1）应急电源建设，对城市党政机关、电视台、广播电台、通信机站和主要医院、车站等重要场所要配备柴油发电机组，并始终使其处于良好可运行状态。
（2）应急水源建设，根据居住区域和消防设施分布情况作应急水源建设规划，保留或新建若干深水井，配备自备电源，一旦需要，即可对一定的小区供水。
（3）应急燃料和防冰雪灾害物资储备库的建设。
3）建立专业性应急预案体系
在预案体系上，要求市辖区、街道、社区和各单位都要编制相应的预案。在内容上，要尽可能具体、明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并且不能让这些预案只停留在纸面上，而要加强其演练和各类预案、各职能部门与相关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
4）构建“三位一体”（政府机构、专职队伍、社区组织）的协调联动救灾机制
（1）行政首长要按预案要求立即进入救灾工作状态，作出全市救灾决策，发布命令，公布信息，协调全市行动，发挥领导、指挥和协调的中枢作用。
（2）公安、武警、消防、市政等专职队伍应迅速进入救灾岗位，维护交通畅通，完成救灾任务，发挥中坚力量作用。
（3）社区组织和单位要发动和组织本单位群众投入救灾行动，发挥主体作用。
12.7 我国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和绩效管理
近年来，我国煤炭需求量大幅度增长，给煤炭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当前煤炭生产的安全问题十分严重。2005年全国共发生安全事故3 306起，死亡5 938人，百万吨死亡人数为3.1，占全世界煤矿死亡人数的79%，居世界之首。尽管我国煤炭企业管理者对绩效管理越来越重视，但由于观念和手段落后，还存在管理体系不完备、管理目标单一、安全绩效考核缺位等问题。李石新等（2008）对以上问题提出研究报告，下面摘要介绍其主要内容。
12.7.1 我国煤炭事故发生现状及原因
1）现状
我国煤炭产量居全世界第一位，2005年占世界产量的37%，但煤矿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煤矿死亡人数近80%。近年来，国家加大监控力度，事故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全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从2002年的4.94下降到2007年的1.48；死亡人数从2001年的5 670人下降到2007年的3 786人。但煤矿事故仍频繁发生。2001年至2005年间，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1 383起，平均每年发生280起。2005年我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为2.836，是美国的70倍、南非的17倍、印度和俄罗斯的7倍。
在煤矿事故中，瓦斯、水害和顶板事故最为常见。瓦斯事故对安全生产影响最大，其发生率和引起死亡人数都占相当大的比重。2005年2月14日阜新孙家湾煤矿瓦斯事故死亡214人。
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地域煤矿事故的发生存在差异。不同所有制的煤矿，由于管理水平、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的差异悬殊，安全工作水平相差很大。2007年，乡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高达3.06，而国有重点煤矿为0.38，前者是后者的8倍多。在全年发生的442起重大事故中，乡镇煤矿发生329起，占74.4%。
与此同时，不同地域的煤矿生产安全的发展不平衡。重大事故多发生在辽宁、黑龙江、江西、河南、湖南和贵州，六省事故占总事故数的54%。特大事故多发生在黑龙江、河北、山西、河南、四川等省市。
2）原因
（1）煤层条件复杂。以瓦斯事故为例，大多属于石炭二叠纪煤层，透气性差，瓦斯含量大，再加上煤层地质构造复杂，大规模开采容易导致应力场、煤岩体裂隙场及瓦斯流动场变化，诱发瓦斯事故。
（2）企业超负荷生产。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经济高速发展，这使企业追求高利润而超负荷生产，甚至在安全投入、安全基础设施、安全管理相对滞后的条件下不顾安全生产条件而冒险生产，导致事故频繁发生。
①矿井防灾系统不健全，设备老化，安全设备落后。
②部分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不健全，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大量存在。
（3）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较低。
12.7.2 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绩效管理包括绩效的计划、实施、监控、考核和反馈，它是企业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其作用在煤炭企业尤显重要。但大部分企业仍然流于形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绩效管理体系不完备
（1）多数企业制订计划由个别人完成，未与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多向沟通，计划缺乏操作性。
（2）相关部门对绩效实施过程的监控流于形式，很难确保绩效管理目标的实现。
（3）将考核作为管理的最终目标，未及时搜集实施过程中的反馈信息，弱化了绩效管理功效。
2）绩效管理的目标单一
绩效管理的目标是多重的，对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岗位分析、员工培训等产生重大影响，其本质在于发现并改进企业存在的问题，以提高企业效率。但大部分管理者把它作为奖金发放或职务晋升的依据，从而使绩效管理效率较低。如矿工在井下作业，如果违反安全标准规定未得到改进，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3）绩效考核不规范
①考核标准不统一；②考核机制欠科学；③考核过程流于形式；④考核指标不合理；⑤薪酬未与绩效挂钩。
4）安全绩效考核缺位
大部分煤炭企业将员工的绩效管理作为日常工作来实施，未明确安全生产是绩效管理的重要目标，一些安全生产项目未被纳入绩效管理的范围内，如管理人员下井带班的频率、安全技术措施的实施和落实等。
12.7.3 改善绩效管理，促进生产安全
1）构建多重化目标的绩效管理体系
合理的绩效管理应与企业的总体发展目标相一致，实现生产与管理、长期目标与短期利益、产量与安全的有效结合，促进企业良性发展。这种管理要有完备的体系。强化各种管理环节；健全管理监控机制，确保管理目标有效实施；构建管理反馈体系，分析管理过程存在的问题，为改进管理提供平台。
2）规范绩效考核工作
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是绩效考核，因此，企业必须以考核标准和指标为中心，构建规范的绩效考核机制。
3）完善安全责任考核
企业除了日常考核之外还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在绩效评价中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考核机制，将产量与安全责任相结合，使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各项指标量化、细化、具体化。安全生产责任考核不仅要纳入绩效考核，还要将其汇编成册，发到员工手上，让员工更加重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4）培植协同作业和团队救助的理念
由于矿工的高度协作会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而事故发生时团队救助精神能降低事故的损失。因此，煤炭企业的绩效管理必须将协作精神和团队救助纳入绩效管理范围，并尽量将其量化，以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
12.8 区域生态安全的评价与机制
12.8.1 区域生态安全的定量评价
生态安全评价是当前生态安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本质的问题。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看，在评价对象与内容上存在差异，定量评价方法与准则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专门的评价指标体系，生态安全动态评价研究较少。
1）生态安全评价的概念
张艳芳（2006）认为，目前国内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生态安全评价是指对生态系统完整性以及对各种风险下维持其健康的持续能力的识别，是以生态风险和生态健康评价为核心的内容，并体现人类安全的主导性。所谓生态风险是指特定生态系统中所发生的非期望事件的概率和后果、干扰或灾害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造成损害的可能性。生态风险的识别包括风险因素的确定和生态系统（或环境）脆弱性的认识，对其造成一定危害的任何事件或过程都可以定义为生态（环境）风险因素。
生态系统健康是环境管理的一个新方面和新目标，通常认为功能正常的生态系统可称为健康系统，它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在时间上能够维持它的组织结构和运转，以及保持对胁迫的恢复力。
2）生态安全评价的发展趋势
国内有关生态安全与评价的相关基础研究较多，但明确而系统的研究相对不多。主要集中在对理论概念的探讨、对特点区域或生态系统的评价及特定评价方法的运用等。当前的评价方法主要有综合评价范式、生态模型方法与景观生态学方法三种类型。综合评价范式包括暴露—响应分析模式、综合指数评价方法等。生态模型方法包括个体与群体尺度上的模型、生境、区域以及景观尺度上的模型等。景观生态学方法以其通过空间异质性分析景观生态空间稳定性的理论逐渐成为区域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手段。从国内研究的实践来看，主要集中在综合评价范式上。
王根绪等认为，建立具有综合性和代表性、易于量化和应用、能兼容不同空间尺度并能体现动态变化的指标体系是建立生态安全指标系统的主要途径。因此，建立替代性与综合性指标是未来发展趋势。随着GIS与遥感技术在生态学领域的广泛应用，生态模型方法将成为生态安全研究的主流。根据生态安全保障、管理与预警等目标的要求，过程安全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领域，即通用性、模型化与动态性是生态安全评价的发展趋势。
3）对生态安全评价中几个问题的讨论
（1）评价尺度：尺度是区分研究对象和环境的重要依据，是观察或研究对象（物体或过程）的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单位，标志着对所研究对象细节的了解水平。因此，生态安全评价需要选择一个理想的研究尺度。
大尺度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基于小尺度机制的研究，通过区域集成系统解决。对生态安全的研究包括对生物细胞、个体、种群、生态系统、生态区、人类生态等对象的研究。然而，生态安全概念首先是针对宏观生态问题（区域、国家乃至全球）提出的，而研究的是那些在小尺度上的生态学不易有效解决的生态问题。力求用宏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将单个地点或较小区域内的生态问题联系起来，强调综合集成整体观点。
（2）评价的基本参照系：正确的评价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参照系的基础上。在景观尺度上，生态安全评价中的基本参照系应该是自然生态系统和景观在当前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下形成的景观类型、格局以及演化动态特征构成的体系。可以从三方面来建立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的基本参照系：区域资源景观承载力、景观水平的区域DNA与区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
①区域资源景观承载力是指分析区域一定时段内自然生态资源对某类型景观的承载能力或景观对资源支持条件的适应程度，它提供区域景观生态安全评价的资源分析基础。
②景观水平上的区域DNA是指区域资源的质量与数量的空间组合差异通过景观类型与格局的表达形式，它提供维持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中的景观格局与动态的基本特征。
③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由一些关键性的点、线、局部（面）或其空间组合所构成，对维护和控制景观水平的生态过程起着关键性作用。它提供维持区域生态安全的空间结构基本特征。
（3）评价中时空动态分析：单纯从现状水平分析评价生态安全，仅能提供区域生态安全的现状特征，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其发展演化和进行生态恢复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
只有通过景观格局与过程生态安全分析，才有助于我们认识自然与人为干扰对生态系统安全影响的性质、过程与可能的后果。
在景观格局与过程生态安全分析中有三个重要内容：
①区域景观演化主要驱动因素分析是对主要干扰类型和性质的辨识，以及主要胁迫因素及其强度的确定过程。
②区域典型与动态特征分析是指对在当前资源环境背景下所形成和维持的典型景观类型的格局，它具有一定的区域生态或景观本底的指示意义。
③景观演化路径与结构特征分析是指对典型景观在干扰因素的影响下、动态演化方向与空间特征分析，为进一步预测与模拟提供参照。
（4）尺度转换：它是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所谓尺度转换，就是跨越不同尺度的辨识、推断、预测和推行。尺度转换的核心内容是将一种尺度上或局部地区研究得出的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关系合理拓展到其他更多尺度上，便于人们了解生态现象的空间变化。在不同尺度的系统之间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为尺度转换提供了客观依据。
（5）生态安全评价的框架：张艳芳（2006）介绍的研究框架的思路是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模型的方法，根据生态安全评价的动态性、基本参照系与人类活动等影响因素，将此模型的评价内容分解到各个评价环境中，尝试性提出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体系与过程框架（图12-4）。
图12-4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方法框架图（张艳芳，2006）
其特点是：
①评价内容分为三个基本部分：基础评价、现状评价与动态评价。
②其中基本数据的获取与处理是运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
③以景观生态安全为出发点，通过尺度转换，实现区域生态安全评价。
④运用基础评价、现状评价与动态评价结果指导区域生态恢复建设。
⑤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安全的影响分别在以基础评价为依据的现状评价与动态评价中针对性地从景观尺度进行。
⑥将大量的生物学与环境因素的指标评价转化为景观评价。
⑦通过景观到区域尺度的等级序列研究，有利于将“微观机理”与“宏观机制”的研究相结合。
12.8.2 区域生态安全演变机制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引用的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很多是基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经济合作开发署等部门提出的一项反映可持续发展机理的“压力—状态—响应（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概念框架。
P—S—R框架是从“原因—效应—响应”的逻辑思维来反映人类活动带来的生态安全影响问题。而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生态安全的机理，如它不能解释流域下游安全受到上游的隐患影响的问题等。P—S—R概念模型中的“状态”表征资源环境的静态状况，例如：污染物浓度、物种多样性、清洁水的可用性等都是确定性因素。其评价结果都是基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生态安全状况，而生态安全并不是瞬间或阶段结果，是时间和空间的过程函数。因此，基于P—S—R框架的评价是无法客观反映生态安全的演变性的。
综合王耕等（2007）及有关学者的研究内容，从安全科学和地理科学角度出发，试图基于隐患因素的作用机制来解析生态安全演变机理和过程，把握突变的条件及其演变规律，控制系统向安全稳定状态发展，从而真正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1）基于隐患因素的区域生态安全理解
生态安全的演变过程极其复杂，生态安全概念是演变过程研究的基础。生态安全作为一种全新的环境管理目标，不同的学科背景对它的理解不同。有从可持续发展观点来理解；有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来理解；还有从生态风险的威胁来理解。种种概念的含义相互重叠，而且都是从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观”、基于P—S—R框架的生态安全状态的描述。
区域生态安全是指在某时段，人与环境复合系统的保障由于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或二者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生态安全隐患对人类生态安全空间不构成威胁的状态或演变趋势的可能性。生态安全隐患是指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威胁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安全空间的“环境”不安全因素，它包括一切生态风险源及生态健康威胁的因素。生态安全隐患随着时间和空间发展变化的瞬时阶段被称为生态安全状态，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生态安全隐患触发或由量变引起质变，直接或通过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在各要素中的传递，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受到威胁和人类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存空间受到危害的状况。
2）隐患机制作用原理
生态安全从诞生起就孕育着各种隐患，而且无时无刻不受到隐患及危害的威胁。开放系统使隐患不仅在本区域内产生危害，而且还会在环境过程中将危害传送到另一个地方，甚至超过行政界线，如区域的酸雨、上游对下游的环境污染等均是典型的例子。
隐患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初步研究包括触发传递机制和控制响应机制两方面。
（1）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是指诱发安全态势恶化演变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触发及危害的传递过程，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对于突发性隐患因素，触发概率较小，但是破坏力较大；
②对于渐发性隐患因素，虽然破坏力较小，但是发生概率很大。
另外还有以下情况：
③隐患因素破坏力越大，发生概率也越大，危害传递最强；
④破坏力越小，发生概率也越小，危害传递最弱；
⑤破坏力越大，发生概率却小，危害传递中等；
⑥破坏力越小，发生概率却大，危害传递中等。
危害传递过程是隐患触发的递进过程，二者共同反映了各种不同类型生态安全隐患的危害效果，但是究竟安全与否与隐患的控制响应机制有关。
（2）隐患的控制响应机制是指那些控制不安全状态发生和传递以及减轻危害影响的系统的组成、结构与功能。它包括自然环境系统所固有的生态平衡调节过程，人类有效防止隐患量的积累与突变以及减轻和控制危害影响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响应过程等。它包括初级防御机制和次级响应机制。前者主要指控制隐患触发的预防工程，作用于危害发生前。后者主要指控制并削减危害的传递和扩散以及相应恢复的工程，作用于危害发生时及发生后。
（3）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推进安全状况恶化的演变；隐患的控制响应机制抑制恶化态势的演变，二者共同决定生态安全演变的结果。
各种隐患的作用机制不同，区域生态安全随时间的变化可能性不同，有以下几种类型：
①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越弱，其控制响应机制越强，系统安全状态相对较好；
②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越强，其控制响应机制越弱，系统安全状态相对较差；
③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越弱，其控制响应机制越弱，系统安全状态中等；
④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越强，其控制响应机制越强，系统安全状态中等（见图12-5）。
图12-5 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与控制响应机制的作用关系（王耕等，2007）
我国生态安全的现状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2 区域生态安全
随着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发展，生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防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基础。
12.1 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现状和研究方法
12.1.1 基本概念
杨京平（2002）认为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和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就是使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人类与地球生态系统之间保持正常的功能与结构。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道成（2007）提出生态安全迄今为止还没有统一的概念，但一般认为它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避免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构成威胁，从而维护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于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支撑能力；二是避免由于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和资源严重短缺造成环境难民并引发暴力冲突，从而防范生态安全环境问题对区域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这层含义是外交、军事范畴的新概念。肖笃宁（2002）认为生态安全是近年来新提出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前者可以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提出的定义为代表：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它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狭义的生态安全指的是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反映。王如松（2007）提出，关注生态安全，首先是关注自然子系统为人类活动提供的承载、缓冲、孕育、支持、供给能力的安全，主要体现在人与水、土、能、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五类生态因子相互耦合形成的生态过程的安全，包括环境容量是否溢出、战略性自然资源承载力是否超载、重大生态灾害是否得到防范等。其次是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经济学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功能的安全。最后是社会生态关系的安全，涉及个体和群体的生理、心理、生殖、发育健康以及社会关系健康的人口生态安全。
12.1.2 我国生态安全的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面对人口压力，加上长期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谋求经济数量的增加，做过许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我国生态安全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罗道成等（2007）提出，当前我国在下列四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1）国土资源安全问题
国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08%。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年“流失”耕地6.7万hm2。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是全国耕地面积的两倍多，并且以每年2 400km2（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速度扩展。
我国森林人均占有量是世界最低国家之一，按目前的砍伐速度，可采林将在7年内被砍完。我国草地面积正逐年减少，质量明显下降，其中中度以上的退化草地已达1.3亿hm2，还以每年2万km2的速度扩展。我国已有近40%湿地受到中度和严重威胁。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的国土资源安全问题非常严重。
2）环境安全问题
我国目前向环境排放的各种废物数量远远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2009年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34.4亿t，市政污水排放量为354.8亿t，而废水处理率却很低，工业废水处理率小于70%，市政污水处理率在15%以下。2009年我国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分别达2 214.4万t和847.2万t。
我国平均每天产生城市垃圾1.5万t，每年要吞掉25万m2的土地资源来处理这些垃圾。另外还有一些难分解的有毒、有害化学品污染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引发环境危害。因此，我国的环境安全问题十分严峻。
3）水资源安全问题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为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我国有660多个城市，其中400多个城市缺水，110多个城市闹水荒，影响4 000万居民正常生活。
现有水资源浪费、污染严重，河流污染由局部发展到整体、由城市到乡村、由地表到地下。我国主要河流普遍污染，七大水系有1/3以上达不到饮用水标准。海洋污染也严重，20世纪末，我国近海海域中四类和劣四类海水已达46%以上，因此，我国水资源安全问题已敲响了警钟。
4）生物物种安全问题
经过确认，我国珍稀濒危重点动植物分别达258种和354种。外来物种不断侵入我国，严重威胁我国生物物种安全。如20世纪80年代初随木材贸易从美国侵入我国的红脂大小蠹，1997年在山西省大面积暴发，使大批油松在数月间毁灭。目前该物种已蔓延到河北、河南，严重危及其他野生生物的生存环境，另外还有大米草、美国白蛾、紫茎泽兰、空心莲子草等外来物种，对本地区生物多样性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可见，我国生物物种安全问题严重。
12.1.3 生态安全的研究方法
生态安全研究一般可分为系统诊断、定量评价、监测预警和管理保障等四个步骤（肖笃宁，2002）。
（1）在系统诊断中根据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又可分为自然生态的健康诊断与生态经济系统的复合诊断。前者的研究包括：初级生产力、碳库储量、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生境完整性等，其中生态成熟度与生态价位的提出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生态价位（Eco-value Level）是指某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的大小程度，生态成熟度（Eco-maturity）是指某生态系统处于潜在生态价位即最高生态价值时的状态，生态成熟度即生态系统距离生态系统成熟状态的程度（姜风歧等，2000）。
后者的研究内容包括土地利用率、水资源利用率、土地承载力、生态承载力、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率与投入/产出率等，其难点是如何区分与界定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影响的不同权重。近年来能值分析方法的引入为复合生态系统的分析提供了一条可进行宏观比较的新思路。进一步的分析则需要进行系统动力学诊断。例如在干旱区研究中应以水—生态过程为中心，构建初级生产力与水资源利用和转化率之间的函数关系。
（2）在定量评价中，对于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时，其重点首先应关注区域内生物物种的安全程度和丧失状况，如濒危物种数量、胁迫因子的变化，特别应该重视生境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但是其研究的重点是关键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包括自然生态系统（森林、草地、湿地、水域）和半自然生态系统（农田）的损失、景观斑块动态、生态演替、系统对干扰的阻抗与恢复能力等。此外，重要生态过程的连续性（有无间断和改变）也是生态安全的分析内容，这包括对过程的方向、强度和速率的研判，其中关于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定指标与风险等级划分已有较为成熟的案例研究（付在毅、许学工，2001）。
（3）关于监察预警的研究一般包括安全阈值判定、预警指标选择、监测体系建立、调控响应决策支持系统等方面。与生态风险评价的不同之处是：生态安全预警强调人的积极主导作用，它从分析研究区域的系统要素和功能（过程）出发，探求维护系统安全的关键性要素和过程，通过对安全诊断指标的对比分析，划分生态安全等级，制定不同安全等级的预警标准。
12.1.4 维护生态安全的对策和政策
1）对策
苏智先（2002）提出以下对策：
（1）加强生态安全管理，贯彻“生态系统方式”的管理思想
生态安全管理包括生态资产管理、复合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和生态健康状况管理。要做好生态安全管理，必须处理好生态资产与经济资产、自然服务与社会服务、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工程建设与生态建设、硬件和软件开发中的生态控制问题。此外，人类基因工程与生态安全等问题也应加以重视。“生态系统方式”的管理思想强调从单要素管理向多要素、全系统综合管理的转变，实质上就是要求强化对区域、流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保护，强调对生态保护的统一监督和综合管理。它是近年来国际上为了应对生态环境受到日益严重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破坏而提出来的。
（2）转变发展方式，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
从传统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是一种从物质生产方式到政治、法律及社会文化观念的整体转变，从长远看，这是一种“大转变”，需要采取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大战略”。清洁生产主要要求从生产的源头，包括产品和工艺设计、原材料使用、生产过程、产品和产品使用寿命结束以后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等各个环节都采取清洁措施，预防污染的产生或者把污染危害控制在最低限度。概括地说，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从而实行资源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使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把有害环境的废物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不仅是循环经济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标志，而且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3）大力推行生态恢复和建设，建立生态安全预警系统
把退化了的自然生态系统和农村生态系统恢复或发展成为良性循环状态是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措施。此外，还需加强环境道德建设，提倡在基本需求满足的基础上追求生活质量的社会观念和生活态度，如提倡使用和消费无害环境的产品，改变大量消耗物质和能源的交通、居住模式等。同时，从加强生态安全管理的角度看，我们还要建立生态安全的预警系统，及时掌握生态安全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为有关部门提供相关的决策依据。
2）政策含义
（1）强大的制度能力是生态安全的前提
①当前我国相关制度能力薄弱对生态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戴星翼等，2005）。
首先，面对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形势，我国的遏制生物入侵、“脏产业”进入和洋垃圾输入的海关检查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投资审查制度等相应制度或者尚不健全，或者不能得到有效执行。
其次，导致我国滥用资源的制度因素未能消除，动态淘汰落后生产力的机制未能建立，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生态安全形势恶化的基本原因。当前我国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的危机主要是由此引发的。
②讨论制度能力，首先会涉及政府，但问题主要不是具体的职能部门，而需要综合审视地方权力机构在生态安全相关领域发挥的作用。
当前我国生态安全的最大难点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化倾向。地方政府为了其自身利益而不惜危害生态安全。一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或官员充当生态破坏者和落后生产力的保护者。对于辖区内垃圾走私、污染企业进入、超标排放、非法开发等各种灰色乃至黑色的经济活动放任纵容。二是地方政府患有强烈的投机饥渴症，包括不惜一切的招商引资，不顾社会稳定大局和“三农”问题而肆意圈占土地，千方百计以各种手法与中央保护自然、保护耕地、注重“三农”问题的政策相对抗。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助长地方政府短期行为的制度原因，如政绩考核的唯GDP倾向，地方党政负责人的任期制等。但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化是根本的驱动力。这些现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原因是我国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多次财税体制改革，一以贯之的思路都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分灶吃饭”：为了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上级放权、“给政策”、重新界定财税分配结构。地方政府拥有了缺乏制约机制的权力。
③我国财税体制下一步改革的思路应该发生重大改进，注重发展可持续性，注重长期利益的制度安排，注重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而不是如过去那样完全依靠行政控制和道义责任。
④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开支必须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机制，特别需要应对下面的问题。
·第一，怎样确保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中有足够的部分用于环境整治和反哺自然。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吃饭财政”中有多少浪费、奢侈、铺张，我们从豪华的政府大楼、大手大脚的公务消费中不难发现。此类现象如不消除，财政中就永远不可能拿出足够的钱来用于生态环境、“三农”问题和教育科研。第二，即便是环境生态领域的开发，项目的优先性应如何确定也很重要。
这两个问题合并起来就是公共财政问题，需要一种有效的机制管住钱袋子。在我国当前政体下，较为合适的制度改革是将预算权从政府转移到人大。对于重大公共开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面向社会的公开听政。这些措施与当前的审计和监察制度结合，加上政绩考核制度的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共财力的不合理使用问题：
·加强生态安全的制度建设，还有两个重要而容易忽视的环节：
其一，需要有效管理散布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制造业和自然资源开发活动。需要在相关三方面形成有效的制度。一是鼓励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二是打击假冒伪劣和破坏资源环境的经济活动，三是对健康经济活动的技术和资金扶持。这三方面不能仅依靠运动式的行政发动和道义说教，必须形成完善而坚强的制度体系。
其二，需加强对流通领域的管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国生态安全建设的战略高地。对于走私活动、野生动物消费、假冒伪劣产品以及电池这样的环境危害品，直至发菜、甘草之类的不当开发会导致严重生态破坏的产品，只有遏制住它们的流通，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一问题极度复杂，除政府加强管制外，还包括商业业态的升级、行业自律管理机制的建设、公众参与等重大内容。
（2）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生态安全转移
经济全球化进程总体上对我国有利。它表现在涌入的资本对工业化有助推作用，引入的技术和管理有利于民族工业实现跨越式进步，国外市场对经济发展有牵引作用。但有一个大问题是，过度引来国外市场，依靠低工资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比较优势，而低收入人群是我国内需不足、内生性增长不足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大问题是，低工资通常是与廉价土地和低环境成本紧密相连的。这种工业化模式会对我国的生态安全产生强大的冲击。
就业问题对我国生态安全的基本威胁是：如果广大农民不能获得合理的经济机会，人们会被迫用落后的生产方式与自然资源结合。无论是不适当的耕作方法，还是对生态环境十分有害的其他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都是农民和普通群众获得的经济资源过少的产物。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廉价劳动、廉价环境、廉价土地的策略已经表明不能为我国带来合理的利益，并且生态环境的代价对于我国而言是过于昂贵的。因此，我们的劳动密集型战略应明确为人力资源密集战略。朝这方向的转变主要包括国家加大对普及教育的投入，建立面向青少年和普通劳动者的知识扩散体系和技能培训体系。
“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能从几方面增强我国的生态安全。拥有普遍较高素质劳动力的我国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拥有较高的地位，争取到较多的利益，以提高我国经济反哺自然的能力。技能水平较高的劳力能改善劳动与自然资源结合的方式，缓解我国人口对国土资源系统的压力，能给劳动者带来较高回报，提高跨越城乡壁垒的能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
（3）空间资源的分配与生态安全
空间问题的焦点是寻求一种合理的城市化模式（戴星翼等，2005）。
①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有几方面与城市化有关。首先，国家需要强大的对经济活动的管制能力，包括适当而有效的绿色壁垒、以制度淘汰落后生产力的能力和制止滥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其次，城市化能够提高教育、信息、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这种有效性决定了城市能够向人们提供较高质量的服务。最后，城市化一般能拓展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商业服务较少依赖自然资源，从而能够缓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②一种主流的观点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耕地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人口稠密的西欧和日本，其农村并没有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大幅度的空间缩小。所以，我国耕地大量损失另有原因：
·地方政府与民众争利。征地范围过宽，补偿严重不足，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没有着落的问题相当突出。因为低价从农民那里征用的土地用于房地产和工业开发，政府能获得巨大利益。一些地方提出的“吃饭靠财政，发展靠土地”，其本质就是如此。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效率低下。在我国，大量工业用地实际上是被闲置浪费的。许多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造就的是空城，里面缺乏经济活动的支撑。国外学术界的共识是，单位面积土地上能支持的制造业是没有看到极限的。因此，应将制造业限制在尽可能小的空间内。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像我国这样铺天盖地都是工业区的现象。
③从生态安全角度关注土地，应为保护生态多样性和建立各类生态功能区（如水源涵养区）争取足够的空间，以及为粮食安全留下更多的耕地，保护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没有空间资源的优化作用，真正的生态安全是不能实现的。在操作层面上，我国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工作：
·应该带动进城农民在城市真正立足。可以考虑他们将其原有的宅基地和其他非农用地置换为享受城市公共物品的某些权益。中央和省一级为此可考虑建立政府基地。置换出来的土地根据实际情况在合理规划下投入再用。
·对于散布在乡村并经营不善的小型企业，应促使其占有土地的再利用或复垦。今后，村一级应不再拥有工业。在此基础上，严厉限制乡镇一级的土地用地，推动县城工业向少数工业小区集中。
·可以考虑用土地使用效率考核地方政府的指标体系。包括一个地区非农用地的单位面积GDP产出、工业用地的单位面积工业增加值等。
12.2 中国土地的生态安全
区域生态安全是以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安全为主体，而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最主要的自然资源之一，健康的土地生态功能是维系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李智同等（2007）从土地生态安全的概念入手，总结和提炼土地生态安全研究的基础理论，并就近年来中国土地生态安全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提出了下面的认识。
12.2.1 理念
归纳众多学者的观点，土地生态安全和土地资源安全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三类：①强调土地生态系统自身的健康和可持续性。②强调土地资源对人类提供稳定的生态服务或保障的能力。③是上述两类的综合，即在确保土地生态系统健康的条件下强调土地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服务功能。例如：区域土地生态环境安全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在确保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条件下，土地生态环境系统既能保障人类社会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又能保障其结构与功能的状态与变化态势不被损害的状态。
12.2.2 研究概况
（1）目前，中国土地生态安全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众多研究成果大都是“概念—评价—对策”的结构框架，缺乏基础理论的探讨和动态评价。在指标值、权重值的确定上主观性大。
（2）系统构建土地生态安全的研究框架及其监制、预警和决策支撑体系仍是薄弱环节。
（3）研究区域多限于中、小尺度的流域、库区、荒漠化、水土流失和草场退化等，城市土地生态安全问题则涉及较少。
（4）土地生态安全作为土地科学的新兴领域，大量的基础理论、技术方法等问题需深入研究。今后应加强理论、方法及其调控方面的研究。
（5）着眼于土地生态安全的基本特性，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需求分析，提出以下一些研究的重要层面：
①研究区域的扩展。从区域土地利用的整体性出发，加强区域性土地生态安全的研究，合理划分不同区域的安全等级和设置安全阈值。
②统筹考虑城乡土地生态安全问题。加强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城乡土地资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价值与功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研究。
③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生态安全问题。包括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土地开发整理过程中存在的生态问题。
12.2.3 中国耕地资源的生态安全
1）内涵
朱红波（2007）提出，参照生态安全的定义，可以将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定义表述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内，耕地资源生态系统处于保持自身正常功能结构和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状态。它包括三方面的含义：耕地资源环境的安全、耕地资源生态系统的安全和耕地资源社会经济的安全。
2）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根据影响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途径和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影响因素划分为三大类：（1）直接对耕地生态安全产生影响的因素，如农药、化肥过量施用对耕地的污染和破坏。
（2）首先对整个生态安全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因素，如工业“三废”、生活污水以及粪便等的不合理排放，间接降低了耕地的生态安全。
（3）社会经济因素，如财政支农投入水平、整个社会的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护意识等。
在三类影响因素中，直接影响因素决定着耕地安全程度的高低。
3）耕地生态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
（1）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和评价内涵，构建如下评价指标体系（表12-1）：
表12-1 耕地生态安全的评价指标
源自：朱红波，2007.
（2）安全指数的确定
假定Xi（i＝1，2，3，…，n）为评价指标实际值，Si为算式平均值，即阈值，P（Xi）为该指标安全指数，根据评价指标趋向性和“木桶原理”，安全指数的确定可以分为下面两种情况。
当评价指标安全趋向性为正向时（指标值越大越安全）。
（3）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选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结果如表12-1。
4）我国耕地生态安全的时空差异分析
（1）耕地生态安全的动态变化
这里测算改革开放以来六个典型年期（1981、1985、1990、1996、2000、2004）的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以此分析其动态变化规律。
①运用特尔斐专家咨询法将耕地生态安全保护意识划分为四个层次，小于0.55为不强烈，0.55～0.70为弱强烈，0.70～0.85为强烈，0.85～1.00为非常强烈，具体值由专家赋值计算而得。
②不同年份综合安全值的计算结果：根据权重和安全指数计算结果，采用指数和法计算出我国耕地生态安全在不同年份的综合值，如表12-2所示。
表12-2 各年份的综合安全值
源自：朱红波，2007.
从各年份的综合安全值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生态安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当前耕地生态安全处于危险的边缘。
（2）我国耕地生态安全的区域分布规律
依照前述安全等级划分方法，在我国30个省份中，耕地生态安全处于非常安全状态的有13个，处于较安全的有6个，处于基本安全的有3个，处于弱安全的有4个，处于不安全的有4个，具体情况如表12-3所示。
表12-3 2004年我国各省耕地生态安全状态
源自：朱红波，2007.
从表12-3可以发现，我国耕地生态安全区域分布呈现以下特点：
①我国耕地生态安全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吉林省的综合安全值高达0.964 3，而福建的综合安全值仅为0.440 1。
②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与耕地生态安全状况的关系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安全程度均不高，这说明经济发展的同时，耕地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一定破坏。
5）建议
（1）制定耕地生态安全保护法规
我国耕地生态安全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而目前的耕地保护法规只是侧重对耕地数量的保护，在耕地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缺乏有效措施，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耕地生态安全保护的法律法规。
（2）制定耕地生态安全分区保护政策
不同区域耕地生态安全的障碍因素均不一样，如经济发达区域的因素主要是农药、化肥施用过量，而经济相对落后区域的因素是农民人均收入过低、财政支农不足等因素。在制定耕地生态安全保护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各区域障碍因素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制定保护政策。
12.3 流域水资源安全问题
流域水资源的安全问题不仅涉及人们的生活质量、水源短缺、水域污染、生态退化和环境破坏，还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投资环境的质量和国际声誉。随着流域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的加剧，我国流域水资源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为此，任伯帜等（2007）提出了对下列问题的认识。
12.3.1 流域水资源安全的内涵
广义的流域水资源安全是指流域水资源的自然循环过程和系统不受破坏或严重威胁，流域水资源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状态。
狭义的流域水资源安全是指在不超出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的环境下，流域水资源的供给能够在保证质和量的基础上满足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的需求。
12.3.2 流域水资源安全存在的问题
1）过度开发，生态退化，水域污染严重
北方的河流50%以上的河段水质低于Ⅲ类水标准。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地下水也普遍受到污染。虽经治理，但全国水环境整体恶化趋势未根本扭转。高速的经济增长引起随意占用水域和过度开发有限水资源导致蓄水容量减少。很多天然湖泊（如罗布泊、白洋淀等）和绿洲萎缩以至消失。华北平原乃至上海超采地下水，引起咸水入侵、地下水资源下降、地面沉降等。
2）供水短缺，用水浪费，使用效率低
资源型缺水（人均量只有世界平均的1/4）、水质（污染）型缺水和结构型缺水（时、空和地理特征决定）同时并存。近些年黄河断流、海河枯竭、北方诸省的严重干旱最醒目地反映了我国缺水的严重态势。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多座面临缺水问题。在缺水的同时，节水意识观念淡薄，制度存在缺陷，用水效率低下，普遍存在水资源浪费的现象。日本2004年前的年均淡水利用量只有900多亿m3，不足中国的1/6，但其经济规模是中国的8倍。
3）产业结构和布局欠佳，水生态治理滞后
如在水资源紧缺的北京布局高耗水的冶金和石化项目，在气候非常干旱的宁夏大面积种植水稻。另外水污染是更严重危害水资源安全的因素。
4）安全意识淡薄，管理体制与制度创新不足
对生态价值及其各种利益关系调整的具体保障措施还有待加强，立法时还缺乏对流域水资源的多元价值的通盘考虑。
12.3.3 流域水资源安全的保障措施
1）建立安全供给与需求保障体系
具体包括完善补偿机制，建立节水型社会；治理、恢复流域水质，保证水环境安全；保护水域，保障蓄水容量和水域生态；开发利用非常规流域水资源（如中水、污水、海水的利用）。
2）建立“市场—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流域水资源管理保障机制
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流域水资源配置机制；建立政府与社会的水权及水污染权交易体制；提高公民意识，健全社会与市场监督机制。
3）建立合理的流域水资源安全技术保障体系
建立合理的流域水资源安全技术保障体系见图12-1。
图12-1 流域水资源安全技术保障体系的概念框架（任伯帜，2007）
12.4 农村饮用水安全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和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综合开发和乡镇企业用水的强度和规模日益扩大，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不断增加，加上滥施农药、化肥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不少地区农村水环境恶化趋势明显。
一些地区的河湖、水库、沟塘的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的污染十分严重，造成人畜饮水困难，甚至危及人畜健康，而此类问题在农村更为突出。近年来，国家重视农村的饮水安全问题，实施了“农村饮水解困”、“农村饮水安全应急规划”等工程和管理措施，解决了一些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但是，不少地区还存在水量不足、取水不便及供水保证率低、水质性地方病等问题，对人民群众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任伯帜等（2008）阐述了农村饮用水安全的理念，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对策和措施。
12.4.1 农村饮用水安全的理念
饮水安全是一个既涉及水资源的多少、净脏、清浑等自然属性，又涉及人类社会的脆弱性、人群对水资源安全保障的期望水平、对所处环境的水资源特性的认识以及自身的承载能力等社会属性的复杂问题。
《1998年世界发展指标》认为，在农村地区，安全的水意味着家庭成员不必为取水而每天花费过多的时间。足够数量安全的水是指能够满足新陈代谢、卫生和家庭需要的量，通常为每人每天20L。我国水利部和卫生部在2004年制定了《农村饮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分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率四项指标进行评价。
在水质方面，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指标》（GB5749—1985）要求的为饮水安全；符合《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的为饮水基本安全。
在水量方面，每人每天可获水量40～60L为安全，20～40L为基本安全。
在方便程度方面，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10min为安全，不超过20min为基本安全。在保障率方面，供水水源保障率不低于95%为安全，不低于90%为基本安全。
12.4.2 农村饮用水安全存在的问题
1）工业点源、农业面源、生活污染源造成的水环境污染
工业点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乡镇企业废物及工业突发性事故。乡镇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被直接排向河沟、水库和农田，大量杂乱堆放的工业固体废物和禽畜粪便对地表水、地下水产生二次污染，严重污染了周边水环境。
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自三个方面：①我国化肥和农药生产和使用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②畜、禽存栏量及水产养殖量每年增加1～3倍。③许多地区实施污水灌溉，大量未经处理和处理不达标的污水造成土壤、作物和地下水污染。
生活污染源主要是农村居民生活中使用各种洗涤剂和污水、垃圾、粪便等多为无毒的有机物质，含N、P、S和致病生物。农村缺乏基本排水和垃圾清运处理系统，不经处理的污水、污物被排放或沉积在沟渠和地面，降雨时进入水体导致水质恶化。
2）含有毒水、血吸虫病及污染水等饮用水质超标
（1）长期饮用高氟水会产生地方性氟中毒，包括氟斑牙和氟骨症等。我国饮用高氟水人口达到5 000余万，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东北及西北，如河南、河北、安徽和内蒙古。
（2）饮用高砷水不仅有近期对健康的损害，尤其会引起人体长期恶性病变，如癌变和畸变。全国农村饮高砷水人口为289万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湖南、江西、吉林等省。
（3）长期饮苦咸水会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病。全国农村饮苦咸水人口为3 855万人，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宁夏、新疆等省。
（4）近几年，血吸虫病又出现增长趋势，这与一些地区的饮用水源有关。目前病区人口约6 000万人。重病区是沿长江的湖区和江滩地区以及四川、云南的部分山区。
（5）饮用重金属、亚硝酸盐和有机物污染的水会导致癌症。全国农村饮用污染水人口为9 084万人，其中50%饮地表水，主要分布在淮河以南，青海、西藏以东，其他50%饮地下水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广东等省。
3）季节性缺水、供水设施简单、制水工艺不足
供水水质二次污染方面饮水不安全的人口有9 558万人，主要分布在青藏、云贵和黄土高原。全国九亿多村镇居民的自来水普及率中，镇区约占50%，村庄只有30%。
4）水源保护和水质监测不力，行业管理滞后
农村饮水安全意识淡薄，保护水资源的思想观念和生产方式有较大差距。现行水管理法律法规和制度大部分针对工业和城市，难以适应农村环境管理的需要。农户分散居住，产生的废物随意排放，监管十分困难。一些地方制定村镇发展规划时未划定饮用水保护区。资金少和投入不足成为农村饮水事业发展的瓶颈。
12.4.3 农村饮用水安全的对策和措施
（1）保证农村水资源和水源工程的可持续性。水资源布局要合理，争取建设水源工程，使群众在干旱年份有水喝；珍惜地下水资源，做到地下水采补平衡。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行生态平衡施肥技术，控制和减少氮肥总量，推广高浓度复合肥，实行农资、农技一体化。严禁施用高毒农药，推广生态养殖，推进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
（3）创新饮水安全工程的融资体制。在资金筹措上可从推行小型水利工程产权改革入手，在产权流动、结构多元的基础上拓宽投资和融资渠道，要积极发展股份合作，联合办水；大户带头，民营办水；采取拍卖转让、租赁承包、贷款融资等多种方式。
（4）创新农村用水安全管理制度（如建立民办农村饮用水公司），完善安全监测体系（完善监测中心，分区、定期地进行水质监测）。
（5）提高干群安康意识，积极研究饮水安全问题。建立行政领导责任制，切实抓好各项措施落实；普及饮水安全的科学和法律知识，增强干群合理利用与保护农村水环境的责任感，参与安全工程的决策和实施。
12.5 城市生态安全
城市生态安全实质上是作为人工生态系统的城市生态的安全，它涉及城市科学、生态学、建筑学、灾害学、安全科学等众多学科和领域。
12.5.1 城市生态安全的理念及其发展
1）理论方面
纵观国内外同类研究，以国家、区域为尺度的生态研究较为多见，而专门研究“城市生态安全”系统并成熟的成果尚不多见，相关研究主要来自灾害学、生态城市建设等方面（曹伟，2004）。马宗晋院士从灾害学研究的角度指出：“灾害、环境和社会是一个互馈的系统，安全科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技术安全问题，应从狭义的范畴转向广义的范畴。”王如松在研究城市中的生态安全时认为：生态城乡建设中的生态安全包括水安全（饮用水、生产用水和生态系统服务用水的质量和数量），食物安全（包括食物的充足性、易获取性及其污染程度），空气，水，土壤的面源、点源和内源污染，减灾（地质、水文、流行病及人为灾难），生命安全（生理与心理健康、社会治安和交通事故）。
章芹敏从分析最大—最优化途径和最小—最大约束途径入手，来寻求和设计有利于城市环境与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使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规划过程具有可行性的城市生态安全机理和城市环境专家信息系统。金磊认为：要实现“世界城市”目标，应强化城市生态安全建设，如深化城市规划，防止过度开发，建筑过密；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他分析了目前存在的“不良建筑”的环境污染因素，展望了21世纪生态安全城市的发展远景。
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
（1）约束机制。目前的生态理论及生态工程尽管常采用系统科学的观点，但由于缺少对城市生态安全约束机制的研究，未将政府、社会、文化等因素充分考虑进去，这些研究对人们研究生态系统的演替和行为时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在城市生态安全方面，其规律性的内容有待进一步探讨。
（2）模型的方法论。国际上被视为生态现状评估的生态足迹方法目前只能作为静态预测，对未来的生态安全只能起到预示的作用，它并没有计算生物圈所遭受的所有生态影响。生态足迹分析不可能令人满意地用来处理排放到大气中的各种有害污染物。它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人类实际所耗用的生态系统服务。
（3）测度与评价体系。国际上采用的一些评价体系，如生态足迹方法，将人类的资源包括水资源都统统用当量的土地面积来测度，这样的估算忽略了城市生态环境的空间差异性，也带来了评价结果的模糊性。如浙江地区水域面积较大、水网发达，因此在考虑城市化进程中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乡镇企业水污染对城市生态安全的影响时，应如何考虑上述问题。
（4）认知误区。目前公众对城市生态安全的认知水平还不高。因此必须清楚地看到以下问题：
①目前综合国力评估中并未反映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生态资源拥有状况即“生态实力”。尽管我国综合排名不断上升，但无法据此就能正确地判定我国可持续发展潜力大。
②由于我们所处的生态系统原来就很脆弱，再加上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几乎没有任何约束的掠夺式的“开发”，更由于人们对生态安全的认识十分淡漠，使得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城市生态安全很可能是我们的最薄弱之处。
③在许多地方，生态系统功能丧失的速度已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那种“等经济上去了再来保护生态系统”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的，因为生态系统功能一旦丧失则难以恢复。重建也需很长时间。如果不设法改变目前的认知误区、像普及国防安全那样对待城市生态安全，如果再疏于防范，将会使国家处于不利的境地。
2）概念
城市生态安全状况，是指城市环境和生态条件（如食物、居室、大气、水环境、交通及生态环境）对市民的身心健康、生命支持系统的繁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威胁程度和风险大小。它关系到城乡居民在生存安全的环境容量（城市空气环境容量，城市土地、人口、交通的环境容量，江河湖海等地面水环境容量，大气臭氧层破坏的最大极限等）最低值是否具备；城市的建成环境包括城市化、生态城市建设等活动能否实现为居民提供健康、安全的人居环境之目的；战略性自然资源（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存量的最低人均占有量是否有保障；城市的选址与扩展是否具有安全战略意识；重大生态灾害（如由于温室效应造成的滨海土地被淹没、重大沙尘暴灾害、由于江河上游水土流失严重造成的中下游洪涝灾害等）是否得到抑制等一系列要素的总称。
城市生态安全问题始终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城市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一样，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建设要设法避免一些对城市生态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因素，诸如城市大气污染、热岛效应、土地污染、城市建筑综合征、传染性疾病等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不安全因素。这就要求城市的更新与发展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必须协调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的平衡和谐发展，从而保障人们在生活、健康、基本权利、生活保障、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
12.5.2 城市生态安全的环境要素影响及对策
1）水环境要素影响分析
（1）水环境
水环境是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中最活跃、影响最广泛的要素，被认为是城市产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水安全已成为制约城市生态安全的瓶颈，且已成为阻碍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
尽管我国一直在积极地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但由于我国城市发展较快，城市生产、生活用水不断增长，为了确保经济发展，不得已挤占大量的生态生活用水。落后的生产方式危及城市水生态环境，已造成一定程度的不良后果——水质性污染与城市用水基本补给的短缺，这些将是城市水安全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2）城市水环境不安全的危害
①危及城市人类生存安全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城市自来水是安全卫生的。但是，一项调查显示，在全世界自来水中，测出的化学污染物有2 221种之多，其中有些确认为致癌物。从自来水的饮用标准看，我国尚处于较低水平。自来水加氯可有效杀除病菌，但会产生较多卤代烃化合物，是人类引起各种胃肠癌的根源。目前城市水污染成分十分复杂，除重金属外，还含甚多农药、化肥、洗涤剂等，即使把水煮沸，这些物质仍驱之不去，而且增加有害物浓度。目前我国主要大城市只有23%的居民饮用水符合卫生标准。为此应加大水污染监控力度，设立供水水源地保护区。
②城市地下水超标引发地面下沉
地表水不足，使许多城市大量超采地下水。我国北方已有九个省市属严重超采，每年开采量为555亿m3，是当地可开采量的131%。超采形成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全国有较大漏斗56个，面积9万km2。二十多个城市发生这种次生灾害。这些深藏不露的地下水资源中，至少有相当部分本来应由我们的子孙享用的，另有一部分作为生态圈的基质和材料，用来保持大地的稳固和平衡的。
③影响经济发展
水资源安全通常指水的供需矛盾的产生对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问题。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缺水而影响城市工业产值2 300亿元。每年废水污染事故有1 600余起，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77亿元。可见，水生态失调已成为我国城市生态安全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瓶颈。
2002年山东省旱情十分严峻，80万人吃水告急，只能靠送水、买水来解决吃水问题。受干旱影响，创税大户滨州市魏桥棉纺厂印染车间被迫关闭，素有“黄金水道”之称的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断航近60天，上百万吨煤炭不能及时外运，济宁微山湖、菏泽东平湖、沂蒙石岚水库等全部干涸。
④导致城市生态环境用水问题
城市生态环境用水泛指维持城市生态水环境所必需的基本用水，并且是维持城市生态安全水环境安全的最低线，如果这一底线不能确保，那么城市水环境安全将不复存在。因此，城市生态环境用水应注意把握其空间和时间尺度，充分利用水的自然特性和经济属性，逐步提高城市生态水环境质量。它包括以下内容：如地下水的基本补给、河湖的基本流量、逐步改善河湖生态环境、优化用水结构、完善水生态环境的功能。
（3）城市水环境安全的维护及对策
①加强城市水系与水源的生态保护与开发
要确保城市水资源的安全，首先必须管理好城市自身的水系和水源，如江河湖泊，只有保证它们的安全，才能保障城市水资源的安全。滇池从一个被视为昆明市生命之源的高原明珠沦落为“污染死湖”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例子。除了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湖造田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近20年的水污染所致。尽管自1993年以来，为治理滇池当地政府曾经坚持不懈地努力，投入40亿元治理资金，但自1995年以后，富营养化指数仍逐年上升，全湖仍为劣质Ⅴ类水系，污染还在加剧。
为了满足城市对水资源的需求，必将加大水资源开发的力度。但如果水资源过度开发，无疑会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通常认为，当径流量利用率超过20%时就会对水环境产生很大影响，超过50%时则会产生严重影响。
②改善城市环境的积极探索
·城市地下水量补给与置换
雨洪调蓄与补给工程是干旱缺水地区解决城市生态环境用水的一个根本途径。通过跨流域调水与城际间的水权转让，置换城市生态环境用水。可用外来客水取代当地的优质地下水，使被置换的部分地下水用于生活用水或恢复地下水环境。引黄工程优化方案的供水量就包括了置换原来超采地下水的水量和经济发展新增需水量。
·加强城市水环境治理
要把治污作为一项环保和“开源”的综合措施，以制度的形式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未来污水处理设施能力的增长速度必须高于供水设施的能力增长，并采取有效措施修复已经受到污染的城市水环境。要谨防一些忽视污水治理的城市因盲目“开源”而陷入用水越多、浪费越大、污染越严重，直到完全破坏现有水源的恶性循环。
2）高层建筑对城市生态安全的负效应
（1）高层建筑隐患多
高层建筑不仅在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综合性污染，而且建成后会产生一些难以消除的隐患。
①高层建筑容易形成城市洼地，不仅使高层附近的建筑日照量不足，而且会阻隔视线，有的甚至会破坏周围的景观环境。
②现代高层建筑的外部一般都整齐划一，加上大都采用反光建材作外部装饰，极易形成光污染。它会使人心情紧张、情绪烦躁。
③现代高层虽有较先进的通风及温控设施，但是全封闭式环境同时也是电脑、通信设备、空调等集中的地方，存在较严重的空气污染和辐射污染。
④摩天大楼都是高档写字楼，高度集中又相对封闭而且竞争激烈的环境，使人不同程度地受到心理污染，表现为孤僻、自私、情绪反复，易有受挫败感的同时又往往外化为狂傲不羁，有人称之为“白领综合征”。
（2）引起城市气候变化——热岛和飓风效应
城市中心区域内超高楼的频频崛起、数万辆汽车频频进出等因素使城市内气温高出周围郊区，加上人类和产业的聚集，城市下垫面显著地不同于毗邻地区，成为一个热源，形成热岛，即所谓城市热岛效应。另外，地表状态的改变也会引起城市地面温度的改变：建筑物反射或阻断阳光辐射改变地面的吸热和放热过程，地表植被的数量或形态变化影响地表热平衡过程，机动车、空调等增加热负荷，加剧热岛效应，使夏季更酷热。
高层建筑插入城市环境中会影响光线、日照、阴影，甚至影响空气流动，造成突然阵风。风速随着楼层高度呈指数倍的增加。高层建筑一旦建起来，街面上正常的微风轻拂可能会变成险恶的狂风。这在严冬季节是令人不堪忍受的。两幢高楼之间所形成的峡谷效果会比正常风速增强3～4倍。由于极高的关系，超高层建筑易受到巨大的侧向风力，这就使有些塔楼可能在其底部造成强烈的下行风和不舒服的旋风，显然这无助于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
3）超高层建筑的生态安全及其防灾
（1）高层建筑与可持续发展意识
高层建筑如何做才能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如选址可靠、节省土地，开拓并发展再生绿化空间，建设立体交通网络从而使建筑、交通一体化，节约能源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楼宇内安全小气候等，都应成为超高层建筑可持续发展意识及设计行动。
（2）超高层建筑安全防灾规划的设计应纳入议程
高层建筑往往存在各种事故隐患。从美国世贸中心的坍塌事件中可警示国人的是：如果北京、上海等地要建造曼哈顿超高层建筑，那么要从技术上做出楼宇自救、人员自救与互救的应急安全保障系统与对策，至少应使该系统具有减灾、人防、国防等综合保障能力。
（3）城市应关注综合减灾安全的建议
高层建筑最大的安全问题可能是火灾。2000年5月12日，台湾有一个科技园内的一栋26层写字楼发生火灾，狂烧43h，损失6.7亿新台币。“9·11”事件暴露出美国城市安全应急能力的脆弱性。为此从城市大安全观出发，城市上空防御能力不仅应包括防空，还应具备防化学武器、防高技术战争的能力。
12.5.3 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分异——以大连市为例
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脆弱而不稳定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系统相比较具有高能耗物耗、高环境污染、低自然资源储备的特点。同时，其生态安全评价也存在特有的空间特性、非线性和随机性。杨俊等（2008）发表了《基于因果网络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分异——以大连市为例》，这里介绍他们的部分成果。
（1）基于DPSRC模型的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特征分异。生态安全具有动态性和地域性。需引入地理信息和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特征具有空间建模、空间分析、数据处理、成果表达等优势。遥感适用于大范围动态监测，但是目前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的生态安全评价与预警的研究较少。
DPSRC模型（驱动力Driving Force—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控制Control）是一种因果网络模型，DPSRC模型框架如图12-2所示。
图12-2 DPSRC框架（杨俊等，2008）
这一模型能处理现实生活中多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网，表现城市生态安全多重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区域的生态安全。此模型中突出地强调人在城市生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2）基于地理信息系统与DPSRC模型的大连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流程可概括为五个阶段：①地理信息基础地图的建立与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②城市生态安全指标的量化处理。③城市生态安全矢量网格数据库的建立。④城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的计算与城市生态安全分区。⑤城市生态安全空间的决策与管理。
以下介绍①与④的部分内容。
①城市生态安全的指标体系
DPSRC模型框架为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城市生态安全状况是人文因子和自然因子共同影响的结果。根据系统性、指标选择的独立性、可比性、真实性和实用性以及资料收集的可能性，在广泛研究国内外城市生态评价指标体系的案例的基础上，根据2005年大连市实地考察和收集的最新资料，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基于DPSRC模型的大连城市生态安全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2-4所示。
表12-4 生态安全的指标体系及权重（城市社区为统计单元）
续表12-4
源自：杨俊等，2008.
②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与分析
在MapInfo（一种商业GIS软件包）下创建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分布图，如图12-3所示。
图12-3 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分布（杨俊等，2008）
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分析：生态安全区是指沿大连市东部海岸，这里的自然植被保护得较好，建筑物较少，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生态较安全区是指东部的商业发达区，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但人口较稠密，自然环境也较好，但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欠缺；生态安全过渡区是指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欠缺的地区，人口较稠密，有些小工厂；生态较不安全区主要是指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欠缺地区，人口较稠密，交通条件较差，工厂较多；生态不安全区主要是指东北部大型的石化工厂以及垃圾处理场，人口较稠密，交通条件较差。
文章根据网络评价模型构建了指标评价体系，并以大连市城市生态环境安全状况，根据城市生态环境安全警度判断得到大连市生态安全的五个类别，包括生态安全评价不安全单元、较不安全单元、过渡单元、次安全单元及安全单元，然后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手段绘制出大连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分布图。
12.6 中国南方冰雪灾害与城市救灾对策
2008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我国南方省份遭受了一场50年一遇的冰雪灾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赵文武等（2008）通过冰雪灾害的特征和对城市救灾行动的总结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12.6.1 灾害的概况
（1）灾害的影响。最严重的区域是湖南、贵州、江西、安徽、湖北、四川和广西等省（区），该区域是我国交通、电力、煤炭和其他物资的重要通道和人口稠密地区。灾害发生时恰逢春运高峰期，造成全国十多个机场、数十条高速公路关闭，京广铁路主干线和诸多铁路路段及国道停运，因而造成大量人员、物资、电力流动阻滞，并推动物价高涨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
（2）受灾的损失。据国家民政部核定，该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 516亿元，其中人员、农业、林业、房屋和电力的具体损失如下：人员死亡0.013万人，转移安置166万人，农业受灾面积21 700亩，林业受灾面积34 243万亩，房屋受灾168.6万间，电力受灾0.202万条（座）。
12.6.2 灾害原因
（1）大气候环境。在拉尼娜状态下，即赤道东太平洋地区海温比常年偏低-0.5℃以下，造成东亚地区经向环境异常，有利于我国北方冷空气南下，形成我国南方的冷冬。
（2）“冻雨”天气。灾害具体原因是出现“冻雨”并持续发展。当冷锋入侵时，锋面下气温和地面温都降至0℃以下，而锋面上方气温在0℃以上，且较潮湿，这里云层内形成雨滴落入温度低于0℃的气层，变成过冷雨滴，一旦降到温度低于0℃的地面或物体上，形成密实光滑的、透明玻璃状的冰壳。
（3）“冻雨”的危害。在公路路面上形成的“冻雨”造成汽车车轮打滑，不能行驶，从而造成交通堵塞。“冻雨”在输电电线上形成，若不能及时融化，就会在导线上越积越厚，致使导线张力增大，线路不堪重负而倒塌，引发停电灾害。“冻雨”还造成房屋损坏倒塌、树木死亡和农作物绝收。
12.6.3 灾害的特征
1）范围的全面性
（1）行政区域分析。冰雪灾害涉及全国20个省（区）、151个地市、924个县（市）。受灾面积约占全国的50%。
（2）行业部门分析。涉及电力、交通、农林业和通信等行业，以电力、交通受灾最重。
（3）人群居住分析。如湖南省郴州市在受灾最严重的日子里，全城交通、电力、通信全部中断，进而发展成全城断油、断水、断粮，几乎成了孤城，全体市民都成灾民。
2）过程的发展性
（1）长时间供电系统中断及其后果
①导致人们启用原始的照明和取暖器具，可能引起火灾。
②停电必然停水，一旦发生火灾，无水可救火。
③影响医院收治病人。
（2）交通中断及其后果
①引发大量人员滞留公路、车站和机场，加剧交通运输全面瘫痪。也会因饥寒造成人员病痛，甚至引起社会动乱。
②引发煤、油等能源供给困难，造成动力设备停机，加剧灾害扩展。
③引发粮、油等生活品供应困难，造成物价飞涨、社会不稳。
（3）通信中断及其后果
①信息不通、灾情不明。
②政府救灾指挥命令和措施无法执行，救灾信息无法向公众发布。
3）救灾行动的艰难性
特大冰雪灾害范围之广、受灾人口之多、受灾程度之深和持续时间之长凸显了救灾行动的艰难性。在具体救灾行动中，其艰难性主要表现在破冰通路、电力修复和农林恢复等方面。
12.6.4 启示和对策
1）加强防灾救灾知识的宣传教育
（1）灾害来临时，干群都未意识到它的来临，更未认识其严重性，由此丧失了防灾救灾的最佳时机。
（2）灾害发生后，民众不知如何自救和互救，一些救灾措施缺乏科学性，有些措施又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3）防灾救灾宣传教育的内容：
①侧重于灾前预警知识、灾害发生时的应急常识、灾中和灾后的自救和互救措施、社区救灾管理、常备救灾物品管理等知识。
②教育重点应立足于学校对学生的教育，通过学生对家人进行宣传。方式应注重实效，形式上应生动形象、简单易懂，增强教育效果。宣传载体应充分利用人们经常接触的各类媒体，包括报纸、海报、网络、手机短信、广播、电视等。
2）加强城市防灾救灾基础设施建设
（1）应急电源建设，对城市党政机关、电视台、广播电台、通信机站和主要医院、车站等重要场所要配备柴油发电机组，并始终使其处于良好可运行状态。
（2）应急水源建设，根据居住区域和消防设施分布情况作应急水源建设规划，保留或新建若干深水井，配备自备电源，一旦需要，即可对一定的小区供水。
（3）应急燃料和防冰雪灾害物资储备库的建设。
3）建立专业性应急预案体系
在预案体系上，要求市辖区、街道、社区和各单位都要编制相应的预案。在内容上，要尽可能具体、明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并且不能让这些预案只停留在纸面上，而要加强其演练和各类预案、各职能部门与相关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
4）构建“三位一体”（政府机构、专职队伍、社区组织）的协调联动救灾机制
（1）行政首长要按预案要求立即进入救灾工作状态，作出全市救灾决策，发布命令，公布信息，协调全市行动，发挥领导、指挥和协调的中枢作用。
（2）公安、武警、消防、市政等专职队伍应迅速进入救灾岗位，维护交通畅通，完成救灾任务，发挥中坚力量作用。
（3）社区组织和单位要发动和组织本单位群众投入救灾行动，发挥主体作用。
12.7 我国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和绩效管理
近年来，我国煤炭需求量大幅度增长，给煤炭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当前煤炭生产的安全问题十分严重。2005年全国共发生安全事故3 306起，死亡5 938人，百万吨死亡人数为3.1，占全世界煤矿死亡人数的79%，居世界之首。尽管我国煤炭企业管理者对绩效管理越来越重视，但由于观念和手段落后，还存在管理体系不完备、管理目标单一、安全绩效考核缺位等问题。李石新等（2008）对以上问题提出研究报告，下面摘要介绍其主要内容。
12.7.1 我国煤炭事故发生现状及原因
1）现状
我国煤炭产量居全世界第一位，2005年占世界产量的37%，但煤矿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煤矿死亡人数近80%。近年来，国家加大监控力度，事故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全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从2002年的4.94下降到2007年的1.48；死亡人数从2001年的5 670人下降到2007年的3 786人。但煤矿事故仍频繁发生。2001年至2005年间，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1 383起，平均每年发生280起。2005年我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为2.836，是美国的70倍、南非的17倍、印度和俄罗斯的7倍。
在煤矿事故中，瓦斯、水害和顶板事故最为常见。瓦斯事故对安全生产影响最大，其发生率和引起死亡人数都占相当大的比重。2005年2月14日阜新孙家湾煤矿瓦斯事故死亡214人。
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地域煤矿事故的发生存在差异。不同所有制的煤矿，由于管理水平、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的差异悬殊，安全工作水平相差很大。2007年，乡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高达3.06，而国有重点煤矿为0.38，前者是后者的8倍多。在全年发生的442起重大事故中，乡镇煤矿发生329起，占74.4%。
与此同时，不同地域的煤矿生产安全的发展不平衡。重大事故多发生在辽宁、黑龙江、江西、河南、湖南和贵州，六省事故占总事故数的54%。特大事故多发生在黑龙江、河北、山西、河南、四川等省市。
2）原因
（1）煤层条件复杂。以瓦斯事故为例，大多属于石炭二叠纪煤层，透气性差，瓦斯含量大，再加上煤层地质构造复杂，大规模开采容易导致应力场、煤岩体裂隙场及瓦斯流动场变化，诱发瓦斯事故。
（2）企业超负荷生产。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经济高速发展，这使企业追求高利润而超负荷生产，甚至在安全投入、安全基础设施、安全管理相对滞后的条件下不顾安全生产条件而冒险生产，导致事故频繁发生。
①矿井防灾系统不健全，设备老化，安全设备落后。
②部分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不健全，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大量存在。
（3）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较低。
12.7.2 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绩效管理包括绩效的计划、实施、监控、考核和反馈，它是企业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其作用在煤炭企业尤显重要。但大部分企业仍然流于形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绩效管理体系不完备
（1）多数企业制订计划由个别人完成，未与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多向沟通，计划缺乏操作性。
（2）相关部门对绩效实施过程的监控流于形式，很难确保绩效管理目标的实现。
（3）将考核作为管理的最终目标，未及时搜集实施过程中的反馈信息，弱化了绩效管理功效。
2）绩效管理的目标单一
绩效管理的目标是多重的，对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岗位分析、员工培训等产生重大影响，其本质在于发现并改进企业存在的问题，以提高企业效率。但大部分管理者把它作为奖金发放或职务晋升的依据，从而使绩效管理效率较低。如矿工在井下作业，如果违反安全标准规定未得到改进，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3）绩效考核不规范
①考核标准不统一；②考核机制欠科学；③考核过程流于形式；④考核指标不合理；⑤薪酬未与绩效挂钩。
4）安全绩效考核缺位
大部分煤炭企业将员工的绩效管理作为日常工作来实施，未明确安全生产是绩效管理的重要目标，一些安全生产项目未被纳入绩效管理的范围内，如管理人员下井带班的频率、安全技术措施的实施和落实等。
12.7.3 改善绩效管理，促进生产安全
1）构建多重化目标的绩效管理体系
合理的绩效管理应与企业的总体发展目标相一致，实现生产与管理、长期目标与短期利益、产量与安全的有效结合，促进企业良性发展。这种管理要有完备的体系。强化各种管理环节；健全管理监控机制，确保管理目标有效实施；构建管理反馈体系，分析管理过程存在的问题，为改进管理提供平台。
2）规范绩效考核工作
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是绩效考核，因此，企业必须以考核标准和指标为中心，构建规范的绩效考核机制。
3）完善安全责任考核
企业除了日常考核之外还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在绩效评价中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考核机制，将产量与安全责任相结合，使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各项指标量化、细化、具体化。安全生产责任考核不仅要纳入绩效考核，还要将其汇编成册，发到员工手上，让员工更加重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4）培植协同作业和团队救助的理念
由于矿工的高度协作会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而事故发生时团队救助精神能降低事故的损失。因此，煤炭企业的绩效管理必须将协作精神和团队救助纳入绩效管理范围，并尽量将其量化，以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
12.8 区域生态安全的评价与机制
12.8.1 区域生态安全的定量评价
生态安全评价是当前生态安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本质的问题。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看，在评价对象与内容上存在差异，定量评价方法与准则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专门的评价指标体系，生态安全动态评价研究较少。
1）生态安全评价的概念
张艳芳（2006）认为，目前国内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生态安全评价是指对生态系统完整性以及对各种风险下维持其健康的持续能力的识别，是以生态风险和生态健康评价为核心的内容，并体现人类安全的主导性。所谓生态风险是指特定生态系统中所发生的非期望事件的概率和后果、干扰或灾害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造成损害的可能性。生态风险的识别包括风险因素的确定和生态系统（或环境）脆弱性的认识，对其造成一定危害的任何事件或过程都可以定义为生态（环境）风险因素。
生态系统健康是环境管理的一个新方面和新目标，通常认为功能正常的生态系统可称为健康系统，它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在时间上能够维持它的组织结构和运转，以及保持对胁迫的恢复力。
2）生态安全评价的发展趋势
国内有关生态安全与评价的相关基础研究较多，但明确而系统的研究相对不多。主要集中在对理论概念的探讨、对特点区域或生态系统的评价及特定评价方法的运用等。当前的评价方法主要有综合评价范式、生态模型方法与景观生态学方法三种类型。综合评价范式包括暴露—响应分析模式、综合指数评价方法等。生态模型方法包括个体与群体尺度上的模型、生境、区域以及景观尺度上的模型等。景观生态学方法以其通过空间异质性分析景观生态空间稳定性的理论逐渐成为区域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手段。从国内研究的实践来看，主要集中在综合评价范式上。
王根绪等认为，建立具有综合性和代表性、易于量化和应用、能兼容不同空间尺度并能体现动态变化的指标体系是建立生态安全指标系统的主要途径。因此，建立替代性与综合性指标是未来发展趋势。随着GIS与遥感技术在生态学领域的广泛应用，生态模型方法将成为生态安全研究的主流。根据生态安全保障、管理与预警等目标的要求，过程安全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领域，即通用性、模型化与动态性是生态安全评价的发展趋势。
3）对生态安全评价中几个问题的讨论
（1）评价尺度：尺度是区分研究对象和环境的重要依据，是观察或研究对象（物体或过程）的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单位，标志着对所研究对象细节的了解水平。因此，生态安全评价需要选择一个理想的研究尺度。
大尺度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基于小尺度机制的研究，通过区域集成系统解决。对生态安全的研究包括对生物细胞、个体、种群、生态系统、生态区、人类生态等对象的研究。然而，生态安全概念首先是针对宏观生态问题（区域、国家乃至全球）提出的，而研究的是那些在小尺度上的生态学不易有效解决的生态问题。力求用宏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将单个地点或较小区域内的生态问题联系起来，强调综合集成整体观点。
（2）评价的基本参照系：正确的评价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参照系的基础上。在景观尺度上，生态安全评价中的基本参照系应该是自然生态系统和景观在当前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下形成的景观类型、格局以及演化动态特征构成的体系。可以从三方面来建立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的基本参照系：区域资源景观承载力、景观水平的区域DNA与区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
①区域资源景观承载力是指分析区域一定时段内自然生态资源对某类型景观的承载能力或景观对资源支持条件的适应程度，它提供区域景观生态安全评价的资源分析基础。
②景观水平上的区域DNA是指区域资源的质量与数量的空间组合差异通过景观类型与格局的表达形式，它提供维持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中的景观格局与动态的基本特征。
③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由一些关键性的点、线、局部（面）或其空间组合所构成，对维护和控制景观水平的生态过程起着关键性作用。它提供维持区域生态安全的空间结构基本特征。
（3）评价中时空动态分析：单纯从现状水平分析评价生态安全，仅能提供区域生态安全的现状特征，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其发展演化和进行生态恢复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
只有通过景观格局与过程生态安全分析，才有助于我们认识自然与人为干扰对生态系统安全影响的性质、过程与可能的后果。
在景观格局与过程生态安全分析中有三个重要内容：
①区域景观演化主要驱动因素分析是对主要干扰类型和性质的辨识，以及主要胁迫因素及其强度的确定过程。
②区域典型与动态特征分析是指对在当前资源环境背景下所形成和维持的典型景观类型的格局，它具有一定的区域生态或景观本底的指示意义。
③景观演化路径与结构特征分析是指对典型景观在干扰因素的影响下、动态演化方向与空间特征分析，为进一步预测与模拟提供参照。
（4）尺度转换：它是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所谓尺度转换，就是跨越不同尺度的辨识、推断、预测和推行。尺度转换的核心内容是将一种尺度上或局部地区研究得出的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关系合理拓展到其他更多尺度上，便于人们了解生态现象的空间变化。在不同尺度的系统之间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为尺度转换提供了客观依据。
（5）生态安全评价的框架：张艳芳（2006）介绍的研究框架的思路是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模型的方法，根据生态安全评价的动态性、基本参照系与人类活动等影响因素，将此模型的评价内容分解到各个评价环境中，尝试性提出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体系与过程框架（图12-4）。
图12-4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方法框架图（张艳芳，2006）
其特点是：
①评价内容分为三个基本部分：基础评价、现状评价与动态评价。
②其中基本数据的获取与处理是运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
③以景观生态安全为出发点，通过尺度转换，实现区域生态安全评价。
④运用基础评价、现状评价与动态评价结果指导区域生态恢复建设。
⑤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安全的影响分别在以基础评价为依据的现状评价与动态评价中针对性地从景观尺度进行。
⑥将大量的生物学与环境因素的指标评价转化为景观评价。
⑦通过景观到区域尺度的等级序列研究，有利于将“微观机理”与“宏观机制”的研究相结合。
12.8.2 区域生态安全演变机制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引用的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很多是基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经济合作开发署等部门提出的一项反映可持续发展机理的“压力—状态—响应（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概念框架。
P—S—R框架是从“原因—效应—响应”的逻辑思维来反映人类活动带来的生态安全影响问题。而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生态安全的机理，如它不能解释流域下游安全受到上游的隐患影响的问题等。P—S—R概念模型中的“状态”表征资源环境的静态状况，例如：污染物浓度、物种多样性、清洁水的可用性等都是确定性因素。其评价结果都是基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生态安全状况，而生态安全并不是瞬间或阶段结果，是时间和空间的过程函数。因此，基于P—S—R框架的评价是无法客观反映生态安全的演变性的。
综合王耕等（2007）及有关学者的研究内容，从安全科学和地理科学角度出发，试图基于隐患因素的作用机制来解析生态安全演变机理和过程，把握突变的条件及其演变规律，控制系统向安全稳定状态发展，从而真正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1）基于隐患因素的区域生态安全理解
生态安全的演变过程极其复杂，生态安全概念是演变过程研究的基础。生态安全作为一种全新的环境管理目标，不同的学科背景对它的理解不同。有从可持续发展观点来理解；有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来理解；还有从生态风险的威胁来理解。种种概念的含义相互重叠，而且都是从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观”、基于P—S—R框架的生态安全状态的描述。
区域生态安全是指在某时段，人与环境复合系统的保障由于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或二者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生态安全隐患对人类生态安全空间不构成威胁的状态或演变趋势的可能性。生态安全隐患是指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威胁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安全空间的“环境”不安全因素，它包括一切生态风险源及生态健康威胁的因素。生态安全隐患随着时间和空间发展变化的瞬时阶段被称为生态安全状态，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生态安全隐患触发或由量变引起质变，直接或通过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在各要素中的传递，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受到威胁和人类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存空间受到危害的状况。
2）隐患机制作用原理
生态安全从诞生起就孕育着各种隐患，而且无时无刻不受到隐患及危害的威胁。开放系统使隐患不仅在本区域内产生危害，而且还会在环境过程中将危害传送到另一个地方，甚至超过行政界线，如区域的酸雨、上游对下游的环境污染等均是典型的例子。
隐患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初步研究包括触发传递机制和控制响应机制两方面。
（1）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是指诱发安全态势恶化演变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触发及危害的传递过程，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对于突发性隐患因素，触发概率较小，但是破坏力较大；
②对于渐发性隐患因素，虽然破坏力较小，但是发生概率很大。
另外还有以下情况：
③隐患因素破坏力越大，发生概率也越大，危害传递最强；
④破坏力越小，发生概率也越小，危害传递最弱；
⑤破坏力越大，发生概率却小，危害传递中等；
⑥破坏力越小，发生概率却大，危害传递中等。
危害传递过程是隐患触发的递进过程，二者共同反映了各种不同类型生态安全隐患的危害效果，但是究竟安全与否与隐患的控制响应机制有关。
（2）隐患的控制响应机制是指那些控制不安全状态发生和传递以及减轻危害影响的系统的组成、结构与功能。它包括自然环境系统所固有的生态平衡调节过程，人类有效防止隐患量的积累与突变以及减轻和控制危害影响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响应过程等。它包括初级防御机制和次级响应机制。前者主要指控制隐患触发的预防工程，作用于危害发生前。后者主要指控制并削减危害的传递和扩散以及相应恢复的工程，作用于危害发生时及发生后。
（3）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推进安全状况恶化的演变；隐患的控制响应机制抑制恶化态势的演变，二者共同决定生态安全演变的结果。
各种隐患的作用机制不同，区域生态安全随时间的变化可能性不同，有以下几种类型：
①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越弱，其控制响应机制越强，系统安全状态相对较好；
②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越强，其控制响应机制越弱，系统安全状态相对较差；
③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越弱，其控制响应机制越弱，系统安全状态中等；
④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越强，其控制响应机制越强，系统安全状态中等（见图12-5）。
图12-5 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与控制响应机制的作用关系（王耕等，2007）
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4 全球经济生态发展趋势
以“全球变暖”为标志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全球气候变化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诸如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荒漠化扩展、海平面上升等，造成了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资源、环境、发展和公平的严峻挑战。如何促使地球成为一个适于人类和谐生存与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复合系统，这已经成为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和社会问题。
14.1 全球气候变化
气候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何变化都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过度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而大面积的森林砍伐和草原破坏则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的过程。
14.1.1 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
1）温室气体
崔大鹏（2003）等认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焚烧了大量化石燃料充当能源。它们基本都是由碳构成。燃烧时可氧化成二氧化碳。同天然气和石油相比，煤的含碳量最高，每个有效单位可产生两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目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净二氧化碳来自燃烧化石燃料，这就是为什么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从广义上讲等同于减少世界能源体系中的碳。
其他四分之一净二氧化碳是人们改变自然的副产品。植物（如树木）含有大量碳，燃烧或使它们腐烂都会把碳释放到大气中。但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却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的。
要想除去大气中人为的二氧化碳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一直在稳步升高。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2005）提出温室气体是指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它们是大气中的微量气体，包括水汽、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虽然它们在大气中所占比例很小（除水汽外，其总和只占大气总体积的0.1%以下），但由于它们吸收和放射长波或红外辐射，在地球能量收支中起着基本作用。大气中的水汽（H2O）也是一种自然的温室气体，并且是最强的温室气体。由于它可通过相变转化成水滴、云滴与冰晶，对地球气候影响很大。其体积混合比随着时间和地点变化甚大，一般占大气体积的1%左右。
温室气体的排放有两种来源：自然资源和人类活动，后者更受人们重视。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有以下六种（表14-1）。
表14-1 人类排放温室气体的种类和特征
源自：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与对策》画册，2003年.
其中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二氧化碳。它产生的增温效应占温室气体总效应的63%，且在大气中存留很久。HFCs和PFCs是氟硫化物的替代物，虽然对臭氧层损耗大为减轻，但对气候的增温效应还是明显的。另外，对流层臭氧（O3）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温室气体。
在排放温室气体的人类活动中，最显著的是所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都排放二氧化碳，而其中煤含碳量最高，石油次之，天然气较低。化石能源开采过程中的煤炭瓦斯、天然气泄漏可排放二氧化碳。水稻田以及牛羊等反刍动物在消化过程中排放甲烷。土地利用的变化减少了对二氧化碳的吸收。
2）温室效应
地球的温度和气候是行星能量平衡的副产品。从太阳吸收的能量使地球变暖，之后散射到太空。如吸收和发散的热量是平衡的，地球的温度就会保持恒定。大部分的太阳能量是可见光，但地球向外发散肉眼看不见的红外线。温室气体吸收了一部分发散的红外线，防止它直接进入太空，这就改变了地球表面的热量平衡并导致气候变暖，这个过程被称为“温室效应”。庞大的、天然的温室效应的存在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水汽、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在大气中自然地发生作用，使地球表面的平均气温保持在34℃左右，高于大气中不含温室气体时的温度。如果没有温室效应，地球将变成太空中一个冰冷的星球。全球变暖现象是指由于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强化了这种天然的温室效应，使地球不再像以前那样适宜于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存。其实，用“气候变化”这个词更准确一些。事实上，即便是在整个地球的平均气温都升高的情况下，气候的变化也可能导致某些地区的当地气温降低。
14.1.2 关于气候变化的共识与不确定性
1）地球表面温度上升
地表温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上升0.6℃。1980年至2000年是20世纪温度最高的时期，最热的三年出现在90年代，其中，1998年居首。
2）海平面逐年上升
降水模式已开始发生变化，冰川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消融迹象，极地海洋冰层变薄，海平面上升。海平面已于1900年至2000年间上升了10～20cm，1990年至2100年间将上升15～95cm。厄尔尼诺（EL-NINO）现象发生的频率上升、规模扩大，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上升，程度加剧（如干旱、洪涝、热带风暴、龙卷风、土壤缺水、火灾和瘟疫暴发等），从而严重影响水资源供给的分布（受降水和蒸发的影响），影响农业生产、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
3）气候异常和灾害增多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报告认定，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严峻和无情的事实。尽管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影响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海平面上升，大洪水和大旱增多，强热带风暴增多也非常有可能。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引发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其后果难测。例如，“反馈循环圈”效应问题，即如果北极变暖，冻土解冻将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从而可能进一步加速气候变暖过程。
4）国际社会必须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
这个问题既受科学家又受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关心。一些科学家说，需要立即把全球化石燃料的消费削减70%，通过充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加速趋势。经济学家认为，化石燃料是现代全球经济的基础，要想大幅度削减或替代它，成本极高，并需在全球进行利益再分配，这将导致激烈的国家利益冲突。政治家们认识到，签署一个理想主义的、原则性的国际公约并不困难，而要找一个绝大多数国家能接受、既公平又有效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国际合作方案，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国际社会正在不懈地努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功签署和《京都协议书》等的国际谈判，说明国际环境合作在巨大的困难面前还在螺旋式地前进。
14.1.3 国际气候谈判的简要历史回顾
从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国际气候谈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萌动起步阶段
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PCC下设三个工作组，对温室气候与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影响与对策评价以及气候变化的经济学问题进行研究。
1988年，联合国第43次大会首次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同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提出，要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05年减少20%，到2050年减少50%。
1990年，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发表，其中预测，如果今后不采取措施，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约3℃，海平面将上升约65cm。
1991年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开始，于1992年5月通过。其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并要求所有缔约方依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编制并提供温室气体的国家排放清单，合作执行适应和减缓气体变化的对策，促进信息交流和公众教育。
1992年6月，在联合国与环境发展大会（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期间，155个与会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要求附件一所列发达国家缔约方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到20世纪末将二氯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
2）徘徊动荡阶段
1995年3月，在柏林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COP1），以后每年召开一次，《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启动。
1995年12月，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发表，强调各缔约方采取有利的政策行动。
1997年12月，在京都召开COP3，谈判达成《京都协议书》，首次定量确定发达国家排放温室气体的限额（2008年至2012年平均排放量比1990年下降5.2%）。《京都议定书》提出了帮助发达国家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控排目标的“灵活机制”，即排放权交易（ET）、联合履约（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1999年10月，COP5在波恩举行会议，南北方在减排义务和灵活机制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最后，决定将通过COP6完成《京都议定书》谈判。
2000年11月，COP6在海牙举行会议，全部完成了《布宜诺思艾利斯行动计划》所规定的谈判任务，但由于美国退出《京都协议书》等原因，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有许多指标和义务已大打折扣。
3）协调突破阶段（期望）
2002年8月，第二次地球峰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继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COP8第一阶段会议6月在波恩举行，第二阶段会议10月在新德里举行。
2005年，附件一国家要在履行《京都协议书》义务方面有实质性进展，并开始关于2010年后的第二轮义务的谈判。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了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进一步昭示了应对气候的紧迫性，也显示了对大气中温室气体危险浓度水平和长期减排目标的认识，使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14.1.4 巴厘岛会议对未来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影响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3次会议于2007年12月3日至15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参会代表来自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及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界和新闻机构，代表总数达1.2万人。
1）会议成果剖析
巴厘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吕学都（2008）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巴厘路线图”。它强调要加强国际长期合作，提升履行公约的行为，以充分有效和可持续地履行公约。“路线图”重申要依照公约的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其他相关因素，承担减缓气候变化的承诺或行动。
巴厘路线图是三项决定的综合，其中一项《巴厘行动计划》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即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其中，减缓又包括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
（1）发达国家的减排问题。《巴厘行动计划》要求公约发达国家的缔约方依据其不同的国情来承担“可测量的、可报告的和可核实的”并与其国情相符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或行动，包括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和限排目标，同时要确保发达国家间减排努力的可比性。实际上这主要是为美国量身定做的条款，因为其他发达国家已参与未来承担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的量化目标。美国不想承担“减排承诺”，要求改为“减排承诺或行动”。
（2）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适当减缓活动。《巴厘行动计划》要求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在得到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行动，上述支持和减缓行动均应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发展中国家的这项承诺，在谈判时曾遭到发达国家的坚决反对，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的技术、资金和能力也是要可测量和可核实的。
（3）减排温室气体的其他行动。《巴厘行动计划》中第（Ⅴ）款是关于采用各种手段提高执行减排行动中的有效性。欧盟等国家希望所有国家普遍采用征收碳税等市场机制，受到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发展中国家认为可以接受采用清洁发展机制带动发达国家履行义务的碳交易方式。第（Ⅶ）款是采取各种机制，促进跨国机构、公共机构、私有机构、民众团体等，以系统、协同、一致和集成的方式支持各国减排行动。
（4）加强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它要求加强国际合作执行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包括气候变化影响和脆弱性评估，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灾害和风险分析以及管理和减灾行动等。
（5）减排、适应及技术转让的资金和融资。它要求发达国家提供充足的、可预测的、可持续的和额外的资金资源，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2）对未来的展望
巴厘路线图规定的谈判内容若取得成功，将能建立起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基本格局。全世界都对这项谈判寄予厚望，希望谈判能取得成功，即在2009年制定发达国家在2010年后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规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资金和能力建设的义务；规定发展中国家承担具体的减排行动，从2013年开始，所有国家都将需要按公约和议定书的要求履行具体的减排义务或行动。这样，全球保护气候的努力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功。这样的国际政策和国际环境还将继续催生大量低碳技术及其大规模的应用。
如果无法安排在2009年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上完成路线图的谈判而导致谈判失败，那么必将导致全球保护气候的努力和政治势头将遭受重创。实际上，2009年的谈判是否能成功，主要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政治诚意，尤其是美国。如果发达国家不采取切实的减排措施，不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其借口是转让技术将使发达国家的企业失去竞争优势），而是利用机会，谋取经济优势和竞争力，为自己的先进技术寻求市场、发气候变化财，那么气候变化谈判的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2011年坎昆气候大会情况见“补缺”B.3.2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14.1.5 200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情况分析
2008年12月1日至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4次缔约方会议（CDP14）在波兰波兹南召开。来自189个缔约方、464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371家媒体的共1万余人参加。
吕学都（2009）对会议情况做了以下剖析：从会议内容看是从原则性谈判转向实质性谈判，不应对它寄予太高期望，但会议结束时取得的进展很有限，各方难以掩饰对此的失望。
1）关于长期合作的共同愿景
（1）发展中国家认为，加强公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以实现公约的最终目标就是共同愿景，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原则，强调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认为共同愿景不仅包含温室气体排减目标、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目标，也要包括适应行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等内容。
（2）发达国家则强调要求所有国家都要参与长期减排行动，以实现稳定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目标。发达国家尤其强调新兴发展中国家要承担长期减排指标。
（3）这些尖锐、对立的观点导致在这个议题上的谈判几乎是针锋相对的。
关于发达国家2012年后进一步减排目标的谈判自2006年启动以来已进行了多年，但很多问题未能解决。
①会上，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历史责任，实现大幅度减排，即2020年要比1990年至少减排25%～40%，并要求发达国家应主要依靠国内减排措施实现这一目标。如发达国家利用清洁发展机制（CDM）等灵活机制实现减排目标，则要相应提高其减排指标。
②很多发达国家利用种种借口，强调其减排潜力有限，提出必须先确定减排潜力和减排手段才谈减排目标。有些发达国家要求未来议定书也要包含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减排目标。
2）关于发展中国家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谈判
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其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合作共赢机制。
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应依靠自身的努力，同时还把发展中国家减排问题的讨论引向对发展中国家新的分类标准，要求“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等采取更多的减排行动。
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应按《巴厘行动计划》规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资金和能力建设帮助，并以此作为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的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反对发达国家提出的重新解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对对发展中国家重新分类，强调发达国家应进一步深度减排。
3）关于适应问题
对于如何制定合适的国际规则、推动全球合作共同适应气候变化，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分歧非常严重，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分歧也很严重。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负有主要责任，发达国家应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他们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发达国家认为，适应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问题，适应行动主要是国家驱动，各国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本国发展规划。他们还利用这个议题分化发展中国家，主张通过多途径（包括私营部门）募集资金帮助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14.1.6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目前，针对世界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思潮和一些大国积极推动，我国学者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对我国究竟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何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没有给出新的思路。胡鞍钢、管清友（2009）指出中国可以考虑对国际社会作出中长期减排承诺，承担明确的减排任务，实施分阶段、分步骤、分领域的减排目标。既然在《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确定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相当于减少了12亿t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确定了主要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碳）减少排放量10%的目标，在“十一五”期间减排工作方案中提出了到2010年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9.5亿t的目标［国家发改委（2010.12）透露“十一五”前四年少消耗4.9亿t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3亿t（解振华，2010）］，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那么，在充分评估国内各行业完成减排潜能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将这些目标作为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底线。如果说加入WTO可以视为中国是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话，那么承诺减排义务则将被视为与发达国家合作的举动。明确承诺减排义务是国际社会一个公开的可置信承诺。我们希望就这一思路进行进一步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对中国公开减排承诺作出评估。
应对全球变化问题是一项全球性的公共产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承担。作为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责无旁贷。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面临积极参与、不积极参与和不参与三种选择。三种不同的态度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坚持的原则、承担的义务、负担的成本和获得收益的不同，也会带来对外政策的不同选择和目标（见表14-2）。
表14-2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不同情境
源自：胡鞍钢、管清友，2009.
因此，中国有能力减缓和遏制全球变暖趋势，可以实现2050年之前削减20%排放量的目标，并用高于这个比例的资金投入到应对全球变化的行动之中。胡鞍钢等判断认为，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成为推动气候政策良治的领导者，促进和谐世界的建立。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可以考虑对国际社会做出中长期排减承诺，承担明确的减排义务，实现分阶段、分步骤、分领域的排减目标。
何建坤等（2008）认为，即使当前加大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与清洁煤发电相结合的CO2捕捉埋存技术的力度，其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并在能源领域中发挥显著作用也要到2020年之后。
合理的CO2排放增长是实现现代化过程所必需的排放空间，我国2005年的CO2排放比2000年增长了59.8%。即使采取强有力的节能和能源替代战略，到2050年的CO2排放也要接近2005年的2倍，约为2000年的3倍；而相应的GDP则可达2000年的20倍以上，单位GDP的CO2强度2050年可比2005年下降80%以上，年下降率长期保持世界罕见的3%以上的下降幅度，已极大地挖掘了可实现的各种减排潜力。只有在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经济趋于内涵式发展，才有可能实现CO2的绝对减排。如果进而再过急和过激地限制CO2排放，势必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09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我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何建坤，2011）。
面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紧迫性，我国在对外努力争取碳排放空间的同时，对内也要积极应对。争取10～15年内尽快掌握核电、风电、生物质发电和煤炭利用相结合的CO2捕捉和埋存等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核心的技术，并形成大规模、超常规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为未来承担减缓碳排放义务打下良好基础。
14.1.7 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
中国需要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也有保护全球气候的责任和政治意愿。中国的长期战略选择只能是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浪潮，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
1）低碳经济是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划
李俊峰、马玲媚（2008）提出早在巴厘岛大会之前，低碳经济已被炒得沸沸扬扬，先后登场的《斯特恩报告》、美国副总统拍摄的《难以忽视的真相》以及由世界4 000多位科学家共同完成的IPCC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把早在1896年阿累利乌斯提出的“化石燃料燃烧将会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而导致全球变暖”这一个科学假说上升为政治命题。他们认为“只有到2050年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2倍以内，才可能避免发生极端的气候变化后果”。对于这样一个结论，科学家和政治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为了尊重“科学的结论”，一些国家开始提出或实施低碳经济或低碳发展战略。早在2003年，美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计划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社会。2007年底，为了配合巴厘岛峰会，英国议会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将减排二氧化碳和建立低碳经济的口号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政府纷纷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加以宣扬，甚至包括美国布什政府，曾经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不关心“气体变化”问题的反面典型，也表示“要发展生物燃料、风电等低碳技术，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低碳经济能否实现是一个技术问题，提不提或是否发展低碳经济是政治问题，因为它有可能成为世界发展过程中又一重大规则。回顾近代世界文明发展史，已经形成两个半世界各国必须遵从的规则。第一个是联合国宪章，它将世界列强多年瓜分世界形成的国家疆土，利用国际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论这种疆域的划分是否合理，所有民族、国家都必须遵守。第二个是关贸总协定，后来称之为世界贸易总协定，它把市场经济作为唯一被认可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第三个规则，尽管现在只走了半步，但它终究会成为第三个规则，这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如果说，联合国宪章是农业文明发展阶段的终结（因为农业文明的发展依赖于土地，联合国宪章宣布，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能在依赖土地和疆域的扩展来实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关贸总协定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宣言，它认可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乃至家族）有优先发展的权利，国家、民族甚至家族集团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原则，合理地优先使用世界各国的资源，包括货币资源、人力资源和石油资源。那么第三个规则可能是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法律文件。这个文件将会要求任何国家、民族、企业和民族，甚至有可能包括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危及到别的国家、民族、企业和个人发展的权利，不仅对当代负责，还要对未来，也就是对后代负责。
不论大家如何看待“气候变化”所催生的低碳经济这个命题，它的政治化导致了它必然会发生和发展。因为力推这个命题的国家、国家集团已经有所准备，例如美国、欧洲、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就开始打造低碳经济的技术基础，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欧盟各国，自1980年以来，在基本上没有增加化石燃料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例如丹麦，自1974年开始率先实施开发和节约并重的能源方针，大力开发北海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积极开发本土的风能和生物质能。到2005年，在三十多年时间里，以能源零增长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此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增长了4倍多，2005年和1990年相比，GDP增长了75%，能源消费增长几乎为零。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丹麦已掌握了许多与减排温室气体相关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使丹麦每千瓦时发电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由1990年的940g下降到510g，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相应地从1990年的6 000多万t下降到5 100万t。
发展低碳技术，一方面帮助丹麦完成了履行《京都议定书》的责任，同时也为这些技术出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发展低碳技术也为丹麦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商机。2005年和1992年相比，丹麦出口的能源技术产品和服务（主要是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等）收入，由原来的50亿丹麦克朗提高到2005年接近400亿克朗，12年里增加到8倍。显然以丹麦为代表的欧盟各国，乃至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在低碳经济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2）低碳经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
庞贵阳（2008）提出以下认识。
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可以用脱钩弹性（碳排放弹性）来划分为八种类型：弱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强负脱钩、扩张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脱钩与衰退连接。通过对2003年全球20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不同时期的脱钩特征的分析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欧盟25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见表14-3），在6个时间段至少出现一次强脱钩，其中英国最为突出，一直出现强脱钩特征。其余发达国家也以强脱钩和弱脱钩为主要特征。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强脱钩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实现绝对的低碳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除英国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在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都曾出现过波动。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虽然在某些时段出现过弱脱钩特征，但非常不稳定。所以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努力做到相对的低碳经济发展更为现实。
表14-3 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脱钩特征
源自：庄贵阳，2008.
3）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加工厂”，投资规模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只是对常规技术的简单复制，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因此，把气候政策与国家发展目标结合起来，走低碳发展道路，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必然选择。
低碳经济对中国的含义不是要求减少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使用（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这样要求），而是要全力地提高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使单位GDP的“碳消耗”逐步降低，使中国的产业与技术在未来适应气候变化的产业竞争中能占据一席之地。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要考虑借鉴、吸收、消化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
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的目标。然而研究表明，即便中国实现这个目标，也只能做到相对的低碳经济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2006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只有北京市实现年度单位GDP能耗目标，说明节能减排是一项严峻的挑战。正因为如此，2007年，中国出台《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法律文件和行动计划，表明中国推进改革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和勇气。因此，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在国际制度统筹范围内考虑，必须为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给予足够的经济激励。
总之，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发达国家已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新兴低碳技术的研发，开发利用新型替代能源，以期在低碳技术的竞争中抢占技术的制高点。因此，中国需要从近期着手，结合中长期发展战略，对现行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调整，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新形势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超前认清，超前布置，超前投资，以超常规的措施大规模发展和推广先进能源等低碳技术，为未来国家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维护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
14.2 2008年度全球十大环境热点回顾
这十大热点是先由《世界环境》编辑部提出候选名单，之后送交环境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后筛选出来的。
1）中国环保机构入阁，助推科学发展
2008年3月1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成立了环保部，标志着中国最高环保机构正式成为“内阁”成员。国务院批复的“三定”方案强化了公共服务职能，将确保环境保护理念、战略和工作更全面深入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决策源头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在更高层次上更有力地参与综合决策。
2）气候变化引发自然灾害频发
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缅甸热带风暴、美国中西部洪灾等大型灾害至今还留在人们痛苦的记忆中，这些自然灾害在频率和规模上都超出了当地以往的记录，越来越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
3）2008年北京奥运兑现绿色承诺
2008年8月8日后奥运期间的湛蓝天空让世界各地的质疑和批评“烟消云散”。截至奥运会的最后一天，北京当月空气质量不仅全部达标，而且出现了13个一级空气质量天。北京申办奥运会时做出包括林草覆盖率、生态屏障等7项绿色承诺，投入了1 400多亿元，实施了13个阶段200多项防治污染的措施。
4）可再生能源产业迅猛发展，引领世界可持续发展
在风电领域，2008年4月10日，全球风力发电装机总量突破1亿kW。太阳能光伏发电保持持续显著的增长势头，仅中国的光伏电池产量就将从2007年的100万kW增加到2008年的180万kW。纵观当今世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孕育着新的突破。
5）沃尔玛要绿色供应链
2008年10月，美国沃尔玛公司在北京举办的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宣布将建立一个对环境和社会发展负责任的全球供应链，并向供应商提出一系列与环境相关的要求，主要包括：①制定新的供应商协议，要求厂家必须承诺遵守所在地的法规，达到严格的社会责任和环境标准，并提供相关的认证和证明。②与中国供应商合作，节约能源并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到2010年，沃尔玛希望直接采购的中国200家供应商提高能效20%。③至2010年，要求供应商的采购量中，来自环保和社会责任达到最高等级的工厂的采购量达95%。
6）金融危机或许可为可持续发展赢得时间
2008年，从美国华尔街引起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10月29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时表示，金融危机或许能为可持续发展赢得时间。联合国官员莫利尼耶指出，金融危机能让人们对现今的发展模式进行思考，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9月27日，“股神”巴菲特将金融风暴以来的首笔海外大单投向中国的比亚迪，原因是他非常看好比亚迪的新能源科技技术。
7）亚欧首脑会议发表《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
2008年10月24日至25日，亚洲16国和欧洲27国以及欧盟、东盟的领袖齐聚北京，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共同发布了《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
会议重申必须以《里约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为基础，全面实施国际社会普遍确立的目标、原则和行动规划。《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并决定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能源安全以及社会和谐作为亚欧会议第二个十年优先合作领域。
8）地球亟待拯救，全球政坛转绿
气候变化已跃升为国际政坛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美国因联邦政府拒签《京都协议书》而备受指责。然而，许多州一级政府纷纷为自己设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并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新当选的澳大利亚首相不仅在竞选中大打环境牌，并在上任之后立即兑现承诺，于2007年12月签署《京都协议书》。2008年6月，印度首相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方案，拟定了印度政府的八大任务，如发展太阳能、节水等。在9月的印度—欧盟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表示，清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应是欧盟印度合作的优先领域。
9）美国大选鸣金，环保成为主题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当选美国第44届总统，随之，美国新政府的环境政策逐步引起世人关注。
“能源与气候变化”从美国总统大选初期就进入公众视野。两党的候选人都把应对这个问题的政策作为竞选的重要砝码。奥巴马在8月份发表的“美国新能源计划”中承诺：短期内降低美国家庭使用汽车的经济负担；在未来10年之内投资1 500亿，创造500万新的“绿领”岗位，以鼓励共建清洁能源的未来。奥巴马还将设立全球能源论坛，促进全球高能耗国家共商环境问题。除气候变化外，他还关注动植物保护、“绿色农业”、“绿色生活方式”等问题。
10）气候变化公约第14次缔约方大会（波兹南会议）召开在即，谈判僵局亟待打破
这方面内容在前面已有介绍，这里省略。
14.3 全球生物能源发展现状及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生物能源是目前除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之外的第四大能源，约占全球能源总需求的15%，近期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的生物能源是指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仇焕广、黄季焜（2008）提出生物能源主要指这两种生物液体能源。
1）全球生物能源发展的驱动因素
自2004年以来，生物液体能源在全球迅速崛起。欧美发达国家及巴西、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生物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促使其迅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1）保障能源安全。按目前探明储量石油仅能满足全球40年的消费需求。寻求新能源以保障本国能源安全已成为很多国家的战略目标。
（2）环境保护。由于传统能源消耗产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全球社会关注的焦点。欧盟等国家把发展生物能源作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手段。
（3）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2）全球生物能源的发展
（1）燃料乙醇。从1975年全球燃料乙醇产量只有1.5亿加仑（1加仑＝3.785L），到2000年增加到45亿加仑。2007年的产量约135亿加仑。美国和巴西的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我国的产量133万t，居世界第三位。目前主要用玉米作为原料（如美国、中国和加拿大），而巴西主要利用甘蔗。欧盟等地区也利用质量较差的小麦作为原料。
（2）生物柴油。全球产量1991年为300万加仑，2000年为24亿加仑，2007年为35亿加仑。德国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意大利、美国、法国和巴西的产量也迅速增加。目前的生产主要用油菜籽做原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也用棕榈油做原料。中国和印度开始重视发展林业生物柴油。
3）主要国家的发展目标与政策
从原料的选择看，燃料乙醇以玉米、甘蔗为主，也有国家开始利用非粮原料，如木薯、甜高粱。生物柴油以油菜籽、大豆为主，而棕榈油、麻风树等树种日益受到重视。利用纤维素生产燃料乙醇估计需5～10年才能商业化生产。
（1）美国是目前燃料乙醇的最大生产国，主要用玉米作为原料。2007年产量为58亿加仑，使用全国25%的玉米产量。最近，美国也开始重视发展生物柴油，2007年产量估计为200万t。
美国联邦政府对每加仑燃料乙醇提供51美分的补贴，还通过了优先采购等政策来鼓励发展。为了防止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对进口燃料乙醇征收每加仑54美分的关税。
（2）巴西是全球第二大燃料乙醇生产国。其原料几乎都用甘蔗生产，由于气候条件适宜，甘蔗单产高、含糖量高，其生产成本是全球最低的。2007年产量约为48亿加仑。由于对甘蔗的需求急增，巴西南部一些地区已不种谷物和含油种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巴西的生物柴油也开始稳步发展。从2007年开始，政府要求在所有柴油中添加2%的生物柴油。
（3）欧盟目前主要利用油菜籽生产生物柴油。2007年总产量为550万t。德国产量占全球的50%，法国、意大利也是重要生产国。为了确保实现《京都协议书》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欧盟计划到2010年使生物液体燃料使用量达到交通能源使用量的5.75%。由于自身产量不能满足，欧盟开始从俄罗斯、东南亚和美国进口原料或生物柴油。受到生物柴油原料生成能力的限制，欧盟也计划使用小米和玉米生产燃料乙醇，预计其产量将达生物柴油的一半。
（4）2001年，中国中央政府投资50亿元，在黑龙江、吉林、安徽、河南等省建立4个大型燃料乙醇生产企业，年产量130万t。2007年又在广西建立以木薯为原料的企业，年设计产量为20万t。目前，我国以上四省加上辽宁省，还有湖北、山东等27个城市使用添加了10%燃料乙醇的汽油。2007年我国燃料乙醇的产量为133万t，使用400万t玉米。
2005年我国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将大力发展包括燃料乙醇的可再生能源。中央政府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计划到2020年使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达1 000万t，生物柴油20万t。由于近期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2007年中央又出台政策，要求避免生物能源“与人争粮”。新政策鼓励利用非粮作物或林业资源，并规定不再批准新的用粮食生产的燃料乙醇企业。目前，我国政府通过以下措施鼓励生物能源发展：一是免除乙醇汽油（含10%乙醇）的5%的消费税；二是免除所有生物能源企业的生产所得税（17%）；三是中央对企业直接补贴，2007年每吨生物能源补贴为1 370元。
（5）其他国家如加拿大以玉米和小麦生产燃料乙醇，用油菜籽生产生物柴油；阿根廷用大豆生产生物柴油；马来西亚、印尼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料是棕榈油。
4）生物能源发展对国际农产品的影响
（1）2007年全球农产品生产保持平稳增长趋势，价格上涨不是生产下降导致的。
（2）能源价格的提高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推动了产品价格的上涨。
（3）生物能源的发展不但提高对能源作物的需求，而且通过密切农产品与石油两个市场的联系，将能源价格变化直接传递到农产品市场。
5）我国应对生物能源影响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建议
（1）允许粮食等农产品价格适当上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
（2）控制食品价格上涨和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措施是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国内粮食产量。
（3）扩大城镇低保人群范围和扩大低保水平，加大对城镇低收入人口的食品价格补贴。
14.4 国际肉类贸易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从全球自然资源的负荷方面考虑，家畜产业的扩张令人担忧，表14-4显示了估算的全球肉类产量、饲料用量和饲料的转化率。肉类的产业化生产主要依靠大量的粮食消耗，而传统的生产模式主要利用农业生产的副产品和废料，反刍动物主要利用秸秆和草料。高度产业化的猪、禽消耗的谷物和油料制成的精饲料超过总量的69%。随着产业化禽物生产的增长，饲料用地和粮食用地及其他资源之间的竞争程度增加。
表14-4 与鸡、猪和相关饲料的进出口和国内消费生产相关的土地利用（假定生产和处理过程不需占用土地。数据单位为1 000hm2）
源自：Galloways等，2007.
1）量化贸易对资源利用产生的影响
为了计算和弄清国家之间的资源利用和转移状况，Galloways等（2007）发展了MEAT模型，该模型是一个局部平衡模型，利用具体国家的产量、水资源利用效率、氮利用效率等数据，对饲料和肉类生产中所需的土地、水资源、氮等投入进行估算，以下介绍有关土地利用的情况。
模型的计算结果显示，猪、鸡产业化生产中涉及的土地资源数量巨大，国际贸易使肉类和饲料的进口国可以避免其土地资源的束缚。例如，日本国内猪肉和鸡肉的消费大约占用了饲料生产国2.2×106 hm2的土地（表14-4），其数量相当于日本耕地面积的一半。
模型着重分析了某一特定区土地利用和转化的决定因素。例如，由于巴西大豆种植急速扩展，对巴西的大草原和热带雨林系统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导致备受谴责，而巴西大豆生产的大幅扩张与近年来世界肉类生产的增长密切相关。计算结果显示，巴西用于种植大豆的土地大约为1.1×107 hm2，中国占用其中的20%。
2）贸易资源成本和减缓策略
我们的政策目标不是反对贸易，而是通过将相关生产者所耗费的成本与消费者挂钩，探寻降低环境成本的途径。
（1）要改善由于氮素的使用、肉类生产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其关键在于掌握氮流失的特征。案例研究表明，饲料生产中氮的散失（或称为非点源）要超出饲料猪、鸡（点源）所散失总量的两倍。然而，以往的政策措施对后者的处理要比前者成功得多。许多地区在肥料的存储和处置方面采取了许多新的策略，像荷兰前阶段实施的肥料贸易配额制度，在治污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丹麦通过限制牲畜的饲养密度，使其周围土地有能力处理牲畜的废物，其氮的盈余量大幅削减。
（2）在饲料生产过程中田间的管理措施对氮的流失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如果全球作物氮的利用效率（定义为所施氮肥转化成生物量的比例）从30%的平均水平提高到40%，那么饲料生产国中氮流失总量将减少10%～12%。多种措施结合可以大幅提高氮的利用水平，这些措施包括投入品的价格（像对氮使用征税），对化肥使用量进行管制，较好地掌握地块水平上氮需求的时空信息（这是最有可能实现的）。
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5 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
资源与环境既是生态学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当前全球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这里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进行介绍。
15.1 中国的生态环境概况和主要特点
15.1.1 概况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位于北纬4°～53°，东经73°～135°，约有960万km2疆域和300万km2海域。从北到南跨纬度约50°，近5 500km距离，因而自北向南有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五个温度带。
我国地貌类型复杂，从东向西，地形逐步升高，形成三大阶梯。第一阶梯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m以上；第二阶梯从青藏高原的北缘和东缘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之间，海拔1 000～2 000m；第三阶梯在上述一线以东，海拔在500m以下。这种地势阶梯对我国境内生态环境的大地域分异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自然环境复杂，孕育着丰富的生态系统类型。
在我国，河流和湖泊数量多、面积大，海域广阔。流域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河流有1 500多条，100km2以上的有50 000多条。丰富的水域为水生生物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但是水域的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部，而西北地区十分缺水。我国的湖泊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有13个，1km2以上的有2 600多个，全国的沼泽面积约1 400万hm2。众多的湿地为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提供繁衍和迁徙的停留地。
辽阔的国土，多样的气候，类型丰富的地貌，众多的湖泊，东部和南部又有广阔的海域，为各种生物及生态系统类型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多种生态环境。第三纪及第四纪相对优越的自然、历史、地理条件更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生态系统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15.1.2 自然资源环境的特征分析
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的资源环境基础主要体现为总量可观、结构不尽如人意、人均拥有量不足和基础损耗大这四个特征（张雷、刘毅等，2006）。
1）总量可观
中国的资源环境在总量上还是相当可观的。这里选择可耕地、淡水资源、森林、矿产、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六项资源环境要素的表征指标以及国土面积、人口和GDP三项相关指标（表15-1）。
表15-1表明，相对于国土面积和GDP而言，中国在可耕地、矿产、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四方面在世界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
表15-1 中国资源环境及相关要素占世界比重（1998年）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2）结构不尽如人意
在各类资源要素的有效组合方面不尽如人意。以森林资源和大气污染为代表的生态状况要素指标不是太低，就是太高。中国在淡水资源、森林和大气环境方面的劣势尤为明显（表15-2）。
表15-2 世界人口大国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比较
注：①世界人口十大国家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日本和尼日利亚。
②表中的森林面积、矿产资源和二氧化碳排放为1995年数据，余者均为1998年数据。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3）人均拥有量不足
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作为关键的资源要素的可耕地、淡水、矿产、能源及森林等方面人均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表15-3）。
表15-3 中国资源环境要素表征指标的人均拥有水平与国际比较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4）基础损耗高
基础损耗体现在社会消费增长和环境破坏两方面。受资金和技术水平限制，建设初期社会生产发展依赖增大资源环境要素投入来实现。其中以矿产消费的增长和大气环境的破坏最为明显（表15-4）。
表15-4 中国资源环境基础损耗变化
续表15-4
源自：张雷、刘毅等，2006.
15.2 中国当前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主要问题包括生态系统退化加剧、资源压力严峻、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灾害加剧四方面（欧阳志云，2007）。
15.2.1 生态系统退化加剧
1）森林结构趋于简单化，服务功能退化
森林生态系统呈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局面。结构功能下降，类型比例向不合理方向发展，抗干扰能力降低，系统调节能力减弱，病虫害加剧。
2）草地退化，承载力下降
我国有84.4%的草地分布在西部，草地是西部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也是具有重要生态调节与保护功能的关键生态系统。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使草地迅速退化，面积减少，牲畜承载能力严重下降。草地的生态屏障作用降低，成为重要的沙尘源区。
3）湿地面积萎缩
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造成了大量湿地消失，盲目围垦，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不合理以及湿地污染严重等问题，导致湿地面积萎缩，水量减少，自然调节能力下降。
4）水土流失仍然严重
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km2，每年流失土壤总量50亿t。西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区域，黄河流域内蒙古河口镇至龙门区间的7万多km2范围内，输入黄河的泥沙约占黄河总输沙量的一半以上。
5）土地沙化形势严峻
我国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西北部，不仅沙化土地分布面积大，而且扩展速度快，治理难度大。20世纪90年代后5年我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每年达到3 436km2，比70年代增加一倍多。
6）石漠化危害加剧
石漠化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以及两广、两湖的部分地区。石漠化是西南地区的一种主要土地退化形式，不合理的土地开发造成土壤流失、土地生产力下降甚至丧失。虽然占土地比例不高，但分布相对集中，严重地区已经丧失支持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7）土壤盐渍化危害严重
土壤盐渍化主要分布在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等区域。西部地区的盐渍化主要是不合理的灌溉造成（如大水漫灌）的。
15.2.2 资源压力严峻
1）水资源短缺加剧
我国水资源贫乏，且空间分布不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辽宁、江苏、河南、北京、山东、河北、山西、宁夏、上海和天津10个省（市、区）人均水资源处于1 000m3严重水荒国际线以下，西北和华北地区缺水严重。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水生态系统平衡失调，江河断流加剧。同时地表水水区污染严重，水质性缺水加剧。地下水超采普遍，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出现大范围地下水漏斗。
2）耕地丧失加快
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少，利用强度大，耕地总量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加剧。由于耕地产出多、投入少，用养失衡，导致耕地地力退化严重，中低产农田占耕地面积2/3。由于受工业“三废”、酸雨、污灌及农用化学品影响，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威胁食品安全。
3）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大面积的天然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环境破碎化严重，大量野生物种濒临灭绝。西部地区是我国野生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仅种类多，而且特有性高，如野牦牛、藏羚羊、大熊猫、滇金丝猴、芒苞草、滇桐等。由于近年来人类滥捕、滥杀等不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对栖息地的破坏，导致不少野生物种种群退化，密度降低，有的甚至濒临灭绝。
同时，外来物种入侵活动日益加剧。如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紫茎泽兰、豚草、水葫芦等对我国生态系统的健康构成严重破坏，威胁种群多样性，导致局部种群消亡等。
15.2.3 环境污染严重
1）水环境污染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204条河流409个国控断面中，Ⅰ至Ⅲ类、Ⅳ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9.9%、23.7%和16.4%。长江、珠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在监测营养状态的26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42.3%。
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一、二类海水比例为62.7%，三类海水为14.1%，四类和劣四类海水为23.2%。四大海区中，黄海和南海近岸海域水质良好，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东海近岸海域水质极差。与上年相比，胶州湾一、二类海水比例上升25.0%，渤海湾、长江口和珠江口一、二类海水比例下降20.0%以上。
2）空气污染与酸雨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仍较重；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仍较重。全国471个县级及以上城市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其中3.6%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79.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15.5%的城市达到三级标准，1.7%的城市劣于三级标准。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达到二级标准的比例为73.5%，较上年提高6.2个百分点。全国开展酸雨监测的494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249个，占50.4%，酸雨程度严重或较重（降水年均pH小于5.0）的城市有107个，占21.6%，与上年基本持平。
3）农业污染与食品安全
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致使农田污染面积迅速扩大，造成土壤及农产品污染严重，品质不断下降，已使我国农田生态环境及食品安全受到威胁。我国北方地区污水灌溉面积大，据污染严重的22个省47个污灌区的20.67万hm2耕地调查结果，90%重点污染区为重金属污染，其次为石油化工废水、造纸废水、河流上游来污等。
15.2.4 生态灾害加剧
1）水、旱灾害
近50多年来，我国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高，农业受灾面积直线上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水灾呈下降趋势，但70年代后，洪水发生频率增加，成灾面积比例也显现相同趋势。我国中东部地区处于江河中下游地区，受洪涝灾害的威胁，洪涝灾害损失占全国同类灾害损失比重大。
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东部、广东和福建南部、云南和四川南部是我国旱灾最严重地区。1999年至2002年北方连续干旱，华北、东北和黄淮地区的部分地区旱情严重。2000年山东省因旱灾造成经济损失达175亿元。
2）沙尘暴
西北地区是沙尘暴主要发生地。甘肃、内蒙古、新疆、蒙陕宁长城沿线是我国沙尘暴主要四大发生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尘暴呈波动减少之势，90年代初开始回升。西北地区沙尘暴源区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重。
3）矿山开发环境问题
由于矿产资源开采规模不断增大，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率低，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也不断增大。我国因采矿而直接破坏的森林面积累计已达106万hm2，破坏草地26万hm2。截至2001年，因矿产开发而破坏的土地累计400万hm2，每年以4万hm2的速度递增，而土地复垦率仅为10%，比发达国家低50多个百分点，因矿产开发活动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和废渣，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恶劣多变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人类干扰导致我国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相对低下。尽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取得很大成绩，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从总体上看，生态系统呈现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局部地区生态退化的现象有所缓和，但退化的实质没有改变，退化的趋势在加剧，生态灾害在加重，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环境管理水平低下和环境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导致的资源环境破坏依然十分严重，人口增加、城市化发展、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
15.3 中国资源环境的区域分析
鉴于庞大的国土面积和复杂的地域自然资源环境，张雷、刘毅（2006）根据自然资源环境一致性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大区域：即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区、华东区、华中区、华南区和西南区（图15-1）。七个大区域的划分与传统划分方式有所不同。
图15-1 全国七大区分布示意图（张雷、刘毅，2006）
根据国家层次的人地关系分析，区域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协调状态及其未来演进趋势的分析也基本上在陆地淡水、耕地、矿产、能源和森林五个大资源环境要素方面展开。
15.3.1 华北区
华北区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山东6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170 万km2余，人口2.39亿（2000年）。2000年人口2.39亿（张雷、刘毅等，2006），至2008年增长至2.51亿（吴人坚，2010）。
作为资源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已使目前的华北区资源环境开发与协调状态进入了一个全面紧张的阶段。
1）资源本底评价
（1）要素综合及组成
要素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华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水平20%以上，这是华北区长期成为中国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的根本原因。
然而，以单位国土面积六大资源要素的赋存状态计算，华北区的淡水和森林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其耕地、草场、能源和矿产则高出全国均值的22%～98%，其中尤以矿产和能源的地位最为突出（图15-2）。
图15-2 华北区资源要素本底基本特征图
源自：张雷、刘毅，2006.
图15-3 华北区资源要素空间组成特征
源自：张雷、刘毅，2006.
（2）空间组成特征
华北区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东部沿海、西部山区盆地和北部草原三个基本单元组成。
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及山东四省市的要素综合方面不具明显优势，但是在要素的结构组合方面为地区最佳（图15-3）。
相反，地处西部的山西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在山西的六大资源环境要素中，矿产和能源两类占了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84.3%，高出东部沿海地区（72%）12.3个百分点。
内蒙古的各类资源具有相当规模和开发潜力。但是，一方面，广大的国土面积使该地区的资源承载密度相对不足，当地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仅为华北区均值的75%；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水土资源开发潜力受到极大制约。
2）结论
就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而言，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状况的恶化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强烈。尽管如此，华北区经济社会结构的演进和社会产出的发展未能根据水资源的供给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其中尤以能源和矿产的开发利用为最典型。华北区已成为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的地区之一，日趋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成为恶劣生态变化的突出代表。
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地区发展政策应做相应调整：
（1）资源消费方式的转变，即社会资源消费从总量规模的快速增长向质量提高的快速推进转变。
（2）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指从传统的规模扩张为主向深度加工为主的资源开发方式转变。
（3）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一次性利用向多次性和重复性利用转变。（4）资源供给方式的转变，向本地资源开发与外来资源输入有机结合转变。
15.3.2 华东区
华东区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面积为31万km2，人口1.36亿（2000年）和1.47亿（2008年）（吴人坚，2010）。该地区水土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其中如何合理利用淡水资源，切实保护耕地，有效解决能源、矿产资源已迫在眉睫。所以这里重点简介长江三角洲的水土资源与能源矿产问题。
1）淡水资源
长江三角洲面临着淡水紧缺的局面。但是，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长江三角洲——多水地区的缺水问题。水是有的，而且还是足够多的，但“净水”匮乏。这就是所谓的质量型缺水。长三角水资源紧缺是由于该地区水资源的恶化，造成可供正常利用的地表水资源供水不足，从而迫使地下水过量开采，引起地面塌陷，加剧洪涝灾害。应把治理水污染作为解决该地区水资源问题的战略重点。具体建议如下：
（1）重新审视制定合理的水资源价格，以经济杠杆增强节约资源的动力。
（2）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逐步推广“清洁生产”。
（3）改分部治理为整体治理、单项治理为综合治理。
（4）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
（5）实施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协调各方关系。
2）土地资源
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缺乏，且农用地占用需求大是长三角土地利用长期面临的严峻态势。城市建设占用部分耕地难以避免，关键在于使用得当。有些城市竟以土地的廉价批租、低价转让等方式来吸引外资，许多非生产设施也大量占用农田，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的空间，还由于对农村、农民的补偿极少，实际上是对农民另一种形式的剥夺。长江三角洲未来的资源节约首先是有效地控制耕地流失。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重新审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
（2）规范政府征地和供地行为。
（3）调整非农建设用地布局。
（4）发展优质、高效、创汇农业。
（5）加强中低产田改造。
3）能源与矿产资源
能源与矿产资源缺乏是华东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长期以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消费产生大量污染物排放，在造成环境恶化的同时，也给该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压力。特提出如下发展对策：
（1）调整能源生产结构，电力工业要把核电放在首位，还要尽可能多利用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发电。
（2）能源问题的关键是运输，加强重点煤炭装卸港口建设，同时选择港口作为液化天然气接收地点，就地建设发电厂。
（3）积极制定有关能源的环境政策，推广洁净煤技术，逐步淘汰小发电厂。
（4）调整产业结构，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源损耗。
（5）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分享国际矿产、油气资源。
15.3.3 东北区
东北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面积78.79万km2，人口1.06亿（2000年）和1.09亿（2008年）。东北区是中国近代开发最晚的一个大区。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东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未来开发潜力主要体现在能源、森林和耕地三方面。而且，开发上述资源须考虑与淡水供给潜力的平衡。同时，能源（石油）开发潜力和耕地质量的下降，将对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淡水资源的空间重组、能源开发的持续和耕地质量的改善应成为未来地区资源持续开发的核心任务。
2）空间组成特征
在森林、耕地和淡水方面，三者有较强一致性，淡水均略显不足，森林和耕地优势明显。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东北是全国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最佳组合地区。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使东北区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达和活跃的地区之一，除了淡水外，森林、矿产、能源和土地资源均有相当基础，尽管大规模开发已有数十年历史，未来开发潜力仍有一定空间。但需对地区发展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1）淡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淡水资源呈现北多南寡、东多西少局面，应当提高吉林和黑龙江区域内河流开发利用水平。如通过“北水南调”（松花江调水到辽河）等工程，缓解辽中南地区用水紧张局面。
（2）加强对黑土资源的保护。
（3）转变能源供给方式，随着能源逐渐枯竭，力争煤炭外援；加强石油勘探，控制原油产量。
（4）调整林业产业结构。严格控制森林采伐量，将木材产业、森林保护和森林资源综合利用三者结合。
（5）建设国家资源战略储备基地。
15.3.4 华中区
华中区包括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面积87.12km2，人口3.18亿（2000年）和3.20亿（2008年）。该区地处长江和黄河中游地段，位居全国中原腹地，社会经济地位非常重要。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自然资源环境具有一定复杂性。南北差异明显，其中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的中南部气候特征类似，地形差异小，河南和安徽的北部则较类似。
华中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尤其淡水和土地资源优势明显。其特点是“两湖熟，天下足”。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该区在未来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地位更突出，其中以能源（水力资源）和淡水外输最为重要。
2）空间组成特征
具体各省而言，地处北部的河南省和安徽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耕地、矿产和能源却很丰富，河南在淡水资源方面略显不足。
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共同特点是淡水较充沛，但矿产和能源较匮乏，但较丰富水力资源在一定程度缓解缺能状况。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要素综合评价看，华中区拥有较好的资源基础，特别是水土两大资源的结合方面。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1）统筹利用淡水资源。目前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供水工程年老失修，配套不完善。并且水污染防治相对落后，应加强管理。另外还需综合考虑水资源布局和供水规划中外调水量对发展的影响，统筹安排水资源。
（2）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入手，实行山、水、田、林、河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注重产业结构优化，推广小流域综合治理经验。
（3）转变能源结构与供给方式。继续扩大区外能源输入，即开源。在能源供应数量增长同时，质量也需改善，加快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是根本。节能也很重要，要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4）加大治理环境污染力度。要明确环境治理目标，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应集中在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乡镇环境污染防治，以及水域环境治理等方面。
15.3.5 华南区
华南区包括大陆南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广西四省（区）及香港、澳门、台湾。大陆四省区国土面积57.11万km2，占全国5.96%，人口1.66亿（2000年）和1.88亿（2008年）。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华南区地处热带、亚热带，降水量丰富，生物资源多样，这是成为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的原因。但是它严重缺乏矿产和能源，耕地也因城市化而被大量占用，对五大资源综合评价表明，该区资源环境基础高于全国均值43%。尤以淡水和森林的优势最明显，分别高出全国平均的2倍和1.4倍。但矿产和能源资源仅为全国平均的1/4左右。
2）空间组成特征
在空间上，华南区地形较为复杂，主要是山地丘陵地形，各省间自然资源环境具有较相似特点。具体而言，福建资源综合禀赋处于四个省区首位，而海南除耕地相对丰足外，其他要素均相对落后。
3）总结及政策建议
（1）优势
①地（人）缘优势：毗邻港澳，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目前港澳及东南亚成为该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②政策优势：国家对广东、福建、海南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华南区拥有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先机。
③地理优势。
（2）问题
①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渐消失。
②面临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
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
④原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城市化扩张未充分考虑环保，落后地区为赶超发展，不惜以环境破坏为代价。
（3）政策建议
①建立区域能源供应保障体系。
②建立主要资源供需监控体系。
③形成区域综合运输体系。
④加强耕地、淡水及森林保护，治理水质与酸雨污染。
⑤调整产业结构以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15.3.6 西北区
西北区位于36°39′N以北和111°15′E以西，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土地总面积308.3万km2，人口9 172万（2000年）和9 193万（2008年），是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数量最少的一个区域。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北区深居内陆，主要位于我国第一、二大阶梯上，从自然资源环境看，有相对的完整性，地广人稀、干旱少雨是其鲜明特征。该区资源储量丰富、组合不佳，特别是水土资源组合不合理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水平。西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远低于全国平均，这也是西北区地广人稀的原因所在。西北区的要素评价范围定位在以下五方面：淡水、土地、矿产、森林和能源。
从单位国土面积五大资源要素赋存状态看，西北除矿产外，其他要素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淡水、森林、耕地仅占全国均值的1/3左右。
但是从人均资源量看，西北除淡水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外，其他四种资源均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尤其矿产和能源占绝对优势。
2）空间组成特征
空间结构可分为干旱区、青海高原区和黄土高原三部分。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和宁夏在要素综合上有明显优势：陕西各种资源组合较好，宁夏在结构组成方面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淡水尤其缺乏。在陕西五大要素中，矿产和能源占整个要素的68%，比甘肃（22.8%）高出45.2个百分点。
新疆和甘肃在要素综合方面明显落后，一方面，国土面积广大使资源承载密度不足，当地综合指标仅为西北均值的44%。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两省的水土资源潜力受极大制约。
青海的矿产，尤其钾盐在全国有重要地位。但是，水和矿资源不匹配制约矿产开发。另外，青海位于我国第一大阶梯上，大规模资源开发易引起水土流失，对下游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青海资源开发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系统的脆弱对当地发展有很大影响，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延续了粗放性开发的传统方式。由于未能根据水资源供给做出相应调整，西北发展面临无法回避的挑战：西北已成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地区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趋严重的淡水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
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优势将使西北人地关系进入一个更为紧张的阶段，其重要原因在于改善当地资源环境脆弱基础的艰难程度。因此，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①淡水的开发利用必须开源与节流并举、开发与保护并重，强化资源配置和管理。
②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防止能源、矿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③发展资源的比较优势，实行优势能源和矿产优先开发。
④依靠农业高科技，提高土地利用率，精耕细作，提高产量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⑤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
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实现特色农业与生态系统的协调。
15.3.7 西南区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重庆五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236.84万km2，人口1.96亿（2008年）。该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同时又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生态屏障。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南区大多位处我国海拔相对较高的第二级地貌单元上。区内海拔高差悬殊，气候多变，垂直地带性明显。该区自然资源基础相对薄弱。首先反映在总量的不足，其资源环境基础低于全国均值水平5%左右；其次反映在水、土有效结合欠佳，水多地少，淡水的单位国土面积赋存高出全国均值的71%，而耕地低于全国均值的35%。这也是西南区经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
西南区的耕地、矿产和能源资源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森林和淡水资源高出全国均值的17%和71%，其中尤以淡水的地位最为突出。
2）空间组成特征
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三个基本单元组成。云南、贵州两省资源要素综合具有明显优势，在结构组合上也为地区最佳。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的资源要素综合都较佳，重庆的结构组合不尽如人意，只有水和耕地占整个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绝大部分。西藏在资源要素综合和结构方面都欠佳，淡水、森林和能源占了要素综合比重的98.2%。虽然它们有相当规模，但由于承载密度相对不足，而且受海拔高度和特殊气候环境影响，其开发潜力受极大影响。
3）结论及政策建议
当前，土地资源不足和生态条件的脆弱对当地发展的影响最大。耕地的稳定和扩展有重要地位，而水能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有可能对有限耕地稳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另外，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对资源系统的稳定有很大消极影响。所以，如何提高资源开发效益，减少开发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西南区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应强调以下几点：
（1）加强资源的勘察和保护工作，提高资源环境的保障程度。
（2）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建设清洁能源、金属冶炼加工、生物资源加工基地。
（3）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4）适当控制生产规模，提高资源加工的深度，增强资源产品的附加值。
（5）提高“退耕还林”质量，增强生态功能。
（6）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地区利益。
15.4 中国资源与环境状况的区域实例
这里介绍的实例，不但有存在的问题，特别有一些生态环境建设的经验，如广西近海和闽江福州段水域等值得向大家推荐。
15.4.1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1）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特点及分布
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核心是利用效率问题。由于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水资源利用方式等诸多变量的不同，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表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的可能途径，也是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基本要求。通过实证研究，李世祥等（2008）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利用效率较低。导致利用效率有区域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15-5、表15-6）。
表15-5 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聚类结果
源自：李世祥等，2008.
表15-6 各类别水资源利用效率指标比较
源自：李世祥等，2008.
2）政策建议
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重视水资源本身管理，更要注重整个经济社会的共同参与。
（1）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要加大资源因素权重。
（2）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投资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3）加大水资源利用效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权重。
（4）加强水利部门对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职能，并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流域管理体制。
15.4.2 三江平原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孙志高等（2006）提出，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是我国湿地集中分布且面积最大、类型最齐全的地区之一。自1949年以来，该区先后经历四次开荒高潮，其结果是导致湿地面积急剧减少和耕地面积迅速增加（表15-7）。近年来，随着农业进一步开发和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增大，该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日益突出。
表15-7 三江平原湿地与耕地面积变化（1949—2000）
源自：孙志高等，2006.
1）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1）生态功能下降
生态功能下降导致湿地持水、蓄水和均化供水过程功能的丧失以及洪涝灾害发生频率的危害增大，并使湿地不断疏干，从而影响地下水的补给。
（2）生物多样性降低
①生境的破坏和破碎是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②生物资源衰退。生物资源过度开发，超过生物自我更新能力，不仅导致生物资源枯竭，而且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③农业生态环境弱化。自然植被受破坏，农田失去天然屏障，使土壤风蚀、水蚀和沙化等生态问题日益严重。
④农业环境污染突出。
2）区域可持续发展对策
（1）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公平问题。开发是为了当代人的需要，保护是为后代留下环境资产。现有湿地中，开发和保护的比例应该多大，在未确定以前，当前任务不再是继续开发，而是走改造中低产品为主的内涵发展之路。
（2）保护和恢复现有湿地资源，发挥湿地生态经济功能。
（3）制定并完善湿地保护、管理和经营的政策和法规，实现由多方面利益代表的公众参与。
（4）加强区域综合整治与经营，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15.4.3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对水体的影响
随着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的逐步落实，农村饮用水的安全和水体污染的治理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巨天珍等（2009）以兰州市农村作为研究区域，对2003年至2007年畜禽养殖污染的现状和趋势进行了研究（表15-8）。
表15-8 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的畜禽养殖总数 （单位：万头）
表15-8至表15-10均源自：巨天珍等，2009.
1）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各区（县）畜禽污染分析
文章选用耕地畜禽类粪便负荷警报值表征兰州农村地区畜禽粪便污染与否（表15-9）。
表15-9 兰州市各区（县）的耕地畜禽粪便负荷警报值和警报级别
从时间分布上看，2003年只有安宁区和红古区稍有污染，2005年至2007年增加至四个区，污染有所加重。其中安宁区由2003年的Ⅱ级警报级别至2006年至2007年达到Ⅳ级别。耕地面积在减少，而养殖数量在增加，这样就增大了耕地的粪便负荷、警报值，使畜禽污染趋向严重。
2）畜禽粪便对水体污染分析
依据不同畜禽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计算各种污物进入水体的流失量，再测算不同污物的等标污染排放量（见表15-10）。
表15-10 2003年至2005年畜禽污染物的等标污染物排放量
从表15-10中可看出猪的等标污染排放量明显高于牛和羊的排放量，2003年至2005年猪的排放量为768t、776t、812t，分别占畜禽粪便排污总量的74%、73%、65%，因此对兰州市农村地区而言猪粪便总体上对水体环境威胁最大。
3）结论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以安宁区最严重，猪粪对水体污染排放最大，污染危害最大的是TP。应加强畜禽养殖的区域规划，提倡家庭的舍饲养殖，鼓励和扶持规模化养殖的环保设施的完善和正常运行。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管理措施的严格执行必将对畜禽污染和水污染的源头防治起到积极作用。
15.4.4 西宁市水污染减排行动方案的初步研究
孙娟等（2009）分析西宁市存在的水环境问题，分析总量控制目标和水环境改善目标之间的差距，对近三年西宁水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系统分析和设计。
1）水质现状与趋势
2005年至2007年，湟水（西宁主要地表水源）主干流及北川河等支流上约80%断面水质超标，水质均为Ⅴ类和劣Ⅴ类，主要超标因子为生化需氧量、氨氮和石油类，个别断面的氨氮超标达10倍以上。
2）污染物排放与治理现状
2006年COD排放31 381t，比2005年增长7.9%，其中生活污水中COD排放19 936t，比2005年增10.41%，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比2005年增3.78%，目前，两座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为12.25万t，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40%，大量污水直排湟水河。工业污染治理设施投入不足，治理水平低，且企业非法排污严重。
3）总量控制目标
（1）“十一五”COD新增量 根据《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编制指南》，用产生系数预测生活COD排放量，根据城镇常住人口数等社会统计数据测算得到2007年至2010年西宁市将新增生活COD排放量1 819t；用排放强度预测得到新增工业COD排放量为8 030t，总计新增排放量9 849t。“十一五”期间共计增12 572t。
（2）总量控制目标 西宁市“十一五”总量控制目标有以下两个来源：
①青海省与西宁市签订COD控制任务：2010年控制在2.9万t，即维持2005年水平，实现化学需氧量排放的零增长。
②依据《黄河中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目标，到2010年，青海省控制在6.6万t，比2005年减5.7%。
（3）减排行动计划 由于西宁市存在省下达任务与重点流域任务不一致，设置COD“零增长”和削减5%两种控制目标，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业治理工程为减排项目，确保低削减目标。并结合污水处理厂尾水指标及工业废水稳定达标排放等减排措施，支持高削减任务的完成。
（4）减排效益分析 设计“低”“高”两套COD削减实施方案，提出对应的减排工程及措施。方案目标可达性分析结果见表15-11。
表15-11 西宁市“十一五”COD减排行动方案的减排效分析 （单位：t）
源自：孙娟等，2009.
从总结来看，西宁水污染防治减排方案设计思路是：总量控制目标是基石；由此向上通过新增量预测得到污染削减任务，通过水环境污染及治理现状分析定位重点减排源；针对不同源提出减排工程项目和措施。由于减排目标依据国家“十一五”总量控制的目标和重点流域的总量控制的目标不一致，在制定区域减排计划时，综合考虑多级控制目标，合理组合安排减排项目。
15.4.5 新疆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的生态环境治理
艾比湖流域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总面积为5.06×106 hm2。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流域内人口增多、耕地面积扩大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日益增加，致使入湖河流水量迅减或断流，水面急剧萎缩，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并造成严重危害。李新琪等（2008）从生态环境治理的工程措施出发，对流域核心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进行探讨，以期为遏制并扭转恶化趋势，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治理目标
总体目标是实施治理工程，遏制流域内生态退化趋势，恢复和改善生态功能，增强绿洲系统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治理分区
根据流域的生态要素、环境特征及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等，对流域核心区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分区，确定各分区的主导生态功能、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并提出各分区的生态保护目标、主要生态恢复治理的工程措施（表15-12）。
表15-12 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生态环境治理分区
源自：李新琪等，2008.
3）治理工程措施
治理工程目的是实现流域核心区生态系统结构稳定，主导生态功能有效发挥，生态环境恶化得到遏制并改善。对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与区域，实施工程及非工程治理措施，促进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1）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包括调水保湖的水利工程、裸露湖底的盐漠固沙工程、退化植被的保护及重建工程、自然保护区建管能力增强工程等。
（2）污染防治及城镇生态建设工程。包括博河、精河绿洲谷地内工业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农村非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及博乐市、温泉县及阿拉山口岸等城镇生态建设工程。
（3）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建设工程。在治理措施实施前形成一个跨地区、跨部门、具有综合管理职能的管理机构，并赋予统一实施管理、协调职能，是确保治理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
（4）生态环境治理宣传教育工程。
15.4.6 珠江三角洲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分布特征
珠三角是我国华南地区最繁华的经济区，广州、东莞和佛山构成了一个位于珠三角中心的城市带。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大力推进，该地区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马骁轩等（2009）研究了珠三角河网分水岭的土壤中有机氯农药（OCPs）的含量分布和组成特点，揭示了该地区可能仍然存在OCPs的输入，并估算了它们在整个研究区域的储量，显示了珠三角土壤中的OCPs可能向珠江河口和外海海域排放的潜力。
（1）土壤中的“六六六”（HCHs）类物质
土壤样品中HCHs含量范围是0.19～42.3ng·g-1（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及沈阳的土壤样品，与我国宁波相当），均值4.42ng·g-1。对于HCHs的四种单体来说，β-HCH的含量在广州、东莞、佛山三地的土壤中分布最高（表15-13）。由于其化学反应活性最低，是HCHs的四种异构体中在自然界保留时间最长的一种。
表15-13 样品中每种OCPs的平均浓度 （单位：ng·g-1）
源自：马骁轩等，2009.
（2）土壤中的“滴滴涕”（DDTs）类物质
三地土壤中DDTs的含量范围是3.58～831ng·g-1，稍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与宁波相当。
DDT可在微生物作用下降解成DDD和DDE。土壤中DDT经长期风化降解，如在此期间有外来DDT进入，它与DDD加DDE之和的比值应小于1。美国该比值小于0.1，而马骁轩等研究的区域仅有一半样品的比值小于1。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禁止生产DDT时间在1983年，大大晚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3）珠三角土壤中OCPs的储量估计
马骁轩等的研究用广州、东莞和佛山三地的平均浓度，对土壤中OCPs的储量分别进行估算，其结果为205t、46t和105t。据估计，珠江水系每年的悬浮颗粒物达到了4.45× 108 t。
15.4.7 广州市大气挥发性有机物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大气中臭氧（O3）的形成源于二氧化氮（NO2）的光解，但是只有当大气中存在挥发性有机物（VOC）时，才能形成臭氧的净增加。解鑫等（2009）用气相色谱技术测量广州市区点2006年夏季VOCs的实时变化特征和典型物种的日变化特征，并进一步通过观测数据分析典型VOC物种浓度变化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1）实验
从2006年7月3日到7月30日连续在广州市区测定空气中挥发有机物，采样点设在广东环保监测站17层楼顶。在线气相色谱仪是Syntech Spectrus GC 955分析系统，共测得45种挥发性有机物，时间分辨率为0.5h。
2）结果
（1）夏季广州市区挥发性有机物的变化和组成特征
图15-4给出了观测期间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氮氧化物（NOx）和臭氧在当时的气象条件下的时间序列图。
图15-4 观察点TVOC、NOx、O3的时间序列
图 15-4至图15-7均源自：解鑫等，2009.
从图15-5中可以看出在高浓度臭氧日的情况下，芳香烃和异戊二烯的浓度和百分比稍高于低臭氧浓度日。
图15-5 高、低浓度臭氧日比例
（2）挥发性有机物的日变化特征
图15-6至图15-7给出了部分VOC物种的日变化，其中丙烷浓度最高。
图15-6 观察点2006年夏季和2004年秋季VOC平均浓度前10位物种比较
3）结论
（1）夏季广州市区的VOC污染具有典型的城市特征，主要受交通源排放影响。丙烷是VOC的优势物种，主要来自于液化天然气燃料公交车和出租车的使用。重污染日出现在偏北风的气象条件下。从内陆过来的污染气团增加了广州市区观测点的VOC浓度。
（2）夏季广州市区的典型烷烃的浓度变化特征都具有早、晚高峰，与机动车高峰时间吻合。
（3）用乙苯与间、对二甲苯浓度的比值代表光化学年龄，来反映广州市区的光化学进程和臭氧生成的关系。在2006年7月12日和2006年7月19日至7月25日这两段时间内，臭氧浓度越高，气团经历的化学进程就越长。7月26日至7月30日观测点的气团经历较长的光化学进程，但是没有预期的高浓度臭氧生成，有可能受主导风向南风的影响，污染物质向观测点下风向传输。
图15-7 广州市区点总挥发性有机物，丙烷，间、对二甲苯，乙苯日变化特征
15.4.8 广西近海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协调性分析
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沿海地区正有望成为中国对接东盟的新“增长极”。苏伟（200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该地区环境及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并通过计算区域年均协调系数，以判定近海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类型。
1）指标选取及计算方法
经济系统选择10个指标：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二产增加值、人均三产增加值、利用外资额、人均地方财政收入、GDP增加值。相关计算表明：该区水质综合指数、有机物及营养盐污染指数与人均GDP相关性均显著相关，因此选取这三项作为环境系统主要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水环境、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2）计算结果分析
两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见表15-14。
表15-14 广西沿海经济与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
源自：苏伟，2008.
由表15-14可见，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逐年上升，近海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先下降然后上升。表明就整个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近岸海域而言，在经济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近海水环境质量维持原有较好质量并有所改善。这与该地区经济基础较薄弱，同时近岸海域环境容量较大，并且政府一贯重视环保，政策贯彻落实较好有关。
3）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1996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年均协调系数a用以下公式计算：
当a＞1时属于不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率大于或等于经济增长速度；当0≤a＜1时，属于基本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当a＜0时，属于协调型，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由表15-15可见，1997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与经济年均协调系数的多数年份属于协调或基本协调类型。
表15-15 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协调系数及协调性判断
源自：苏伟，2008.
4）结论
分析了该区域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出经济发展速度远大于水环境的恶化速度，意味着广西在近海水环境基本上维持良好现状的前提下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需进一步研究2005年环境、经济不协调的原因，加以改进。
15.4.9 近20年闽江福州段水域悬浮物的时空变化
福州是濒临东海的省会城市，研究近岸水域生态环境的时空演变对今后福州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温小乐、徐涵秋（2009）发表以闽江下游福州河段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信息和地面水质采样数据，为闽江福州段在1986年至2006年间悬浮物的空间分布和浓度变化趋势开展研究，旨在揭示闽江下游水质在近20年间的时空变化特点及其变化原因，为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分布状况
利用基于影像光谱建立的悬浮物预测模型分别对研究水域在1986年、1996年和2006年三个时期的悬浮物浓度进行反演，然后将悬浮物浓度由低至高分成1～6级。由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未设悬浮物指标，参照台湾环境主管部门的水质分级标准（许珺等，1999，见表15-16），对应研究闽江下游福州河段水体悬浮物浓度分级范围，分析各时期闽江福州段的水质环境及其面积分布。
表15-16 各级悬浮物浓度分级标准
源自：温小乐，徐涵秋，2009.
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空间分布均表现以下共同特点：①从闽侯竹岐到马尾这一河段的悬浮物浓度普遍较低，水质均属1～2级，水体较清澈；②从马尾到入海口区域，悬浮物浓度明显提高，水质多在3级以上，水体较浑浊，而且越靠近入海口，悬浮物浓度越高，常见5、6级。
整体而言，在所研究的时间段里，闽江福州段水体的悬浮物浓度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从1986年到1996年水体悬浮物浓度显著下降，污染程度减轻；但1996年到2006年间，大部分水域的悬浮物浓度有所增加，水体污染出现反弹，局部水质变差，但总体上还是明显好于1987年。
2）近20年闽江福州水质变化的原因分析
综上研究，该水域的悬浮物浓度在这20年间稳中有降，整体水质趋于好转。这主要得益于福建省及福州市政府对闽江水环境开展的系列综合整治工作，如闽江沿线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工业企业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沿线多家污水处理厂建设、生活污水管网铺设等。经过多年努力，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沿线污水处理率从2003年的20.9%提高到2007年的60.9%，从源头上遏制了对闽江水质的污染影响，确保了闽江沿线整体水质的改善（福建省环保局，2007）。
但是，在快安至马尾段水域，近20年来水源趋于恶化。由于1985年在该河段北岸设立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各类废水排放量日益增多。虽有2家污水处理厂，但因管网配套不到位，无法处理所有污水，直接排入闽江，导致水质不断恶化。
中国当前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5 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
资源与环境既是生态学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当前全球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这里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进行介绍。
15.1 中国的生态环境概况和主要特点
15.1.1 概况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位于北纬4°～53°，东经73°～135°，约有960万km2疆域和300万km2海域。从北到南跨纬度约50°，近5 500km距离，因而自北向南有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五个温度带。
我国地貌类型复杂，从东向西，地形逐步升高，形成三大阶梯。第一阶梯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m以上；第二阶梯从青藏高原的北缘和东缘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之间，海拔1 000～2 000m；第三阶梯在上述一线以东，海拔在500m以下。这种地势阶梯对我国境内生态环境的大地域分异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自然环境复杂，孕育着丰富的生态系统类型。
在我国，河流和湖泊数量多、面积大，海域广阔。流域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河流有1 500多条，100km2以上的有50 000多条。丰富的水域为水生生物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但是水域的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部，而西北地区十分缺水。我国的湖泊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有13个，1km2以上的有2 600多个，全国的沼泽面积约1 400万hm2。众多的湿地为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提供繁衍和迁徙的停留地。
辽阔的国土，多样的气候，类型丰富的地貌，众多的湖泊，东部和南部又有广阔的海域，为各种生物及生态系统类型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多种生态环境。第三纪及第四纪相对优越的自然、历史、地理条件更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生态系统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15.1.2 自然资源环境的特征分析
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的资源环境基础主要体现为总量可观、结构不尽如人意、人均拥有量不足和基础损耗大这四个特征（张雷、刘毅等，2006）。
1）总量可观
中国的资源环境在总量上还是相当可观的。这里选择可耕地、淡水资源、森林、矿产、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六项资源环境要素的表征指标以及国土面积、人口和GDP三项相关指标（表15-1）。
表15-1表明，相对于国土面积和GDP而言，中国在可耕地、矿产、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四方面在世界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
表15-1 中国资源环境及相关要素占世界比重（1998年）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2）结构不尽如人意
在各类资源要素的有效组合方面不尽如人意。以森林资源和大气污染为代表的生态状况要素指标不是太低，就是太高。中国在淡水资源、森林和大气环境方面的劣势尤为明显（表15-2）。
表15-2 世界人口大国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比较
注：①世界人口十大国家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日本和尼日利亚。
②表中的森林面积、矿产资源和二氧化碳排放为1995年数据，余者均为1998年数据。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3）人均拥有量不足
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作为关键的资源要素的可耕地、淡水、矿产、能源及森林等方面人均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表15-3）。
表15-3 中国资源环境要素表征指标的人均拥有水平与国际比较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4）基础损耗高
基础损耗体现在社会消费增长和环境破坏两方面。受资金和技术水平限制，建设初期社会生产发展依赖增大资源环境要素投入来实现。其中以矿产消费的增长和大气环境的破坏最为明显（表15-4）。
表15-4 中国资源环境基础损耗变化
续表15-4
源自：张雷、刘毅等，2006.
15.2 中国当前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主要问题包括生态系统退化加剧、资源压力严峻、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灾害加剧四方面（欧阳志云，2007）。
15.2.1 生态系统退化加剧
1）森林结构趋于简单化，服务功能退化
森林生态系统呈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局面。结构功能下降，类型比例向不合理方向发展，抗干扰能力降低，系统调节能力减弱，病虫害加剧。
2）草地退化，承载力下降
我国有84.4%的草地分布在西部，草地是西部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也是具有重要生态调节与保护功能的关键生态系统。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使草地迅速退化，面积减少，牲畜承载能力严重下降。草地的生态屏障作用降低，成为重要的沙尘源区。
3）湿地面积萎缩
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造成了大量湿地消失，盲目围垦，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不合理以及湿地污染严重等问题，导致湿地面积萎缩，水量减少，自然调节能力下降。
4）水土流失仍然严重
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km2，每年流失土壤总量50亿t。西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区域，黄河流域内蒙古河口镇至龙门区间的7万多km2范围内，输入黄河的泥沙约占黄河总输沙量的一半以上。
5）土地沙化形势严峻
我国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西北部，不仅沙化土地分布面积大，而且扩展速度快，治理难度大。20世纪90年代后5年我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每年达到3 436km2，比70年代增加一倍多。
6）石漠化危害加剧
石漠化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以及两广、两湖的部分地区。石漠化是西南地区的一种主要土地退化形式，不合理的土地开发造成土壤流失、土地生产力下降甚至丧失。虽然占土地比例不高，但分布相对集中，严重地区已经丧失支持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7）土壤盐渍化危害严重
土壤盐渍化主要分布在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等区域。西部地区的盐渍化主要是不合理的灌溉造成（如大水漫灌）的。
15.2.2 资源压力严峻
1）水资源短缺加剧
我国水资源贫乏，且空间分布不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辽宁、江苏、河南、北京、山东、河北、山西、宁夏、上海和天津10个省（市、区）人均水资源处于1 000m3严重水荒国际线以下，西北和华北地区缺水严重。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水生态系统平衡失调，江河断流加剧。同时地表水水区污染严重，水质性缺水加剧。地下水超采普遍，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出现大范围地下水漏斗。
2）耕地丧失加快
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少，利用强度大，耕地总量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加剧。由于耕地产出多、投入少，用养失衡，导致耕地地力退化严重，中低产农田占耕地面积2/3。由于受工业“三废”、酸雨、污灌及农用化学品影响，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威胁食品安全。
3）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大面积的天然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环境破碎化严重，大量野生物种濒临灭绝。西部地区是我国野生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仅种类多，而且特有性高，如野牦牛、藏羚羊、大熊猫、滇金丝猴、芒苞草、滇桐等。由于近年来人类滥捕、滥杀等不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对栖息地的破坏，导致不少野生物种种群退化，密度降低，有的甚至濒临灭绝。
同时，外来物种入侵活动日益加剧。如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紫茎泽兰、豚草、水葫芦等对我国生态系统的健康构成严重破坏，威胁种群多样性，导致局部种群消亡等。
15.2.3 环境污染严重
1）水环境污染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204条河流409个国控断面中，Ⅰ至Ⅲ类、Ⅳ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9.9%、23.7%和16.4%。长江、珠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在监测营养状态的26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42.3%。
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一、二类海水比例为62.7%，三类海水为14.1%，四类和劣四类海水为23.2%。四大海区中，黄海和南海近岸海域水质良好，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东海近岸海域水质极差。与上年相比，胶州湾一、二类海水比例上升25.0%，渤海湾、长江口和珠江口一、二类海水比例下降20.0%以上。
2）空气污染与酸雨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仍较重；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仍较重。全国471个县级及以上城市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其中3.6%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79.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15.5%的城市达到三级标准，1.7%的城市劣于三级标准。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达到二级标准的比例为73.5%，较上年提高6.2个百分点。全国开展酸雨监测的494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249个，占50.4%，酸雨程度严重或较重（降水年均pH小于5.0）的城市有107个，占21.6%，与上年基本持平。
3）农业污染与食品安全
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致使农田污染面积迅速扩大，造成土壤及农产品污染严重，品质不断下降，已使我国农田生态环境及食品安全受到威胁。我国北方地区污水灌溉面积大，据污染严重的22个省47个污灌区的20.67万hm2耕地调查结果，90%重点污染区为重金属污染，其次为石油化工废水、造纸废水、河流上游来污等。
15.2.4 生态灾害加剧
1）水、旱灾害
近50多年来，我国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高，农业受灾面积直线上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水灾呈下降趋势，但70年代后，洪水发生频率增加，成灾面积比例也显现相同趋势。我国中东部地区处于江河中下游地区，受洪涝灾害的威胁，洪涝灾害损失占全国同类灾害损失比重大。
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东部、广东和福建南部、云南和四川南部是我国旱灾最严重地区。1999年至2002年北方连续干旱，华北、东北和黄淮地区的部分地区旱情严重。2000年山东省因旱灾造成经济损失达175亿元。
2）沙尘暴
西北地区是沙尘暴主要发生地。甘肃、内蒙古、新疆、蒙陕宁长城沿线是我国沙尘暴主要四大发生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尘暴呈波动减少之势，90年代初开始回升。西北地区沙尘暴源区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重。
3）矿山开发环境问题
由于矿产资源开采规模不断增大，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率低，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也不断增大。我国因采矿而直接破坏的森林面积累计已达106万hm2，破坏草地26万hm2。截至2001年，因矿产开发而破坏的土地累计400万hm2，每年以4万hm2的速度递增，而土地复垦率仅为10%，比发达国家低50多个百分点，因矿产开发活动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和废渣，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恶劣多变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人类干扰导致我国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相对低下。尽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取得很大成绩，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从总体上看，生态系统呈现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局部地区生态退化的现象有所缓和，但退化的实质没有改变，退化的趋势在加剧，生态灾害在加重，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环境管理水平低下和环境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导致的资源环境破坏依然十分严重，人口增加、城市化发展、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
15.3 中国资源环境的区域分析
鉴于庞大的国土面积和复杂的地域自然资源环境，张雷、刘毅（2006）根据自然资源环境一致性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大区域：即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区、华东区、华中区、华南区和西南区（图15-1）。七个大区域的划分与传统划分方式有所不同。
图15-1 全国七大区分布示意图（张雷、刘毅，2006）
根据国家层次的人地关系分析，区域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协调状态及其未来演进趋势的分析也基本上在陆地淡水、耕地、矿产、能源和森林五个大资源环境要素方面展开。
15.3.1 华北区
华北区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山东6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170 万km2余，人口2.39亿（2000年）。2000年人口2.39亿（张雷、刘毅等，2006），至2008年增长至2.51亿（吴人坚，2010）。
作为资源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已使目前的华北区资源环境开发与协调状态进入了一个全面紧张的阶段。
1）资源本底评价
（1）要素综合及组成
要素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华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水平20%以上，这是华北区长期成为中国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的根本原因。
然而，以单位国土面积六大资源要素的赋存状态计算，华北区的淡水和森林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其耕地、草场、能源和矿产则高出全国均值的22%～98%，其中尤以矿产和能源的地位最为突出（图15-2）。
图15-2 华北区资源要素本底基本特征图
源自：张雷、刘毅，2006.
图15-3 华北区资源要素空间组成特征
源自：张雷、刘毅，2006.
（2）空间组成特征
华北区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东部沿海、西部山区盆地和北部草原三个基本单元组成。
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及山东四省市的要素综合方面不具明显优势，但是在要素的结构组合方面为地区最佳（图15-3）。
相反，地处西部的山西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在山西的六大资源环境要素中，矿产和能源两类占了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84.3%，高出东部沿海地区（72%）12.3个百分点。
内蒙古的各类资源具有相当规模和开发潜力。但是，一方面，广大的国土面积使该地区的资源承载密度相对不足，当地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仅为华北区均值的75%；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水土资源开发潜力受到极大制约。
2）结论
就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而言，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状况的恶化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强烈。尽管如此，华北区经济社会结构的演进和社会产出的发展未能根据水资源的供给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其中尤以能源和矿产的开发利用为最典型。华北区已成为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的地区之一，日趋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成为恶劣生态变化的突出代表。
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地区发展政策应做相应调整：
（1）资源消费方式的转变，即社会资源消费从总量规模的快速增长向质量提高的快速推进转变。
（2）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指从传统的规模扩张为主向深度加工为主的资源开发方式转变。
（3）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一次性利用向多次性和重复性利用转变。（4）资源供给方式的转变，向本地资源开发与外来资源输入有机结合转变。
15.3.2 华东区
华东区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面积为31万km2，人口1.36亿（2000年）和1.47亿（2008年）（吴人坚，2010）。该地区水土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其中如何合理利用淡水资源，切实保护耕地，有效解决能源、矿产资源已迫在眉睫。所以这里重点简介长江三角洲的水土资源与能源矿产问题。
1）淡水资源
长江三角洲面临着淡水紧缺的局面。但是，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长江三角洲——多水地区的缺水问题。水是有的，而且还是足够多的，但“净水”匮乏。这就是所谓的质量型缺水。长三角水资源紧缺是由于该地区水资源的恶化，造成可供正常利用的地表水资源供水不足，从而迫使地下水过量开采，引起地面塌陷，加剧洪涝灾害。应把治理水污染作为解决该地区水资源问题的战略重点。具体建议如下：
（1）重新审视制定合理的水资源价格，以经济杠杆增强节约资源的动力。
（2）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逐步推广“清洁生产”。
（3）改分部治理为整体治理、单项治理为综合治理。
（4）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
（5）实施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协调各方关系。
2）土地资源
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缺乏，且农用地占用需求大是长三角土地利用长期面临的严峻态势。城市建设占用部分耕地难以避免，关键在于使用得当。有些城市竟以土地的廉价批租、低价转让等方式来吸引外资，许多非生产设施也大量占用农田，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的空间，还由于对农村、农民的补偿极少，实际上是对农民另一种形式的剥夺。长江三角洲未来的资源节约首先是有效地控制耕地流失。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重新审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
（2）规范政府征地和供地行为。
（3）调整非农建设用地布局。
（4）发展优质、高效、创汇农业。
（5）加强中低产田改造。
3）能源与矿产资源
能源与矿产资源缺乏是华东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长期以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消费产生大量污染物排放，在造成环境恶化的同时，也给该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压力。特提出如下发展对策：
（1）调整能源生产结构，电力工业要把核电放在首位，还要尽可能多利用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发电。
（2）能源问题的关键是运输，加强重点煤炭装卸港口建设，同时选择港口作为液化天然气接收地点，就地建设发电厂。
（3）积极制定有关能源的环境政策，推广洁净煤技术，逐步淘汰小发电厂。
（4）调整产业结构，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源损耗。
（5）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分享国际矿产、油气资源。
15.3.3 东北区
东北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面积78.79万km2，人口1.06亿（2000年）和1.09亿（2008年）。东北区是中国近代开发最晚的一个大区。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东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未来开发潜力主要体现在能源、森林和耕地三方面。而且，开发上述资源须考虑与淡水供给潜力的平衡。同时，能源（石油）开发潜力和耕地质量的下降，将对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淡水资源的空间重组、能源开发的持续和耕地质量的改善应成为未来地区资源持续开发的核心任务。
2）空间组成特征
在森林、耕地和淡水方面，三者有较强一致性，淡水均略显不足，森林和耕地优势明显。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东北是全国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最佳组合地区。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使东北区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达和活跃的地区之一，除了淡水外，森林、矿产、能源和土地资源均有相当基础，尽管大规模开发已有数十年历史，未来开发潜力仍有一定空间。但需对地区发展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1）淡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淡水资源呈现北多南寡、东多西少局面，应当提高吉林和黑龙江区域内河流开发利用水平。如通过“北水南调”（松花江调水到辽河）等工程，缓解辽中南地区用水紧张局面。
（2）加强对黑土资源的保护。
（3）转变能源供给方式，随着能源逐渐枯竭，力争煤炭外援；加强石油勘探，控制原油产量。
（4）调整林业产业结构。严格控制森林采伐量，将木材产业、森林保护和森林资源综合利用三者结合。
（5）建设国家资源战略储备基地。
15.3.4 华中区
华中区包括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面积87.12km2，人口3.18亿（2000年）和3.20亿（2008年）。该区地处长江和黄河中游地段，位居全国中原腹地，社会经济地位非常重要。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自然资源环境具有一定复杂性。南北差异明显，其中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的中南部气候特征类似，地形差异小，河南和安徽的北部则较类似。
华中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尤其淡水和土地资源优势明显。其特点是“两湖熟，天下足”。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该区在未来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地位更突出，其中以能源（水力资源）和淡水外输最为重要。
2）空间组成特征
具体各省而言，地处北部的河南省和安徽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耕地、矿产和能源却很丰富，河南在淡水资源方面略显不足。
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共同特点是淡水较充沛，但矿产和能源较匮乏，但较丰富水力资源在一定程度缓解缺能状况。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要素综合评价看，华中区拥有较好的资源基础，特别是水土两大资源的结合方面。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1）统筹利用淡水资源。目前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供水工程年老失修，配套不完善。并且水污染防治相对落后，应加强管理。另外还需综合考虑水资源布局和供水规划中外调水量对发展的影响，统筹安排水资源。
（2）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入手，实行山、水、田、林、河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注重产业结构优化，推广小流域综合治理经验。
（3）转变能源结构与供给方式。继续扩大区外能源输入，即开源。在能源供应数量增长同时，质量也需改善，加快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是根本。节能也很重要，要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4）加大治理环境污染力度。要明确环境治理目标，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应集中在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乡镇环境污染防治，以及水域环境治理等方面。
15.3.5 华南区
华南区包括大陆南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广西四省（区）及香港、澳门、台湾。大陆四省区国土面积57.11万km2，占全国5.96%，人口1.66亿（2000年）和1.88亿（2008年）。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华南区地处热带、亚热带，降水量丰富，生物资源多样，这是成为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的原因。但是它严重缺乏矿产和能源，耕地也因城市化而被大量占用，对五大资源综合评价表明，该区资源环境基础高于全国均值43%。尤以淡水和森林的优势最明显，分别高出全国平均的2倍和1.4倍。但矿产和能源资源仅为全国平均的1/4左右。
2）空间组成特征
在空间上，华南区地形较为复杂，主要是山地丘陵地形，各省间自然资源环境具有较相似特点。具体而言，福建资源综合禀赋处于四个省区首位，而海南除耕地相对丰足外，其他要素均相对落后。
3）总结及政策建议
（1）优势
①地（人）缘优势：毗邻港澳，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目前港澳及东南亚成为该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②政策优势：国家对广东、福建、海南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华南区拥有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先机。
③地理优势。
（2）问题
①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渐消失。
②面临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
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
④原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城市化扩张未充分考虑环保，落后地区为赶超发展，不惜以环境破坏为代价。
（3）政策建议
①建立区域能源供应保障体系。
②建立主要资源供需监控体系。
③形成区域综合运输体系。
④加强耕地、淡水及森林保护，治理水质与酸雨污染。
⑤调整产业结构以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15.3.6 西北区
西北区位于36°39′N以北和111°15′E以西，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土地总面积308.3万km2，人口9 172万（2000年）和9 193万（2008年），是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数量最少的一个区域。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北区深居内陆，主要位于我国第一、二大阶梯上，从自然资源环境看，有相对的完整性，地广人稀、干旱少雨是其鲜明特征。该区资源储量丰富、组合不佳，特别是水土资源组合不合理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水平。西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远低于全国平均，这也是西北区地广人稀的原因所在。西北区的要素评价范围定位在以下五方面：淡水、土地、矿产、森林和能源。
从单位国土面积五大资源要素赋存状态看，西北除矿产外，其他要素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淡水、森林、耕地仅占全国均值的1/3左右。
但是从人均资源量看，西北除淡水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外，其他四种资源均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尤其矿产和能源占绝对优势。
2）空间组成特征
空间结构可分为干旱区、青海高原区和黄土高原三部分。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和宁夏在要素综合上有明显优势：陕西各种资源组合较好，宁夏在结构组成方面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淡水尤其缺乏。在陕西五大要素中，矿产和能源占整个要素的68%，比甘肃（22.8%）高出45.2个百分点。
新疆和甘肃在要素综合方面明显落后，一方面，国土面积广大使资源承载密度不足，当地综合指标仅为西北均值的44%。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两省的水土资源潜力受极大制约。
青海的矿产，尤其钾盐在全国有重要地位。但是，水和矿资源不匹配制约矿产开发。另外，青海位于我国第一大阶梯上，大规模资源开发易引起水土流失，对下游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青海资源开发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系统的脆弱对当地发展有很大影响，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延续了粗放性开发的传统方式。由于未能根据水资源供给做出相应调整，西北发展面临无法回避的挑战：西北已成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地区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趋严重的淡水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
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优势将使西北人地关系进入一个更为紧张的阶段，其重要原因在于改善当地资源环境脆弱基础的艰难程度。因此，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①淡水的开发利用必须开源与节流并举、开发与保护并重，强化资源配置和管理。
②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防止能源、矿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③发展资源的比较优势，实行优势能源和矿产优先开发。
④依靠农业高科技，提高土地利用率，精耕细作，提高产量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⑤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
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实现特色农业与生态系统的协调。
15.3.7 西南区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重庆五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236.84万km2，人口1.96亿（2008年）。该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同时又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生态屏障。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南区大多位处我国海拔相对较高的第二级地貌单元上。区内海拔高差悬殊，气候多变，垂直地带性明显。该区自然资源基础相对薄弱。首先反映在总量的不足，其资源环境基础低于全国均值水平5%左右；其次反映在水、土有效结合欠佳，水多地少，淡水的单位国土面积赋存高出全国均值的71%，而耕地低于全国均值的35%。这也是西南区经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
西南区的耕地、矿产和能源资源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森林和淡水资源高出全国均值的17%和71%，其中尤以淡水的地位最为突出。
2）空间组成特征
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三个基本单元组成。云南、贵州两省资源要素综合具有明显优势，在结构组合上也为地区最佳。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的资源要素综合都较佳，重庆的结构组合不尽如人意，只有水和耕地占整个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绝大部分。西藏在资源要素综合和结构方面都欠佳，淡水、森林和能源占了要素综合比重的98.2%。虽然它们有相当规模，但由于承载密度相对不足，而且受海拔高度和特殊气候环境影响，其开发潜力受极大影响。
3）结论及政策建议
当前，土地资源不足和生态条件的脆弱对当地发展的影响最大。耕地的稳定和扩展有重要地位，而水能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有可能对有限耕地稳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另外，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对资源系统的稳定有很大消极影响。所以，如何提高资源开发效益，减少开发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西南区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应强调以下几点：
（1）加强资源的勘察和保护工作，提高资源环境的保障程度。
（2）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建设清洁能源、金属冶炼加工、生物资源加工基地。
（3）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4）适当控制生产规模，提高资源加工的深度，增强资源产品的附加值。
（5）提高“退耕还林”质量，增强生态功能。
（6）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地区利益。
15.4 中国资源与环境状况的区域实例
这里介绍的实例，不但有存在的问题，特别有一些生态环境建设的经验，如广西近海和闽江福州段水域等值得向大家推荐。
15.4.1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1）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特点及分布
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核心是利用效率问题。由于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水资源利用方式等诸多变量的不同，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表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的可能途径，也是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基本要求。通过实证研究，李世祥等（2008）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利用效率较低。导致利用效率有区域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15-5、表15-6）。
表15-5 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聚类结果
源自：李世祥等，2008.
表15-6 各类别水资源利用效率指标比较
源自：李世祥等，2008.
2）政策建议
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重视水资源本身管理，更要注重整个经济社会的共同参与。
（1）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要加大资源因素权重。
（2）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投资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3）加大水资源利用效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权重。
（4）加强水利部门对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职能，并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流域管理体制。
15.4.2 三江平原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孙志高等（2006）提出，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是我国湿地集中分布且面积最大、类型最齐全的地区之一。自1949年以来，该区先后经历四次开荒高潮，其结果是导致湿地面积急剧减少和耕地面积迅速增加（表15-7）。近年来，随着农业进一步开发和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增大，该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日益突出。
表15-7 三江平原湿地与耕地面积变化（1949—2000）
源自：孙志高等，2006.
1）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1）生态功能下降
生态功能下降导致湿地持水、蓄水和均化供水过程功能的丧失以及洪涝灾害发生频率的危害增大，并使湿地不断疏干，从而影响地下水的补给。
（2）生物多样性降低
①生境的破坏和破碎是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②生物资源衰退。生物资源过度开发，超过生物自我更新能力，不仅导致生物资源枯竭，而且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③农业生态环境弱化。自然植被受破坏，农田失去天然屏障，使土壤风蚀、水蚀和沙化等生态问题日益严重。
④农业环境污染突出。
2）区域可持续发展对策
（1）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公平问题。开发是为了当代人的需要，保护是为后代留下环境资产。现有湿地中，开发和保护的比例应该多大，在未确定以前，当前任务不再是继续开发，而是走改造中低产品为主的内涵发展之路。
（2）保护和恢复现有湿地资源，发挥湿地生态经济功能。
（3）制定并完善湿地保护、管理和经营的政策和法规，实现由多方面利益代表的公众参与。
（4）加强区域综合整治与经营，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15.4.3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对水体的影响
随着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的逐步落实，农村饮用水的安全和水体污染的治理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巨天珍等（2009）以兰州市农村作为研究区域，对2003年至2007年畜禽养殖污染的现状和趋势进行了研究（表15-8）。
表15-8 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的畜禽养殖总数 （单位：万头）
表15-8至表15-10均源自：巨天珍等，2009.
1）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各区（县）畜禽污染分析
文章选用耕地畜禽类粪便负荷警报值表征兰州农村地区畜禽粪便污染与否（表15-9）。
表15-9 兰州市各区（县）的耕地畜禽粪便负荷警报值和警报级别
从时间分布上看，2003年只有安宁区和红古区稍有污染，2005年至2007年增加至四个区，污染有所加重。其中安宁区由2003年的Ⅱ级警报级别至2006年至2007年达到Ⅳ级别。耕地面积在减少，而养殖数量在增加，这样就增大了耕地的粪便负荷、警报值，使畜禽污染趋向严重。
2）畜禽粪便对水体污染分析
依据不同畜禽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计算各种污物进入水体的流失量，再测算不同污物的等标污染排放量（见表15-10）。
表15-10 2003年至2005年畜禽污染物的等标污染物排放量
从表15-10中可看出猪的等标污染排放量明显高于牛和羊的排放量，2003年至2005年猪的排放量为768t、776t、812t，分别占畜禽粪便排污总量的74%、73%、65%，因此对兰州市农村地区而言猪粪便总体上对水体环境威胁最大。
3）结论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以安宁区最严重，猪粪对水体污染排放最大，污染危害最大的是TP。应加强畜禽养殖的区域规划，提倡家庭的舍饲养殖，鼓励和扶持规模化养殖的环保设施的完善和正常运行。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管理措施的严格执行必将对畜禽污染和水污染的源头防治起到积极作用。
15.4.4 西宁市水污染减排行动方案的初步研究
孙娟等（2009）分析西宁市存在的水环境问题，分析总量控制目标和水环境改善目标之间的差距，对近三年西宁水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系统分析和设计。
1）水质现状与趋势
2005年至2007年，湟水（西宁主要地表水源）主干流及北川河等支流上约80%断面水质超标，水质均为Ⅴ类和劣Ⅴ类，主要超标因子为生化需氧量、氨氮和石油类，个别断面的氨氮超标达10倍以上。
2）污染物排放与治理现状
2006年COD排放31 381t，比2005年增长7.9%，其中生活污水中COD排放19 936t，比2005年增10.41%，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比2005年增3.78%，目前，两座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为12.25万t，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40%，大量污水直排湟水河。工业污染治理设施投入不足，治理水平低，且企业非法排污严重。
3）总量控制目标
（1）“十一五”COD新增量 根据《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编制指南》，用产生系数预测生活COD排放量，根据城镇常住人口数等社会统计数据测算得到2007年至2010年西宁市将新增生活COD排放量1 819t；用排放强度预测得到新增工业COD排放量为8 030t，总计新增排放量9 849t。“十一五”期间共计增12 572t。
（2）总量控制目标 西宁市“十一五”总量控制目标有以下两个来源：
①青海省与西宁市签订COD控制任务：2010年控制在2.9万t，即维持2005年水平，实现化学需氧量排放的零增长。
②依据《黄河中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目标，到2010年，青海省控制在6.6万t，比2005年减5.7%。
（3）减排行动计划 由于西宁市存在省下达任务与重点流域任务不一致，设置COD“零增长”和削减5%两种控制目标，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业治理工程为减排项目，确保低削减目标。并结合污水处理厂尾水指标及工业废水稳定达标排放等减排措施，支持高削减任务的完成。
（4）减排效益分析 设计“低”“高”两套COD削减实施方案，提出对应的减排工程及措施。方案目标可达性分析结果见表15-11。
表15-11 西宁市“十一五”COD减排行动方案的减排效分析 （单位：t）
源自：孙娟等，2009.
从总结来看，西宁水污染防治减排方案设计思路是：总量控制目标是基石；由此向上通过新增量预测得到污染削减任务，通过水环境污染及治理现状分析定位重点减排源；针对不同源提出减排工程项目和措施。由于减排目标依据国家“十一五”总量控制的目标和重点流域的总量控制的目标不一致，在制定区域减排计划时，综合考虑多级控制目标，合理组合安排减排项目。
15.4.5 新疆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的生态环境治理
艾比湖流域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总面积为5.06×106 hm2。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流域内人口增多、耕地面积扩大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日益增加，致使入湖河流水量迅减或断流，水面急剧萎缩，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并造成严重危害。李新琪等（2008）从生态环境治理的工程措施出发，对流域核心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进行探讨，以期为遏制并扭转恶化趋势，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治理目标
总体目标是实施治理工程，遏制流域内生态退化趋势，恢复和改善生态功能，增强绿洲系统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治理分区
根据流域的生态要素、环境特征及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等，对流域核心区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分区，确定各分区的主导生态功能、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并提出各分区的生态保护目标、主要生态恢复治理的工程措施（表15-12）。
表15-12 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生态环境治理分区
源自：李新琪等，2008.
3）治理工程措施
治理工程目的是实现流域核心区生态系统结构稳定，主导生态功能有效发挥，生态环境恶化得到遏制并改善。对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与区域，实施工程及非工程治理措施，促进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1）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包括调水保湖的水利工程、裸露湖底的盐漠固沙工程、退化植被的保护及重建工程、自然保护区建管能力增强工程等。
（2）污染防治及城镇生态建设工程。包括博河、精河绿洲谷地内工业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农村非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及博乐市、温泉县及阿拉山口岸等城镇生态建设工程。
（3）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建设工程。在治理措施实施前形成一个跨地区、跨部门、具有综合管理职能的管理机构，并赋予统一实施管理、协调职能，是确保治理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
（4）生态环境治理宣传教育工程。
15.4.6 珠江三角洲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分布特征
珠三角是我国华南地区最繁华的经济区，广州、东莞和佛山构成了一个位于珠三角中心的城市带。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大力推进，该地区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马骁轩等（2009）研究了珠三角河网分水岭的土壤中有机氯农药（OCPs）的含量分布和组成特点，揭示了该地区可能仍然存在OCPs的输入，并估算了它们在整个研究区域的储量，显示了珠三角土壤中的OCPs可能向珠江河口和外海海域排放的潜力。
（1）土壤中的“六六六”（HCHs）类物质
土壤样品中HCHs含量范围是0.19～42.3ng·g-1（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及沈阳的土壤样品，与我国宁波相当），均值4.42ng·g-1。对于HCHs的四种单体来说，β-HCH的含量在广州、东莞、佛山三地的土壤中分布最高（表15-13）。由于其化学反应活性最低，是HCHs的四种异构体中在自然界保留时间最长的一种。
表15-13 样品中每种OCPs的平均浓度 （单位：ng·g-1）
源自：马骁轩等，2009.
（2）土壤中的“滴滴涕”（DDTs）类物质
三地土壤中DDTs的含量范围是3.58～831ng·g-1，稍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与宁波相当。
DDT可在微生物作用下降解成DDD和DDE。土壤中DDT经长期风化降解，如在此期间有外来DDT进入，它与DDD加DDE之和的比值应小于1。美国该比值小于0.1，而马骁轩等研究的区域仅有一半样品的比值小于1。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禁止生产DDT时间在1983年，大大晚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3）珠三角土壤中OCPs的储量估计
马骁轩等的研究用广州、东莞和佛山三地的平均浓度，对土壤中OCPs的储量分别进行估算，其结果为205t、46t和105t。据估计，珠江水系每年的悬浮颗粒物达到了4.45× 108 t。
15.4.7 广州市大气挥发性有机物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大气中臭氧（O3）的形成源于二氧化氮（NO2）的光解，但是只有当大气中存在挥发性有机物（VOC）时，才能形成臭氧的净增加。解鑫等（2009）用气相色谱技术测量广州市区点2006年夏季VOCs的实时变化特征和典型物种的日变化特征，并进一步通过观测数据分析典型VOC物种浓度变化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1）实验
从2006年7月3日到7月30日连续在广州市区测定空气中挥发有机物，采样点设在广东环保监测站17层楼顶。在线气相色谱仪是Syntech Spectrus GC 955分析系统，共测得45种挥发性有机物，时间分辨率为0.5h。
2）结果
（1）夏季广州市区挥发性有机物的变化和组成特征
图15-4给出了观测期间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氮氧化物（NOx）和臭氧在当时的气象条件下的时间序列图。
图15-4 观察点TVOC、NOx、O3的时间序列
图 15-4至图15-7均源自：解鑫等，2009.
从图15-5中可以看出在高浓度臭氧日的情况下，芳香烃和异戊二烯的浓度和百分比稍高于低臭氧浓度日。
图15-5 高、低浓度臭氧日比例
（2）挥发性有机物的日变化特征
图15-6至图15-7给出了部分VOC物种的日变化，其中丙烷浓度最高。
图15-6 观察点2006年夏季和2004年秋季VOC平均浓度前10位物种比较
3）结论
（1）夏季广州市区的VOC污染具有典型的城市特征，主要受交通源排放影响。丙烷是VOC的优势物种，主要来自于液化天然气燃料公交车和出租车的使用。重污染日出现在偏北风的气象条件下。从内陆过来的污染气团增加了广州市区观测点的VOC浓度。
（2）夏季广州市区的典型烷烃的浓度变化特征都具有早、晚高峰，与机动车高峰时间吻合。
（3）用乙苯与间、对二甲苯浓度的比值代表光化学年龄，来反映广州市区的光化学进程和臭氧生成的关系。在2006年7月12日和2006年7月19日至7月25日这两段时间内，臭氧浓度越高，气团经历的化学进程就越长。7月26日至7月30日观测点的气团经历较长的光化学进程，但是没有预期的高浓度臭氧生成，有可能受主导风向南风的影响，污染物质向观测点下风向传输。
图15-7 广州市区点总挥发性有机物，丙烷，间、对二甲苯，乙苯日变化特征
15.4.8 广西近海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协调性分析
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沿海地区正有望成为中国对接东盟的新“增长极”。苏伟（200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该地区环境及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并通过计算区域年均协调系数，以判定近海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类型。
1）指标选取及计算方法
经济系统选择10个指标：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二产增加值、人均三产增加值、利用外资额、人均地方财政收入、GDP增加值。相关计算表明：该区水质综合指数、有机物及营养盐污染指数与人均GDP相关性均显著相关，因此选取这三项作为环境系统主要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水环境、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2）计算结果分析
两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见表15-14。
表15-14 广西沿海经济与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
源自：苏伟，2008.
由表15-14可见，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逐年上升，近海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先下降然后上升。表明就整个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近岸海域而言，在经济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近海水环境质量维持原有较好质量并有所改善。这与该地区经济基础较薄弱，同时近岸海域环境容量较大，并且政府一贯重视环保，政策贯彻落实较好有关。
3）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1996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年均协调系数a用以下公式计算：
当a＞1时属于不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率大于或等于经济增长速度；当0≤a＜1时，属于基本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当a＜0时，属于协调型，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由表15-15可见，1997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与经济年均协调系数的多数年份属于协调或基本协调类型。
表15-15 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协调系数及协调性判断
源自：苏伟，2008.
4）结论
分析了该区域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出经济发展速度远大于水环境的恶化速度，意味着广西在近海水环境基本上维持良好现状的前提下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需进一步研究2005年环境、经济不协调的原因，加以改进。
15.4.9 近20年闽江福州段水域悬浮物的时空变化
福州是濒临东海的省会城市，研究近岸水域生态环境的时空演变对今后福州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温小乐、徐涵秋（2009）发表以闽江下游福州河段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信息和地面水质采样数据，为闽江福州段在1986年至2006年间悬浮物的空间分布和浓度变化趋势开展研究，旨在揭示闽江下游水质在近20年间的时空变化特点及其变化原因，为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分布状况
利用基于影像光谱建立的悬浮物预测模型分别对研究水域在1986年、1996年和2006年三个时期的悬浮物浓度进行反演，然后将悬浮物浓度由低至高分成1～6级。由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未设悬浮物指标，参照台湾环境主管部门的水质分级标准（许珺等，1999，见表15-16），对应研究闽江下游福州河段水体悬浮物浓度分级范围，分析各时期闽江福州段的水质环境及其面积分布。
表15-16 各级悬浮物浓度分级标准
源自：温小乐，徐涵秋，2009.
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空间分布均表现以下共同特点：①从闽侯竹岐到马尾这一河段的悬浮物浓度普遍较低，水质均属1～2级，水体较清澈；②从马尾到入海口区域，悬浮物浓度明显提高，水质多在3级以上，水体较浑浊，而且越靠近入海口，悬浮物浓度越高，常见5、6级。
整体而言，在所研究的时间段里，闽江福州段水体的悬浮物浓度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从1986年到1996年水体悬浮物浓度显著下降，污染程度减轻；但1996年到2006年间，大部分水域的悬浮物浓度有所增加，水体污染出现反弹，局部水质变差，但总体上还是明显好于1987年。
2）近20年闽江福州水质变化的原因分析
综上研究，该水域的悬浮物浓度在这20年间稳中有降，整体水质趋于好转。这主要得益于福建省及福州市政府对闽江水环境开展的系列综合整治工作，如闽江沿线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工业企业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沿线多家污水处理厂建设、生活污水管网铺设等。经过多年努力，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沿线污水处理率从2003年的20.9%提高到2007年的60.9%，从源头上遏制了对闽江水质的污染影响，确保了闽江沿线整体水质的改善（福建省环保局，2007）。
但是，在快安至马尾段水域，近20年来水源趋于恶化。由于1985年在该河段北岸设立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各类废水排放量日益增多。虽有2家污水处理厂，但因管网配套不到位，无法处理所有污水，直接排入闽江，导致水质不断恶化。
生态系统退化加剧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5 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
资源与环境既是生态学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当前全球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这里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进行介绍。
15.1 中国的生态环境概况和主要特点
15.1.1 概况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位于北纬4°～53°，东经73°～135°，约有960万km2疆域和300万km2海域。从北到南跨纬度约50°，近5 500km距离，因而自北向南有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五个温度带。
我国地貌类型复杂，从东向西，地形逐步升高，形成三大阶梯。第一阶梯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m以上；第二阶梯从青藏高原的北缘和东缘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之间，海拔1 000～2 000m；第三阶梯在上述一线以东，海拔在500m以下。这种地势阶梯对我国境内生态环境的大地域分异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自然环境复杂，孕育着丰富的生态系统类型。
在我国，河流和湖泊数量多、面积大，海域广阔。流域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河流有1 500多条，100km2以上的有50 000多条。丰富的水域为水生生物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但是水域的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部，而西北地区十分缺水。我国的湖泊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有13个，1km2以上的有2 600多个，全国的沼泽面积约1 400万hm2。众多的湿地为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提供繁衍和迁徙的停留地。
辽阔的国土，多样的气候，类型丰富的地貌，众多的湖泊，东部和南部又有广阔的海域，为各种生物及生态系统类型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多种生态环境。第三纪及第四纪相对优越的自然、历史、地理条件更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生态系统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15.1.2 自然资源环境的特征分析
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的资源环境基础主要体现为总量可观、结构不尽如人意、人均拥有量不足和基础损耗大这四个特征（张雷、刘毅等，2006）。
1）总量可观
中国的资源环境在总量上还是相当可观的。这里选择可耕地、淡水资源、森林、矿产、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六项资源环境要素的表征指标以及国土面积、人口和GDP三项相关指标（表15-1）。
表15-1表明，相对于国土面积和GDP而言，中国在可耕地、矿产、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四方面在世界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
表15-1 中国资源环境及相关要素占世界比重（1998年）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2）结构不尽如人意
在各类资源要素的有效组合方面不尽如人意。以森林资源和大气污染为代表的生态状况要素指标不是太低，就是太高。中国在淡水资源、森林和大气环境方面的劣势尤为明显（表15-2）。
表15-2 世界人口大国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比较
注：①世界人口十大国家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日本和尼日利亚。
②表中的森林面积、矿产资源和二氧化碳排放为1995年数据，余者均为1998年数据。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3）人均拥有量不足
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作为关键的资源要素的可耕地、淡水、矿产、能源及森林等方面人均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表15-3）。
表15-3 中国资源环境要素表征指标的人均拥有水平与国际比较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4）基础损耗高
基础损耗体现在社会消费增长和环境破坏两方面。受资金和技术水平限制，建设初期社会生产发展依赖增大资源环境要素投入来实现。其中以矿产消费的增长和大气环境的破坏最为明显（表15-4）。
表15-4 中国资源环境基础损耗变化
续表15-4
源自：张雷、刘毅等，2006.
15.2 中国当前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主要问题包括生态系统退化加剧、资源压力严峻、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灾害加剧四方面（欧阳志云，2007）。
15.2.1 生态系统退化加剧
1）森林结构趋于简单化，服务功能退化
森林生态系统呈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局面。结构功能下降，类型比例向不合理方向发展，抗干扰能力降低，系统调节能力减弱，病虫害加剧。
2）草地退化，承载力下降
我国有84.4%的草地分布在西部，草地是西部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也是具有重要生态调节与保护功能的关键生态系统。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使草地迅速退化，面积减少，牲畜承载能力严重下降。草地的生态屏障作用降低，成为重要的沙尘源区。
3）湿地面积萎缩
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造成了大量湿地消失，盲目围垦，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不合理以及湿地污染严重等问题，导致湿地面积萎缩，水量减少，自然调节能力下降。
4）水土流失仍然严重
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km2，每年流失土壤总量50亿t。西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区域，黄河流域内蒙古河口镇至龙门区间的7万多km2范围内，输入黄河的泥沙约占黄河总输沙量的一半以上。
5）土地沙化形势严峻
我国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西北部，不仅沙化土地分布面积大，而且扩展速度快，治理难度大。20世纪90年代后5年我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每年达到3 436km2，比70年代增加一倍多。
6）石漠化危害加剧
石漠化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以及两广、两湖的部分地区。石漠化是西南地区的一种主要土地退化形式，不合理的土地开发造成土壤流失、土地生产力下降甚至丧失。虽然占土地比例不高，但分布相对集中，严重地区已经丧失支持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7）土壤盐渍化危害严重
土壤盐渍化主要分布在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等区域。西部地区的盐渍化主要是不合理的灌溉造成（如大水漫灌）的。
15.2.2 资源压力严峻
1）水资源短缺加剧
我国水资源贫乏，且空间分布不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辽宁、江苏、河南、北京、山东、河北、山西、宁夏、上海和天津10个省（市、区）人均水资源处于1 000m3严重水荒国际线以下，西北和华北地区缺水严重。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水生态系统平衡失调，江河断流加剧。同时地表水水区污染严重，水质性缺水加剧。地下水超采普遍，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出现大范围地下水漏斗。
2）耕地丧失加快
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少，利用强度大，耕地总量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加剧。由于耕地产出多、投入少，用养失衡，导致耕地地力退化严重，中低产农田占耕地面积2/3。由于受工业“三废”、酸雨、污灌及农用化学品影响，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威胁食品安全。
3）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大面积的天然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环境破碎化严重，大量野生物种濒临灭绝。西部地区是我国野生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仅种类多，而且特有性高，如野牦牛、藏羚羊、大熊猫、滇金丝猴、芒苞草、滇桐等。由于近年来人类滥捕、滥杀等不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对栖息地的破坏，导致不少野生物种种群退化，密度降低，有的甚至濒临灭绝。
同时，外来物种入侵活动日益加剧。如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紫茎泽兰、豚草、水葫芦等对我国生态系统的健康构成严重破坏，威胁种群多样性，导致局部种群消亡等。
15.2.3 环境污染严重
1）水环境污染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204条河流409个国控断面中，Ⅰ至Ⅲ类、Ⅳ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9.9%、23.7%和16.4%。长江、珠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在监测营养状态的26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42.3%。
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一、二类海水比例为62.7%，三类海水为14.1%，四类和劣四类海水为23.2%。四大海区中，黄海和南海近岸海域水质良好，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东海近岸海域水质极差。与上年相比，胶州湾一、二类海水比例上升25.0%，渤海湾、长江口和珠江口一、二类海水比例下降20.0%以上。
2）空气污染与酸雨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仍较重；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仍较重。全国471个县级及以上城市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其中3.6%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79.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15.5%的城市达到三级标准，1.7%的城市劣于三级标准。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达到二级标准的比例为73.5%，较上年提高6.2个百分点。全国开展酸雨监测的494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249个，占50.4%，酸雨程度严重或较重（降水年均pH小于5.0）的城市有107个，占21.6%，与上年基本持平。
3）农业污染与食品安全
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致使农田污染面积迅速扩大，造成土壤及农产品污染严重，品质不断下降，已使我国农田生态环境及食品安全受到威胁。我国北方地区污水灌溉面积大，据污染严重的22个省47个污灌区的20.67万hm2耕地调查结果，90%重点污染区为重金属污染，其次为石油化工废水、造纸废水、河流上游来污等。
15.2.4 生态灾害加剧
1）水、旱灾害
近50多年来，我国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高，农业受灾面积直线上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水灾呈下降趋势，但70年代后，洪水发生频率增加，成灾面积比例也显现相同趋势。我国中东部地区处于江河中下游地区，受洪涝灾害的威胁，洪涝灾害损失占全国同类灾害损失比重大。
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东部、广东和福建南部、云南和四川南部是我国旱灾最严重地区。1999年至2002年北方连续干旱，华北、东北和黄淮地区的部分地区旱情严重。2000年山东省因旱灾造成经济损失达175亿元。
2）沙尘暴
西北地区是沙尘暴主要发生地。甘肃、内蒙古、新疆、蒙陕宁长城沿线是我国沙尘暴主要四大发生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尘暴呈波动减少之势，90年代初开始回升。西北地区沙尘暴源区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重。
3）矿山开发环境问题
由于矿产资源开采规模不断增大，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率低，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也不断增大。我国因采矿而直接破坏的森林面积累计已达106万hm2，破坏草地26万hm2。截至2001年，因矿产开发而破坏的土地累计400万hm2，每年以4万hm2的速度递增，而土地复垦率仅为10%，比发达国家低50多个百分点，因矿产开发活动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和废渣，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恶劣多变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人类干扰导致我国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相对低下。尽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取得很大成绩，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从总体上看，生态系统呈现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局部地区生态退化的现象有所缓和，但退化的实质没有改变，退化的趋势在加剧，生态灾害在加重，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环境管理水平低下和环境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导致的资源环境破坏依然十分严重，人口增加、城市化发展、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
15.3 中国资源环境的区域分析
鉴于庞大的国土面积和复杂的地域自然资源环境，张雷、刘毅（2006）根据自然资源环境一致性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大区域：即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区、华东区、华中区、华南区和西南区（图15-1）。七个大区域的划分与传统划分方式有所不同。
图15-1 全国七大区分布示意图（张雷、刘毅，2006）
根据国家层次的人地关系分析，区域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协调状态及其未来演进趋势的分析也基本上在陆地淡水、耕地、矿产、能源和森林五个大资源环境要素方面展开。
15.3.1 华北区
华北区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山东6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170 万km2余，人口2.39亿（2000年）。2000年人口2.39亿（张雷、刘毅等，2006），至2008年增长至2.51亿（吴人坚，2010）。
作为资源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已使目前的华北区资源环境开发与协调状态进入了一个全面紧张的阶段。
1）资源本底评价
（1）要素综合及组成
要素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华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水平20%以上，这是华北区长期成为中国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的根本原因。
然而，以单位国土面积六大资源要素的赋存状态计算，华北区的淡水和森林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其耕地、草场、能源和矿产则高出全国均值的22%～98%，其中尤以矿产和能源的地位最为突出（图15-2）。
图15-2 华北区资源要素本底基本特征图
源自：张雷、刘毅，2006.
图15-3 华北区资源要素空间组成特征
源自：张雷、刘毅，2006.
（2）空间组成特征
华北区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东部沿海、西部山区盆地和北部草原三个基本单元组成。
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及山东四省市的要素综合方面不具明显优势，但是在要素的结构组合方面为地区最佳（图15-3）。
相反，地处西部的山西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在山西的六大资源环境要素中，矿产和能源两类占了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84.3%，高出东部沿海地区（72%）12.3个百分点。
内蒙古的各类资源具有相当规模和开发潜力。但是，一方面，广大的国土面积使该地区的资源承载密度相对不足，当地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仅为华北区均值的75%；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水土资源开发潜力受到极大制约。
2）结论
就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而言，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状况的恶化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强烈。尽管如此，华北区经济社会结构的演进和社会产出的发展未能根据水资源的供给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其中尤以能源和矿产的开发利用为最典型。华北区已成为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的地区之一，日趋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成为恶劣生态变化的突出代表。
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地区发展政策应做相应调整：
（1）资源消费方式的转变，即社会资源消费从总量规模的快速增长向质量提高的快速推进转变。
（2）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指从传统的规模扩张为主向深度加工为主的资源开发方式转变。
（3）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一次性利用向多次性和重复性利用转变。（4）资源供给方式的转变，向本地资源开发与外来资源输入有机结合转变。
15.3.2 华东区
华东区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面积为31万km2，人口1.36亿（2000年）和1.47亿（2008年）（吴人坚，2010）。该地区水土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其中如何合理利用淡水资源，切实保护耕地，有效解决能源、矿产资源已迫在眉睫。所以这里重点简介长江三角洲的水土资源与能源矿产问题。
1）淡水资源
长江三角洲面临着淡水紧缺的局面。但是，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长江三角洲——多水地区的缺水问题。水是有的，而且还是足够多的，但“净水”匮乏。这就是所谓的质量型缺水。长三角水资源紧缺是由于该地区水资源的恶化，造成可供正常利用的地表水资源供水不足，从而迫使地下水过量开采，引起地面塌陷，加剧洪涝灾害。应把治理水污染作为解决该地区水资源问题的战略重点。具体建议如下：
（1）重新审视制定合理的水资源价格，以经济杠杆增强节约资源的动力。
（2）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逐步推广“清洁生产”。
（3）改分部治理为整体治理、单项治理为综合治理。
（4）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
（5）实施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协调各方关系。
2）土地资源
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缺乏，且农用地占用需求大是长三角土地利用长期面临的严峻态势。城市建设占用部分耕地难以避免，关键在于使用得当。有些城市竟以土地的廉价批租、低价转让等方式来吸引外资，许多非生产设施也大量占用农田，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的空间，还由于对农村、农民的补偿极少，实际上是对农民另一种形式的剥夺。长江三角洲未来的资源节约首先是有效地控制耕地流失。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重新审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
（2）规范政府征地和供地行为。
（3）调整非农建设用地布局。
（4）发展优质、高效、创汇农业。
（5）加强中低产田改造。
3）能源与矿产资源
能源与矿产资源缺乏是华东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长期以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消费产生大量污染物排放，在造成环境恶化的同时，也给该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压力。特提出如下发展对策：
（1）调整能源生产结构，电力工业要把核电放在首位，还要尽可能多利用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发电。
（2）能源问题的关键是运输，加强重点煤炭装卸港口建设，同时选择港口作为液化天然气接收地点，就地建设发电厂。
（3）积极制定有关能源的环境政策，推广洁净煤技术，逐步淘汰小发电厂。
（4）调整产业结构，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源损耗。
（5）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分享国际矿产、油气资源。
15.3.3 东北区
东北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面积78.79万km2，人口1.06亿（2000年）和1.09亿（2008年）。东北区是中国近代开发最晚的一个大区。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东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未来开发潜力主要体现在能源、森林和耕地三方面。而且，开发上述资源须考虑与淡水供给潜力的平衡。同时，能源（石油）开发潜力和耕地质量的下降，将对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淡水资源的空间重组、能源开发的持续和耕地质量的改善应成为未来地区资源持续开发的核心任务。
2）空间组成特征
在森林、耕地和淡水方面，三者有较强一致性，淡水均略显不足，森林和耕地优势明显。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东北是全国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最佳组合地区。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使东北区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达和活跃的地区之一，除了淡水外，森林、矿产、能源和土地资源均有相当基础，尽管大规模开发已有数十年历史，未来开发潜力仍有一定空间。但需对地区发展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1）淡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淡水资源呈现北多南寡、东多西少局面，应当提高吉林和黑龙江区域内河流开发利用水平。如通过“北水南调”（松花江调水到辽河）等工程，缓解辽中南地区用水紧张局面。
（2）加强对黑土资源的保护。
（3）转变能源供给方式，随着能源逐渐枯竭，力争煤炭外援；加强石油勘探，控制原油产量。
（4）调整林业产业结构。严格控制森林采伐量，将木材产业、森林保护和森林资源综合利用三者结合。
（5）建设国家资源战略储备基地。
15.3.4 华中区
华中区包括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面积87.12km2，人口3.18亿（2000年）和3.20亿（2008年）。该区地处长江和黄河中游地段，位居全国中原腹地，社会经济地位非常重要。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自然资源环境具有一定复杂性。南北差异明显，其中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的中南部气候特征类似，地形差异小，河南和安徽的北部则较类似。
华中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尤其淡水和土地资源优势明显。其特点是“两湖熟，天下足”。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该区在未来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地位更突出，其中以能源（水力资源）和淡水外输最为重要。
2）空间组成特征
具体各省而言，地处北部的河南省和安徽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耕地、矿产和能源却很丰富，河南在淡水资源方面略显不足。
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共同特点是淡水较充沛，但矿产和能源较匮乏，但较丰富水力资源在一定程度缓解缺能状况。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要素综合评价看，华中区拥有较好的资源基础，特别是水土两大资源的结合方面。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1）统筹利用淡水资源。目前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供水工程年老失修，配套不完善。并且水污染防治相对落后，应加强管理。另外还需综合考虑水资源布局和供水规划中外调水量对发展的影响，统筹安排水资源。
（2）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入手，实行山、水、田、林、河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注重产业结构优化，推广小流域综合治理经验。
（3）转变能源结构与供给方式。继续扩大区外能源输入，即开源。在能源供应数量增长同时，质量也需改善，加快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是根本。节能也很重要，要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4）加大治理环境污染力度。要明确环境治理目标，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应集中在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乡镇环境污染防治，以及水域环境治理等方面。
15.3.5 华南区
华南区包括大陆南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广西四省（区）及香港、澳门、台湾。大陆四省区国土面积57.11万km2，占全国5.96%，人口1.66亿（2000年）和1.88亿（2008年）。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华南区地处热带、亚热带，降水量丰富，生物资源多样，这是成为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的原因。但是它严重缺乏矿产和能源，耕地也因城市化而被大量占用，对五大资源综合评价表明，该区资源环境基础高于全国均值43%。尤以淡水和森林的优势最明显，分别高出全国平均的2倍和1.4倍。但矿产和能源资源仅为全国平均的1/4左右。
2）空间组成特征
在空间上，华南区地形较为复杂，主要是山地丘陵地形，各省间自然资源环境具有较相似特点。具体而言，福建资源综合禀赋处于四个省区首位，而海南除耕地相对丰足外，其他要素均相对落后。
3）总结及政策建议
（1）优势
①地（人）缘优势：毗邻港澳，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目前港澳及东南亚成为该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②政策优势：国家对广东、福建、海南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华南区拥有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先机。
③地理优势。
（2）问题
①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渐消失。
②面临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
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
④原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城市化扩张未充分考虑环保，落后地区为赶超发展，不惜以环境破坏为代价。
（3）政策建议
①建立区域能源供应保障体系。
②建立主要资源供需监控体系。
③形成区域综合运输体系。
④加强耕地、淡水及森林保护，治理水质与酸雨污染。
⑤调整产业结构以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15.3.6 西北区
西北区位于36°39′N以北和111°15′E以西，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土地总面积308.3万km2，人口9 172万（2000年）和9 193万（2008年），是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数量最少的一个区域。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北区深居内陆，主要位于我国第一、二大阶梯上，从自然资源环境看，有相对的完整性，地广人稀、干旱少雨是其鲜明特征。该区资源储量丰富、组合不佳，特别是水土资源组合不合理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水平。西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远低于全国平均，这也是西北区地广人稀的原因所在。西北区的要素评价范围定位在以下五方面：淡水、土地、矿产、森林和能源。
从单位国土面积五大资源要素赋存状态看，西北除矿产外，其他要素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淡水、森林、耕地仅占全国均值的1/3左右。
但是从人均资源量看，西北除淡水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外，其他四种资源均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尤其矿产和能源占绝对优势。
2）空间组成特征
空间结构可分为干旱区、青海高原区和黄土高原三部分。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和宁夏在要素综合上有明显优势：陕西各种资源组合较好，宁夏在结构组成方面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淡水尤其缺乏。在陕西五大要素中，矿产和能源占整个要素的68%，比甘肃（22.8%）高出45.2个百分点。
新疆和甘肃在要素综合方面明显落后，一方面，国土面积广大使资源承载密度不足，当地综合指标仅为西北均值的44%。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两省的水土资源潜力受极大制约。
青海的矿产，尤其钾盐在全国有重要地位。但是，水和矿资源不匹配制约矿产开发。另外，青海位于我国第一大阶梯上，大规模资源开发易引起水土流失，对下游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青海资源开发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系统的脆弱对当地发展有很大影响，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延续了粗放性开发的传统方式。由于未能根据水资源供给做出相应调整，西北发展面临无法回避的挑战：西北已成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地区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趋严重的淡水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
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优势将使西北人地关系进入一个更为紧张的阶段，其重要原因在于改善当地资源环境脆弱基础的艰难程度。因此，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①淡水的开发利用必须开源与节流并举、开发与保护并重，强化资源配置和管理。
②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防止能源、矿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③发展资源的比较优势，实行优势能源和矿产优先开发。
④依靠农业高科技，提高土地利用率，精耕细作，提高产量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⑤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
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实现特色农业与生态系统的协调。
15.3.7 西南区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重庆五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236.84万km2，人口1.96亿（2008年）。该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同时又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生态屏障。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南区大多位处我国海拔相对较高的第二级地貌单元上。区内海拔高差悬殊，气候多变，垂直地带性明显。该区自然资源基础相对薄弱。首先反映在总量的不足，其资源环境基础低于全国均值水平5%左右；其次反映在水、土有效结合欠佳，水多地少，淡水的单位国土面积赋存高出全国均值的71%，而耕地低于全国均值的35%。这也是西南区经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
西南区的耕地、矿产和能源资源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森林和淡水资源高出全国均值的17%和71%，其中尤以淡水的地位最为突出。
2）空间组成特征
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三个基本单元组成。云南、贵州两省资源要素综合具有明显优势，在结构组合上也为地区最佳。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的资源要素综合都较佳，重庆的结构组合不尽如人意，只有水和耕地占整个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绝大部分。西藏在资源要素综合和结构方面都欠佳，淡水、森林和能源占了要素综合比重的98.2%。虽然它们有相当规模，但由于承载密度相对不足，而且受海拔高度和特殊气候环境影响，其开发潜力受极大影响。
3）结论及政策建议
当前，土地资源不足和生态条件的脆弱对当地发展的影响最大。耕地的稳定和扩展有重要地位，而水能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有可能对有限耕地稳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另外，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对资源系统的稳定有很大消极影响。所以，如何提高资源开发效益，减少开发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西南区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应强调以下几点：
（1）加强资源的勘察和保护工作，提高资源环境的保障程度。
（2）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建设清洁能源、金属冶炼加工、生物资源加工基地。
（3）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4）适当控制生产规模，提高资源加工的深度，增强资源产品的附加值。
（5）提高“退耕还林”质量，增强生态功能。
（6）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地区利益。
15.4 中国资源与环境状况的区域实例
这里介绍的实例，不但有存在的问题，特别有一些生态环境建设的经验，如广西近海和闽江福州段水域等值得向大家推荐。
15.4.1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1）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特点及分布
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核心是利用效率问题。由于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水资源利用方式等诸多变量的不同，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表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的可能途径，也是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基本要求。通过实证研究，李世祥等（2008）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利用效率较低。导致利用效率有区域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15-5、表15-6）。
表15-5 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聚类结果
源自：李世祥等，2008.
表15-6 各类别水资源利用效率指标比较
源自：李世祥等，2008.
2）政策建议
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重视水资源本身管理，更要注重整个经济社会的共同参与。
（1）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要加大资源因素权重。
（2）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投资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3）加大水资源利用效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权重。
（4）加强水利部门对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职能，并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流域管理体制。
15.4.2 三江平原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孙志高等（2006）提出，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是我国湿地集中分布且面积最大、类型最齐全的地区之一。自1949年以来，该区先后经历四次开荒高潮，其结果是导致湿地面积急剧减少和耕地面积迅速增加（表15-7）。近年来，随着农业进一步开发和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增大，该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日益突出。
表15-7 三江平原湿地与耕地面积变化（1949—2000）
源自：孙志高等，2006.
1）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1）生态功能下降
生态功能下降导致湿地持水、蓄水和均化供水过程功能的丧失以及洪涝灾害发生频率的危害增大，并使湿地不断疏干，从而影响地下水的补给。
（2）生物多样性降低
①生境的破坏和破碎是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②生物资源衰退。生物资源过度开发，超过生物自我更新能力，不仅导致生物资源枯竭，而且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③农业生态环境弱化。自然植被受破坏，农田失去天然屏障，使土壤风蚀、水蚀和沙化等生态问题日益严重。
④农业环境污染突出。
2）区域可持续发展对策
（1）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公平问题。开发是为了当代人的需要，保护是为后代留下环境资产。现有湿地中，开发和保护的比例应该多大，在未确定以前，当前任务不再是继续开发，而是走改造中低产品为主的内涵发展之路。
（2）保护和恢复现有湿地资源，发挥湿地生态经济功能。
（3）制定并完善湿地保护、管理和经营的政策和法规，实现由多方面利益代表的公众参与。
（4）加强区域综合整治与经营，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15.4.3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对水体的影响
随着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的逐步落实，农村饮用水的安全和水体污染的治理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巨天珍等（2009）以兰州市农村作为研究区域，对2003年至2007年畜禽养殖污染的现状和趋势进行了研究（表15-8）。
表15-8 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的畜禽养殖总数 （单位：万头）
表15-8至表15-10均源自：巨天珍等，2009.
1）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各区（县）畜禽污染分析
文章选用耕地畜禽类粪便负荷警报值表征兰州农村地区畜禽粪便污染与否（表15-9）。
表15-9 兰州市各区（县）的耕地畜禽粪便负荷警报值和警报级别
从时间分布上看，2003年只有安宁区和红古区稍有污染，2005年至2007年增加至四个区，污染有所加重。其中安宁区由2003年的Ⅱ级警报级别至2006年至2007年达到Ⅳ级别。耕地面积在减少，而养殖数量在增加，这样就增大了耕地的粪便负荷、警报值，使畜禽污染趋向严重。
2）畜禽粪便对水体污染分析
依据不同畜禽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计算各种污物进入水体的流失量，再测算不同污物的等标污染排放量（见表15-10）。
表15-10 2003年至2005年畜禽污染物的等标污染物排放量
从表15-10中可看出猪的等标污染排放量明显高于牛和羊的排放量，2003年至2005年猪的排放量为768t、776t、812t，分别占畜禽粪便排污总量的74%、73%、65%，因此对兰州市农村地区而言猪粪便总体上对水体环境威胁最大。
3）结论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以安宁区最严重，猪粪对水体污染排放最大，污染危害最大的是TP。应加强畜禽养殖的区域规划，提倡家庭的舍饲养殖，鼓励和扶持规模化养殖的环保设施的完善和正常运行。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管理措施的严格执行必将对畜禽污染和水污染的源头防治起到积极作用。
15.4.4 西宁市水污染减排行动方案的初步研究
孙娟等（2009）分析西宁市存在的水环境问题，分析总量控制目标和水环境改善目标之间的差距，对近三年西宁水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系统分析和设计。
1）水质现状与趋势
2005年至2007年，湟水（西宁主要地表水源）主干流及北川河等支流上约80%断面水质超标，水质均为Ⅴ类和劣Ⅴ类，主要超标因子为生化需氧量、氨氮和石油类，个别断面的氨氮超标达10倍以上。
2）污染物排放与治理现状
2006年COD排放31 381t，比2005年增长7.9%，其中生活污水中COD排放19 936t，比2005年增10.41%，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比2005年增3.78%，目前，两座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为12.25万t，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40%，大量污水直排湟水河。工业污染治理设施投入不足，治理水平低，且企业非法排污严重。
3）总量控制目标
（1）“十一五”COD新增量 根据《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编制指南》，用产生系数预测生活COD排放量，根据城镇常住人口数等社会统计数据测算得到2007年至2010年西宁市将新增生活COD排放量1 819t；用排放强度预测得到新增工业COD排放量为8 030t，总计新增排放量9 849t。“十一五”期间共计增12 572t。
（2）总量控制目标 西宁市“十一五”总量控制目标有以下两个来源：
①青海省与西宁市签订COD控制任务：2010年控制在2.9万t，即维持2005年水平，实现化学需氧量排放的零增长。
②依据《黄河中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目标，到2010年，青海省控制在6.6万t，比2005年减5.7%。
（3）减排行动计划 由于西宁市存在省下达任务与重点流域任务不一致，设置COD“零增长”和削减5%两种控制目标，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业治理工程为减排项目，确保低削减目标。并结合污水处理厂尾水指标及工业废水稳定达标排放等减排措施，支持高削减任务的完成。
（4）减排效益分析 设计“低”“高”两套COD削减实施方案，提出对应的减排工程及措施。方案目标可达性分析结果见表15-11。
表15-11 西宁市“十一五”COD减排行动方案的减排效分析 （单位：t）
源自：孙娟等，2009.
从总结来看，西宁水污染防治减排方案设计思路是：总量控制目标是基石；由此向上通过新增量预测得到污染削减任务，通过水环境污染及治理现状分析定位重点减排源；针对不同源提出减排工程项目和措施。由于减排目标依据国家“十一五”总量控制的目标和重点流域的总量控制的目标不一致，在制定区域减排计划时，综合考虑多级控制目标，合理组合安排减排项目。
15.4.5 新疆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的生态环境治理
艾比湖流域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总面积为5.06×106 hm2。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流域内人口增多、耕地面积扩大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日益增加，致使入湖河流水量迅减或断流，水面急剧萎缩，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并造成严重危害。李新琪等（2008）从生态环境治理的工程措施出发，对流域核心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进行探讨，以期为遏制并扭转恶化趋势，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治理目标
总体目标是实施治理工程，遏制流域内生态退化趋势，恢复和改善生态功能，增强绿洲系统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治理分区
根据流域的生态要素、环境特征及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等，对流域核心区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分区，确定各分区的主导生态功能、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并提出各分区的生态保护目标、主要生态恢复治理的工程措施（表15-12）。
表15-12 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生态环境治理分区
源自：李新琪等，2008.
3）治理工程措施
治理工程目的是实现流域核心区生态系统结构稳定，主导生态功能有效发挥，生态环境恶化得到遏制并改善。对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与区域，实施工程及非工程治理措施，促进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1）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包括调水保湖的水利工程、裸露湖底的盐漠固沙工程、退化植被的保护及重建工程、自然保护区建管能力增强工程等。
（2）污染防治及城镇生态建设工程。包括博河、精河绿洲谷地内工业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农村非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及博乐市、温泉县及阿拉山口岸等城镇生态建设工程。
（3）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建设工程。在治理措施实施前形成一个跨地区、跨部门、具有综合管理职能的管理机构，并赋予统一实施管理、协调职能，是确保治理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
（4）生态环境治理宣传教育工程。
15.4.6 珠江三角洲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分布特征
珠三角是我国华南地区最繁华的经济区，广州、东莞和佛山构成了一个位于珠三角中心的城市带。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大力推进，该地区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马骁轩等（2009）研究了珠三角河网分水岭的土壤中有机氯农药（OCPs）的含量分布和组成特点，揭示了该地区可能仍然存在OCPs的输入，并估算了它们在整个研究区域的储量，显示了珠三角土壤中的OCPs可能向珠江河口和外海海域排放的潜力。
（1）土壤中的“六六六”（HCHs）类物质
土壤样品中HCHs含量范围是0.19～42.3ng·g-1（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及沈阳的土壤样品，与我国宁波相当），均值4.42ng·g-1。对于HCHs的四种单体来说，β-HCH的含量在广州、东莞、佛山三地的土壤中分布最高（表15-13）。由于其化学反应活性最低，是HCHs的四种异构体中在自然界保留时间最长的一种。
表15-13 样品中每种OCPs的平均浓度 （单位：ng·g-1）
源自：马骁轩等，2009.
（2）土壤中的“滴滴涕”（DDTs）类物质
三地土壤中DDTs的含量范围是3.58～831ng·g-1，稍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与宁波相当。
DDT可在微生物作用下降解成DDD和DDE。土壤中DDT经长期风化降解，如在此期间有外来DDT进入，它与DDD加DDE之和的比值应小于1。美国该比值小于0.1，而马骁轩等研究的区域仅有一半样品的比值小于1。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禁止生产DDT时间在1983年，大大晚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3）珠三角土壤中OCPs的储量估计
马骁轩等的研究用广州、东莞和佛山三地的平均浓度，对土壤中OCPs的储量分别进行估算，其结果为205t、46t和105t。据估计，珠江水系每年的悬浮颗粒物达到了4.45× 108 t。
15.4.7 广州市大气挥发性有机物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大气中臭氧（O3）的形成源于二氧化氮（NO2）的光解，但是只有当大气中存在挥发性有机物（VOC）时，才能形成臭氧的净增加。解鑫等（2009）用气相色谱技术测量广州市区点2006年夏季VOCs的实时变化特征和典型物种的日变化特征，并进一步通过观测数据分析典型VOC物种浓度变化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1）实验
从2006年7月3日到7月30日连续在广州市区测定空气中挥发有机物，采样点设在广东环保监测站17层楼顶。在线气相色谱仪是Syntech Spectrus GC 955分析系统，共测得45种挥发性有机物，时间分辨率为0.5h。
2）结果
（1）夏季广州市区挥发性有机物的变化和组成特征
图15-4给出了观测期间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氮氧化物（NOx）和臭氧在当时的气象条件下的时间序列图。
图15-4 观察点TVOC、NOx、O3的时间序列
图 15-4至图15-7均源自：解鑫等，2009.
从图15-5中可以看出在高浓度臭氧日的情况下，芳香烃和异戊二烯的浓度和百分比稍高于低臭氧浓度日。
图15-5 高、低浓度臭氧日比例
（2）挥发性有机物的日变化特征
图15-6至图15-7给出了部分VOC物种的日变化，其中丙烷浓度最高。
图15-6 观察点2006年夏季和2004年秋季VOC平均浓度前10位物种比较
3）结论
（1）夏季广州市区的VOC污染具有典型的城市特征，主要受交通源排放影响。丙烷是VOC的优势物种，主要来自于液化天然气燃料公交车和出租车的使用。重污染日出现在偏北风的气象条件下。从内陆过来的污染气团增加了广州市区观测点的VOC浓度。
（2）夏季广州市区的典型烷烃的浓度变化特征都具有早、晚高峰，与机动车高峰时间吻合。
（3）用乙苯与间、对二甲苯浓度的比值代表光化学年龄，来反映广州市区的光化学进程和臭氧生成的关系。在2006年7月12日和2006年7月19日至7月25日这两段时间内，臭氧浓度越高，气团经历的化学进程就越长。7月26日至7月30日观测点的气团经历较长的光化学进程，但是没有预期的高浓度臭氧生成，有可能受主导风向南风的影响，污染物质向观测点下风向传输。
图15-7 广州市区点总挥发性有机物，丙烷，间、对二甲苯，乙苯日变化特征
15.4.8 广西近海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协调性分析
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沿海地区正有望成为中国对接东盟的新“增长极”。苏伟（200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该地区环境及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并通过计算区域年均协调系数，以判定近海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类型。
1）指标选取及计算方法
经济系统选择10个指标：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二产增加值、人均三产增加值、利用外资额、人均地方财政收入、GDP增加值。相关计算表明：该区水质综合指数、有机物及营养盐污染指数与人均GDP相关性均显著相关，因此选取这三项作为环境系统主要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水环境、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2）计算结果分析
两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见表15-14。
表15-14 广西沿海经济与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
源自：苏伟，2008.
由表15-14可见，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逐年上升，近海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先下降然后上升。表明就整个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近岸海域而言，在经济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近海水环境质量维持原有较好质量并有所改善。这与该地区经济基础较薄弱，同时近岸海域环境容量较大，并且政府一贯重视环保，政策贯彻落实较好有关。
3）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1996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年均协调系数a用以下公式计算：
当a＞1时属于不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率大于或等于经济增长速度；当0≤a＜1时，属于基本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当a＜0时，属于协调型，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由表15-15可见，1997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与经济年均协调系数的多数年份属于协调或基本协调类型。
表15-15 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协调系数及协调性判断
源自：苏伟，2008.
4）结论
分析了该区域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出经济发展速度远大于水环境的恶化速度，意味着广西在近海水环境基本上维持良好现状的前提下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需进一步研究2005年环境、经济不协调的原因，加以改进。
15.4.9 近20年闽江福州段水域悬浮物的时空变化
福州是濒临东海的省会城市，研究近岸水域生态环境的时空演变对今后福州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温小乐、徐涵秋（2009）发表以闽江下游福州河段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信息和地面水质采样数据，为闽江福州段在1986年至2006年间悬浮物的空间分布和浓度变化趋势开展研究，旨在揭示闽江下游水质在近20年间的时空变化特点及其变化原因，为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分布状况
利用基于影像光谱建立的悬浮物预测模型分别对研究水域在1986年、1996年和2006年三个时期的悬浮物浓度进行反演，然后将悬浮物浓度由低至高分成1～6级。由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未设悬浮物指标，参照台湾环境主管部门的水质分级标准（许珺等，1999，见表15-16），对应研究闽江下游福州河段水体悬浮物浓度分级范围，分析各时期闽江福州段的水质环境及其面积分布。
表15-16 各级悬浮物浓度分级标准
源自：温小乐，徐涵秋，2009.
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空间分布均表现以下共同特点：①从闽侯竹岐到马尾这一河段的悬浮物浓度普遍较低，水质均属1～2级，水体较清澈；②从马尾到入海口区域，悬浮物浓度明显提高，水质多在3级以上，水体较浑浊，而且越靠近入海口，悬浮物浓度越高，常见5、6级。
整体而言，在所研究的时间段里，闽江福州段水体的悬浮物浓度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从1986年到1996年水体悬浮物浓度显著下降，污染程度减轻；但1996年到2006年间，大部分水域的悬浮物浓度有所增加，水体污染出现反弹，局部水质变差，但总体上还是明显好于1987年。
2）近20年闽江福州水质变化的原因分析
综上研究，该水域的悬浮物浓度在这20年间稳中有降，整体水质趋于好转。这主要得益于福建省及福州市政府对闽江水环境开展的系列综合整治工作，如闽江沿线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工业企业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沿线多家污水处理厂建设、生活污水管网铺设等。经过多年努力，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沿线污水处理率从2003年的20.9%提高到2007年的60.9%，从源头上遏制了对闽江水质的污染影响，确保了闽江沿线整体水质的改善（福建省环保局，2007）。
但是，在快安至马尾段水域，近20年来水源趋于恶化。由于1985年在该河段北岸设立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各类废水排放量日益增多。虽有2家污水处理厂，但因管网配套不到位，无法处理所有污水，直接排入闽江，导致水质不断恶化。
环境污染严重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5 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
资源与环境既是生态学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当前全球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这里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进行介绍。
15.1 中国的生态环境概况和主要特点
15.1.1 概况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位于北纬4°～53°，东经73°～135°，约有960万km2疆域和300万km2海域。从北到南跨纬度约50°，近5 500km距离，因而自北向南有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五个温度带。
我国地貌类型复杂，从东向西，地形逐步升高，形成三大阶梯。第一阶梯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m以上；第二阶梯从青藏高原的北缘和东缘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之间，海拔1 000～2 000m；第三阶梯在上述一线以东，海拔在500m以下。这种地势阶梯对我国境内生态环境的大地域分异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自然环境复杂，孕育着丰富的生态系统类型。
在我国，河流和湖泊数量多、面积大，海域广阔。流域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河流有1 500多条，100km2以上的有50 000多条。丰富的水域为水生生物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但是水域的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部，而西北地区十分缺水。我国的湖泊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有13个，1km2以上的有2 600多个，全国的沼泽面积约1 400万hm2。众多的湿地为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提供繁衍和迁徙的停留地。
辽阔的国土，多样的气候，类型丰富的地貌，众多的湖泊，东部和南部又有广阔的海域，为各种生物及生态系统类型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多种生态环境。第三纪及第四纪相对优越的自然、历史、地理条件更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生态系统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15.1.2 自然资源环境的特征分析
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的资源环境基础主要体现为总量可观、结构不尽如人意、人均拥有量不足和基础损耗大这四个特征（张雷、刘毅等，2006）。
1）总量可观
中国的资源环境在总量上还是相当可观的。这里选择可耕地、淡水资源、森林、矿产、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六项资源环境要素的表征指标以及国土面积、人口和GDP三项相关指标（表15-1）。
表15-1表明，相对于国土面积和GDP而言，中国在可耕地、矿产、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四方面在世界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
表15-1 中国资源环境及相关要素占世界比重（1998年）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2）结构不尽如人意
在各类资源要素的有效组合方面不尽如人意。以森林资源和大气污染为代表的生态状况要素指标不是太低，就是太高。中国在淡水资源、森林和大气环境方面的劣势尤为明显（表15-2）。
表15-2 世界人口大国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比较
注：①世界人口十大国家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日本和尼日利亚。
②表中的森林面积、矿产资源和二氧化碳排放为1995年数据，余者均为1998年数据。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3）人均拥有量不足
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作为关键的资源要素的可耕地、淡水、矿产、能源及森林等方面人均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表15-3）。
表15-3 中国资源环境要素表征指标的人均拥有水平与国际比较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4）基础损耗高
基础损耗体现在社会消费增长和环境破坏两方面。受资金和技术水平限制，建设初期社会生产发展依赖增大资源环境要素投入来实现。其中以矿产消费的增长和大气环境的破坏最为明显（表15-4）。
表15-4 中国资源环境基础损耗变化
续表15-4
源自：张雷、刘毅等，2006.
15.2 中国当前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主要问题包括生态系统退化加剧、资源压力严峻、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灾害加剧四方面（欧阳志云，2007）。
15.2.1 生态系统退化加剧
1）森林结构趋于简单化，服务功能退化
森林生态系统呈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局面。结构功能下降，类型比例向不合理方向发展，抗干扰能力降低，系统调节能力减弱，病虫害加剧。
2）草地退化，承载力下降
我国有84.4%的草地分布在西部，草地是西部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也是具有重要生态调节与保护功能的关键生态系统。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使草地迅速退化，面积减少，牲畜承载能力严重下降。草地的生态屏障作用降低，成为重要的沙尘源区。
3）湿地面积萎缩
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造成了大量湿地消失，盲目围垦，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不合理以及湿地污染严重等问题，导致湿地面积萎缩，水量减少，自然调节能力下降。
4）水土流失仍然严重
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km2，每年流失土壤总量50亿t。西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区域，黄河流域内蒙古河口镇至龙门区间的7万多km2范围内，输入黄河的泥沙约占黄河总输沙量的一半以上。
5）土地沙化形势严峻
我国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西北部，不仅沙化土地分布面积大，而且扩展速度快，治理难度大。20世纪90年代后5年我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每年达到3 436km2，比70年代增加一倍多。
6）石漠化危害加剧
石漠化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以及两广、两湖的部分地区。石漠化是西南地区的一种主要土地退化形式，不合理的土地开发造成土壤流失、土地生产力下降甚至丧失。虽然占土地比例不高，但分布相对集中，严重地区已经丧失支持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7）土壤盐渍化危害严重
土壤盐渍化主要分布在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等区域。西部地区的盐渍化主要是不合理的灌溉造成（如大水漫灌）的。
15.2.2 资源压力严峻
1）水资源短缺加剧
我国水资源贫乏，且空间分布不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辽宁、江苏、河南、北京、山东、河北、山西、宁夏、上海和天津10个省（市、区）人均水资源处于1 000m3严重水荒国际线以下，西北和华北地区缺水严重。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水生态系统平衡失调，江河断流加剧。同时地表水水区污染严重，水质性缺水加剧。地下水超采普遍，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出现大范围地下水漏斗。
2）耕地丧失加快
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少，利用强度大，耕地总量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加剧。由于耕地产出多、投入少，用养失衡，导致耕地地力退化严重，中低产农田占耕地面积2/3。由于受工业“三废”、酸雨、污灌及农用化学品影响，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威胁食品安全。
3）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大面积的天然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环境破碎化严重，大量野生物种濒临灭绝。西部地区是我国野生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仅种类多，而且特有性高，如野牦牛、藏羚羊、大熊猫、滇金丝猴、芒苞草、滇桐等。由于近年来人类滥捕、滥杀等不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对栖息地的破坏，导致不少野生物种种群退化，密度降低，有的甚至濒临灭绝。
同时，外来物种入侵活动日益加剧。如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紫茎泽兰、豚草、水葫芦等对我国生态系统的健康构成严重破坏，威胁种群多样性，导致局部种群消亡等。
15.2.3 环境污染严重
1）水环境污染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204条河流409个国控断面中，Ⅰ至Ⅲ类、Ⅳ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9.9%、23.7%和16.4%。长江、珠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在监测营养状态的26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42.3%。
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一、二类海水比例为62.7%，三类海水为14.1%，四类和劣四类海水为23.2%。四大海区中，黄海和南海近岸海域水质良好，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东海近岸海域水质极差。与上年相比，胶州湾一、二类海水比例上升25.0%，渤海湾、长江口和珠江口一、二类海水比例下降20.0%以上。
2）空气污染与酸雨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仍较重；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仍较重。全国471个县级及以上城市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其中3.6%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79.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15.5%的城市达到三级标准，1.7%的城市劣于三级标准。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达到二级标准的比例为73.5%，较上年提高6.2个百分点。全国开展酸雨监测的494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249个，占50.4%，酸雨程度严重或较重（降水年均pH小于5.0）的城市有107个，占21.6%，与上年基本持平。
3）农业污染与食品安全
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致使农田污染面积迅速扩大，造成土壤及农产品污染严重，品质不断下降，已使我国农田生态环境及食品安全受到威胁。我国北方地区污水灌溉面积大，据污染严重的22个省47个污灌区的20.67万hm2耕地调查结果，90%重点污染区为重金属污染，其次为石油化工废水、造纸废水、河流上游来污等。
15.2.4 生态灾害加剧
1）水、旱灾害
近50多年来，我国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高，农业受灾面积直线上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水灾呈下降趋势，但70年代后，洪水发生频率增加，成灾面积比例也显现相同趋势。我国中东部地区处于江河中下游地区，受洪涝灾害的威胁，洪涝灾害损失占全国同类灾害损失比重大。
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东部、广东和福建南部、云南和四川南部是我国旱灾最严重地区。1999年至2002年北方连续干旱，华北、东北和黄淮地区的部分地区旱情严重。2000年山东省因旱灾造成经济损失达175亿元。
2）沙尘暴
西北地区是沙尘暴主要发生地。甘肃、内蒙古、新疆、蒙陕宁长城沿线是我国沙尘暴主要四大发生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尘暴呈波动减少之势，90年代初开始回升。西北地区沙尘暴源区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重。
3）矿山开发环境问题
由于矿产资源开采规模不断增大，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率低，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也不断增大。我国因采矿而直接破坏的森林面积累计已达106万hm2，破坏草地26万hm2。截至2001年，因矿产开发而破坏的土地累计400万hm2，每年以4万hm2的速度递增，而土地复垦率仅为10%，比发达国家低50多个百分点，因矿产开发活动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和废渣，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恶劣多变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人类干扰导致我国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相对低下。尽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取得很大成绩，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从总体上看，生态系统呈现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局部地区生态退化的现象有所缓和，但退化的实质没有改变，退化的趋势在加剧，生态灾害在加重，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环境管理水平低下和环境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导致的资源环境破坏依然十分严重，人口增加、城市化发展、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
15.3 中国资源环境的区域分析
鉴于庞大的国土面积和复杂的地域自然资源环境，张雷、刘毅（2006）根据自然资源环境一致性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大区域：即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区、华东区、华中区、华南区和西南区（图15-1）。七个大区域的划分与传统划分方式有所不同。
图15-1 全国七大区分布示意图（张雷、刘毅，2006）
根据国家层次的人地关系分析，区域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协调状态及其未来演进趋势的分析也基本上在陆地淡水、耕地、矿产、能源和森林五个大资源环境要素方面展开。
15.3.1 华北区
华北区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山东6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170 万km2余，人口2.39亿（2000年）。2000年人口2.39亿（张雷、刘毅等，2006），至2008年增长至2.51亿（吴人坚，2010）。
作为资源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已使目前的华北区资源环境开发与协调状态进入了一个全面紧张的阶段。
1）资源本底评价
（1）要素综合及组成
要素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华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水平20%以上，这是华北区长期成为中国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的根本原因。
然而，以单位国土面积六大资源要素的赋存状态计算，华北区的淡水和森林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其耕地、草场、能源和矿产则高出全国均值的22%～98%，其中尤以矿产和能源的地位最为突出（图15-2）。
图15-2 华北区资源要素本底基本特征图
源自：张雷、刘毅，2006.
图15-3 华北区资源要素空间组成特征
源自：张雷、刘毅，2006.
（2）空间组成特征
华北区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东部沿海、西部山区盆地和北部草原三个基本单元组成。
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及山东四省市的要素综合方面不具明显优势，但是在要素的结构组合方面为地区最佳（图15-3）。
相反，地处西部的山西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在山西的六大资源环境要素中，矿产和能源两类占了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84.3%，高出东部沿海地区（72%）12.3个百分点。
内蒙古的各类资源具有相当规模和开发潜力。但是，一方面，广大的国土面积使该地区的资源承载密度相对不足，当地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仅为华北区均值的75%；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水土资源开发潜力受到极大制约。
2）结论
就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而言，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状况的恶化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强烈。尽管如此，华北区经济社会结构的演进和社会产出的发展未能根据水资源的供给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其中尤以能源和矿产的开发利用为最典型。华北区已成为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的地区之一，日趋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成为恶劣生态变化的突出代表。
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地区发展政策应做相应调整：
（1）资源消费方式的转变，即社会资源消费从总量规模的快速增长向质量提高的快速推进转变。
（2）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指从传统的规模扩张为主向深度加工为主的资源开发方式转变。
（3）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一次性利用向多次性和重复性利用转变。（4）资源供给方式的转变，向本地资源开发与外来资源输入有机结合转变。
15.3.2 华东区
华东区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面积为31万km2，人口1.36亿（2000年）和1.47亿（2008年）（吴人坚，2010）。该地区水土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其中如何合理利用淡水资源，切实保护耕地，有效解决能源、矿产资源已迫在眉睫。所以这里重点简介长江三角洲的水土资源与能源矿产问题。
1）淡水资源
长江三角洲面临着淡水紧缺的局面。但是，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长江三角洲——多水地区的缺水问题。水是有的，而且还是足够多的，但“净水”匮乏。这就是所谓的质量型缺水。长三角水资源紧缺是由于该地区水资源的恶化，造成可供正常利用的地表水资源供水不足，从而迫使地下水过量开采，引起地面塌陷，加剧洪涝灾害。应把治理水污染作为解决该地区水资源问题的战略重点。具体建议如下：
（1）重新审视制定合理的水资源价格，以经济杠杆增强节约资源的动力。
（2）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逐步推广“清洁生产”。
（3）改分部治理为整体治理、单项治理为综合治理。
（4）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
（5）实施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协调各方关系。
2）土地资源
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缺乏，且农用地占用需求大是长三角土地利用长期面临的严峻态势。城市建设占用部分耕地难以避免，关键在于使用得当。有些城市竟以土地的廉价批租、低价转让等方式来吸引外资，许多非生产设施也大量占用农田，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的空间，还由于对农村、农民的补偿极少，实际上是对农民另一种形式的剥夺。长江三角洲未来的资源节约首先是有效地控制耕地流失。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重新审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
（2）规范政府征地和供地行为。
（3）调整非农建设用地布局。
（4）发展优质、高效、创汇农业。
（5）加强中低产田改造。
3）能源与矿产资源
能源与矿产资源缺乏是华东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长期以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消费产生大量污染物排放，在造成环境恶化的同时，也给该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压力。特提出如下发展对策：
（1）调整能源生产结构，电力工业要把核电放在首位，还要尽可能多利用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发电。
（2）能源问题的关键是运输，加强重点煤炭装卸港口建设，同时选择港口作为液化天然气接收地点，就地建设发电厂。
（3）积极制定有关能源的环境政策，推广洁净煤技术，逐步淘汰小发电厂。
（4）调整产业结构，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源损耗。
（5）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分享国际矿产、油气资源。
15.3.3 东北区
东北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面积78.79万km2，人口1.06亿（2000年）和1.09亿（2008年）。东北区是中国近代开发最晚的一个大区。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东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未来开发潜力主要体现在能源、森林和耕地三方面。而且，开发上述资源须考虑与淡水供给潜力的平衡。同时，能源（石油）开发潜力和耕地质量的下降，将对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淡水资源的空间重组、能源开发的持续和耕地质量的改善应成为未来地区资源持续开发的核心任务。
2）空间组成特征
在森林、耕地和淡水方面，三者有较强一致性，淡水均略显不足，森林和耕地优势明显。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东北是全国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最佳组合地区。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使东北区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达和活跃的地区之一，除了淡水外，森林、矿产、能源和土地资源均有相当基础，尽管大规模开发已有数十年历史，未来开发潜力仍有一定空间。但需对地区发展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1）淡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淡水资源呈现北多南寡、东多西少局面，应当提高吉林和黑龙江区域内河流开发利用水平。如通过“北水南调”（松花江调水到辽河）等工程，缓解辽中南地区用水紧张局面。
（2）加强对黑土资源的保护。
（3）转变能源供给方式，随着能源逐渐枯竭，力争煤炭外援；加强石油勘探，控制原油产量。
（4）调整林业产业结构。严格控制森林采伐量，将木材产业、森林保护和森林资源综合利用三者结合。
（5）建设国家资源战略储备基地。
15.3.4 华中区
华中区包括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面积87.12km2，人口3.18亿（2000年）和3.20亿（2008年）。该区地处长江和黄河中游地段，位居全国中原腹地，社会经济地位非常重要。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自然资源环境具有一定复杂性。南北差异明显，其中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的中南部气候特征类似，地形差异小，河南和安徽的北部则较类似。
华中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尤其淡水和土地资源优势明显。其特点是“两湖熟，天下足”。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该区在未来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地位更突出，其中以能源（水力资源）和淡水外输最为重要。
2）空间组成特征
具体各省而言，地处北部的河南省和安徽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耕地、矿产和能源却很丰富，河南在淡水资源方面略显不足。
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共同特点是淡水较充沛，但矿产和能源较匮乏，但较丰富水力资源在一定程度缓解缺能状况。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要素综合评价看，华中区拥有较好的资源基础，特别是水土两大资源的结合方面。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1）统筹利用淡水资源。目前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供水工程年老失修，配套不完善。并且水污染防治相对落后，应加强管理。另外还需综合考虑水资源布局和供水规划中外调水量对发展的影响，统筹安排水资源。
（2）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入手，实行山、水、田、林、河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注重产业结构优化，推广小流域综合治理经验。
（3）转变能源结构与供给方式。继续扩大区外能源输入，即开源。在能源供应数量增长同时，质量也需改善，加快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是根本。节能也很重要，要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4）加大治理环境污染力度。要明确环境治理目标，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应集中在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乡镇环境污染防治，以及水域环境治理等方面。
15.3.5 华南区
华南区包括大陆南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广西四省（区）及香港、澳门、台湾。大陆四省区国土面积57.11万km2，占全国5.96%，人口1.66亿（2000年）和1.88亿（2008年）。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华南区地处热带、亚热带，降水量丰富，生物资源多样，这是成为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的原因。但是它严重缺乏矿产和能源，耕地也因城市化而被大量占用，对五大资源综合评价表明，该区资源环境基础高于全国均值43%。尤以淡水和森林的优势最明显，分别高出全国平均的2倍和1.4倍。但矿产和能源资源仅为全国平均的1/4左右。
2）空间组成特征
在空间上，华南区地形较为复杂，主要是山地丘陵地形，各省间自然资源环境具有较相似特点。具体而言，福建资源综合禀赋处于四个省区首位，而海南除耕地相对丰足外，其他要素均相对落后。
3）总结及政策建议
（1）优势
①地（人）缘优势：毗邻港澳，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目前港澳及东南亚成为该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②政策优势：国家对广东、福建、海南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华南区拥有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先机。
③地理优势。
（2）问题
①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渐消失。
②面临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
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
④原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城市化扩张未充分考虑环保，落后地区为赶超发展，不惜以环境破坏为代价。
（3）政策建议
①建立区域能源供应保障体系。
②建立主要资源供需监控体系。
③形成区域综合运输体系。
④加强耕地、淡水及森林保护，治理水质与酸雨污染。
⑤调整产业结构以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15.3.6 西北区
西北区位于36°39′N以北和111°15′E以西，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土地总面积308.3万km2，人口9 172万（2000年）和9 193万（2008年），是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数量最少的一个区域。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北区深居内陆，主要位于我国第一、二大阶梯上，从自然资源环境看，有相对的完整性，地广人稀、干旱少雨是其鲜明特征。该区资源储量丰富、组合不佳，特别是水土资源组合不合理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水平。西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远低于全国平均，这也是西北区地广人稀的原因所在。西北区的要素评价范围定位在以下五方面：淡水、土地、矿产、森林和能源。
从单位国土面积五大资源要素赋存状态看，西北除矿产外，其他要素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淡水、森林、耕地仅占全国均值的1/3左右。
但是从人均资源量看，西北除淡水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外，其他四种资源均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尤其矿产和能源占绝对优势。
2）空间组成特征
空间结构可分为干旱区、青海高原区和黄土高原三部分。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和宁夏在要素综合上有明显优势：陕西各种资源组合较好，宁夏在结构组成方面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淡水尤其缺乏。在陕西五大要素中，矿产和能源占整个要素的68%，比甘肃（22.8%）高出45.2个百分点。
新疆和甘肃在要素综合方面明显落后，一方面，国土面积广大使资源承载密度不足，当地综合指标仅为西北均值的44%。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两省的水土资源潜力受极大制约。
青海的矿产，尤其钾盐在全国有重要地位。但是，水和矿资源不匹配制约矿产开发。另外，青海位于我国第一大阶梯上，大规模资源开发易引起水土流失，对下游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青海资源开发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系统的脆弱对当地发展有很大影响，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延续了粗放性开发的传统方式。由于未能根据水资源供给做出相应调整，西北发展面临无法回避的挑战：西北已成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地区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趋严重的淡水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
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优势将使西北人地关系进入一个更为紧张的阶段，其重要原因在于改善当地资源环境脆弱基础的艰难程度。因此，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①淡水的开发利用必须开源与节流并举、开发与保护并重，强化资源配置和管理。
②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防止能源、矿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③发展资源的比较优势，实行优势能源和矿产优先开发。
④依靠农业高科技，提高土地利用率，精耕细作，提高产量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⑤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
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实现特色农业与生态系统的协调。
15.3.7 西南区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重庆五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236.84万km2，人口1.96亿（2008年）。该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同时又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生态屏障。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南区大多位处我国海拔相对较高的第二级地貌单元上。区内海拔高差悬殊，气候多变，垂直地带性明显。该区自然资源基础相对薄弱。首先反映在总量的不足，其资源环境基础低于全国均值水平5%左右；其次反映在水、土有效结合欠佳，水多地少，淡水的单位国土面积赋存高出全国均值的71%，而耕地低于全国均值的35%。这也是西南区经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
西南区的耕地、矿产和能源资源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森林和淡水资源高出全国均值的17%和71%，其中尤以淡水的地位最为突出。
2）空间组成特征
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三个基本单元组成。云南、贵州两省资源要素综合具有明显优势，在结构组合上也为地区最佳。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的资源要素综合都较佳，重庆的结构组合不尽如人意，只有水和耕地占整个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绝大部分。西藏在资源要素综合和结构方面都欠佳，淡水、森林和能源占了要素综合比重的98.2%。虽然它们有相当规模，但由于承载密度相对不足，而且受海拔高度和特殊气候环境影响，其开发潜力受极大影响。
3）结论及政策建议
当前，土地资源不足和生态条件的脆弱对当地发展的影响最大。耕地的稳定和扩展有重要地位，而水能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有可能对有限耕地稳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另外，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对资源系统的稳定有很大消极影响。所以，如何提高资源开发效益，减少开发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西南区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应强调以下几点：
（1）加强资源的勘察和保护工作，提高资源环境的保障程度。
（2）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建设清洁能源、金属冶炼加工、生物资源加工基地。
（3）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4）适当控制生产规模，提高资源加工的深度，增强资源产品的附加值。
（5）提高“退耕还林”质量，增强生态功能。
（6）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地区利益。
15.4 中国资源与环境状况的区域实例
这里介绍的实例，不但有存在的问题，特别有一些生态环境建设的经验，如广西近海和闽江福州段水域等值得向大家推荐。
15.4.1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1）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特点及分布
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核心是利用效率问题。由于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水资源利用方式等诸多变量的不同，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表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的可能途径，也是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基本要求。通过实证研究，李世祥等（2008）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利用效率较低。导致利用效率有区域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15-5、表15-6）。
表15-5 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聚类结果
源自：李世祥等，2008.
表15-6 各类别水资源利用效率指标比较
源自：李世祥等，2008.
2）政策建议
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重视水资源本身管理，更要注重整个经济社会的共同参与。
（1）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要加大资源因素权重。
（2）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投资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3）加大水资源利用效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权重。
（4）加强水利部门对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职能，并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流域管理体制。
15.4.2 三江平原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孙志高等（2006）提出，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是我国湿地集中分布且面积最大、类型最齐全的地区之一。自1949年以来，该区先后经历四次开荒高潮，其结果是导致湿地面积急剧减少和耕地面积迅速增加（表15-7）。近年来，随着农业进一步开发和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增大，该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日益突出。
表15-7 三江平原湿地与耕地面积变化（1949—2000）
源自：孙志高等，2006.
1）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1）生态功能下降
生态功能下降导致湿地持水、蓄水和均化供水过程功能的丧失以及洪涝灾害发生频率的危害增大，并使湿地不断疏干，从而影响地下水的补给。
（2）生物多样性降低
①生境的破坏和破碎是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②生物资源衰退。生物资源过度开发，超过生物自我更新能力，不仅导致生物资源枯竭，而且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③农业生态环境弱化。自然植被受破坏，农田失去天然屏障，使土壤风蚀、水蚀和沙化等生态问题日益严重。
④农业环境污染突出。
2）区域可持续发展对策
（1）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公平问题。开发是为了当代人的需要，保护是为后代留下环境资产。现有湿地中，开发和保护的比例应该多大，在未确定以前，当前任务不再是继续开发，而是走改造中低产品为主的内涵发展之路。
（2）保护和恢复现有湿地资源，发挥湿地生态经济功能。
（3）制定并完善湿地保护、管理和经营的政策和法规，实现由多方面利益代表的公众参与。
（4）加强区域综合整治与经营，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15.4.3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对水体的影响
随着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的逐步落实，农村饮用水的安全和水体污染的治理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巨天珍等（2009）以兰州市农村作为研究区域，对2003年至2007年畜禽养殖污染的现状和趋势进行了研究（表15-8）。
表15-8 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的畜禽养殖总数 （单位：万头）
表15-8至表15-10均源自：巨天珍等，2009.
1）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各区（县）畜禽污染分析
文章选用耕地畜禽类粪便负荷警报值表征兰州农村地区畜禽粪便污染与否（表15-9）。
表15-9 兰州市各区（县）的耕地畜禽粪便负荷警报值和警报级别
从时间分布上看，2003年只有安宁区和红古区稍有污染，2005年至2007年增加至四个区，污染有所加重。其中安宁区由2003年的Ⅱ级警报级别至2006年至2007年达到Ⅳ级别。耕地面积在减少，而养殖数量在增加，这样就增大了耕地的粪便负荷、警报值，使畜禽污染趋向严重。
2）畜禽粪便对水体污染分析
依据不同畜禽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计算各种污物进入水体的流失量，再测算不同污物的等标污染排放量（见表15-10）。
表15-10 2003年至2005年畜禽污染物的等标污染物排放量
从表15-10中可看出猪的等标污染排放量明显高于牛和羊的排放量，2003年至2005年猪的排放量为768t、776t、812t，分别占畜禽粪便排污总量的74%、73%、65%，因此对兰州市农村地区而言猪粪便总体上对水体环境威胁最大。
3）结论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以安宁区最严重，猪粪对水体污染排放最大，污染危害最大的是TP。应加强畜禽养殖的区域规划，提倡家庭的舍饲养殖，鼓励和扶持规模化养殖的环保设施的完善和正常运行。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管理措施的严格执行必将对畜禽污染和水污染的源头防治起到积极作用。
15.4.4 西宁市水污染减排行动方案的初步研究
孙娟等（2009）分析西宁市存在的水环境问题，分析总量控制目标和水环境改善目标之间的差距，对近三年西宁水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系统分析和设计。
1）水质现状与趋势
2005年至2007年，湟水（西宁主要地表水源）主干流及北川河等支流上约80%断面水质超标，水质均为Ⅴ类和劣Ⅴ类，主要超标因子为生化需氧量、氨氮和石油类，个别断面的氨氮超标达10倍以上。
2）污染物排放与治理现状
2006年COD排放31 381t，比2005年增长7.9%，其中生活污水中COD排放19 936t，比2005年增10.41%，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比2005年增3.78%，目前，两座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为12.25万t，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40%，大量污水直排湟水河。工业污染治理设施投入不足，治理水平低，且企业非法排污严重。
3）总量控制目标
（1）“十一五”COD新增量 根据《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编制指南》，用产生系数预测生活COD排放量，根据城镇常住人口数等社会统计数据测算得到2007年至2010年西宁市将新增生活COD排放量1 819t；用排放强度预测得到新增工业COD排放量为8 030t，总计新增排放量9 849t。“十一五”期间共计增12 572t。
（2）总量控制目标 西宁市“十一五”总量控制目标有以下两个来源：
①青海省与西宁市签订COD控制任务：2010年控制在2.9万t，即维持2005年水平，实现化学需氧量排放的零增长。
②依据《黄河中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目标，到2010年，青海省控制在6.6万t，比2005年减5.7%。
（3）减排行动计划 由于西宁市存在省下达任务与重点流域任务不一致，设置COD“零增长”和削减5%两种控制目标，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业治理工程为减排项目，确保低削减目标。并结合污水处理厂尾水指标及工业废水稳定达标排放等减排措施，支持高削减任务的完成。
（4）减排效益分析 设计“低”“高”两套COD削减实施方案，提出对应的减排工程及措施。方案目标可达性分析结果见表15-11。
表15-11 西宁市“十一五”COD减排行动方案的减排效分析 （单位：t）
源自：孙娟等，2009.
从总结来看，西宁水污染防治减排方案设计思路是：总量控制目标是基石；由此向上通过新增量预测得到污染削减任务，通过水环境污染及治理现状分析定位重点减排源；针对不同源提出减排工程项目和措施。由于减排目标依据国家“十一五”总量控制的目标和重点流域的总量控制的目标不一致，在制定区域减排计划时，综合考虑多级控制目标，合理组合安排减排项目。
15.4.5 新疆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的生态环境治理
艾比湖流域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总面积为5.06×106 hm2。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流域内人口增多、耕地面积扩大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日益增加，致使入湖河流水量迅减或断流，水面急剧萎缩，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并造成严重危害。李新琪等（2008）从生态环境治理的工程措施出发，对流域核心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进行探讨，以期为遏制并扭转恶化趋势，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治理目标
总体目标是实施治理工程，遏制流域内生态退化趋势，恢复和改善生态功能，增强绿洲系统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治理分区
根据流域的生态要素、环境特征及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等，对流域核心区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分区，确定各分区的主导生态功能、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并提出各分区的生态保护目标、主要生态恢复治理的工程措施（表15-12）。
表15-12 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生态环境治理分区
源自：李新琪等，2008.
3）治理工程措施
治理工程目的是实现流域核心区生态系统结构稳定，主导生态功能有效发挥，生态环境恶化得到遏制并改善。对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与区域，实施工程及非工程治理措施，促进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1）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包括调水保湖的水利工程、裸露湖底的盐漠固沙工程、退化植被的保护及重建工程、自然保护区建管能力增强工程等。
（2）污染防治及城镇生态建设工程。包括博河、精河绿洲谷地内工业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农村非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及博乐市、温泉县及阿拉山口岸等城镇生态建设工程。
（3）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建设工程。在治理措施实施前形成一个跨地区、跨部门、具有综合管理职能的管理机构，并赋予统一实施管理、协调职能，是确保治理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
（4）生态环境治理宣传教育工程。
15.4.6 珠江三角洲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分布特征
珠三角是我国华南地区最繁华的经济区，广州、东莞和佛山构成了一个位于珠三角中心的城市带。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大力推进，该地区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马骁轩等（2009）研究了珠三角河网分水岭的土壤中有机氯农药（OCPs）的含量分布和组成特点，揭示了该地区可能仍然存在OCPs的输入，并估算了它们在整个研究区域的储量，显示了珠三角土壤中的OCPs可能向珠江河口和外海海域排放的潜力。
（1）土壤中的“六六六”（HCHs）类物质
土壤样品中HCHs含量范围是0.19～42.3ng·g-1（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及沈阳的土壤样品，与我国宁波相当），均值4.42ng·g-1。对于HCHs的四种单体来说，β-HCH的含量在广州、东莞、佛山三地的土壤中分布最高（表15-13）。由于其化学反应活性最低，是HCHs的四种异构体中在自然界保留时间最长的一种。
表15-13 样品中每种OCPs的平均浓度 （单位：ng·g-1）
源自：马骁轩等，2009.
（2）土壤中的“滴滴涕”（DDTs）类物质
三地土壤中DDTs的含量范围是3.58～831ng·g-1，稍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与宁波相当。
DDT可在微生物作用下降解成DDD和DDE。土壤中DDT经长期风化降解，如在此期间有外来DDT进入，它与DDD加DDE之和的比值应小于1。美国该比值小于0.1，而马骁轩等研究的区域仅有一半样品的比值小于1。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禁止生产DDT时间在1983年，大大晚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3）珠三角土壤中OCPs的储量估计
马骁轩等的研究用广州、东莞和佛山三地的平均浓度，对土壤中OCPs的储量分别进行估算，其结果为205t、46t和105t。据估计，珠江水系每年的悬浮颗粒物达到了4.45× 108 t。
15.4.7 广州市大气挥发性有机物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大气中臭氧（O3）的形成源于二氧化氮（NO2）的光解，但是只有当大气中存在挥发性有机物（VOC）时，才能形成臭氧的净增加。解鑫等（2009）用气相色谱技术测量广州市区点2006年夏季VOCs的实时变化特征和典型物种的日变化特征，并进一步通过观测数据分析典型VOC物种浓度变化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1）实验
从2006年7月3日到7月30日连续在广州市区测定空气中挥发有机物，采样点设在广东环保监测站17层楼顶。在线气相色谱仪是Syntech Spectrus GC 955分析系统，共测得45种挥发性有机物，时间分辨率为0.5h。
2）结果
（1）夏季广州市区挥发性有机物的变化和组成特征
图15-4给出了观测期间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氮氧化物（NOx）和臭氧在当时的气象条件下的时间序列图。
图15-4 观察点TVOC、NOx、O3的时间序列
图 15-4至图15-7均源自：解鑫等，2009.
从图15-5中可以看出在高浓度臭氧日的情况下，芳香烃和异戊二烯的浓度和百分比稍高于低臭氧浓度日。
图15-5 高、低浓度臭氧日比例
（2）挥发性有机物的日变化特征
图15-6至图15-7给出了部分VOC物种的日变化，其中丙烷浓度最高。
图15-6 观察点2006年夏季和2004年秋季VOC平均浓度前10位物种比较
3）结论
（1）夏季广州市区的VOC污染具有典型的城市特征，主要受交通源排放影响。丙烷是VOC的优势物种，主要来自于液化天然气燃料公交车和出租车的使用。重污染日出现在偏北风的气象条件下。从内陆过来的污染气团增加了广州市区观测点的VOC浓度。
（2）夏季广州市区的典型烷烃的浓度变化特征都具有早、晚高峰，与机动车高峰时间吻合。
（3）用乙苯与间、对二甲苯浓度的比值代表光化学年龄，来反映广州市区的光化学进程和臭氧生成的关系。在2006年7月12日和2006年7月19日至7月25日这两段时间内，臭氧浓度越高，气团经历的化学进程就越长。7月26日至7月30日观测点的气团经历较长的光化学进程，但是没有预期的高浓度臭氧生成，有可能受主导风向南风的影响，污染物质向观测点下风向传输。
图15-7 广州市区点总挥发性有机物，丙烷，间、对二甲苯，乙苯日变化特征
15.4.8 广西近海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协调性分析
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沿海地区正有望成为中国对接东盟的新“增长极”。苏伟（200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该地区环境及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并通过计算区域年均协调系数，以判定近海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类型。
1）指标选取及计算方法
经济系统选择10个指标：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二产增加值、人均三产增加值、利用外资额、人均地方财政收入、GDP增加值。相关计算表明：该区水质综合指数、有机物及营养盐污染指数与人均GDP相关性均显著相关，因此选取这三项作为环境系统主要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水环境、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2）计算结果分析
两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见表15-14。
表15-14 广西沿海经济与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
源自：苏伟，2008.
由表15-14可见，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逐年上升，近海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先下降然后上升。表明就整个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近岸海域而言，在经济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近海水环境质量维持原有较好质量并有所改善。这与该地区经济基础较薄弱，同时近岸海域环境容量较大，并且政府一贯重视环保，政策贯彻落实较好有关。
3）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1996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年均协调系数a用以下公式计算：
当a＞1时属于不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率大于或等于经济增长速度；当0≤a＜1时，属于基本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当a＜0时，属于协调型，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由表15-15可见，1997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与经济年均协调系数的多数年份属于协调或基本协调类型。
表15-15 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协调系数及协调性判断
源自：苏伟，2008.
4）结论
分析了该区域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出经济发展速度远大于水环境的恶化速度，意味着广西在近海水环境基本上维持良好现状的前提下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需进一步研究2005年环境、经济不协调的原因，加以改进。
15.4.9 近20年闽江福州段水域悬浮物的时空变化
福州是濒临东海的省会城市，研究近岸水域生态环境的时空演变对今后福州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温小乐、徐涵秋（2009）发表以闽江下游福州河段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信息和地面水质采样数据，为闽江福州段在1986年至2006年间悬浮物的空间分布和浓度变化趋势开展研究，旨在揭示闽江下游水质在近20年间的时空变化特点及其变化原因，为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分布状况
利用基于影像光谱建立的悬浮物预测模型分别对研究水域在1986年、1996年和2006年三个时期的悬浮物浓度进行反演，然后将悬浮物浓度由低至高分成1～6级。由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未设悬浮物指标，参照台湾环境主管部门的水质分级标准（许珺等，1999，见表15-16），对应研究闽江下游福州河段水体悬浮物浓度分级范围，分析各时期闽江福州段的水质环境及其面积分布。
表15-16 各级悬浮物浓度分级标准
源自：温小乐，徐涵秋，2009.
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空间分布均表现以下共同特点：①从闽侯竹岐到马尾这一河段的悬浮物浓度普遍较低，水质均属1～2级，水体较清澈；②从马尾到入海口区域，悬浮物浓度明显提高，水质多在3级以上，水体较浑浊，而且越靠近入海口，悬浮物浓度越高，常见5、6级。
整体而言，在所研究的时间段里，闽江福州段水体的悬浮物浓度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从1986年到1996年水体悬浮物浓度显著下降，污染程度减轻；但1996年到2006年间，大部分水域的悬浮物浓度有所增加，水体污染出现反弹，局部水质变差，但总体上还是明显好于1987年。
2）近20年闽江福州水质变化的原因分析
综上研究，该水域的悬浮物浓度在这20年间稳中有降，整体水质趋于好转。这主要得益于福建省及福州市政府对闽江水环境开展的系列综合整治工作，如闽江沿线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工业企业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沿线多家污水处理厂建设、生活污水管网铺设等。经过多年努力，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沿线污水处理率从2003年的20.9%提高到2007年的60.9%，从源头上遏制了对闽江水质的污染影响，确保了闽江沿线整体水质的改善（福建省环保局，2007）。
但是，在快安至马尾段水域，近20年来水源趋于恶化。由于1985年在该河段北岸设立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各类废水排放量日益增多。虽有2家污水处理厂，但因管网配套不到位，无法处理所有污水，直接排入闽江，导致水质不断恶化。
中国资源与环境状况的区域实例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5 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
资源与环境既是生态学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当前全球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这里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进行介绍。
15.1 中国的生态环境概况和主要特点
15.1.1 概况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位于北纬4°～53°，东经73°～135°，约有960万km2疆域和300万km2海域。从北到南跨纬度约50°，近5 500km距离，因而自北向南有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五个温度带。
我国地貌类型复杂，从东向西，地形逐步升高，形成三大阶梯。第一阶梯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m以上；第二阶梯从青藏高原的北缘和东缘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之间，海拔1 000～2 000m；第三阶梯在上述一线以东，海拔在500m以下。这种地势阶梯对我国境内生态环境的大地域分异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自然环境复杂，孕育着丰富的生态系统类型。
在我国，河流和湖泊数量多、面积大，海域广阔。流域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河流有1 500多条，100km2以上的有50 000多条。丰富的水域为水生生物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但是水域的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部，而西北地区十分缺水。我国的湖泊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有13个，1km2以上的有2 600多个，全国的沼泽面积约1 400万hm2。众多的湿地为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提供繁衍和迁徙的停留地。
辽阔的国土，多样的气候，类型丰富的地貌，众多的湖泊，东部和南部又有广阔的海域，为各种生物及生态系统类型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多种生态环境。第三纪及第四纪相对优越的自然、历史、地理条件更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生态系统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15.1.2 自然资源环境的特征分析
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的资源环境基础主要体现为总量可观、结构不尽如人意、人均拥有量不足和基础损耗大这四个特征（张雷、刘毅等，2006）。
1）总量可观
中国的资源环境在总量上还是相当可观的。这里选择可耕地、淡水资源、森林、矿产、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六项资源环境要素的表征指标以及国土面积、人口和GDP三项相关指标（表15-1）。
表15-1表明，相对于国土面积和GDP而言，中国在可耕地、矿产、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四方面在世界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
表15-1 中国资源环境及相关要素占世界比重（1998年）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2）结构不尽如人意
在各类资源要素的有效组合方面不尽如人意。以森林资源和大气污染为代表的生态状况要素指标不是太低，就是太高。中国在淡水资源、森林和大气环境方面的劣势尤为明显（表15-2）。
表15-2 世界人口大国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比较
注：①世界人口十大国家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日本和尼日利亚。
②表中的森林面积、矿产资源和二氧化碳排放为1995年数据，余者均为1998年数据。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3）人均拥有量不足
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作为关键的资源要素的可耕地、淡水、矿产、能源及森林等方面人均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表15-3）。
表15-3 中国资源环境要素表征指标的人均拥有水平与国际比较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4）基础损耗高
基础损耗体现在社会消费增长和环境破坏两方面。受资金和技术水平限制，建设初期社会生产发展依赖增大资源环境要素投入来实现。其中以矿产消费的增长和大气环境的破坏最为明显（表15-4）。
表15-4 中国资源环境基础损耗变化
续表15-4
源自：张雷、刘毅等，2006.
15.2 中国当前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主要问题包括生态系统退化加剧、资源压力严峻、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灾害加剧四方面（欧阳志云，2007）。
15.2.1 生态系统退化加剧
1）森林结构趋于简单化，服务功能退化
森林生态系统呈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局面。结构功能下降，类型比例向不合理方向发展，抗干扰能力降低，系统调节能力减弱，病虫害加剧。
2）草地退化，承载力下降
我国有84.4%的草地分布在西部，草地是西部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也是具有重要生态调节与保护功能的关键生态系统。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使草地迅速退化，面积减少，牲畜承载能力严重下降。草地的生态屏障作用降低，成为重要的沙尘源区。
3）湿地面积萎缩
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造成了大量湿地消失，盲目围垦，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不合理以及湿地污染严重等问题，导致湿地面积萎缩，水量减少，自然调节能力下降。
4）水土流失仍然严重
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km2，每年流失土壤总量50亿t。西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区域，黄河流域内蒙古河口镇至龙门区间的7万多km2范围内，输入黄河的泥沙约占黄河总输沙量的一半以上。
5）土地沙化形势严峻
我国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西北部，不仅沙化土地分布面积大，而且扩展速度快，治理难度大。20世纪90年代后5年我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每年达到3 436km2，比70年代增加一倍多。
6）石漠化危害加剧
石漠化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以及两广、两湖的部分地区。石漠化是西南地区的一种主要土地退化形式，不合理的土地开发造成土壤流失、土地生产力下降甚至丧失。虽然占土地比例不高，但分布相对集中，严重地区已经丧失支持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7）土壤盐渍化危害严重
土壤盐渍化主要分布在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等区域。西部地区的盐渍化主要是不合理的灌溉造成（如大水漫灌）的。
15.2.2 资源压力严峻
1）水资源短缺加剧
我国水资源贫乏，且空间分布不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辽宁、江苏、河南、北京、山东、河北、山西、宁夏、上海和天津10个省（市、区）人均水资源处于1 000m3严重水荒国际线以下，西北和华北地区缺水严重。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水生态系统平衡失调，江河断流加剧。同时地表水水区污染严重，水质性缺水加剧。地下水超采普遍，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出现大范围地下水漏斗。
2）耕地丧失加快
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少，利用强度大，耕地总量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加剧。由于耕地产出多、投入少，用养失衡，导致耕地地力退化严重，中低产农田占耕地面积2/3。由于受工业“三废”、酸雨、污灌及农用化学品影响，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威胁食品安全。
3）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大面积的天然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环境破碎化严重，大量野生物种濒临灭绝。西部地区是我国野生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仅种类多，而且特有性高，如野牦牛、藏羚羊、大熊猫、滇金丝猴、芒苞草、滇桐等。由于近年来人类滥捕、滥杀等不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对栖息地的破坏，导致不少野生物种种群退化，密度降低，有的甚至濒临灭绝。
同时，外来物种入侵活动日益加剧。如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紫茎泽兰、豚草、水葫芦等对我国生态系统的健康构成严重破坏，威胁种群多样性，导致局部种群消亡等。
15.2.3 环境污染严重
1）水环境污染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204条河流409个国控断面中，Ⅰ至Ⅲ类、Ⅳ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9.9%、23.7%和16.4%。长江、珠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在监测营养状态的26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42.3%。
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一、二类海水比例为62.7%，三类海水为14.1%，四类和劣四类海水为23.2%。四大海区中，黄海和南海近岸海域水质良好，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东海近岸海域水质极差。与上年相比，胶州湾一、二类海水比例上升25.0%，渤海湾、长江口和珠江口一、二类海水比例下降20.0%以上。
2）空气污染与酸雨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仍较重；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仍较重。全国471个县级及以上城市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其中3.6%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79.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15.5%的城市达到三级标准，1.7%的城市劣于三级标准。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达到二级标准的比例为73.5%，较上年提高6.2个百分点。全国开展酸雨监测的494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249个，占50.4%，酸雨程度严重或较重（降水年均pH小于5.0）的城市有107个，占21.6%，与上年基本持平。
3）农业污染与食品安全
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致使农田污染面积迅速扩大，造成土壤及农产品污染严重，品质不断下降，已使我国农田生态环境及食品安全受到威胁。我国北方地区污水灌溉面积大，据污染严重的22个省47个污灌区的20.67万hm2耕地调查结果，90%重点污染区为重金属污染，其次为石油化工废水、造纸废水、河流上游来污等。
15.2.4 生态灾害加剧
1）水、旱灾害
近50多年来，我国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高，农业受灾面积直线上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水灾呈下降趋势，但70年代后，洪水发生频率增加，成灾面积比例也显现相同趋势。我国中东部地区处于江河中下游地区，受洪涝灾害的威胁，洪涝灾害损失占全国同类灾害损失比重大。
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东部、广东和福建南部、云南和四川南部是我国旱灾最严重地区。1999年至2002年北方连续干旱，华北、东北和黄淮地区的部分地区旱情严重。2000年山东省因旱灾造成经济损失达175亿元。
2）沙尘暴
西北地区是沙尘暴主要发生地。甘肃、内蒙古、新疆、蒙陕宁长城沿线是我国沙尘暴主要四大发生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尘暴呈波动减少之势，90年代初开始回升。西北地区沙尘暴源区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重。
3）矿山开发环境问题
由于矿产资源开采规模不断增大，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率低，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也不断增大。我国因采矿而直接破坏的森林面积累计已达106万hm2，破坏草地26万hm2。截至2001年，因矿产开发而破坏的土地累计400万hm2，每年以4万hm2的速度递增，而土地复垦率仅为10%，比发达国家低50多个百分点，因矿产开发活动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和废渣，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恶劣多变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人类干扰导致我国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相对低下。尽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取得很大成绩，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从总体上看，生态系统呈现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局部地区生态退化的现象有所缓和，但退化的实质没有改变，退化的趋势在加剧，生态灾害在加重，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环境管理水平低下和环境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导致的资源环境破坏依然十分严重，人口增加、城市化发展、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
15.3 中国资源环境的区域分析
鉴于庞大的国土面积和复杂的地域自然资源环境，张雷、刘毅（2006）根据自然资源环境一致性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大区域：即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区、华东区、华中区、华南区和西南区（图15-1）。七个大区域的划分与传统划分方式有所不同。
图15-1 全国七大区分布示意图（张雷、刘毅，2006）
根据国家层次的人地关系分析，区域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协调状态及其未来演进趋势的分析也基本上在陆地淡水、耕地、矿产、能源和森林五个大资源环境要素方面展开。
15.3.1 华北区
华北区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山东6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170 万km2余，人口2.39亿（2000年）。2000年人口2.39亿（张雷、刘毅等，2006），至2008年增长至2.51亿（吴人坚，2010）。
作为资源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已使目前的华北区资源环境开发与协调状态进入了一个全面紧张的阶段。
1）资源本底评价
（1）要素综合及组成
要素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华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水平20%以上，这是华北区长期成为中国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的根本原因。
然而，以单位国土面积六大资源要素的赋存状态计算，华北区的淡水和森林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其耕地、草场、能源和矿产则高出全国均值的22%～98%，其中尤以矿产和能源的地位最为突出（图15-2）。
图15-2 华北区资源要素本底基本特征图
源自：张雷、刘毅，2006.
图15-3 华北区资源要素空间组成特征
源自：张雷、刘毅，2006.
（2）空间组成特征
华北区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东部沿海、西部山区盆地和北部草原三个基本单元组成。
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及山东四省市的要素综合方面不具明显优势，但是在要素的结构组合方面为地区最佳（图15-3）。
相反，地处西部的山西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在山西的六大资源环境要素中，矿产和能源两类占了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84.3%，高出东部沿海地区（72%）12.3个百分点。
内蒙古的各类资源具有相当规模和开发潜力。但是，一方面，广大的国土面积使该地区的资源承载密度相对不足，当地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仅为华北区均值的75%；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水土资源开发潜力受到极大制约。
2）结论
就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而言，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状况的恶化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强烈。尽管如此，华北区经济社会结构的演进和社会产出的发展未能根据水资源的供给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其中尤以能源和矿产的开发利用为最典型。华北区已成为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的地区之一，日趋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成为恶劣生态变化的突出代表。
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地区发展政策应做相应调整：
（1）资源消费方式的转变，即社会资源消费从总量规模的快速增长向质量提高的快速推进转变。
（2）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指从传统的规模扩张为主向深度加工为主的资源开发方式转变。
（3）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一次性利用向多次性和重复性利用转变。（4）资源供给方式的转变，向本地资源开发与外来资源输入有机结合转变。
15.3.2 华东区
华东区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面积为31万km2，人口1.36亿（2000年）和1.47亿（2008年）（吴人坚，2010）。该地区水土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其中如何合理利用淡水资源，切实保护耕地，有效解决能源、矿产资源已迫在眉睫。所以这里重点简介长江三角洲的水土资源与能源矿产问题。
1）淡水资源
长江三角洲面临着淡水紧缺的局面。但是，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长江三角洲——多水地区的缺水问题。水是有的，而且还是足够多的，但“净水”匮乏。这就是所谓的质量型缺水。长三角水资源紧缺是由于该地区水资源的恶化，造成可供正常利用的地表水资源供水不足，从而迫使地下水过量开采，引起地面塌陷，加剧洪涝灾害。应把治理水污染作为解决该地区水资源问题的战略重点。具体建议如下：
（1）重新审视制定合理的水资源价格，以经济杠杆增强节约资源的动力。
（2）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逐步推广“清洁生产”。
（3）改分部治理为整体治理、单项治理为综合治理。
（4）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
（5）实施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协调各方关系。
2）土地资源
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缺乏，且农用地占用需求大是长三角土地利用长期面临的严峻态势。城市建设占用部分耕地难以避免，关键在于使用得当。有些城市竟以土地的廉价批租、低价转让等方式来吸引外资，许多非生产设施也大量占用农田，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的空间，还由于对农村、农民的补偿极少，实际上是对农民另一种形式的剥夺。长江三角洲未来的资源节约首先是有效地控制耕地流失。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重新审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
（2）规范政府征地和供地行为。
（3）调整非农建设用地布局。
（4）发展优质、高效、创汇农业。
（5）加强中低产田改造。
3）能源与矿产资源
能源与矿产资源缺乏是华东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长期以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消费产生大量污染物排放，在造成环境恶化的同时，也给该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压力。特提出如下发展对策：
（1）调整能源生产结构，电力工业要把核电放在首位，还要尽可能多利用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发电。
（2）能源问题的关键是运输，加强重点煤炭装卸港口建设，同时选择港口作为液化天然气接收地点，就地建设发电厂。
（3）积极制定有关能源的环境政策，推广洁净煤技术，逐步淘汰小发电厂。
（4）调整产业结构，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源损耗。
（5）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分享国际矿产、油气资源。
15.3.3 东北区
东北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面积78.79万km2，人口1.06亿（2000年）和1.09亿（2008年）。东北区是中国近代开发最晚的一个大区。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东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未来开发潜力主要体现在能源、森林和耕地三方面。而且，开发上述资源须考虑与淡水供给潜力的平衡。同时，能源（石油）开发潜力和耕地质量的下降，将对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淡水资源的空间重组、能源开发的持续和耕地质量的改善应成为未来地区资源持续开发的核心任务。
2）空间组成特征
在森林、耕地和淡水方面，三者有较强一致性，淡水均略显不足，森林和耕地优势明显。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东北是全国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最佳组合地区。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使东北区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达和活跃的地区之一，除了淡水外，森林、矿产、能源和土地资源均有相当基础，尽管大规模开发已有数十年历史，未来开发潜力仍有一定空间。但需对地区发展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1）淡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淡水资源呈现北多南寡、东多西少局面，应当提高吉林和黑龙江区域内河流开发利用水平。如通过“北水南调”（松花江调水到辽河）等工程，缓解辽中南地区用水紧张局面。
（2）加强对黑土资源的保护。
（3）转变能源供给方式，随着能源逐渐枯竭，力争煤炭外援；加强石油勘探，控制原油产量。
（4）调整林业产业结构。严格控制森林采伐量，将木材产业、森林保护和森林资源综合利用三者结合。
（5）建设国家资源战略储备基地。
15.3.4 华中区
华中区包括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面积87.12km2，人口3.18亿（2000年）和3.20亿（2008年）。该区地处长江和黄河中游地段，位居全国中原腹地，社会经济地位非常重要。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自然资源环境具有一定复杂性。南北差异明显，其中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的中南部气候特征类似，地形差异小，河南和安徽的北部则较类似。
华中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尤其淡水和土地资源优势明显。其特点是“两湖熟，天下足”。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该区在未来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地位更突出，其中以能源（水力资源）和淡水外输最为重要。
2）空间组成特征
具体各省而言，地处北部的河南省和安徽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耕地、矿产和能源却很丰富，河南在淡水资源方面略显不足。
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共同特点是淡水较充沛，但矿产和能源较匮乏，但较丰富水力资源在一定程度缓解缺能状况。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要素综合评价看，华中区拥有较好的资源基础，特别是水土两大资源的结合方面。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1）统筹利用淡水资源。目前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供水工程年老失修，配套不完善。并且水污染防治相对落后，应加强管理。另外还需综合考虑水资源布局和供水规划中外调水量对发展的影响，统筹安排水资源。
（2）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入手，实行山、水、田、林、河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注重产业结构优化，推广小流域综合治理经验。
（3）转变能源结构与供给方式。继续扩大区外能源输入，即开源。在能源供应数量增长同时，质量也需改善，加快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是根本。节能也很重要，要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4）加大治理环境污染力度。要明确环境治理目标，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应集中在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乡镇环境污染防治，以及水域环境治理等方面。
15.3.5 华南区
华南区包括大陆南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广西四省（区）及香港、澳门、台湾。大陆四省区国土面积57.11万km2，占全国5.96%，人口1.66亿（2000年）和1.88亿（2008年）。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华南区地处热带、亚热带，降水量丰富，生物资源多样，这是成为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的原因。但是它严重缺乏矿产和能源，耕地也因城市化而被大量占用，对五大资源综合评价表明，该区资源环境基础高于全国均值43%。尤以淡水和森林的优势最明显，分别高出全国平均的2倍和1.4倍。但矿产和能源资源仅为全国平均的1/4左右。
2）空间组成特征
在空间上，华南区地形较为复杂，主要是山地丘陵地形，各省间自然资源环境具有较相似特点。具体而言，福建资源综合禀赋处于四个省区首位，而海南除耕地相对丰足外，其他要素均相对落后。
3）总结及政策建议
（1）优势
①地（人）缘优势：毗邻港澳，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目前港澳及东南亚成为该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②政策优势：国家对广东、福建、海南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华南区拥有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先机。
③地理优势。
（2）问题
①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渐消失。
②面临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
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
④原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城市化扩张未充分考虑环保，落后地区为赶超发展，不惜以环境破坏为代价。
（3）政策建议
①建立区域能源供应保障体系。
②建立主要资源供需监控体系。
③形成区域综合运输体系。
④加强耕地、淡水及森林保护，治理水质与酸雨污染。
⑤调整产业结构以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15.3.6 西北区
西北区位于36°39′N以北和111°15′E以西，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土地总面积308.3万km2，人口9 172万（2000年）和9 193万（2008年），是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数量最少的一个区域。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北区深居内陆，主要位于我国第一、二大阶梯上，从自然资源环境看，有相对的完整性，地广人稀、干旱少雨是其鲜明特征。该区资源储量丰富、组合不佳，特别是水土资源组合不合理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水平。西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远低于全国平均，这也是西北区地广人稀的原因所在。西北区的要素评价范围定位在以下五方面：淡水、土地、矿产、森林和能源。
从单位国土面积五大资源要素赋存状态看，西北除矿产外，其他要素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淡水、森林、耕地仅占全国均值的1/3左右。
但是从人均资源量看，西北除淡水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外，其他四种资源均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尤其矿产和能源占绝对优势。
2）空间组成特征
空间结构可分为干旱区、青海高原区和黄土高原三部分。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和宁夏在要素综合上有明显优势：陕西各种资源组合较好，宁夏在结构组成方面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淡水尤其缺乏。在陕西五大要素中，矿产和能源占整个要素的68%，比甘肃（22.8%）高出45.2个百分点。
新疆和甘肃在要素综合方面明显落后，一方面，国土面积广大使资源承载密度不足，当地综合指标仅为西北均值的44%。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两省的水土资源潜力受极大制约。
青海的矿产，尤其钾盐在全国有重要地位。但是，水和矿资源不匹配制约矿产开发。另外，青海位于我国第一大阶梯上，大规模资源开发易引起水土流失，对下游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青海资源开发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系统的脆弱对当地发展有很大影响，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延续了粗放性开发的传统方式。由于未能根据水资源供给做出相应调整，西北发展面临无法回避的挑战：西北已成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地区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趋严重的淡水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
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优势将使西北人地关系进入一个更为紧张的阶段，其重要原因在于改善当地资源环境脆弱基础的艰难程度。因此，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①淡水的开发利用必须开源与节流并举、开发与保护并重，强化资源配置和管理。
②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防止能源、矿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③发展资源的比较优势，实行优势能源和矿产优先开发。
④依靠农业高科技，提高土地利用率，精耕细作，提高产量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⑤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
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实现特色农业与生态系统的协调。
15.3.7 西南区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重庆五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236.84万km2，人口1.96亿（2008年）。该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同时又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生态屏障。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南区大多位处我国海拔相对较高的第二级地貌单元上。区内海拔高差悬殊，气候多变，垂直地带性明显。该区自然资源基础相对薄弱。首先反映在总量的不足，其资源环境基础低于全国均值水平5%左右；其次反映在水、土有效结合欠佳，水多地少，淡水的单位国土面积赋存高出全国均值的71%，而耕地低于全国均值的35%。这也是西南区经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
西南区的耕地、矿产和能源资源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森林和淡水资源高出全国均值的17%和71%，其中尤以淡水的地位最为突出。
2）空间组成特征
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三个基本单元组成。云南、贵州两省资源要素综合具有明显优势，在结构组合上也为地区最佳。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的资源要素综合都较佳，重庆的结构组合不尽如人意，只有水和耕地占整个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绝大部分。西藏在资源要素综合和结构方面都欠佳，淡水、森林和能源占了要素综合比重的98.2%。虽然它们有相当规模，但由于承载密度相对不足，而且受海拔高度和特殊气候环境影响，其开发潜力受极大影响。
3）结论及政策建议
当前，土地资源不足和生态条件的脆弱对当地发展的影响最大。耕地的稳定和扩展有重要地位，而水能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有可能对有限耕地稳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另外，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对资源系统的稳定有很大消极影响。所以，如何提高资源开发效益，减少开发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西南区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应强调以下几点：
（1）加强资源的勘察和保护工作，提高资源环境的保障程度。
（2）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建设清洁能源、金属冶炼加工、生物资源加工基地。
（3）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4）适当控制生产规模，提高资源加工的深度，增强资源产品的附加值。
（5）提高“退耕还林”质量，增强生态功能。
（6）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地区利益。
15.4 中国资源与环境状况的区域实例
这里介绍的实例，不但有存在的问题，特别有一些生态环境建设的经验，如广西近海和闽江福州段水域等值得向大家推荐。
15.4.1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1）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特点及分布
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核心是利用效率问题。由于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水资源利用方式等诸多变量的不同，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表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的可能途径，也是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基本要求。通过实证研究，李世祥等（2008）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利用效率较低。导致利用效率有区域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15-5、表15-6）。
表15-5 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聚类结果
源自：李世祥等，2008.
表15-6 各类别水资源利用效率指标比较
源自：李世祥等，2008.
2）政策建议
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重视水资源本身管理，更要注重整个经济社会的共同参与。
（1）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要加大资源因素权重。
（2）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投资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3）加大水资源利用效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权重。
（4）加强水利部门对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职能，并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流域管理体制。
15.4.2 三江平原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孙志高等（2006）提出，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是我国湿地集中分布且面积最大、类型最齐全的地区之一。自1949年以来，该区先后经历四次开荒高潮，其结果是导致湿地面积急剧减少和耕地面积迅速增加（表15-7）。近年来，随着农业进一步开发和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增大，该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日益突出。
表15-7 三江平原湿地与耕地面积变化（1949—2000）
源自：孙志高等，2006.
1）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1）生态功能下降
生态功能下降导致湿地持水、蓄水和均化供水过程功能的丧失以及洪涝灾害发生频率的危害增大，并使湿地不断疏干，从而影响地下水的补给。
（2）生物多样性降低
①生境的破坏和破碎是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②生物资源衰退。生物资源过度开发，超过生物自我更新能力，不仅导致生物资源枯竭，而且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③农业生态环境弱化。自然植被受破坏，农田失去天然屏障，使土壤风蚀、水蚀和沙化等生态问题日益严重。
④农业环境污染突出。
2）区域可持续发展对策
（1）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公平问题。开发是为了当代人的需要，保护是为后代留下环境资产。现有湿地中，开发和保护的比例应该多大，在未确定以前，当前任务不再是继续开发，而是走改造中低产品为主的内涵发展之路。
（2）保护和恢复现有湿地资源，发挥湿地生态经济功能。
（3）制定并完善湿地保护、管理和经营的政策和法规，实现由多方面利益代表的公众参与。
（4）加强区域综合整治与经营，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15.4.3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对水体的影响
随着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的逐步落实，农村饮用水的安全和水体污染的治理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巨天珍等（2009）以兰州市农村作为研究区域，对2003年至2007年畜禽养殖污染的现状和趋势进行了研究（表15-8）。
表15-8 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的畜禽养殖总数 （单位：万头）
表15-8至表15-10均源自：巨天珍等，2009.
1）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各区（县）畜禽污染分析
文章选用耕地畜禽类粪便负荷警报值表征兰州农村地区畜禽粪便污染与否（表15-9）。
表15-9 兰州市各区（县）的耕地畜禽粪便负荷警报值和警报级别
从时间分布上看，2003年只有安宁区和红古区稍有污染，2005年至2007年增加至四个区，污染有所加重。其中安宁区由2003年的Ⅱ级警报级别至2006年至2007年达到Ⅳ级别。耕地面积在减少，而养殖数量在增加，这样就增大了耕地的粪便负荷、警报值，使畜禽污染趋向严重。
2）畜禽粪便对水体污染分析
依据不同畜禽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计算各种污物进入水体的流失量，再测算不同污物的等标污染排放量（见表15-10）。
表15-10 2003年至2005年畜禽污染物的等标污染物排放量
从表15-10中可看出猪的等标污染排放量明显高于牛和羊的排放量，2003年至2005年猪的排放量为768t、776t、812t，分别占畜禽粪便排污总量的74%、73%、65%，因此对兰州市农村地区而言猪粪便总体上对水体环境威胁最大。
3）结论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以安宁区最严重，猪粪对水体污染排放最大，污染危害最大的是TP。应加强畜禽养殖的区域规划，提倡家庭的舍饲养殖，鼓励和扶持规模化养殖的环保设施的完善和正常运行。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管理措施的严格执行必将对畜禽污染和水污染的源头防治起到积极作用。
15.4.4 西宁市水污染减排行动方案的初步研究
孙娟等（2009）分析西宁市存在的水环境问题，分析总量控制目标和水环境改善目标之间的差距，对近三年西宁水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系统分析和设计。
1）水质现状与趋势
2005年至2007年，湟水（西宁主要地表水源）主干流及北川河等支流上约80%断面水质超标，水质均为Ⅴ类和劣Ⅴ类，主要超标因子为生化需氧量、氨氮和石油类，个别断面的氨氮超标达10倍以上。
2）污染物排放与治理现状
2006年COD排放31 381t，比2005年增长7.9%，其中生活污水中COD排放19 936t，比2005年增10.41%，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比2005年增3.78%，目前，两座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为12.25万t，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40%，大量污水直排湟水河。工业污染治理设施投入不足，治理水平低，且企业非法排污严重。
3）总量控制目标
（1）“十一五”COD新增量 根据《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编制指南》，用产生系数预测生活COD排放量，根据城镇常住人口数等社会统计数据测算得到2007年至2010年西宁市将新增生活COD排放量1 819t；用排放强度预测得到新增工业COD排放量为8 030t，总计新增排放量9 849t。“十一五”期间共计增12 572t。
（2）总量控制目标 西宁市“十一五”总量控制目标有以下两个来源：
①青海省与西宁市签订COD控制任务：2010年控制在2.9万t，即维持2005年水平，实现化学需氧量排放的零增长。
②依据《黄河中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目标，到2010年，青海省控制在6.6万t，比2005年减5.7%。
（3）减排行动计划 由于西宁市存在省下达任务与重点流域任务不一致，设置COD“零增长”和削减5%两种控制目标，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业治理工程为减排项目，确保低削减目标。并结合污水处理厂尾水指标及工业废水稳定达标排放等减排措施，支持高削减任务的完成。
（4）减排效益分析 设计“低”“高”两套COD削减实施方案，提出对应的减排工程及措施。方案目标可达性分析结果见表15-11。
表15-11 西宁市“十一五”COD减排行动方案的减排效分析 （单位：t）
源自：孙娟等，2009.
从总结来看，西宁水污染防治减排方案设计思路是：总量控制目标是基石；由此向上通过新增量预测得到污染削减任务，通过水环境污染及治理现状分析定位重点减排源；针对不同源提出减排工程项目和措施。由于减排目标依据国家“十一五”总量控制的目标和重点流域的总量控制的目标不一致，在制定区域减排计划时，综合考虑多级控制目标，合理组合安排减排项目。
15.4.5 新疆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的生态环境治理
艾比湖流域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总面积为5.06×106 hm2。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流域内人口增多、耕地面积扩大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日益增加，致使入湖河流水量迅减或断流，水面急剧萎缩，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并造成严重危害。李新琪等（2008）从生态环境治理的工程措施出发，对流域核心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进行探讨，以期为遏制并扭转恶化趋势，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治理目标
总体目标是实施治理工程，遏制流域内生态退化趋势，恢复和改善生态功能，增强绿洲系统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治理分区
根据流域的生态要素、环境特征及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等，对流域核心区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分区，确定各分区的主导生态功能、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并提出各分区的生态保护目标、主要生态恢复治理的工程措施（表15-12）。
表15-12 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生态环境治理分区
源自：李新琪等，2008.
3）治理工程措施
治理工程目的是实现流域核心区生态系统结构稳定，主导生态功能有效发挥，生态环境恶化得到遏制并改善。对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与区域，实施工程及非工程治理措施，促进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1）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包括调水保湖的水利工程、裸露湖底的盐漠固沙工程、退化植被的保护及重建工程、自然保护区建管能力增强工程等。
（2）污染防治及城镇生态建设工程。包括博河、精河绿洲谷地内工业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农村非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及博乐市、温泉县及阿拉山口岸等城镇生态建设工程。
（3）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建设工程。在治理措施实施前形成一个跨地区、跨部门、具有综合管理职能的管理机构，并赋予统一实施管理、协调职能，是确保治理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
（4）生态环境治理宣传教育工程。
15.4.6 珠江三角洲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分布特征
珠三角是我国华南地区最繁华的经济区，广州、东莞和佛山构成了一个位于珠三角中心的城市带。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大力推进，该地区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马骁轩等（2009）研究了珠三角河网分水岭的土壤中有机氯农药（OCPs）的含量分布和组成特点，揭示了该地区可能仍然存在OCPs的输入，并估算了它们在整个研究区域的储量，显示了珠三角土壤中的OCPs可能向珠江河口和外海海域排放的潜力。
（1）土壤中的“六六六”（HCHs）类物质
土壤样品中HCHs含量范围是0.19～42.3ng·g-1（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及沈阳的土壤样品，与我国宁波相当），均值4.42ng·g-1。对于HCHs的四种单体来说，β-HCH的含量在广州、东莞、佛山三地的土壤中分布最高（表15-13）。由于其化学反应活性最低，是HCHs的四种异构体中在自然界保留时间最长的一种。
表15-13 样品中每种OCPs的平均浓度 （单位：ng·g-1）
源自：马骁轩等，2009.
（2）土壤中的“滴滴涕”（DDTs）类物质
三地土壤中DDTs的含量范围是3.58～831ng·g-1，稍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与宁波相当。
DDT可在微生物作用下降解成DDD和DDE。土壤中DDT经长期风化降解，如在此期间有外来DDT进入，它与DDD加DDE之和的比值应小于1。美国该比值小于0.1，而马骁轩等研究的区域仅有一半样品的比值小于1。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禁止生产DDT时间在1983年，大大晚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3）珠三角土壤中OCPs的储量估计
马骁轩等的研究用广州、东莞和佛山三地的平均浓度，对土壤中OCPs的储量分别进行估算，其结果为205t、46t和105t。据估计，珠江水系每年的悬浮颗粒物达到了4.45× 108 t。
15.4.7 广州市大气挥发性有机物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大气中臭氧（O3）的形成源于二氧化氮（NO2）的光解，但是只有当大气中存在挥发性有机物（VOC）时，才能形成臭氧的净增加。解鑫等（2009）用气相色谱技术测量广州市区点2006年夏季VOCs的实时变化特征和典型物种的日变化特征，并进一步通过观测数据分析典型VOC物种浓度变化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1）实验
从2006年7月3日到7月30日连续在广州市区测定空气中挥发有机物，采样点设在广东环保监测站17层楼顶。在线气相色谱仪是Syntech Spectrus GC 955分析系统，共测得45种挥发性有机物，时间分辨率为0.5h。
2）结果
（1）夏季广州市区挥发性有机物的变化和组成特征
图15-4给出了观测期间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氮氧化物（NOx）和臭氧在当时的气象条件下的时间序列图。
图15-4 观察点TVOC、NOx、O3的时间序列
图 15-4至图15-7均源自：解鑫等，2009.
从图15-5中可以看出在高浓度臭氧日的情况下，芳香烃和异戊二烯的浓度和百分比稍高于低臭氧浓度日。
图15-5 高、低浓度臭氧日比例
（2）挥发性有机物的日变化特征
图15-6至图15-7给出了部分VOC物种的日变化，其中丙烷浓度最高。
图15-6 观察点2006年夏季和2004年秋季VOC平均浓度前10位物种比较
3）结论
（1）夏季广州市区的VOC污染具有典型的城市特征，主要受交通源排放影响。丙烷是VOC的优势物种，主要来自于液化天然气燃料公交车和出租车的使用。重污染日出现在偏北风的气象条件下。从内陆过来的污染气团增加了广州市区观测点的VOC浓度。
（2）夏季广州市区的典型烷烃的浓度变化特征都具有早、晚高峰，与机动车高峰时间吻合。
（3）用乙苯与间、对二甲苯浓度的比值代表光化学年龄，来反映广州市区的光化学进程和臭氧生成的关系。在2006年7月12日和2006年7月19日至7月25日这两段时间内，臭氧浓度越高，气团经历的化学进程就越长。7月26日至7月30日观测点的气团经历较长的光化学进程，但是没有预期的高浓度臭氧生成，有可能受主导风向南风的影响，污染物质向观测点下风向传输。
图15-7 广州市区点总挥发性有机物，丙烷，间、对二甲苯，乙苯日变化特征
15.4.8 广西近海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协调性分析
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沿海地区正有望成为中国对接东盟的新“增长极”。苏伟（200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该地区环境及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并通过计算区域年均协调系数，以判定近海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类型。
1）指标选取及计算方法
经济系统选择10个指标：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二产增加值、人均三产增加值、利用外资额、人均地方财政收入、GDP增加值。相关计算表明：该区水质综合指数、有机物及营养盐污染指数与人均GDP相关性均显著相关，因此选取这三项作为环境系统主要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水环境、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2）计算结果分析
两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见表15-14。
表15-14 广西沿海经济与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
源自：苏伟，2008.
由表15-14可见，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逐年上升，近海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先下降然后上升。表明就整个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近岸海域而言，在经济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近海水环境质量维持原有较好质量并有所改善。这与该地区经济基础较薄弱，同时近岸海域环境容量较大，并且政府一贯重视环保，政策贯彻落实较好有关。
3）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1996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年均协调系数a用以下公式计算：
当a＞1时属于不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率大于或等于经济增长速度；当0≤a＜1时，属于基本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当a＜0时，属于协调型，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由表15-15可见，1997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与经济年均协调系数的多数年份属于协调或基本协调类型。
表15-15 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协调系数及协调性判断
源自：苏伟，2008.
4）结论
分析了该区域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出经济发展速度远大于水环境的恶化速度，意味着广西在近海水环境基本上维持良好现状的前提下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需进一步研究2005年环境、经济不协调的原因，加以改进。
15.4.9 近20年闽江福州段水域悬浮物的时空变化
福州是濒临东海的省会城市，研究近岸水域生态环境的时空演变对今后福州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温小乐、徐涵秋（2009）发表以闽江下游福州河段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信息和地面水质采样数据，为闽江福州段在1986年至2006年间悬浮物的空间分布和浓度变化趋势开展研究，旨在揭示闽江下游水质在近20年间的时空变化特点及其变化原因，为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分布状况
利用基于影像光谱建立的悬浮物预测模型分别对研究水域在1986年、1996年和2006年三个时期的悬浮物浓度进行反演，然后将悬浮物浓度由低至高分成1～6级。由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未设悬浮物指标，参照台湾环境主管部门的水质分级标准（许珺等，1999，见表15-16），对应研究闽江下游福州河段水体悬浮物浓度分级范围，分析各时期闽江福州段的水质环境及其面积分布。
表15-16 各级悬浮物浓度分级标准
源自：温小乐，徐涵秋，2009.
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空间分布均表现以下共同特点：①从闽侯竹岐到马尾这一河段的悬浮物浓度普遍较低，水质均属1～2级，水体较清澈；②从马尾到入海口区域，悬浮物浓度明显提高，水质多在3级以上，水体较浑浊，而且越靠近入海口，悬浮物浓度越高，常见5、6级。
整体而言，在所研究的时间段里，闽江福州段水体的悬浮物浓度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从1986年到1996年水体悬浮物浓度显著下降，污染程度减轻；但1996年到2006年间，大部分水域的悬浮物浓度有所增加，水体污染出现反弹，局部水质变差，但总体上还是明显好于1987年。
2）近20年闽江福州水质变化的原因分析
综上研究，该水域的悬浮物浓度在这20年间稳中有降，整体水质趋于好转。这主要得益于福建省及福州市政府对闽江水环境开展的系列综合整治工作，如闽江沿线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工业企业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沿线多家污水处理厂建设、生活污水管网铺设等。经过多年努力，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沿线污水处理率从2003年的20.9%提高到2007年的60.9%，从源头上遏制了对闽江水质的污染影响，确保了闽江沿线整体水质的改善（福建省环保局，2007）。
但是，在快安至马尾段水域，近20年来水源趋于恶化。由于1985年在该河段北岸设立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各类废水排放量日益增多。虽有2家污水处理厂，但因管网配套不到位，无法处理所有污水，直接排入闽江，导致水质不断恶化。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对水体的影响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5 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
资源与环境既是生态学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当前全球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这里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进行介绍。
15.1 中国的生态环境概况和主要特点
15.1.1 概况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位于北纬4°～53°，东经73°～135°，约有960万km2疆域和300万km2海域。从北到南跨纬度约50°，近5 500km距离，因而自北向南有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五个温度带。
我国地貌类型复杂，从东向西，地形逐步升高，形成三大阶梯。第一阶梯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m以上；第二阶梯从青藏高原的北缘和东缘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之间，海拔1 000～2 000m；第三阶梯在上述一线以东，海拔在500m以下。这种地势阶梯对我国境内生态环境的大地域分异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自然环境复杂，孕育着丰富的生态系统类型。
在我国，河流和湖泊数量多、面积大，海域广阔。流域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河流有1 500多条，100km2以上的有50 000多条。丰富的水域为水生生物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但是水域的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部，而西北地区十分缺水。我国的湖泊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有13个，1km2以上的有2 600多个，全国的沼泽面积约1 400万hm2。众多的湿地为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提供繁衍和迁徙的停留地。
辽阔的国土，多样的气候，类型丰富的地貌，众多的湖泊，东部和南部又有广阔的海域，为各种生物及生态系统类型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多种生态环境。第三纪及第四纪相对优越的自然、历史、地理条件更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生态系统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15.1.2 自然资源环境的特征分析
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的资源环境基础主要体现为总量可观、结构不尽如人意、人均拥有量不足和基础损耗大这四个特征（张雷、刘毅等，2006）。
1）总量可观
中国的资源环境在总量上还是相当可观的。这里选择可耕地、淡水资源、森林、矿产、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六项资源环境要素的表征指标以及国土面积、人口和GDP三项相关指标（表15-1）。
表15-1表明，相对于国土面积和GDP而言，中国在可耕地、矿产、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四方面在世界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
表15-1 中国资源环境及相关要素占世界比重（1998年）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2）结构不尽如人意
在各类资源要素的有效组合方面不尽如人意。以森林资源和大气污染为代表的生态状况要素指标不是太低，就是太高。中国在淡水资源、森林和大气环境方面的劣势尤为明显（表15-2）。
表15-2 世界人口大国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比较
注：①世界人口十大国家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日本和尼日利亚。
②表中的森林面积、矿产资源和二氧化碳排放为1995年数据，余者均为1998年数据。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3）人均拥有量不足
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作为关键的资源要素的可耕地、淡水、矿产、能源及森林等方面人均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表15-3）。
表15-3 中国资源环境要素表征指标的人均拥有水平与国际比较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4）基础损耗高
基础损耗体现在社会消费增长和环境破坏两方面。受资金和技术水平限制，建设初期社会生产发展依赖增大资源环境要素投入来实现。其中以矿产消费的增长和大气环境的破坏最为明显（表15-4）。
表15-4 中国资源环境基础损耗变化
续表15-4
源自：张雷、刘毅等，2006.
15.2 中国当前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主要问题包括生态系统退化加剧、资源压力严峻、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灾害加剧四方面（欧阳志云，2007）。
15.2.1 生态系统退化加剧
1）森林结构趋于简单化，服务功能退化
森林生态系统呈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局面。结构功能下降，类型比例向不合理方向发展，抗干扰能力降低，系统调节能力减弱，病虫害加剧。
2）草地退化，承载力下降
我国有84.4%的草地分布在西部，草地是西部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也是具有重要生态调节与保护功能的关键生态系统。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使草地迅速退化，面积减少，牲畜承载能力严重下降。草地的生态屏障作用降低，成为重要的沙尘源区。
3）湿地面积萎缩
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造成了大量湿地消失，盲目围垦，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不合理以及湿地污染严重等问题，导致湿地面积萎缩，水量减少，自然调节能力下降。
4）水土流失仍然严重
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km2，每年流失土壤总量50亿t。西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区域，黄河流域内蒙古河口镇至龙门区间的7万多km2范围内，输入黄河的泥沙约占黄河总输沙量的一半以上。
5）土地沙化形势严峻
我国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西北部，不仅沙化土地分布面积大，而且扩展速度快，治理难度大。20世纪90年代后5年我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每年达到3 436km2，比70年代增加一倍多。
6）石漠化危害加剧
石漠化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以及两广、两湖的部分地区。石漠化是西南地区的一种主要土地退化形式，不合理的土地开发造成土壤流失、土地生产力下降甚至丧失。虽然占土地比例不高，但分布相对集中，严重地区已经丧失支持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7）土壤盐渍化危害严重
土壤盐渍化主要分布在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等区域。西部地区的盐渍化主要是不合理的灌溉造成（如大水漫灌）的。
15.2.2 资源压力严峻
1）水资源短缺加剧
我国水资源贫乏，且空间分布不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辽宁、江苏、河南、北京、山东、河北、山西、宁夏、上海和天津10个省（市、区）人均水资源处于1 000m3严重水荒国际线以下，西北和华北地区缺水严重。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水生态系统平衡失调，江河断流加剧。同时地表水水区污染严重，水质性缺水加剧。地下水超采普遍，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出现大范围地下水漏斗。
2）耕地丧失加快
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少，利用强度大，耕地总量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加剧。由于耕地产出多、投入少，用养失衡，导致耕地地力退化严重，中低产农田占耕地面积2/3。由于受工业“三废”、酸雨、污灌及农用化学品影响，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威胁食品安全。
3）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大面积的天然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环境破碎化严重，大量野生物种濒临灭绝。西部地区是我国野生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仅种类多，而且特有性高，如野牦牛、藏羚羊、大熊猫、滇金丝猴、芒苞草、滇桐等。由于近年来人类滥捕、滥杀等不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对栖息地的破坏，导致不少野生物种种群退化，密度降低，有的甚至濒临灭绝。
同时，外来物种入侵活动日益加剧。如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紫茎泽兰、豚草、水葫芦等对我国生态系统的健康构成严重破坏，威胁种群多样性，导致局部种群消亡等。
15.2.3 环境污染严重
1）水环境污染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204条河流409个国控断面中，Ⅰ至Ⅲ类、Ⅳ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9.9%、23.7%和16.4%。长江、珠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在监测营养状态的26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42.3%。
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一、二类海水比例为62.7%，三类海水为14.1%，四类和劣四类海水为23.2%。四大海区中，黄海和南海近岸海域水质良好，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东海近岸海域水质极差。与上年相比，胶州湾一、二类海水比例上升25.0%，渤海湾、长江口和珠江口一、二类海水比例下降20.0%以上。
2）空气污染与酸雨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仍较重；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仍较重。全国471个县级及以上城市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其中3.6%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79.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15.5%的城市达到三级标准，1.7%的城市劣于三级标准。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达到二级标准的比例为73.5%，较上年提高6.2个百分点。全国开展酸雨监测的494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249个，占50.4%，酸雨程度严重或较重（降水年均pH小于5.0）的城市有107个，占21.6%，与上年基本持平。
3）农业污染与食品安全
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致使农田污染面积迅速扩大，造成土壤及农产品污染严重，品质不断下降，已使我国农田生态环境及食品安全受到威胁。我国北方地区污水灌溉面积大，据污染严重的22个省47个污灌区的20.67万hm2耕地调查结果，90%重点污染区为重金属污染，其次为石油化工废水、造纸废水、河流上游来污等。
15.2.4 生态灾害加剧
1）水、旱灾害
近50多年来，我国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高，农业受灾面积直线上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水灾呈下降趋势，但70年代后，洪水发生频率增加，成灾面积比例也显现相同趋势。我国中东部地区处于江河中下游地区，受洪涝灾害的威胁，洪涝灾害损失占全国同类灾害损失比重大。
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东部、广东和福建南部、云南和四川南部是我国旱灾最严重地区。1999年至2002年北方连续干旱，华北、东北和黄淮地区的部分地区旱情严重。2000年山东省因旱灾造成经济损失达175亿元。
2）沙尘暴
西北地区是沙尘暴主要发生地。甘肃、内蒙古、新疆、蒙陕宁长城沿线是我国沙尘暴主要四大发生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尘暴呈波动减少之势，90年代初开始回升。西北地区沙尘暴源区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重。
3）矿山开发环境问题
由于矿产资源开采规模不断增大，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率低，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也不断增大。我国因采矿而直接破坏的森林面积累计已达106万hm2，破坏草地26万hm2。截至2001年，因矿产开发而破坏的土地累计400万hm2，每年以4万hm2的速度递增，而土地复垦率仅为10%，比发达国家低50多个百分点，因矿产开发活动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和废渣，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恶劣多变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人类干扰导致我国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相对低下。尽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取得很大成绩，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从总体上看，生态系统呈现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局部地区生态退化的现象有所缓和，但退化的实质没有改变，退化的趋势在加剧，生态灾害在加重，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环境管理水平低下和环境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导致的资源环境破坏依然十分严重，人口增加、城市化发展、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
15.3 中国资源环境的区域分析
鉴于庞大的国土面积和复杂的地域自然资源环境，张雷、刘毅（2006）根据自然资源环境一致性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大区域：即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区、华东区、华中区、华南区和西南区（图15-1）。七个大区域的划分与传统划分方式有所不同。
图15-1 全国七大区分布示意图（张雷、刘毅，2006）
根据国家层次的人地关系分析，区域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协调状态及其未来演进趋势的分析也基本上在陆地淡水、耕地、矿产、能源和森林五个大资源环境要素方面展开。
15.3.1 华北区
华北区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山东6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170 万km2余，人口2.39亿（2000年）。2000年人口2.39亿（张雷、刘毅等，2006），至2008年增长至2.51亿（吴人坚，2010）。
作为资源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已使目前的华北区资源环境开发与协调状态进入了一个全面紧张的阶段。
1）资源本底评价
（1）要素综合及组成
要素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华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水平20%以上，这是华北区长期成为中国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的根本原因。
然而，以单位国土面积六大资源要素的赋存状态计算，华北区的淡水和森林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其耕地、草场、能源和矿产则高出全国均值的22%～98%，其中尤以矿产和能源的地位最为突出（图15-2）。
图15-2 华北区资源要素本底基本特征图
源自：张雷、刘毅，2006.
图15-3 华北区资源要素空间组成特征
源自：张雷、刘毅，2006.
（2）空间组成特征
华北区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东部沿海、西部山区盆地和北部草原三个基本单元组成。
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及山东四省市的要素综合方面不具明显优势，但是在要素的结构组合方面为地区最佳（图15-3）。
相反，地处西部的山西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在山西的六大资源环境要素中，矿产和能源两类占了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84.3%，高出东部沿海地区（72%）12.3个百分点。
内蒙古的各类资源具有相当规模和开发潜力。但是，一方面，广大的国土面积使该地区的资源承载密度相对不足，当地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仅为华北区均值的75%；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水土资源开发潜力受到极大制约。
2）结论
就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而言，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状况的恶化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强烈。尽管如此，华北区经济社会结构的演进和社会产出的发展未能根据水资源的供给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其中尤以能源和矿产的开发利用为最典型。华北区已成为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的地区之一，日趋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成为恶劣生态变化的突出代表。
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地区发展政策应做相应调整：
（1）资源消费方式的转变，即社会资源消费从总量规模的快速增长向质量提高的快速推进转变。
（2）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指从传统的规模扩张为主向深度加工为主的资源开发方式转变。
（3）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一次性利用向多次性和重复性利用转变。（4）资源供给方式的转变，向本地资源开发与外来资源输入有机结合转变。
15.3.2 华东区
华东区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面积为31万km2，人口1.36亿（2000年）和1.47亿（2008年）（吴人坚，2010）。该地区水土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其中如何合理利用淡水资源，切实保护耕地，有效解决能源、矿产资源已迫在眉睫。所以这里重点简介长江三角洲的水土资源与能源矿产问题。
1）淡水资源
长江三角洲面临着淡水紧缺的局面。但是，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长江三角洲——多水地区的缺水问题。水是有的，而且还是足够多的，但“净水”匮乏。这就是所谓的质量型缺水。长三角水资源紧缺是由于该地区水资源的恶化，造成可供正常利用的地表水资源供水不足，从而迫使地下水过量开采，引起地面塌陷，加剧洪涝灾害。应把治理水污染作为解决该地区水资源问题的战略重点。具体建议如下：
（1）重新审视制定合理的水资源价格，以经济杠杆增强节约资源的动力。
（2）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逐步推广“清洁生产”。
（3）改分部治理为整体治理、单项治理为综合治理。
（4）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
（5）实施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协调各方关系。
2）土地资源
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缺乏，且农用地占用需求大是长三角土地利用长期面临的严峻态势。城市建设占用部分耕地难以避免，关键在于使用得当。有些城市竟以土地的廉价批租、低价转让等方式来吸引外资，许多非生产设施也大量占用农田，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的空间，还由于对农村、农民的补偿极少，实际上是对农民另一种形式的剥夺。长江三角洲未来的资源节约首先是有效地控制耕地流失。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重新审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
（2）规范政府征地和供地行为。
（3）调整非农建设用地布局。
（4）发展优质、高效、创汇农业。
（5）加强中低产田改造。
3）能源与矿产资源
能源与矿产资源缺乏是华东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长期以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消费产生大量污染物排放，在造成环境恶化的同时，也给该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压力。特提出如下发展对策：
（1）调整能源生产结构，电力工业要把核电放在首位，还要尽可能多利用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发电。
（2）能源问题的关键是运输，加强重点煤炭装卸港口建设，同时选择港口作为液化天然气接收地点，就地建设发电厂。
（3）积极制定有关能源的环境政策，推广洁净煤技术，逐步淘汰小发电厂。
（4）调整产业结构，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源损耗。
（5）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分享国际矿产、油气资源。
15.3.3 东北区
东北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面积78.79万km2，人口1.06亿（2000年）和1.09亿（2008年）。东北区是中国近代开发最晚的一个大区。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东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未来开发潜力主要体现在能源、森林和耕地三方面。而且，开发上述资源须考虑与淡水供给潜力的平衡。同时，能源（石油）开发潜力和耕地质量的下降，将对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淡水资源的空间重组、能源开发的持续和耕地质量的改善应成为未来地区资源持续开发的核心任务。
2）空间组成特征
在森林、耕地和淡水方面，三者有较强一致性，淡水均略显不足，森林和耕地优势明显。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东北是全国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最佳组合地区。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使东北区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达和活跃的地区之一，除了淡水外，森林、矿产、能源和土地资源均有相当基础，尽管大规模开发已有数十年历史，未来开发潜力仍有一定空间。但需对地区发展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1）淡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淡水资源呈现北多南寡、东多西少局面，应当提高吉林和黑龙江区域内河流开发利用水平。如通过“北水南调”（松花江调水到辽河）等工程，缓解辽中南地区用水紧张局面。
（2）加强对黑土资源的保护。
（3）转变能源供给方式，随着能源逐渐枯竭，力争煤炭外援；加强石油勘探，控制原油产量。
（4）调整林业产业结构。严格控制森林采伐量，将木材产业、森林保护和森林资源综合利用三者结合。
（5）建设国家资源战略储备基地。
15.3.4 华中区
华中区包括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面积87.12km2，人口3.18亿（2000年）和3.20亿（2008年）。该区地处长江和黄河中游地段，位居全国中原腹地，社会经济地位非常重要。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自然资源环境具有一定复杂性。南北差异明显，其中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的中南部气候特征类似，地形差异小，河南和安徽的北部则较类似。
华中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尤其淡水和土地资源优势明显。其特点是“两湖熟，天下足”。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该区在未来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地位更突出，其中以能源（水力资源）和淡水外输最为重要。
2）空间组成特征
具体各省而言，地处北部的河南省和安徽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耕地、矿产和能源却很丰富，河南在淡水资源方面略显不足。
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共同特点是淡水较充沛，但矿产和能源较匮乏，但较丰富水力资源在一定程度缓解缺能状况。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要素综合评价看，华中区拥有较好的资源基础，特别是水土两大资源的结合方面。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1）统筹利用淡水资源。目前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供水工程年老失修，配套不完善。并且水污染防治相对落后，应加强管理。另外还需综合考虑水资源布局和供水规划中外调水量对发展的影响，统筹安排水资源。
（2）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入手，实行山、水、田、林、河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注重产业结构优化，推广小流域综合治理经验。
（3）转变能源结构与供给方式。继续扩大区外能源输入，即开源。在能源供应数量增长同时，质量也需改善，加快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是根本。节能也很重要，要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4）加大治理环境污染力度。要明确环境治理目标，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应集中在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乡镇环境污染防治，以及水域环境治理等方面。
15.3.5 华南区
华南区包括大陆南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广西四省（区）及香港、澳门、台湾。大陆四省区国土面积57.11万km2，占全国5.96%，人口1.66亿（2000年）和1.88亿（2008年）。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华南区地处热带、亚热带，降水量丰富，生物资源多样，这是成为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的原因。但是它严重缺乏矿产和能源，耕地也因城市化而被大量占用，对五大资源综合评价表明，该区资源环境基础高于全国均值43%。尤以淡水和森林的优势最明显，分别高出全国平均的2倍和1.4倍。但矿产和能源资源仅为全国平均的1/4左右。
2）空间组成特征
在空间上，华南区地形较为复杂，主要是山地丘陵地形，各省间自然资源环境具有较相似特点。具体而言，福建资源综合禀赋处于四个省区首位，而海南除耕地相对丰足外，其他要素均相对落后。
3）总结及政策建议
（1）优势
①地（人）缘优势：毗邻港澳，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目前港澳及东南亚成为该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②政策优势：国家对广东、福建、海南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华南区拥有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先机。
③地理优势。
（2）问题
①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渐消失。
②面临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
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
④原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城市化扩张未充分考虑环保，落后地区为赶超发展，不惜以环境破坏为代价。
（3）政策建议
①建立区域能源供应保障体系。
②建立主要资源供需监控体系。
③形成区域综合运输体系。
④加强耕地、淡水及森林保护，治理水质与酸雨污染。
⑤调整产业结构以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15.3.6 西北区
西北区位于36°39′N以北和111°15′E以西，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土地总面积308.3万km2，人口9 172万（2000年）和9 193万（2008年），是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数量最少的一个区域。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北区深居内陆，主要位于我国第一、二大阶梯上，从自然资源环境看，有相对的完整性，地广人稀、干旱少雨是其鲜明特征。该区资源储量丰富、组合不佳，特别是水土资源组合不合理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水平。西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远低于全国平均，这也是西北区地广人稀的原因所在。西北区的要素评价范围定位在以下五方面：淡水、土地、矿产、森林和能源。
从单位国土面积五大资源要素赋存状态看，西北除矿产外，其他要素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淡水、森林、耕地仅占全国均值的1/3左右。
但是从人均资源量看，西北除淡水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外，其他四种资源均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尤其矿产和能源占绝对优势。
2）空间组成特征
空间结构可分为干旱区、青海高原区和黄土高原三部分。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和宁夏在要素综合上有明显优势：陕西各种资源组合较好，宁夏在结构组成方面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淡水尤其缺乏。在陕西五大要素中，矿产和能源占整个要素的68%，比甘肃（22.8%）高出45.2个百分点。
新疆和甘肃在要素综合方面明显落后，一方面，国土面积广大使资源承载密度不足，当地综合指标仅为西北均值的44%。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两省的水土资源潜力受极大制约。
青海的矿产，尤其钾盐在全国有重要地位。但是，水和矿资源不匹配制约矿产开发。另外，青海位于我国第一大阶梯上，大规模资源开发易引起水土流失，对下游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青海资源开发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系统的脆弱对当地发展有很大影响，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延续了粗放性开发的传统方式。由于未能根据水资源供给做出相应调整，西北发展面临无法回避的挑战：西北已成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地区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趋严重的淡水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
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优势将使西北人地关系进入一个更为紧张的阶段，其重要原因在于改善当地资源环境脆弱基础的艰难程度。因此，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①淡水的开发利用必须开源与节流并举、开发与保护并重，强化资源配置和管理。
②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防止能源、矿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③发展资源的比较优势，实行优势能源和矿产优先开发。
④依靠农业高科技，提高土地利用率，精耕细作，提高产量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⑤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
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实现特色农业与生态系统的协调。
15.3.7 西南区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重庆五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236.84万km2，人口1.96亿（2008年）。该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同时又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生态屏障。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南区大多位处我国海拔相对较高的第二级地貌单元上。区内海拔高差悬殊，气候多变，垂直地带性明显。该区自然资源基础相对薄弱。首先反映在总量的不足，其资源环境基础低于全国均值水平5%左右；其次反映在水、土有效结合欠佳，水多地少，淡水的单位国土面积赋存高出全国均值的71%，而耕地低于全国均值的35%。这也是西南区经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
西南区的耕地、矿产和能源资源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森林和淡水资源高出全国均值的17%和71%，其中尤以淡水的地位最为突出。
2）空间组成特征
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三个基本单元组成。云南、贵州两省资源要素综合具有明显优势，在结构组合上也为地区最佳。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的资源要素综合都较佳，重庆的结构组合不尽如人意，只有水和耕地占整个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绝大部分。西藏在资源要素综合和结构方面都欠佳，淡水、森林和能源占了要素综合比重的98.2%。虽然它们有相当规模，但由于承载密度相对不足，而且受海拔高度和特殊气候环境影响，其开发潜力受极大影响。
3）结论及政策建议
当前，土地资源不足和生态条件的脆弱对当地发展的影响最大。耕地的稳定和扩展有重要地位，而水能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有可能对有限耕地稳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另外，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对资源系统的稳定有很大消极影响。所以，如何提高资源开发效益，减少开发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西南区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应强调以下几点：
（1）加强资源的勘察和保护工作，提高资源环境的保障程度。
（2）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建设清洁能源、金属冶炼加工、生物资源加工基地。
（3）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4）适当控制生产规模，提高资源加工的深度，增强资源产品的附加值。
（5）提高“退耕还林”质量，增强生态功能。
（6）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地区利益。
15.4 中国资源与环境状况的区域实例
这里介绍的实例，不但有存在的问题，特别有一些生态环境建设的经验，如广西近海和闽江福州段水域等值得向大家推荐。
15.4.1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1）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特点及分布
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核心是利用效率问题。由于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水资源利用方式等诸多变量的不同，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表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的可能途径，也是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基本要求。通过实证研究，李世祥等（2008）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利用效率较低。导致利用效率有区域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15-5、表15-6）。
表15-5 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聚类结果
源自：李世祥等，2008.
表15-6 各类别水资源利用效率指标比较
源自：李世祥等，2008.
2）政策建议
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重视水资源本身管理，更要注重整个经济社会的共同参与。
（1）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要加大资源因素权重。
（2）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投资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3）加大水资源利用效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权重。
（4）加强水利部门对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职能，并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流域管理体制。
15.4.2 三江平原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孙志高等（2006）提出，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是我国湿地集中分布且面积最大、类型最齐全的地区之一。自1949年以来，该区先后经历四次开荒高潮，其结果是导致湿地面积急剧减少和耕地面积迅速增加（表15-7）。近年来，随着农业进一步开发和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增大，该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日益突出。
表15-7 三江平原湿地与耕地面积变化（1949—2000）
源自：孙志高等，2006.
1）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1）生态功能下降
生态功能下降导致湿地持水、蓄水和均化供水过程功能的丧失以及洪涝灾害发生频率的危害增大，并使湿地不断疏干，从而影响地下水的补给。
（2）生物多样性降低
①生境的破坏和破碎是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②生物资源衰退。生物资源过度开发，超过生物自我更新能力，不仅导致生物资源枯竭，而且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③农业生态环境弱化。自然植被受破坏，农田失去天然屏障，使土壤风蚀、水蚀和沙化等生态问题日益严重。
④农业环境污染突出。
2）区域可持续发展对策
（1）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公平问题。开发是为了当代人的需要，保护是为后代留下环境资产。现有湿地中，开发和保护的比例应该多大，在未确定以前，当前任务不再是继续开发，而是走改造中低产品为主的内涵发展之路。
（2）保护和恢复现有湿地资源，发挥湿地生态经济功能。
（3）制定并完善湿地保护、管理和经营的政策和法规，实现由多方面利益代表的公众参与。
（4）加强区域综合整治与经营，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15.4.3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对水体的影响
随着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的逐步落实，农村饮用水的安全和水体污染的治理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巨天珍等（2009）以兰州市农村作为研究区域，对2003年至2007年畜禽养殖污染的现状和趋势进行了研究（表15-8）。
表15-8 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的畜禽养殖总数 （单位：万头）
表15-8至表15-10均源自：巨天珍等，2009.
1）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各区（县）畜禽污染分析
文章选用耕地畜禽类粪便负荷警报值表征兰州农村地区畜禽粪便污染与否（表15-9）。
表15-9 兰州市各区（县）的耕地畜禽粪便负荷警报值和警报级别
从时间分布上看，2003年只有安宁区和红古区稍有污染，2005年至2007年增加至四个区，污染有所加重。其中安宁区由2003年的Ⅱ级警报级别至2006年至2007年达到Ⅳ级别。耕地面积在减少，而养殖数量在增加，这样就增大了耕地的粪便负荷、警报值，使畜禽污染趋向严重。
2）畜禽粪便对水体污染分析
依据不同畜禽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计算各种污物进入水体的流失量，再测算不同污物的等标污染排放量（见表15-10）。
表15-10 2003年至2005年畜禽污染物的等标污染物排放量
从表15-10中可看出猪的等标污染排放量明显高于牛和羊的排放量，2003年至2005年猪的排放量为768t、776t、812t，分别占畜禽粪便排污总量的74%、73%、65%，因此对兰州市农村地区而言猪粪便总体上对水体环境威胁最大。
3）结论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以安宁区最严重，猪粪对水体污染排放最大，污染危害最大的是TP。应加强畜禽养殖的区域规划，提倡家庭的舍饲养殖，鼓励和扶持规模化养殖的环保设施的完善和正常运行。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管理措施的严格执行必将对畜禽污染和水污染的源头防治起到积极作用。
15.4.4 西宁市水污染减排行动方案的初步研究
孙娟等（2009）分析西宁市存在的水环境问题，分析总量控制目标和水环境改善目标之间的差距，对近三年西宁水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系统分析和设计。
1）水质现状与趋势
2005年至2007年，湟水（西宁主要地表水源）主干流及北川河等支流上约80%断面水质超标，水质均为Ⅴ类和劣Ⅴ类，主要超标因子为生化需氧量、氨氮和石油类，个别断面的氨氮超标达10倍以上。
2）污染物排放与治理现状
2006年COD排放31 381t，比2005年增长7.9%，其中生活污水中COD排放19 936t，比2005年增10.41%，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比2005年增3.78%，目前，两座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为12.25万t，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40%，大量污水直排湟水河。工业污染治理设施投入不足，治理水平低，且企业非法排污严重。
3）总量控制目标
（1）“十一五”COD新增量 根据《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编制指南》，用产生系数预测生活COD排放量，根据城镇常住人口数等社会统计数据测算得到2007年至2010年西宁市将新增生活COD排放量1 819t；用排放强度预测得到新增工业COD排放量为8 030t，总计新增排放量9 849t。“十一五”期间共计增12 572t。
（2）总量控制目标 西宁市“十一五”总量控制目标有以下两个来源：
①青海省与西宁市签订COD控制任务：2010年控制在2.9万t，即维持2005年水平，实现化学需氧量排放的零增长。
②依据《黄河中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目标，到2010年，青海省控制在6.6万t，比2005年减5.7%。
（3）减排行动计划 由于西宁市存在省下达任务与重点流域任务不一致，设置COD“零增长”和削减5%两种控制目标，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业治理工程为减排项目，确保低削减目标。并结合污水处理厂尾水指标及工业废水稳定达标排放等减排措施，支持高削减任务的完成。
（4）减排效益分析 设计“低”“高”两套COD削减实施方案，提出对应的减排工程及措施。方案目标可达性分析结果见表15-11。
表15-11 西宁市“十一五”COD减排行动方案的减排效分析 （单位：t）
源自：孙娟等，2009.
从总结来看，西宁水污染防治减排方案设计思路是：总量控制目标是基石；由此向上通过新增量预测得到污染削减任务，通过水环境污染及治理现状分析定位重点减排源；针对不同源提出减排工程项目和措施。由于减排目标依据国家“十一五”总量控制的目标和重点流域的总量控制的目标不一致，在制定区域减排计划时，综合考虑多级控制目标，合理组合安排减排项目。
15.4.5 新疆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的生态环境治理
艾比湖流域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总面积为5.06×106 hm2。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流域内人口增多、耕地面积扩大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日益增加，致使入湖河流水量迅减或断流，水面急剧萎缩，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并造成严重危害。李新琪等（2008）从生态环境治理的工程措施出发，对流域核心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进行探讨，以期为遏制并扭转恶化趋势，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治理目标
总体目标是实施治理工程，遏制流域内生态退化趋势，恢复和改善生态功能，增强绿洲系统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治理分区
根据流域的生态要素、环境特征及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等，对流域核心区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分区，确定各分区的主导生态功能、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并提出各分区的生态保护目标、主要生态恢复治理的工程措施（表15-12）。
表15-12 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生态环境治理分区
源自：李新琪等，2008.
3）治理工程措施
治理工程目的是实现流域核心区生态系统结构稳定，主导生态功能有效发挥，生态环境恶化得到遏制并改善。对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与区域，实施工程及非工程治理措施，促进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1）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包括调水保湖的水利工程、裸露湖底的盐漠固沙工程、退化植被的保护及重建工程、自然保护区建管能力增强工程等。
（2）污染防治及城镇生态建设工程。包括博河、精河绿洲谷地内工业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农村非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及博乐市、温泉县及阿拉山口岸等城镇生态建设工程。
（3）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建设工程。在治理措施实施前形成一个跨地区、跨部门、具有综合管理职能的管理机构，并赋予统一实施管理、协调职能，是确保治理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
（4）生态环境治理宣传教育工程。
15.4.6 珠江三角洲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分布特征
珠三角是我国华南地区最繁华的经济区，广州、东莞和佛山构成了一个位于珠三角中心的城市带。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大力推进，该地区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马骁轩等（2009）研究了珠三角河网分水岭的土壤中有机氯农药（OCPs）的含量分布和组成特点，揭示了该地区可能仍然存在OCPs的输入，并估算了它们在整个研究区域的储量，显示了珠三角土壤中的OCPs可能向珠江河口和外海海域排放的潜力。
（1）土壤中的“六六六”（HCHs）类物质
土壤样品中HCHs含量范围是0.19～42.3ng·g-1（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及沈阳的土壤样品，与我国宁波相当），均值4.42ng·g-1。对于HCHs的四种单体来说，β-HCH的含量在广州、东莞、佛山三地的土壤中分布最高（表15-13）。由于其化学反应活性最低，是HCHs的四种异构体中在自然界保留时间最长的一种。
表15-13 样品中每种OCPs的平均浓度 （单位：ng·g-1）
源自：马骁轩等，2009.
（2）土壤中的“滴滴涕”（DDTs）类物质
三地土壤中DDTs的含量范围是3.58～831ng·g-1，稍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与宁波相当。
DDT可在微生物作用下降解成DDD和DDE。土壤中DDT经长期风化降解，如在此期间有外来DDT进入，它与DDD加DDE之和的比值应小于1。美国该比值小于0.1，而马骁轩等研究的区域仅有一半样品的比值小于1。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禁止生产DDT时间在1983年，大大晚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3）珠三角土壤中OCPs的储量估计
马骁轩等的研究用广州、东莞和佛山三地的平均浓度，对土壤中OCPs的储量分别进行估算，其结果为205t、46t和105t。据估计，珠江水系每年的悬浮颗粒物达到了4.45× 108 t。
15.4.7 广州市大气挥发性有机物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大气中臭氧（O3）的形成源于二氧化氮（NO2）的光解，但是只有当大气中存在挥发性有机物（VOC）时，才能形成臭氧的净增加。解鑫等（2009）用气相色谱技术测量广州市区点2006年夏季VOCs的实时变化特征和典型物种的日变化特征，并进一步通过观测数据分析典型VOC物种浓度变化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1）实验
从2006年7月3日到7月30日连续在广州市区测定空气中挥发有机物，采样点设在广东环保监测站17层楼顶。在线气相色谱仪是Syntech Spectrus GC 955分析系统，共测得45种挥发性有机物，时间分辨率为0.5h。
2）结果
（1）夏季广州市区挥发性有机物的变化和组成特征
图15-4给出了观测期间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氮氧化物（NOx）和臭氧在当时的气象条件下的时间序列图。
图15-4 观察点TVOC、NOx、O3的时间序列
图 15-4至图15-7均源自：解鑫等，2009.
从图15-5中可以看出在高浓度臭氧日的情况下，芳香烃和异戊二烯的浓度和百分比稍高于低臭氧浓度日。
图15-5 高、低浓度臭氧日比例
（2）挥发性有机物的日变化特征
图15-6至图15-7给出了部分VOC物种的日变化，其中丙烷浓度最高。
图15-6 观察点2006年夏季和2004年秋季VOC平均浓度前10位物种比较
3）结论
（1）夏季广州市区的VOC污染具有典型的城市特征，主要受交通源排放影响。丙烷是VOC的优势物种，主要来自于液化天然气燃料公交车和出租车的使用。重污染日出现在偏北风的气象条件下。从内陆过来的污染气团增加了广州市区观测点的VOC浓度。
（2）夏季广州市区的典型烷烃的浓度变化特征都具有早、晚高峰，与机动车高峰时间吻合。
（3）用乙苯与间、对二甲苯浓度的比值代表光化学年龄，来反映广州市区的光化学进程和臭氧生成的关系。在2006年7月12日和2006年7月19日至7月25日这两段时间内，臭氧浓度越高，气团经历的化学进程就越长。7月26日至7月30日观测点的气团经历较长的光化学进程，但是没有预期的高浓度臭氧生成，有可能受主导风向南风的影响，污染物质向观测点下风向传输。
图15-7 广州市区点总挥发性有机物，丙烷，间、对二甲苯，乙苯日变化特征
15.4.8 广西近海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协调性分析
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沿海地区正有望成为中国对接东盟的新“增长极”。苏伟（200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该地区环境及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并通过计算区域年均协调系数，以判定近海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类型。
1）指标选取及计算方法
经济系统选择10个指标：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二产增加值、人均三产增加值、利用外资额、人均地方财政收入、GDP增加值。相关计算表明：该区水质综合指数、有机物及营养盐污染指数与人均GDP相关性均显著相关，因此选取这三项作为环境系统主要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水环境、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2）计算结果分析
两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见表15-14。
表15-14 广西沿海经济与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
源自：苏伟，2008.
由表15-14可见，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逐年上升，近海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先下降然后上升。表明就整个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近岸海域而言，在经济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近海水环境质量维持原有较好质量并有所改善。这与该地区经济基础较薄弱，同时近岸海域环境容量较大，并且政府一贯重视环保，政策贯彻落实较好有关。
3）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1996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年均协调系数a用以下公式计算：
当a＞1时属于不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率大于或等于经济增长速度；当0≤a＜1时，属于基本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当a＜0时，属于协调型，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由表15-15可见，1997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与经济年均协调系数的多数年份属于协调或基本协调类型。
表15-15 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协调系数及协调性判断
源自：苏伟，2008.
4）结论
分析了该区域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出经济发展速度远大于水环境的恶化速度，意味着广西在近海水环境基本上维持良好现状的前提下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需进一步研究2005年环境、经济不协调的原因，加以改进。
15.4.9 近20年闽江福州段水域悬浮物的时空变化
福州是濒临东海的省会城市，研究近岸水域生态环境的时空演变对今后福州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温小乐、徐涵秋（2009）发表以闽江下游福州河段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信息和地面水质采样数据，为闽江福州段在1986年至2006年间悬浮物的空间分布和浓度变化趋势开展研究，旨在揭示闽江下游水质在近20年间的时空变化特点及其变化原因，为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分布状况
利用基于影像光谱建立的悬浮物预测模型分别对研究水域在1986年、1996年和2006年三个时期的悬浮物浓度进行反演，然后将悬浮物浓度由低至高分成1～6级。由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未设悬浮物指标，参照台湾环境主管部门的水质分级标准（许珺等，1999，见表15-16），对应研究闽江下游福州河段水体悬浮物浓度分级范围，分析各时期闽江福州段的水质环境及其面积分布。
表15-16 各级悬浮物浓度分级标准
源自：温小乐，徐涵秋，2009.
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空间分布均表现以下共同特点：①从闽侯竹岐到马尾这一河段的悬浮物浓度普遍较低，水质均属1～2级，水体较清澈；②从马尾到入海口区域，悬浮物浓度明显提高，水质多在3级以上，水体较浑浊，而且越靠近入海口，悬浮物浓度越高，常见5、6级。
整体而言，在所研究的时间段里，闽江福州段水体的悬浮物浓度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从1986年到1996年水体悬浮物浓度显著下降，污染程度减轻；但1996年到2006年间，大部分水域的悬浮物浓度有所增加，水体污染出现反弹，局部水质变差，但总体上还是明显好于1987年。
2）近20年闽江福州水质变化的原因分析
综上研究，该水域的悬浮物浓度在这20年间稳中有降，整体水质趋于好转。这主要得益于福建省及福州市政府对闽江水环境开展的系列综合整治工作，如闽江沿线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工业企业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沿线多家污水处理厂建设、生活污水管网铺设等。经过多年努力，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沿线污水处理率从2003年的20.9%提高到2007年的60.9%，从源头上遏制了对闽江水质的污染影响，确保了闽江沿线整体水质的改善（福建省环保局，2007）。
但是，在快安至马尾段水域，近20年来水源趋于恶化。由于1985年在该河段北岸设立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各类废水排放量日益增多。虽有2家污水处理厂，但因管网配套不到位，无法处理所有污水，直接排入闽江，导致水质不断恶化。
广西近海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协调性分析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5 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
资源与环境既是生态学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当前全球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这里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进行介绍。
15.1 中国的生态环境概况和主要特点
15.1.1 概况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位于北纬4°～53°，东经73°～135°，约有960万km2疆域和300万km2海域。从北到南跨纬度约50°，近5 500km距离，因而自北向南有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五个温度带。
我国地貌类型复杂，从东向西，地形逐步升高，形成三大阶梯。第一阶梯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m以上；第二阶梯从青藏高原的北缘和东缘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之间，海拔1 000～2 000m；第三阶梯在上述一线以东，海拔在500m以下。这种地势阶梯对我国境内生态环境的大地域分异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自然环境复杂，孕育着丰富的生态系统类型。
在我国，河流和湖泊数量多、面积大，海域广阔。流域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河流有1 500多条，100km2以上的有50 000多条。丰富的水域为水生生物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但是水域的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部，而西北地区十分缺水。我国的湖泊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有13个，1km2以上的有2 600多个，全国的沼泽面积约1 400万hm2。众多的湿地为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提供繁衍和迁徙的停留地。
辽阔的国土，多样的气候，类型丰富的地貌，众多的湖泊，东部和南部又有广阔的海域，为各种生物及生态系统类型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多种生态环境。第三纪及第四纪相对优越的自然、历史、地理条件更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生态系统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15.1.2 自然资源环境的特征分析
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的资源环境基础主要体现为总量可观、结构不尽如人意、人均拥有量不足和基础损耗大这四个特征（张雷、刘毅等，2006）。
1）总量可观
中国的资源环境在总量上还是相当可观的。这里选择可耕地、淡水资源、森林、矿产、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六项资源环境要素的表征指标以及国土面积、人口和GDP三项相关指标（表15-1）。
表15-1表明，相对于国土面积和GDP而言，中国在可耕地、矿产、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四方面在世界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
表15-1 中国资源环境及相关要素占世界比重（1998年）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2）结构不尽如人意
在各类资源要素的有效组合方面不尽如人意。以森林资源和大气污染为代表的生态状况要素指标不是太低，就是太高。中国在淡水资源、森林和大气环境方面的劣势尤为明显（表15-2）。
表15-2 世界人口大国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比较
注：①世界人口十大国家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日本和尼日利亚。
②表中的森林面积、矿产资源和二氧化碳排放为1995年数据，余者均为1998年数据。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3）人均拥有量不足
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作为关键的资源要素的可耕地、淡水、矿产、能源及森林等方面人均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表15-3）。
表15-3 中国资源环境要素表征指标的人均拥有水平与国际比较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4）基础损耗高
基础损耗体现在社会消费增长和环境破坏两方面。受资金和技术水平限制，建设初期社会生产发展依赖增大资源环境要素投入来实现。其中以矿产消费的增长和大气环境的破坏最为明显（表15-4）。
表15-4 中国资源环境基础损耗变化
续表15-4
源自：张雷、刘毅等，2006.
15.2 中国当前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主要问题包括生态系统退化加剧、资源压力严峻、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灾害加剧四方面（欧阳志云，2007）。
15.2.1 生态系统退化加剧
1）森林结构趋于简单化，服务功能退化
森林生态系统呈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局面。结构功能下降，类型比例向不合理方向发展，抗干扰能力降低，系统调节能力减弱，病虫害加剧。
2）草地退化，承载力下降
我国有84.4%的草地分布在西部，草地是西部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也是具有重要生态调节与保护功能的关键生态系统。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使草地迅速退化，面积减少，牲畜承载能力严重下降。草地的生态屏障作用降低，成为重要的沙尘源区。
3）湿地面积萎缩
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造成了大量湿地消失，盲目围垦，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不合理以及湿地污染严重等问题，导致湿地面积萎缩，水量减少，自然调节能力下降。
4）水土流失仍然严重
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km2，每年流失土壤总量50亿t。西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区域，黄河流域内蒙古河口镇至龙门区间的7万多km2范围内，输入黄河的泥沙约占黄河总输沙量的一半以上。
5）土地沙化形势严峻
我国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西北部，不仅沙化土地分布面积大，而且扩展速度快，治理难度大。20世纪90年代后5年我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每年达到3 436km2，比70年代增加一倍多。
6）石漠化危害加剧
石漠化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以及两广、两湖的部分地区。石漠化是西南地区的一种主要土地退化形式，不合理的土地开发造成土壤流失、土地生产力下降甚至丧失。虽然占土地比例不高，但分布相对集中，严重地区已经丧失支持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7）土壤盐渍化危害严重
土壤盐渍化主要分布在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等区域。西部地区的盐渍化主要是不合理的灌溉造成（如大水漫灌）的。
15.2.2 资源压力严峻
1）水资源短缺加剧
我国水资源贫乏，且空间分布不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辽宁、江苏、河南、北京、山东、河北、山西、宁夏、上海和天津10个省（市、区）人均水资源处于1 000m3严重水荒国际线以下，西北和华北地区缺水严重。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水生态系统平衡失调，江河断流加剧。同时地表水水区污染严重，水质性缺水加剧。地下水超采普遍，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出现大范围地下水漏斗。
2）耕地丧失加快
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少，利用强度大，耕地总量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加剧。由于耕地产出多、投入少，用养失衡，导致耕地地力退化严重，中低产农田占耕地面积2/3。由于受工业“三废”、酸雨、污灌及农用化学品影响，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威胁食品安全。
3）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大面积的天然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环境破碎化严重，大量野生物种濒临灭绝。西部地区是我国野生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仅种类多，而且特有性高，如野牦牛、藏羚羊、大熊猫、滇金丝猴、芒苞草、滇桐等。由于近年来人类滥捕、滥杀等不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对栖息地的破坏，导致不少野生物种种群退化，密度降低，有的甚至濒临灭绝。
同时，外来物种入侵活动日益加剧。如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紫茎泽兰、豚草、水葫芦等对我国生态系统的健康构成严重破坏，威胁种群多样性，导致局部种群消亡等。
15.2.3 环境污染严重
1）水环境污染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204条河流409个国控断面中，Ⅰ至Ⅲ类、Ⅳ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9.9%、23.7%和16.4%。长江、珠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在监测营养状态的26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42.3%。
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一、二类海水比例为62.7%，三类海水为14.1%，四类和劣四类海水为23.2%。四大海区中，黄海和南海近岸海域水质良好，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东海近岸海域水质极差。与上年相比，胶州湾一、二类海水比例上升25.0%，渤海湾、长江口和珠江口一、二类海水比例下降20.0%以上。
2）空气污染与酸雨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仍较重；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仍较重。全国471个县级及以上城市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其中3.6%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79.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15.5%的城市达到三级标准，1.7%的城市劣于三级标准。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达到二级标准的比例为73.5%，较上年提高6.2个百分点。全国开展酸雨监测的494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249个，占50.4%，酸雨程度严重或较重（降水年均pH小于5.0）的城市有107个，占21.6%，与上年基本持平。
3）农业污染与食品安全
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致使农田污染面积迅速扩大，造成土壤及农产品污染严重，品质不断下降，已使我国农田生态环境及食品安全受到威胁。我国北方地区污水灌溉面积大，据污染严重的22个省47个污灌区的20.67万hm2耕地调查结果，90%重点污染区为重金属污染，其次为石油化工废水、造纸废水、河流上游来污等。
15.2.4 生态灾害加剧
1）水、旱灾害
近50多年来，我国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高，农业受灾面积直线上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水灾呈下降趋势，但70年代后，洪水发生频率增加，成灾面积比例也显现相同趋势。我国中东部地区处于江河中下游地区，受洪涝灾害的威胁，洪涝灾害损失占全国同类灾害损失比重大。
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东部、广东和福建南部、云南和四川南部是我国旱灾最严重地区。1999年至2002年北方连续干旱，华北、东北和黄淮地区的部分地区旱情严重。2000年山东省因旱灾造成经济损失达175亿元。
2）沙尘暴
西北地区是沙尘暴主要发生地。甘肃、内蒙古、新疆、蒙陕宁长城沿线是我国沙尘暴主要四大发生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尘暴呈波动减少之势，90年代初开始回升。西北地区沙尘暴源区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重。
3）矿山开发环境问题
由于矿产资源开采规模不断增大，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率低，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也不断增大。我国因采矿而直接破坏的森林面积累计已达106万hm2，破坏草地26万hm2。截至2001年，因矿产开发而破坏的土地累计400万hm2，每年以4万hm2的速度递增，而土地复垦率仅为10%，比发达国家低50多个百分点，因矿产开发活动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和废渣，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恶劣多变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人类干扰导致我国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相对低下。尽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取得很大成绩，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从总体上看，生态系统呈现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局部地区生态退化的现象有所缓和，但退化的实质没有改变，退化的趋势在加剧，生态灾害在加重，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环境管理水平低下和环境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导致的资源环境破坏依然十分严重，人口增加、城市化发展、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
15.3 中国资源环境的区域分析
鉴于庞大的国土面积和复杂的地域自然资源环境，张雷、刘毅（2006）根据自然资源环境一致性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大区域：即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区、华东区、华中区、华南区和西南区（图15-1）。七个大区域的划分与传统划分方式有所不同。
图15-1 全国七大区分布示意图（张雷、刘毅，2006）
根据国家层次的人地关系分析，区域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协调状态及其未来演进趋势的分析也基本上在陆地淡水、耕地、矿产、能源和森林五个大资源环境要素方面展开。
15.3.1 华北区
华北区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山东6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170 万km2余，人口2.39亿（2000年）。2000年人口2.39亿（张雷、刘毅等，2006），至2008年增长至2.51亿（吴人坚，2010）。
作为资源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已使目前的华北区资源环境开发与协调状态进入了一个全面紧张的阶段。
1）资源本底评价
（1）要素综合及组成
要素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华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水平20%以上，这是华北区长期成为中国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的根本原因。
然而，以单位国土面积六大资源要素的赋存状态计算，华北区的淡水和森林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其耕地、草场、能源和矿产则高出全国均值的22%～98%，其中尤以矿产和能源的地位最为突出（图15-2）。
图15-2 华北区资源要素本底基本特征图
源自：张雷、刘毅，2006.
图15-3 华北区资源要素空间组成特征
源自：张雷、刘毅，2006.
（2）空间组成特征
华北区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东部沿海、西部山区盆地和北部草原三个基本单元组成。
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及山东四省市的要素综合方面不具明显优势，但是在要素的结构组合方面为地区最佳（图15-3）。
相反，地处西部的山西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在山西的六大资源环境要素中，矿产和能源两类占了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84.3%，高出东部沿海地区（72%）12.3个百分点。
内蒙古的各类资源具有相当规模和开发潜力。但是，一方面，广大的国土面积使该地区的资源承载密度相对不足，当地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仅为华北区均值的75%；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水土资源开发潜力受到极大制约。
2）结论
就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而言，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状况的恶化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强烈。尽管如此，华北区经济社会结构的演进和社会产出的发展未能根据水资源的供给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其中尤以能源和矿产的开发利用为最典型。华北区已成为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的地区之一，日趋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成为恶劣生态变化的突出代表。
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地区发展政策应做相应调整：
（1）资源消费方式的转变，即社会资源消费从总量规模的快速增长向质量提高的快速推进转变。
（2）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指从传统的规模扩张为主向深度加工为主的资源开发方式转变。
（3）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一次性利用向多次性和重复性利用转变。（4）资源供给方式的转变，向本地资源开发与外来资源输入有机结合转变。
15.3.2 华东区
华东区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面积为31万km2，人口1.36亿（2000年）和1.47亿（2008年）（吴人坚，2010）。该地区水土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其中如何合理利用淡水资源，切实保护耕地，有效解决能源、矿产资源已迫在眉睫。所以这里重点简介长江三角洲的水土资源与能源矿产问题。
1）淡水资源
长江三角洲面临着淡水紧缺的局面。但是，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长江三角洲——多水地区的缺水问题。水是有的，而且还是足够多的，但“净水”匮乏。这就是所谓的质量型缺水。长三角水资源紧缺是由于该地区水资源的恶化，造成可供正常利用的地表水资源供水不足，从而迫使地下水过量开采，引起地面塌陷，加剧洪涝灾害。应把治理水污染作为解决该地区水资源问题的战略重点。具体建议如下：
（1）重新审视制定合理的水资源价格，以经济杠杆增强节约资源的动力。
（2）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逐步推广“清洁生产”。
（3）改分部治理为整体治理、单项治理为综合治理。
（4）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
（5）实施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协调各方关系。
2）土地资源
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缺乏，且农用地占用需求大是长三角土地利用长期面临的严峻态势。城市建设占用部分耕地难以避免，关键在于使用得当。有些城市竟以土地的廉价批租、低价转让等方式来吸引外资，许多非生产设施也大量占用农田，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的空间，还由于对农村、农民的补偿极少，实际上是对农民另一种形式的剥夺。长江三角洲未来的资源节约首先是有效地控制耕地流失。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重新审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
（2）规范政府征地和供地行为。
（3）调整非农建设用地布局。
（4）发展优质、高效、创汇农业。
（5）加强中低产田改造。
3）能源与矿产资源
能源与矿产资源缺乏是华东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长期以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消费产生大量污染物排放，在造成环境恶化的同时，也给该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压力。特提出如下发展对策：
（1）调整能源生产结构，电力工业要把核电放在首位，还要尽可能多利用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发电。
（2）能源问题的关键是运输，加强重点煤炭装卸港口建设，同时选择港口作为液化天然气接收地点，就地建设发电厂。
（3）积极制定有关能源的环境政策，推广洁净煤技术，逐步淘汰小发电厂。
（4）调整产业结构，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源损耗。
（5）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分享国际矿产、油气资源。
15.3.3 东北区
东北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面积78.79万km2，人口1.06亿（2000年）和1.09亿（2008年）。东北区是中国近代开发最晚的一个大区。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东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未来开发潜力主要体现在能源、森林和耕地三方面。而且，开发上述资源须考虑与淡水供给潜力的平衡。同时，能源（石油）开发潜力和耕地质量的下降，将对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淡水资源的空间重组、能源开发的持续和耕地质量的改善应成为未来地区资源持续开发的核心任务。
2）空间组成特征
在森林、耕地和淡水方面，三者有较强一致性，淡水均略显不足，森林和耕地优势明显。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东北是全国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最佳组合地区。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使东北区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达和活跃的地区之一，除了淡水外，森林、矿产、能源和土地资源均有相当基础，尽管大规模开发已有数十年历史，未来开发潜力仍有一定空间。但需对地区发展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1）淡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淡水资源呈现北多南寡、东多西少局面，应当提高吉林和黑龙江区域内河流开发利用水平。如通过“北水南调”（松花江调水到辽河）等工程，缓解辽中南地区用水紧张局面。
（2）加强对黑土资源的保护。
（3）转变能源供给方式，随着能源逐渐枯竭，力争煤炭外援；加强石油勘探，控制原油产量。
（4）调整林业产业结构。严格控制森林采伐量，将木材产业、森林保护和森林资源综合利用三者结合。
（5）建设国家资源战略储备基地。
15.3.4 华中区
华中区包括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面积87.12km2，人口3.18亿（2000年）和3.20亿（2008年）。该区地处长江和黄河中游地段，位居全国中原腹地，社会经济地位非常重要。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自然资源环境具有一定复杂性。南北差异明显，其中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的中南部气候特征类似，地形差异小，河南和安徽的北部则较类似。
华中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尤其淡水和土地资源优势明显。其特点是“两湖熟，天下足”。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该区在未来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地位更突出，其中以能源（水力资源）和淡水外输最为重要。
2）空间组成特征
具体各省而言，地处北部的河南省和安徽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耕地、矿产和能源却很丰富，河南在淡水资源方面略显不足。
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共同特点是淡水较充沛，但矿产和能源较匮乏，但较丰富水力资源在一定程度缓解缺能状况。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要素综合评价看，华中区拥有较好的资源基础，特别是水土两大资源的结合方面。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1）统筹利用淡水资源。目前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供水工程年老失修，配套不完善。并且水污染防治相对落后，应加强管理。另外还需综合考虑水资源布局和供水规划中外调水量对发展的影响，统筹安排水资源。
（2）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入手，实行山、水、田、林、河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注重产业结构优化，推广小流域综合治理经验。
（3）转变能源结构与供给方式。继续扩大区外能源输入，即开源。在能源供应数量增长同时，质量也需改善，加快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是根本。节能也很重要，要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4）加大治理环境污染力度。要明确环境治理目标，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应集中在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乡镇环境污染防治，以及水域环境治理等方面。
15.3.5 华南区
华南区包括大陆南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广西四省（区）及香港、澳门、台湾。大陆四省区国土面积57.11万km2，占全国5.96%，人口1.66亿（2000年）和1.88亿（2008年）。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华南区地处热带、亚热带，降水量丰富，生物资源多样，这是成为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的原因。但是它严重缺乏矿产和能源，耕地也因城市化而被大量占用，对五大资源综合评价表明，该区资源环境基础高于全国均值43%。尤以淡水和森林的优势最明显，分别高出全国平均的2倍和1.4倍。但矿产和能源资源仅为全国平均的1/4左右。
2）空间组成特征
在空间上，华南区地形较为复杂，主要是山地丘陵地形，各省间自然资源环境具有较相似特点。具体而言，福建资源综合禀赋处于四个省区首位，而海南除耕地相对丰足外，其他要素均相对落后。
3）总结及政策建议
（1）优势
①地（人）缘优势：毗邻港澳，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目前港澳及东南亚成为该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②政策优势：国家对广东、福建、海南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华南区拥有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先机。
③地理优势。
（2）问题
①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渐消失。
②面临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
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
④原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城市化扩张未充分考虑环保，落后地区为赶超发展，不惜以环境破坏为代价。
（3）政策建议
①建立区域能源供应保障体系。
②建立主要资源供需监控体系。
③形成区域综合运输体系。
④加强耕地、淡水及森林保护，治理水质与酸雨污染。
⑤调整产业结构以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15.3.6 西北区
西北区位于36°39′N以北和111°15′E以西，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土地总面积308.3万km2，人口9 172万（2000年）和9 193万（2008年），是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数量最少的一个区域。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北区深居内陆，主要位于我国第一、二大阶梯上，从自然资源环境看，有相对的完整性，地广人稀、干旱少雨是其鲜明特征。该区资源储量丰富、组合不佳，特别是水土资源组合不合理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水平。西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远低于全国平均，这也是西北区地广人稀的原因所在。西北区的要素评价范围定位在以下五方面：淡水、土地、矿产、森林和能源。
从单位国土面积五大资源要素赋存状态看，西北除矿产外，其他要素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淡水、森林、耕地仅占全国均值的1/3左右。
但是从人均资源量看，西北除淡水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外，其他四种资源均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尤其矿产和能源占绝对优势。
2）空间组成特征
空间结构可分为干旱区、青海高原区和黄土高原三部分。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和宁夏在要素综合上有明显优势：陕西各种资源组合较好，宁夏在结构组成方面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淡水尤其缺乏。在陕西五大要素中，矿产和能源占整个要素的68%，比甘肃（22.8%）高出45.2个百分点。
新疆和甘肃在要素综合方面明显落后，一方面，国土面积广大使资源承载密度不足，当地综合指标仅为西北均值的44%。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两省的水土资源潜力受极大制约。
青海的矿产，尤其钾盐在全国有重要地位。但是，水和矿资源不匹配制约矿产开发。另外，青海位于我国第一大阶梯上，大规模资源开发易引起水土流失，对下游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青海资源开发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系统的脆弱对当地发展有很大影响，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延续了粗放性开发的传统方式。由于未能根据水资源供给做出相应调整，西北发展面临无法回避的挑战：西北已成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地区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趋严重的淡水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
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优势将使西北人地关系进入一个更为紧张的阶段，其重要原因在于改善当地资源环境脆弱基础的艰难程度。因此，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①淡水的开发利用必须开源与节流并举、开发与保护并重，强化资源配置和管理。
②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防止能源、矿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③发展资源的比较优势，实行优势能源和矿产优先开发。
④依靠农业高科技，提高土地利用率，精耕细作，提高产量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⑤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
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实现特色农业与生态系统的协调。
15.3.7 西南区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重庆五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236.84万km2，人口1.96亿（2008年）。该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同时又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生态屏障。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南区大多位处我国海拔相对较高的第二级地貌单元上。区内海拔高差悬殊，气候多变，垂直地带性明显。该区自然资源基础相对薄弱。首先反映在总量的不足，其资源环境基础低于全国均值水平5%左右；其次反映在水、土有效结合欠佳，水多地少，淡水的单位国土面积赋存高出全国均值的71%，而耕地低于全国均值的35%。这也是西南区经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
西南区的耕地、矿产和能源资源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森林和淡水资源高出全国均值的17%和71%，其中尤以淡水的地位最为突出。
2）空间组成特征
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三个基本单元组成。云南、贵州两省资源要素综合具有明显优势，在结构组合上也为地区最佳。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的资源要素综合都较佳，重庆的结构组合不尽如人意，只有水和耕地占整个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绝大部分。西藏在资源要素综合和结构方面都欠佳，淡水、森林和能源占了要素综合比重的98.2%。虽然它们有相当规模，但由于承载密度相对不足，而且受海拔高度和特殊气候环境影响，其开发潜力受极大影响。
3）结论及政策建议
当前，土地资源不足和生态条件的脆弱对当地发展的影响最大。耕地的稳定和扩展有重要地位，而水能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有可能对有限耕地稳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另外，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对资源系统的稳定有很大消极影响。所以，如何提高资源开发效益，减少开发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西南区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应强调以下几点：
（1）加强资源的勘察和保护工作，提高资源环境的保障程度。
（2）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建设清洁能源、金属冶炼加工、生物资源加工基地。
（3）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4）适当控制生产规模，提高资源加工的深度，增强资源产品的附加值。
（5）提高“退耕还林”质量，增强生态功能。
（6）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地区利益。
15.4 中国资源与环境状况的区域实例
这里介绍的实例，不但有存在的问题，特别有一些生态环境建设的经验，如广西近海和闽江福州段水域等值得向大家推荐。
15.4.1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1）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特点及分布
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核心是利用效率问题。由于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水资源利用方式等诸多变量的不同，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表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的可能途径，也是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基本要求。通过实证研究，李世祥等（2008）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利用效率较低。导致利用效率有区域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15-5、表15-6）。
表15-5 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聚类结果
源自：李世祥等，2008.
表15-6 各类别水资源利用效率指标比较
源自：李世祥等，2008.
2）政策建议
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重视水资源本身管理，更要注重整个经济社会的共同参与。
（1）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要加大资源因素权重。
（2）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投资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3）加大水资源利用效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权重。
（4）加强水利部门对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职能，并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流域管理体制。
15.4.2 三江平原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孙志高等（2006）提出，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是我国湿地集中分布且面积最大、类型最齐全的地区之一。自1949年以来，该区先后经历四次开荒高潮，其结果是导致湿地面积急剧减少和耕地面积迅速增加（表15-7）。近年来，随着农业进一步开发和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增大，该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日益突出。
表15-7 三江平原湿地与耕地面积变化（1949—2000）
源自：孙志高等，2006.
1）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1）生态功能下降
生态功能下降导致湿地持水、蓄水和均化供水过程功能的丧失以及洪涝灾害发生频率的危害增大，并使湿地不断疏干，从而影响地下水的补给。
（2）生物多样性降低
①生境的破坏和破碎是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②生物资源衰退。生物资源过度开发，超过生物自我更新能力，不仅导致生物资源枯竭，而且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③农业生态环境弱化。自然植被受破坏，农田失去天然屏障，使土壤风蚀、水蚀和沙化等生态问题日益严重。
④农业环境污染突出。
2）区域可持续发展对策
（1）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公平问题。开发是为了当代人的需要，保护是为后代留下环境资产。现有湿地中，开发和保护的比例应该多大，在未确定以前，当前任务不再是继续开发，而是走改造中低产品为主的内涵发展之路。
（2）保护和恢复现有湿地资源，发挥湿地生态经济功能。
（3）制定并完善湿地保护、管理和经营的政策和法规，实现由多方面利益代表的公众参与。
（4）加强区域综合整治与经营，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15.4.3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对水体的影响
随着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的逐步落实，农村饮用水的安全和水体污染的治理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巨天珍等（2009）以兰州市农村作为研究区域，对2003年至2007年畜禽养殖污染的现状和趋势进行了研究（表15-8）。
表15-8 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的畜禽养殖总数 （单位：万头）
表15-8至表15-10均源自：巨天珍等，2009.
1）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各区（县）畜禽污染分析
文章选用耕地畜禽类粪便负荷警报值表征兰州农村地区畜禽粪便污染与否（表15-9）。
表15-9 兰州市各区（县）的耕地畜禽粪便负荷警报值和警报级别
从时间分布上看，2003年只有安宁区和红古区稍有污染，2005年至2007年增加至四个区，污染有所加重。其中安宁区由2003年的Ⅱ级警报级别至2006年至2007年达到Ⅳ级别。耕地面积在减少，而养殖数量在增加，这样就增大了耕地的粪便负荷、警报值，使畜禽污染趋向严重。
2）畜禽粪便对水体污染分析
依据不同畜禽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计算各种污物进入水体的流失量，再测算不同污物的等标污染排放量（见表15-10）。
表15-10 2003年至2005年畜禽污染物的等标污染物排放量
从表15-10中可看出猪的等标污染排放量明显高于牛和羊的排放量，2003年至2005年猪的排放量为768t、776t、812t，分别占畜禽粪便排污总量的74%、73%、65%，因此对兰州市农村地区而言猪粪便总体上对水体环境威胁最大。
3）结论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以安宁区最严重，猪粪对水体污染排放最大，污染危害最大的是TP。应加强畜禽养殖的区域规划，提倡家庭的舍饲养殖，鼓励和扶持规模化养殖的环保设施的完善和正常运行。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管理措施的严格执行必将对畜禽污染和水污染的源头防治起到积极作用。
15.4.4 西宁市水污染减排行动方案的初步研究
孙娟等（2009）分析西宁市存在的水环境问题，分析总量控制目标和水环境改善目标之间的差距，对近三年西宁水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系统分析和设计。
1）水质现状与趋势
2005年至2007年，湟水（西宁主要地表水源）主干流及北川河等支流上约80%断面水质超标，水质均为Ⅴ类和劣Ⅴ类，主要超标因子为生化需氧量、氨氮和石油类，个别断面的氨氮超标达10倍以上。
2）污染物排放与治理现状
2006年COD排放31 381t，比2005年增长7.9%，其中生活污水中COD排放19 936t，比2005年增10.41%，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比2005年增3.78%，目前，两座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为12.25万t，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40%，大量污水直排湟水河。工业污染治理设施投入不足，治理水平低，且企业非法排污严重。
3）总量控制目标
（1）“十一五”COD新增量 根据《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编制指南》，用产生系数预测生活COD排放量，根据城镇常住人口数等社会统计数据测算得到2007年至2010年西宁市将新增生活COD排放量1 819t；用排放强度预测得到新增工业COD排放量为8 030t，总计新增排放量9 849t。“十一五”期间共计增12 572t。
（2）总量控制目标 西宁市“十一五”总量控制目标有以下两个来源：
①青海省与西宁市签订COD控制任务：2010年控制在2.9万t，即维持2005年水平，实现化学需氧量排放的零增长。
②依据《黄河中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目标，到2010年，青海省控制在6.6万t，比2005年减5.7%。
（3）减排行动计划 由于西宁市存在省下达任务与重点流域任务不一致，设置COD“零增长”和削减5%两种控制目标，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业治理工程为减排项目，确保低削减目标。并结合污水处理厂尾水指标及工业废水稳定达标排放等减排措施，支持高削减任务的完成。
（4）减排效益分析 设计“低”“高”两套COD削减实施方案，提出对应的减排工程及措施。方案目标可达性分析结果见表15-11。
表15-11 西宁市“十一五”COD减排行动方案的减排效分析 （单位：t）
源自：孙娟等，2009.
从总结来看，西宁水污染防治减排方案设计思路是：总量控制目标是基石；由此向上通过新增量预测得到污染削减任务，通过水环境污染及治理现状分析定位重点减排源；针对不同源提出减排工程项目和措施。由于减排目标依据国家“十一五”总量控制的目标和重点流域的总量控制的目标不一致，在制定区域减排计划时，综合考虑多级控制目标，合理组合安排减排项目。
15.4.5 新疆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的生态环境治理
艾比湖流域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总面积为5.06×106 hm2。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流域内人口增多、耕地面积扩大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日益增加，致使入湖河流水量迅减或断流，水面急剧萎缩，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并造成严重危害。李新琪等（2008）从生态环境治理的工程措施出发，对流域核心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进行探讨，以期为遏制并扭转恶化趋势，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治理目标
总体目标是实施治理工程，遏制流域内生态退化趋势，恢复和改善生态功能，增强绿洲系统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治理分区
根据流域的生态要素、环境特征及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等，对流域核心区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分区，确定各分区的主导生态功能、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并提出各分区的生态保护目标、主要生态恢复治理的工程措施（表15-12）。
表15-12 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生态环境治理分区
源自：李新琪等，2008.
3）治理工程措施
治理工程目的是实现流域核心区生态系统结构稳定，主导生态功能有效发挥，生态环境恶化得到遏制并改善。对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与区域，实施工程及非工程治理措施，促进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1）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包括调水保湖的水利工程、裸露湖底的盐漠固沙工程、退化植被的保护及重建工程、自然保护区建管能力增强工程等。
（2）污染防治及城镇生态建设工程。包括博河、精河绿洲谷地内工业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农村非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及博乐市、温泉县及阿拉山口岸等城镇生态建设工程。
（3）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建设工程。在治理措施实施前形成一个跨地区、跨部门、具有综合管理职能的管理机构，并赋予统一实施管理、协调职能，是确保治理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
（4）生态环境治理宣传教育工程。
15.4.6 珠江三角洲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分布特征
珠三角是我国华南地区最繁华的经济区，广州、东莞和佛山构成了一个位于珠三角中心的城市带。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大力推进，该地区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马骁轩等（2009）研究了珠三角河网分水岭的土壤中有机氯农药（OCPs）的含量分布和组成特点，揭示了该地区可能仍然存在OCPs的输入，并估算了它们在整个研究区域的储量，显示了珠三角土壤中的OCPs可能向珠江河口和外海海域排放的潜力。
（1）土壤中的“六六六”（HCHs）类物质
土壤样品中HCHs含量范围是0.19～42.3ng·g-1（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及沈阳的土壤样品，与我国宁波相当），均值4.42ng·g-1。对于HCHs的四种单体来说，β-HCH的含量在广州、东莞、佛山三地的土壤中分布最高（表15-13）。由于其化学反应活性最低，是HCHs的四种异构体中在自然界保留时间最长的一种。
表15-13 样品中每种OCPs的平均浓度 （单位：ng·g-1）
源自：马骁轩等，2009.
（2）土壤中的“滴滴涕”（DDTs）类物质
三地土壤中DDTs的含量范围是3.58～831ng·g-1，稍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与宁波相当。
DDT可在微生物作用下降解成DDD和DDE。土壤中DDT经长期风化降解，如在此期间有外来DDT进入，它与DDD加DDE之和的比值应小于1。美国该比值小于0.1，而马骁轩等研究的区域仅有一半样品的比值小于1。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禁止生产DDT时间在1983年，大大晚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3）珠三角土壤中OCPs的储量估计
马骁轩等的研究用广州、东莞和佛山三地的平均浓度，对土壤中OCPs的储量分别进行估算，其结果为205t、46t和105t。据估计，珠江水系每年的悬浮颗粒物达到了4.45× 108 t。
15.4.7 广州市大气挥发性有机物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大气中臭氧（O3）的形成源于二氧化氮（NO2）的光解，但是只有当大气中存在挥发性有机物（VOC）时，才能形成臭氧的净增加。解鑫等（2009）用气相色谱技术测量广州市区点2006年夏季VOCs的实时变化特征和典型物种的日变化特征，并进一步通过观测数据分析典型VOC物种浓度变化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1）实验
从2006年7月3日到7月30日连续在广州市区测定空气中挥发有机物，采样点设在广东环保监测站17层楼顶。在线气相色谱仪是Syntech Spectrus GC 955分析系统，共测得45种挥发性有机物，时间分辨率为0.5h。
2）结果
（1）夏季广州市区挥发性有机物的变化和组成特征
图15-4给出了观测期间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氮氧化物（NOx）和臭氧在当时的气象条件下的时间序列图。
图15-4 观察点TVOC、NOx、O3的时间序列
图 15-4至图15-7均源自：解鑫等，2009.
从图15-5中可以看出在高浓度臭氧日的情况下，芳香烃和异戊二烯的浓度和百分比稍高于低臭氧浓度日。
图15-5 高、低浓度臭氧日比例
（2）挥发性有机物的日变化特征
图15-6至图15-7给出了部分VOC物种的日变化，其中丙烷浓度最高。
图15-6 观察点2006年夏季和2004年秋季VOC平均浓度前10位物种比较
3）结论
（1）夏季广州市区的VOC污染具有典型的城市特征，主要受交通源排放影响。丙烷是VOC的优势物种，主要来自于液化天然气燃料公交车和出租车的使用。重污染日出现在偏北风的气象条件下。从内陆过来的污染气团增加了广州市区观测点的VOC浓度。
（2）夏季广州市区的典型烷烃的浓度变化特征都具有早、晚高峰，与机动车高峰时间吻合。
（3）用乙苯与间、对二甲苯浓度的比值代表光化学年龄，来反映广州市区的光化学进程和臭氧生成的关系。在2006年7月12日和2006年7月19日至7月25日这两段时间内，臭氧浓度越高，气团经历的化学进程就越长。7月26日至7月30日观测点的气团经历较长的光化学进程，但是没有预期的高浓度臭氧生成，有可能受主导风向南风的影响，污染物质向观测点下风向传输。
图15-7 广州市区点总挥发性有机物，丙烷，间、对二甲苯，乙苯日变化特征
15.4.8 广西近海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协调性分析
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沿海地区正有望成为中国对接东盟的新“增长极”。苏伟（200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该地区环境及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并通过计算区域年均协调系数，以判定近海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类型。
1）指标选取及计算方法
经济系统选择10个指标：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二产增加值、人均三产增加值、利用外资额、人均地方财政收入、GDP增加值。相关计算表明：该区水质综合指数、有机物及营养盐污染指数与人均GDP相关性均显著相关，因此选取这三项作为环境系统主要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水环境、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2）计算结果分析
两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见表15-14。
表15-14 广西沿海经济与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
源自：苏伟，2008.
由表15-14可见，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逐年上升，近海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先下降然后上升。表明就整个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近岸海域而言，在经济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近海水环境质量维持原有较好质量并有所改善。这与该地区经济基础较薄弱，同时近岸海域环境容量较大，并且政府一贯重视环保，政策贯彻落实较好有关。
3）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1996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年均协调系数a用以下公式计算：
当a＞1时属于不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率大于或等于经济增长速度；当0≤a＜1时，属于基本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当a＜0时，属于协调型，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由表15-15可见，1997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与经济年均协调系数的多数年份属于协调或基本协调类型。
表15-15 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协调系数及协调性判断
源自：苏伟，2008.
4）结论
分析了该区域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出经济发展速度远大于水环境的恶化速度，意味着广西在近海水环境基本上维持良好现状的前提下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需进一步研究2005年环境、经济不协调的原因，加以改进。
15.4.9 近20年闽江福州段水域悬浮物的时空变化
福州是濒临东海的省会城市，研究近岸水域生态环境的时空演变对今后福州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温小乐、徐涵秋（2009）发表以闽江下游福州河段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信息和地面水质采样数据，为闽江福州段在1986年至2006年间悬浮物的空间分布和浓度变化趋势开展研究，旨在揭示闽江下游水质在近20年间的时空变化特点及其变化原因，为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分布状况
利用基于影像光谱建立的悬浮物预测模型分别对研究水域在1986年、1996年和2006年三个时期的悬浮物浓度进行反演，然后将悬浮物浓度由低至高分成1～6级。由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未设悬浮物指标，参照台湾环境主管部门的水质分级标准（许珺等，1999，见表15-16），对应研究闽江下游福州河段水体悬浮物浓度分级范围，分析各时期闽江福州段的水质环境及其面积分布。
表15-16 各级悬浮物浓度分级标准
源自：温小乐，徐涵秋，2009.
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空间分布均表现以下共同特点：①从闽侯竹岐到马尾这一河段的悬浮物浓度普遍较低，水质均属1～2级，水体较清澈；②从马尾到入海口区域，悬浮物浓度明显提高，水质多在3级以上，水体较浑浊，而且越靠近入海口，悬浮物浓度越高，常见5、6级。
整体而言，在所研究的时间段里，闽江福州段水体的悬浮物浓度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从1986年到1996年水体悬浮物浓度显著下降，污染程度减轻；但1996年到2006年间，大部分水域的悬浮物浓度有所增加，水体污染出现反弹，局部水质变差，但总体上还是明显好于1987年。
2）近20年闽江福州水质变化的原因分析
综上研究，该水域的悬浮物浓度在这20年间稳中有降，整体水质趋于好转。这主要得益于福建省及福州市政府对闽江水环境开展的系列综合整治工作，如闽江沿线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工业企业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沿线多家污水处理厂建设、生活污水管网铺设等。经过多年努力，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沿线污水处理率从2003年的20.9%提高到2007年的60.9%，从源头上遏制了对闽江水质的污染影响，确保了闽江沿线整体水质的改善（福建省环保局，2007）。
但是，在快安至马尾段水域，近20年来水源趋于恶化。由于1985年在该河段北岸设立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各类废水排放量日益增多。虽有2家污水处理厂，但因管网配套不到位，无法处理所有污水，直接排入闽江，导致水质不断恶化。
近年闽江福州段水域悬浮物的时空变化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5 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
资源与环境既是生态学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当前全球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这里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国情和区域框架进行介绍。
15.1 中国的生态环境概况和主要特点
15.1.1 概况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位于北纬4°～53°，东经73°～135°，约有960万km2疆域和300万km2海域。从北到南跨纬度约50°，近5 500km距离，因而自北向南有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五个温度带。
我国地貌类型复杂，从东向西，地形逐步升高，形成三大阶梯。第一阶梯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m以上；第二阶梯从青藏高原的北缘和东缘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之间，海拔1 000～2 000m；第三阶梯在上述一线以东，海拔在500m以下。这种地势阶梯对我国境内生态环境的大地域分异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自然环境复杂，孕育着丰富的生态系统类型。
在我国，河流和湖泊数量多、面积大，海域广阔。流域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河流有1 500多条，100km2以上的有50 000多条。丰富的水域为水生生物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但是水域的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部，而西北地区十分缺水。我国的湖泊面积在1 000km2以上的有13个，1km2以上的有2 600多个，全国的沼泽面积约1 400万hm2。众多的湿地为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提供繁衍和迁徙的停留地。
辽阔的国土，多样的气候，类型丰富的地貌，众多的湖泊，东部和南部又有广阔的海域，为各种生物及生态系统类型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多种生态环境。第三纪及第四纪相对优越的自然、历史、地理条件更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生态系统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15.1.2 自然资源环境的特征分析
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的资源环境基础主要体现为总量可观、结构不尽如人意、人均拥有量不足和基础损耗大这四个特征（张雷、刘毅等，2006）。
1）总量可观
中国的资源环境在总量上还是相当可观的。这里选择可耕地、淡水资源、森林、矿产、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六项资源环境要素的表征指标以及国土面积、人口和GDP三项相关指标（表15-1）。
表15-1表明，相对于国土面积和GDP而言，中国在可耕地、矿产、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四方面在世界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
表15-1 中国资源环境及相关要素占世界比重（1998年）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2）结构不尽如人意
在各类资源要素的有效组合方面不尽如人意。以森林资源和大气污染为代表的生态状况要素指标不是太低，就是太高。中国在淡水资源、森林和大气环境方面的劣势尤为明显（表15-2）。
表15-2 世界人口大国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比较
注：①世界人口十大国家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日本和尼日利亚。
②表中的森林面积、矿产资源和二氧化碳排放为1995年数据，余者均为1998年数据。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3）人均拥有量不足
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作为关键的资源要素的可耕地、淡水、矿产、能源及森林等方面人均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表15-3）。
表15-3 中国资源环境要素表征指标的人均拥有水平与国际比较
源自：①国家统计局，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②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年），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4）基础损耗高
基础损耗体现在社会消费增长和环境破坏两方面。受资金和技术水平限制，建设初期社会生产发展依赖增大资源环境要素投入来实现。其中以矿产消费的增长和大气环境的破坏最为明显（表15-4）。
表15-4 中国资源环境基础损耗变化
续表15-4
源自：张雷、刘毅等，2006.
15.2 中国当前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主要问题包括生态系统退化加剧、资源压力严峻、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灾害加剧四方面（欧阳志云，2007）。
15.2.1 生态系统退化加剧
1）森林结构趋于简单化，服务功能退化
森林生态系统呈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局面。结构功能下降，类型比例向不合理方向发展，抗干扰能力降低，系统调节能力减弱，病虫害加剧。
2）草地退化，承载力下降
我国有84.4%的草地分布在西部，草地是西部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也是具有重要生态调节与保护功能的关键生态系统。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使草地迅速退化，面积减少，牲畜承载能力严重下降。草地的生态屏障作用降低，成为重要的沙尘源区。
3）湿地面积萎缩
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造成了大量湿地消失，盲目围垦，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不合理以及湿地污染严重等问题，导致湿地面积萎缩，水量减少，自然调节能力下降。
4）水土流失仍然严重
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km2，每年流失土壤总量50亿t。西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区域，黄河流域内蒙古河口镇至龙门区间的7万多km2范围内，输入黄河的泥沙约占黄河总输沙量的一半以上。
5）土地沙化形势严峻
我国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西北部，不仅沙化土地分布面积大，而且扩展速度快，治理难度大。20世纪90年代后5年我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每年达到3 436km2，比70年代增加一倍多。
6）石漠化危害加剧
石漠化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以及两广、两湖的部分地区。石漠化是西南地区的一种主要土地退化形式，不合理的土地开发造成土壤流失、土地生产力下降甚至丧失。虽然占土地比例不高，但分布相对集中，严重地区已经丧失支持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7）土壤盐渍化危害严重
土壤盐渍化主要分布在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等区域。西部地区的盐渍化主要是不合理的灌溉造成（如大水漫灌）的。
15.2.2 资源压力严峻
1）水资源短缺加剧
我国水资源贫乏，且空间分布不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辽宁、江苏、河南、北京、山东、河北、山西、宁夏、上海和天津10个省（市、区）人均水资源处于1 000m3严重水荒国际线以下，西北和华北地区缺水严重。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水生态系统平衡失调，江河断流加剧。同时地表水水区污染严重，水质性缺水加剧。地下水超采普遍，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出现大范围地下水漏斗。
2）耕地丧失加快
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少，利用强度大，耕地总量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加剧。由于耕地产出多、投入少，用养失衡，导致耕地地力退化严重，中低产农田占耕地面积2/3。由于受工业“三废”、酸雨、污灌及农用化学品影响，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威胁食品安全。
3）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大面积的天然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环境破碎化严重，大量野生物种濒临灭绝。西部地区是我国野生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仅种类多，而且特有性高，如野牦牛、藏羚羊、大熊猫、滇金丝猴、芒苞草、滇桐等。由于近年来人类滥捕、滥杀等不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对栖息地的破坏，导致不少野生物种种群退化，密度降低，有的甚至濒临灭绝。
同时，外来物种入侵活动日益加剧。如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紫茎泽兰、豚草、水葫芦等对我国生态系统的健康构成严重破坏，威胁种群多样性，导致局部种群消亡等。
15.2.3 环境污染严重
1）水环境污染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204条河流409个国控断面中，Ⅰ至Ⅲ类、Ⅳ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9.9%、23.7%和16.4%。长江、珠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在监测营养状态的26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42.3%。
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一、二类海水比例为62.7%，三类海水为14.1%，四类和劣四类海水为23.2%。四大海区中，黄海和南海近岸海域水质良好，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东海近岸海域水质极差。与上年相比，胶州湾一、二类海水比例上升25.0%，渤海湾、长江口和珠江口一、二类海水比例下降20.0%以上。
2）空气污染与酸雨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仍较重；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仍较重。全国471个县级及以上城市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其中3.6%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79.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15.5%的城市达到三级标准，1.7%的城市劣于三级标准。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达到二级标准的比例为73.5%，较上年提高6.2个百分点。全国开展酸雨监测的494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249个，占50.4%，酸雨程度严重或较重（降水年均pH小于5.0）的城市有107个，占21.6%，与上年基本持平。
3）农业污染与食品安全
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致使农田污染面积迅速扩大，造成土壤及农产品污染严重，品质不断下降，已使我国农田生态环境及食品安全受到威胁。我国北方地区污水灌溉面积大，据污染严重的22个省47个污灌区的20.67万hm2耕地调查结果，90%重点污染区为重金属污染，其次为石油化工废水、造纸废水、河流上游来污等。
15.2.4 生态灾害加剧
1）水、旱灾害
近50多年来，我国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高，农业受灾面积直线上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水灾呈下降趋势，但70年代后，洪水发生频率增加，成灾面积比例也显现相同趋势。我国中东部地区处于江河中下游地区，受洪涝灾害的威胁，洪涝灾害损失占全国同类灾害损失比重大。
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东部、广东和福建南部、云南和四川南部是我国旱灾最严重地区。1999年至2002年北方连续干旱，华北、东北和黄淮地区的部分地区旱情严重。2000年山东省因旱灾造成经济损失达175亿元。
2）沙尘暴
西北地区是沙尘暴主要发生地。甘肃、内蒙古、新疆、蒙陕宁长城沿线是我国沙尘暴主要四大发生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尘暴呈波动减少之势，90年代初开始回升。西北地区沙尘暴源区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重。
3）矿山开发环境问题
由于矿产资源开采规模不断增大，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率低，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也不断增大。我国因采矿而直接破坏的森林面积累计已达106万hm2，破坏草地26万hm2。截至2001年，因矿产开发而破坏的土地累计400万hm2，每年以4万hm2的速度递增，而土地复垦率仅为10%，比发达国家低50多个百分点，因矿产开发活动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和废渣，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恶劣多变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人类干扰导致我国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相对低下。尽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取得很大成绩，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从总体上看，生态系统呈现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局部地区生态退化的现象有所缓和，但退化的实质没有改变，退化的趋势在加剧，生态灾害在加重，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环境管理水平低下和环境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导致的资源环境破坏依然十分严重，人口增加、城市化发展、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
15.3 中国资源环境的区域分析
鉴于庞大的国土面积和复杂的地域自然资源环境，张雷、刘毅（2006）根据自然资源环境一致性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大区域：即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区、华东区、华中区、华南区和西南区（图15-1）。七个大区域的划分与传统划分方式有所不同。
图15-1 全国七大区分布示意图（张雷、刘毅，2006）
根据国家层次的人地关系分析，区域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协调状态及其未来演进趋势的分析也基本上在陆地淡水、耕地、矿产、能源和森林五个大资源环境要素方面展开。
15.3.1 华北区
华北区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山东6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170 万km2余，人口2.39亿（2000年）。2000年人口2.39亿（张雷、刘毅等，2006），至2008年增长至2.51亿（吴人坚，2010）。
作为资源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已使目前的华北区资源环境开发与协调状态进入了一个全面紧张的阶段。
1）资源本底评价
（1）要素综合及组成
要素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华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水平20%以上，这是华北区长期成为中国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的根本原因。
然而，以单位国土面积六大资源要素的赋存状态计算，华北区的淡水和森林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其耕地、草场、能源和矿产则高出全国均值的22%～98%，其中尤以矿产和能源的地位最为突出（图15-2）。
图15-2 华北区资源要素本底基本特征图
源自：张雷、刘毅，2006.
图15-3 华北区资源要素空间组成特征
源自：张雷、刘毅，2006.
（2）空间组成特征
华北区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东部沿海、西部山区盆地和北部草原三个基本单元组成。
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及山东四省市的要素综合方面不具明显优势，但是在要素的结构组合方面为地区最佳（图15-3）。
相反，地处西部的山西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在山西的六大资源环境要素中，矿产和能源两类占了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84.3%，高出东部沿海地区（72%）12.3个百分点。
内蒙古的各类资源具有相当规模和开发潜力。但是，一方面，广大的国土面积使该地区的资源承载密度相对不足，当地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仅为华北区均值的75%；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水土资源开发潜力受到极大制约。
2）结论
就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而言，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状况的恶化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强烈。尽管如此，华北区经济社会结构的演进和社会产出的发展未能根据水资源的供给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其中尤以能源和矿产的开发利用为最典型。华北区已成为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的地区之一，日趋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成为恶劣生态变化的突出代表。
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地区发展政策应做相应调整：
（1）资源消费方式的转变，即社会资源消费从总量规模的快速增长向质量提高的快速推进转变。
（2）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指从传统的规模扩张为主向深度加工为主的资源开发方式转变。
（3）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一次性利用向多次性和重复性利用转变。（4）资源供给方式的转变，向本地资源开发与外来资源输入有机结合转变。
15.3.2 华东区
华东区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面积为31万km2，人口1.36亿（2000年）和1.47亿（2008年）（吴人坚，2010）。该地区水土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其中如何合理利用淡水资源，切实保护耕地，有效解决能源、矿产资源已迫在眉睫。所以这里重点简介长江三角洲的水土资源与能源矿产问题。
1）淡水资源
长江三角洲面临着淡水紧缺的局面。但是，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长江三角洲——多水地区的缺水问题。水是有的，而且还是足够多的，但“净水”匮乏。这就是所谓的质量型缺水。长三角水资源紧缺是由于该地区水资源的恶化，造成可供正常利用的地表水资源供水不足，从而迫使地下水过量开采，引起地面塌陷，加剧洪涝灾害。应把治理水污染作为解决该地区水资源问题的战略重点。具体建议如下：
（1）重新审视制定合理的水资源价格，以经济杠杆增强节约资源的动力。
（2）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逐步推广“清洁生产”。
（3）改分部治理为整体治理、单项治理为综合治理。
（4）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
（5）实施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协调各方关系。
2）土地资源
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缺乏，且农用地占用需求大是长三角土地利用长期面临的严峻态势。城市建设占用部分耕地难以避免，关键在于使用得当。有些城市竟以土地的廉价批租、低价转让等方式来吸引外资，许多非生产设施也大量占用农田，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的空间，还由于对农村、农民的补偿极少，实际上是对农民另一种形式的剥夺。长江三角洲未来的资源节约首先是有效地控制耕地流失。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重新审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
（2）规范政府征地和供地行为。
（3）调整非农建设用地布局。
（4）发展优质、高效、创汇农业。
（5）加强中低产田改造。
3）能源与矿产资源
能源与矿产资源缺乏是华东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长期以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消费产生大量污染物排放，在造成环境恶化的同时，也给该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压力。特提出如下发展对策：
（1）调整能源生产结构，电力工业要把核电放在首位，还要尽可能多利用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发电。
（2）能源问题的关键是运输，加强重点煤炭装卸港口建设，同时选择港口作为液化天然气接收地点，就地建设发电厂。
（3）积极制定有关能源的环境政策，推广洁净煤技术，逐步淘汰小发电厂。
（4）调整产业结构，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源损耗。
（5）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分享国际矿产、油气资源。
15.3.3 东北区
东北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面积78.79万km2，人口1.06亿（2000年）和1.09亿（2008年）。东北区是中国近代开发最晚的一个大区。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东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未来开发潜力主要体现在能源、森林和耕地三方面。而且，开发上述资源须考虑与淡水供给潜力的平衡。同时，能源（石油）开发潜力和耕地质量的下降，将对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淡水资源的空间重组、能源开发的持续和耕地质量的改善应成为未来地区资源持续开发的核心任务。
2）空间组成特征
在森林、耕地和淡水方面，三者有较强一致性，淡水均略显不足，森林和耕地优势明显。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东北是全国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最佳组合地区。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使东北区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达和活跃的地区之一，除了淡水外，森林、矿产、能源和土地资源均有相当基础，尽管大规模开发已有数十年历史，未来开发潜力仍有一定空间。但需对地区发展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1）淡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淡水资源呈现北多南寡、东多西少局面，应当提高吉林和黑龙江区域内河流开发利用水平。如通过“北水南调”（松花江调水到辽河）等工程，缓解辽中南地区用水紧张局面。
（2）加强对黑土资源的保护。
（3）转变能源供给方式，随着能源逐渐枯竭，力争煤炭外援；加强石油勘探，控制原油产量。
（4）调整林业产业结构。严格控制森林采伐量，将木材产业、森林保护和森林资源综合利用三者结合。
（5）建设国家资源战略储备基地。
15.3.4 华中区
华中区包括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面积87.12km2，人口3.18亿（2000年）和3.20亿（2008年）。该区地处长江和黄河中游地段，位居全国中原腹地，社会经济地位非常重要。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自然资源环境具有一定复杂性。南北差异明显，其中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的中南部气候特征类似，地形差异小，河南和安徽的北部则较类似。
华中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优于全国均值60%以上，尤其淡水和土地资源优势明显。其特点是“两湖熟，天下足”。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该区在未来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地位更突出，其中以能源（水力资源）和淡水外输最为重要。
2）空间组成特征
具体各省而言，地处北部的河南省和安徽省在要素综合方面的优势明显，耕地、矿产和能源却很丰富，河南在淡水资源方面略显不足。
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共同特点是淡水较充沛，但矿产和能源较匮乏，但较丰富水力资源在一定程度缓解缺能状况。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要素综合评价看，华中区拥有较好的资源基础，特别是水土两大资源的结合方面。为有效解决当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1）统筹利用淡水资源。目前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供水工程年老失修，配套不完善。并且水污染防治相对落后，应加强管理。另外还需综合考虑水资源布局和供水规划中外调水量对发展的影响，统筹安排水资源。
（2）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入手，实行山、水、田、林、河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注重产业结构优化，推广小流域综合治理经验。
（3）转变能源结构与供给方式。继续扩大区外能源输入，即开源。在能源供应数量增长同时，质量也需改善，加快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是根本。节能也很重要，要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4）加大治理环境污染力度。要明确环境治理目标，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应集中在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乡镇环境污染防治，以及水域环境治理等方面。
15.3.5 华南区
华南区包括大陆南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广西四省（区）及香港、澳门、台湾。大陆四省区国土面积57.11万km2，占全国5.96%，人口1.66亿（2000年）和1.88亿（2008年）。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华南区地处热带、亚热带，降水量丰富，生物资源多样，这是成为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的原因。但是它严重缺乏矿产和能源，耕地也因城市化而被大量占用，对五大资源综合评价表明，该区资源环境基础高于全国均值43%。尤以淡水和森林的优势最明显，分别高出全国平均的2倍和1.4倍。但矿产和能源资源仅为全国平均的1/4左右。
2）空间组成特征
在空间上，华南区地形较为复杂，主要是山地丘陵地形，各省间自然资源环境具有较相似特点。具体而言，福建资源综合禀赋处于四个省区首位，而海南除耕地相对丰足外，其他要素均相对落后。
3）总结及政策建议
（1）优势
①地（人）缘优势：毗邻港澳，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目前港澳及东南亚成为该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②政策优势：国家对广东、福建、海南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华南区拥有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先机。
③地理优势。
（2）问题
①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渐消失。
②面临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
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
④原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城市化扩张未充分考虑环保，落后地区为赶超发展，不惜以环境破坏为代价。
（3）政策建议
①建立区域能源供应保障体系。
②建立主要资源供需监控体系。
③形成区域综合运输体系。
④加强耕地、淡水及森林保护，治理水质与酸雨污染。
⑤调整产业结构以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15.3.6 西北区
西北区位于36°39′N以北和111°15′E以西，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土地总面积308.3万km2，人口9 172万（2000年）和9 193万（2008年），是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数量最少的一个区域。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北区深居内陆，主要位于我国第一、二大阶梯上，从自然资源环境看，有相对的完整性，地广人稀、干旱少雨是其鲜明特征。该区资源储量丰富、组合不佳，特别是水土资源组合不合理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水平。西北区的资源环境基础远低于全国平均，这也是西北区地广人稀的原因所在。西北区的要素评价范围定位在以下五方面：淡水、土地、矿产、森林和能源。
从单位国土面积五大资源要素赋存状态看，西北除矿产外，其他要素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淡水、森林、耕地仅占全国均值的1/3左右。
但是从人均资源量看，西北除淡水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外，其他四种资源均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尤其矿产和能源占绝对优势。
2）空间组成特征
空间结构可分为干旱区、青海高原区和黄土高原三部分。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和宁夏在要素综合上有明显优势：陕西各种资源组合较好，宁夏在结构组成方面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淡水尤其缺乏。在陕西五大要素中，矿产和能源占整个要素的68%，比甘肃（22.8%）高出45.2个百分点。
新疆和甘肃在要素综合方面明显落后，一方面，国土面积广大使资源承载密度不足，当地综合指标仅为西北均值的44%。另一方面，受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影响，两省的水土资源潜力受极大制约。
青海的矿产，尤其钾盐在全国有重要地位。但是，水和矿资源不匹配制约矿产开发。另外，青海位于我国第一大阶梯上，大规模资源开发易引起水土流失，对下游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青海资源开发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3）结论及政策建议
严重的淡水资源不足和生态系统的脆弱对当地发展有很大影响，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延续了粗放性开发的传统方式。由于未能根据水资源供给做出相应调整，西北发展面临无法回避的挑战：西北已成全国生态状况最恶劣地区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趋严重的淡水短缺和多发的沙尘暴天气。
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优势将使西北人地关系进入一个更为紧张的阶段，其重要原因在于改善当地资源环境脆弱基础的艰难程度。因此，地区发展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①淡水的开发利用必须开源与节流并举、开发与保护并重，强化资源配置和管理。
②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防止能源、矿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③发展资源的比较优势，实行优势能源和矿产优先开发。
④依靠农业高科技，提高土地利用率，精耕细作，提高产量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⑤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
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实现特色农业与生态系统的协调。
15.3.7 西南区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重庆五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236.84万km2，人口1.96亿（2008年）。该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同时又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生态屏障。
1）资源要素综合及组成
西南区大多位处我国海拔相对较高的第二级地貌单元上。区内海拔高差悬殊，气候多变，垂直地带性明显。该区自然资源基础相对薄弱。首先反映在总量的不足，其资源环境基础低于全国均值水平5%左右；其次反映在水、土有效结合欠佳，水多地少，淡水的单位国土面积赋存高出全国均值的71%，而耕地低于全国均值的35%。这也是西南区经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
西南区的耕地、矿产和能源资源的基础明显薄弱。与之相比，森林和淡水资源高出全国均值的17%和71%，其中尤以淡水的地位最为突出。
2）空间组成特征
资源要素的空间结构主要由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三个基本单元组成。云南、贵州两省资源要素综合具有明显优势，在结构组合上也为地区最佳。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的资源要素综合都较佳，重庆的结构组合不尽如人意，只有水和耕地占整个要素综合评价比重的绝大部分。西藏在资源要素综合和结构方面都欠佳，淡水、森林和能源占了要素综合比重的98.2%。虽然它们有相当规模，但由于承载密度相对不足，而且受海拔高度和特殊气候环境影响，其开发潜力受极大影响。
3）结论及政策建议
当前，土地资源不足和生态条件的脆弱对当地发展的影响最大。耕地的稳定和扩展有重要地位，而水能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有可能对有限耕地稳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另外，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对资源系统的稳定有很大消极影响。所以，如何提高资源开发效益，减少开发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西南区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应强调以下几点：
（1）加强资源的勘察和保护工作，提高资源环境的保障程度。
（2）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建设清洁能源、金属冶炼加工、生物资源加工基地。
（3）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4）适当控制生产规模，提高资源加工的深度，增强资源产品的附加值。
（5）提高“退耕还林”质量，增强生态功能。
（6）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地区利益。
15.4 中国资源与环境状况的区域实例
这里介绍的实例，不但有存在的问题，特别有一些生态环境建设的经验，如广西近海和闽江福州段水域等值得向大家推荐。
15.4.1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1）水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特点及分布
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核心是利用效率问题。由于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水资源利用方式等诸多变量的不同，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表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的可能途径，也是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基本要求。通过实证研究，李世祥等（2008）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利用效率较低。导致利用效率有区域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15-5、表15-6）。
表15-5 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聚类结果
源自：李世祥等，2008.
表15-6 各类别水资源利用效率指标比较
源自：李世祥等，2008.
2）政策建议
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重视水资源本身管理，更要注重整个经济社会的共同参与。
（1）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要加大资源因素权重。
（2）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投资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3）加大水资源利用效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权重。
（4）加强水利部门对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职能，并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流域管理体制。
15.4.2 三江平原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孙志高等（2006）提出，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是我国湿地集中分布且面积最大、类型最齐全的地区之一。自1949年以来，该区先后经历四次开荒高潮，其结果是导致湿地面积急剧减少和耕地面积迅速增加（表15-7）。近年来，随着农业进一步开发和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增大，该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日益突出。
表15-7 三江平原湿地与耕地面积变化（1949—2000）
源自：孙志高等，2006.
1）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1）生态功能下降
生态功能下降导致湿地持水、蓄水和均化供水过程功能的丧失以及洪涝灾害发生频率的危害增大，并使湿地不断疏干，从而影响地下水的补给。
（2）生物多样性降低
①生境的破坏和破碎是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②生物资源衰退。生物资源过度开发，超过生物自我更新能力，不仅导致生物资源枯竭，而且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③农业生态环境弱化。自然植被受破坏，农田失去天然屏障，使土壤风蚀、水蚀和沙化等生态问题日益严重。
④农业环境污染突出。
2）区域可持续发展对策
（1）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公平问题。开发是为了当代人的需要，保护是为后代留下环境资产。现有湿地中，开发和保护的比例应该多大，在未确定以前，当前任务不再是继续开发，而是走改造中低产品为主的内涵发展之路。
（2）保护和恢复现有湿地资源，发挥湿地生态经济功能。
（3）制定并完善湿地保护、管理和经营的政策和法规，实现由多方面利益代表的公众参与。
（4）加强区域综合整治与经营，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15.4.3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对水体的影响
随着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的逐步落实，农村饮用水的安全和水体污染的治理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巨天珍等（2009）以兰州市农村作为研究区域，对2003年至2007年畜禽养殖污染的现状和趋势进行了研究（表15-8）。
表15-8 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的畜禽养殖总数 （单位：万头）
表15-8至表15-10均源自：巨天珍等，2009.
1）2003年至2007年兰州市各区（县）畜禽污染分析
文章选用耕地畜禽类粪便负荷警报值表征兰州农村地区畜禽粪便污染与否（表15-9）。
表15-9 兰州市各区（县）的耕地畜禽粪便负荷警报值和警报级别
从时间分布上看，2003年只有安宁区和红古区稍有污染，2005年至2007年增加至四个区，污染有所加重。其中安宁区由2003年的Ⅱ级警报级别至2006年至2007年达到Ⅳ级别。耕地面积在减少，而养殖数量在增加，这样就增大了耕地的粪便负荷、警报值，使畜禽污染趋向严重。
2）畜禽粪便对水体污染分析
依据不同畜禽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计算各种污物进入水体的流失量，再测算不同污物的等标污染排放量（见表15-10）。
表15-10 2003年至2005年畜禽污染物的等标污染物排放量
从表15-10中可看出猪的等标污染排放量明显高于牛和羊的排放量，2003年至2005年猪的排放量为768t、776t、812t，分别占畜禽粪便排污总量的74%、73%、65%，因此对兰州市农村地区而言猪粪便总体上对水体环境威胁最大。
3）结论
兰州市农村畜禽污染以安宁区最严重，猪粪对水体污染排放最大，污染危害最大的是TP。应加强畜禽养殖的区域规划，提倡家庭的舍饲养殖，鼓励和扶持规模化养殖的环保设施的完善和正常运行。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管理措施的严格执行必将对畜禽污染和水污染的源头防治起到积极作用。
15.4.4 西宁市水污染减排行动方案的初步研究
孙娟等（2009）分析西宁市存在的水环境问题，分析总量控制目标和水环境改善目标之间的差距，对近三年西宁水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系统分析和设计。
1）水质现状与趋势
2005年至2007年，湟水（西宁主要地表水源）主干流及北川河等支流上约80%断面水质超标，水质均为Ⅴ类和劣Ⅴ类，主要超标因子为生化需氧量、氨氮和石油类，个别断面的氨氮超标达10倍以上。
2）污染物排放与治理现状
2006年COD排放31 381t，比2005年增长7.9%，其中生活污水中COD排放19 936t，比2005年增10.41%，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比2005年增3.78%，目前，两座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为12.25万t，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40%，大量污水直排湟水河。工业污染治理设施投入不足，治理水平低，且企业非法排污严重。
3）总量控制目标
（1）“十一五”COD新增量 根据《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编制指南》，用产生系数预测生活COD排放量，根据城镇常住人口数等社会统计数据测算得到2007年至2010年西宁市将新增生活COD排放量1 819t；用排放强度预测得到新增工业COD排放量为8 030t，总计新增排放量9 849t。“十一五”期间共计增12 572t。
（2）总量控制目标 西宁市“十一五”总量控制目标有以下两个来源：
①青海省与西宁市签订COD控制任务：2010年控制在2.9万t，即维持2005年水平，实现化学需氧量排放的零增长。
②依据《黄河中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目标，到2010年，青海省控制在6.6万t，比2005年减5.7%。
（3）减排行动计划 由于西宁市存在省下达任务与重点流域任务不一致，设置COD“零增长”和削减5%两种控制目标，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业治理工程为减排项目，确保低削减目标。并结合污水处理厂尾水指标及工业废水稳定达标排放等减排措施，支持高削减任务的完成。
（4）减排效益分析 设计“低”“高”两套COD削减实施方案，提出对应的减排工程及措施。方案目标可达性分析结果见表15-11。
表15-11 西宁市“十一五”COD减排行动方案的减排效分析 （单位：t）
源自：孙娟等，2009.
从总结来看，西宁水污染防治减排方案设计思路是：总量控制目标是基石；由此向上通过新增量预测得到污染削减任务，通过水环境污染及治理现状分析定位重点减排源；针对不同源提出减排工程项目和措施。由于减排目标依据国家“十一五”总量控制的目标和重点流域的总量控制的目标不一致，在制定区域减排计划时，综合考虑多级控制目标，合理组合安排减排项目。
15.4.5 新疆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的生态环境治理
艾比湖流域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总面积为5.06×106 hm2。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流域内人口增多、耕地面积扩大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日益增加，致使入湖河流水量迅减或断流，水面急剧萎缩，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并造成严重危害。李新琪等（2008）从生态环境治理的工程措施出发，对流域核心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进行探讨，以期为遏制并扭转恶化趋势，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治理目标
总体目标是实施治理工程，遏制流域内生态退化趋势，恢复和改善生态功能，增强绿洲系统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治理分区
根据流域的生态要素、环境特征及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等，对流域核心区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分区，确定各分区的主导生态功能、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并提出各分区的生态保护目标、主要生态恢复治理的工程措施（表15-12）。
表15-12 艾比湖流域核心区生态环境治理分区
源自：李新琪等，2008.
3）治理工程措施
治理工程目的是实现流域核心区生态系统结构稳定，主导生态功能有效发挥，生态环境恶化得到遏制并改善。对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与区域，实施工程及非工程治理措施，促进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1）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包括调水保湖的水利工程、裸露湖底的盐漠固沙工程、退化植被的保护及重建工程、自然保护区建管能力增强工程等。
（2）污染防治及城镇生态建设工程。包括博河、精河绿洲谷地内工业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农村非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及博乐市、温泉县及阿拉山口岸等城镇生态建设工程。
（3）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建设工程。在治理措施实施前形成一个跨地区、跨部门、具有综合管理职能的管理机构，并赋予统一实施管理、协调职能，是确保治理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
（4）生态环境治理宣传教育工程。
15.4.6 珠江三角洲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分布特征
珠三角是我国华南地区最繁华的经济区，广州、东莞和佛山构成了一个位于珠三角中心的城市带。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大力推进，该地区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马骁轩等（2009）研究了珠三角河网分水岭的土壤中有机氯农药（OCPs）的含量分布和组成特点，揭示了该地区可能仍然存在OCPs的输入，并估算了它们在整个研究区域的储量，显示了珠三角土壤中的OCPs可能向珠江河口和外海海域排放的潜力。
（1）土壤中的“六六六”（HCHs）类物质
土壤样品中HCHs含量范围是0.19～42.3ng·g-1（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及沈阳的土壤样品，与我国宁波相当），均值4.42ng·g-1。对于HCHs的四种单体来说，β-HCH的含量在广州、东莞、佛山三地的土壤中分布最高（表15-13）。由于其化学反应活性最低，是HCHs的四种异构体中在自然界保留时间最长的一种。
表15-13 样品中每种OCPs的平均浓度 （单位：ng·g-1）
源自：马骁轩等，2009.
（2）土壤中的“滴滴涕”（DDTs）类物质
三地土壤中DDTs的含量范围是3.58～831ng·g-1，稍低于天津的污灌土壤，与宁波相当。
DDT可在微生物作用下降解成DDD和DDE。土壤中DDT经长期风化降解，如在此期间有外来DDT进入，它与DDD加DDE之和的比值应小于1。美国该比值小于0.1，而马骁轩等研究的区域仅有一半样品的比值小于1。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禁止生产DDT时间在1983年，大大晚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3）珠三角土壤中OCPs的储量估计
马骁轩等的研究用广州、东莞和佛山三地的平均浓度，对土壤中OCPs的储量分别进行估算，其结果为205t、46t和105t。据估计，珠江水系每年的悬浮颗粒物达到了4.45× 108 t。
15.4.7 广州市大气挥发性有机物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大气中臭氧（O3）的形成源于二氧化氮（NO2）的光解，但是只有当大气中存在挥发性有机物（VOC）时，才能形成臭氧的净增加。解鑫等（2009）用气相色谱技术测量广州市区点2006年夏季VOCs的实时变化特征和典型物种的日变化特征，并进一步通过观测数据分析典型VOC物种浓度变化与臭氧生成的关系。
1）实验
从2006年7月3日到7月30日连续在广州市区测定空气中挥发有机物，采样点设在广东环保监测站17层楼顶。在线气相色谱仪是Syntech Spectrus GC 955分析系统，共测得45种挥发性有机物，时间分辨率为0.5h。
2）结果
（1）夏季广州市区挥发性有机物的变化和组成特征
图15-4给出了观测期间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氮氧化物（NOx）和臭氧在当时的气象条件下的时间序列图。
图15-4 观察点TVOC、NOx、O3的时间序列
图 15-4至图15-7均源自：解鑫等，2009.
从图15-5中可以看出在高浓度臭氧日的情况下，芳香烃和异戊二烯的浓度和百分比稍高于低臭氧浓度日。
图15-5 高、低浓度臭氧日比例
（2）挥发性有机物的日变化特征
图15-6至图15-7给出了部分VOC物种的日变化，其中丙烷浓度最高。
图15-6 观察点2006年夏季和2004年秋季VOC平均浓度前10位物种比较
3）结论
（1）夏季广州市区的VOC污染具有典型的城市特征，主要受交通源排放影响。丙烷是VOC的优势物种，主要来自于液化天然气燃料公交车和出租车的使用。重污染日出现在偏北风的气象条件下。从内陆过来的污染气团增加了广州市区观测点的VOC浓度。
（2）夏季广州市区的典型烷烃的浓度变化特征都具有早、晚高峰，与机动车高峰时间吻合。
（3）用乙苯与间、对二甲苯浓度的比值代表光化学年龄，来反映广州市区的光化学进程和臭氧生成的关系。在2006年7月12日和2006年7月19日至7月25日这两段时间内，臭氧浓度越高，气团经历的化学进程就越长。7月26日至7月30日观测点的气团经历较长的光化学进程，但是没有预期的高浓度臭氧生成，有可能受主导风向南风的影响，污染物质向观测点下风向传输。
图15-7 广州市区点总挥发性有机物，丙烷，间、对二甲苯，乙苯日变化特征
15.4.8 广西近海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协调性分析
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沿海地区正有望成为中国对接东盟的新“增长极”。苏伟（200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该地区环境及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并通过计算区域年均协调系数，以判定近海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类型。
1）指标选取及计算方法
经济系统选择10个指标：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二产增加值、人均三产增加值、利用外资额、人均地方财政收入、GDP增加值。相关计算表明：该区水质综合指数、有机物及营养盐污染指数与人均GDP相关性均显著相关，因此选取这三项作为环境系统主要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水环境、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2）计算结果分析
两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见表15-14。
表15-14 广西沿海经济与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
源自：苏伟，2008.
由表15-14可见，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逐年上升，近海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先下降然后上升。表明就整个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近岸海域而言，在经济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近海水环境质量维持原有较好质量并有所改善。这与该地区经济基础较薄弱，同时近岸海域环境容量较大，并且政府一贯重视环保，政策贯彻落实较好有关。
3）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1996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年均协调系数a用以下公式计算：
当a＞1时属于不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率大于或等于经济增长速度；当0≤a＜1时，属于基本协调型，污染物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当a＜0时，属于协调型，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由表15-15可见，1997年至2005年，该区水环境与经济年均协调系数的多数年份属于协调或基本协调类型。
表15-15 近海水环境与经济协调系数及协调性判断
源自：苏伟，2008.
4）结论
分析了该区域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出经济发展速度远大于水环境的恶化速度，意味着广西在近海水环境基本上维持良好现状的前提下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需进一步研究2005年环境、经济不协调的原因，加以改进。
15.4.9 近20年闽江福州段水域悬浮物的时空变化
福州是濒临东海的省会城市，研究近岸水域生态环境的时空演变对今后福州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温小乐、徐涵秋（2009）发表以闽江下游福州河段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信息和地面水质采样数据，为闽江福州段在1986年至2006年间悬浮物的空间分布和浓度变化趋势开展研究，旨在揭示闽江下游水质在近20年间的时空变化特点及其变化原因，为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分布状况
利用基于影像光谱建立的悬浮物预测模型分别对研究水域在1986年、1996年和2006年三个时期的悬浮物浓度进行反演，然后将悬浮物浓度由低至高分成1～6级。由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未设悬浮物指标，参照台湾环境主管部门的水质分级标准（许珺等，1999，见表15-16），对应研究闽江下游福州河段水体悬浮物浓度分级范围，分析各时期闽江福州段的水质环境及其面积分布。
表15-16 各级悬浮物浓度分级标准
源自：温小乐，徐涵秋，2009.
闽江福州段悬浮物浓度的空间分布均表现以下共同特点：①从闽侯竹岐到马尾这一河段的悬浮物浓度普遍较低，水质均属1～2级，水体较清澈；②从马尾到入海口区域，悬浮物浓度明显提高，水质多在3级以上，水体较浑浊，而且越靠近入海口，悬浮物浓度越高，常见5、6级。
整体而言，在所研究的时间段里，闽江福州段水体的悬浮物浓度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从1986年到1996年水体悬浮物浓度显著下降，污染程度减轻；但1996年到2006年间，大部分水域的悬浮物浓度有所增加，水体污染出现反弹，局部水质变差，但总体上还是明显好于1987年。
2）近20年闽江福州水质变化的原因分析
综上研究，该水域的悬浮物浓度在这20年间稳中有降，整体水质趋于好转。这主要得益于福建省及福州市政府对闽江水环境开展的系列综合整治工作，如闽江沿线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工业企业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沿线多家污水处理厂建设、生活污水管网铺设等。经过多年努力，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沿线污水处理率从2003年的20.9%提高到2007年的60.9%，从源头上遏制了对闽江水质的污染影响，确保了闽江沿线整体水质的改善（福建省环保局，2007）。
但是，在快安至马尾段水域，近20年来水源趋于恶化。由于1985年在该河段北岸设立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各类废水排放量日益增多。虽有2家污水处理厂，但因管网配套不到位，无法处理所有污水，直接排入闽江，导致水质不断恶化。
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的生态经济分析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7 中国区域四大板块经济生态态势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对四大区域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进行的完整表述。
17.1 西部大开发和大保护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意图。我国广袤的西部地区不仅具有自然和文化上的独特魅力，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发展潜力巨大。该地区由于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因素的影响，与东部相比，总体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差距还呈拉大趋势。1999年，党中央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大也将“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17.1.1 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
1）区域版图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图17-1），国土面积685万km2，占全国的71.4%。2006年末人口为3.62亿，占全国的28%。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
2）自然特征（吴敬华，2007）
（1）幅员辽阔。未利用的土地较多，草地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水资源年均总量占全国总量的55%～66%，但分布不均。光、热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生物物种独特。
（2）生态系统脆弱。由于资源赋存的自然环境与时空组合相对较差，如受地形地貌、温度、降水等自然因素影响，西北“地多水少”，水资源严重短缺制约着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西南“地少水多”，山高坡陡致使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接近极限。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是一个生态危机区。如果再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就可能使西部生态环境更恶化。
（3）资源丰富。全国约有55%的宜农荒地和73%的草原面积集中在这里。拥有全国83.9%的天然气储量，塔里木等地发现大量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煤炭储量占全国的38.6%。在全国探明的160多种矿产资源里，西部就有130多种，但是它们的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具有组织优势，而且开发条件不佳。水能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江河上游的水能潜力巨大。西南横断山区的森林资源集中，但海拔高，位置偏远，山高谷深，生态功能强，使开发利用严重受限，而且恢复期也较长。
图17-1 中国西部地区行政区划图
源自：刘卫东，2003.
3）经济发展水平
（1）发展水平低。吴敬华（2007）提出历史上西部经济处于长期沉寂状态，由于交通不便和文化传播的滞后，很多地区延续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艰苦。改革开放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区位优势使东部经济迅速增长，而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加之享受政策的优惠少，发展仍然相对落后。1990年至1998年间，全国GDP年均增长11%，西部增长10%，而东部和中部增长14%和11%。1998年是西部投资增速较高的一年，但其投资总量只相当于东部的24.3%、中部的37.4%。
（2）发展差距大。一是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西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为4 159元，分别比东部和中部低7 374元和1 240元。二是农业比重偏大，工业进程滞后。三是基础设施差距大。每百平方公里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5km和6.97km，比东部分别少2.76km和28.5km。四是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方面的差距。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4 302元，比全国低1 153元；人均消费支出3 550元，比全国和东部低782元和1 678元。五是教育、科技、文化方面，1998年，西部人均教育经费投入14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元。
（3）有一定产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西部布局了一批项目，建成一些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集中了一批人才和技术，初步具备生产协作配套的基本条件。
（4）有沿边开放优势。西部地区与周边十几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12 747km。它还是东亚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蒙古、俄罗斯的陆上必经之地，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5）人力成本低。劳动力资源总数达2.28亿人，从业人员有1.83亿，劳动力平均成本只有沿海地区的40%左右。
17.1.2 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突破
1）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的背景
吴敬华（2007）认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的存在和过分扩大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顾全两个大局（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地区发展战略构想。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这个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步伐。为了尽快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并缩小东西差距，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
2）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21世纪头十年，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取得突破性进展，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3）西部大开发的阶段性成果
唐浩（2008）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果。2000年至2004年西部GDP年均增速达10.2%，2005年和2006年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2.7%和13.1%，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1）经济总量和结构取得较大进步
2005年新开工重点工程10项，投资规模1 360亿元，2006年投到西部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债基金比重达41%，中央财政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基金达到1 527亿元，比2005年增加407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三次产业结构出现如表17-1所示的优化趋势。
表17-1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源自：吴敬华，2007.
（2）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能源、特色农产品及加工、特色矿产资源、旅游产业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在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上已占重要位置。如四川省整合发展高新技术、优势资源、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四大优势产业，2006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 904亿元，比2005年增加27%，占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的73.34%。
（3）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为全国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000年至2006年，国家累计支持西部开工建设82项重点工程，投资规模11 514亿元。在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上取得重大进展。西电东送工程，累计开工项目装机容量3 600多万kW，输变电线路13 200km。实施西气东输工程不到三年，于2004年12月全线建成，并实现商业供气。水利设施建设了四川紫坪线、宁夏沙坡头等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累计实现退陡坡耕地还林、荒山荒地造林3亿多亩。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长江上游水污染防治、西部中心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等重点工程进展顺利。许多地方把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同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后续产业发展、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舍饲圈养结合起来，不仅改善生态，有的地方粮食产量还有所增加。
4）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现状
秦成逊（2008）认为西部大开发后，该区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仍然面临投入和产出结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1）高投入、高能耗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走的是“初级生产要素”高投入的粗放型道路，包括了高资本投入、高自然投入和高资源投入。
由表17-2可以看出，从1998年至2005年，西部地区资产形成占地区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而同期的GDP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当。这反映了国家对西部投资力度的加大，也意味着同样的产出水平，走的是高资本投入的投资推动型发展道路。
表17-2 西部地区和全国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比较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1998—2006）.
由表17-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耗水平，特别是贵州、宁夏和内蒙古的能源消耗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先进地区的水平，经济发展走的是高能耗的道路。
表17-3 2005年西部各省同先进省市的能源比较
续表17-3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2006）.
（2）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
一方面，省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城乡发展不平衡，省会城市往往是全省经济的增长极，造成“极化效应”。另一方面，省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经济资源更多地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也造成了西部各省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省际（区域）收入“极化效应”。从表17-4可以看出，西部各省（除了内蒙古）的省际极化值普遍低于1，说明西部大部分省份的人均GDP水平大约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60%。
表17-4 2006年西部地区各省的收入极化程度比较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全省及省会城市2006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资源、环境的非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一方面，资源面临枯竭。当前面临资源枯竭，单一的产业（铜业）出现衰退，城市整体经济陷入困境。2004年6月，昆明东川区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高达40%。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遭受重大破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
（4）产业发展与国际产业对接度低
唐浩（2008）认为西部深加工能力不足，参与国际产业配套协作不多，即使参与也几乎处在产业链条的低端。这是由于西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导致的。西部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制约，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影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观念落后、资金短缺、生态脆弱、人才不足、企业主体地位弱、基础设施落后等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5）交通基础设施有待优化
目前存在“两低、两差、两不足”的突出问题。“两低”：一是通达水平低，二是路网密度低；“两差”：一是出海条件差，二是道路等级、质量差；“两不足”：一是建设资金不足，二是自身发展能力不足。截至2005年底，西部仅有高速公路10 530km，占全国的25.7%，与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71.5%极不相称。
（6）西部发展支撑乏力
西部人才、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在各项指标中，教育公用经费差距最大。人才不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片面重视引进人才，但对本地人才重视不够。卫生事业发展的差距也很大，北京和上海农村饮用自来水覆盖率已达97.8%以上，而西藏只有11.9%，四川、宁夏均在40%以下。全国平均预期寿命最低的8个省份全部在西部地区，其中最低的省区人口预期寿命还不到60岁。西部社会保障体系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制度不完善、运行和管理有许多不规范、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并存在较大缺口。国家基本保障仍然在不少省市“单干”，亟须加快多层次的社保体系建设。农民不在社保体系全面覆盖之列。
（7）人文制度方面。周德翼（2003）认为西部的“科技力量与产业”优势基本上是依托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旧有的政府体制和企业体制，它们已被公认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并在改革开放中受到打击和削弱。但是这些落后的体制借“西部开发”之概念，又获得新的“氧气”和血液，得以延续下去。西部开发以政府行为为主，而内地政府体制比较封闭落后，上下级信息不对称，又缺乏社会约束，暗箱操作，易滋生腐败行为。西部开发中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只有依附于政府的团体和社会阶层，才可能从国家的支持中获得“一杯羹”，不利于民间商业力量的发育，这样会延迟进行中的经济与政府体制的改革。
在资源配置上，在财政投入的诱导下，国有经济内在的投资冲动、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以及国有经济与政府之间的体制联系，极易造成投资建设遍地开花、乱铺摊子，形成基于财政支出（而不是区域比较优劣）的产业体系，而一旦财政支出停止，这些产业便失去了生存力，给将来的改革制造新的成本和制度障碍。
5）西部大开发新突破的政策
下面选择周德翼（2003）、唐浩（2008）、秦成逊（2008）等作者和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提出下列的观点。
（1）以人为本和发展教育。西部开发，关键在于“人”而非“地”，没有必要去开发所有土地。西部人要发展必须从荒山沟和带有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的烙印下走出来。接受教育是他们适应外部世界的前提。因此，中央通过远程教育、东西教育互动和教育系统的对外开放来改革教育体制，非常必要。
（2）建立西部的生态型经济构架。西部的生态地位和劣势决定了西部开发重在保护。因此，西部的生态经济体系需有两重特征：生态保护和区域比较优势，它包括生态保护型特色农业、区域旅游居住房地产以及基于当地优势的二、三产业的城市化发展，可使人口适度集中，提高当地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减轻农村土地压力，便于环境的集中治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进步。
（3）实施生态移民。在目前西部生态治理中，一次成功的治理措施就是生态移民，将生态脆弱带的农牧民迁移到生态较好的地区。国家也可将此政策推而广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诱导西部部分人口向中、东部工业带迁移（将当前的农民工潮加以规划），将西部定为国家的生态屏障，既利于保护西部生态，又利于人口适度集中，获得信息交流、市场、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聚集经济，还利于这些人口在开放环境中获得发展。
（4）以“输血”式开发为主转向自我“造血”式发展为主
西部大开发以来，财政性建设资金、国债等输血式开发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提高西部自力更生的能力，强化自我“造血”机制才是西部经济发展的根本。特色优势产业既是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体现，也是形成西部“造血”机制的途径。所以，国家应该调整支持政策体系，利用好西部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资源，延伸产业链；将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内涵由政策倾斜转变为西部地区战略性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特征优势产业的加快发展。
（5）从政府主体推动发展转变到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
西部大开发初期，政府担当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有其必然性，但政府和市场一样会出现失灵，这表现在：政府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低效率；政府组织的缺陷导致其活动偏离预定的公共目标；政府干预导致的负外部性；政府机构增加、预算增加、信息控制难度加大等。以上表明政府不宜长时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
现在西部大开发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环境和自然条件有所改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民营企业大量涌现，西部企业的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在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选择上，实现从政府推动发展转变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既有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能性。
转变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就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加强与企业互动，发挥对企业的引导作用，正确履行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权职，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和改善对企业的服务，真正建设成为服务型的政府。
（6）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创新”
要建立和健全国家的西部地区战略扶持的制度安排机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设立循环经济试验区、特色优势产业园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等，加大针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税收优惠，允许西部合理范围的税收竞争，并通过金融和产业扶持性制度安排和政策鼓励措施，引导和强化创新，充分发挥西部资源的特色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7）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创新”
国外有人认为技术创新有“内部路径依赖”和“外部路径依赖”，而对“内部路径依赖”，可以通过内部的自主创新，在利用好自然资源优势与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蒙牛（乳制品）、云南白药、贵州茅台等企业就是取得成功的代表性企业。它们自身技术上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地方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特色，又通过前后的联系效应惠及了一大批关联企业和农户，也实现了资源优势的产业优势转化，“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17.1.3 西部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何逢标（2007）提出以下问题：
1）西部地区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
何逢标认为，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洪水灾害和水土流失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叠加连锁效应（图17-2）。
图17-2 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何逢标，2007）
（1）各种水问题是由一定状态引起的响应。①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有限的淡水供给与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的水资源需求引起水资源日益短缺；②一定水体有限的环境容量与排污负荷的不断增长的矛盾，引水环境承载能力的下降和水环境的下降；③一定历史时期有限的防洪能力与随机不确定的洪水侵袭引起了洪水灾害的发生；④脆弱的自然生态与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的程度。
（2）因生态环境处于公共领域，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其用水往往被经济社会用水所挤占。塔里木河流域因自然生态用水被挤占而引发的下游大片胡杨林枯死、自然植被大面积衰败即为明证。自然生态系统因无法得到足量的水资源供给，恶化的生态增加了水土流失的可能性。而水土流失又反过来促进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形成一个互相激励的正向加速封闭回路。如果不采取外力使其减缓，就易陷入“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更恶化”的循环圈（图17-2中的“＋”表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水土流失的加剧使降雨后汇流时间缩短、最大洪峰增强、山洪暴发的可能性增大。洪水灾害的发生，不仅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加剧了降水的过程分布不均，增加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难度。
2）西北水问题的应对途径和对策
（1）主要影响因素
自然因素包括淡水资源有限、时空分布不均等，而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用水量增加、自然植被破坏与环境污染等。
（2）可能的应对途径
①针对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可以通过修建水库调蓄洪水；
②对因用水增长过快引起的水资源不安全，需政府从客观上加以引导，如控制人口增长、限定耕地面积等；
③对破坏植被、挤占生态用水造成的水生态不安全，需制定法律和规章，进行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开展水土保持；
④对水环境被污染，则需倡导集约生产，减少污染，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开展污水回收利用。
（3）西北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①转变粗放、外延型的生产模式，转为集约、内涵式模式，将节水和减污作为提高水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主要手段；
②建立阶梯形水价机制，利用经济杠杆约束浪费用水和低效用水；
③基于农业用水占总水量绝大部分，应调整单一的种植结构，从开荒扩耕转向种植结构调整和节水增效；
④界定水权，明确水权主体的责、权、利，保障生态用水。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对投资节水设施、应急生态输水、污水回收利用等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的行为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资助。
17.1.4 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的生态经济分析
王林（2008）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特色资源开发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金沙江上游区域富集水能资源，在此进行水电开发对缓解我国能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将给当地城镇化带来影响，其影响具有两面性。
1）有利影响
将促进人员的大量进入、资金的密集进水、物资的大量加入、信息的大量融入、政府转移支出的增加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等。
2）不利影响
（1）人口增加，可能发生城市综合问题。
（2）对当地旅游业的负面影响。
（3）城镇规模扩大可能加剧人口与自然的矛盾。
（4）建设期前后人口与物流增减的矛盾。
（5）水库建成后，可能加大地震的强度和烈度。
（6）可能引发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
3）缓解不利影响的对策
（1）对建设期与运行期人流、物流等峰谷差异矛盾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出合理的对策。应通过规划与引导来研究基础设施及服务人员的可转移性，使峰谷之差得到调节。
（2）引导城镇规模的扩大，突出城镇的增长极作用。加强城镇交通规划、电力规划、生产规划等，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城镇病。
（3）将相关城镇打造成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中心。采取战略性措施扶植旅游业，走出一条在充分利用天然风光和文物古迹的基础上，以民族风情特色取胜的旅游业发展路子。
（4）加强该地区地震台网建设，对地震进行预测与监控。
（5）加强对自然灾害发生机制的研究以及监控设施的建设。
17.1.5 兰州市环境污染效应与生态城市对策
1）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效应
兰州市位于西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河谷盆地型城市，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地形条件、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建设用地不合理和城市环境建设的间接效应等原因，使得城市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在1998年曾被评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城市环境污染不但对城市吸引外来投资、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且还对市民的身体健康、城市建筑、城郊作物等都带来相当大的危害。如果把这些危害量化成经济损失时，其数值是巨大的。杨永春（2006）运用市场价值法、疾病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环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并参照相应的成果，计算了兰州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从表17-5可以看出，2002年兰州市因城市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亿元，占当年GDP的3.93%。而且由于资料、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实际损失肯定高于上述计算结果。今后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产和资源将进一步增值，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污染，其损失值将进一步加大。根据价格随时间变化的经济规律，全市社会污染的损失将按社会贴现率按复利增长，预测未来8年全市损失值约达28.14亿元，比2002年多出12.94亿元之多（表17-6）。
表17-5 兰州市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值
表17-6 兰州市2003年至2010年城市污染经济损失预测值 （单位：亿元）
表17-5、表17-6源自：杨永春，2006.
2）兰州生态城市建设对策
尚正永（2004）选择了适合评价兰州生态城市建设的模型，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协调度三方面对兰州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价，并对兰州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以下对策：
（1）确立循环经济型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兰州是个河谷城市，大气容量小，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工业污染物。在工业结构已形成且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的情况下，兰州只有选择走循环经济的道路，通过建立生态工业体系，将工业排放的污染物进行二次利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数量，才能有效改善兰州城市环境的质量。
（2）加快南北两山绿化和黄河廊道的建设。
（3）进一步促进兰州城市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对城区现有的石油化工、机械、纺织等工业基地要进行技术改造，向深加工、精加工和开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要加快商业、金融、科技教育、信息、交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要发挥兰州现有区位优势，加快交通设施建设，提高机场、火车站、公路的建设水平，使市内外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更便捷。
（4）提高城乡的生态经济协调能力。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先导，以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但要严格生态门槛）为引力，争取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进入，通过生态经济的扩张达到城乡职能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提高城乡的协调能力。要注重提高城乡的文化品位，体现兰州的丝绸古路、西域文化、黄河文化、多民族文化、自然景观等文化特色，提高生态文化素质，将文化建设融入到生态城市建设中来。
17.1.6 内蒙古武川县的适度人口规模
农牧交错带作为一个生态脆弱区，其人口、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一直是各方面关心的问题。郭永昌（2007）测算了武川县乡城人口转化的进程与规模，从理论与现实角度展示了控制人口、加快转化的必要性。
1）研究区的基本情况
武川县地处农牧交错带的核心部位，位于内蒙古中部、大青山脉北麓，土地总面积4 798km2。2003年末总人口170 974人，全社会从业人员85 848人，在岗职工7 859人，乡村劳动力75 635人。该县是以农牧业为主、工农业共同发展的地区。2003年全县GDP为1.21×109元，比上年增长28.9%，其中第一产业为4.56×108元，比上年增长33.3%；第二产业为4.87×108元，增长32.4%；第三产业为2.72×108元，增长17.0%。
2）未来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
武川县200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9‰，人口机械增长率为-3.1‰，即自然增长的人口几乎被机械减少的人口数所抵消，因此人口呈弱增长状态。在2001年之后人口则出现陡降，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人口迁出所致。与整个县城对应的是政府所在地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都表现出较高水平，自然增长率11.5‰，机械增长率12.8‰，这意味着在人口总量增长幅度较小的情况下，城乡分布发生了变化。另外，武川县主体民族人口只占少数，加之呼和浩特和包头快速的城市化影响，大量的青年人口流出，未来预期人口增长率不会高于当前的人口增长率。即使政策有所放宽，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也不会引起自然增长率的激增。
3）结论
武川县作为农牧交错带阴山北部的丘陵区典型区域，人口增长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按照以区域内基于土地粮食产出的适度人口规模，现时的人口规模是适度的。按照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从经济适度人口的角度来考虑，城乡发展很不平衡，乡村人口增长缓慢，从实现小康生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量测，需要实施乡城转移。但当前武川县城镇人口占极低比例，乡城转移需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根据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时期乡城转移的预测，结果显示，即使到2020年，城镇人口仅占34.4%，仍不能达到小康社会的标准，还需加大力度，促使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快速转移。
17.1.7 西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需求
何强（2007）在对西部30余个小城镇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小城镇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要求，以期为它们选用经济适用技术提供参考。
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加大了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效地促进了西部的发展。但由于筹资渠道单一，又缺乏政策和技术支持，西部污水收集处理、城镇供水和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2004年全国各地区城市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情况如表17-7所示。
表17-7 中国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源自：何强，2007.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西部小城镇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尚未建设。落后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环境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融资水平不高；②自然条件恶劣，建设难度大；③缺乏经济适用技术；④能力建设水平低；⑤市场化机制未建立。
何强针对不同自然环境特征的地区，提出了较为适宜的污水处理技术、垃圾处理技术和城镇供水处理技术。
（1）从污水处理技术来说，对高寒地区应考虑温差和含氧较低的影响。西北干旱地区要考虑污水的回用，可结合当地沙漠地带进行土地处理。西南丘陵地区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形地势。可以用曝气生物滤池、生物接触氧化法、人工湿地等技术。
（2）生物垃圾处理技术：可采用卫生填埋、垃圾堆肥、厌氧发酵等处理技术，同时结合西部的退耕还林、绿化建设与农用堆肥等。
（3）给水处理技术：要考虑水源、水质的不同，根据地形的变化和对供水安全性的要求，可采用常规絮凝技术。
17.2 中部地区的塌陷与崛起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见图17-3），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相互毗邻，土地面积102.70km2，占全国的10.7%；总人口为3.67亿人，占全国的28.1%；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71万亿元，占全国的20.3%。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它为全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在全国位次颓然下滑，不仅落后于东部，其增长速度在全国处于后列，甚至低于西部，呈现出缓慢“塌陷”的趋势。如何尽快改变中部相对滞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实现“中部崛起”是当务之急。
图17-3 中国中部地区示意图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17.2.1 中部的比较优势
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中部有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收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初步建成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中部是我国重要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中心，适宜物流、商贸等服务业的发展。各省城市群或都市圈战略的区域规划为中部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强有力的空间支撑。
2）雄厚的经济基础
除山西以外的其他五省是全国著名的粮棉油生产基地，粮食、棉花和油料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均达到40%左右。这五省还是全国重要的畜牧饲养基地，肉类总产量占全国近1/5。由于中部是我国的粮油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农业加工业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名、特、优农产品的加工已形成一定规模，在全国农产品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中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和传统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煤炭采选，金属、非金属矿采与冶炼，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生产及供应等12个行业占全国比重较大。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制造业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
3）重要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基地
中部矿产资源和能源比较优势明显。煤、铜、钨、铝土、金等储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尤其以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最为著名。如山西的大同和宁武等六大煤田，安徽两大煤田，河南的两大油田，河南的小浪底电站和湖北的三峡，葛洲坝电站。
4）“双低成本”优势
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自然条件较好，基础较为完备，已建成若干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产业基地，对农业、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成本明显低于西部。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成本较低。这种“双低成本”优势和中部地区优势的区位条件相结合而形成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17.2.2 中部塌陷及其原因
1）国家政策的边缘化
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是加速我国区级差距急剧拉大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实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地区差距。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举措。而中部地区却面临政策边缘化的危机（见图17-4），在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格局中的位次正呈现不断后移的尴尬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培育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步丧失。
图17-4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政策边缘化趋势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其次，中部兼具区位和能源两方面的优势，而在中央明确提出梯度发展战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日渐衰退了。这就使中部的水陆交通、农业等基础产业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结出了扶持政策带来的硕果，而中部地区承担了分步改革的成本。另外，在国家把西部地区、东三省作为一个长期的区域战略重点的既定背景下，受资源供给的约束，中央政府不可能给中部更多的政策关照。这就决定了中部地区在发展战略的取向上不该寄希望于中央的倾斜政策。
2）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化
根据1998年到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采用当年价格计算：中部地区的综合水平和发展势头在全国范围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中部与东部地区差额比扩大了六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1999年西部地区投资额达5 421.5亿元，比中部高456.2亿元，这一差距到2004年扩大到1 225.6亿元。从居民收入看，2004年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7 886.5元，比全国平均的低1 535.1元，比西部的也低114.7元。
3）区域问题的突出化
（1）中部六省都是老工业基地和农业大省，由于农业产业本身的局限性等因素，中部地区靠农业发展的出路已越来越窄。
（2）工业结构调整面临两难境地。因大量中西部劳动力无限供应，东部偏轻的产业仍然有较强的竞争力，短期内难以向中部转移。发展高新技术，又因技术基础、人才及市场基础较差，短期内也很难有所突破。
（3）由于中部城市化、市场化水平较低，生产分工取决于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产业技术水平低、经济增长乏力，这些进一步减弱了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4）一些省（如山西等）的矿业和其他产业造成环境污染、土地破坏和能源利用问题较严重，未能引起有关部门或当地领导的重视，或者解决办法不多，防治效果差。
17.2.3 中部崛起的经济生态策略
中部崛起的内容很多，这里主要从经济生态角度，尤其从区位、资源、环境等方面做些分析和建议。
1）利用区位资源，以特制胜
利用特殊的区位优势，研究产业转移的特点，主动创造条件对接，是以特制胜战略的一个主要方面。承接产业梯度转移，除了要充分利用天然的区位优势以外，还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道路交通建设，搞好配套设施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产业转移阻力和商品集散成本，加大定向招商引资的力度，促使外资向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方向流动，促使转移产业与当地的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进行有效结合。
2）对人口经济的评价
（1）人口增长：1952年人口数（除山西）为10 911万，1980年为18 466万，80年代后，人口增速明显减缓。2000年为23 879万。
（2）经济增长：1952年GDP（除山西）为全国的21.2%，1980为13.4%，2000年为14.2%。
3）中部地区的经济支撑和治理分析
（1）环境支撑水平分析
从系统要素分解的角度看，区域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地、生物及其匹配情况。周绍森等（2006）选取了废水排放密度、废气排放密度、固体废物产生密度、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和森林覆盖率这五个指标来描述，分别从水、大气、土地和生物等角度来评价。表17-8反映的是中部地区各种环境支撑水平的五个指标在初期和末期的具体数值。从总体情况看，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环境污染压力增大和环境条件改善同时并存。
表17-8 中部地区环境支撑水平评价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及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①从废水排放密度指标看，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表明这些地区废水排放对环境产生的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由于工业化进程，废水排放密度数值很大。
②从废气排放密度看，不仅呈现加速趋势，而且增长幅度较大，如山西、河南和江西三省，其增长率都在40%以上。
③从固体废物产生密度看，最大的是山西、江西和河南三省，增长幅度最大的也是上述三省。
④从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看，安徽、河南、湖北的使用量最大，而江西、山西和河南的使用量增长幅度较大。
⑤从森林覆盖率看，处于前列的是江西、湖北和湖南，而增长较快的也是这三省。
（2）环境治理能力分析
环境治理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二是环境治理的效果。所以选取环保投入占GDP比重、万元GDP废水排放量、万元GDP废气排放量、万元GDP固体废物产生四个指标来表示。其变化率都列在表17-9中，从表中可看出以下结论：首先，中部地区及各省都加大了环境保护治理的投入，但投入量及其增长幅度差别很大，山西和江西的治理投入占GDP比重增长幅度很大，2005年在中部六省中处于领先地位，而湖北、湖南和安徽的投入增长幅度变化不大。其次，中部及各省对环境治理的效果基本都已显现，尤其是废水治理效果更明显，计算得到考察期间的变化率都出现负值并且变化率较大可说明这个问题。
表17-9 中部地区及各省环境治理能力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3）经济环境协调性分析
实践证明，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环境问题是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环境问题一方面是由不适合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的完全解决，又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能实现（因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需配置一定的资源，即需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为了表达经济与环境的动态协调程度，周绍森等（2006）构建了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即通过“三废”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来表示。其目的就是为了测度中部地区及各省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通过计算，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变动情况如图17-5，五年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平均数如下排列：安徽（83.98）、湖南（71.94）、湖北（70.62）、河南（66.60）、山西（53.95）和江西（22.55）；五年的变异系数依次为江西（1.924）、山西（0.604）、湖南（0.437）、河南（0.281）、安徽（0.177）和湖北（0.141）。从图17-5可以看出，中部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在考察期间都很不稳定，尤其是江西、山西、湖南的变异系数都很大。
图17-5 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度变动（周绍森等，2006）
4）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应该实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循环经济、节约经济、绿色经济。在环境、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2）中部地区不能简单地提出拒绝承接沿海的重工业和重化工转移。沿海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该走的还得走。但要吸取他们在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尽量避免其负面的东西。
（3）统筹利用水资源。就全国水资源战略看，必须在进行本地区水资源布局和供水的规划中考虑外调水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统筹安排。
（4）以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生产，大力推进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高质量的绿色农产品有高的市场占有率，在发展绿色农业的同时应注重绿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5）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其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入手，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同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起来。另外，注意优化产业结构，其中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值得推广。
（6）转变产业结构与供给方式
①加强铁路等输煤通道及网络的建设；
②解决能源供应质量问题，逐步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③重视节能工作，坚持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的深加工度，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5）绿色转型：太原创新发展之路（张兵生，2006）
（1）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需整体推进
太原的资源型产业比重偏大，资源浪费严重，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此类“黑色”经济模式面临生态环境恶化、发展后劲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削弱的局面。现实的选择就是创新发展模型，推进绿色转型。
（2）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战略突破口
简单地说，绿色经济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健康幸福、整体效益最大化的经济。
①第一产业要加快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庄园。主要是培育绿色龙头企业，开展绿色产品认证，建设富有特色的绿色有机经济区。
②第二产业主抓循环经济，构建绿色工业体系。整体上以绿色经济为发展方向，以循环经济为技术模式，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变。
③第三产业全力做大绿色服务业。研究推广绿色服务业的行业标准，构建具有现代化、知识化、生态化特征的服务业新框架。
（3）积极构建强有力的新型推进机制
①系统设置市场准入的绿色门槛。设置绿色规矩，包括各种绿色技术、质量、安全、消耗、环境、程序等规范标准。
②按照生态优先原则，建立刚性化取舍机制。
③建立强有力的奖惩机制。必须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把污染等负外部性纳入企业成本，使之内化为企业必须考虑计算的经济要素。
④坚决执行绿色考核指标体系，将其作为衡量、考核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建设绩效和领导干部政绩的一条硬指标。
6）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综合效益评价和对策
吴国琛、吴人坚等在1998年提出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生态农业为基础、振兴江西的跨世纪工程。为了总结江西开发治理山江湖的经验，增强科学分析能力，有必要建立衡量山江湖工程实施效益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对实施地区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宏观调控机制，并提出调控对策。
（1）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简介
江西省虽具资源优势，但是区域社会经济水平较低，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前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制约经济发展，尤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是其生态环境恶化的集中表现。始于80年代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协调发展与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跨世纪大流域可持续发展工程。它是《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之一。
山江湖是鄱阳湖及入湖五河流域的总称，其面积占江西国土的97.2%。山江湖工程根据“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原则和“立足生态、着眼经济、系统开发、综合治理”的方针，把治山、治水与治穷作为一项大系统工程加以实现。
山江湖工程采取“软硬（科技）兼施、虚实并举、典型引路、系统推进”的实施方法。在科学考察、规划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分区开发治理试验示范工作，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建设了九大类26个基地，辐射出127个推广点。这些典型在全省贫困山区、湖区和条件较好的平原丘陵区均发挥了不同的示范作用。目前，山江湖工程由点到面，在资源合理开发、生态环境治理及扶贫攻坚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2）项目研究方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适合工程实施地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项目和权益。根据这些指标收集了11个年度的德安、泰和、赣县三个县城（代表北部湖区、中部丘陵、南部山区）及江西全省的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以下三个层次的工作：县城、三个县的比较及全省的综合效益评价，并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调控对策。
（3）研究成果
①建立的指标体系采纳了国内外长处，又能与本地状况密切结合。
②进行了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在应用中的比较，增强了科学方法效果。
③在对三个典型县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三个县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充分体现是否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一条实用的评估途径。
④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既从实际出发，又有一定战略高度的宏观调控对策。
（4）调控对策
①工程实施应由典型示范向面上大规模开发治理推进。
②自然资源开发，向深度开发和产业化、集约化经营。
③生态经济系统建设逐渐向城乡并重发展。
④加强信息管理，发展可持续生活信息，拓展非正规教育。
⑤“内聚外引”，成立民间组织，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⑥开展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加强监测评估。
⑦提高造林质量，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⑧保护耕地，防止土地污染的退化。
7）江西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
自我纵向比较，江西旅游业飞速发展，可谓成绩骄人，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仍处于后进之列。即使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相比，江西仍存在较大差距，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落后，综合经济效益较差，成为区域旅游经济的“盆地”（见表17-10）。
表17-10 中部地区六省旅游业发展情况对比
源自：2002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江西现行旅游产业模式主要属于政府主导型，这是由政府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等因素所决定的。
①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积极作用。20余年来，在政府的关爱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促进中获得快速发展。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关注、参与和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体现了政府主导在推进江西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②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由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部门管理的制约和影响，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微观支持和直接管理占主要位置，如旅游建设项目的投资分配和旅游企业的部门所属；政府过多地介入饭店、旅行社等竞争性行业，干预旅游企业的正常经营，对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共领域都投入不足；旅游行业常常政出多门，协调监控不力，影响了江西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要加快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就必须破除传统发展模式这一体制性障碍，建立和完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
（2）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基本架构可以概括为“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①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旅游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运行，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所起的主导作用来实现旅游产业的发展，即使是政府的引导与调整，也必须符合旅游发展规律。
企业是市场的细胞、产业的元素，而真正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微观基础。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增强旅游企业的活力，提高其经济效益与服务质量，有利于提升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②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在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中，政府旅游管理部门的职能应从建设者、开拓者向规范者、服务协调者转变，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加速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对旅游产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法规引导、政策引导、管理引导和资金引导，加强省内外各旅游区的协作与联合，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社会参与是指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各部门、各行业的参与、发展和配合。因为旅游产业关联性很强，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营造出旅游产业持续良性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通过利益结合的经济纽带以形成旅游大发展的社会合力，加上政府的组织协调，使旅游产业发展成为良性循环的社会系统工程。
8）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探析
许振宇等（2008）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剖析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其结构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评价模式，分析区域系统的耦合状态，对于全面掌握湖南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状况、明晰湖南省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图17-6 湖南省区域系统要素演变
根据湖南省统计年鉴（1996—2006）提供的原始数据，各指标按照层次分析等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乘以指标权重，最后求和汇总，得到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要素演变图（图17-6）。
湖南省近11年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5.02度增加到2006年的58.83度（图17-7），年平均增长4.89度。计算可得，从2008年起就进入“过度开发”时期，说明如果不尽快加以政策调整，湖南省以后还将长期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即不注重区域自身能力建设，一味向外出口本区资源产品，以获得货币财富，省内资源与环境将会受到过于严重的掠夺与摧残，省内大量资源将会更快出现短缺和超负荷现象，环境污染将进一步加重，生态破坏会进一步肆虐。
图17-7 湖南省区域系统耦合状态
图17-6、图17-7均源自：许振宇，2008.
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综合支撑能力呈对数型上升，而综合消耗水平呈指数型上升，二者演化速度具有非同步性，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在经济增 长方式仍然非常落后和产业结构未得到有效改善之前，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应该慎重，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出口，必然是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层出不穷。湖南省近些年过于偏重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原因，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味突出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区域综合消耗水平快速增长。2006年区域综合消耗水平是区域综合支撑能力的1.65倍，说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过度开发的程度还不算高，现在正是加以政策调整的时候。如何加快综合支撑能力建设的速度、适当减缓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速度、如何有效提高综合支撑能力与改善综合消耗水平质量，对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来说，已成为重要的课题。
17.2.4 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是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日益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和形象的代表。
1）三大城市群的界定
按照苗长虹关于城市群的界定标准，目前在中部地区已形成三大城市群，分别为武汉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包括武汉、鄂州、黄石等九个城市）；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洛阳为副中心，包括郑州、洛阳、开封等九个省辖市）；长株潭城市群（以长沙为中心，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城市）。
2）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
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见表17-11～表17-14。
表17-11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规模指标状况（2004）
源自：《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2 中部三大城市群主要发展指标占整个中部地区的比重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3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等级结构
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
表17-14 中部三大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湖北统计年鉴2001》、《河南统计年鉴2001》、《湖南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5》、《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部三大城市群中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最好，武汉和中原城市群次之，但是武汉和中原城市群的规模较大，其发展状况对整个中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从全国的范围来说，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水平不高，存在着诸多共性的问题，如工业水平低，城市化进程滞后，中心城市实力弱，城市规模结构不完整，制造业技术含量低，服务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等问题。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三大城市群应结合各自特点，实行差异化的城市群发展战略（陈丙欣等，2007）。
17.2.5 武汉城市圈功能提升研究
湖北省社科院课题组（2007）提出下面的课题。
1）武汉城市圈的定位与主要功能
（1）联系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纽带。武汉城市圈是联系东中西部和世界经济的重要交通枢纽。从东往西的资金、技术和信息流，以及从中西部往东部及海外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和人力资源在此交汇。
（2）中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武汉城市圈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通过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含量、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将成为大陆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高地。第三产业原有基础较好，通过加快发展金融、信息、物流和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中部崛起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在中部地区三大城市群中，武汉城市圈按城镇化水平、城镇密度指数等指标均居首位。按人均GDP、经济和人口密度均处于前列。其特殊的区位、交通、产业与科教等优势决定了其在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点作用。
2）功能提升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1）总体功能不强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面临多方挑战。
（2）基础功能不完善：圈内发展差距较大，经济融合度较低。
①产业结构不合理，聚集不足；
②市场开放程度不够，经济外向度较低；
③城市首位度高，城镇体系存在缺陷；
④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尚未形成。
3）提升武汉城市圈功能的对策与建议
（1）围绕“四个基地，一个枢纽”的目标提升基础功能
①建立全国性农副产品加工基地，提升城市圈的农产品资源优势功能；
②建立全国性先进制造业基地，提升经济辐射功能。
（2）围绕高级服务与管理中心提升品牌功能
①大力发展金融和信息业，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②打造全国性会展中心，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③构建全国性总部中心，提升武汉都市圈的高级管理中心功能。
17.3 东部率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以大幅度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飞速前行，始终保持领先地位。2004年，我国东部沿海10省市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5%。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个国内生产总值过万亿元省份的经济总量之和占全国经济总量的近一半，这组数字充分说明了先行地区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和对共和国的贡献。
17.3.1 东部地区的区域格局
在我国已经形成的区域经济版图中，东部地区是指东部沿海10省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以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省。东部区域土地总面积为91.6万km2（图17-8），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46 3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2005年GDP总量109 924亿元，占全国总数的55.6%；2005年人均GDP达23 768元，为全国人均GDP的1.8倍。东部区域占据了我国18 000km海岸线的80%，沿海港口林立，城市群星罗棋布，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捷，信息流畅，产业发达，市场繁荣，人才济济，先进理念与时尚层出不穷。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三大增长极（深圳、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三大都市圈（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都聚集在东部，而且4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全国经济支柱大省也都在东部。这里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国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撑和科技创新的先导地区。
图17-8 东部诸省范围图（许振宇，2008）
1）自然条件特点
（1）以低山丘陵与平原为主的地表结构
东部10省市地处我国低山丘陵与平原广布的第三级地势面。以宁绍平原为界，南北分属不同的大地构造分区。北部地处黄河、淮河与长江下游，平原广阔连片；江苏、上海和山东的60%面积是平原省市；丘陵、低山分布于鲁中南、胶东及苏浙两省交界处。南部以低山、丘陵与山间盆地为主，间有少数中山；珠江与闽江下游平原面积较广，盆地和谷地中的冲积平原面积较小。
（2）不同类型的季风气候
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我国东部季风气候的基本特征：冬冷夏热，季节分明，雨热同季。同时又有本身的区域特征：首先，自沿海向内陆、大陆性逐渐增强，沿海气温变化较内陆平缓，水分状况优于内陆；其次，本区南北跨度大，季风气候特征的南北差异明显。淮河以北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淮河与南岭之间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的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南岭以南为湿热的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暖，高温多雨，台风影响最频繁。
（3）地带性明显的自然景观
我国东部沿海气候湿润，植被与土壤的南北差别主要受热量的控制，自然景观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纬度地带性。从北向南分布着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热带雨林。
2）自然资源评价
（1）土地资源
①土地资源绝对量和人均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
东部地区土地总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却占全国总量的36%。人均土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5%。
②土地生产力高，土地资源限制因素较少
2000年，沿海六省市（除海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1 29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6.2%；平均产值密度达到617万元/km2，是全国平均水平93.9万元/km2的6.6倍，从综合经济效益看，本区是我国土地生产力最高的地区。
全区土地资源质量普遍较高。以耕地为例，全区耕地等级中一等地和二等地的比例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和3.1%。在全国农林牧土地中，无各种限制性因素的土地面积占农林牧土地总面积的9.8%；本区上海、江苏、山东和浙江一市三省无限制的土地比例增大至22%～94%。
③土地利用率高，但区域差异明显
首先是未利用土地面积小，土地利用系数大。其次是土地垦殖指数高，反映耕地的比重大。
④耕地锐减，后备资源有限，用地趋势严峻
耕地面积以0.5%的年递减率在减少，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工业、交通、城镇和民宅建设增加，二是生产结构调整，部分耕地改种水果和经济林或开挖成鱼塘。在耕地锐减的同时，人口却在迅速增加，其结果是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许多地区出现土地承载力饱和或超载。
（2）水资源
东部地区地处四大江河入海口，水资源较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水污染渐趋严重，部分地区水资源供需状况不容乐观。
①降水丰沛，当地水资源丰富；
②位于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下游，有丰富的客水过境；
③水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地区（鲁西北等）严重缺水；
④水资源地区分布与人口、耕地和经济布局不适应；
⑤用水量增加，水污染严重，局部地区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⑥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高，节约用水潜力较大。
（3）矿产资源
①矿产资源类型齐全，矿种众多；
②重要矿产，尤其是煤炭和金属矿产资源紧缺；
③非金属矿产资源分布广泛，大多储量丰富；
④小矿、贫矿、共生矿多，开采难度大。
（4）海洋资源
①资源种类繁多，包括海港、油气、海滨沙矿、海洋水产、海水化学、浅海、沿海滩涂、海滨旅游等资源；
②资源数量丰富，本区所有海洋资源的数量在全国总量中均占有大部分份额。
（5）旅游资源
①自然景观种类齐全，风景资源多姿多彩；
②人文景观丰富，名胜古迹众多；
③旅游资源质量高，景点组合好。
3）生态环境问题与自然灾害
（1）水土流失
东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从自然因素看，受季风气候影响，干湿季明显，夏半年降水集中，且多暴雨，坡地分布广，容易发生水土流失。从人为因素看，开发历史久远、人口稠密、陡坡开荒种植、过量砍伐森林和放牧、开山取石修路，使表土裸露，稳定性受破坏。
（2）土地石化
土地石化发生于部分山地丘陵地区，由于滥砍、滥伐、滥垦和滥牧造成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致使土层由厚变薄，直至母岩裸露。
（3）土壤盐碱化
土壤盐碱化在内陆和滨海均有分布。内陆盐碱化出现在鲁西南地区，与现代黄河的高河床和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有关。滨海地区只有渤海南岸有一定碱化现象，其他地区都是盐化土壤，由海水的长期浸渍作用形成。
（4）环境污染仍较严重
随着工业、交通等事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必将增加废水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致使环境质量逐步恶化。但是全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尤其在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环境质量的恶化速度有趋缓的势头。由于近几年环保意识的增强、科技的进步、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三废”排放定额的降低、处理能力的提高等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果，使废污水和废气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但是，从全局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的问题仍然是相当严重的，决不能掉以轻心。
（5）自然灾害频繁
东部沿海地区地处海陆交汇地带，生态系统脆弱，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强度大、破坏严重，平均每年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灾害损失的一半左右。
①台风：热带风暴和台风，按习惯统称台风。台风及其伴生、次生的灾害包括狂风、巨浪、暴雨、洪水、滑坡、泥石流等一系列灾害，是沿海地区发生频率高、损失大的灾害类型。据1990年至1994年的资料，热带气候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 054亿元，死亡3 599人。登陆次数最多的是广东省，平均每年2.5次，其次是福建、浙江两省。
②暴雨：受海陆分布和地形影响，沿海地区暴雨多、强度大，往往导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冲垮堤坝，淹没农田，泛滥成灾。年暴雨日数分布自南向北减少，广东省年暴雨日数6～10d，沿海8～10d。东部地区24h最大降水量均在300～400mm以上，广东沿海最高达600mm以上。
17.3.2 东部经济起飞的条件
张建平（2007）认为东部经济起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主要从国际环境、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方面进行分析。
1）国际环境
东部地区的开发、开放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正式起步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处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经历了战后20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波动，1973年暴发了石油危机，这些迫使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技术创新。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表现在使用节能技术和人造材料以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并把高能耗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以上述国际环境为背景，我国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下迅速融入了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和香港地区的制造业向深圳特区和珠江三角洲转移。当时，香港5万多家制造业工厂在深圳、珠三角地区和沿海其他地方建厂，招收内地劳力300多万人，是香港本地制造业劳力的4倍。通过这种“前店后厂”的方式实现了制造业生产基地的转移。
我国东部地区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及产业，发展外向经济，从而实现经济腾飞。
2）地理优势和人文资源条件
我国东部处于太平洋沿岸，具有很好的地理优势。东部地区尤其珠三角地区与经济较为发达的港澳台地区毗邻。同时，东部地区的港口城市如青岛、烟台、上海、广州、厦门等，在历史上就与东亚及世界各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因此，我们说东部地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带，海上交通便利，在经济上具有地理优势。
①基础设施方面，该区东南临海，海上交通便利。公路、铁路建设在历史良好的遗留基础上，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了大的发展，陆路交通条件同样较为优越。其经济发展有着中、西部地区难以比拟的交通条件。
②在人文方面，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优厚待遇、良好的发展前景，都深深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改革开放后人们冲破束缚他们的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等，形成了“孔雀东南飞”的壮观现象。最为典型的是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百万人的大都市。
③在资金方面，东部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内资金和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华人、华侨和海外同胞的作用不容忽视。
17.3.3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综合优势
下面选择权衡（2007）、吴敬华（2007）、张建平（2007）和林凌（1998）的论点加以综述。
1）经济实力雄厚
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已累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重心区。东部地区200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6%，其加权平均增长率为13.9%，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无论是增长率还是GDP份额，东部地区都是全国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也确实为全国发展发挥了较强的先富效应和辐射作用，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了较好的示范性。2006年东部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1.5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2）市场规模巨大
从消费品零售总额看，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尤其是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型的时间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已经或正在形成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人们的市场观念较强，中介机构较多，运作较规范，竞争较有序。
3）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高度密集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出现区域化、一体化的特征，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一体化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态势和模式。
在东部，一大批经济集聚区与产业密集区已形成。钢铁、石化、轻纺、机电等一批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资金、技术密级型产业迅速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已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核心区与产业聚集区，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目前，浙江已形成产值超过亿元的产业集群300多个，其中10亿～50亿元的90多个，50亿～100亿元的14个，企业约13万家，就业人数600万人，总产值占全省60%。
4）走向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时代
东部地区发展模式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就是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迅速推动地区发展融入全球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是表现在进出口贸易快捷增长，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二是积极引进外资，充分运用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劳力流动中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低成本运行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量的88%～90%。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其中90%源于东部地区。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五个省市总额各超过1 000亿美元，广东继续位居首位，超过5 200亿美元。优先发展外资经济，以外促内，不仅可以外资和外贸带动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惯例，从而加快市场化体制改革，并且以大力改善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提高外向型程度，这也是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5）金融活跃发达
东部地区人们金融意识较浓，保险、期货、外汇等金融体系较完善，上市公司较多，企业筹融资渠道较通畅。2005年金融业发展优势尤为突出。证券方面，北京、上海、江苏的股票筹资位居全国前列；全国各类金融资产总额37万亿元，东部聚集60%以上；保险方面，2005年全国保险公司累计保费收入4 925亿元，增长14.2%，东部增长16.4%。
6）创新资源丰厚
人才与技术优势十分明显。东部地区聚集我国绝大部分教育资源，2004年全国1 707所普通高校，设在东部的有759所，占总数的44.46%。最近几年我国高校毛入学率为19%，北京为50%。由于东部地区GDP总量大，形成了相对较充足的研发资金来源，加快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率先实现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7）非公经济突出
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还得益于所有制结构改革起步较早，非公经济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较大。像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非公经济不仅增长速度快，对GDP的贡献率较高，而且已从传统制造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从竞争性行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不少非公企业已发展壮大，注册资本金达1亿以上的已有几百家。由于非公企业产权明晰，投资者、管理者职责分明，能较好利用资源、降低成本、适应市场、提高效益。非公经济没有历史遗留的包袱，没有冗员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具有较大活力和发展潜力，成为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优势。
17.3.4 “十五”时期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回顾
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室（2006）提出下列的回顾总结。
1）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继续提高
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先进的体制、机制以及先发优势，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区的部分行业和领域形成国内的优势地位，已经具备与国际市场竞争高低的实力和话语权。2005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8 999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55.5%，比2000年提高3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3 568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8倍，比2000年提高0.12倍。
2）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整体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特别是分布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园区内的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2005年，东部地区三次产业比例为7.7∶51.6∶40.7，相比2000年，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3个百分点。
3）固定资本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十五”时期，政府投资向中西部倾斜，并引导境内外投资向中西部集中，东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2005年，东部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5 569亿元，占全国52.3%，比2000年下降2.5个百分点，这体现了东部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下降，更多地发挥消费和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4）城乡消费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消费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在全国所占的比重继续提高
2005年，东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6 974亿元，占全国比重为54.4%，比2000年上升2.3个百分点。
5）进出口与利用外资继续占主导地位
“十五”期间随着我国入世后对外开放进程的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领先优势，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增速均占全国的主导地位。2005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达12 782亿元，占全国比重为89.9%，比2000年上升1.8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17.3.5 东部地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济增长中高投入、高消耗与低效益的情况非常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源投入型而非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因此无论资本的投入、资源的消耗以及劳动力的使用等，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粗放型特征。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东部地区过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导致以下后果：土地不足、地价上涨；能源和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水资源消耗严重，环境容量透支；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开始显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随着民间环保意识和权力意识日益觉醒，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矛盾也日益凸显。江浙两省有关环保问题的上访案件已居各类信访案件的前列。星罗棋布式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使污染源分布甚广，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成了难题。由于近年来东部的产业结构开始向污染较重的重工业化转型，统计显示，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石化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9个。这无疑会使东部的环境矛盾更加突出。
2）土地供应不足，制约经济扩张
从2004年开始，国家缩紧了投资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使我国东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供应短缺。如北京市2006年上半年已安排供应土地700hm2，而实际需求量已超过4 000hm2。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效率，山东省制定单位土地的投资强度东部要达200万元/亩以上，西部为120万元/亩以上。土地供应的紧张已严重制约东部区域产业的扩张，一些知名大企业把目光投向中西部。
3）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和政府推动非常明显，强势政府问题仍然存在
东部经济增长有两个特点：
（1）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尤其在东部一些地区，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性较强，消费列于次要地位。这种增长方式使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投资率高，而消费率则相对较低。一方面造成投资增长过快，容易引起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消费率较低，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结果是经济和收入增长较快，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提高，因为收入增加后很大一部分通过储蓄等途径进入投资领域。
（2）与此同时，高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背后因素是政府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强调政府对于增长的干预，动员资源，甚至直接投资经济，尤其是强势干预，有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甚至产生腐败乃至社会不和谐等问题。
4）经济增长的外资依赖性特征非常明显
整个东部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获得“世界加工厂”的美誉，但是必须看到，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资，实际上也会带来负面影响。2008年产生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不少问题。
在国际制造业转移中，产业链和经济链的中低端迁移到了我国，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链也相应转移到我国，而我们需要的转让技术却遭到转让国的谨慎对待或封锁。最终我们有可能会在一味强调引进外资的“热闹”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且我们也可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或所得无几。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外资经济发展产生的富民效应不明显。以沿海城市苏州为例，具有政府推动型和外资高度依赖型经济高增长，产生了高GDP，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原因是他们实施的是“打工经济”，而不是老板经济。另外，还由于依靠政府优惠或税收减免等吸引外资进入，也导致支付土地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代价。
5）先富带后富以及为全国发展提供服务和示范效应都不明显
东部地区应属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先富起来的地区，应带动后富地区实施共同富裕。但是由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政策指导下，先富地区缺乏带动后富地区的体制、机制，因此先富带后富的效应实际上不明显。同时，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制度改革等方面为全国提供借鉴、示范的效应也不是非常明显。
6）技能人才短缺，产业发展受阻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东南沿海三大制造业基地正全部面临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有报告显示，三大制造业基地重点城市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的各类最紧缺人员约为52万人，而通过劳动力市场应聘这些紧缺岗位的求职者约为18万人，用人缺口高达34万。
7）第二产业相对发达，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普遍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偏低，而且发展速度也慢于第二产业。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既有产业结构基础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受外商投资结构偏重于加工制造业的影响。第二产业发展过快不仅对东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而且这也是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土地空间不足、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人口负荷过重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17.3.6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优化对策
1）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步伐
以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契机，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按照市场机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消除行政区经济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强区域在基础设施、市场开拓、产业发展和企业联合等方面的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壮大整体区域经济实力。
2）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率先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发展都市型、城市型现代农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大执法力度，降低主要污染和能耗指标，从而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遏制耕地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标准，提高环保和能耗门槛，以及规定单位面积土地产值标准政策，引导转移占地多、消耗高的加工业和劳动密级型产业，提升产业层次和经济增长质量效益。
3）率先转变外贸、外资的增长方式
（1）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把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上来。
（2）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疲软的情况下充分运用国际市场分工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4）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促进内需和消费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合理调整宏观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和社保福利增长，促进内需，增加城乡消费。同时合理调整内外资发展的结构，在改善外资发展的基础上，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尤其要扶持中小企业，通过经济增长，不仅克服当前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也是实现富民与和谐的长久之计。
5）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
发挥产业配套好和技术水平高的优势。优先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主动引导劳动密集型和一般低附加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抓住全球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活动的时机，改善和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在度过当前困难的基础上把利用外资的重点逐步转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上。
6）服务全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东部地区需要在服务全国中发展自身，拓展发展空间。在工作进程中要正确处理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1）政府援助战略：必须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口资源和帮扶协作的工作力度，针对西部和边疆贫困地区实施转移支付，配合国家扶贫战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2）功能辐射战略：发挥东部大型城市如上海等综合服务功能，发挥东部大城市具有的先进理念和国际经验的示范效应，积极引领和催化中西部地区新一轮工业化和城乡化互动的进程。建议可以通过学习、交流挂职等形式。
（3）要素供给战略：发挥东部人才、资本、技术、信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西部大开发等提供各种要素供给和技术支持，特别要通过制度创新，加速东部大城市在生产要素供给方面更好地服务全国。
（4）产业联动：东部的先进制造业重点在两方面可服务于全国。一是提供尖端装备、高科技的原材料和先进技术，二是西部企业为东部先进制造业提供配套生产的机会。现代服务业服务全国，关键在于通过发展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中西部的城市结构升级和功能优化提供经验借鉴。
17.3.7 江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状和对策
钱方明（2006）提出：
1）改革开放对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江浙地区提高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浙江省、江苏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列全国第四、五位。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加快区域物质资本的积累
江浙地区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经济，加快资本积累。2004年，江浙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占全国的31.0%，外贸出口额占全国的24.5%。1985年至2004年两省的物质资本积累迅速增长，固定资本存量分别增长9.3倍、15.7倍。物质资本的快速增长为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的积累
两省大力引进短缺、紧俏、急需的各类人才，人才资源迅速增长。1993年，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172万人，2003年增加至261万人，10年增长52.86%。
（3）提高区域自立创新能力
两省在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时，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加强与上海、北京等地科研院所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项目投资、合作建立科研基地、组建科技型企业、挂职锻炼等形式，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两者还利用对外开放的优势，在各个层次上接受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通过消化吸收，不断提高自立创新能力。
（4）促进区域制度创新
两省政府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许多领域制度创新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制度创新激发外资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开发区已成为江浙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重要载体。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文化与移民文化、海外文化的碰撞、冲击和融合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开发激发了江浙居民的竞争意识和创业精神。近年来，江浙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地区加快环保方面制度创新的力度有力地保证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环境问题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环境排放总量也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2004年江浙两省合计“三废”排放量在全国占较高比重，分别为15.49%、12.41%、5.82%。其中废水和废气排放量相对较高，而固体废物排放量相对较低，这反映了江浙地区的产业特点，但其比重小于GDP占全国的比重。江浙两省“三废”治理费用比重相对较高，废水、废气的治理费合计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7.21%、11.89%，说明两地环保政策力度较大。
（2）资源问题
近年来，江浙两省的土地、能源、人才、水资源等要素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已制约了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面临经济增长的极限。
①土地：江浙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工业化进程中耕地不断减少。江苏省1980年至2004年耕地面积减少652万亩，其中国家基建占地268万亩，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面积的14%。浙江省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的7.2%，2004年人均耕地仅为0.52亩/人。土地要素约束已成为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②能源：江浙两省能源矿产缺乏，一次能源基本靠外省调入。1990年至2003年江苏工业用煤炭消耗量从4 724万t增加到11 542万t，增长1.44倍。1990年至2004年，浙江煤消耗量从1 961万t增加到9 209万t，增长3.7倍。造成江浙地区能源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快速增长产生的需求，以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③人才：尽管近年来江浙已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才，但对于经济发达省份来说，人才的缺乏仍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从总体看，两省人均受教育水平在全国并不处于领先地位。2000年浙江省初中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的所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扫盲班、小学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江浙两省平均受教育水平分别位于全国的第21位和第19位，不利于两省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江浙两省如继续沿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3）开放条件下江浙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1）提高开放型经济质量
应当转移到以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来，加强环境与生态保护，提升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①完善贸易、技术和产业结构互动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②在引资战略上，从原来以资本形成为重点向以提升产业结构为重点的战略转换。将招商引资与区域特色结合起来。
③鼓励企业“走出去”，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努力构建区域竞争优势。
（2）建设区域创新体系
①以特色产业集群为突破口。在特色产业集群中构建有效的科技创新平台是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切入口。
②培养区域创新主体。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推进企业、高校、科研、中介、金融机构、政府等主体良性互动。发展技术、信息、咨询、管理、融资、法律各类中介服务，为创新主体提供创业环境。
③扩大科技领域的开放。扩大与国内外的科技合作领域，引进、利用国内外科技和资力资源，快速提升产业的创新水平。
（3）建立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
①完善行政考核体系。加快考核制度创新，按照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快推广绿色GDP指标体系，把反映能源、环境、教育等状况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
②建立绿色经济制度。即建立绿色经济和发展的一系列规则和考核指标的制度框架。加大各种资源利用和环保的监督管理及法制力度，保障相关法制和行政措施落实。
③推进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市场化。完善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及补偿机制，体现“污染者负担、治理者受益”原则，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④形成保护企业家经营成果的制度安排。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公民和企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经营、技术和制度创新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4）形成共识的社会机制
①地方政府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政府应制定相关规划，确定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节约型社会建设中，发挥引领、示范和表率作用，承担全民教育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强化他们持续发展的理念。
②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公众参与可使他们自我约束，在人口生育、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的执行和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③企业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企业能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约束自己的外部不经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基础和保证。政府的推动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理念。
17.3.8 北京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意愿
马小红等（2008）通过2006年对北京城市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生育意愿问卷的调查，并比较2002年同项研究，得以进一步证明了北京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偏低，调查对象中半数希望生育一孩，“双独”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不过，调查统计显示，随着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实际婚育的发生，独生子女的意愿生育水平有较明显的上升。
1）研究背景
目前北京已形成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据推算，到2005年户籍人口独生子女总量达200万，约占同龄人口比重的2/3，并从21世纪初陆续进入婚育期，成为生育的主体。因此，21世纪前二三十年独生子女间结婚的“双独家庭”将越来越多，符合“双独”生育政策的二孩生育亦将呈现上升趋势。
20世纪6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出现较大规模的补偿性生育，形成特有的人口生育高峰。由于人口增长特有的惯性，21世纪前20年将可能形成新一轮出生人口数量的小高峰，同时这个小高峰将与“双独二孩”生育高峰同期而至。这一生育波动的峰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80年代后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选择。
2）研究重点和方法
以独生子女家庭户作为调查对象，研究在“一孩政策和双独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独生子女尤其是“双独家庭”在生育孩子数量、生育规划偏好和生育时间等方面的意愿，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因素，生育意愿和行为选择对北京市未来人口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和问题。
本次调查对象是有北京城市户口的20岁至34岁独生子女和共同居住的父母，聘请专业调查公司对对象进行入户问卷访谈调查，时间为2006年8月至11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 608份。
3）主要调查结果
（1）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
理想子女仍以一孩为主，意愿生二孩者仅占1/4；不存在男孩偏好。
（2）“双独”家庭的生育意愿
“双独”政策适用群体没有显示明显的二孩生育意愿；对二孩生育间隔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3）影响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因素
经济负担成为生育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生育行为上显示了更强的主体意识。
（4）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愿望
父母希望儿女生育二孩的比例明显上升；不存在男孩偏好，呈现一定程度的女孩偏好。
4）基本判断与对策建议
（1）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有所上升，但仍保持较低水平的生育选择。
据调查推测，北京市“双独”政策的实施以及“双独”家庭的增长不会导致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上升，虽然人口结构导致的小高峰和“双独”家庭生育二孩存在叠加效应，未来10余年北京市户籍出生人口将有所回升，但上升幅度有限，生育水平变动不会超过2002年调查所做的预测和推断，总和生育率仍将保持在低生育水平。
（2）“双独”家庭二孩生育对缓解北京市老龄化具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已持续近20年，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型社会，目前老年人口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据北京未来50年人口变动趋势预测的研究，即使未来几十年北京保持300万～400万流动人口规模也无法缓解首都人口快速、严重老化的严峻趋势。
经预测研究显示，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若提高0.2，在未来几十年可以降低老龄化水平约两个百分点。“双独”政策的实施不会导致北京人口出生率大幅上升，从长远看对缓解人口老龄化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使“双独”家庭充分了解“双独”生育政策对于缓解人口结构老化的意义，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3）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在妇幼保健机构、幼儿园、小学等公共设施的配置上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应将人口变动的趋势以有效的形式告知公众，并采取奖励政策使公众适应调整生育计划，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4）对郊区县进行计划生育意愿补偿调查，建立生育意愿跟踪研究机制。
17.4 东北振兴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老工业基地与人民生活的发展。继西部大开发之后，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这不仅为东北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而且是在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东西互动的重大举措。
图17-9 东北地区示意图
源自：郐艳丽，2006.
17.4.1 东北地区概况
1）自然条件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即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土地总面积约为124km2，人口为1.19亿（见图17-9）。
东北地区是片富饶辽阔的大地，山环水绕，沃野千里。东北大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拥有全国最多的可垦荒地资源。东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海域和海域资源以及浩瀚的“林海”，还有最好的草原。东北还有种类繁多的珍稀野生动植物，特产资源极其丰富。东北地区矿产资源也较丰富，主要矿种齐全，其中主要矿产有铁、锰、铜、钼、金以及稀有元素等，非金属有煤、石油、油页岩、石墨、石棉等。这些资源在全国都有重要地位。
2）工农业基础和历史贡献
钢铁工业是东北工业的基础。以鞍钢、本钢为主，东北地区建起了包括大连钢厂、抚顺钢厂等在内的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机械制造工业是东北工业体系的核心。以沈阳、齐齐哈尔为主，形成机床、重型机械生产基地，以长春、大连为中心形成机械制造中心，能生产汽车、内燃机车、船舶、拖拉机等。东北地区利用资源优势，建立了能源生产基地和化工工业基地。
东北有我国最大的林区和最好的草原，也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东北是中国工业的摇篮和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代主导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国家投资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中，有54项安排在东北三省，使东北成为我国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设备和原材料生产尤为突出。东北的原油产量占全国的2/5，木材产量占1/2，汽车产量占1/4，造船产量占1/3。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体系形成的象征，是新中国工业人才的摇篮，东北曾为全国作出过重大历史性贡献。
17.4.2 东北地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王济林（2005）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存在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1）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出现相对衰退现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由于改革开放严重滞后，国有企业缺乏活力，而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地区经济增长不景气，甚至出现相对衰退的迹象，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市场份额急剧减少。在1981年至2001年间，东北地区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仅有7.6%（按当年价计算），而沿海新兴工业区（粤、闽、苏、浙、鲁）为14.8%。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2）国有企业比重高，职工下岗和就业问题突出（1）国企比重高，产权结构单一。2003年，国企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为67.5%。（2）垄断性和基础性行业比重高，赢利能力低，对资源的依赖性大，产业转型难度大。（3）国企效益较差，资产负债率高。辽宁省地方国企1 507户中，资不抵债的企业有308户，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35%。
（4）国企包袱沉重。一是办社会机构7 183个，职工49.1万人，企业补助支出153亿元。二是办“大集体”多，且大多为亏损企业。
（5）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率增加，就业压力大。由于国企机制不活、人浮于事、技术和设备老化等原因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竞争力不足、大批职工下岗。辽宁省国有、集体企业离岗职工达150万人，阜新市2002年下岗失业人员15.2万人，占市区人口的20%。
3）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缺乏接替产业，亟待产业转型
东北地区拥有一批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一方面这些城市在经历多年大规模开采后，大都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目前，大庆油田的可采储量只剩下30%，仅有7.45亿t，到2020年年产量只能维持2 000万t。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大都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短，缺乏接替产业。例如，在2002年工业增加值中，大庆市非油产业只占5.9%，伊春、大兴安岭两地非林产业只占1/3。目前这些城市大都面临沉重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就业转移的压力。
4）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比例高，信用等级低，企业融资困难
一是国有企业不良资产比例高。目前辽宁国企不良债务达2 921亿元，其中欠银行1 891亿元，欠政府900亿元，欠职工130亿元。二是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高。企业恶意逃避债务现象严重，加上体制和政策等方面原因，导致近年来东北地区的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呆坏账比例较高，金融风险加大。这样就严重影响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
17.4.3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问题
（1）天然林资源长期过度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原始森林持续大量采伐使大小兴安岭森林锐减。林业用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 111万hm2减少到20世纪末的6 710万hm2。森林长期过度采伐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湿地面积萎缩，这些潜在的生态危机已逐步显现。
（2）矿产资源开采引起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东北资源的开发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经历的是重生产轻生活、重产业轻城市、重经济轻生态的发展轨迹。长期累积形成的环境问题比较突出。抚顺、阜新、本溪、沈北等城市的煤田开采区造成地面沉陷90余处，总面积258km2。资源开采产生大量矸石、垃圾，其堆放造成土地占用和地表生态破坏也非常突出。
（3）城市地区存在多种生态问题，如水、大气、固体废物污染以及郊区农业发展引起的点、面源污染。铁岭、沈阳等城市的河流水质污染严重。辽河水系全河段均为V类水质，属重度污染，失去利用价值。矿区土地复垦比例低，需引起重视。
（4）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20世纪以来大规模农业开发，使土地退化严重，黑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近40年来，松辽平原荒漠化每年以1.4%的速度发展。盐碱化土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19%。三江平原经多次大规模开发，垦殖率由7%增至2003年的39%，湿地面积减少72%，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壤肥力下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东北西部水土流失也较严重。
（5）草原生态退化严重。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草地退化面积在40%～80%之间，近年来退化趋势不但未能得到遏制，而且还在迅速恶化。“重治轻管”是草地退化无法得到遏制的原因之一。
17.4.4 “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在“振兴东北”的国策出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半年之内曾两度到辽宁做调查研究，除夕之夜，他到辽宁阜新一煤矿矿井下和工人一起过年。当温家宝第二次到辽宁考察时，其经济意义已经凸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发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目标、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
1）成效
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东北振兴的政策，东北地区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大动作推动振兴，既显现出当期效应，又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经济步入快车道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与全国的差距逐步缩小。2005年，辽、吉、黑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12.3%、12.0%、11.6%，比2003年分别加快0.8、1.8和1.4个百分点。2006年前3季度三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13.0%、13.7%和11.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粮食产量连创新高。2005年，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达1 586亿斤，在2004年大丰收基础上增产38亿斤，创历史新高。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显著。2004年、2005年，东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33.5%和39.3%，比全国平均高5.9和12.1个百分点。
四是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5年，辽、吉、黑三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2.8%、10.8%、10.7%，比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增长率（9.6%）高3.2、1.2和1.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也分别高于全国水平。
（2）内在活力得到激发
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很大，仅2005年，辽宁国有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造达60%以上，2005年东北地区国企比2003年年底减少近500户，资产总额增加1 500亿元。2005年9月，鞍钢与本钢成为联合重组，具备年产钢2 000万t、销售收入1 000亿元的水平。在国企发展壮大的同时，民营经济也在迅速崛起，修正药业、忠旺铝材等一批在全国著名的民企成为经济生力军。
（3）对外开放取得突破
2005年东北三省实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7亿美元，在2004年增长51%的基础上又增长89%。截至2005年末，共有17家外资银行在沈阳和大连设立了分行、代表处。
（4）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同步发展
辽宁省出台“五点一线”沿海重点发展战略，沈北新区正式成立，铸就了东北中心城市的桥头堡。黑龙江省创立了包括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以及安达、肇东市的哈大齐工业走廊。东北三省出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县域经济得到突破性发展。
2）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衡量东北地区的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
（1）依据资源基础所形成的传统产业优势与本地资源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建设“重要原材料基地”的战略受资源不足的制约，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资源枯竭、接续产业基础薄弱、就业问题交织体现在资源型城市以及某些工业城市中。
（2）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目前存在的偏重型产业体系在结构转型、规模扩张、技术升级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企业发展的社会负担和体制障碍突出；新兴产业能力不强。主导行业发生一些变化，仍未摆脱对以原材料为主的传统产业的依赖；装备工业有一定优势，但并不突出。东三省主导产业竞争力排名在国内多在10位以后，国际竞争力更弱。
（3）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能力不强。虽然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但是城市经济竞争力不高，即使辽中南地区，其经济实力、国际化等方面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4）虽然农业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强，但基础不稳，产业化发展缓慢，现代农业体系还未形成，农业与工业发展的相互支撑关系还不强。
（5）局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恢复与治理的任务较重。
17.4.5 东北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目标、原则和对策
1）目标和基本思路
王洛林（2005）认为，对于东北资源型城市来说，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调整改造和产业转型，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逐步建成产业适度多元化、市场竞争力较强、人居环境良好的新型产业基地。当前，重点是以扩大就业和提高竞争力为核心，大力发展接续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走适度多元化的道路。
总体上讲，当前资源型城市实现产业转型的基本思路是：①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再工业化，而不能单纯把转型的重点放在农业和第三产业方面。②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接续产业，处理好资源性产业和非资源性产业的关系，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③以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核心，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现高起点产业转型。④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应遵循凝聚区域优势、外引内联的原则，利用产业集群理论择优发展。对于资源枯竭城市应实施“再开发”战略，既改造传统产业，又开辟新的产业；对资源未枯竭城市应以资源产业链的延长为重点，同时培育其他产业。⑤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为此，在产业配套、管理、科技创新、人才、就业培训和对外开放等方面，东北资源型城市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配合，以便为实现产业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2）对策
（1）产业转型的相关政策法规。产业转型应实施分类调控和差异性“反哺”机制的政策；鼓励发展接续产业，扶持并促进非资源性中外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已进入衰竭期的城市，考虑设立衰老报废矿山转产和技改基金，提高单一资源型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比例；对仍可较长时期持续开发的城市，从中央财政提留一定比例给资源型城市，专项用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制定《矿地复垦法》和《资源枯竭型企业关闭条例》等法规条例。
（2）发挥产业政策的援助功能。①运用适度的产业援助政策，为传统产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②改善投资环境，放松市场准入，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③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重视对新型中小企业的扶持作用。④高度重视企业在发展接续产业中的作用。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资源型城市减轻“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
（3）建立稳定、规范的财政转移机制。国家应重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对资源型城市的财政援助。①建立透明和可监督的财政转移机制，多渠道筹集产业转型资金。②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政府应以理顺煤炭价格为突破口，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让市场价格能真实反映供求关系和生产成本，让资源型产业有自我“回哺”的能力。③国家应加大资金投入，解决资源型城市包括地面沉降、固体废弃物堆放、水资源的污染等在内的特殊生态治理难题。
（4）加强勘探工作和资源的深部开发，寻找新的资源开采地，延长矿山的服务期限。
（5）建立国家对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支持体系。这一支持体系包括：用高新技术培育接续产业，建立一批有特色的工程技术中心，建立资源型城市科技创新制度，开展城市产业转型科技服务计划，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加大科技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力度。
17.4.6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定位：阜新经验剖析
全国有50多座资源型城市正在或即将面临资源枯竭问题。2001年煤炭城市辽宁省阜新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一家“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
张玉杰（2007）提出，阜新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可采煤炭的减少，整个城市面临“矿竭城衰”的局面。煤炭减少到可采量3.3亿t，10年后主体矿井将全部结束生命。阜新已成为辽宁省最困难地区，是全省唯一受补贴城市。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142亿元，是全省唯一未超过200亿元的市。人均生产总值7 803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平在全省最低。现有地方工业几乎都是中小企业，2005年人均财政收入不到22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全省平均水平还差2 500多元。贫困人口发生率全省最高。城镇低保人口占市区人口23%，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21%，下岗职工持续增多，2000年为15.6万人，2005年上升到17.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6.6%。
1）阜新市产业转型定位的选择（孟韬，2008）
（1）转型条件
首先，从产业基础看，阜新的重工业基础雄厚，很早就是煤电生产基地，国家“一五”时期，就有4个能源重点项目安排在阜新。一些“非煤产业”也都依附煤炭行业，如机械加工、矿建、电力、建材等，煤炭资源的衰竭使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制约。
其次，从区位条件看，阜新东临省会沈阳，南靠渤海，北接内蒙古，西与锦州港、京津相连。阜新铁路线可直达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等地。高等级公路至沈阳170km、至锦州148km。
再者，从自然条件看，阜新属大陆性气候，为半干旱地区，降水较少，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从1999年开始连续5年持续干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阜新现有耕地564万亩，草地面积106万亩，正常年份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约为15亿kg，农业劳动力年人均粮食产量为3 125kg。阜新的风力资源丰富，畜牧业发展条件也较好。
（2）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的选择
阜新市政府认识到：仅依靠国家投资与政策不能解决阜新的困难，必须树立起新的主导产业，实施产业转型。阜新市在确定产业转型定位时优先考虑了扩大就业的原则，把发展现代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主导替代产业。同时，也围绕着煤的深加工、煤的共生与伴生资源的开采利用来发展接续产业。
阜新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农业园区经济效益下降甚至关闭，许多园区内经营农业的失业矿工离开园区。这存在多种原因：一是失业矿工缺乏种植养殖技能，二是缺乏销售经纪人或中介组织，三是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影响农产品销售，四是阜新严重缺水，限制一些作物种植，也造成种植成本提高。从2004年起，当地产业转型已调整到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不再提现代农业。市政府将2006年定为阜新的“工业年”，重新提出“工业立市”的口号。
另一方面，在接续产业方面，有三个方向：
①向上游延伸，经营与煤共生、伴生的资源，使现有的资源价值得以充分利用，实现煤层气产业化、矿井水产业化。
②向下游延伸，加大对煤焦化、气化、液化的深加工，发展煤电、煤化工和煤矸石的利用。
③异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阜新矿业集团正在内蒙古银花煤田建设煤电一体化项目，总投资108亿元。该集团也积极寻求在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开矿、办矿。
2）以实现再就业稳定经济转型
2005年以来，阜新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包户等措施，积极援助“零就业家庭”的成员就业，使4.2万各成员走上就业岗位。根据实际条件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并对下岗职工子女免费培训，使他们就业、摆脱困境。全市形成市、县、街道和乡镇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加强社保和救助体系建设，21万退休职工养老标准有所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基本完成。处在“低保线”以下的城镇困难居民享受到了最低生活保 障，实现了应保尽保，使困难群众得到了有效救 助。
17.4.7 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要点
金凤君等（2006）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中部区域生态与环境建设重点应突出辽中等城市化地区环境的综合治理，松辽平原农业的面源污染治理与土地退化防治。
①统筹规划，对松、辽流域污染进行综合治理。
②多途径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继续控制城市工业废水达标排放，加强城市内河水污染的治理力度；控制煤烟型污染，增加废气治理设施，提高城市清洁能源的比例；禁止在城市近郊新建严重污染大气的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逐步提高并执行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③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区通过营造农田防护林来防止水土流失，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郊县实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业污染控制和重点区域治理，建立绿色食品原料、加工基地。
（2）东部—北部区域重点是森林生态的保护、资源型城市生态的治理和三江平原湿地的保护。
①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作，进行森林生态建设。大兴安岭区北段、小兴安岭地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物种资源、抚育森林资源是今后生态系统资源开发和利用工作的重点。
②加强三江平原的保护。首先考虑湿地保护，建议国家调整区域开发政策，加大保护力度。其次，低山丘陵应以森林抚育更新为主，禁止农垦，岗坡平缓地和平地可以农垦和相应发展畜牧业，营造农田防护林，实现绿色农业。
③加强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管理。未来重点应是加强矿区土地的复垦与综合治理。加大对矿山废渣、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处理与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对城市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在有条件的矿区进行农业生态园、生态养殖业、旅游基地等工程建设。
另外，可通过经济发展和转型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是依据资源储量确定合理的资源开发量，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发展相关产业，三是发展完善的配套产业。
（3）西部区域环境建设的重点是遏制草地退化和水土流失。
①加强草地的管理。改变靠天养畜的习惯，调整畜草关系，强调人工草场和饲料基地的建设，防止草原进一步沙化，完善防护林，适当退耕还草，这些都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②对辽河流域水土流失进行治理。
17.4.8 辽宁阜新以城市全面发展体现经济转型
（1）表现在生态环境建设上，积极贯彻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实施“三北四期”造林、绿色通道、防沙治林、农田林网、矿区绿化、村屯绿化等一系列工程。“十五”期间植树造林的面积相当于“九五”前全市全部有林地面积，其中退耕还林70万亩，森林覆盖率比2000年提高8.3个百分点。
（2）表现在城市环境建设上，2000年以来，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2亿元，88条城市街道得到改造；建设了广场、游园等一批改善城市面貌的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投入使用，投资1.2亿元治理细河城市段。
（3）表现在群众生活环境建设上，2002年以来，投资11.8亿元治理采煤沉陷区，新建5个楼房小区和5个平房小区，总建筑面积达92.9万m2，18 333户采煤沉陷区居民得到搬迁安置。全市221万m2棚户区已全部完成拆除任务，累计开工建设回迁楼272万m2，已有8 300多户棚户区居民喜迁新居，近4万户居民得到搬迁安置。
（4）表现在矿区环境建设上，完成了矿区绿化5万亩，启动了海州矿排土场和西排土场复垦项目等矿区矸石山复垦治理工程。治理后的海州矿15km2排土场已成为阜新绿色屏障，启动了海州露天矿综合治理工程，露天矿大坑开发被国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矿山公园规划（张玉杰，2007）。
17.5 中国四大板块经济生态发展态势的比较分析
17.5.1 中国四大板块区域的科学发展状况和对策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的基本内容
区域科学发展指数，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任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区域经济实际，充分考虑数据的直观性、准确性、可比性和连续性，于2000年开发设计的、全面评价一年之内各地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一套定量工具。
2008年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适当调整，它包括四个分指数和一个总指数。
四个分指数分别是：
（1）经济增长指数具体考查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人均GDP水平指数、税收占GDP比重指数。
（2）环境友好指数具体考查两方面内容，即经济增长消耗了多少能源、水，占用了多少土地，即单位GDP的资源消耗（物耗指数）；经济增长排放了多少污染物，包括水、大气和固体废物污染，即单位GDP的污染排放（污染指数）。
（3）协调发展指数包括五方面内容，即居民收入和GDP协调指数、公共服务支出指数、社会保障指数、就业增长指数、收入分配指数。
（4）潜力增长指数也有五方面的内容，即：科学创新指数、物质资本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占比例指数、基础设施指数、劳动力素质指数。
2）四大区域板块的科学发展状况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
总指数及四个分指数参见表17-15。
表17-15 四大板块的区域科学发展指数（2006年）
注：①由于各指数均由下一层指数标准化后加权而成，不同指数之间无法做绝对意义上的对比（如东部的环境友好指数高于经济增长指数，并不表明东部环境友好状况好于经济增长状况）。
②全国与四大板块的数据皆由单个省份的数据算术平均而得。
从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看，东部地区得分最高，达到6.18，东北地区次之，为4.31，中部地区排第三，得分为3.95，西部地区最低，为3.44。
从各板块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他区域相比，在经济增长、环境友好和潜力增进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在协调发展指数上，东部地区的得分落后于东北和中部地区，说明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要更为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
（2）区域科学发展分指数
①经济增长指数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结果参见表17-16。
表17-16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2006年）
从上表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三个分指数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三个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除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两个指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就2006年经济增长指标看，东部地区优势十分明显，而东北、中部及西部地区都面临进一步提高速度和质量的重任。
②环境友好指数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结果参见表17-17。
表17-17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2006年）
表17-15～表17-17均源自：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2008.
与经济增长指数的结果类似，2006年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程度方面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东北、中部和西部的环境友好指数大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指数得分均为最低，表明西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控制污染排放的工作尤为紧迫。
③协调发展指数
与前两个指数不同，四大板块在协调发展指数方面得分相差并不大，而且位次高低也与前两个指数有很大不同。得分最高的是东北地区，然后依次是中部、东部和西部。就具体情况看，东北地区在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这两个方面得分都是最高的，但就业增长指数表现不佳。而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在居民收入和GDP协调、公共服务支出和就业增长方面做得较好。总体而言，四个区域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互有长短，需进一步改进各自的短处。
④潜力增进指数
东部地区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科技创新、固定资本投资中的外资占比和劳动力素质三个指标得分都是最高的，而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指数和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指数分别领先。从总体看，东部地区在无形资产上的经济潜力优势明显，而其他三个地区除了需继续在有形物质资本上进行投入外，更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3）结论和启示
（1）近年来，各地区在依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更为重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十一五”规划中的约束性指标，“节能减排”开始逐渐发挥效力，各地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2）2006年，东部地区继续保持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整体优势，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方面的提高尤为明显。由于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改善，东北地区的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得分排名有所上升，而中部地区在环境友好指数和潜力增进指数排名的下降导致其总指数排名的下降。西部地区的潜能增进指数在2006年有明显改善，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方面依然排在最后。
（3）尽管东部省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整体上保持领先，然而具体而言，四大板块乃至每个省份在实现五个统筹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互有长短（例如东部总指数得分第一，但协调发展方面排名落后。西部总指数得分最低，但潜力增进方面排名在前），说明各地区需进一步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7.5.2 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评价
以刘晓越为课题负责人的“我国经济结构探析”课题组（2008）介绍了有关学者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要素产出效益、经济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贡献、综合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增长五个方面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他们在以上基础上提出了以创新指数、效率指数、结构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作为四个分指数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
（1）对全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测算。全国是作为一个地区直接将原始数据带入测算的，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数据是相应省份测算结果的平均值，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8。
表17-18 2004年分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结果 （单位：%）
源自：刘晓越，2008.
从总指数的构成看，全国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38.73%、51.99%、44.82%和33.73%。四项分指数比较而言，效率指数最高，其次是结构指数，节能治污指数最低。可见，我国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方面任务艰巨，在自主创新方面也是任重道远。
分区域看，创新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小，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地区相差12个百分点。节能治污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大，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相差29个百分点。效率指数最低的是中部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30个百分点。结构指数最低的是东北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17个百分点。
（2）观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总指数及其构成，可以了解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状的特征和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①东部地区优势明显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总指数为53.15%，其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44.84%、66.00%、54.25%和50.36%，全部指数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各地区，其优势主要表现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这一组数据说明，东部地区注重营造竞争与创新的新氛围，逐步调整了经济结构，形成了比较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并且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上也下了不少工夫。
②其他地区也各具优势
中部地区的创新和结构指数仅低于东部，列第二位，西部地区在环境和结构方面显露出其未来的发展潜力。东北地区的效率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仅次于东部，列第二，即使是西部的分项指数也不全是最低，在效率方面还略好于中部地区。
③我国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全国总体水平看，创新、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在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方面需加倍努力；中部地区在提高效率上要大做文章；东北地区在调整结构方面还需逐步推进；东部地区在自主创新方面还应迈出更大步伐。
④中、西部地区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缩小发展差距
中、西部经济增长方式评价指数在33%左右，与东部相差20个百分点，说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还将持续较长时间，究其原因，主要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与东部差距较大。关键问题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节能、降耗、治污方面大做文章。
⑤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要走特色之路
东北地区除在效率方面表现还可以外，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平平，其工业化过程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与中、西部相比，在矿产资源方面也没有优势。因此，东北在工业化进程中，要寻找、分析本地区的优势和弱点，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竞争力，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测算和分析可以认为，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经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其他地区仍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所以在我国实现经济方式转变任重而道远。
17.5.3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由于碳排放带来的温室效应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谭丹、黄贤金（2008）进行了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研究。
1）我国三大地区的划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2个省（区、市）。
2）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测算数据的来源及结果
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数据汇编》、《中国能源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5）上的能源消耗数据测算我国三大地区近20年来碳排放量，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9所示：
表17-19 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情况 （单位：万t）
源自：谭丹、黄贤金，2008.
从表17-19数据可以发现，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总量差异比较明显，从东部地区开始向中部、西部地区不断减少，并且东部地区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几乎占全国碳排放量的一半。
从时间层面看，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量呈现相同的规律，即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东部年均增长率为7.29%，中部为5.23%，西部为6.54%。增长速度东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此外，三大地区碳排放呈现明显的三阶段性特征：1986年至1994年为较快增长阶段，此段时间里，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95年至2000年为平稳增长阶段，这六年间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增长波动不大，特别是中、西部，其年均增长率仅为0.7%、0.4%；2001年至2005年为快速增长阶段，东、中、西部年均增长率达14.1%、12.82%、14.52%。
3）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1）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关联度分析，是对一个发展变化着的系统进行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就是对各时间序列几何关系的比较。依据空间理论这一数学基础，按规范性、对称性、整体性和接近性这四条原则再作平均处理，得到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反映了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的关联程度，用于表征序列间的相似度。这里根据研究需要，计算序列的灰色相对关联度。
（2）数据来源及测算结果
下面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数据为前述有关资料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及上述方法测算的碳排放量。
运用上述方法测算了我国三大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关联系数，东部地区为0.59，中部地区为0.55，西部地区为0.57。
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有着重要影响。它们之间关联度较高，三大地区的关联系数都超过0.5，并且不同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的影响大小不同，这说明随着时间的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有较大的趋同性，东部地区的趋同性最大。
4）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对比研究
单位GDP碳排放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力量程度。从理论上来说，单位GDP碳排放量越小越好。因为它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同数量GDP的增加带来的碳排放的增量越少，从侧面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水平。
根据上述计算的碳排放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计算了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见图17-10）。
图17-10 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谭丹、黄贤金，2008）
从图17-10可以看出，在单位GDP碳排放数值上，东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大，这说明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性最好。在单位GDP碳排放量的递减速度上，中部地区最快，年均递减速度为9.8%，东部地区第二，年均递减速度为9.2%，西部地区最慢，年均递减速度为8.4%。这说明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最好，随着经济发展，单位GDP增量带来的碳排放增量越小。
5）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的特征，从以下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1）东部地区侧重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运用新兴技术进行传统产业改造，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同时，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降低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切实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2）中部地区注重加快提供经济发展的聚集水平，并通过循环经济方式，实现聚集区内产业之间的生产链接，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区域产业的竞争能力，而且也将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水平。
（3）西部地区需要在恢复生态、加强低碳能力建设的同时着重适度引导城市经济发展，并不断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能源利用和水资源占用水平。
17.6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17.6.1 非均衡式协调发展
权衡（2007）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实施非均衡战略向非均衡式协调战略转变、在全面发展过程中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导向。
1）中国区域发展非均衡的必然性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域差异显著的大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在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对外联系、文化素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在四个板块中投入相同数量的资金，必将产生效率和效益的显著差异。再说按市场经济规律，高级生产要素也会向优势区位聚集。东部沿海地区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要素体制创新的前沿，必须率先创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区域经济新模式，这就决定了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且，存在区域差距是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共同现象。
2）在相对均衡中寻求互动与协调
在认可区域间差异以及采取措施不断促进区域相对均衡发展的同时，关键在于寻求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的相对均衡度。
这种互动与协调主要是指在充分尊重劳动地域分工和经济水平梯度层次分布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在合作竞争中，构筑良好的竞争秩序，共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要建立和健全区域之间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横向协调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打破行政分割，加强区域间的差异性政策、制度的协商，消除生产要素跨界自由流动和重组优化配置的行政障碍，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效益。
17.6.2 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提出如下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1）增加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入，建立新型的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2）在长期建设国债停发之后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或采取其他政策措施，支持西部地区发展。
（3）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继续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进行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为推动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转型创造宽松的社会条件。
（4）制定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5）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和产品及要素的空间转移创造前提和条件。
（6）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减弱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机制，规范各地优惠政策的出台，实现资源要素价格的真正市场化。
（7）重新审视业已制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8）注意大企业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9）以合理区划为基础，制定空间开发规划。原则上，可以考虑在原有东、中、西划分的基础上，对东、中、西内部再进行细分，也可以按功能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成鼓励发展区、限制发展区、禁止发展区。
在合理划分的基础上，可考虑制定全国范围内和特定区域（跨行政区的）空间规划，以协调相关地区的发展规划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17.6.3 实现东、西部有效合作的重要举措
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除大规模的投资以外，还应主要通过寻求东、西部地区之间有效的合作来实现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徐承红（2008）认为政府计划内的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中所占比重会逐年减少，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政策的实施，对减轻地方保护主义和缩小地区差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是市场力量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冲击，二是通过区域合作，核心经济区的市场经济观念等一些无形的理念向边远落后地区输送，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区域合作对于企业融资、知识溢出、技术获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东西部之间有效的合作对于实现东部产业转移，对于技术、资金、人才等向西部的扩散带动效应有积极作用。
兰州市环境污染效应与生态城市对策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7 中国区域四大板块经济生态态势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对四大区域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进行的完整表述。
17.1 西部大开发和大保护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意图。我国广袤的西部地区不仅具有自然和文化上的独特魅力，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发展潜力巨大。该地区由于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因素的影响，与东部相比，总体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差距还呈拉大趋势。1999年，党中央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大也将“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17.1.1 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
1）区域版图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图17-1），国土面积685万km2，占全国的71.4%。2006年末人口为3.62亿，占全国的28%。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
2）自然特征（吴敬华，2007）
（1）幅员辽阔。未利用的土地较多，草地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水资源年均总量占全国总量的55%～66%，但分布不均。光、热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生物物种独特。
（2）生态系统脆弱。由于资源赋存的自然环境与时空组合相对较差，如受地形地貌、温度、降水等自然因素影响，西北“地多水少”，水资源严重短缺制约着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西南“地少水多”，山高坡陡致使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接近极限。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是一个生态危机区。如果再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就可能使西部生态环境更恶化。
（3）资源丰富。全国约有55%的宜农荒地和73%的草原面积集中在这里。拥有全国83.9%的天然气储量，塔里木等地发现大量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煤炭储量占全国的38.6%。在全国探明的160多种矿产资源里，西部就有130多种，但是它们的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具有组织优势，而且开发条件不佳。水能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江河上游的水能潜力巨大。西南横断山区的森林资源集中，但海拔高，位置偏远，山高谷深，生态功能强，使开发利用严重受限，而且恢复期也较长。
图17-1 中国西部地区行政区划图
源自：刘卫东，2003.
3）经济发展水平
（1）发展水平低。吴敬华（2007）提出历史上西部经济处于长期沉寂状态，由于交通不便和文化传播的滞后，很多地区延续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艰苦。改革开放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区位优势使东部经济迅速增长，而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加之享受政策的优惠少，发展仍然相对落后。1990年至1998年间，全国GDP年均增长11%，西部增长10%，而东部和中部增长14%和11%。1998年是西部投资增速较高的一年，但其投资总量只相当于东部的24.3%、中部的37.4%。
（2）发展差距大。一是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西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为4 159元，分别比东部和中部低7 374元和1 240元。二是农业比重偏大，工业进程滞后。三是基础设施差距大。每百平方公里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5km和6.97km，比东部分别少2.76km和28.5km。四是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方面的差距。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4 302元，比全国低1 153元；人均消费支出3 550元，比全国和东部低782元和1 678元。五是教育、科技、文化方面，1998年，西部人均教育经费投入14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元。
（3）有一定产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西部布局了一批项目，建成一些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集中了一批人才和技术，初步具备生产协作配套的基本条件。
（4）有沿边开放优势。西部地区与周边十几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12 747km。它还是东亚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蒙古、俄罗斯的陆上必经之地，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5）人力成本低。劳动力资源总数达2.28亿人，从业人员有1.83亿，劳动力平均成本只有沿海地区的40%左右。
17.1.2 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突破
1）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的背景
吴敬华（2007）认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的存在和过分扩大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顾全两个大局（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地区发展战略构想。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这个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步伐。为了尽快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并缩小东西差距，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
2）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21世纪头十年，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取得突破性进展，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3）西部大开发的阶段性成果
唐浩（2008）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果。2000年至2004年西部GDP年均增速达10.2%，2005年和2006年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2.7%和13.1%，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1）经济总量和结构取得较大进步
2005年新开工重点工程10项，投资规模1 360亿元，2006年投到西部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债基金比重达41%，中央财政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基金达到1 527亿元，比2005年增加407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三次产业结构出现如表17-1所示的优化趋势。
表17-1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源自：吴敬华，2007.
（2）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能源、特色农产品及加工、特色矿产资源、旅游产业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在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上已占重要位置。如四川省整合发展高新技术、优势资源、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四大优势产业，2006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 904亿元，比2005年增加27%，占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的73.34%。
（3）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为全国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000年至2006年，国家累计支持西部开工建设82项重点工程，投资规模11 514亿元。在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上取得重大进展。西电东送工程，累计开工项目装机容量3 600多万kW，输变电线路13 200km。实施西气东输工程不到三年，于2004年12月全线建成，并实现商业供气。水利设施建设了四川紫坪线、宁夏沙坡头等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累计实现退陡坡耕地还林、荒山荒地造林3亿多亩。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长江上游水污染防治、西部中心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等重点工程进展顺利。许多地方把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同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后续产业发展、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舍饲圈养结合起来，不仅改善生态，有的地方粮食产量还有所增加。
4）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现状
秦成逊（2008）认为西部大开发后，该区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仍然面临投入和产出结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1）高投入、高能耗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走的是“初级生产要素”高投入的粗放型道路，包括了高资本投入、高自然投入和高资源投入。
由表17-2可以看出，从1998年至2005年，西部地区资产形成占地区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而同期的GDP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当。这反映了国家对西部投资力度的加大，也意味着同样的产出水平，走的是高资本投入的投资推动型发展道路。
表17-2 西部地区和全国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比较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1998—2006）.
由表17-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耗水平，特别是贵州、宁夏和内蒙古的能源消耗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先进地区的水平，经济发展走的是高能耗的道路。
表17-3 2005年西部各省同先进省市的能源比较
续表17-3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2006）.
（2）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
一方面，省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城乡发展不平衡，省会城市往往是全省经济的增长极，造成“极化效应”。另一方面，省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经济资源更多地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也造成了西部各省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省际（区域）收入“极化效应”。从表17-4可以看出，西部各省（除了内蒙古）的省际极化值普遍低于1，说明西部大部分省份的人均GDP水平大约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60%。
表17-4 2006年西部地区各省的收入极化程度比较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全省及省会城市2006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资源、环境的非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一方面，资源面临枯竭。当前面临资源枯竭，单一的产业（铜业）出现衰退，城市整体经济陷入困境。2004年6月，昆明东川区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高达40%。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遭受重大破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
（4）产业发展与国际产业对接度低
唐浩（2008）认为西部深加工能力不足，参与国际产业配套协作不多，即使参与也几乎处在产业链条的低端。这是由于西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导致的。西部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制约，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影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观念落后、资金短缺、生态脆弱、人才不足、企业主体地位弱、基础设施落后等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5）交通基础设施有待优化
目前存在“两低、两差、两不足”的突出问题。“两低”：一是通达水平低，二是路网密度低；“两差”：一是出海条件差，二是道路等级、质量差；“两不足”：一是建设资金不足，二是自身发展能力不足。截至2005年底，西部仅有高速公路10 530km，占全国的25.7%，与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71.5%极不相称。
（6）西部发展支撑乏力
西部人才、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在各项指标中，教育公用经费差距最大。人才不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片面重视引进人才，但对本地人才重视不够。卫生事业发展的差距也很大，北京和上海农村饮用自来水覆盖率已达97.8%以上，而西藏只有11.9%，四川、宁夏均在40%以下。全国平均预期寿命最低的8个省份全部在西部地区，其中最低的省区人口预期寿命还不到60岁。西部社会保障体系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制度不完善、运行和管理有许多不规范、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并存在较大缺口。国家基本保障仍然在不少省市“单干”，亟须加快多层次的社保体系建设。农民不在社保体系全面覆盖之列。
（7）人文制度方面。周德翼（2003）认为西部的“科技力量与产业”优势基本上是依托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旧有的政府体制和企业体制，它们已被公认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并在改革开放中受到打击和削弱。但是这些落后的体制借“西部开发”之概念，又获得新的“氧气”和血液，得以延续下去。西部开发以政府行为为主，而内地政府体制比较封闭落后，上下级信息不对称，又缺乏社会约束，暗箱操作，易滋生腐败行为。西部开发中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只有依附于政府的团体和社会阶层，才可能从国家的支持中获得“一杯羹”，不利于民间商业力量的发育，这样会延迟进行中的经济与政府体制的改革。
在资源配置上，在财政投入的诱导下，国有经济内在的投资冲动、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以及国有经济与政府之间的体制联系，极易造成投资建设遍地开花、乱铺摊子，形成基于财政支出（而不是区域比较优劣）的产业体系，而一旦财政支出停止，这些产业便失去了生存力，给将来的改革制造新的成本和制度障碍。
5）西部大开发新突破的政策
下面选择周德翼（2003）、唐浩（2008）、秦成逊（2008）等作者和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提出下列的观点。
（1）以人为本和发展教育。西部开发，关键在于“人”而非“地”，没有必要去开发所有土地。西部人要发展必须从荒山沟和带有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的烙印下走出来。接受教育是他们适应外部世界的前提。因此，中央通过远程教育、东西教育互动和教育系统的对外开放来改革教育体制，非常必要。
（2）建立西部的生态型经济构架。西部的生态地位和劣势决定了西部开发重在保护。因此，西部的生态经济体系需有两重特征：生态保护和区域比较优势，它包括生态保护型特色农业、区域旅游居住房地产以及基于当地优势的二、三产业的城市化发展，可使人口适度集中，提高当地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减轻农村土地压力，便于环境的集中治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进步。
（3）实施生态移民。在目前西部生态治理中，一次成功的治理措施就是生态移民，将生态脆弱带的农牧民迁移到生态较好的地区。国家也可将此政策推而广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诱导西部部分人口向中、东部工业带迁移（将当前的农民工潮加以规划），将西部定为国家的生态屏障，既利于保护西部生态，又利于人口适度集中，获得信息交流、市场、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聚集经济，还利于这些人口在开放环境中获得发展。
（4）以“输血”式开发为主转向自我“造血”式发展为主
西部大开发以来，财政性建设资金、国债等输血式开发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提高西部自力更生的能力，强化自我“造血”机制才是西部经济发展的根本。特色优势产业既是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体现，也是形成西部“造血”机制的途径。所以，国家应该调整支持政策体系，利用好西部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资源，延伸产业链；将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内涵由政策倾斜转变为西部地区战略性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特征优势产业的加快发展。
（5）从政府主体推动发展转变到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
西部大开发初期，政府担当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有其必然性，但政府和市场一样会出现失灵，这表现在：政府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低效率；政府组织的缺陷导致其活动偏离预定的公共目标；政府干预导致的负外部性；政府机构增加、预算增加、信息控制难度加大等。以上表明政府不宜长时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
现在西部大开发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环境和自然条件有所改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民营企业大量涌现，西部企业的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在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选择上，实现从政府推动发展转变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既有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能性。
转变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就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加强与企业互动，发挥对企业的引导作用，正确履行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权职，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和改善对企业的服务，真正建设成为服务型的政府。
（6）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创新”
要建立和健全国家的西部地区战略扶持的制度安排机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设立循环经济试验区、特色优势产业园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等，加大针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税收优惠，允许西部合理范围的税收竞争，并通过金融和产业扶持性制度安排和政策鼓励措施，引导和强化创新，充分发挥西部资源的特色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7）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创新”
国外有人认为技术创新有“内部路径依赖”和“外部路径依赖”，而对“内部路径依赖”，可以通过内部的自主创新，在利用好自然资源优势与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蒙牛（乳制品）、云南白药、贵州茅台等企业就是取得成功的代表性企业。它们自身技术上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地方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特色，又通过前后的联系效应惠及了一大批关联企业和农户，也实现了资源优势的产业优势转化，“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17.1.3 西部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何逢标（2007）提出以下问题：
1）西部地区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
何逢标认为，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洪水灾害和水土流失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叠加连锁效应（图17-2）。
图17-2 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何逢标，2007）
（1）各种水问题是由一定状态引起的响应。①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有限的淡水供给与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的水资源需求引起水资源日益短缺；②一定水体有限的环境容量与排污负荷的不断增长的矛盾，引水环境承载能力的下降和水环境的下降；③一定历史时期有限的防洪能力与随机不确定的洪水侵袭引起了洪水灾害的发生；④脆弱的自然生态与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的程度。
（2）因生态环境处于公共领域，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其用水往往被经济社会用水所挤占。塔里木河流域因自然生态用水被挤占而引发的下游大片胡杨林枯死、自然植被大面积衰败即为明证。自然生态系统因无法得到足量的水资源供给，恶化的生态增加了水土流失的可能性。而水土流失又反过来促进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形成一个互相激励的正向加速封闭回路。如果不采取外力使其减缓，就易陷入“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更恶化”的循环圈（图17-2中的“＋”表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水土流失的加剧使降雨后汇流时间缩短、最大洪峰增强、山洪暴发的可能性增大。洪水灾害的发生，不仅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加剧了降水的过程分布不均，增加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难度。
2）西北水问题的应对途径和对策
（1）主要影响因素
自然因素包括淡水资源有限、时空分布不均等，而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用水量增加、自然植被破坏与环境污染等。
（2）可能的应对途径
①针对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可以通过修建水库调蓄洪水；
②对因用水增长过快引起的水资源不安全，需政府从客观上加以引导，如控制人口增长、限定耕地面积等；
③对破坏植被、挤占生态用水造成的水生态不安全，需制定法律和规章，进行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开展水土保持；
④对水环境被污染，则需倡导集约生产，减少污染，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开展污水回收利用。
（3）西北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①转变粗放、外延型的生产模式，转为集约、内涵式模式，将节水和减污作为提高水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主要手段；
②建立阶梯形水价机制，利用经济杠杆约束浪费用水和低效用水；
③基于农业用水占总水量绝大部分，应调整单一的种植结构，从开荒扩耕转向种植结构调整和节水增效；
④界定水权，明确水权主体的责、权、利，保障生态用水。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对投资节水设施、应急生态输水、污水回收利用等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的行为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资助。
17.1.4 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的生态经济分析
王林（2008）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特色资源开发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金沙江上游区域富集水能资源，在此进行水电开发对缓解我国能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将给当地城镇化带来影响，其影响具有两面性。
1）有利影响
将促进人员的大量进入、资金的密集进水、物资的大量加入、信息的大量融入、政府转移支出的增加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等。
2）不利影响
（1）人口增加，可能发生城市综合问题。
（2）对当地旅游业的负面影响。
（3）城镇规模扩大可能加剧人口与自然的矛盾。
（4）建设期前后人口与物流增减的矛盾。
（5）水库建成后，可能加大地震的强度和烈度。
（6）可能引发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
3）缓解不利影响的对策
（1）对建设期与运行期人流、物流等峰谷差异矛盾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出合理的对策。应通过规划与引导来研究基础设施及服务人员的可转移性，使峰谷之差得到调节。
（2）引导城镇规模的扩大，突出城镇的增长极作用。加强城镇交通规划、电力规划、生产规划等，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城镇病。
（3）将相关城镇打造成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中心。采取战略性措施扶植旅游业，走出一条在充分利用天然风光和文物古迹的基础上，以民族风情特色取胜的旅游业发展路子。
（4）加强该地区地震台网建设，对地震进行预测与监控。
（5）加强对自然灾害发生机制的研究以及监控设施的建设。
17.1.5 兰州市环境污染效应与生态城市对策
1）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效应
兰州市位于西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河谷盆地型城市，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地形条件、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建设用地不合理和城市环境建设的间接效应等原因，使得城市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在1998年曾被评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城市环境污染不但对城市吸引外来投资、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且还对市民的身体健康、城市建筑、城郊作物等都带来相当大的危害。如果把这些危害量化成经济损失时，其数值是巨大的。杨永春（2006）运用市场价值法、疾病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环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并参照相应的成果，计算了兰州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从表17-5可以看出，2002年兰州市因城市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亿元，占当年GDP的3.93%。而且由于资料、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实际损失肯定高于上述计算结果。今后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产和资源将进一步增值，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污染，其损失值将进一步加大。根据价格随时间变化的经济规律，全市社会污染的损失将按社会贴现率按复利增长，预测未来8年全市损失值约达28.14亿元，比2002年多出12.94亿元之多（表17-6）。
表17-5 兰州市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值
表17-6 兰州市2003年至2010年城市污染经济损失预测值 （单位：亿元）
表17-5、表17-6源自：杨永春，2006.
2）兰州生态城市建设对策
尚正永（2004）选择了适合评价兰州生态城市建设的模型，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协调度三方面对兰州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价，并对兰州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以下对策：
（1）确立循环经济型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兰州是个河谷城市，大气容量小，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工业污染物。在工业结构已形成且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的情况下，兰州只有选择走循环经济的道路，通过建立生态工业体系，将工业排放的污染物进行二次利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数量，才能有效改善兰州城市环境的质量。
（2）加快南北两山绿化和黄河廊道的建设。
（3）进一步促进兰州城市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对城区现有的石油化工、机械、纺织等工业基地要进行技术改造，向深加工、精加工和开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要加快商业、金融、科技教育、信息、交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要发挥兰州现有区位优势，加快交通设施建设，提高机场、火车站、公路的建设水平，使市内外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更便捷。
（4）提高城乡的生态经济协调能力。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先导，以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但要严格生态门槛）为引力，争取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进入，通过生态经济的扩张达到城乡职能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提高城乡的协调能力。要注重提高城乡的文化品位，体现兰州的丝绸古路、西域文化、黄河文化、多民族文化、自然景观等文化特色，提高生态文化素质，将文化建设融入到生态城市建设中来。
17.1.6 内蒙古武川县的适度人口规模
农牧交错带作为一个生态脆弱区，其人口、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一直是各方面关心的问题。郭永昌（2007）测算了武川县乡城人口转化的进程与规模，从理论与现实角度展示了控制人口、加快转化的必要性。
1）研究区的基本情况
武川县地处农牧交错带的核心部位，位于内蒙古中部、大青山脉北麓，土地总面积4 798km2。2003年末总人口170 974人，全社会从业人员85 848人，在岗职工7 859人，乡村劳动力75 635人。该县是以农牧业为主、工农业共同发展的地区。2003年全县GDP为1.21×109元，比上年增长28.9%，其中第一产业为4.56×108元，比上年增长33.3%；第二产业为4.87×108元，增长32.4%；第三产业为2.72×108元，增长17.0%。
2）未来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
武川县200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9‰，人口机械增长率为-3.1‰，即自然增长的人口几乎被机械减少的人口数所抵消，因此人口呈弱增长状态。在2001年之后人口则出现陡降，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人口迁出所致。与整个县城对应的是政府所在地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都表现出较高水平，自然增长率11.5‰，机械增长率12.8‰，这意味着在人口总量增长幅度较小的情况下，城乡分布发生了变化。另外，武川县主体民族人口只占少数，加之呼和浩特和包头快速的城市化影响，大量的青年人口流出，未来预期人口增长率不会高于当前的人口增长率。即使政策有所放宽，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也不会引起自然增长率的激增。
3）结论
武川县作为农牧交错带阴山北部的丘陵区典型区域，人口增长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按照以区域内基于土地粮食产出的适度人口规模，现时的人口规模是适度的。按照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从经济适度人口的角度来考虑，城乡发展很不平衡，乡村人口增长缓慢，从实现小康生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量测，需要实施乡城转移。但当前武川县城镇人口占极低比例，乡城转移需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根据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时期乡城转移的预测，结果显示，即使到2020年，城镇人口仅占34.4%，仍不能达到小康社会的标准，还需加大力度，促使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快速转移。
17.1.7 西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需求
何强（2007）在对西部30余个小城镇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小城镇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要求，以期为它们选用经济适用技术提供参考。
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加大了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效地促进了西部的发展。但由于筹资渠道单一，又缺乏政策和技术支持，西部污水收集处理、城镇供水和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2004年全国各地区城市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情况如表17-7所示。
表17-7 中国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源自：何强，2007.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西部小城镇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尚未建设。落后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环境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融资水平不高；②自然条件恶劣，建设难度大；③缺乏经济适用技术；④能力建设水平低；⑤市场化机制未建立。
何强针对不同自然环境特征的地区，提出了较为适宜的污水处理技术、垃圾处理技术和城镇供水处理技术。
（1）从污水处理技术来说，对高寒地区应考虑温差和含氧较低的影响。西北干旱地区要考虑污水的回用，可结合当地沙漠地带进行土地处理。西南丘陵地区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形地势。可以用曝气生物滤池、生物接触氧化法、人工湿地等技术。
（2）生物垃圾处理技术：可采用卫生填埋、垃圾堆肥、厌氧发酵等处理技术，同时结合西部的退耕还林、绿化建设与农用堆肥等。
（3）给水处理技术：要考虑水源、水质的不同，根据地形的变化和对供水安全性的要求，可采用常规絮凝技术。
17.2 中部地区的塌陷与崛起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见图17-3），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相互毗邻，土地面积102.70km2，占全国的10.7%；总人口为3.67亿人，占全国的28.1%；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71万亿元，占全国的20.3%。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它为全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在全国位次颓然下滑，不仅落后于东部，其增长速度在全国处于后列，甚至低于西部，呈现出缓慢“塌陷”的趋势。如何尽快改变中部相对滞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实现“中部崛起”是当务之急。
图17-3 中国中部地区示意图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17.2.1 中部的比较优势
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中部有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收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初步建成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中部是我国重要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中心，适宜物流、商贸等服务业的发展。各省城市群或都市圈战略的区域规划为中部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强有力的空间支撑。
2）雄厚的经济基础
除山西以外的其他五省是全国著名的粮棉油生产基地，粮食、棉花和油料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均达到40%左右。这五省还是全国重要的畜牧饲养基地，肉类总产量占全国近1/5。由于中部是我国的粮油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农业加工业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名、特、优农产品的加工已形成一定规模，在全国农产品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中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和传统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煤炭采选，金属、非金属矿采与冶炼，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生产及供应等12个行业占全国比重较大。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制造业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
3）重要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基地
中部矿产资源和能源比较优势明显。煤、铜、钨、铝土、金等储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尤其以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最为著名。如山西的大同和宁武等六大煤田，安徽两大煤田，河南的两大油田，河南的小浪底电站和湖北的三峡，葛洲坝电站。
4）“双低成本”优势
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自然条件较好，基础较为完备，已建成若干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产业基地，对农业、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成本明显低于西部。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成本较低。这种“双低成本”优势和中部地区优势的区位条件相结合而形成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17.2.2 中部塌陷及其原因
1）国家政策的边缘化
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是加速我国区级差距急剧拉大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实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地区差距。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举措。而中部地区却面临政策边缘化的危机（见图17-4），在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格局中的位次正呈现不断后移的尴尬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培育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步丧失。
图17-4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政策边缘化趋势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其次，中部兼具区位和能源两方面的优势，而在中央明确提出梯度发展战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日渐衰退了。这就使中部的水陆交通、农业等基础产业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结出了扶持政策带来的硕果，而中部地区承担了分步改革的成本。另外，在国家把西部地区、东三省作为一个长期的区域战略重点的既定背景下，受资源供给的约束，中央政府不可能给中部更多的政策关照。这就决定了中部地区在发展战略的取向上不该寄希望于中央的倾斜政策。
2）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化
根据1998年到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采用当年价格计算：中部地区的综合水平和发展势头在全国范围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中部与东部地区差额比扩大了六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1999年西部地区投资额达5 421.5亿元，比中部高456.2亿元，这一差距到2004年扩大到1 225.6亿元。从居民收入看，2004年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7 886.5元，比全国平均的低1 535.1元，比西部的也低114.7元。
3）区域问题的突出化
（1）中部六省都是老工业基地和农业大省，由于农业产业本身的局限性等因素，中部地区靠农业发展的出路已越来越窄。
（2）工业结构调整面临两难境地。因大量中西部劳动力无限供应，东部偏轻的产业仍然有较强的竞争力，短期内难以向中部转移。发展高新技术，又因技术基础、人才及市场基础较差，短期内也很难有所突破。
（3）由于中部城市化、市场化水平较低，生产分工取决于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产业技术水平低、经济增长乏力，这些进一步减弱了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4）一些省（如山西等）的矿业和其他产业造成环境污染、土地破坏和能源利用问题较严重，未能引起有关部门或当地领导的重视，或者解决办法不多，防治效果差。
17.2.3 中部崛起的经济生态策略
中部崛起的内容很多，这里主要从经济生态角度，尤其从区位、资源、环境等方面做些分析和建议。
1）利用区位资源，以特制胜
利用特殊的区位优势，研究产业转移的特点，主动创造条件对接，是以特制胜战略的一个主要方面。承接产业梯度转移，除了要充分利用天然的区位优势以外，还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道路交通建设，搞好配套设施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产业转移阻力和商品集散成本，加大定向招商引资的力度，促使外资向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方向流动，促使转移产业与当地的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进行有效结合。
2）对人口经济的评价
（1）人口增长：1952年人口数（除山西）为10 911万，1980年为18 466万，80年代后，人口增速明显减缓。2000年为23 879万。
（2）经济增长：1952年GDP（除山西）为全国的21.2%，1980为13.4%，2000年为14.2%。
3）中部地区的经济支撑和治理分析
（1）环境支撑水平分析
从系统要素分解的角度看，区域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地、生物及其匹配情况。周绍森等（2006）选取了废水排放密度、废气排放密度、固体废物产生密度、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和森林覆盖率这五个指标来描述，分别从水、大气、土地和生物等角度来评价。表17-8反映的是中部地区各种环境支撑水平的五个指标在初期和末期的具体数值。从总体情况看，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环境污染压力增大和环境条件改善同时并存。
表17-8 中部地区环境支撑水平评价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及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①从废水排放密度指标看，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表明这些地区废水排放对环境产生的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由于工业化进程，废水排放密度数值很大。
②从废气排放密度看，不仅呈现加速趋势，而且增长幅度较大，如山西、河南和江西三省，其增长率都在40%以上。
③从固体废物产生密度看，最大的是山西、江西和河南三省，增长幅度最大的也是上述三省。
④从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看，安徽、河南、湖北的使用量最大，而江西、山西和河南的使用量增长幅度较大。
⑤从森林覆盖率看，处于前列的是江西、湖北和湖南，而增长较快的也是这三省。
（2）环境治理能力分析
环境治理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二是环境治理的效果。所以选取环保投入占GDP比重、万元GDP废水排放量、万元GDP废气排放量、万元GDP固体废物产生四个指标来表示。其变化率都列在表17-9中，从表中可看出以下结论：首先，中部地区及各省都加大了环境保护治理的投入，但投入量及其增长幅度差别很大，山西和江西的治理投入占GDP比重增长幅度很大，2005年在中部六省中处于领先地位，而湖北、湖南和安徽的投入增长幅度变化不大。其次，中部及各省对环境治理的效果基本都已显现，尤其是废水治理效果更明显，计算得到考察期间的变化率都出现负值并且变化率较大可说明这个问题。
表17-9 中部地区及各省环境治理能力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3）经济环境协调性分析
实践证明，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环境问题是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环境问题一方面是由不适合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的完全解决，又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能实现（因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需配置一定的资源，即需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为了表达经济与环境的动态协调程度，周绍森等（2006）构建了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即通过“三废”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来表示。其目的就是为了测度中部地区及各省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通过计算，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变动情况如图17-5，五年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平均数如下排列：安徽（83.98）、湖南（71.94）、湖北（70.62）、河南（66.60）、山西（53.95）和江西（22.55）；五年的变异系数依次为江西（1.924）、山西（0.604）、湖南（0.437）、河南（0.281）、安徽（0.177）和湖北（0.141）。从图17-5可以看出，中部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在考察期间都很不稳定，尤其是江西、山西、湖南的变异系数都很大。
图17-5 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度变动（周绍森等，2006）
4）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应该实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循环经济、节约经济、绿色经济。在环境、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2）中部地区不能简单地提出拒绝承接沿海的重工业和重化工转移。沿海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该走的还得走。但要吸取他们在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尽量避免其负面的东西。
（3）统筹利用水资源。就全国水资源战略看，必须在进行本地区水资源布局和供水的规划中考虑外调水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统筹安排。
（4）以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生产，大力推进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高质量的绿色农产品有高的市场占有率，在发展绿色农业的同时应注重绿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5）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其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入手，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同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起来。另外，注意优化产业结构，其中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值得推广。
（6）转变产业结构与供给方式
①加强铁路等输煤通道及网络的建设；
②解决能源供应质量问题，逐步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③重视节能工作，坚持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的深加工度，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5）绿色转型：太原创新发展之路（张兵生，2006）
（1）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需整体推进
太原的资源型产业比重偏大，资源浪费严重，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此类“黑色”经济模式面临生态环境恶化、发展后劲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削弱的局面。现实的选择就是创新发展模型，推进绿色转型。
（2）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战略突破口
简单地说，绿色经济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健康幸福、整体效益最大化的经济。
①第一产业要加快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庄园。主要是培育绿色龙头企业，开展绿色产品认证，建设富有特色的绿色有机经济区。
②第二产业主抓循环经济，构建绿色工业体系。整体上以绿色经济为发展方向，以循环经济为技术模式，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变。
③第三产业全力做大绿色服务业。研究推广绿色服务业的行业标准，构建具有现代化、知识化、生态化特征的服务业新框架。
（3）积极构建强有力的新型推进机制
①系统设置市场准入的绿色门槛。设置绿色规矩，包括各种绿色技术、质量、安全、消耗、环境、程序等规范标准。
②按照生态优先原则，建立刚性化取舍机制。
③建立强有力的奖惩机制。必须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把污染等负外部性纳入企业成本，使之内化为企业必须考虑计算的经济要素。
④坚决执行绿色考核指标体系，将其作为衡量、考核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建设绩效和领导干部政绩的一条硬指标。
6）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综合效益评价和对策
吴国琛、吴人坚等在1998年提出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生态农业为基础、振兴江西的跨世纪工程。为了总结江西开发治理山江湖的经验，增强科学分析能力，有必要建立衡量山江湖工程实施效益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对实施地区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宏观调控机制，并提出调控对策。
（1）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简介
江西省虽具资源优势，但是区域社会经济水平较低，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前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制约经济发展，尤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是其生态环境恶化的集中表现。始于80年代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协调发展与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跨世纪大流域可持续发展工程。它是《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之一。
山江湖是鄱阳湖及入湖五河流域的总称，其面积占江西国土的97.2%。山江湖工程根据“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原则和“立足生态、着眼经济、系统开发、综合治理”的方针，把治山、治水与治穷作为一项大系统工程加以实现。
山江湖工程采取“软硬（科技）兼施、虚实并举、典型引路、系统推进”的实施方法。在科学考察、规划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分区开发治理试验示范工作，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建设了九大类26个基地，辐射出127个推广点。这些典型在全省贫困山区、湖区和条件较好的平原丘陵区均发挥了不同的示范作用。目前，山江湖工程由点到面，在资源合理开发、生态环境治理及扶贫攻坚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2）项目研究方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适合工程实施地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项目和权益。根据这些指标收集了11个年度的德安、泰和、赣县三个县城（代表北部湖区、中部丘陵、南部山区）及江西全省的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以下三个层次的工作：县城、三个县的比较及全省的综合效益评价，并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调控对策。
（3）研究成果
①建立的指标体系采纳了国内外长处，又能与本地状况密切结合。
②进行了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在应用中的比较，增强了科学方法效果。
③在对三个典型县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三个县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充分体现是否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一条实用的评估途径。
④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既从实际出发，又有一定战略高度的宏观调控对策。
（4）调控对策
①工程实施应由典型示范向面上大规模开发治理推进。
②自然资源开发，向深度开发和产业化、集约化经营。
③生态经济系统建设逐渐向城乡并重发展。
④加强信息管理，发展可持续生活信息，拓展非正规教育。
⑤“内聚外引”，成立民间组织，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⑥开展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加强监测评估。
⑦提高造林质量，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⑧保护耕地，防止土地污染的退化。
7）江西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
自我纵向比较，江西旅游业飞速发展，可谓成绩骄人，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仍处于后进之列。即使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相比，江西仍存在较大差距，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落后，综合经济效益较差，成为区域旅游经济的“盆地”（见表17-10）。
表17-10 中部地区六省旅游业发展情况对比
源自：2002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江西现行旅游产业模式主要属于政府主导型，这是由政府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等因素所决定的。
①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积极作用。20余年来，在政府的关爱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促进中获得快速发展。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关注、参与和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体现了政府主导在推进江西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②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由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部门管理的制约和影响，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微观支持和直接管理占主要位置，如旅游建设项目的投资分配和旅游企业的部门所属；政府过多地介入饭店、旅行社等竞争性行业，干预旅游企业的正常经营，对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共领域都投入不足；旅游行业常常政出多门，协调监控不力，影响了江西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要加快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就必须破除传统发展模式这一体制性障碍，建立和完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
（2）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基本架构可以概括为“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①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旅游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运行，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所起的主导作用来实现旅游产业的发展，即使是政府的引导与调整，也必须符合旅游发展规律。
企业是市场的细胞、产业的元素，而真正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微观基础。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增强旅游企业的活力，提高其经济效益与服务质量，有利于提升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②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在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中，政府旅游管理部门的职能应从建设者、开拓者向规范者、服务协调者转变，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加速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对旅游产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法规引导、政策引导、管理引导和资金引导，加强省内外各旅游区的协作与联合，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社会参与是指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各部门、各行业的参与、发展和配合。因为旅游产业关联性很强，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营造出旅游产业持续良性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通过利益结合的经济纽带以形成旅游大发展的社会合力，加上政府的组织协调，使旅游产业发展成为良性循环的社会系统工程。
8）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探析
许振宇等（2008）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剖析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其结构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评价模式，分析区域系统的耦合状态，对于全面掌握湖南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状况、明晰湖南省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图17-6 湖南省区域系统要素演变
根据湖南省统计年鉴（1996—2006）提供的原始数据，各指标按照层次分析等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乘以指标权重，最后求和汇总，得到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要素演变图（图17-6）。
湖南省近11年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5.02度增加到2006年的58.83度（图17-7），年平均增长4.89度。计算可得，从2008年起就进入“过度开发”时期，说明如果不尽快加以政策调整，湖南省以后还将长期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即不注重区域自身能力建设，一味向外出口本区资源产品，以获得货币财富，省内资源与环境将会受到过于严重的掠夺与摧残，省内大量资源将会更快出现短缺和超负荷现象，环境污染将进一步加重，生态破坏会进一步肆虐。
图17-7 湖南省区域系统耦合状态
图17-6、图17-7均源自：许振宇，2008.
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综合支撑能力呈对数型上升，而综合消耗水平呈指数型上升，二者演化速度具有非同步性，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在经济增 长方式仍然非常落后和产业结构未得到有效改善之前，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应该慎重，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出口，必然是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层出不穷。湖南省近些年过于偏重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原因，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味突出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区域综合消耗水平快速增长。2006年区域综合消耗水平是区域综合支撑能力的1.65倍，说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过度开发的程度还不算高，现在正是加以政策调整的时候。如何加快综合支撑能力建设的速度、适当减缓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速度、如何有效提高综合支撑能力与改善综合消耗水平质量，对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来说，已成为重要的课题。
17.2.4 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是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日益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和形象的代表。
1）三大城市群的界定
按照苗长虹关于城市群的界定标准，目前在中部地区已形成三大城市群，分别为武汉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包括武汉、鄂州、黄石等九个城市）；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洛阳为副中心，包括郑州、洛阳、开封等九个省辖市）；长株潭城市群（以长沙为中心，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城市）。
2）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
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见表17-11～表17-14。
表17-11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规模指标状况（2004）
源自：《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2 中部三大城市群主要发展指标占整个中部地区的比重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3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等级结构
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
表17-14 中部三大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湖北统计年鉴2001》、《河南统计年鉴2001》、《湖南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5》、《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部三大城市群中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最好，武汉和中原城市群次之，但是武汉和中原城市群的规模较大，其发展状况对整个中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从全国的范围来说，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水平不高，存在着诸多共性的问题，如工业水平低，城市化进程滞后，中心城市实力弱，城市规模结构不完整，制造业技术含量低，服务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等问题。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三大城市群应结合各自特点，实行差异化的城市群发展战略（陈丙欣等，2007）。
17.2.5 武汉城市圈功能提升研究
湖北省社科院课题组（2007）提出下面的课题。
1）武汉城市圈的定位与主要功能
（1）联系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纽带。武汉城市圈是联系东中西部和世界经济的重要交通枢纽。从东往西的资金、技术和信息流，以及从中西部往东部及海外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和人力资源在此交汇。
（2）中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武汉城市圈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通过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含量、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将成为大陆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高地。第三产业原有基础较好，通过加快发展金融、信息、物流和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中部崛起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在中部地区三大城市群中，武汉城市圈按城镇化水平、城镇密度指数等指标均居首位。按人均GDP、经济和人口密度均处于前列。其特殊的区位、交通、产业与科教等优势决定了其在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点作用。
2）功能提升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1）总体功能不强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面临多方挑战。
（2）基础功能不完善：圈内发展差距较大，经济融合度较低。
①产业结构不合理，聚集不足；
②市场开放程度不够，经济外向度较低；
③城市首位度高，城镇体系存在缺陷；
④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尚未形成。
3）提升武汉城市圈功能的对策与建议
（1）围绕“四个基地，一个枢纽”的目标提升基础功能
①建立全国性农副产品加工基地，提升城市圈的农产品资源优势功能；
②建立全国性先进制造业基地，提升经济辐射功能。
（2）围绕高级服务与管理中心提升品牌功能
①大力发展金融和信息业，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②打造全国性会展中心，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③构建全国性总部中心，提升武汉都市圈的高级管理中心功能。
17.3 东部率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以大幅度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飞速前行，始终保持领先地位。2004年，我国东部沿海10省市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5%。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个国内生产总值过万亿元省份的经济总量之和占全国经济总量的近一半，这组数字充分说明了先行地区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和对共和国的贡献。
17.3.1 东部地区的区域格局
在我国已经形成的区域经济版图中，东部地区是指东部沿海10省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以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省。东部区域土地总面积为91.6万km2（图17-8），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46 3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2005年GDP总量109 924亿元，占全国总数的55.6%；2005年人均GDP达23 768元，为全国人均GDP的1.8倍。东部区域占据了我国18 000km海岸线的80%，沿海港口林立，城市群星罗棋布，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捷，信息流畅，产业发达，市场繁荣，人才济济，先进理念与时尚层出不穷。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三大增长极（深圳、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三大都市圈（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都聚集在东部，而且4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全国经济支柱大省也都在东部。这里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国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撑和科技创新的先导地区。
图17-8 东部诸省范围图（许振宇，2008）
1）自然条件特点
（1）以低山丘陵与平原为主的地表结构
东部10省市地处我国低山丘陵与平原广布的第三级地势面。以宁绍平原为界，南北分属不同的大地构造分区。北部地处黄河、淮河与长江下游，平原广阔连片；江苏、上海和山东的60%面积是平原省市；丘陵、低山分布于鲁中南、胶东及苏浙两省交界处。南部以低山、丘陵与山间盆地为主，间有少数中山；珠江与闽江下游平原面积较广，盆地和谷地中的冲积平原面积较小。
（2）不同类型的季风气候
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我国东部季风气候的基本特征：冬冷夏热，季节分明，雨热同季。同时又有本身的区域特征：首先，自沿海向内陆、大陆性逐渐增强，沿海气温变化较内陆平缓，水分状况优于内陆；其次，本区南北跨度大，季风气候特征的南北差异明显。淮河以北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淮河与南岭之间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的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南岭以南为湿热的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暖，高温多雨，台风影响最频繁。
（3）地带性明显的自然景观
我国东部沿海气候湿润，植被与土壤的南北差别主要受热量的控制，自然景观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纬度地带性。从北向南分布着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热带雨林。
2）自然资源评价
（1）土地资源
①土地资源绝对量和人均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
东部地区土地总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却占全国总量的36%。人均土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5%。
②土地生产力高，土地资源限制因素较少
2000年，沿海六省市（除海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1 29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6.2%；平均产值密度达到617万元/km2，是全国平均水平93.9万元/km2的6.6倍，从综合经济效益看，本区是我国土地生产力最高的地区。
全区土地资源质量普遍较高。以耕地为例，全区耕地等级中一等地和二等地的比例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和3.1%。在全国农林牧土地中，无各种限制性因素的土地面积占农林牧土地总面积的9.8%；本区上海、江苏、山东和浙江一市三省无限制的土地比例增大至22%～94%。
③土地利用率高，但区域差异明显
首先是未利用土地面积小，土地利用系数大。其次是土地垦殖指数高，反映耕地的比重大。
④耕地锐减，后备资源有限，用地趋势严峻
耕地面积以0.5%的年递减率在减少，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工业、交通、城镇和民宅建设增加，二是生产结构调整，部分耕地改种水果和经济林或开挖成鱼塘。在耕地锐减的同时，人口却在迅速增加，其结果是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许多地区出现土地承载力饱和或超载。
（2）水资源
东部地区地处四大江河入海口，水资源较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水污染渐趋严重，部分地区水资源供需状况不容乐观。
①降水丰沛，当地水资源丰富；
②位于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下游，有丰富的客水过境；
③水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地区（鲁西北等）严重缺水；
④水资源地区分布与人口、耕地和经济布局不适应；
⑤用水量增加，水污染严重，局部地区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⑥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高，节约用水潜力较大。
（3）矿产资源
①矿产资源类型齐全，矿种众多；
②重要矿产，尤其是煤炭和金属矿产资源紧缺；
③非金属矿产资源分布广泛，大多储量丰富；
④小矿、贫矿、共生矿多，开采难度大。
（4）海洋资源
①资源种类繁多，包括海港、油气、海滨沙矿、海洋水产、海水化学、浅海、沿海滩涂、海滨旅游等资源；
②资源数量丰富，本区所有海洋资源的数量在全国总量中均占有大部分份额。
（5）旅游资源
①自然景观种类齐全，风景资源多姿多彩；
②人文景观丰富，名胜古迹众多；
③旅游资源质量高，景点组合好。
3）生态环境问题与自然灾害
（1）水土流失
东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从自然因素看，受季风气候影响，干湿季明显，夏半年降水集中，且多暴雨，坡地分布广，容易发生水土流失。从人为因素看，开发历史久远、人口稠密、陡坡开荒种植、过量砍伐森林和放牧、开山取石修路，使表土裸露，稳定性受破坏。
（2）土地石化
土地石化发生于部分山地丘陵地区，由于滥砍、滥伐、滥垦和滥牧造成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致使土层由厚变薄，直至母岩裸露。
（3）土壤盐碱化
土壤盐碱化在内陆和滨海均有分布。内陆盐碱化出现在鲁西南地区，与现代黄河的高河床和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有关。滨海地区只有渤海南岸有一定碱化现象，其他地区都是盐化土壤，由海水的长期浸渍作用形成。
（4）环境污染仍较严重
随着工业、交通等事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必将增加废水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致使环境质量逐步恶化。但是全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尤其在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环境质量的恶化速度有趋缓的势头。由于近几年环保意识的增强、科技的进步、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三废”排放定额的降低、处理能力的提高等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果，使废污水和废气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但是，从全局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的问题仍然是相当严重的，决不能掉以轻心。
（5）自然灾害频繁
东部沿海地区地处海陆交汇地带，生态系统脆弱，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强度大、破坏严重，平均每年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灾害损失的一半左右。
①台风：热带风暴和台风，按习惯统称台风。台风及其伴生、次生的灾害包括狂风、巨浪、暴雨、洪水、滑坡、泥石流等一系列灾害，是沿海地区发生频率高、损失大的灾害类型。据1990年至1994年的资料，热带气候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 054亿元，死亡3 599人。登陆次数最多的是广东省，平均每年2.5次，其次是福建、浙江两省。
②暴雨：受海陆分布和地形影响，沿海地区暴雨多、强度大，往往导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冲垮堤坝，淹没农田，泛滥成灾。年暴雨日数分布自南向北减少，广东省年暴雨日数6～10d，沿海8～10d。东部地区24h最大降水量均在300～400mm以上，广东沿海最高达600mm以上。
17.3.2 东部经济起飞的条件
张建平（2007）认为东部经济起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主要从国际环境、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方面进行分析。
1）国际环境
东部地区的开发、开放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正式起步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处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经历了战后20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波动，1973年暴发了石油危机，这些迫使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技术创新。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表现在使用节能技术和人造材料以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并把高能耗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以上述国际环境为背景，我国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下迅速融入了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和香港地区的制造业向深圳特区和珠江三角洲转移。当时，香港5万多家制造业工厂在深圳、珠三角地区和沿海其他地方建厂，招收内地劳力300多万人，是香港本地制造业劳力的4倍。通过这种“前店后厂”的方式实现了制造业生产基地的转移。
我国东部地区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及产业，发展外向经济，从而实现经济腾飞。
2）地理优势和人文资源条件
我国东部处于太平洋沿岸，具有很好的地理优势。东部地区尤其珠三角地区与经济较为发达的港澳台地区毗邻。同时，东部地区的港口城市如青岛、烟台、上海、广州、厦门等，在历史上就与东亚及世界各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因此，我们说东部地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带，海上交通便利，在经济上具有地理优势。
①基础设施方面，该区东南临海，海上交通便利。公路、铁路建设在历史良好的遗留基础上，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了大的发展，陆路交通条件同样较为优越。其经济发展有着中、西部地区难以比拟的交通条件。
②在人文方面，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优厚待遇、良好的发展前景，都深深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改革开放后人们冲破束缚他们的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等，形成了“孔雀东南飞”的壮观现象。最为典型的是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百万人的大都市。
③在资金方面，东部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内资金和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华人、华侨和海外同胞的作用不容忽视。
17.3.3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综合优势
下面选择权衡（2007）、吴敬华（2007）、张建平（2007）和林凌（1998）的论点加以综述。
1）经济实力雄厚
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已累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重心区。东部地区200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6%，其加权平均增长率为13.9%，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无论是增长率还是GDP份额，东部地区都是全国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也确实为全国发展发挥了较强的先富效应和辐射作用，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了较好的示范性。2006年东部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1.5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2）市场规模巨大
从消费品零售总额看，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尤其是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型的时间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已经或正在形成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人们的市场观念较强，中介机构较多，运作较规范，竞争较有序。
3）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高度密集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出现区域化、一体化的特征，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一体化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态势和模式。
在东部，一大批经济集聚区与产业密集区已形成。钢铁、石化、轻纺、机电等一批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资金、技术密级型产业迅速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已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核心区与产业聚集区，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目前，浙江已形成产值超过亿元的产业集群300多个，其中10亿～50亿元的90多个，50亿～100亿元的14个，企业约13万家，就业人数600万人，总产值占全省60%。
4）走向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时代
东部地区发展模式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就是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迅速推动地区发展融入全球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是表现在进出口贸易快捷增长，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二是积极引进外资，充分运用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劳力流动中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低成本运行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量的88%～90%。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其中90%源于东部地区。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五个省市总额各超过1 000亿美元，广东继续位居首位，超过5 200亿美元。优先发展外资经济，以外促内，不仅可以外资和外贸带动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惯例，从而加快市场化体制改革，并且以大力改善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提高外向型程度，这也是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5）金融活跃发达
东部地区人们金融意识较浓，保险、期货、外汇等金融体系较完善，上市公司较多，企业筹融资渠道较通畅。2005年金融业发展优势尤为突出。证券方面，北京、上海、江苏的股票筹资位居全国前列；全国各类金融资产总额37万亿元，东部聚集60%以上；保险方面，2005年全国保险公司累计保费收入4 925亿元，增长14.2%，东部增长16.4%。
6）创新资源丰厚
人才与技术优势十分明显。东部地区聚集我国绝大部分教育资源，2004年全国1 707所普通高校，设在东部的有759所，占总数的44.46%。最近几年我国高校毛入学率为19%，北京为50%。由于东部地区GDP总量大，形成了相对较充足的研发资金来源，加快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率先实现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7）非公经济突出
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还得益于所有制结构改革起步较早，非公经济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较大。像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非公经济不仅增长速度快，对GDP的贡献率较高，而且已从传统制造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从竞争性行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不少非公企业已发展壮大，注册资本金达1亿以上的已有几百家。由于非公企业产权明晰，投资者、管理者职责分明，能较好利用资源、降低成本、适应市场、提高效益。非公经济没有历史遗留的包袱，没有冗员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具有较大活力和发展潜力，成为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优势。
17.3.4 “十五”时期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回顾
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室（2006）提出下列的回顾总结。
1）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继续提高
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先进的体制、机制以及先发优势，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区的部分行业和领域形成国内的优势地位，已经具备与国际市场竞争高低的实力和话语权。2005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8 999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55.5%，比2000年提高3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3 568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8倍，比2000年提高0.12倍。
2）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整体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特别是分布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园区内的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2005年，东部地区三次产业比例为7.7∶51.6∶40.7，相比2000年，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3个百分点。
3）固定资本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十五”时期，政府投资向中西部倾斜，并引导境内外投资向中西部集中，东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2005年，东部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5 569亿元，占全国52.3%，比2000年下降2.5个百分点，这体现了东部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下降，更多地发挥消费和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4）城乡消费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消费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在全国所占的比重继续提高
2005年，东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6 974亿元，占全国比重为54.4%，比2000年上升2.3个百分点。
5）进出口与利用外资继续占主导地位
“十五”期间随着我国入世后对外开放进程的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领先优势，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增速均占全国的主导地位。2005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达12 782亿元，占全国比重为89.9%，比2000年上升1.8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17.3.5 东部地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济增长中高投入、高消耗与低效益的情况非常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源投入型而非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因此无论资本的投入、资源的消耗以及劳动力的使用等，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粗放型特征。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东部地区过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导致以下后果：土地不足、地价上涨；能源和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水资源消耗严重，环境容量透支；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开始显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随着民间环保意识和权力意识日益觉醒，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矛盾也日益凸显。江浙两省有关环保问题的上访案件已居各类信访案件的前列。星罗棋布式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使污染源分布甚广，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成了难题。由于近年来东部的产业结构开始向污染较重的重工业化转型，统计显示，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石化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9个。这无疑会使东部的环境矛盾更加突出。
2）土地供应不足，制约经济扩张
从2004年开始，国家缩紧了投资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使我国东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供应短缺。如北京市2006年上半年已安排供应土地700hm2，而实际需求量已超过4 000hm2。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效率，山东省制定单位土地的投资强度东部要达200万元/亩以上，西部为120万元/亩以上。土地供应的紧张已严重制约东部区域产业的扩张，一些知名大企业把目光投向中西部。
3）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和政府推动非常明显，强势政府问题仍然存在
东部经济增长有两个特点：
（1）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尤其在东部一些地区，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性较强，消费列于次要地位。这种增长方式使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投资率高，而消费率则相对较低。一方面造成投资增长过快，容易引起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消费率较低，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结果是经济和收入增长较快，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提高，因为收入增加后很大一部分通过储蓄等途径进入投资领域。
（2）与此同时，高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背后因素是政府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强调政府对于增长的干预，动员资源，甚至直接投资经济，尤其是强势干预，有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甚至产生腐败乃至社会不和谐等问题。
4）经济增长的外资依赖性特征非常明显
整个东部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获得“世界加工厂”的美誉，但是必须看到，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资，实际上也会带来负面影响。2008年产生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不少问题。
在国际制造业转移中，产业链和经济链的中低端迁移到了我国，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链也相应转移到我国，而我们需要的转让技术却遭到转让国的谨慎对待或封锁。最终我们有可能会在一味强调引进外资的“热闹”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且我们也可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或所得无几。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外资经济发展产生的富民效应不明显。以沿海城市苏州为例，具有政府推动型和外资高度依赖型经济高增长，产生了高GDP，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原因是他们实施的是“打工经济”，而不是老板经济。另外，还由于依靠政府优惠或税收减免等吸引外资进入，也导致支付土地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代价。
5）先富带后富以及为全国发展提供服务和示范效应都不明显
东部地区应属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先富起来的地区，应带动后富地区实施共同富裕。但是由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政策指导下，先富地区缺乏带动后富地区的体制、机制，因此先富带后富的效应实际上不明显。同时，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制度改革等方面为全国提供借鉴、示范的效应也不是非常明显。
6）技能人才短缺，产业发展受阻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东南沿海三大制造业基地正全部面临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有报告显示，三大制造业基地重点城市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的各类最紧缺人员约为52万人，而通过劳动力市场应聘这些紧缺岗位的求职者约为18万人，用人缺口高达34万。
7）第二产业相对发达，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普遍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偏低，而且发展速度也慢于第二产业。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既有产业结构基础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受外商投资结构偏重于加工制造业的影响。第二产业发展过快不仅对东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而且这也是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土地空间不足、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人口负荷过重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17.3.6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优化对策
1）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步伐
以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契机，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按照市场机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消除行政区经济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强区域在基础设施、市场开拓、产业发展和企业联合等方面的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壮大整体区域经济实力。
2）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率先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发展都市型、城市型现代农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大执法力度，降低主要污染和能耗指标，从而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遏制耕地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标准，提高环保和能耗门槛，以及规定单位面积土地产值标准政策，引导转移占地多、消耗高的加工业和劳动密级型产业，提升产业层次和经济增长质量效益。
3）率先转变外贸、外资的增长方式
（1）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把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上来。
（2）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疲软的情况下充分运用国际市场分工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4）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促进内需和消费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合理调整宏观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和社保福利增长，促进内需，增加城乡消费。同时合理调整内外资发展的结构，在改善外资发展的基础上，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尤其要扶持中小企业，通过经济增长，不仅克服当前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也是实现富民与和谐的长久之计。
5）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
发挥产业配套好和技术水平高的优势。优先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主动引导劳动密集型和一般低附加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抓住全球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活动的时机，改善和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在度过当前困难的基础上把利用外资的重点逐步转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上。
6）服务全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东部地区需要在服务全国中发展自身，拓展发展空间。在工作进程中要正确处理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1）政府援助战略：必须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口资源和帮扶协作的工作力度，针对西部和边疆贫困地区实施转移支付，配合国家扶贫战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2）功能辐射战略：发挥东部大型城市如上海等综合服务功能，发挥东部大城市具有的先进理念和国际经验的示范效应，积极引领和催化中西部地区新一轮工业化和城乡化互动的进程。建议可以通过学习、交流挂职等形式。
（3）要素供给战略：发挥东部人才、资本、技术、信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西部大开发等提供各种要素供给和技术支持，特别要通过制度创新，加速东部大城市在生产要素供给方面更好地服务全国。
（4）产业联动：东部的先进制造业重点在两方面可服务于全国。一是提供尖端装备、高科技的原材料和先进技术，二是西部企业为东部先进制造业提供配套生产的机会。现代服务业服务全国，关键在于通过发展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中西部的城市结构升级和功能优化提供经验借鉴。
17.3.7 江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状和对策
钱方明（2006）提出：
1）改革开放对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江浙地区提高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浙江省、江苏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列全国第四、五位。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加快区域物质资本的积累
江浙地区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经济，加快资本积累。2004年，江浙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占全国的31.0%，外贸出口额占全国的24.5%。1985年至2004年两省的物质资本积累迅速增长，固定资本存量分别增长9.3倍、15.7倍。物质资本的快速增长为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的积累
两省大力引进短缺、紧俏、急需的各类人才，人才资源迅速增长。1993年，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172万人，2003年增加至261万人，10年增长52.86%。
（3）提高区域自立创新能力
两省在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时，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加强与上海、北京等地科研院所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项目投资、合作建立科研基地、组建科技型企业、挂职锻炼等形式，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两者还利用对外开放的优势，在各个层次上接受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通过消化吸收，不断提高自立创新能力。
（4）促进区域制度创新
两省政府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许多领域制度创新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制度创新激发外资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开发区已成为江浙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重要载体。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文化与移民文化、海外文化的碰撞、冲击和融合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开发激发了江浙居民的竞争意识和创业精神。近年来，江浙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地区加快环保方面制度创新的力度有力地保证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环境问题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环境排放总量也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2004年江浙两省合计“三废”排放量在全国占较高比重，分别为15.49%、12.41%、5.82%。其中废水和废气排放量相对较高，而固体废物排放量相对较低，这反映了江浙地区的产业特点，但其比重小于GDP占全国的比重。江浙两省“三废”治理费用比重相对较高，废水、废气的治理费合计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7.21%、11.89%，说明两地环保政策力度较大。
（2）资源问题
近年来，江浙两省的土地、能源、人才、水资源等要素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已制约了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面临经济增长的极限。
①土地：江浙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工业化进程中耕地不断减少。江苏省1980年至2004年耕地面积减少652万亩，其中国家基建占地268万亩，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面积的14%。浙江省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的7.2%，2004年人均耕地仅为0.52亩/人。土地要素约束已成为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②能源：江浙两省能源矿产缺乏，一次能源基本靠外省调入。1990年至2003年江苏工业用煤炭消耗量从4 724万t增加到11 542万t，增长1.44倍。1990年至2004年，浙江煤消耗量从1 961万t增加到9 209万t，增长3.7倍。造成江浙地区能源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快速增长产生的需求，以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③人才：尽管近年来江浙已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才，但对于经济发达省份来说，人才的缺乏仍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从总体看，两省人均受教育水平在全国并不处于领先地位。2000年浙江省初中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的所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扫盲班、小学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江浙两省平均受教育水平分别位于全国的第21位和第19位，不利于两省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江浙两省如继续沿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3）开放条件下江浙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1）提高开放型经济质量
应当转移到以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来，加强环境与生态保护，提升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①完善贸易、技术和产业结构互动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②在引资战略上，从原来以资本形成为重点向以提升产业结构为重点的战略转换。将招商引资与区域特色结合起来。
③鼓励企业“走出去”，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努力构建区域竞争优势。
（2）建设区域创新体系
①以特色产业集群为突破口。在特色产业集群中构建有效的科技创新平台是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切入口。
②培养区域创新主体。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推进企业、高校、科研、中介、金融机构、政府等主体良性互动。发展技术、信息、咨询、管理、融资、法律各类中介服务，为创新主体提供创业环境。
③扩大科技领域的开放。扩大与国内外的科技合作领域，引进、利用国内外科技和资力资源，快速提升产业的创新水平。
（3）建立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
①完善行政考核体系。加快考核制度创新，按照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快推广绿色GDP指标体系，把反映能源、环境、教育等状况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
②建立绿色经济制度。即建立绿色经济和发展的一系列规则和考核指标的制度框架。加大各种资源利用和环保的监督管理及法制力度，保障相关法制和行政措施落实。
③推进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市场化。完善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及补偿机制，体现“污染者负担、治理者受益”原则，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④形成保护企业家经营成果的制度安排。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公民和企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经营、技术和制度创新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4）形成共识的社会机制
①地方政府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政府应制定相关规划，确定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节约型社会建设中，发挥引领、示范和表率作用，承担全民教育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强化他们持续发展的理念。
②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公众参与可使他们自我约束，在人口生育、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的执行和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③企业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企业能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约束自己的外部不经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基础和保证。政府的推动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理念。
17.3.8 北京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意愿
马小红等（2008）通过2006年对北京城市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生育意愿问卷的调查，并比较2002年同项研究，得以进一步证明了北京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偏低，调查对象中半数希望生育一孩，“双独”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不过，调查统计显示，随着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实际婚育的发生，独生子女的意愿生育水平有较明显的上升。
1）研究背景
目前北京已形成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据推算，到2005年户籍人口独生子女总量达200万，约占同龄人口比重的2/3，并从21世纪初陆续进入婚育期，成为生育的主体。因此，21世纪前二三十年独生子女间结婚的“双独家庭”将越来越多，符合“双独”生育政策的二孩生育亦将呈现上升趋势。
20世纪6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出现较大规模的补偿性生育，形成特有的人口生育高峰。由于人口增长特有的惯性，21世纪前20年将可能形成新一轮出生人口数量的小高峰，同时这个小高峰将与“双独二孩”生育高峰同期而至。这一生育波动的峰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80年代后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选择。
2）研究重点和方法
以独生子女家庭户作为调查对象，研究在“一孩政策和双独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独生子女尤其是“双独家庭”在生育孩子数量、生育规划偏好和生育时间等方面的意愿，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因素，生育意愿和行为选择对北京市未来人口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和问题。
本次调查对象是有北京城市户口的20岁至34岁独生子女和共同居住的父母，聘请专业调查公司对对象进行入户问卷访谈调查，时间为2006年8月至11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 608份。
3）主要调查结果
（1）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
理想子女仍以一孩为主，意愿生二孩者仅占1/4；不存在男孩偏好。
（2）“双独”家庭的生育意愿
“双独”政策适用群体没有显示明显的二孩生育意愿；对二孩生育间隔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3）影响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因素
经济负担成为生育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生育行为上显示了更强的主体意识。
（4）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愿望
父母希望儿女生育二孩的比例明显上升；不存在男孩偏好，呈现一定程度的女孩偏好。
4）基本判断与对策建议
（1）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有所上升，但仍保持较低水平的生育选择。
据调查推测，北京市“双独”政策的实施以及“双独”家庭的增长不会导致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上升，虽然人口结构导致的小高峰和“双独”家庭生育二孩存在叠加效应，未来10余年北京市户籍出生人口将有所回升，但上升幅度有限，生育水平变动不会超过2002年调查所做的预测和推断，总和生育率仍将保持在低生育水平。
（2）“双独”家庭二孩生育对缓解北京市老龄化具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已持续近20年，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型社会，目前老年人口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据北京未来50年人口变动趋势预测的研究，即使未来几十年北京保持300万～400万流动人口规模也无法缓解首都人口快速、严重老化的严峻趋势。
经预测研究显示，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若提高0.2，在未来几十年可以降低老龄化水平约两个百分点。“双独”政策的实施不会导致北京人口出生率大幅上升，从长远看对缓解人口老龄化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使“双独”家庭充分了解“双独”生育政策对于缓解人口结构老化的意义，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3）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在妇幼保健机构、幼儿园、小学等公共设施的配置上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应将人口变动的趋势以有效的形式告知公众，并采取奖励政策使公众适应调整生育计划，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4）对郊区县进行计划生育意愿补偿调查，建立生育意愿跟踪研究机制。
17.4 东北振兴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老工业基地与人民生活的发展。继西部大开发之后，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这不仅为东北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而且是在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东西互动的重大举措。
图17-9 东北地区示意图
源自：郐艳丽，2006.
17.4.1 东北地区概况
1）自然条件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即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土地总面积约为124km2，人口为1.19亿（见图17-9）。
东北地区是片富饶辽阔的大地，山环水绕，沃野千里。东北大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拥有全国最多的可垦荒地资源。东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海域和海域资源以及浩瀚的“林海”，还有最好的草原。东北还有种类繁多的珍稀野生动植物，特产资源极其丰富。东北地区矿产资源也较丰富，主要矿种齐全，其中主要矿产有铁、锰、铜、钼、金以及稀有元素等，非金属有煤、石油、油页岩、石墨、石棉等。这些资源在全国都有重要地位。
2）工农业基础和历史贡献
钢铁工业是东北工业的基础。以鞍钢、本钢为主，东北地区建起了包括大连钢厂、抚顺钢厂等在内的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机械制造工业是东北工业体系的核心。以沈阳、齐齐哈尔为主，形成机床、重型机械生产基地，以长春、大连为中心形成机械制造中心，能生产汽车、内燃机车、船舶、拖拉机等。东北地区利用资源优势，建立了能源生产基地和化工工业基地。
东北有我国最大的林区和最好的草原，也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东北是中国工业的摇篮和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代主导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国家投资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中，有54项安排在东北三省，使东北成为我国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设备和原材料生产尤为突出。东北的原油产量占全国的2/5，木材产量占1/2，汽车产量占1/4，造船产量占1/3。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体系形成的象征，是新中国工业人才的摇篮，东北曾为全国作出过重大历史性贡献。
17.4.2 东北地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王济林（2005）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存在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1）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出现相对衰退现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由于改革开放严重滞后，国有企业缺乏活力，而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地区经济增长不景气，甚至出现相对衰退的迹象，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市场份额急剧减少。在1981年至2001年间，东北地区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仅有7.6%（按当年价计算），而沿海新兴工业区（粤、闽、苏、浙、鲁）为14.8%。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2）国有企业比重高，职工下岗和就业问题突出（1）国企比重高，产权结构单一。2003年，国企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为67.5%。（2）垄断性和基础性行业比重高，赢利能力低，对资源的依赖性大，产业转型难度大。（3）国企效益较差，资产负债率高。辽宁省地方国企1 507户中，资不抵债的企业有308户，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35%。
（4）国企包袱沉重。一是办社会机构7 183个，职工49.1万人，企业补助支出153亿元。二是办“大集体”多，且大多为亏损企业。
（5）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率增加，就业压力大。由于国企机制不活、人浮于事、技术和设备老化等原因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竞争力不足、大批职工下岗。辽宁省国有、集体企业离岗职工达150万人，阜新市2002年下岗失业人员15.2万人，占市区人口的20%。
3）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缺乏接替产业，亟待产业转型
东北地区拥有一批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一方面这些城市在经历多年大规模开采后，大都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目前，大庆油田的可采储量只剩下30%，仅有7.45亿t，到2020年年产量只能维持2 000万t。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大都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短，缺乏接替产业。例如，在2002年工业增加值中，大庆市非油产业只占5.9%，伊春、大兴安岭两地非林产业只占1/3。目前这些城市大都面临沉重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就业转移的压力。
4）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比例高，信用等级低，企业融资困难
一是国有企业不良资产比例高。目前辽宁国企不良债务达2 921亿元，其中欠银行1 891亿元，欠政府900亿元，欠职工130亿元。二是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高。企业恶意逃避债务现象严重，加上体制和政策等方面原因，导致近年来东北地区的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呆坏账比例较高，金融风险加大。这样就严重影响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
17.4.3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问题
（1）天然林资源长期过度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原始森林持续大量采伐使大小兴安岭森林锐减。林业用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 111万hm2减少到20世纪末的6 710万hm2。森林长期过度采伐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湿地面积萎缩，这些潜在的生态危机已逐步显现。
（2）矿产资源开采引起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东北资源的开发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经历的是重生产轻生活、重产业轻城市、重经济轻生态的发展轨迹。长期累积形成的环境问题比较突出。抚顺、阜新、本溪、沈北等城市的煤田开采区造成地面沉陷90余处，总面积258km2。资源开采产生大量矸石、垃圾，其堆放造成土地占用和地表生态破坏也非常突出。
（3）城市地区存在多种生态问题，如水、大气、固体废物污染以及郊区农业发展引起的点、面源污染。铁岭、沈阳等城市的河流水质污染严重。辽河水系全河段均为V类水质，属重度污染，失去利用价值。矿区土地复垦比例低，需引起重视。
（4）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20世纪以来大规模农业开发，使土地退化严重，黑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近40年来，松辽平原荒漠化每年以1.4%的速度发展。盐碱化土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19%。三江平原经多次大规模开发，垦殖率由7%增至2003年的39%，湿地面积减少72%，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壤肥力下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东北西部水土流失也较严重。
（5）草原生态退化严重。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草地退化面积在40%～80%之间，近年来退化趋势不但未能得到遏制，而且还在迅速恶化。“重治轻管”是草地退化无法得到遏制的原因之一。
17.4.4 “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在“振兴东北”的国策出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半年之内曾两度到辽宁做调查研究，除夕之夜，他到辽宁阜新一煤矿矿井下和工人一起过年。当温家宝第二次到辽宁考察时，其经济意义已经凸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发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目标、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
1）成效
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东北振兴的政策，东北地区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大动作推动振兴，既显现出当期效应，又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经济步入快车道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与全国的差距逐步缩小。2005年，辽、吉、黑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12.3%、12.0%、11.6%，比2003年分别加快0.8、1.8和1.4个百分点。2006年前3季度三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13.0%、13.7%和11.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粮食产量连创新高。2005年，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达1 586亿斤，在2004年大丰收基础上增产38亿斤，创历史新高。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显著。2004年、2005年，东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33.5%和39.3%，比全国平均高5.9和12.1个百分点。
四是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5年，辽、吉、黑三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2.8%、10.8%、10.7%，比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增长率（9.6%）高3.2、1.2和1.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也分别高于全国水平。
（2）内在活力得到激发
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很大，仅2005年，辽宁国有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造达60%以上，2005年东北地区国企比2003年年底减少近500户，资产总额增加1 500亿元。2005年9月，鞍钢与本钢成为联合重组，具备年产钢2 000万t、销售收入1 000亿元的水平。在国企发展壮大的同时，民营经济也在迅速崛起，修正药业、忠旺铝材等一批在全国著名的民企成为经济生力军。
（3）对外开放取得突破
2005年东北三省实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7亿美元，在2004年增长51%的基础上又增长89%。截至2005年末，共有17家外资银行在沈阳和大连设立了分行、代表处。
（4）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同步发展
辽宁省出台“五点一线”沿海重点发展战略，沈北新区正式成立，铸就了东北中心城市的桥头堡。黑龙江省创立了包括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以及安达、肇东市的哈大齐工业走廊。东北三省出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县域经济得到突破性发展。
2）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衡量东北地区的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
（1）依据资源基础所形成的传统产业优势与本地资源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建设“重要原材料基地”的战略受资源不足的制约，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资源枯竭、接续产业基础薄弱、就业问题交织体现在资源型城市以及某些工业城市中。
（2）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目前存在的偏重型产业体系在结构转型、规模扩张、技术升级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企业发展的社会负担和体制障碍突出；新兴产业能力不强。主导行业发生一些变化，仍未摆脱对以原材料为主的传统产业的依赖；装备工业有一定优势，但并不突出。东三省主导产业竞争力排名在国内多在10位以后，国际竞争力更弱。
（3）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能力不强。虽然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但是城市经济竞争力不高，即使辽中南地区，其经济实力、国际化等方面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4）虽然农业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强，但基础不稳，产业化发展缓慢，现代农业体系还未形成，农业与工业发展的相互支撑关系还不强。
（5）局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恢复与治理的任务较重。
17.4.5 东北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目标、原则和对策
1）目标和基本思路
王洛林（2005）认为，对于东北资源型城市来说，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调整改造和产业转型，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逐步建成产业适度多元化、市场竞争力较强、人居环境良好的新型产业基地。当前，重点是以扩大就业和提高竞争力为核心，大力发展接续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走适度多元化的道路。
总体上讲，当前资源型城市实现产业转型的基本思路是：①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再工业化，而不能单纯把转型的重点放在农业和第三产业方面。②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接续产业，处理好资源性产业和非资源性产业的关系，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③以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核心，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现高起点产业转型。④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应遵循凝聚区域优势、外引内联的原则，利用产业集群理论择优发展。对于资源枯竭城市应实施“再开发”战略，既改造传统产业，又开辟新的产业；对资源未枯竭城市应以资源产业链的延长为重点，同时培育其他产业。⑤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为此，在产业配套、管理、科技创新、人才、就业培训和对外开放等方面，东北资源型城市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配合，以便为实现产业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2）对策
（1）产业转型的相关政策法规。产业转型应实施分类调控和差异性“反哺”机制的政策；鼓励发展接续产业，扶持并促进非资源性中外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已进入衰竭期的城市，考虑设立衰老报废矿山转产和技改基金，提高单一资源型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比例；对仍可较长时期持续开发的城市，从中央财政提留一定比例给资源型城市，专项用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制定《矿地复垦法》和《资源枯竭型企业关闭条例》等法规条例。
（2）发挥产业政策的援助功能。①运用适度的产业援助政策，为传统产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②改善投资环境，放松市场准入，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③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重视对新型中小企业的扶持作用。④高度重视企业在发展接续产业中的作用。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资源型城市减轻“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
（3）建立稳定、规范的财政转移机制。国家应重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对资源型城市的财政援助。①建立透明和可监督的财政转移机制，多渠道筹集产业转型资金。②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政府应以理顺煤炭价格为突破口，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让市场价格能真实反映供求关系和生产成本，让资源型产业有自我“回哺”的能力。③国家应加大资金投入，解决资源型城市包括地面沉降、固体废弃物堆放、水资源的污染等在内的特殊生态治理难题。
（4）加强勘探工作和资源的深部开发，寻找新的资源开采地，延长矿山的服务期限。
（5）建立国家对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支持体系。这一支持体系包括：用高新技术培育接续产业，建立一批有特色的工程技术中心，建立资源型城市科技创新制度，开展城市产业转型科技服务计划，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加大科技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力度。
17.4.6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定位：阜新经验剖析
全国有50多座资源型城市正在或即将面临资源枯竭问题。2001年煤炭城市辽宁省阜新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一家“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
张玉杰（2007）提出，阜新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可采煤炭的减少，整个城市面临“矿竭城衰”的局面。煤炭减少到可采量3.3亿t，10年后主体矿井将全部结束生命。阜新已成为辽宁省最困难地区，是全省唯一受补贴城市。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142亿元，是全省唯一未超过200亿元的市。人均生产总值7 803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平在全省最低。现有地方工业几乎都是中小企业，2005年人均财政收入不到22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全省平均水平还差2 500多元。贫困人口发生率全省最高。城镇低保人口占市区人口23%，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21%，下岗职工持续增多，2000年为15.6万人，2005年上升到17.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6.6%。
1）阜新市产业转型定位的选择（孟韬，2008）
（1）转型条件
首先，从产业基础看，阜新的重工业基础雄厚，很早就是煤电生产基地，国家“一五”时期，就有4个能源重点项目安排在阜新。一些“非煤产业”也都依附煤炭行业，如机械加工、矿建、电力、建材等，煤炭资源的衰竭使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制约。
其次，从区位条件看，阜新东临省会沈阳，南靠渤海，北接内蒙古，西与锦州港、京津相连。阜新铁路线可直达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等地。高等级公路至沈阳170km、至锦州148km。
再者，从自然条件看，阜新属大陆性气候，为半干旱地区，降水较少，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从1999年开始连续5年持续干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阜新现有耕地564万亩，草地面积106万亩，正常年份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约为15亿kg，农业劳动力年人均粮食产量为3 125kg。阜新的风力资源丰富，畜牧业发展条件也较好。
（2）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的选择
阜新市政府认识到：仅依靠国家投资与政策不能解决阜新的困难，必须树立起新的主导产业，实施产业转型。阜新市在确定产业转型定位时优先考虑了扩大就业的原则，把发展现代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主导替代产业。同时，也围绕着煤的深加工、煤的共生与伴生资源的开采利用来发展接续产业。
阜新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农业园区经济效益下降甚至关闭，许多园区内经营农业的失业矿工离开园区。这存在多种原因：一是失业矿工缺乏种植养殖技能，二是缺乏销售经纪人或中介组织，三是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影响农产品销售，四是阜新严重缺水，限制一些作物种植，也造成种植成本提高。从2004年起，当地产业转型已调整到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不再提现代农业。市政府将2006年定为阜新的“工业年”，重新提出“工业立市”的口号。
另一方面，在接续产业方面，有三个方向：
①向上游延伸，经营与煤共生、伴生的资源，使现有的资源价值得以充分利用，实现煤层气产业化、矿井水产业化。
②向下游延伸，加大对煤焦化、气化、液化的深加工，发展煤电、煤化工和煤矸石的利用。
③异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阜新矿业集团正在内蒙古银花煤田建设煤电一体化项目，总投资108亿元。该集团也积极寻求在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开矿、办矿。
2）以实现再就业稳定经济转型
2005年以来，阜新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包户等措施，积极援助“零就业家庭”的成员就业，使4.2万各成员走上就业岗位。根据实际条件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并对下岗职工子女免费培训，使他们就业、摆脱困境。全市形成市、县、街道和乡镇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加强社保和救助体系建设，21万退休职工养老标准有所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基本完成。处在“低保线”以下的城镇困难居民享受到了最低生活保 障，实现了应保尽保，使困难群众得到了有效救 助。
17.4.7 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要点
金凤君等（2006）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中部区域生态与环境建设重点应突出辽中等城市化地区环境的综合治理，松辽平原农业的面源污染治理与土地退化防治。
①统筹规划，对松、辽流域污染进行综合治理。
②多途径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继续控制城市工业废水达标排放，加强城市内河水污染的治理力度；控制煤烟型污染，增加废气治理设施，提高城市清洁能源的比例；禁止在城市近郊新建严重污染大气的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逐步提高并执行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③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区通过营造农田防护林来防止水土流失，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郊县实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业污染控制和重点区域治理，建立绿色食品原料、加工基地。
（2）东部—北部区域重点是森林生态的保护、资源型城市生态的治理和三江平原湿地的保护。
①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作，进行森林生态建设。大兴安岭区北段、小兴安岭地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物种资源、抚育森林资源是今后生态系统资源开发和利用工作的重点。
②加强三江平原的保护。首先考虑湿地保护，建议国家调整区域开发政策，加大保护力度。其次，低山丘陵应以森林抚育更新为主，禁止农垦，岗坡平缓地和平地可以农垦和相应发展畜牧业，营造农田防护林，实现绿色农业。
③加强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管理。未来重点应是加强矿区土地的复垦与综合治理。加大对矿山废渣、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处理与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对城市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在有条件的矿区进行农业生态园、生态养殖业、旅游基地等工程建设。
另外，可通过经济发展和转型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是依据资源储量确定合理的资源开发量，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发展相关产业，三是发展完善的配套产业。
（3）西部区域环境建设的重点是遏制草地退化和水土流失。
①加强草地的管理。改变靠天养畜的习惯，调整畜草关系，强调人工草场和饲料基地的建设，防止草原进一步沙化，完善防护林，适当退耕还草，这些都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②对辽河流域水土流失进行治理。
17.4.8 辽宁阜新以城市全面发展体现经济转型
（1）表现在生态环境建设上，积极贯彻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实施“三北四期”造林、绿色通道、防沙治林、农田林网、矿区绿化、村屯绿化等一系列工程。“十五”期间植树造林的面积相当于“九五”前全市全部有林地面积，其中退耕还林70万亩，森林覆盖率比2000年提高8.3个百分点。
（2）表现在城市环境建设上，2000年以来，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2亿元，88条城市街道得到改造；建设了广场、游园等一批改善城市面貌的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投入使用，投资1.2亿元治理细河城市段。
（3）表现在群众生活环境建设上，2002年以来，投资11.8亿元治理采煤沉陷区，新建5个楼房小区和5个平房小区，总建筑面积达92.9万m2，18 333户采煤沉陷区居民得到搬迁安置。全市221万m2棚户区已全部完成拆除任务，累计开工建设回迁楼272万m2，已有8 300多户棚户区居民喜迁新居，近4万户居民得到搬迁安置。
（4）表现在矿区环境建设上，完成了矿区绿化5万亩，启动了海州矿排土场和西排土场复垦项目等矿区矸石山复垦治理工程。治理后的海州矿15km2排土场已成为阜新绿色屏障，启动了海州露天矿综合治理工程，露天矿大坑开发被国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矿山公园规划（张玉杰，2007）。
17.5 中国四大板块经济生态发展态势的比较分析
17.5.1 中国四大板块区域的科学发展状况和对策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的基本内容
区域科学发展指数，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任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区域经济实际，充分考虑数据的直观性、准确性、可比性和连续性，于2000年开发设计的、全面评价一年之内各地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一套定量工具。
2008年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适当调整，它包括四个分指数和一个总指数。
四个分指数分别是：
（1）经济增长指数具体考查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人均GDP水平指数、税收占GDP比重指数。
（2）环境友好指数具体考查两方面内容，即经济增长消耗了多少能源、水，占用了多少土地，即单位GDP的资源消耗（物耗指数）；经济增长排放了多少污染物，包括水、大气和固体废物污染，即单位GDP的污染排放（污染指数）。
（3）协调发展指数包括五方面内容，即居民收入和GDP协调指数、公共服务支出指数、社会保障指数、就业增长指数、收入分配指数。
（4）潜力增长指数也有五方面的内容，即：科学创新指数、物质资本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占比例指数、基础设施指数、劳动力素质指数。
2）四大区域板块的科学发展状况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
总指数及四个分指数参见表17-15。
表17-15 四大板块的区域科学发展指数（2006年）
注：①由于各指数均由下一层指数标准化后加权而成，不同指数之间无法做绝对意义上的对比（如东部的环境友好指数高于经济增长指数，并不表明东部环境友好状况好于经济增长状况）。
②全国与四大板块的数据皆由单个省份的数据算术平均而得。
从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看，东部地区得分最高，达到6.18，东北地区次之，为4.31，中部地区排第三，得分为3.95，西部地区最低，为3.44。
从各板块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他区域相比，在经济增长、环境友好和潜力增进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在协调发展指数上，东部地区的得分落后于东北和中部地区，说明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要更为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
（2）区域科学发展分指数
①经济增长指数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结果参见表17-16。
表17-16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2006年）
从上表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三个分指数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三个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除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两个指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就2006年经济增长指标看，东部地区优势十分明显，而东北、中部及西部地区都面临进一步提高速度和质量的重任。
②环境友好指数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结果参见表17-17。
表17-17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2006年）
表17-15～表17-17均源自：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2008.
与经济增长指数的结果类似，2006年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程度方面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东北、中部和西部的环境友好指数大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指数得分均为最低，表明西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控制污染排放的工作尤为紧迫。
③协调发展指数
与前两个指数不同，四大板块在协调发展指数方面得分相差并不大，而且位次高低也与前两个指数有很大不同。得分最高的是东北地区，然后依次是中部、东部和西部。就具体情况看，东北地区在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这两个方面得分都是最高的，但就业增长指数表现不佳。而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在居民收入和GDP协调、公共服务支出和就业增长方面做得较好。总体而言，四个区域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互有长短，需进一步改进各自的短处。
④潜力增进指数
东部地区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科技创新、固定资本投资中的外资占比和劳动力素质三个指标得分都是最高的，而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指数和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指数分别领先。从总体看，东部地区在无形资产上的经济潜力优势明显，而其他三个地区除了需继续在有形物质资本上进行投入外，更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3）结论和启示
（1）近年来，各地区在依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更为重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十一五”规划中的约束性指标，“节能减排”开始逐渐发挥效力，各地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2）2006年，东部地区继续保持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整体优势，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方面的提高尤为明显。由于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改善，东北地区的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得分排名有所上升，而中部地区在环境友好指数和潜力增进指数排名的下降导致其总指数排名的下降。西部地区的潜能增进指数在2006年有明显改善，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方面依然排在最后。
（3）尽管东部省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整体上保持领先，然而具体而言，四大板块乃至每个省份在实现五个统筹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互有长短（例如东部总指数得分第一，但协调发展方面排名落后。西部总指数得分最低，但潜力增进方面排名在前），说明各地区需进一步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7.5.2 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评价
以刘晓越为课题负责人的“我国经济结构探析”课题组（2008）介绍了有关学者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要素产出效益、经济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贡献、综合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增长五个方面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他们在以上基础上提出了以创新指数、效率指数、结构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作为四个分指数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
（1）对全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测算。全国是作为一个地区直接将原始数据带入测算的，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数据是相应省份测算结果的平均值，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8。
表17-18 2004年分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结果 （单位：%）
源自：刘晓越，2008.
从总指数的构成看，全国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38.73%、51.99%、44.82%和33.73%。四项分指数比较而言，效率指数最高，其次是结构指数，节能治污指数最低。可见，我国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方面任务艰巨，在自主创新方面也是任重道远。
分区域看，创新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小，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地区相差12个百分点。节能治污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大，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相差29个百分点。效率指数最低的是中部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30个百分点。结构指数最低的是东北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17个百分点。
（2）观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总指数及其构成，可以了解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状的特征和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①东部地区优势明显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总指数为53.15%，其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44.84%、66.00%、54.25%和50.36%，全部指数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各地区，其优势主要表现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这一组数据说明，东部地区注重营造竞争与创新的新氛围，逐步调整了经济结构，形成了比较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并且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上也下了不少工夫。
②其他地区也各具优势
中部地区的创新和结构指数仅低于东部，列第二位，西部地区在环境和结构方面显露出其未来的发展潜力。东北地区的效率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仅次于东部，列第二，即使是西部的分项指数也不全是最低，在效率方面还略好于中部地区。
③我国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全国总体水平看，创新、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在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方面需加倍努力；中部地区在提高效率上要大做文章；东北地区在调整结构方面还需逐步推进；东部地区在自主创新方面还应迈出更大步伐。
④中、西部地区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缩小发展差距
中、西部经济增长方式评价指数在33%左右，与东部相差20个百分点，说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还将持续较长时间，究其原因，主要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与东部差距较大。关键问题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节能、降耗、治污方面大做文章。
⑤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要走特色之路
东北地区除在效率方面表现还可以外，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平平，其工业化过程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与中、西部相比，在矿产资源方面也没有优势。因此，东北在工业化进程中，要寻找、分析本地区的优势和弱点，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竞争力，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测算和分析可以认为，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经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其他地区仍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所以在我国实现经济方式转变任重而道远。
17.5.3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由于碳排放带来的温室效应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谭丹、黄贤金（2008）进行了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研究。
1）我国三大地区的划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2个省（区、市）。
2）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测算数据的来源及结果
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数据汇编》、《中国能源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5）上的能源消耗数据测算我国三大地区近20年来碳排放量，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9所示：
表17-19 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情况 （单位：万t）
源自：谭丹、黄贤金，2008.
从表17-19数据可以发现，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总量差异比较明显，从东部地区开始向中部、西部地区不断减少，并且东部地区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几乎占全国碳排放量的一半。
从时间层面看，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量呈现相同的规律，即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东部年均增长率为7.29%，中部为5.23%，西部为6.54%。增长速度东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此外，三大地区碳排放呈现明显的三阶段性特征：1986年至1994年为较快增长阶段，此段时间里，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95年至2000年为平稳增长阶段，这六年间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增长波动不大，特别是中、西部，其年均增长率仅为0.7%、0.4%；2001年至2005年为快速增长阶段，东、中、西部年均增长率达14.1%、12.82%、14.52%。
3）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1）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关联度分析，是对一个发展变化着的系统进行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就是对各时间序列几何关系的比较。依据空间理论这一数学基础，按规范性、对称性、整体性和接近性这四条原则再作平均处理，得到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反映了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的关联程度，用于表征序列间的相似度。这里根据研究需要，计算序列的灰色相对关联度。
（2）数据来源及测算结果
下面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数据为前述有关资料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及上述方法测算的碳排放量。
运用上述方法测算了我国三大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关联系数，东部地区为0.59，中部地区为0.55，西部地区为0.57。
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有着重要影响。它们之间关联度较高，三大地区的关联系数都超过0.5，并且不同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的影响大小不同，这说明随着时间的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有较大的趋同性，东部地区的趋同性最大。
4）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对比研究
单位GDP碳排放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力量程度。从理论上来说，单位GDP碳排放量越小越好。因为它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同数量GDP的增加带来的碳排放的增量越少，从侧面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水平。
根据上述计算的碳排放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计算了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见图17-10）。
图17-10 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谭丹、黄贤金，2008）
从图17-10可以看出，在单位GDP碳排放数值上，东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大，这说明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性最好。在单位GDP碳排放量的递减速度上，中部地区最快，年均递减速度为9.8%，东部地区第二，年均递减速度为9.2%，西部地区最慢，年均递减速度为8.4%。这说明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最好，随着经济发展，单位GDP增量带来的碳排放增量越小。
5）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的特征，从以下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1）东部地区侧重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运用新兴技术进行传统产业改造，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同时，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降低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切实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2）中部地区注重加快提供经济发展的聚集水平，并通过循环经济方式，实现聚集区内产业之间的生产链接，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区域产业的竞争能力，而且也将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水平。
（3）西部地区需要在恢复生态、加强低碳能力建设的同时着重适度引导城市经济发展，并不断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能源利用和水资源占用水平。
17.6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17.6.1 非均衡式协调发展
权衡（2007）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实施非均衡战略向非均衡式协调战略转变、在全面发展过程中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导向。
1）中国区域发展非均衡的必然性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域差异显著的大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在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对外联系、文化素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在四个板块中投入相同数量的资金，必将产生效率和效益的显著差异。再说按市场经济规律，高级生产要素也会向优势区位聚集。东部沿海地区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要素体制创新的前沿，必须率先创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区域经济新模式，这就决定了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且，存在区域差距是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共同现象。
2）在相对均衡中寻求互动与协调
在认可区域间差异以及采取措施不断促进区域相对均衡发展的同时，关键在于寻求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的相对均衡度。
这种互动与协调主要是指在充分尊重劳动地域分工和经济水平梯度层次分布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在合作竞争中，构筑良好的竞争秩序，共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要建立和健全区域之间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横向协调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打破行政分割，加强区域间的差异性政策、制度的协商，消除生产要素跨界自由流动和重组优化配置的行政障碍，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效益。
17.6.2 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提出如下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1）增加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入，建立新型的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2）在长期建设国债停发之后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或采取其他政策措施，支持西部地区发展。
（3）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继续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进行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为推动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转型创造宽松的社会条件。
（4）制定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5）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和产品及要素的空间转移创造前提和条件。
（6）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减弱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机制，规范各地优惠政策的出台，实现资源要素价格的真正市场化。
（7）重新审视业已制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8）注意大企业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9）以合理区划为基础，制定空间开发规划。原则上，可以考虑在原有东、中、西划分的基础上，对东、中、西内部再进行细分，也可以按功能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成鼓励发展区、限制发展区、禁止发展区。
在合理划分的基础上，可考虑制定全国范围内和特定区域（跨行政区的）空间规划，以协调相关地区的发展规划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17.6.3 实现东、西部有效合作的重要举措
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除大规模的投资以外，还应主要通过寻求东、西部地区之间有效的合作来实现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徐承红（2008）认为政府计划内的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中所占比重会逐年减少，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政策的实施，对减轻地方保护主义和缩小地区差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是市场力量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冲击，二是通过区域合作，核心经济区的市场经济观念等一些无形的理念向边远落后地区输送，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区域合作对于企业融资、知识溢出、技术获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东西部之间有效的合作对于实现东部产业转移，对于技术、资金、人才等向西部的扩散带动效应有积极作用。
内蒙古武川县的适度人口规模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7 中国区域四大板块经济生态态势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对四大区域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进行的完整表述。
17.1 西部大开发和大保护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意图。我国广袤的西部地区不仅具有自然和文化上的独特魅力，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发展潜力巨大。该地区由于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因素的影响，与东部相比，总体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差距还呈拉大趋势。1999年，党中央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大也将“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17.1.1 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
1）区域版图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图17-1），国土面积685万km2，占全国的71.4%。2006年末人口为3.62亿，占全国的28%。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
2）自然特征（吴敬华，2007）
（1）幅员辽阔。未利用的土地较多，草地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水资源年均总量占全国总量的55%～66%，但分布不均。光、热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生物物种独特。
（2）生态系统脆弱。由于资源赋存的自然环境与时空组合相对较差，如受地形地貌、温度、降水等自然因素影响，西北“地多水少”，水资源严重短缺制约着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西南“地少水多”，山高坡陡致使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接近极限。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是一个生态危机区。如果再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就可能使西部生态环境更恶化。
（3）资源丰富。全国约有55%的宜农荒地和73%的草原面积集中在这里。拥有全国83.9%的天然气储量，塔里木等地发现大量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煤炭储量占全国的38.6%。在全国探明的160多种矿产资源里，西部就有130多种，但是它们的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具有组织优势，而且开发条件不佳。水能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江河上游的水能潜力巨大。西南横断山区的森林资源集中，但海拔高，位置偏远，山高谷深，生态功能强，使开发利用严重受限，而且恢复期也较长。
图17-1 中国西部地区行政区划图
源自：刘卫东，2003.
3）经济发展水平
（1）发展水平低。吴敬华（2007）提出历史上西部经济处于长期沉寂状态，由于交通不便和文化传播的滞后，很多地区延续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艰苦。改革开放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区位优势使东部经济迅速增长，而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加之享受政策的优惠少，发展仍然相对落后。1990年至1998年间，全国GDP年均增长11%，西部增长10%，而东部和中部增长14%和11%。1998年是西部投资增速较高的一年，但其投资总量只相当于东部的24.3%、中部的37.4%。
（2）发展差距大。一是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西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为4 159元，分别比东部和中部低7 374元和1 240元。二是农业比重偏大，工业进程滞后。三是基础设施差距大。每百平方公里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5km和6.97km，比东部分别少2.76km和28.5km。四是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方面的差距。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4 302元，比全国低1 153元；人均消费支出3 550元，比全国和东部低782元和1 678元。五是教育、科技、文化方面，1998年，西部人均教育经费投入14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元。
（3）有一定产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西部布局了一批项目，建成一些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集中了一批人才和技术，初步具备生产协作配套的基本条件。
（4）有沿边开放优势。西部地区与周边十几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12 747km。它还是东亚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蒙古、俄罗斯的陆上必经之地，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5）人力成本低。劳动力资源总数达2.28亿人，从业人员有1.83亿，劳动力平均成本只有沿海地区的40%左右。
17.1.2 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突破
1）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的背景
吴敬华（2007）认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的存在和过分扩大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顾全两个大局（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地区发展战略构想。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这个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步伐。为了尽快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并缩小东西差距，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
2）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21世纪头十年，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取得突破性进展，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3）西部大开发的阶段性成果
唐浩（2008）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果。2000年至2004年西部GDP年均增速达10.2%，2005年和2006年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2.7%和13.1%，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1）经济总量和结构取得较大进步
2005年新开工重点工程10项，投资规模1 360亿元，2006年投到西部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债基金比重达41%，中央财政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基金达到1 527亿元，比2005年增加407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三次产业结构出现如表17-1所示的优化趋势。
表17-1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源自：吴敬华，2007.
（2）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能源、特色农产品及加工、特色矿产资源、旅游产业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在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上已占重要位置。如四川省整合发展高新技术、优势资源、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四大优势产业，2006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 904亿元，比2005年增加27%，占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的73.34%。
（3）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为全国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000年至2006年，国家累计支持西部开工建设82项重点工程，投资规模11 514亿元。在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上取得重大进展。西电东送工程，累计开工项目装机容量3 600多万kW，输变电线路13 200km。实施西气东输工程不到三年，于2004年12月全线建成，并实现商业供气。水利设施建设了四川紫坪线、宁夏沙坡头等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累计实现退陡坡耕地还林、荒山荒地造林3亿多亩。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长江上游水污染防治、西部中心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等重点工程进展顺利。许多地方把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同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后续产业发展、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舍饲圈养结合起来，不仅改善生态，有的地方粮食产量还有所增加。
4）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现状
秦成逊（2008）认为西部大开发后，该区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仍然面临投入和产出结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1）高投入、高能耗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走的是“初级生产要素”高投入的粗放型道路，包括了高资本投入、高自然投入和高资源投入。
由表17-2可以看出，从1998年至2005年，西部地区资产形成占地区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而同期的GDP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当。这反映了国家对西部投资力度的加大，也意味着同样的产出水平，走的是高资本投入的投资推动型发展道路。
表17-2 西部地区和全国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比较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1998—2006）.
由表17-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耗水平，特别是贵州、宁夏和内蒙古的能源消耗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先进地区的水平，经济发展走的是高能耗的道路。
表17-3 2005年西部各省同先进省市的能源比较
续表17-3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2006）.
（2）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
一方面，省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城乡发展不平衡，省会城市往往是全省经济的增长极，造成“极化效应”。另一方面，省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经济资源更多地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也造成了西部各省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省际（区域）收入“极化效应”。从表17-4可以看出，西部各省（除了内蒙古）的省际极化值普遍低于1，说明西部大部分省份的人均GDP水平大约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60%。
表17-4 2006年西部地区各省的收入极化程度比较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全省及省会城市2006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资源、环境的非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一方面，资源面临枯竭。当前面临资源枯竭，单一的产业（铜业）出现衰退，城市整体经济陷入困境。2004年6月，昆明东川区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高达40%。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遭受重大破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
（4）产业发展与国际产业对接度低
唐浩（2008）认为西部深加工能力不足，参与国际产业配套协作不多，即使参与也几乎处在产业链条的低端。这是由于西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导致的。西部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制约，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影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观念落后、资金短缺、生态脆弱、人才不足、企业主体地位弱、基础设施落后等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5）交通基础设施有待优化
目前存在“两低、两差、两不足”的突出问题。“两低”：一是通达水平低，二是路网密度低；“两差”：一是出海条件差，二是道路等级、质量差；“两不足”：一是建设资金不足，二是自身发展能力不足。截至2005年底，西部仅有高速公路10 530km，占全国的25.7%，与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71.5%极不相称。
（6）西部发展支撑乏力
西部人才、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在各项指标中，教育公用经费差距最大。人才不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片面重视引进人才，但对本地人才重视不够。卫生事业发展的差距也很大，北京和上海农村饮用自来水覆盖率已达97.8%以上，而西藏只有11.9%，四川、宁夏均在40%以下。全国平均预期寿命最低的8个省份全部在西部地区，其中最低的省区人口预期寿命还不到60岁。西部社会保障体系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制度不完善、运行和管理有许多不规范、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并存在较大缺口。国家基本保障仍然在不少省市“单干”，亟须加快多层次的社保体系建设。农民不在社保体系全面覆盖之列。
（7）人文制度方面。周德翼（2003）认为西部的“科技力量与产业”优势基本上是依托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旧有的政府体制和企业体制，它们已被公认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并在改革开放中受到打击和削弱。但是这些落后的体制借“西部开发”之概念，又获得新的“氧气”和血液，得以延续下去。西部开发以政府行为为主，而内地政府体制比较封闭落后，上下级信息不对称，又缺乏社会约束，暗箱操作，易滋生腐败行为。西部开发中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只有依附于政府的团体和社会阶层，才可能从国家的支持中获得“一杯羹”，不利于民间商业力量的发育，这样会延迟进行中的经济与政府体制的改革。
在资源配置上，在财政投入的诱导下，国有经济内在的投资冲动、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以及国有经济与政府之间的体制联系，极易造成投资建设遍地开花、乱铺摊子，形成基于财政支出（而不是区域比较优劣）的产业体系，而一旦财政支出停止，这些产业便失去了生存力，给将来的改革制造新的成本和制度障碍。
5）西部大开发新突破的政策
下面选择周德翼（2003）、唐浩（2008）、秦成逊（2008）等作者和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提出下列的观点。
（1）以人为本和发展教育。西部开发，关键在于“人”而非“地”，没有必要去开发所有土地。西部人要发展必须从荒山沟和带有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的烙印下走出来。接受教育是他们适应外部世界的前提。因此，中央通过远程教育、东西教育互动和教育系统的对外开放来改革教育体制，非常必要。
（2）建立西部的生态型经济构架。西部的生态地位和劣势决定了西部开发重在保护。因此，西部的生态经济体系需有两重特征：生态保护和区域比较优势，它包括生态保护型特色农业、区域旅游居住房地产以及基于当地优势的二、三产业的城市化发展，可使人口适度集中，提高当地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减轻农村土地压力，便于环境的集中治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进步。
（3）实施生态移民。在目前西部生态治理中，一次成功的治理措施就是生态移民，将生态脆弱带的农牧民迁移到生态较好的地区。国家也可将此政策推而广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诱导西部部分人口向中、东部工业带迁移（将当前的农民工潮加以规划），将西部定为国家的生态屏障，既利于保护西部生态，又利于人口适度集中，获得信息交流、市场、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聚集经济，还利于这些人口在开放环境中获得发展。
（4）以“输血”式开发为主转向自我“造血”式发展为主
西部大开发以来，财政性建设资金、国债等输血式开发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提高西部自力更生的能力，强化自我“造血”机制才是西部经济发展的根本。特色优势产业既是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体现，也是形成西部“造血”机制的途径。所以，国家应该调整支持政策体系，利用好西部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资源，延伸产业链；将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内涵由政策倾斜转变为西部地区战略性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特征优势产业的加快发展。
（5）从政府主体推动发展转变到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
西部大开发初期，政府担当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有其必然性，但政府和市场一样会出现失灵，这表现在：政府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低效率；政府组织的缺陷导致其活动偏离预定的公共目标；政府干预导致的负外部性；政府机构增加、预算增加、信息控制难度加大等。以上表明政府不宜长时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
现在西部大开发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环境和自然条件有所改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民营企业大量涌现，西部企业的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在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选择上，实现从政府推动发展转变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既有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能性。
转变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就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加强与企业互动，发挥对企业的引导作用，正确履行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权职，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和改善对企业的服务，真正建设成为服务型的政府。
（6）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创新”
要建立和健全国家的西部地区战略扶持的制度安排机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设立循环经济试验区、特色优势产业园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等，加大针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税收优惠，允许西部合理范围的税收竞争，并通过金融和产业扶持性制度安排和政策鼓励措施，引导和强化创新，充分发挥西部资源的特色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7）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创新”
国外有人认为技术创新有“内部路径依赖”和“外部路径依赖”，而对“内部路径依赖”，可以通过内部的自主创新，在利用好自然资源优势与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蒙牛（乳制品）、云南白药、贵州茅台等企业就是取得成功的代表性企业。它们自身技术上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地方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特色，又通过前后的联系效应惠及了一大批关联企业和农户，也实现了资源优势的产业优势转化，“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17.1.3 西部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何逢标（2007）提出以下问题：
1）西部地区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
何逢标认为，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洪水灾害和水土流失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叠加连锁效应（图17-2）。
图17-2 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何逢标，2007）
（1）各种水问题是由一定状态引起的响应。①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有限的淡水供给与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的水资源需求引起水资源日益短缺；②一定水体有限的环境容量与排污负荷的不断增长的矛盾，引水环境承载能力的下降和水环境的下降；③一定历史时期有限的防洪能力与随机不确定的洪水侵袭引起了洪水灾害的发生；④脆弱的自然生态与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的程度。
（2）因生态环境处于公共领域，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其用水往往被经济社会用水所挤占。塔里木河流域因自然生态用水被挤占而引发的下游大片胡杨林枯死、自然植被大面积衰败即为明证。自然生态系统因无法得到足量的水资源供给，恶化的生态增加了水土流失的可能性。而水土流失又反过来促进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形成一个互相激励的正向加速封闭回路。如果不采取外力使其减缓，就易陷入“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更恶化”的循环圈（图17-2中的“＋”表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水土流失的加剧使降雨后汇流时间缩短、最大洪峰增强、山洪暴发的可能性增大。洪水灾害的发生，不仅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加剧了降水的过程分布不均，增加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难度。
2）西北水问题的应对途径和对策
（1）主要影响因素
自然因素包括淡水资源有限、时空分布不均等，而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用水量增加、自然植被破坏与环境污染等。
（2）可能的应对途径
①针对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可以通过修建水库调蓄洪水；
②对因用水增长过快引起的水资源不安全，需政府从客观上加以引导，如控制人口增长、限定耕地面积等；
③对破坏植被、挤占生态用水造成的水生态不安全，需制定法律和规章，进行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开展水土保持；
④对水环境被污染，则需倡导集约生产，减少污染，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开展污水回收利用。
（3）西北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①转变粗放、外延型的生产模式，转为集约、内涵式模式，将节水和减污作为提高水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主要手段；
②建立阶梯形水价机制，利用经济杠杆约束浪费用水和低效用水；
③基于农业用水占总水量绝大部分，应调整单一的种植结构，从开荒扩耕转向种植结构调整和节水增效；
④界定水权，明确水权主体的责、权、利，保障生态用水。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对投资节水设施、应急生态输水、污水回收利用等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的行为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资助。
17.1.4 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的生态经济分析
王林（2008）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特色资源开发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金沙江上游区域富集水能资源，在此进行水电开发对缓解我国能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将给当地城镇化带来影响，其影响具有两面性。
1）有利影响
将促进人员的大量进入、资金的密集进水、物资的大量加入、信息的大量融入、政府转移支出的增加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等。
2）不利影响
（1）人口增加，可能发生城市综合问题。
（2）对当地旅游业的负面影响。
（3）城镇规模扩大可能加剧人口与自然的矛盾。
（4）建设期前后人口与物流增减的矛盾。
（5）水库建成后，可能加大地震的强度和烈度。
（6）可能引发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
3）缓解不利影响的对策
（1）对建设期与运行期人流、物流等峰谷差异矛盾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出合理的对策。应通过规划与引导来研究基础设施及服务人员的可转移性，使峰谷之差得到调节。
（2）引导城镇规模的扩大，突出城镇的增长极作用。加强城镇交通规划、电力规划、生产规划等，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城镇病。
（3）将相关城镇打造成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中心。采取战略性措施扶植旅游业，走出一条在充分利用天然风光和文物古迹的基础上，以民族风情特色取胜的旅游业发展路子。
（4）加强该地区地震台网建设，对地震进行预测与监控。
（5）加强对自然灾害发生机制的研究以及监控设施的建设。
17.1.5 兰州市环境污染效应与生态城市对策
1）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效应
兰州市位于西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河谷盆地型城市，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地形条件、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建设用地不合理和城市环境建设的间接效应等原因，使得城市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在1998年曾被评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城市环境污染不但对城市吸引外来投资、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且还对市民的身体健康、城市建筑、城郊作物等都带来相当大的危害。如果把这些危害量化成经济损失时，其数值是巨大的。杨永春（2006）运用市场价值法、疾病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环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并参照相应的成果，计算了兰州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从表17-5可以看出，2002年兰州市因城市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亿元，占当年GDP的3.93%。而且由于资料、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实际损失肯定高于上述计算结果。今后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产和资源将进一步增值，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污染，其损失值将进一步加大。根据价格随时间变化的经济规律，全市社会污染的损失将按社会贴现率按复利增长，预测未来8年全市损失值约达28.14亿元，比2002年多出12.94亿元之多（表17-6）。
表17-5 兰州市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值
表17-6 兰州市2003年至2010年城市污染经济损失预测值 （单位：亿元）
表17-5、表17-6源自：杨永春，2006.
2）兰州生态城市建设对策
尚正永（2004）选择了适合评价兰州生态城市建设的模型，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协调度三方面对兰州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价，并对兰州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以下对策：
（1）确立循环经济型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兰州是个河谷城市，大气容量小，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工业污染物。在工业结构已形成且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的情况下，兰州只有选择走循环经济的道路，通过建立生态工业体系，将工业排放的污染物进行二次利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数量，才能有效改善兰州城市环境的质量。
（2）加快南北两山绿化和黄河廊道的建设。
（3）进一步促进兰州城市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对城区现有的石油化工、机械、纺织等工业基地要进行技术改造，向深加工、精加工和开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要加快商业、金融、科技教育、信息、交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要发挥兰州现有区位优势，加快交通设施建设，提高机场、火车站、公路的建设水平，使市内外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更便捷。
（4）提高城乡的生态经济协调能力。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先导，以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但要严格生态门槛）为引力，争取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进入，通过生态经济的扩张达到城乡职能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提高城乡的协调能力。要注重提高城乡的文化品位，体现兰州的丝绸古路、西域文化、黄河文化、多民族文化、自然景观等文化特色，提高生态文化素质，将文化建设融入到生态城市建设中来。
17.1.6 内蒙古武川县的适度人口规模
农牧交错带作为一个生态脆弱区，其人口、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一直是各方面关心的问题。郭永昌（2007）测算了武川县乡城人口转化的进程与规模，从理论与现实角度展示了控制人口、加快转化的必要性。
1）研究区的基本情况
武川县地处农牧交错带的核心部位，位于内蒙古中部、大青山脉北麓，土地总面积4 798km2。2003年末总人口170 974人，全社会从业人员85 848人，在岗职工7 859人，乡村劳动力75 635人。该县是以农牧业为主、工农业共同发展的地区。2003年全县GDP为1.21×109元，比上年增长28.9%，其中第一产业为4.56×108元，比上年增长33.3%；第二产业为4.87×108元，增长32.4%；第三产业为2.72×108元，增长17.0%。
2）未来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
武川县200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9‰，人口机械增长率为-3.1‰，即自然增长的人口几乎被机械减少的人口数所抵消，因此人口呈弱增长状态。在2001年之后人口则出现陡降，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人口迁出所致。与整个县城对应的是政府所在地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都表现出较高水平，自然增长率11.5‰，机械增长率12.8‰，这意味着在人口总量增长幅度较小的情况下，城乡分布发生了变化。另外，武川县主体民族人口只占少数，加之呼和浩特和包头快速的城市化影响，大量的青年人口流出，未来预期人口增长率不会高于当前的人口增长率。即使政策有所放宽，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也不会引起自然增长率的激增。
3）结论
武川县作为农牧交错带阴山北部的丘陵区典型区域，人口增长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按照以区域内基于土地粮食产出的适度人口规模，现时的人口规模是适度的。按照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从经济适度人口的角度来考虑，城乡发展很不平衡，乡村人口增长缓慢，从实现小康生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量测，需要实施乡城转移。但当前武川县城镇人口占极低比例，乡城转移需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根据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时期乡城转移的预测，结果显示，即使到2020年，城镇人口仅占34.4%，仍不能达到小康社会的标准，还需加大力度，促使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快速转移。
17.1.7 西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需求
何强（2007）在对西部30余个小城镇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小城镇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要求，以期为它们选用经济适用技术提供参考。
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加大了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效地促进了西部的发展。但由于筹资渠道单一，又缺乏政策和技术支持，西部污水收集处理、城镇供水和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2004年全国各地区城市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情况如表17-7所示。
表17-7 中国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源自：何强，2007.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西部小城镇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尚未建设。落后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环境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融资水平不高；②自然条件恶劣，建设难度大；③缺乏经济适用技术；④能力建设水平低；⑤市场化机制未建立。
何强针对不同自然环境特征的地区，提出了较为适宜的污水处理技术、垃圾处理技术和城镇供水处理技术。
（1）从污水处理技术来说，对高寒地区应考虑温差和含氧较低的影响。西北干旱地区要考虑污水的回用，可结合当地沙漠地带进行土地处理。西南丘陵地区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形地势。可以用曝气生物滤池、生物接触氧化法、人工湿地等技术。
（2）生物垃圾处理技术：可采用卫生填埋、垃圾堆肥、厌氧发酵等处理技术，同时结合西部的退耕还林、绿化建设与农用堆肥等。
（3）给水处理技术：要考虑水源、水质的不同，根据地形的变化和对供水安全性的要求，可采用常规絮凝技术。
17.2 中部地区的塌陷与崛起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见图17-3），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相互毗邻，土地面积102.70km2，占全国的10.7%；总人口为3.67亿人，占全国的28.1%；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71万亿元，占全国的20.3%。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它为全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在全国位次颓然下滑，不仅落后于东部，其增长速度在全国处于后列，甚至低于西部，呈现出缓慢“塌陷”的趋势。如何尽快改变中部相对滞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实现“中部崛起”是当务之急。
图17-3 中国中部地区示意图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17.2.1 中部的比较优势
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中部有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收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初步建成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中部是我国重要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中心，适宜物流、商贸等服务业的发展。各省城市群或都市圈战略的区域规划为中部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强有力的空间支撑。
2）雄厚的经济基础
除山西以外的其他五省是全国著名的粮棉油生产基地，粮食、棉花和油料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均达到40%左右。这五省还是全国重要的畜牧饲养基地，肉类总产量占全国近1/5。由于中部是我国的粮油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农业加工业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名、特、优农产品的加工已形成一定规模，在全国农产品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中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和传统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煤炭采选，金属、非金属矿采与冶炼，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生产及供应等12个行业占全国比重较大。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制造业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
3）重要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基地
中部矿产资源和能源比较优势明显。煤、铜、钨、铝土、金等储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尤其以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最为著名。如山西的大同和宁武等六大煤田，安徽两大煤田，河南的两大油田，河南的小浪底电站和湖北的三峡，葛洲坝电站。
4）“双低成本”优势
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自然条件较好，基础较为完备，已建成若干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产业基地，对农业、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成本明显低于西部。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成本较低。这种“双低成本”优势和中部地区优势的区位条件相结合而形成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17.2.2 中部塌陷及其原因
1）国家政策的边缘化
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是加速我国区级差距急剧拉大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实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地区差距。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举措。而中部地区却面临政策边缘化的危机（见图17-4），在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格局中的位次正呈现不断后移的尴尬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培育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步丧失。
图17-4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政策边缘化趋势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其次，中部兼具区位和能源两方面的优势，而在中央明确提出梯度发展战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日渐衰退了。这就使中部的水陆交通、农业等基础产业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结出了扶持政策带来的硕果，而中部地区承担了分步改革的成本。另外，在国家把西部地区、东三省作为一个长期的区域战略重点的既定背景下，受资源供给的约束，中央政府不可能给中部更多的政策关照。这就决定了中部地区在发展战略的取向上不该寄希望于中央的倾斜政策。
2）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化
根据1998年到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采用当年价格计算：中部地区的综合水平和发展势头在全国范围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中部与东部地区差额比扩大了六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1999年西部地区投资额达5 421.5亿元，比中部高456.2亿元，这一差距到2004年扩大到1 225.6亿元。从居民收入看，2004年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7 886.5元，比全国平均的低1 535.1元，比西部的也低114.7元。
3）区域问题的突出化
（1）中部六省都是老工业基地和农业大省，由于农业产业本身的局限性等因素，中部地区靠农业发展的出路已越来越窄。
（2）工业结构调整面临两难境地。因大量中西部劳动力无限供应，东部偏轻的产业仍然有较强的竞争力，短期内难以向中部转移。发展高新技术，又因技术基础、人才及市场基础较差，短期内也很难有所突破。
（3）由于中部城市化、市场化水平较低，生产分工取决于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产业技术水平低、经济增长乏力，这些进一步减弱了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4）一些省（如山西等）的矿业和其他产业造成环境污染、土地破坏和能源利用问题较严重，未能引起有关部门或当地领导的重视，或者解决办法不多，防治效果差。
17.2.3 中部崛起的经济生态策略
中部崛起的内容很多，这里主要从经济生态角度，尤其从区位、资源、环境等方面做些分析和建议。
1）利用区位资源，以特制胜
利用特殊的区位优势，研究产业转移的特点，主动创造条件对接，是以特制胜战略的一个主要方面。承接产业梯度转移，除了要充分利用天然的区位优势以外，还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道路交通建设，搞好配套设施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产业转移阻力和商品集散成本，加大定向招商引资的力度，促使外资向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方向流动，促使转移产业与当地的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进行有效结合。
2）对人口经济的评价
（1）人口增长：1952年人口数（除山西）为10 911万，1980年为18 466万，80年代后，人口增速明显减缓。2000年为23 879万。
（2）经济增长：1952年GDP（除山西）为全国的21.2%，1980为13.4%，2000年为14.2%。
3）中部地区的经济支撑和治理分析
（1）环境支撑水平分析
从系统要素分解的角度看，区域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地、生物及其匹配情况。周绍森等（2006）选取了废水排放密度、废气排放密度、固体废物产生密度、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和森林覆盖率这五个指标来描述，分别从水、大气、土地和生物等角度来评价。表17-8反映的是中部地区各种环境支撑水平的五个指标在初期和末期的具体数值。从总体情况看，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环境污染压力增大和环境条件改善同时并存。
表17-8 中部地区环境支撑水平评价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及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①从废水排放密度指标看，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表明这些地区废水排放对环境产生的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由于工业化进程，废水排放密度数值很大。
②从废气排放密度看，不仅呈现加速趋势，而且增长幅度较大，如山西、河南和江西三省，其增长率都在40%以上。
③从固体废物产生密度看，最大的是山西、江西和河南三省，增长幅度最大的也是上述三省。
④从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看，安徽、河南、湖北的使用量最大，而江西、山西和河南的使用量增长幅度较大。
⑤从森林覆盖率看，处于前列的是江西、湖北和湖南，而增长较快的也是这三省。
（2）环境治理能力分析
环境治理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二是环境治理的效果。所以选取环保投入占GDP比重、万元GDP废水排放量、万元GDP废气排放量、万元GDP固体废物产生四个指标来表示。其变化率都列在表17-9中，从表中可看出以下结论：首先，中部地区及各省都加大了环境保护治理的投入，但投入量及其增长幅度差别很大，山西和江西的治理投入占GDP比重增长幅度很大，2005年在中部六省中处于领先地位，而湖北、湖南和安徽的投入增长幅度变化不大。其次，中部及各省对环境治理的效果基本都已显现，尤其是废水治理效果更明显，计算得到考察期间的变化率都出现负值并且变化率较大可说明这个问题。
表17-9 中部地区及各省环境治理能力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3）经济环境协调性分析
实践证明，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环境问题是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环境问题一方面是由不适合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的完全解决，又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能实现（因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需配置一定的资源，即需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为了表达经济与环境的动态协调程度，周绍森等（2006）构建了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即通过“三废”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来表示。其目的就是为了测度中部地区及各省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通过计算，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变动情况如图17-5，五年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平均数如下排列：安徽（83.98）、湖南（71.94）、湖北（70.62）、河南（66.60）、山西（53.95）和江西（22.55）；五年的变异系数依次为江西（1.924）、山西（0.604）、湖南（0.437）、河南（0.281）、安徽（0.177）和湖北（0.141）。从图17-5可以看出，中部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在考察期间都很不稳定，尤其是江西、山西、湖南的变异系数都很大。
图17-5 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度变动（周绍森等，2006）
4）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应该实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循环经济、节约经济、绿色经济。在环境、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2）中部地区不能简单地提出拒绝承接沿海的重工业和重化工转移。沿海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该走的还得走。但要吸取他们在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尽量避免其负面的东西。
（3）统筹利用水资源。就全国水资源战略看，必须在进行本地区水资源布局和供水的规划中考虑外调水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统筹安排。
（4）以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生产，大力推进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高质量的绿色农产品有高的市场占有率，在发展绿色农业的同时应注重绿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5）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其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入手，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同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起来。另外，注意优化产业结构，其中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值得推广。
（6）转变产业结构与供给方式
①加强铁路等输煤通道及网络的建设；
②解决能源供应质量问题，逐步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③重视节能工作，坚持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的深加工度，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5）绿色转型：太原创新发展之路（张兵生，2006）
（1）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需整体推进
太原的资源型产业比重偏大，资源浪费严重，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此类“黑色”经济模式面临生态环境恶化、发展后劲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削弱的局面。现实的选择就是创新发展模型，推进绿色转型。
（2）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战略突破口
简单地说，绿色经济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健康幸福、整体效益最大化的经济。
①第一产业要加快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庄园。主要是培育绿色龙头企业，开展绿色产品认证，建设富有特色的绿色有机经济区。
②第二产业主抓循环经济，构建绿色工业体系。整体上以绿色经济为发展方向，以循环经济为技术模式，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变。
③第三产业全力做大绿色服务业。研究推广绿色服务业的行业标准，构建具有现代化、知识化、生态化特征的服务业新框架。
（3）积极构建强有力的新型推进机制
①系统设置市场准入的绿色门槛。设置绿色规矩，包括各种绿色技术、质量、安全、消耗、环境、程序等规范标准。
②按照生态优先原则，建立刚性化取舍机制。
③建立强有力的奖惩机制。必须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把污染等负外部性纳入企业成本，使之内化为企业必须考虑计算的经济要素。
④坚决执行绿色考核指标体系，将其作为衡量、考核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建设绩效和领导干部政绩的一条硬指标。
6）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综合效益评价和对策
吴国琛、吴人坚等在1998年提出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生态农业为基础、振兴江西的跨世纪工程。为了总结江西开发治理山江湖的经验，增强科学分析能力，有必要建立衡量山江湖工程实施效益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对实施地区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宏观调控机制，并提出调控对策。
（1）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简介
江西省虽具资源优势，但是区域社会经济水平较低，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前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制约经济发展，尤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是其生态环境恶化的集中表现。始于80年代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协调发展与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跨世纪大流域可持续发展工程。它是《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之一。
山江湖是鄱阳湖及入湖五河流域的总称，其面积占江西国土的97.2%。山江湖工程根据“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原则和“立足生态、着眼经济、系统开发、综合治理”的方针，把治山、治水与治穷作为一项大系统工程加以实现。
山江湖工程采取“软硬（科技）兼施、虚实并举、典型引路、系统推进”的实施方法。在科学考察、规划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分区开发治理试验示范工作，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建设了九大类26个基地，辐射出127个推广点。这些典型在全省贫困山区、湖区和条件较好的平原丘陵区均发挥了不同的示范作用。目前，山江湖工程由点到面，在资源合理开发、生态环境治理及扶贫攻坚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2）项目研究方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适合工程实施地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项目和权益。根据这些指标收集了11个年度的德安、泰和、赣县三个县城（代表北部湖区、中部丘陵、南部山区）及江西全省的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以下三个层次的工作：县城、三个县的比较及全省的综合效益评价，并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调控对策。
（3）研究成果
①建立的指标体系采纳了国内外长处，又能与本地状况密切结合。
②进行了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在应用中的比较，增强了科学方法效果。
③在对三个典型县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三个县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充分体现是否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一条实用的评估途径。
④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既从实际出发，又有一定战略高度的宏观调控对策。
（4）调控对策
①工程实施应由典型示范向面上大规模开发治理推进。
②自然资源开发，向深度开发和产业化、集约化经营。
③生态经济系统建设逐渐向城乡并重发展。
④加强信息管理，发展可持续生活信息，拓展非正规教育。
⑤“内聚外引”，成立民间组织，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⑥开展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加强监测评估。
⑦提高造林质量，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⑧保护耕地，防止土地污染的退化。
7）江西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
自我纵向比较，江西旅游业飞速发展，可谓成绩骄人，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仍处于后进之列。即使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相比，江西仍存在较大差距，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落后，综合经济效益较差，成为区域旅游经济的“盆地”（见表17-10）。
表17-10 中部地区六省旅游业发展情况对比
源自：2002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江西现行旅游产业模式主要属于政府主导型，这是由政府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等因素所决定的。
①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积极作用。20余年来，在政府的关爱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促进中获得快速发展。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关注、参与和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体现了政府主导在推进江西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②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由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部门管理的制约和影响，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微观支持和直接管理占主要位置，如旅游建设项目的投资分配和旅游企业的部门所属；政府过多地介入饭店、旅行社等竞争性行业，干预旅游企业的正常经营，对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共领域都投入不足；旅游行业常常政出多门，协调监控不力，影响了江西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要加快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就必须破除传统发展模式这一体制性障碍，建立和完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
（2）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基本架构可以概括为“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①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旅游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运行，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所起的主导作用来实现旅游产业的发展，即使是政府的引导与调整，也必须符合旅游发展规律。
企业是市场的细胞、产业的元素，而真正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微观基础。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增强旅游企业的活力，提高其经济效益与服务质量，有利于提升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②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在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中，政府旅游管理部门的职能应从建设者、开拓者向规范者、服务协调者转变，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加速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对旅游产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法规引导、政策引导、管理引导和资金引导，加强省内外各旅游区的协作与联合，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社会参与是指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各部门、各行业的参与、发展和配合。因为旅游产业关联性很强，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营造出旅游产业持续良性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通过利益结合的经济纽带以形成旅游大发展的社会合力，加上政府的组织协调，使旅游产业发展成为良性循环的社会系统工程。
8）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探析
许振宇等（2008）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剖析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其结构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评价模式，分析区域系统的耦合状态，对于全面掌握湖南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状况、明晰湖南省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图17-6 湖南省区域系统要素演变
根据湖南省统计年鉴（1996—2006）提供的原始数据，各指标按照层次分析等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乘以指标权重，最后求和汇总，得到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要素演变图（图17-6）。
湖南省近11年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5.02度增加到2006年的58.83度（图17-7），年平均增长4.89度。计算可得，从2008年起就进入“过度开发”时期，说明如果不尽快加以政策调整，湖南省以后还将长期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即不注重区域自身能力建设，一味向外出口本区资源产品，以获得货币财富，省内资源与环境将会受到过于严重的掠夺与摧残，省内大量资源将会更快出现短缺和超负荷现象，环境污染将进一步加重，生态破坏会进一步肆虐。
图17-7 湖南省区域系统耦合状态
图17-6、图17-7均源自：许振宇，2008.
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综合支撑能力呈对数型上升，而综合消耗水平呈指数型上升，二者演化速度具有非同步性，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在经济增 长方式仍然非常落后和产业结构未得到有效改善之前，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应该慎重，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出口，必然是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层出不穷。湖南省近些年过于偏重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原因，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味突出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区域综合消耗水平快速增长。2006年区域综合消耗水平是区域综合支撑能力的1.65倍，说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过度开发的程度还不算高，现在正是加以政策调整的时候。如何加快综合支撑能力建设的速度、适当减缓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速度、如何有效提高综合支撑能力与改善综合消耗水平质量，对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来说，已成为重要的课题。
17.2.4 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是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日益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和形象的代表。
1）三大城市群的界定
按照苗长虹关于城市群的界定标准，目前在中部地区已形成三大城市群，分别为武汉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包括武汉、鄂州、黄石等九个城市）；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洛阳为副中心，包括郑州、洛阳、开封等九个省辖市）；长株潭城市群（以长沙为中心，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城市）。
2）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
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见表17-11～表17-14。
表17-11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规模指标状况（2004）
源自：《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2 中部三大城市群主要发展指标占整个中部地区的比重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3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等级结构
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
表17-14 中部三大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湖北统计年鉴2001》、《河南统计年鉴2001》、《湖南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5》、《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部三大城市群中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最好，武汉和中原城市群次之，但是武汉和中原城市群的规模较大，其发展状况对整个中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从全国的范围来说，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水平不高，存在着诸多共性的问题，如工业水平低，城市化进程滞后，中心城市实力弱，城市规模结构不完整，制造业技术含量低，服务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等问题。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三大城市群应结合各自特点，实行差异化的城市群发展战略（陈丙欣等，2007）。
17.2.5 武汉城市圈功能提升研究
湖北省社科院课题组（2007）提出下面的课题。
1）武汉城市圈的定位与主要功能
（1）联系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纽带。武汉城市圈是联系东中西部和世界经济的重要交通枢纽。从东往西的资金、技术和信息流，以及从中西部往东部及海外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和人力资源在此交汇。
（2）中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武汉城市圈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通过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含量、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将成为大陆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高地。第三产业原有基础较好，通过加快发展金融、信息、物流和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中部崛起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在中部地区三大城市群中，武汉城市圈按城镇化水平、城镇密度指数等指标均居首位。按人均GDP、经济和人口密度均处于前列。其特殊的区位、交通、产业与科教等优势决定了其在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点作用。
2）功能提升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1）总体功能不强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面临多方挑战。
（2）基础功能不完善：圈内发展差距较大，经济融合度较低。
①产业结构不合理，聚集不足；
②市场开放程度不够，经济外向度较低；
③城市首位度高，城镇体系存在缺陷；
④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尚未形成。
3）提升武汉城市圈功能的对策与建议
（1）围绕“四个基地，一个枢纽”的目标提升基础功能
①建立全国性农副产品加工基地，提升城市圈的农产品资源优势功能；
②建立全国性先进制造业基地，提升经济辐射功能。
（2）围绕高级服务与管理中心提升品牌功能
①大力发展金融和信息业，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②打造全国性会展中心，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③构建全国性总部中心，提升武汉都市圈的高级管理中心功能。
17.3 东部率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以大幅度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飞速前行，始终保持领先地位。2004年，我国东部沿海10省市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5%。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个国内生产总值过万亿元省份的经济总量之和占全国经济总量的近一半，这组数字充分说明了先行地区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和对共和国的贡献。
17.3.1 东部地区的区域格局
在我国已经形成的区域经济版图中，东部地区是指东部沿海10省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以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省。东部区域土地总面积为91.6万km2（图17-8），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46 3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2005年GDP总量109 924亿元，占全国总数的55.6%；2005年人均GDP达23 768元，为全国人均GDP的1.8倍。东部区域占据了我国18 000km海岸线的80%，沿海港口林立，城市群星罗棋布，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捷，信息流畅，产业发达，市场繁荣，人才济济，先进理念与时尚层出不穷。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三大增长极（深圳、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三大都市圈（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都聚集在东部，而且4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全国经济支柱大省也都在东部。这里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国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撑和科技创新的先导地区。
图17-8 东部诸省范围图（许振宇，2008）
1）自然条件特点
（1）以低山丘陵与平原为主的地表结构
东部10省市地处我国低山丘陵与平原广布的第三级地势面。以宁绍平原为界，南北分属不同的大地构造分区。北部地处黄河、淮河与长江下游，平原广阔连片；江苏、上海和山东的60%面积是平原省市；丘陵、低山分布于鲁中南、胶东及苏浙两省交界处。南部以低山、丘陵与山间盆地为主，间有少数中山；珠江与闽江下游平原面积较广，盆地和谷地中的冲积平原面积较小。
（2）不同类型的季风气候
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我国东部季风气候的基本特征：冬冷夏热，季节分明，雨热同季。同时又有本身的区域特征：首先，自沿海向内陆、大陆性逐渐增强，沿海气温变化较内陆平缓，水分状况优于内陆；其次，本区南北跨度大，季风气候特征的南北差异明显。淮河以北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淮河与南岭之间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的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南岭以南为湿热的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暖，高温多雨，台风影响最频繁。
（3）地带性明显的自然景观
我国东部沿海气候湿润，植被与土壤的南北差别主要受热量的控制，自然景观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纬度地带性。从北向南分布着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热带雨林。
2）自然资源评价
（1）土地资源
①土地资源绝对量和人均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
东部地区土地总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却占全国总量的36%。人均土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5%。
②土地生产力高，土地资源限制因素较少
2000年，沿海六省市（除海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1 29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6.2%；平均产值密度达到617万元/km2，是全国平均水平93.9万元/km2的6.6倍，从综合经济效益看，本区是我国土地生产力最高的地区。
全区土地资源质量普遍较高。以耕地为例，全区耕地等级中一等地和二等地的比例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和3.1%。在全国农林牧土地中，无各种限制性因素的土地面积占农林牧土地总面积的9.8%；本区上海、江苏、山东和浙江一市三省无限制的土地比例增大至22%～94%。
③土地利用率高，但区域差异明显
首先是未利用土地面积小，土地利用系数大。其次是土地垦殖指数高，反映耕地的比重大。
④耕地锐减，后备资源有限，用地趋势严峻
耕地面积以0.5%的年递减率在减少，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工业、交通、城镇和民宅建设增加，二是生产结构调整，部分耕地改种水果和经济林或开挖成鱼塘。在耕地锐减的同时，人口却在迅速增加，其结果是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许多地区出现土地承载力饱和或超载。
（2）水资源
东部地区地处四大江河入海口，水资源较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水污染渐趋严重，部分地区水资源供需状况不容乐观。
①降水丰沛，当地水资源丰富；
②位于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下游，有丰富的客水过境；
③水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地区（鲁西北等）严重缺水；
④水资源地区分布与人口、耕地和经济布局不适应；
⑤用水量增加，水污染严重，局部地区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⑥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高，节约用水潜力较大。
（3）矿产资源
①矿产资源类型齐全，矿种众多；
②重要矿产，尤其是煤炭和金属矿产资源紧缺；
③非金属矿产资源分布广泛，大多储量丰富；
④小矿、贫矿、共生矿多，开采难度大。
（4）海洋资源
①资源种类繁多，包括海港、油气、海滨沙矿、海洋水产、海水化学、浅海、沿海滩涂、海滨旅游等资源；
②资源数量丰富，本区所有海洋资源的数量在全国总量中均占有大部分份额。
（5）旅游资源
①自然景观种类齐全，风景资源多姿多彩；
②人文景观丰富，名胜古迹众多；
③旅游资源质量高，景点组合好。
3）生态环境问题与自然灾害
（1）水土流失
东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从自然因素看，受季风气候影响，干湿季明显，夏半年降水集中，且多暴雨，坡地分布广，容易发生水土流失。从人为因素看，开发历史久远、人口稠密、陡坡开荒种植、过量砍伐森林和放牧、开山取石修路，使表土裸露，稳定性受破坏。
（2）土地石化
土地石化发生于部分山地丘陵地区，由于滥砍、滥伐、滥垦和滥牧造成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致使土层由厚变薄，直至母岩裸露。
（3）土壤盐碱化
土壤盐碱化在内陆和滨海均有分布。内陆盐碱化出现在鲁西南地区，与现代黄河的高河床和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有关。滨海地区只有渤海南岸有一定碱化现象，其他地区都是盐化土壤，由海水的长期浸渍作用形成。
（4）环境污染仍较严重
随着工业、交通等事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必将增加废水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致使环境质量逐步恶化。但是全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尤其在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环境质量的恶化速度有趋缓的势头。由于近几年环保意识的增强、科技的进步、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三废”排放定额的降低、处理能力的提高等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果，使废污水和废气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但是，从全局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的问题仍然是相当严重的，决不能掉以轻心。
（5）自然灾害频繁
东部沿海地区地处海陆交汇地带，生态系统脆弱，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强度大、破坏严重，平均每年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灾害损失的一半左右。
①台风：热带风暴和台风，按习惯统称台风。台风及其伴生、次生的灾害包括狂风、巨浪、暴雨、洪水、滑坡、泥石流等一系列灾害，是沿海地区发生频率高、损失大的灾害类型。据1990年至1994年的资料，热带气候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 054亿元，死亡3 599人。登陆次数最多的是广东省，平均每年2.5次，其次是福建、浙江两省。
②暴雨：受海陆分布和地形影响，沿海地区暴雨多、强度大，往往导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冲垮堤坝，淹没农田，泛滥成灾。年暴雨日数分布自南向北减少，广东省年暴雨日数6～10d，沿海8～10d。东部地区24h最大降水量均在300～400mm以上，广东沿海最高达600mm以上。
17.3.2 东部经济起飞的条件
张建平（2007）认为东部经济起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主要从国际环境、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方面进行分析。
1）国际环境
东部地区的开发、开放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正式起步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处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经历了战后20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波动，1973年暴发了石油危机，这些迫使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技术创新。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表现在使用节能技术和人造材料以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并把高能耗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以上述国际环境为背景，我国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下迅速融入了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和香港地区的制造业向深圳特区和珠江三角洲转移。当时，香港5万多家制造业工厂在深圳、珠三角地区和沿海其他地方建厂，招收内地劳力300多万人，是香港本地制造业劳力的4倍。通过这种“前店后厂”的方式实现了制造业生产基地的转移。
我国东部地区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及产业，发展外向经济，从而实现经济腾飞。
2）地理优势和人文资源条件
我国东部处于太平洋沿岸，具有很好的地理优势。东部地区尤其珠三角地区与经济较为发达的港澳台地区毗邻。同时，东部地区的港口城市如青岛、烟台、上海、广州、厦门等，在历史上就与东亚及世界各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因此，我们说东部地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带，海上交通便利，在经济上具有地理优势。
①基础设施方面，该区东南临海，海上交通便利。公路、铁路建设在历史良好的遗留基础上，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了大的发展，陆路交通条件同样较为优越。其经济发展有着中、西部地区难以比拟的交通条件。
②在人文方面，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优厚待遇、良好的发展前景，都深深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改革开放后人们冲破束缚他们的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等，形成了“孔雀东南飞”的壮观现象。最为典型的是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百万人的大都市。
③在资金方面，东部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内资金和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华人、华侨和海外同胞的作用不容忽视。
17.3.3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综合优势
下面选择权衡（2007）、吴敬华（2007）、张建平（2007）和林凌（1998）的论点加以综述。
1）经济实力雄厚
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已累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重心区。东部地区200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6%，其加权平均增长率为13.9%，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无论是增长率还是GDP份额，东部地区都是全国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也确实为全国发展发挥了较强的先富效应和辐射作用，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了较好的示范性。2006年东部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1.5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2）市场规模巨大
从消费品零售总额看，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尤其是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型的时间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已经或正在形成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人们的市场观念较强，中介机构较多，运作较规范，竞争较有序。
3）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高度密集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出现区域化、一体化的特征，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一体化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态势和模式。
在东部，一大批经济集聚区与产业密集区已形成。钢铁、石化、轻纺、机电等一批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资金、技术密级型产业迅速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已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核心区与产业聚集区，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目前，浙江已形成产值超过亿元的产业集群300多个，其中10亿～50亿元的90多个，50亿～100亿元的14个，企业约13万家，就业人数600万人，总产值占全省60%。
4）走向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时代
东部地区发展模式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就是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迅速推动地区发展融入全球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是表现在进出口贸易快捷增长，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二是积极引进外资，充分运用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劳力流动中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低成本运行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量的88%～90%。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其中90%源于东部地区。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五个省市总额各超过1 000亿美元，广东继续位居首位，超过5 200亿美元。优先发展外资经济，以外促内，不仅可以外资和外贸带动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惯例，从而加快市场化体制改革，并且以大力改善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提高外向型程度，这也是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5）金融活跃发达
东部地区人们金融意识较浓，保险、期货、外汇等金融体系较完善，上市公司较多，企业筹融资渠道较通畅。2005年金融业发展优势尤为突出。证券方面，北京、上海、江苏的股票筹资位居全国前列；全国各类金融资产总额37万亿元，东部聚集60%以上；保险方面，2005年全国保险公司累计保费收入4 925亿元，增长14.2%，东部增长16.4%。
6）创新资源丰厚
人才与技术优势十分明显。东部地区聚集我国绝大部分教育资源，2004年全国1 707所普通高校，设在东部的有759所，占总数的44.46%。最近几年我国高校毛入学率为19%，北京为50%。由于东部地区GDP总量大，形成了相对较充足的研发资金来源，加快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率先实现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7）非公经济突出
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还得益于所有制结构改革起步较早，非公经济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较大。像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非公经济不仅增长速度快，对GDP的贡献率较高，而且已从传统制造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从竞争性行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不少非公企业已发展壮大，注册资本金达1亿以上的已有几百家。由于非公企业产权明晰，投资者、管理者职责分明，能较好利用资源、降低成本、适应市场、提高效益。非公经济没有历史遗留的包袱，没有冗员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具有较大活力和发展潜力，成为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优势。
17.3.4 “十五”时期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回顾
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室（2006）提出下列的回顾总结。
1）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继续提高
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先进的体制、机制以及先发优势，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区的部分行业和领域形成国内的优势地位，已经具备与国际市场竞争高低的实力和话语权。2005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8 999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55.5%，比2000年提高3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3 568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8倍，比2000年提高0.12倍。
2）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整体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特别是分布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园区内的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2005年，东部地区三次产业比例为7.7∶51.6∶40.7，相比2000年，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3个百分点。
3）固定资本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十五”时期，政府投资向中西部倾斜，并引导境内外投资向中西部集中，东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2005年，东部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5 569亿元，占全国52.3%，比2000年下降2.5个百分点，这体现了东部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下降，更多地发挥消费和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4）城乡消费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消费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在全国所占的比重继续提高
2005年，东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6 974亿元，占全国比重为54.4%，比2000年上升2.3个百分点。
5）进出口与利用外资继续占主导地位
“十五”期间随着我国入世后对外开放进程的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领先优势，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增速均占全国的主导地位。2005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达12 782亿元，占全国比重为89.9%，比2000年上升1.8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17.3.5 东部地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济增长中高投入、高消耗与低效益的情况非常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源投入型而非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因此无论资本的投入、资源的消耗以及劳动力的使用等，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粗放型特征。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东部地区过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导致以下后果：土地不足、地价上涨；能源和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水资源消耗严重，环境容量透支；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开始显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随着民间环保意识和权力意识日益觉醒，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矛盾也日益凸显。江浙两省有关环保问题的上访案件已居各类信访案件的前列。星罗棋布式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使污染源分布甚广，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成了难题。由于近年来东部的产业结构开始向污染较重的重工业化转型，统计显示，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石化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9个。这无疑会使东部的环境矛盾更加突出。
2）土地供应不足，制约经济扩张
从2004年开始，国家缩紧了投资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使我国东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供应短缺。如北京市2006年上半年已安排供应土地700hm2，而实际需求量已超过4 000hm2。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效率，山东省制定单位土地的投资强度东部要达200万元/亩以上，西部为120万元/亩以上。土地供应的紧张已严重制约东部区域产业的扩张，一些知名大企业把目光投向中西部。
3）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和政府推动非常明显，强势政府问题仍然存在
东部经济增长有两个特点：
（1）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尤其在东部一些地区，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性较强，消费列于次要地位。这种增长方式使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投资率高，而消费率则相对较低。一方面造成投资增长过快，容易引起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消费率较低，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结果是经济和收入增长较快，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提高，因为收入增加后很大一部分通过储蓄等途径进入投资领域。
（2）与此同时，高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背后因素是政府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强调政府对于增长的干预，动员资源，甚至直接投资经济，尤其是强势干预，有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甚至产生腐败乃至社会不和谐等问题。
4）经济增长的外资依赖性特征非常明显
整个东部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获得“世界加工厂”的美誉，但是必须看到，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资，实际上也会带来负面影响。2008年产生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不少问题。
在国际制造业转移中，产业链和经济链的中低端迁移到了我国，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链也相应转移到我国，而我们需要的转让技术却遭到转让国的谨慎对待或封锁。最终我们有可能会在一味强调引进外资的“热闹”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且我们也可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或所得无几。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外资经济发展产生的富民效应不明显。以沿海城市苏州为例，具有政府推动型和外资高度依赖型经济高增长，产生了高GDP，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原因是他们实施的是“打工经济”，而不是老板经济。另外，还由于依靠政府优惠或税收减免等吸引外资进入，也导致支付土地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代价。
5）先富带后富以及为全国发展提供服务和示范效应都不明显
东部地区应属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先富起来的地区，应带动后富地区实施共同富裕。但是由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政策指导下，先富地区缺乏带动后富地区的体制、机制，因此先富带后富的效应实际上不明显。同时，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制度改革等方面为全国提供借鉴、示范的效应也不是非常明显。
6）技能人才短缺，产业发展受阻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东南沿海三大制造业基地正全部面临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有报告显示，三大制造业基地重点城市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的各类最紧缺人员约为52万人，而通过劳动力市场应聘这些紧缺岗位的求职者约为18万人，用人缺口高达34万。
7）第二产业相对发达，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普遍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偏低，而且发展速度也慢于第二产业。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既有产业结构基础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受外商投资结构偏重于加工制造业的影响。第二产业发展过快不仅对东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而且这也是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土地空间不足、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人口负荷过重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17.3.6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优化对策
1）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步伐
以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契机，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按照市场机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消除行政区经济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强区域在基础设施、市场开拓、产业发展和企业联合等方面的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壮大整体区域经济实力。
2）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率先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发展都市型、城市型现代农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大执法力度，降低主要污染和能耗指标，从而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遏制耕地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标准，提高环保和能耗门槛，以及规定单位面积土地产值标准政策，引导转移占地多、消耗高的加工业和劳动密级型产业，提升产业层次和经济增长质量效益。
3）率先转变外贸、外资的增长方式
（1）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把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上来。
（2）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疲软的情况下充分运用国际市场分工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4）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促进内需和消费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合理调整宏观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和社保福利增长，促进内需，增加城乡消费。同时合理调整内外资发展的结构，在改善外资发展的基础上，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尤其要扶持中小企业，通过经济增长，不仅克服当前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也是实现富民与和谐的长久之计。
5）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
发挥产业配套好和技术水平高的优势。优先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主动引导劳动密集型和一般低附加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抓住全球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活动的时机，改善和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在度过当前困难的基础上把利用外资的重点逐步转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上。
6）服务全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东部地区需要在服务全国中发展自身，拓展发展空间。在工作进程中要正确处理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1）政府援助战略：必须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口资源和帮扶协作的工作力度，针对西部和边疆贫困地区实施转移支付，配合国家扶贫战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2）功能辐射战略：发挥东部大型城市如上海等综合服务功能，发挥东部大城市具有的先进理念和国际经验的示范效应，积极引领和催化中西部地区新一轮工业化和城乡化互动的进程。建议可以通过学习、交流挂职等形式。
（3）要素供给战略：发挥东部人才、资本、技术、信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西部大开发等提供各种要素供给和技术支持，特别要通过制度创新，加速东部大城市在生产要素供给方面更好地服务全国。
（4）产业联动：东部的先进制造业重点在两方面可服务于全国。一是提供尖端装备、高科技的原材料和先进技术，二是西部企业为东部先进制造业提供配套生产的机会。现代服务业服务全国，关键在于通过发展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中西部的城市结构升级和功能优化提供经验借鉴。
17.3.7 江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状和对策
钱方明（2006）提出：
1）改革开放对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江浙地区提高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浙江省、江苏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列全国第四、五位。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加快区域物质资本的积累
江浙地区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经济，加快资本积累。2004年，江浙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占全国的31.0%，外贸出口额占全国的24.5%。1985年至2004年两省的物质资本积累迅速增长，固定资本存量分别增长9.3倍、15.7倍。物质资本的快速增长为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的积累
两省大力引进短缺、紧俏、急需的各类人才，人才资源迅速增长。1993年，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172万人，2003年增加至261万人，10年增长52.86%。
（3）提高区域自立创新能力
两省在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时，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加强与上海、北京等地科研院所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项目投资、合作建立科研基地、组建科技型企业、挂职锻炼等形式，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两者还利用对外开放的优势，在各个层次上接受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通过消化吸收，不断提高自立创新能力。
（4）促进区域制度创新
两省政府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许多领域制度创新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制度创新激发外资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开发区已成为江浙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重要载体。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文化与移民文化、海外文化的碰撞、冲击和融合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开发激发了江浙居民的竞争意识和创业精神。近年来，江浙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地区加快环保方面制度创新的力度有力地保证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环境问题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环境排放总量也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2004年江浙两省合计“三废”排放量在全国占较高比重，分别为15.49%、12.41%、5.82%。其中废水和废气排放量相对较高，而固体废物排放量相对较低，这反映了江浙地区的产业特点，但其比重小于GDP占全国的比重。江浙两省“三废”治理费用比重相对较高，废水、废气的治理费合计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7.21%、11.89%，说明两地环保政策力度较大。
（2）资源问题
近年来，江浙两省的土地、能源、人才、水资源等要素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已制约了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面临经济增长的极限。
①土地：江浙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工业化进程中耕地不断减少。江苏省1980年至2004年耕地面积减少652万亩，其中国家基建占地268万亩，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面积的14%。浙江省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的7.2%，2004年人均耕地仅为0.52亩/人。土地要素约束已成为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②能源：江浙两省能源矿产缺乏，一次能源基本靠外省调入。1990年至2003年江苏工业用煤炭消耗量从4 724万t增加到11 542万t，增长1.44倍。1990年至2004年，浙江煤消耗量从1 961万t增加到9 209万t，增长3.7倍。造成江浙地区能源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快速增长产生的需求，以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③人才：尽管近年来江浙已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才，但对于经济发达省份来说，人才的缺乏仍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从总体看，两省人均受教育水平在全国并不处于领先地位。2000年浙江省初中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的所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扫盲班、小学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江浙两省平均受教育水平分别位于全国的第21位和第19位，不利于两省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江浙两省如继续沿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3）开放条件下江浙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1）提高开放型经济质量
应当转移到以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来，加强环境与生态保护，提升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①完善贸易、技术和产业结构互动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②在引资战略上，从原来以资本形成为重点向以提升产业结构为重点的战略转换。将招商引资与区域特色结合起来。
③鼓励企业“走出去”，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努力构建区域竞争优势。
（2）建设区域创新体系
①以特色产业集群为突破口。在特色产业集群中构建有效的科技创新平台是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切入口。
②培养区域创新主体。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推进企业、高校、科研、中介、金融机构、政府等主体良性互动。发展技术、信息、咨询、管理、融资、法律各类中介服务，为创新主体提供创业环境。
③扩大科技领域的开放。扩大与国内外的科技合作领域，引进、利用国内外科技和资力资源，快速提升产业的创新水平。
（3）建立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
①完善行政考核体系。加快考核制度创新，按照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快推广绿色GDP指标体系，把反映能源、环境、教育等状况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
②建立绿色经济制度。即建立绿色经济和发展的一系列规则和考核指标的制度框架。加大各种资源利用和环保的监督管理及法制力度，保障相关法制和行政措施落实。
③推进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市场化。完善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及补偿机制，体现“污染者负担、治理者受益”原则，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④形成保护企业家经营成果的制度安排。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公民和企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经营、技术和制度创新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4）形成共识的社会机制
①地方政府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政府应制定相关规划，确定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节约型社会建设中，发挥引领、示范和表率作用，承担全民教育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强化他们持续发展的理念。
②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公众参与可使他们自我约束，在人口生育、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的执行和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③企业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企业能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约束自己的外部不经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基础和保证。政府的推动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理念。
17.3.8 北京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意愿
马小红等（2008）通过2006年对北京城市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生育意愿问卷的调查，并比较2002年同项研究，得以进一步证明了北京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偏低，调查对象中半数希望生育一孩，“双独”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不过，调查统计显示，随着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实际婚育的发生，独生子女的意愿生育水平有较明显的上升。
1）研究背景
目前北京已形成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据推算，到2005年户籍人口独生子女总量达200万，约占同龄人口比重的2/3，并从21世纪初陆续进入婚育期，成为生育的主体。因此，21世纪前二三十年独生子女间结婚的“双独家庭”将越来越多，符合“双独”生育政策的二孩生育亦将呈现上升趋势。
20世纪6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出现较大规模的补偿性生育，形成特有的人口生育高峰。由于人口增长特有的惯性，21世纪前20年将可能形成新一轮出生人口数量的小高峰，同时这个小高峰将与“双独二孩”生育高峰同期而至。这一生育波动的峰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80年代后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选择。
2）研究重点和方法
以独生子女家庭户作为调查对象，研究在“一孩政策和双独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独生子女尤其是“双独家庭”在生育孩子数量、生育规划偏好和生育时间等方面的意愿，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因素，生育意愿和行为选择对北京市未来人口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和问题。
本次调查对象是有北京城市户口的20岁至34岁独生子女和共同居住的父母，聘请专业调查公司对对象进行入户问卷访谈调查，时间为2006年8月至11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 608份。
3）主要调查结果
（1）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
理想子女仍以一孩为主，意愿生二孩者仅占1/4；不存在男孩偏好。
（2）“双独”家庭的生育意愿
“双独”政策适用群体没有显示明显的二孩生育意愿；对二孩生育间隔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3）影响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因素
经济负担成为生育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生育行为上显示了更强的主体意识。
（4）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愿望
父母希望儿女生育二孩的比例明显上升；不存在男孩偏好，呈现一定程度的女孩偏好。
4）基本判断与对策建议
（1）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有所上升，但仍保持较低水平的生育选择。
据调查推测，北京市“双独”政策的实施以及“双独”家庭的增长不会导致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上升，虽然人口结构导致的小高峰和“双独”家庭生育二孩存在叠加效应，未来10余年北京市户籍出生人口将有所回升，但上升幅度有限，生育水平变动不会超过2002年调查所做的预测和推断，总和生育率仍将保持在低生育水平。
（2）“双独”家庭二孩生育对缓解北京市老龄化具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已持续近20年，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型社会，目前老年人口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据北京未来50年人口变动趋势预测的研究，即使未来几十年北京保持300万～400万流动人口规模也无法缓解首都人口快速、严重老化的严峻趋势。
经预测研究显示，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若提高0.2，在未来几十年可以降低老龄化水平约两个百分点。“双独”政策的实施不会导致北京人口出生率大幅上升，从长远看对缓解人口老龄化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使“双独”家庭充分了解“双独”生育政策对于缓解人口结构老化的意义，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3）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在妇幼保健机构、幼儿园、小学等公共设施的配置上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应将人口变动的趋势以有效的形式告知公众，并采取奖励政策使公众适应调整生育计划，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4）对郊区县进行计划生育意愿补偿调查，建立生育意愿跟踪研究机制。
17.4 东北振兴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老工业基地与人民生活的发展。继西部大开发之后，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这不仅为东北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而且是在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东西互动的重大举措。
图17-9 东北地区示意图
源自：郐艳丽，2006.
17.4.1 东北地区概况
1）自然条件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即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土地总面积约为124km2，人口为1.19亿（见图17-9）。
东北地区是片富饶辽阔的大地，山环水绕，沃野千里。东北大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拥有全国最多的可垦荒地资源。东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海域和海域资源以及浩瀚的“林海”，还有最好的草原。东北还有种类繁多的珍稀野生动植物，特产资源极其丰富。东北地区矿产资源也较丰富，主要矿种齐全，其中主要矿产有铁、锰、铜、钼、金以及稀有元素等，非金属有煤、石油、油页岩、石墨、石棉等。这些资源在全国都有重要地位。
2）工农业基础和历史贡献
钢铁工业是东北工业的基础。以鞍钢、本钢为主，东北地区建起了包括大连钢厂、抚顺钢厂等在内的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机械制造工业是东北工业体系的核心。以沈阳、齐齐哈尔为主，形成机床、重型机械生产基地，以长春、大连为中心形成机械制造中心，能生产汽车、内燃机车、船舶、拖拉机等。东北地区利用资源优势，建立了能源生产基地和化工工业基地。
东北有我国最大的林区和最好的草原，也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东北是中国工业的摇篮和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代主导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国家投资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中，有54项安排在东北三省，使东北成为我国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设备和原材料生产尤为突出。东北的原油产量占全国的2/5，木材产量占1/2，汽车产量占1/4，造船产量占1/3。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体系形成的象征，是新中国工业人才的摇篮，东北曾为全国作出过重大历史性贡献。
17.4.2 东北地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王济林（2005）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存在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1）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出现相对衰退现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由于改革开放严重滞后，国有企业缺乏活力，而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地区经济增长不景气，甚至出现相对衰退的迹象，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市场份额急剧减少。在1981年至2001年间，东北地区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仅有7.6%（按当年价计算），而沿海新兴工业区（粤、闽、苏、浙、鲁）为14.8%。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2）国有企业比重高，职工下岗和就业问题突出（1）国企比重高，产权结构单一。2003年，国企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为67.5%。（2）垄断性和基础性行业比重高，赢利能力低，对资源的依赖性大，产业转型难度大。（3）国企效益较差，资产负债率高。辽宁省地方国企1 507户中，资不抵债的企业有308户，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35%。
（4）国企包袱沉重。一是办社会机构7 183个，职工49.1万人，企业补助支出153亿元。二是办“大集体”多，且大多为亏损企业。
（5）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率增加，就业压力大。由于国企机制不活、人浮于事、技术和设备老化等原因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竞争力不足、大批职工下岗。辽宁省国有、集体企业离岗职工达150万人，阜新市2002年下岗失业人员15.2万人，占市区人口的20%。
3）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缺乏接替产业，亟待产业转型
东北地区拥有一批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一方面这些城市在经历多年大规模开采后，大都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目前，大庆油田的可采储量只剩下30%，仅有7.45亿t，到2020年年产量只能维持2 000万t。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大都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短，缺乏接替产业。例如，在2002年工业增加值中，大庆市非油产业只占5.9%，伊春、大兴安岭两地非林产业只占1/3。目前这些城市大都面临沉重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就业转移的压力。
4）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比例高，信用等级低，企业融资困难
一是国有企业不良资产比例高。目前辽宁国企不良债务达2 921亿元，其中欠银行1 891亿元，欠政府900亿元，欠职工130亿元。二是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高。企业恶意逃避债务现象严重，加上体制和政策等方面原因，导致近年来东北地区的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呆坏账比例较高，金融风险加大。这样就严重影响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
17.4.3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问题
（1）天然林资源长期过度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原始森林持续大量采伐使大小兴安岭森林锐减。林业用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 111万hm2减少到20世纪末的6 710万hm2。森林长期过度采伐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湿地面积萎缩，这些潜在的生态危机已逐步显现。
（2）矿产资源开采引起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东北资源的开发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经历的是重生产轻生活、重产业轻城市、重经济轻生态的发展轨迹。长期累积形成的环境问题比较突出。抚顺、阜新、本溪、沈北等城市的煤田开采区造成地面沉陷90余处，总面积258km2。资源开采产生大量矸石、垃圾，其堆放造成土地占用和地表生态破坏也非常突出。
（3）城市地区存在多种生态问题，如水、大气、固体废物污染以及郊区农业发展引起的点、面源污染。铁岭、沈阳等城市的河流水质污染严重。辽河水系全河段均为V类水质，属重度污染，失去利用价值。矿区土地复垦比例低，需引起重视。
（4）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20世纪以来大规模农业开发，使土地退化严重，黑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近40年来，松辽平原荒漠化每年以1.4%的速度发展。盐碱化土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19%。三江平原经多次大规模开发，垦殖率由7%增至2003年的39%，湿地面积减少72%，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壤肥力下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东北西部水土流失也较严重。
（5）草原生态退化严重。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草地退化面积在40%～80%之间，近年来退化趋势不但未能得到遏制，而且还在迅速恶化。“重治轻管”是草地退化无法得到遏制的原因之一。
17.4.4 “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在“振兴东北”的国策出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半年之内曾两度到辽宁做调查研究，除夕之夜，他到辽宁阜新一煤矿矿井下和工人一起过年。当温家宝第二次到辽宁考察时，其经济意义已经凸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发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目标、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
1）成效
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东北振兴的政策，东北地区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大动作推动振兴，既显现出当期效应，又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经济步入快车道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与全国的差距逐步缩小。2005年，辽、吉、黑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12.3%、12.0%、11.6%，比2003年分别加快0.8、1.8和1.4个百分点。2006年前3季度三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13.0%、13.7%和11.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粮食产量连创新高。2005年，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达1 586亿斤，在2004年大丰收基础上增产38亿斤，创历史新高。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显著。2004年、2005年，东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33.5%和39.3%，比全国平均高5.9和12.1个百分点。
四是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5年，辽、吉、黑三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2.8%、10.8%、10.7%，比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增长率（9.6%）高3.2、1.2和1.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也分别高于全国水平。
（2）内在活力得到激发
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很大，仅2005年，辽宁国有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造达60%以上，2005年东北地区国企比2003年年底减少近500户，资产总额增加1 500亿元。2005年9月，鞍钢与本钢成为联合重组，具备年产钢2 000万t、销售收入1 000亿元的水平。在国企发展壮大的同时，民营经济也在迅速崛起，修正药业、忠旺铝材等一批在全国著名的民企成为经济生力军。
（3）对外开放取得突破
2005年东北三省实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7亿美元，在2004年增长51%的基础上又增长89%。截至2005年末，共有17家外资银行在沈阳和大连设立了分行、代表处。
（4）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同步发展
辽宁省出台“五点一线”沿海重点发展战略，沈北新区正式成立，铸就了东北中心城市的桥头堡。黑龙江省创立了包括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以及安达、肇东市的哈大齐工业走廊。东北三省出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县域经济得到突破性发展。
2）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衡量东北地区的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
（1）依据资源基础所形成的传统产业优势与本地资源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建设“重要原材料基地”的战略受资源不足的制约，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资源枯竭、接续产业基础薄弱、就业问题交织体现在资源型城市以及某些工业城市中。
（2）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目前存在的偏重型产业体系在结构转型、规模扩张、技术升级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企业发展的社会负担和体制障碍突出；新兴产业能力不强。主导行业发生一些变化，仍未摆脱对以原材料为主的传统产业的依赖；装备工业有一定优势，但并不突出。东三省主导产业竞争力排名在国内多在10位以后，国际竞争力更弱。
（3）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能力不强。虽然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但是城市经济竞争力不高，即使辽中南地区，其经济实力、国际化等方面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4）虽然农业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强，但基础不稳，产业化发展缓慢，现代农业体系还未形成，农业与工业发展的相互支撑关系还不强。
（5）局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恢复与治理的任务较重。
17.4.5 东北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目标、原则和对策
1）目标和基本思路
王洛林（2005）认为，对于东北资源型城市来说，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调整改造和产业转型，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逐步建成产业适度多元化、市场竞争力较强、人居环境良好的新型产业基地。当前，重点是以扩大就业和提高竞争力为核心，大力发展接续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走适度多元化的道路。
总体上讲，当前资源型城市实现产业转型的基本思路是：①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再工业化，而不能单纯把转型的重点放在农业和第三产业方面。②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接续产业，处理好资源性产业和非资源性产业的关系，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③以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核心，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现高起点产业转型。④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应遵循凝聚区域优势、外引内联的原则，利用产业集群理论择优发展。对于资源枯竭城市应实施“再开发”战略，既改造传统产业，又开辟新的产业；对资源未枯竭城市应以资源产业链的延长为重点，同时培育其他产业。⑤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为此，在产业配套、管理、科技创新、人才、就业培训和对外开放等方面，东北资源型城市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配合，以便为实现产业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2）对策
（1）产业转型的相关政策法规。产业转型应实施分类调控和差异性“反哺”机制的政策；鼓励发展接续产业，扶持并促进非资源性中外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已进入衰竭期的城市，考虑设立衰老报废矿山转产和技改基金，提高单一资源型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比例；对仍可较长时期持续开发的城市，从中央财政提留一定比例给资源型城市，专项用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制定《矿地复垦法》和《资源枯竭型企业关闭条例》等法规条例。
（2）发挥产业政策的援助功能。①运用适度的产业援助政策，为传统产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②改善投资环境，放松市场准入，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③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重视对新型中小企业的扶持作用。④高度重视企业在发展接续产业中的作用。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资源型城市减轻“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
（3）建立稳定、规范的财政转移机制。国家应重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对资源型城市的财政援助。①建立透明和可监督的财政转移机制，多渠道筹集产业转型资金。②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政府应以理顺煤炭价格为突破口，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让市场价格能真实反映供求关系和生产成本，让资源型产业有自我“回哺”的能力。③国家应加大资金投入，解决资源型城市包括地面沉降、固体废弃物堆放、水资源的污染等在内的特殊生态治理难题。
（4）加强勘探工作和资源的深部开发，寻找新的资源开采地，延长矿山的服务期限。
（5）建立国家对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支持体系。这一支持体系包括：用高新技术培育接续产业，建立一批有特色的工程技术中心，建立资源型城市科技创新制度，开展城市产业转型科技服务计划，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加大科技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力度。
17.4.6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定位：阜新经验剖析
全国有50多座资源型城市正在或即将面临资源枯竭问题。2001年煤炭城市辽宁省阜新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一家“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
张玉杰（2007）提出，阜新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可采煤炭的减少，整个城市面临“矿竭城衰”的局面。煤炭减少到可采量3.3亿t，10年后主体矿井将全部结束生命。阜新已成为辽宁省最困难地区，是全省唯一受补贴城市。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142亿元，是全省唯一未超过200亿元的市。人均生产总值7 803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平在全省最低。现有地方工业几乎都是中小企业，2005年人均财政收入不到22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全省平均水平还差2 500多元。贫困人口发生率全省最高。城镇低保人口占市区人口23%，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21%，下岗职工持续增多，2000年为15.6万人，2005年上升到17.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6.6%。
1）阜新市产业转型定位的选择（孟韬，2008）
（1）转型条件
首先，从产业基础看，阜新的重工业基础雄厚，很早就是煤电生产基地，国家“一五”时期，就有4个能源重点项目安排在阜新。一些“非煤产业”也都依附煤炭行业，如机械加工、矿建、电力、建材等，煤炭资源的衰竭使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制约。
其次，从区位条件看，阜新东临省会沈阳，南靠渤海，北接内蒙古，西与锦州港、京津相连。阜新铁路线可直达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等地。高等级公路至沈阳170km、至锦州148km。
再者，从自然条件看，阜新属大陆性气候，为半干旱地区，降水较少，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从1999年开始连续5年持续干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阜新现有耕地564万亩，草地面积106万亩，正常年份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约为15亿kg，农业劳动力年人均粮食产量为3 125kg。阜新的风力资源丰富，畜牧业发展条件也较好。
（2）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的选择
阜新市政府认识到：仅依靠国家投资与政策不能解决阜新的困难，必须树立起新的主导产业，实施产业转型。阜新市在确定产业转型定位时优先考虑了扩大就业的原则，把发展现代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主导替代产业。同时，也围绕着煤的深加工、煤的共生与伴生资源的开采利用来发展接续产业。
阜新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农业园区经济效益下降甚至关闭，许多园区内经营农业的失业矿工离开园区。这存在多种原因：一是失业矿工缺乏种植养殖技能，二是缺乏销售经纪人或中介组织，三是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影响农产品销售，四是阜新严重缺水，限制一些作物种植，也造成种植成本提高。从2004年起，当地产业转型已调整到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不再提现代农业。市政府将2006年定为阜新的“工业年”，重新提出“工业立市”的口号。
另一方面，在接续产业方面，有三个方向：
①向上游延伸，经营与煤共生、伴生的资源，使现有的资源价值得以充分利用，实现煤层气产业化、矿井水产业化。
②向下游延伸，加大对煤焦化、气化、液化的深加工，发展煤电、煤化工和煤矸石的利用。
③异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阜新矿业集团正在内蒙古银花煤田建设煤电一体化项目，总投资108亿元。该集团也积极寻求在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开矿、办矿。
2）以实现再就业稳定经济转型
2005年以来，阜新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包户等措施，积极援助“零就业家庭”的成员就业，使4.2万各成员走上就业岗位。根据实际条件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并对下岗职工子女免费培训，使他们就业、摆脱困境。全市形成市、县、街道和乡镇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加强社保和救助体系建设，21万退休职工养老标准有所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基本完成。处在“低保线”以下的城镇困难居民享受到了最低生活保 障，实现了应保尽保，使困难群众得到了有效救 助。
17.4.7 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要点
金凤君等（2006）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中部区域生态与环境建设重点应突出辽中等城市化地区环境的综合治理，松辽平原农业的面源污染治理与土地退化防治。
①统筹规划，对松、辽流域污染进行综合治理。
②多途径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继续控制城市工业废水达标排放，加强城市内河水污染的治理力度；控制煤烟型污染，增加废气治理设施，提高城市清洁能源的比例；禁止在城市近郊新建严重污染大气的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逐步提高并执行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③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区通过营造农田防护林来防止水土流失，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郊县实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业污染控制和重点区域治理，建立绿色食品原料、加工基地。
（2）东部—北部区域重点是森林生态的保护、资源型城市生态的治理和三江平原湿地的保护。
①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作，进行森林生态建设。大兴安岭区北段、小兴安岭地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物种资源、抚育森林资源是今后生态系统资源开发和利用工作的重点。
②加强三江平原的保护。首先考虑湿地保护，建议国家调整区域开发政策，加大保护力度。其次，低山丘陵应以森林抚育更新为主，禁止农垦，岗坡平缓地和平地可以农垦和相应发展畜牧业，营造农田防护林，实现绿色农业。
③加强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管理。未来重点应是加强矿区土地的复垦与综合治理。加大对矿山废渣、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处理与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对城市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在有条件的矿区进行农业生态园、生态养殖业、旅游基地等工程建设。
另外，可通过经济发展和转型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是依据资源储量确定合理的资源开发量，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发展相关产业，三是发展完善的配套产业。
（3）西部区域环境建设的重点是遏制草地退化和水土流失。
①加强草地的管理。改变靠天养畜的习惯，调整畜草关系，强调人工草场和饲料基地的建设，防止草原进一步沙化，完善防护林，适当退耕还草，这些都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②对辽河流域水土流失进行治理。
17.4.8 辽宁阜新以城市全面发展体现经济转型
（1）表现在生态环境建设上，积极贯彻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实施“三北四期”造林、绿色通道、防沙治林、农田林网、矿区绿化、村屯绿化等一系列工程。“十五”期间植树造林的面积相当于“九五”前全市全部有林地面积，其中退耕还林70万亩，森林覆盖率比2000年提高8.3个百分点。
（2）表现在城市环境建设上，2000年以来，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2亿元，88条城市街道得到改造；建设了广场、游园等一批改善城市面貌的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投入使用，投资1.2亿元治理细河城市段。
（3）表现在群众生活环境建设上，2002年以来，投资11.8亿元治理采煤沉陷区，新建5个楼房小区和5个平房小区，总建筑面积达92.9万m2，18 333户采煤沉陷区居民得到搬迁安置。全市221万m2棚户区已全部完成拆除任务，累计开工建设回迁楼272万m2，已有8 300多户棚户区居民喜迁新居，近4万户居民得到搬迁安置。
（4）表现在矿区环境建设上，完成了矿区绿化5万亩，启动了海州矿排土场和西排土场复垦项目等矿区矸石山复垦治理工程。治理后的海州矿15km2排土场已成为阜新绿色屏障，启动了海州露天矿综合治理工程，露天矿大坑开发被国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矿山公园规划（张玉杰，2007）。
17.5 中国四大板块经济生态发展态势的比较分析
17.5.1 中国四大板块区域的科学发展状况和对策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的基本内容
区域科学发展指数，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任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区域经济实际，充分考虑数据的直观性、准确性、可比性和连续性，于2000年开发设计的、全面评价一年之内各地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一套定量工具。
2008年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适当调整，它包括四个分指数和一个总指数。
四个分指数分别是：
（1）经济增长指数具体考查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人均GDP水平指数、税收占GDP比重指数。
（2）环境友好指数具体考查两方面内容，即经济增长消耗了多少能源、水，占用了多少土地，即单位GDP的资源消耗（物耗指数）；经济增长排放了多少污染物，包括水、大气和固体废物污染，即单位GDP的污染排放（污染指数）。
（3）协调发展指数包括五方面内容，即居民收入和GDP协调指数、公共服务支出指数、社会保障指数、就业增长指数、收入分配指数。
（4）潜力增长指数也有五方面的内容，即：科学创新指数、物质资本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占比例指数、基础设施指数、劳动力素质指数。
2）四大区域板块的科学发展状况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
总指数及四个分指数参见表17-15。
表17-15 四大板块的区域科学发展指数（2006年）
注：①由于各指数均由下一层指数标准化后加权而成，不同指数之间无法做绝对意义上的对比（如东部的环境友好指数高于经济增长指数，并不表明东部环境友好状况好于经济增长状况）。
②全国与四大板块的数据皆由单个省份的数据算术平均而得。
从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看，东部地区得分最高，达到6.18，东北地区次之，为4.31，中部地区排第三，得分为3.95，西部地区最低，为3.44。
从各板块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他区域相比，在经济增长、环境友好和潜力增进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在协调发展指数上，东部地区的得分落后于东北和中部地区，说明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要更为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
（2）区域科学发展分指数
①经济增长指数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结果参见表17-16。
表17-16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2006年）
从上表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三个分指数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三个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除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两个指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就2006年经济增长指标看，东部地区优势十分明显，而东北、中部及西部地区都面临进一步提高速度和质量的重任。
②环境友好指数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结果参见表17-17。
表17-17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2006年）
表17-15～表17-17均源自：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2008.
与经济增长指数的结果类似，2006年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程度方面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东北、中部和西部的环境友好指数大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指数得分均为最低，表明西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控制污染排放的工作尤为紧迫。
③协调发展指数
与前两个指数不同，四大板块在协调发展指数方面得分相差并不大，而且位次高低也与前两个指数有很大不同。得分最高的是东北地区，然后依次是中部、东部和西部。就具体情况看，东北地区在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这两个方面得分都是最高的，但就业增长指数表现不佳。而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在居民收入和GDP协调、公共服务支出和就业增长方面做得较好。总体而言，四个区域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互有长短，需进一步改进各自的短处。
④潜力增进指数
东部地区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科技创新、固定资本投资中的外资占比和劳动力素质三个指标得分都是最高的，而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指数和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指数分别领先。从总体看，东部地区在无形资产上的经济潜力优势明显，而其他三个地区除了需继续在有形物质资本上进行投入外，更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3）结论和启示
（1）近年来，各地区在依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更为重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十一五”规划中的约束性指标，“节能减排”开始逐渐发挥效力，各地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2）2006年，东部地区继续保持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整体优势，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方面的提高尤为明显。由于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改善，东北地区的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得分排名有所上升，而中部地区在环境友好指数和潜力增进指数排名的下降导致其总指数排名的下降。西部地区的潜能增进指数在2006年有明显改善，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方面依然排在最后。
（3）尽管东部省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整体上保持领先，然而具体而言，四大板块乃至每个省份在实现五个统筹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互有长短（例如东部总指数得分第一，但协调发展方面排名落后。西部总指数得分最低，但潜力增进方面排名在前），说明各地区需进一步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7.5.2 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评价
以刘晓越为课题负责人的“我国经济结构探析”课题组（2008）介绍了有关学者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要素产出效益、经济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贡献、综合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增长五个方面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他们在以上基础上提出了以创新指数、效率指数、结构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作为四个分指数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
（1）对全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测算。全国是作为一个地区直接将原始数据带入测算的，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数据是相应省份测算结果的平均值，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8。
表17-18 2004年分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结果 （单位：%）
源自：刘晓越，2008.
从总指数的构成看，全国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38.73%、51.99%、44.82%和33.73%。四项分指数比较而言，效率指数最高，其次是结构指数，节能治污指数最低。可见，我国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方面任务艰巨，在自主创新方面也是任重道远。
分区域看，创新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小，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地区相差12个百分点。节能治污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大，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相差29个百分点。效率指数最低的是中部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30个百分点。结构指数最低的是东北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17个百分点。
（2）观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总指数及其构成，可以了解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状的特征和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①东部地区优势明显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总指数为53.15%，其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44.84%、66.00%、54.25%和50.36%，全部指数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各地区，其优势主要表现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这一组数据说明，东部地区注重营造竞争与创新的新氛围，逐步调整了经济结构，形成了比较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并且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上也下了不少工夫。
②其他地区也各具优势
中部地区的创新和结构指数仅低于东部，列第二位，西部地区在环境和结构方面显露出其未来的发展潜力。东北地区的效率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仅次于东部，列第二，即使是西部的分项指数也不全是最低，在效率方面还略好于中部地区。
③我国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全国总体水平看，创新、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在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方面需加倍努力；中部地区在提高效率上要大做文章；东北地区在调整结构方面还需逐步推进；东部地区在自主创新方面还应迈出更大步伐。
④中、西部地区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缩小发展差距
中、西部经济增长方式评价指数在33%左右，与东部相差20个百分点，说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还将持续较长时间，究其原因，主要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与东部差距较大。关键问题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节能、降耗、治污方面大做文章。
⑤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要走特色之路
东北地区除在效率方面表现还可以外，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平平，其工业化过程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与中、西部相比，在矿产资源方面也没有优势。因此，东北在工业化进程中，要寻找、分析本地区的优势和弱点，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竞争力，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测算和分析可以认为，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经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其他地区仍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所以在我国实现经济方式转变任重而道远。
17.5.3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由于碳排放带来的温室效应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谭丹、黄贤金（2008）进行了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研究。
1）我国三大地区的划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2个省（区、市）。
2）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测算数据的来源及结果
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数据汇编》、《中国能源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5）上的能源消耗数据测算我国三大地区近20年来碳排放量，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9所示：
表17-19 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情况 （单位：万t）
源自：谭丹、黄贤金，2008.
从表17-19数据可以发现，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总量差异比较明显，从东部地区开始向中部、西部地区不断减少，并且东部地区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几乎占全国碳排放量的一半。
从时间层面看，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量呈现相同的规律，即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东部年均增长率为7.29%，中部为5.23%，西部为6.54%。增长速度东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此外，三大地区碳排放呈现明显的三阶段性特征：1986年至1994年为较快增长阶段，此段时间里，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95年至2000年为平稳增长阶段，这六年间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增长波动不大，特别是中、西部，其年均增长率仅为0.7%、0.4%；2001年至2005年为快速增长阶段，东、中、西部年均增长率达14.1%、12.82%、14.52%。
3）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1）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关联度分析，是对一个发展变化着的系统进行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就是对各时间序列几何关系的比较。依据空间理论这一数学基础，按规范性、对称性、整体性和接近性这四条原则再作平均处理，得到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反映了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的关联程度，用于表征序列间的相似度。这里根据研究需要，计算序列的灰色相对关联度。
（2）数据来源及测算结果
下面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数据为前述有关资料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及上述方法测算的碳排放量。
运用上述方法测算了我国三大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关联系数，东部地区为0.59，中部地区为0.55，西部地区为0.57。
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有着重要影响。它们之间关联度较高，三大地区的关联系数都超过0.5，并且不同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的影响大小不同，这说明随着时间的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有较大的趋同性，东部地区的趋同性最大。
4）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对比研究
单位GDP碳排放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力量程度。从理论上来说，单位GDP碳排放量越小越好。因为它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同数量GDP的增加带来的碳排放的增量越少，从侧面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水平。
根据上述计算的碳排放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计算了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见图17-10）。
图17-10 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谭丹、黄贤金，2008）
从图17-10可以看出，在单位GDP碳排放数值上，东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大，这说明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性最好。在单位GDP碳排放量的递减速度上，中部地区最快，年均递减速度为9.8%，东部地区第二，年均递减速度为9.2%，西部地区最慢，年均递减速度为8.4%。这说明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最好，随着经济发展，单位GDP增量带来的碳排放增量越小。
5）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的特征，从以下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1）东部地区侧重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运用新兴技术进行传统产业改造，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同时，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降低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切实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2）中部地区注重加快提供经济发展的聚集水平，并通过循环经济方式，实现聚集区内产业之间的生产链接，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区域产业的竞争能力，而且也将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水平。
（3）西部地区需要在恢复生态、加强低碳能力建设的同时着重适度引导城市经济发展，并不断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能源利用和水资源占用水平。
17.6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17.6.1 非均衡式协调发展
权衡（2007）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实施非均衡战略向非均衡式协调战略转变、在全面发展过程中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导向。
1）中国区域发展非均衡的必然性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域差异显著的大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在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对外联系、文化素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在四个板块中投入相同数量的资金，必将产生效率和效益的显著差异。再说按市场经济规律，高级生产要素也会向优势区位聚集。东部沿海地区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要素体制创新的前沿，必须率先创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区域经济新模式，这就决定了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且，存在区域差距是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共同现象。
2）在相对均衡中寻求互动与协调
在认可区域间差异以及采取措施不断促进区域相对均衡发展的同时，关键在于寻求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的相对均衡度。
这种互动与协调主要是指在充分尊重劳动地域分工和经济水平梯度层次分布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在合作竞争中，构筑良好的竞争秩序，共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要建立和健全区域之间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横向协调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打破行政分割，加强区域间的差异性政策、制度的协商，消除生产要素跨界自由流动和重组优化配置的行政障碍，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效益。
17.6.2 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提出如下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1）增加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入，建立新型的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2）在长期建设国债停发之后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或采取其他政策措施，支持西部地区发展。
（3）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继续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进行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为推动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转型创造宽松的社会条件。
（4）制定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5）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和产品及要素的空间转移创造前提和条件。
（6）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减弱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机制，规范各地优惠政策的出台，实现资源要素价格的真正市场化。
（7）重新审视业已制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8）注意大企业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9）以合理区划为基础，制定空间开发规划。原则上，可以考虑在原有东、中、西划分的基础上，对东、中、西内部再进行细分，也可以按功能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成鼓励发展区、限制发展区、禁止发展区。
在合理划分的基础上，可考虑制定全国范围内和特定区域（跨行政区的）空间规划，以协调相关地区的发展规划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17.6.3 实现东、西部有效合作的重要举措
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除大规模的投资以外，还应主要通过寻求东、西部地区之间有效的合作来实现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徐承红（2008）认为政府计划内的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中所占比重会逐年减少，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政策的实施，对减轻地方保护主义和缩小地区差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是市场力量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冲击，二是通过区域合作，核心经济区的市场经济观念等一些无形的理念向边远落后地区输送，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区域合作对于企业融资、知识溢出、技术获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东西部之间有效的合作对于实现东部产业转移，对于技术、资金、人才等向西部的扩散带动效应有积极作用。
中部塌陷及其原因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7 中国区域四大板块经济生态态势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对四大区域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进行的完整表述。
17.1 西部大开发和大保护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意图。我国广袤的西部地区不仅具有自然和文化上的独特魅力，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发展潜力巨大。该地区由于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因素的影响，与东部相比，总体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差距还呈拉大趋势。1999年，党中央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大也将“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17.1.1 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
1）区域版图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图17-1），国土面积685万km2，占全国的71.4%。2006年末人口为3.62亿，占全国的28%。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
2）自然特征（吴敬华，2007）
（1）幅员辽阔。未利用的土地较多，草地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水资源年均总量占全国总量的55%～66%，但分布不均。光、热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生物物种独特。
（2）生态系统脆弱。由于资源赋存的自然环境与时空组合相对较差，如受地形地貌、温度、降水等自然因素影响，西北“地多水少”，水资源严重短缺制约着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西南“地少水多”，山高坡陡致使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接近极限。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是一个生态危机区。如果再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就可能使西部生态环境更恶化。
（3）资源丰富。全国约有55%的宜农荒地和73%的草原面积集中在这里。拥有全国83.9%的天然气储量，塔里木等地发现大量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煤炭储量占全国的38.6%。在全国探明的160多种矿产资源里，西部就有130多种，但是它们的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具有组织优势，而且开发条件不佳。水能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江河上游的水能潜力巨大。西南横断山区的森林资源集中，但海拔高，位置偏远，山高谷深，生态功能强，使开发利用严重受限，而且恢复期也较长。
图17-1 中国西部地区行政区划图
源自：刘卫东，2003.
3）经济发展水平
（1）发展水平低。吴敬华（2007）提出历史上西部经济处于长期沉寂状态，由于交通不便和文化传播的滞后，很多地区延续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艰苦。改革开放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区位优势使东部经济迅速增长，而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加之享受政策的优惠少，发展仍然相对落后。1990年至1998年间，全国GDP年均增长11%，西部增长10%，而东部和中部增长14%和11%。1998年是西部投资增速较高的一年，但其投资总量只相当于东部的24.3%、中部的37.4%。
（2）发展差距大。一是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西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为4 159元，分别比东部和中部低7 374元和1 240元。二是农业比重偏大，工业进程滞后。三是基础设施差距大。每百平方公里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5km和6.97km，比东部分别少2.76km和28.5km。四是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方面的差距。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4 302元，比全国低1 153元；人均消费支出3 550元，比全国和东部低782元和1 678元。五是教育、科技、文化方面，1998年，西部人均教育经费投入14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元。
（3）有一定产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西部布局了一批项目，建成一些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集中了一批人才和技术，初步具备生产协作配套的基本条件。
（4）有沿边开放优势。西部地区与周边十几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12 747km。它还是东亚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蒙古、俄罗斯的陆上必经之地，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5）人力成本低。劳动力资源总数达2.28亿人，从业人员有1.83亿，劳动力平均成本只有沿海地区的40%左右。
17.1.2 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突破
1）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的背景
吴敬华（2007）认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的存在和过分扩大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顾全两个大局（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地区发展战略构想。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这个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步伐。为了尽快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并缩小东西差距，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
2）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21世纪头十年，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取得突破性进展，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3）西部大开发的阶段性成果
唐浩（2008）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果。2000年至2004年西部GDP年均增速达10.2%，2005年和2006年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2.7%和13.1%，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1）经济总量和结构取得较大进步
2005年新开工重点工程10项，投资规模1 360亿元，2006年投到西部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债基金比重达41%，中央财政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基金达到1 527亿元，比2005年增加407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三次产业结构出现如表17-1所示的优化趋势。
表17-1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源自：吴敬华，2007.
（2）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能源、特色农产品及加工、特色矿产资源、旅游产业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在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上已占重要位置。如四川省整合发展高新技术、优势资源、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四大优势产业，2006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 904亿元，比2005年增加27%，占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的73.34%。
（3）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为全国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000年至2006年，国家累计支持西部开工建设82项重点工程，投资规模11 514亿元。在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上取得重大进展。西电东送工程，累计开工项目装机容量3 600多万kW，输变电线路13 200km。实施西气东输工程不到三年，于2004年12月全线建成，并实现商业供气。水利设施建设了四川紫坪线、宁夏沙坡头等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累计实现退陡坡耕地还林、荒山荒地造林3亿多亩。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长江上游水污染防治、西部中心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等重点工程进展顺利。许多地方把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同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后续产业发展、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舍饲圈养结合起来，不仅改善生态，有的地方粮食产量还有所增加。
4）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现状
秦成逊（2008）认为西部大开发后，该区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仍然面临投入和产出结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1）高投入、高能耗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走的是“初级生产要素”高投入的粗放型道路，包括了高资本投入、高自然投入和高资源投入。
由表17-2可以看出，从1998年至2005年，西部地区资产形成占地区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而同期的GDP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当。这反映了国家对西部投资力度的加大，也意味着同样的产出水平，走的是高资本投入的投资推动型发展道路。
表17-2 西部地区和全国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比较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1998—2006）.
由表17-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耗水平，特别是贵州、宁夏和内蒙古的能源消耗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先进地区的水平，经济发展走的是高能耗的道路。
表17-3 2005年西部各省同先进省市的能源比较
续表17-3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2006）.
（2）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
一方面，省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城乡发展不平衡，省会城市往往是全省经济的增长极，造成“极化效应”。另一方面，省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经济资源更多地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也造成了西部各省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省际（区域）收入“极化效应”。从表17-4可以看出，西部各省（除了内蒙古）的省际极化值普遍低于1，说明西部大部分省份的人均GDP水平大约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60%。
表17-4 2006年西部地区各省的收入极化程度比较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全省及省会城市2006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资源、环境的非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一方面，资源面临枯竭。当前面临资源枯竭，单一的产业（铜业）出现衰退，城市整体经济陷入困境。2004年6月，昆明东川区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高达40%。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遭受重大破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
（4）产业发展与国际产业对接度低
唐浩（2008）认为西部深加工能力不足，参与国际产业配套协作不多，即使参与也几乎处在产业链条的低端。这是由于西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导致的。西部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制约，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影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观念落后、资金短缺、生态脆弱、人才不足、企业主体地位弱、基础设施落后等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5）交通基础设施有待优化
目前存在“两低、两差、两不足”的突出问题。“两低”：一是通达水平低，二是路网密度低；“两差”：一是出海条件差，二是道路等级、质量差；“两不足”：一是建设资金不足，二是自身发展能力不足。截至2005年底，西部仅有高速公路10 530km，占全国的25.7%，与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71.5%极不相称。
（6）西部发展支撑乏力
西部人才、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在各项指标中，教育公用经费差距最大。人才不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片面重视引进人才，但对本地人才重视不够。卫生事业发展的差距也很大，北京和上海农村饮用自来水覆盖率已达97.8%以上，而西藏只有11.9%，四川、宁夏均在40%以下。全国平均预期寿命最低的8个省份全部在西部地区，其中最低的省区人口预期寿命还不到60岁。西部社会保障体系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制度不完善、运行和管理有许多不规范、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并存在较大缺口。国家基本保障仍然在不少省市“单干”，亟须加快多层次的社保体系建设。农民不在社保体系全面覆盖之列。
（7）人文制度方面。周德翼（2003）认为西部的“科技力量与产业”优势基本上是依托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旧有的政府体制和企业体制，它们已被公认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并在改革开放中受到打击和削弱。但是这些落后的体制借“西部开发”之概念，又获得新的“氧气”和血液，得以延续下去。西部开发以政府行为为主，而内地政府体制比较封闭落后，上下级信息不对称，又缺乏社会约束，暗箱操作，易滋生腐败行为。西部开发中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只有依附于政府的团体和社会阶层，才可能从国家的支持中获得“一杯羹”，不利于民间商业力量的发育，这样会延迟进行中的经济与政府体制的改革。
在资源配置上，在财政投入的诱导下，国有经济内在的投资冲动、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以及国有经济与政府之间的体制联系，极易造成投资建设遍地开花、乱铺摊子，形成基于财政支出（而不是区域比较优劣）的产业体系，而一旦财政支出停止，这些产业便失去了生存力，给将来的改革制造新的成本和制度障碍。
5）西部大开发新突破的政策
下面选择周德翼（2003）、唐浩（2008）、秦成逊（2008）等作者和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提出下列的观点。
（1）以人为本和发展教育。西部开发，关键在于“人”而非“地”，没有必要去开发所有土地。西部人要发展必须从荒山沟和带有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的烙印下走出来。接受教育是他们适应外部世界的前提。因此，中央通过远程教育、东西教育互动和教育系统的对外开放来改革教育体制，非常必要。
（2）建立西部的生态型经济构架。西部的生态地位和劣势决定了西部开发重在保护。因此，西部的生态经济体系需有两重特征：生态保护和区域比较优势，它包括生态保护型特色农业、区域旅游居住房地产以及基于当地优势的二、三产业的城市化发展，可使人口适度集中，提高当地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减轻农村土地压力，便于环境的集中治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进步。
（3）实施生态移民。在目前西部生态治理中，一次成功的治理措施就是生态移民，将生态脆弱带的农牧民迁移到生态较好的地区。国家也可将此政策推而广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诱导西部部分人口向中、东部工业带迁移（将当前的农民工潮加以规划），将西部定为国家的生态屏障，既利于保护西部生态，又利于人口适度集中，获得信息交流、市场、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聚集经济，还利于这些人口在开放环境中获得发展。
（4）以“输血”式开发为主转向自我“造血”式发展为主
西部大开发以来，财政性建设资金、国债等输血式开发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提高西部自力更生的能力，强化自我“造血”机制才是西部经济发展的根本。特色优势产业既是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体现，也是形成西部“造血”机制的途径。所以，国家应该调整支持政策体系，利用好西部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资源，延伸产业链；将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内涵由政策倾斜转变为西部地区战略性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特征优势产业的加快发展。
（5）从政府主体推动发展转变到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
西部大开发初期，政府担当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有其必然性，但政府和市场一样会出现失灵，这表现在：政府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低效率；政府组织的缺陷导致其活动偏离预定的公共目标；政府干预导致的负外部性；政府机构增加、预算增加、信息控制难度加大等。以上表明政府不宜长时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
现在西部大开发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环境和自然条件有所改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民营企业大量涌现，西部企业的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在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选择上，实现从政府推动发展转变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既有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能性。
转变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就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加强与企业互动，发挥对企业的引导作用，正确履行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权职，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和改善对企业的服务，真正建设成为服务型的政府。
（6）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创新”
要建立和健全国家的西部地区战略扶持的制度安排机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设立循环经济试验区、特色优势产业园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等，加大针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税收优惠，允许西部合理范围的税收竞争，并通过金融和产业扶持性制度安排和政策鼓励措施，引导和强化创新，充分发挥西部资源的特色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7）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创新”
国外有人认为技术创新有“内部路径依赖”和“外部路径依赖”，而对“内部路径依赖”，可以通过内部的自主创新，在利用好自然资源优势与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蒙牛（乳制品）、云南白药、贵州茅台等企业就是取得成功的代表性企业。它们自身技术上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地方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特色，又通过前后的联系效应惠及了一大批关联企业和农户，也实现了资源优势的产业优势转化，“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17.1.3 西部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何逢标（2007）提出以下问题：
1）西部地区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
何逢标认为，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洪水灾害和水土流失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叠加连锁效应（图17-2）。
图17-2 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何逢标，2007）
（1）各种水问题是由一定状态引起的响应。①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有限的淡水供给与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的水资源需求引起水资源日益短缺；②一定水体有限的环境容量与排污负荷的不断增长的矛盾，引水环境承载能力的下降和水环境的下降；③一定历史时期有限的防洪能力与随机不确定的洪水侵袭引起了洪水灾害的发生；④脆弱的自然生态与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的程度。
（2）因生态环境处于公共领域，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其用水往往被经济社会用水所挤占。塔里木河流域因自然生态用水被挤占而引发的下游大片胡杨林枯死、自然植被大面积衰败即为明证。自然生态系统因无法得到足量的水资源供给，恶化的生态增加了水土流失的可能性。而水土流失又反过来促进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形成一个互相激励的正向加速封闭回路。如果不采取外力使其减缓，就易陷入“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更恶化”的循环圈（图17-2中的“＋”表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水土流失的加剧使降雨后汇流时间缩短、最大洪峰增强、山洪暴发的可能性增大。洪水灾害的发生，不仅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加剧了降水的过程分布不均，增加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难度。
2）西北水问题的应对途径和对策
（1）主要影响因素
自然因素包括淡水资源有限、时空分布不均等，而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用水量增加、自然植被破坏与环境污染等。
（2）可能的应对途径
①针对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可以通过修建水库调蓄洪水；
②对因用水增长过快引起的水资源不安全，需政府从客观上加以引导，如控制人口增长、限定耕地面积等；
③对破坏植被、挤占生态用水造成的水生态不安全，需制定法律和规章，进行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开展水土保持；
④对水环境被污染，则需倡导集约生产，减少污染，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开展污水回收利用。
（3）西北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①转变粗放、外延型的生产模式，转为集约、内涵式模式，将节水和减污作为提高水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主要手段；
②建立阶梯形水价机制，利用经济杠杆约束浪费用水和低效用水；
③基于农业用水占总水量绝大部分，应调整单一的种植结构，从开荒扩耕转向种植结构调整和节水增效；
④界定水权，明确水权主体的责、权、利，保障生态用水。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对投资节水设施、应急生态输水、污水回收利用等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的行为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资助。
17.1.4 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的生态经济分析
王林（2008）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特色资源开发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金沙江上游区域富集水能资源，在此进行水电开发对缓解我国能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将给当地城镇化带来影响，其影响具有两面性。
1）有利影响
将促进人员的大量进入、资金的密集进水、物资的大量加入、信息的大量融入、政府转移支出的增加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等。
2）不利影响
（1）人口增加，可能发生城市综合问题。
（2）对当地旅游业的负面影响。
（3）城镇规模扩大可能加剧人口与自然的矛盾。
（4）建设期前后人口与物流增减的矛盾。
（5）水库建成后，可能加大地震的强度和烈度。
（6）可能引发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
3）缓解不利影响的对策
（1）对建设期与运行期人流、物流等峰谷差异矛盾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出合理的对策。应通过规划与引导来研究基础设施及服务人员的可转移性，使峰谷之差得到调节。
（2）引导城镇规模的扩大，突出城镇的增长极作用。加强城镇交通规划、电力规划、生产规划等，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城镇病。
（3）将相关城镇打造成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中心。采取战略性措施扶植旅游业，走出一条在充分利用天然风光和文物古迹的基础上，以民族风情特色取胜的旅游业发展路子。
（4）加强该地区地震台网建设，对地震进行预测与监控。
（5）加强对自然灾害发生机制的研究以及监控设施的建设。
17.1.5 兰州市环境污染效应与生态城市对策
1）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效应
兰州市位于西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河谷盆地型城市，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地形条件、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建设用地不合理和城市环境建设的间接效应等原因，使得城市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在1998年曾被评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城市环境污染不但对城市吸引外来投资、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且还对市民的身体健康、城市建筑、城郊作物等都带来相当大的危害。如果把这些危害量化成经济损失时，其数值是巨大的。杨永春（2006）运用市场价值法、疾病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环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并参照相应的成果，计算了兰州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从表17-5可以看出，2002年兰州市因城市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亿元，占当年GDP的3.93%。而且由于资料、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实际损失肯定高于上述计算结果。今后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产和资源将进一步增值，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污染，其损失值将进一步加大。根据价格随时间变化的经济规律，全市社会污染的损失将按社会贴现率按复利增长，预测未来8年全市损失值约达28.14亿元，比2002年多出12.94亿元之多（表17-6）。
表17-5 兰州市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值
表17-6 兰州市2003年至2010年城市污染经济损失预测值 （单位：亿元）
表17-5、表17-6源自：杨永春，2006.
2）兰州生态城市建设对策
尚正永（2004）选择了适合评价兰州生态城市建设的模型，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协调度三方面对兰州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价，并对兰州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以下对策：
（1）确立循环经济型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兰州是个河谷城市，大气容量小，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工业污染物。在工业结构已形成且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的情况下，兰州只有选择走循环经济的道路，通过建立生态工业体系，将工业排放的污染物进行二次利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数量，才能有效改善兰州城市环境的质量。
（2）加快南北两山绿化和黄河廊道的建设。
（3）进一步促进兰州城市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对城区现有的石油化工、机械、纺织等工业基地要进行技术改造，向深加工、精加工和开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要加快商业、金融、科技教育、信息、交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要发挥兰州现有区位优势，加快交通设施建设，提高机场、火车站、公路的建设水平，使市内外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更便捷。
（4）提高城乡的生态经济协调能力。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先导，以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但要严格生态门槛）为引力，争取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进入，通过生态经济的扩张达到城乡职能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提高城乡的协调能力。要注重提高城乡的文化品位，体现兰州的丝绸古路、西域文化、黄河文化、多民族文化、自然景观等文化特色，提高生态文化素质，将文化建设融入到生态城市建设中来。
17.1.6 内蒙古武川县的适度人口规模
农牧交错带作为一个生态脆弱区，其人口、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一直是各方面关心的问题。郭永昌（2007）测算了武川县乡城人口转化的进程与规模，从理论与现实角度展示了控制人口、加快转化的必要性。
1）研究区的基本情况
武川县地处农牧交错带的核心部位，位于内蒙古中部、大青山脉北麓，土地总面积4 798km2。2003年末总人口170 974人，全社会从业人员85 848人，在岗职工7 859人，乡村劳动力75 635人。该县是以农牧业为主、工农业共同发展的地区。2003年全县GDP为1.21×109元，比上年增长28.9%，其中第一产业为4.56×108元，比上年增长33.3%；第二产业为4.87×108元，增长32.4%；第三产业为2.72×108元，增长17.0%。
2）未来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
武川县200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9‰，人口机械增长率为-3.1‰，即自然增长的人口几乎被机械减少的人口数所抵消，因此人口呈弱增长状态。在2001年之后人口则出现陡降，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人口迁出所致。与整个县城对应的是政府所在地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都表现出较高水平，自然增长率11.5‰，机械增长率12.8‰，这意味着在人口总量增长幅度较小的情况下，城乡分布发生了变化。另外，武川县主体民族人口只占少数，加之呼和浩特和包头快速的城市化影响，大量的青年人口流出，未来预期人口增长率不会高于当前的人口增长率。即使政策有所放宽，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也不会引起自然增长率的激增。
3）结论
武川县作为农牧交错带阴山北部的丘陵区典型区域，人口增长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按照以区域内基于土地粮食产出的适度人口规模，现时的人口规模是适度的。按照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从经济适度人口的角度来考虑，城乡发展很不平衡，乡村人口增长缓慢，从实现小康生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量测，需要实施乡城转移。但当前武川县城镇人口占极低比例，乡城转移需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根据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时期乡城转移的预测，结果显示，即使到2020年，城镇人口仅占34.4%，仍不能达到小康社会的标准，还需加大力度，促使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快速转移。
17.1.7 西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需求
何强（2007）在对西部30余个小城镇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小城镇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要求，以期为它们选用经济适用技术提供参考。
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加大了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效地促进了西部的发展。但由于筹资渠道单一，又缺乏政策和技术支持，西部污水收集处理、城镇供水和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2004年全国各地区城市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情况如表17-7所示。
表17-7 中国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源自：何强，2007.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西部小城镇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尚未建设。落后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环境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融资水平不高；②自然条件恶劣，建设难度大；③缺乏经济适用技术；④能力建设水平低；⑤市场化机制未建立。
何强针对不同自然环境特征的地区，提出了较为适宜的污水处理技术、垃圾处理技术和城镇供水处理技术。
（1）从污水处理技术来说，对高寒地区应考虑温差和含氧较低的影响。西北干旱地区要考虑污水的回用，可结合当地沙漠地带进行土地处理。西南丘陵地区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形地势。可以用曝气生物滤池、生物接触氧化法、人工湿地等技术。
（2）生物垃圾处理技术：可采用卫生填埋、垃圾堆肥、厌氧发酵等处理技术，同时结合西部的退耕还林、绿化建设与农用堆肥等。
（3）给水处理技术：要考虑水源、水质的不同，根据地形的变化和对供水安全性的要求，可采用常规絮凝技术。
17.2 中部地区的塌陷与崛起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见图17-3），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相互毗邻，土地面积102.70km2，占全国的10.7%；总人口为3.67亿人，占全国的28.1%；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71万亿元，占全国的20.3%。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它为全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在全国位次颓然下滑，不仅落后于东部，其增长速度在全国处于后列，甚至低于西部，呈现出缓慢“塌陷”的趋势。如何尽快改变中部相对滞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实现“中部崛起”是当务之急。
图17-3 中国中部地区示意图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17.2.1 中部的比较优势
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中部有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收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初步建成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中部是我国重要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中心，适宜物流、商贸等服务业的发展。各省城市群或都市圈战略的区域规划为中部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强有力的空间支撑。
2）雄厚的经济基础
除山西以外的其他五省是全国著名的粮棉油生产基地，粮食、棉花和油料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均达到40%左右。这五省还是全国重要的畜牧饲养基地，肉类总产量占全国近1/5。由于中部是我国的粮油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农业加工业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名、特、优农产品的加工已形成一定规模，在全国农产品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中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和传统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煤炭采选，金属、非金属矿采与冶炼，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生产及供应等12个行业占全国比重较大。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制造业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
3）重要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基地
中部矿产资源和能源比较优势明显。煤、铜、钨、铝土、金等储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尤其以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最为著名。如山西的大同和宁武等六大煤田，安徽两大煤田，河南的两大油田，河南的小浪底电站和湖北的三峡，葛洲坝电站。
4）“双低成本”优势
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自然条件较好，基础较为完备，已建成若干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产业基地，对农业、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成本明显低于西部。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成本较低。这种“双低成本”优势和中部地区优势的区位条件相结合而形成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17.2.2 中部塌陷及其原因
1）国家政策的边缘化
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是加速我国区级差距急剧拉大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实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地区差距。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举措。而中部地区却面临政策边缘化的危机（见图17-4），在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格局中的位次正呈现不断后移的尴尬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培育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步丧失。
图17-4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政策边缘化趋势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其次，中部兼具区位和能源两方面的优势，而在中央明确提出梯度发展战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日渐衰退了。这就使中部的水陆交通、农业等基础产业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结出了扶持政策带来的硕果，而中部地区承担了分步改革的成本。另外，在国家把西部地区、东三省作为一个长期的区域战略重点的既定背景下，受资源供给的约束，中央政府不可能给中部更多的政策关照。这就决定了中部地区在发展战略的取向上不该寄希望于中央的倾斜政策。
2）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化
根据1998年到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采用当年价格计算：中部地区的综合水平和发展势头在全国范围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中部与东部地区差额比扩大了六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1999年西部地区投资额达5 421.5亿元，比中部高456.2亿元，这一差距到2004年扩大到1 225.6亿元。从居民收入看，2004年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7 886.5元，比全国平均的低1 535.1元，比西部的也低114.7元。
3）区域问题的突出化
（1）中部六省都是老工业基地和农业大省，由于农业产业本身的局限性等因素，中部地区靠农业发展的出路已越来越窄。
（2）工业结构调整面临两难境地。因大量中西部劳动力无限供应，东部偏轻的产业仍然有较强的竞争力，短期内难以向中部转移。发展高新技术，又因技术基础、人才及市场基础较差，短期内也很难有所突破。
（3）由于中部城市化、市场化水平较低，生产分工取决于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产业技术水平低、经济增长乏力，这些进一步减弱了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4）一些省（如山西等）的矿业和其他产业造成环境污染、土地破坏和能源利用问题较严重，未能引起有关部门或当地领导的重视，或者解决办法不多，防治效果差。
17.2.3 中部崛起的经济生态策略
中部崛起的内容很多，这里主要从经济生态角度，尤其从区位、资源、环境等方面做些分析和建议。
1）利用区位资源，以特制胜
利用特殊的区位优势，研究产业转移的特点，主动创造条件对接，是以特制胜战略的一个主要方面。承接产业梯度转移，除了要充分利用天然的区位优势以外，还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道路交通建设，搞好配套设施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产业转移阻力和商品集散成本，加大定向招商引资的力度，促使外资向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方向流动，促使转移产业与当地的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进行有效结合。
2）对人口经济的评价
（1）人口增长：1952年人口数（除山西）为10 911万，1980年为18 466万，80年代后，人口增速明显减缓。2000年为23 879万。
（2）经济增长：1952年GDP（除山西）为全国的21.2%，1980为13.4%，2000年为14.2%。
3）中部地区的经济支撑和治理分析
（1）环境支撑水平分析
从系统要素分解的角度看，区域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地、生物及其匹配情况。周绍森等（2006）选取了废水排放密度、废气排放密度、固体废物产生密度、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和森林覆盖率这五个指标来描述，分别从水、大气、土地和生物等角度来评价。表17-8反映的是中部地区各种环境支撑水平的五个指标在初期和末期的具体数值。从总体情况看，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环境污染压力增大和环境条件改善同时并存。
表17-8 中部地区环境支撑水平评价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及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①从废水排放密度指标看，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表明这些地区废水排放对环境产生的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由于工业化进程，废水排放密度数值很大。
②从废气排放密度看，不仅呈现加速趋势，而且增长幅度较大，如山西、河南和江西三省，其增长率都在40%以上。
③从固体废物产生密度看，最大的是山西、江西和河南三省，增长幅度最大的也是上述三省。
④从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看，安徽、河南、湖北的使用量最大，而江西、山西和河南的使用量增长幅度较大。
⑤从森林覆盖率看，处于前列的是江西、湖北和湖南，而增长较快的也是这三省。
（2）环境治理能力分析
环境治理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二是环境治理的效果。所以选取环保投入占GDP比重、万元GDP废水排放量、万元GDP废气排放量、万元GDP固体废物产生四个指标来表示。其变化率都列在表17-9中，从表中可看出以下结论：首先，中部地区及各省都加大了环境保护治理的投入，但投入量及其增长幅度差别很大，山西和江西的治理投入占GDP比重增长幅度很大，2005年在中部六省中处于领先地位，而湖北、湖南和安徽的投入增长幅度变化不大。其次，中部及各省对环境治理的效果基本都已显现，尤其是废水治理效果更明显，计算得到考察期间的变化率都出现负值并且变化率较大可说明这个问题。
表17-9 中部地区及各省环境治理能力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3）经济环境协调性分析
实践证明，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环境问题是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环境问题一方面是由不适合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的完全解决，又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能实现（因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需配置一定的资源，即需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为了表达经济与环境的动态协调程度，周绍森等（2006）构建了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即通过“三废”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来表示。其目的就是为了测度中部地区及各省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通过计算，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变动情况如图17-5，五年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平均数如下排列：安徽（83.98）、湖南（71.94）、湖北（70.62）、河南（66.60）、山西（53.95）和江西（22.55）；五年的变异系数依次为江西（1.924）、山西（0.604）、湖南（0.437）、河南（0.281）、安徽（0.177）和湖北（0.141）。从图17-5可以看出，中部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在考察期间都很不稳定，尤其是江西、山西、湖南的变异系数都很大。
图17-5 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度变动（周绍森等，2006）
4）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应该实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循环经济、节约经济、绿色经济。在环境、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2）中部地区不能简单地提出拒绝承接沿海的重工业和重化工转移。沿海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该走的还得走。但要吸取他们在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尽量避免其负面的东西。
（3）统筹利用水资源。就全国水资源战略看，必须在进行本地区水资源布局和供水的规划中考虑外调水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统筹安排。
（4）以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生产，大力推进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高质量的绿色农产品有高的市场占有率，在发展绿色农业的同时应注重绿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5）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其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入手，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同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起来。另外，注意优化产业结构，其中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值得推广。
（6）转变产业结构与供给方式
①加强铁路等输煤通道及网络的建设；
②解决能源供应质量问题，逐步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③重视节能工作，坚持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的深加工度，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5）绿色转型：太原创新发展之路（张兵生，2006）
（1）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需整体推进
太原的资源型产业比重偏大，资源浪费严重，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此类“黑色”经济模式面临生态环境恶化、发展后劲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削弱的局面。现实的选择就是创新发展模型，推进绿色转型。
（2）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战略突破口
简单地说，绿色经济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健康幸福、整体效益最大化的经济。
①第一产业要加快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庄园。主要是培育绿色龙头企业，开展绿色产品认证，建设富有特色的绿色有机经济区。
②第二产业主抓循环经济，构建绿色工业体系。整体上以绿色经济为发展方向，以循环经济为技术模式，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变。
③第三产业全力做大绿色服务业。研究推广绿色服务业的行业标准，构建具有现代化、知识化、生态化特征的服务业新框架。
（3）积极构建强有力的新型推进机制
①系统设置市场准入的绿色门槛。设置绿色规矩，包括各种绿色技术、质量、安全、消耗、环境、程序等规范标准。
②按照生态优先原则，建立刚性化取舍机制。
③建立强有力的奖惩机制。必须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把污染等负外部性纳入企业成本，使之内化为企业必须考虑计算的经济要素。
④坚决执行绿色考核指标体系，将其作为衡量、考核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建设绩效和领导干部政绩的一条硬指标。
6）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综合效益评价和对策
吴国琛、吴人坚等在1998年提出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生态农业为基础、振兴江西的跨世纪工程。为了总结江西开发治理山江湖的经验，增强科学分析能力，有必要建立衡量山江湖工程实施效益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对实施地区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宏观调控机制，并提出调控对策。
（1）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简介
江西省虽具资源优势，但是区域社会经济水平较低，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前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制约经济发展，尤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是其生态环境恶化的集中表现。始于80年代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协调发展与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跨世纪大流域可持续发展工程。它是《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之一。
山江湖是鄱阳湖及入湖五河流域的总称，其面积占江西国土的97.2%。山江湖工程根据“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原则和“立足生态、着眼经济、系统开发、综合治理”的方针，把治山、治水与治穷作为一项大系统工程加以实现。
山江湖工程采取“软硬（科技）兼施、虚实并举、典型引路、系统推进”的实施方法。在科学考察、规划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分区开发治理试验示范工作，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建设了九大类26个基地，辐射出127个推广点。这些典型在全省贫困山区、湖区和条件较好的平原丘陵区均发挥了不同的示范作用。目前，山江湖工程由点到面，在资源合理开发、生态环境治理及扶贫攻坚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2）项目研究方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适合工程实施地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项目和权益。根据这些指标收集了11个年度的德安、泰和、赣县三个县城（代表北部湖区、中部丘陵、南部山区）及江西全省的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以下三个层次的工作：县城、三个县的比较及全省的综合效益评价，并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调控对策。
（3）研究成果
①建立的指标体系采纳了国内外长处，又能与本地状况密切结合。
②进行了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在应用中的比较，增强了科学方法效果。
③在对三个典型县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三个县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充分体现是否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一条实用的评估途径。
④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既从实际出发，又有一定战略高度的宏观调控对策。
（4）调控对策
①工程实施应由典型示范向面上大规模开发治理推进。
②自然资源开发，向深度开发和产业化、集约化经营。
③生态经济系统建设逐渐向城乡并重发展。
④加强信息管理，发展可持续生活信息，拓展非正规教育。
⑤“内聚外引”，成立民间组织，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⑥开展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加强监测评估。
⑦提高造林质量，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⑧保护耕地，防止土地污染的退化。
7）江西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
自我纵向比较，江西旅游业飞速发展，可谓成绩骄人，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仍处于后进之列。即使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相比，江西仍存在较大差距，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落后，综合经济效益较差，成为区域旅游经济的“盆地”（见表17-10）。
表17-10 中部地区六省旅游业发展情况对比
源自：2002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江西现行旅游产业模式主要属于政府主导型，这是由政府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等因素所决定的。
①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积极作用。20余年来，在政府的关爱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促进中获得快速发展。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关注、参与和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体现了政府主导在推进江西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②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由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部门管理的制约和影响，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微观支持和直接管理占主要位置，如旅游建设项目的投资分配和旅游企业的部门所属；政府过多地介入饭店、旅行社等竞争性行业，干预旅游企业的正常经营，对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共领域都投入不足；旅游行业常常政出多门，协调监控不力，影响了江西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要加快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就必须破除传统发展模式这一体制性障碍，建立和完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
（2）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基本架构可以概括为“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①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旅游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运行，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所起的主导作用来实现旅游产业的发展，即使是政府的引导与调整，也必须符合旅游发展规律。
企业是市场的细胞、产业的元素，而真正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微观基础。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增强旅游企业的活力，提高其经济效益与服务质量，有利于提升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②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在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中，政府旅游管理部门的职能应从建设者、开拓者向规范者、服务协调者转变，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加速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对旅游产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法规引导、政策引导、管理引导和资金引导，加强省内外各旅游区的协作与联合，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社会参与是指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各部门、各行业的参与、发展和配合。因为旅游产业关联性很强，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营造出旅游产业持续良性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通过利益结合的经济纽带以形成旅游大发展的社会合力，加上政府的组织协调，使旅游产业发展成为良性循环的社会系统工程。
8）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探析
许振宇等（2008）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剖析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其结构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评价模式，分析区域系统的耦合状态，对于全面掌握湖南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状况、明晰湖南省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图17-6 湖南省区域系统要素演变
根据湖南省统计年鉴（1996—2006）提供的原始数据，各指标按照层次分析等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乘以指标权重，最后求和汇总，得到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要素演变图（图17-6）。
湖南省近11年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5.02度增加到2006年的58.83度（图17-7），年平均增长4.89度。计算可得，从2008年起就进入“过度开发”时期，说明如果不尽快加以政策调整，湖南省以后还将长期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即不注重区域自身能力建设，一味向外出口本区资源产品，以获得货币财富，省内资源与环境将会受到过于严重的掠夺与摧残，省内大量资源将会更快出现短缺和超负荷现象，环境污染将进一步加重，生态破坏会进一步肆虐。
图17-7 湖南省区域系统耦合状态
图17-6、图17-7均源自：许振宇，2008.
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综合支撑能力呈对数型上升，而综合消耗水平呈指数型上升，二者演化速度具有非同步性，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在经济增 长方式仍然非常落后和产业结构未得到有效改善之前，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应该慎重，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出口，必然是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层出不穷。湖南省近些年过于偏重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原因，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味突出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区域综合消耗水平快速增长。2006年区域综合消耗水平是区域综合支撑能力的1.65倍，说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过度开发的程度还不算高，现在正是加以政策调整的时候。如何加快综合支撑能力建设的速度、适当减缓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速度、如何有效提高综合支撑能力与改善综合消耗水平质量，对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来说，已成为重要的课题。
17.2.4 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是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日益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和形象的代表。
1）三大城市群的界定
按照苗长虹关于城市群的界定标准，目前在中部地区已形成三大城市群，分别为武汉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包括武汉、鄂州、黄石等九个城市）；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洛阳为副中心，包括郑州、洛阳、开封等九个省辖市）；长株潭城市群（以长沙为中心，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城市）。
2）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
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见表17-11～表17-14。
表17-11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规模指标状况（2004）
源自：《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2 中部三大城市群主要发展指标占整个中部地区的比重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3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等级结构
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
表17-14 中部三大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湖北统计年鉴2001》、《河南统计年鉴2001》、《湖南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5》、《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部三大城市群中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最好，武汉和中原城市群次之，但是武汉和中原城市群的规模较大，其发展状况对整个中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从全国的范围来说，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水平不高，存在着诸多共性的问题，如工业水平低，城市化进程滞后，中心城市实力弱，城市规模结构不完整，制造业技术含量低，服务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等问题。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三大城市群应结合各自特点，实行差异化的城市群发展战略（陈丙欣等，2007）。
17.2.5 武汉城市圈功能提升研究
湖北省社科院课题组（2007）提出下面的课题。
1）武汉城市圈的定位与主要功能
（1）联系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纽带。武汉城市圈是联系东中西部和世界经济的重要交通枢纽。从东往西的资金、技术和信息流，以及从中西部往东部及海外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和人力资源在此交汇。
（2）中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武汉城市圈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通过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含量、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将成为大陆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高地。第三产业原有基础较好，通过加快发展金融、信息、物流和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中部崛起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在中部地区三大城市群中，武汉城市圈按城镇化水平、城镇密度指数等指标均居首位。按人均GDP、经济和人口密度均处于前列。其特殊的区位、交通、产业与科教等优势决定了其在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点作用。
2）功能提升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1）总体功能不强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面临多方挑战。
（2）基础功能不完善：圈内发展差距较大，经济融合度较低。
①产业结构不合理，聚集不足；
②市场开放程度不够，经济外向度较低；
③城市首位度高，城镇体系存在缺陷；
④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尚未形成。
3）提升武汉城市圈功能的对策与建议
（1）围绕“四个基地，一个枢纽”的目标提升基础功能
①建立全国性农副产品加工基地，提升城市圈的农产品资源优势功能；
②建立全国性先进制造业基地，提升经济辐射功能。
（2）围绕高级服务与管理中心提升品牌功能
①大力发展金融和信息业，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②打造全国性会展中心，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③构建全国性总部中心，提升武汉都市圈的高级管理中心功能。
17.3 东部率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以大幅度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飞速前行，始终保持领先地位。2004年，我国东部沿海10省市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5%。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个国内生产总值过万亿元省份的经济总量之和占全国经济总量的近一半，这组数字充分说明了先行地区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和对共和国的贡献。
17.3.1 东部地区的区域格局
在我国已经形成的区域经济版图中，东部地区是指东部沿海10省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以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省。东部区域土地总面积为91.6万km2（图17-8），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46 3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2005年GDP总量109 924亿元，占全国总数的55.6%；2005年人均GDP达23 768元，为全国人均GDP的1.8倍。东部区域占据了我国18 000km海岸线的80%，沿海港口林立，城市群星罗棋布，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捷，信息流畅，产业发达，市场繁荣，人才济济，先进理念与时尚层出不穷。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三大增长极（深圳、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三大都市圈（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都聚集在东部，而且4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全国经济支柱大省也都在东部。这里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国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撑和科技创新的先导地区。
图17-8 东部诸省范围图（许振宇，2008）
1）自然条件特点
（1）以低山丘陵与平原为主的地表结构
东部10省市地处我国低山丘陵与平原广布的第三级地势面。以宁绍平原为界，南北分属不同的大地构造分区。北部地处黄河、淮河与长江下游，平原广阔连片；江苏、上海和山东的60%面积是平原省市；丘陵、低山分布于鲁中南、胶东及苏浙两省交界处。南部以低山、丘陵与山间盆地为主，间有少数中山；珠江与闽江下游平原面积较广，盆地和谷地中的冲积平原面积较小。
（2）不同类型的季风气候
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我国东部季风气候的基本特征：冬冷夏热，季节分明，雨热同季。同时又有本身的区域特征：首先，自沿海向内陆、大陆性逐渐增强，沿海气温变化较内陆平缓，水分状况优于内陆；其次，本区南北跨度大，季风气候特征的南北差异明显。淮河以北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淮河与南岭之间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的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南岭以南为湿热的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暖，高温多雨，台风影响最频繁。
（3）地带性明显的自然景观
我国东部沿海气候湿润，植被与土壤的南北差别主要受热量的控制，自然景观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纬度地带性。从北向南分布着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热带雨林。
2）自然资源评价
（1）土地资源
①土地资源绝对量和人均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
东部地区土地总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却占全国总量的36%。人均土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5%。
②土地生产力高，土地资源限制因素较少
2000年，沿海六省市（除海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1 29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6.2%；平均产值密度达到617万元/km2，是全国平均水平93.9万元/km2的6.6倍，从综合经济效益看，本区是我国土地生产力最高的地区。
全区土地资源质量普遍较高。以耕地为例，全区耕地等级中一等地和二等地的比例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和3.1%。在全国农林牧土地中，无各种限制性因素的土地面积占农林牧土地总面积的9.8%；本区上海、江苏、山东和浙江一市三省无限制的土地比例增大至22%～94%。
③土地利用率高，但区域差异明显
首先是未利用土地面积小，土地利用系数大。其次是土地垦殖指数高，反映耕地的比重大。
④耕地锐减，后备资源有限，用地趋势严峻
耕地面积以0.5%的年递减率在减少，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工业、交通、城镇和民宅建设增加，二是生产结构调整，部分耕地改种水果和经济林或开挖成鱼塘。在耕地锐减的同时，人口却在迅速增加，其结果是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许多地区出现土地承载力饱和或超载。
（2）水资源
东部地区地处四大江河入海口，水资源较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水污染渐趋严重，部分地区水资源供需状况不容乐观。
①降水丰沛，当地水资源丰富；
②位于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下游，有丰富的客水过境；
③水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地区（鲁西北等）严重缺水；
④水资源地区分布与人口、耕地和经济布局不适应；
⑤用水量增加，水污染严重，局部地区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⑥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高，节约用水潜力较大。
（3）矿产资源
①矿产资源类型齐全，矿种众多；
②重要矿产，尤其是煤炭和金属矿产资源紧缺；
③非金属矿产资源分布广泛，大多储量丰富；
④小矿、贫矿、共生矿多，开采难度大。
（4）海洋资源
①资源种类繁多，包括海港、油气、海滨沙矿、海洋水产、海水化学、浅海、沿海滩涂、海滨旅游等资源；
②资源数量丰富，本区所有海洋资源的数量在全国总量中均占有大部分份额。
（5）旅游资源
①自然景观种类齐全，风景资源多姿多彩；
②人文景观丰富，名胜古迹众多；
③旅游资源质量高，景点组合好。
3）生态环境问题与自然灾害
（1）水土流失
东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从自然因素看，受季风气候影响，干湿季明显，夏半年降水集中，且多暴雨，坡地分布广，容易发生水土流失。从人为因素看，开发历史久远、人口稠密、陡坡开荒种植、过量砍伐森林和放牧、开山取石修路，使表土裸露，稳定性受破坏。
（2）土地石化
土地石化发生于部分山地丘陵地区，由于滥砍、滥伐、滥垦和滥牧造成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致使土层由厚变薄，直至母岩裸露。
（3）土壤盐碱化
土壤盐碱化在内陆和滨海均有分布。内陆盐碱化出现在鲁西南地区，与现代黄河的高河床和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有关。滨海地区只有渤海南岸有一定碱化现象，其他地区都是盐化土壤，由海水的长期浸渍作用形成。
（4）环境污染仍较严重
随着工业、交通等事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必将增加废水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致使环境质量逐步恶化。但是全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尤其在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环境质量的恶化速度有趋缓的势头。由于近几年环保意识的增强、科技的进步、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三废”排放定额的降低、处理能力的提高等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果，使废污水和废气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但是，从全局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的问题仍然是相当严重的，决不能掉以轻心。
（5）自然灾害频繁
东部沿海地区地处海陆交汇地带，生态系统脆弱，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强度大、破坏严重，平均每年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灾害损失的一半左右。
①台风：热带风暴和台风，按习惯统称台风。台风及其伴生、次生的灾害包括狂风、巨浪、暴雨、洪水、滑坡、泥石流等一系列灾害，是沿海地区发生频率高、损失大的灾害类型。据1990年至1994年的资料，热带气候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 054亿元，死亡3 599人。登陆次数最多的是广东省，平均每年2.5次，其次是福建、浙江两省。
②暴雨：受海陆分布和地形影响，沿海地区暴雨多、强度大，往往导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冲垮堤坝，淹没农田，泛滥成灾。年暴雨日数分布自南向北减少，广东省年暴雨日数6～10d，沿海8～10d。东部地区24h最大降水量均在300～400mm以上，广东沿海最高达600mm以上。
17.3.2 东部经济起飞的条件
张建平（2007）认为东部经济起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主要从国际环境、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方面进行分析。
1）国际环境
东部地区的开发、开放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正式起步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处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经历了战后20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波动，1973年暴发了石油危机，这些迫使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技术创新。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表现在使用节能技术和人造材料以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并把高能耗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以上述国际环境为背景，我国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下迅速融入了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和香港地区的制造业向深圳特区和珠江三角洲转移。当时，香港5万多家制造业工厂在深圳、珠三角地区和沿海其他地方建厂，招收内地劳力300多万人，是香港本地制造业劳力的4倍。通过这种“前店后厂”的方式实现了制造业生产基地的转移。
我国东部地区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及产业，发展外向经济，从而实现经济腾飞。
2）地理优势和人文资源条件
我国东部处于太平洋沿岸，具有很好的地理优势。东部地区尤其珠三角地区与经济较为发达的港澳台地区毗邻。同时，东部地区的港口城市如青岛、烟台、上海、广州、厦门等，在历史上就与东亚及世界各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因此，我们说东部地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带，海上交通便利，在经济上具有地理优势。
①基础设施方面，该区东南临海，海上交通便利。公路、铁路建设在历史良好的遗留基础上，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了大的发展，陆路交通条件同样较为优越。其经济发展有着中、西部地区难以比拟的交通条件。
②在人文方面，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优厚待遇、良好的发展前景，都深深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改革开放后人们冲破束缚他们的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等，形成了“孔雀东南飞”的壮观现象。最为典型的是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百万人的大都市。
③在资金方面，东部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内资金和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华人、华侨和海外同胞的作用不容忽视。
17.3.3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综合优势
下面选择权衡（2007）、吴敬华（2007）、张建平（2007）和林凌（1998）的论点加以综述。
1）经济实力雄厚
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已累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重心区。东部地区200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6%，其加权平均增长率为13.9%，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无论是增长率还是GDP份额，东部地区都是全国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也确实为全国发展发挥了较强的先富效应和辐射作用，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了较好的示范性。2006年东部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1.5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2）市场规模巨大
从消费品零售总额看，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尤其是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型的时间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已经或正在形成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人们的市场观念较强，中介机构较多，运作较规范，竞争较有序。
3）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高度密集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出现区域化、一体化的特征，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一体化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态势和模式。
在东部，一大批经济集聚区与产业密集区已形成。钢铁、石化、轻纺、机电等一批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资金、技术密级型产业迅速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已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核心区与产业聚集区，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目前，浙江已形成产值超过亿元的产业集群300多个，其中10亿～50亿元的90多个，50亿～100亿元的14个，企业约13万家，就业人数600万人，总产值占全省60%。
4）走向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时代
东部地区发展模式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就是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迅速推动地区发展融入全球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是表现在进出口贸易快捷增长，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二是积极引进外资，充分运用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劳力流动中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低成本运行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量的88%～90%。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其中90%源于东部地区。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五个省市总额各超过1 000亿美元，广东继续位居首位，超过5 200亿美元。优先发展外资经济，以外促内，不仅可以外资和外贸带动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惯例，从而加快市场化体制改革，并且以大力改善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提高外向型程度，这也是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5）金融活跃发达
东部地区人们金融意识较浓，保险、期货、外汇等金融体系较完善，上市公司较多，企业筹融资渠道较通畅。2005年金融业发展优势尤为突出。证券方面，北京、上海、江苏的股票筹资位居全国前列；全国各类金融资产总额37万亿元，东部聚集60%以上；保险方面，2005年全国保险公司累计保费收入4 925亿元，增长14.2%，东部增长16.4%。
6）创新资源丰厚
人才与技术优势十分明显。东部地区聚集我国绝大部分教育资源，2004年全国1 707所普通高校，设在东部的有759所，占总数的44.46%。最近几年我国高校毛入学率为19%，北京为50%。由于东部地区GDP总量大，形成了相对较充足的研发资金来源，加快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率先实现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7）非公经济突出
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还得益于所有制结构改革起步较早，非公经济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较大。像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非公经济不仅增长速度快，对GDP的贡献率较高，而且已从传统制造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从竞争性行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不少非公企业已发展壮大，注册资本金达1亿以上的已有几百家。由于非公企业产权明晰，投资者、管理者职责分明，能较好利用资源、降低成本、适应市场、提高效益。非公经济没有历史遗留的包袱，没有冗员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具有较大活力和发展潜力，成为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优势。
17.3.4 “十五”时期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回顾
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室（2006）提出下列的回顾总结。
1）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继续提高
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先进的体制、机制以及先发优势，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区的部分行业和领域形成国内的优势地位，已经具备与国际市场竞争高低的实力和话语权。2005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8 999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55.5%，比2000年提高3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3 568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8倍，比2000年提高0.12倍。
2）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整体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特别是分布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园区内的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2005年，东部地区三次产业比例为7.7∶51.6∶40.7，相比2000年，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3个百分点。
3）固定资本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十五”时期，政府投资向中西部倾斜，并引导境内外投资向中西部集中，东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2005年，东部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5 569亿元，占全国52.3%，比2000年下降2.5个百分点，这体现了东部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下降，更多地发挥消费和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4）城乡消费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消费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在全国所占的比重继续提高
2005年，东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6 974亿元，占全国比重为54.4%，比2000年上升2.3个百分点。
5）进出口与利用外资继续占主导地位
“十五”期间随着我国入世后对外开放进程的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领先优势，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增速均占全国的主导地位。2005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达12 782亿元，占全国比重为89.9%，比2000年上升1.8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17.3.5 东部地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济增长中高投入、高消耗与低效益的情况非常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源投入型而非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因此无论资本的投入、资源的消耗以及劳动力的使用等，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粗放型特征。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东部地区过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导致以下后果：土地不足、地价上涨；能源和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水资源消耗严重，环境容量透支；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开始显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随着民间环保意识和权力意识日益觉醒，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矛盾也日益凸显。江浙两省有关环保问题的上访案件已居各类信访案件的前列。星罗棋布式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使污染源分布甚广，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成了难题。由于近年来东部的产业结构开始向污染较重的重工业化转型，统计显示，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石化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9个。这无疑会使东部的环境矛盾更加突出。
2）土地供应不足，制约经济扩张
从2004年开始，国家缩紧了投资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使我国东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供应短缺。如北京市2006年上半年已安排供应土地700hm2，而实际需求量已超过4 000hm2。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效率，山东省制定单位土地的投资强度东部要达200万元/亩以上，西部为120万元/亩以上。土地供应的紧张已严重制约东部区域产业的扩张，一些知名大企业把目光投向中西部。
3）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和政府推动非常明显，强势政府问题仍然存在
东部经济增长有两个特点：
（1）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尤其在东部一些地区，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性较强，消费列于次要地位。这种增长方式使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投资率高，而消费率则相对较低。一方面造成投资增长过快，容易引起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消费率较低，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结果是经济和收入增长较快，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提高，因为收入增加后很大一部分通过储蓄等途径进入投资领域。
（2）与此同时，高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背后因素是政府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强调政府对于增长的干预，动员资源，甚至直接投资经济，尤其是强势干预，有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甚至产生腐败乃至社会不和谐等问题。
4）经济增长的外资依赖性特征非常明显
整个东部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获得“世界加工厂”的美誉，但是必须看到，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资，实际上也会带来负面影响。2008年产生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不少问题。
在国际制造业转移中，产业链和经济链的中低端迁移到了我国，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链也相应转移到我国，而我们需要的转让技术却遭到转让国的谨慎对待或封锁。最终我们有可能会在一味强调引进外资的“热闹”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且我们也可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或所得无几。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外资经济发展产生的富民效应不明显。以沿海城市苏州为例，具有政府推动型和外资高度依赖型经济高增长，产生了高GDP，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原因是他们实施的是“打工经济”，而不是老板经济。另外，还由于依靠政府优惠或税收减免等吸引外资进入，也导致支付土地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代价。
5）先富带后富以及为全国发展提供服务和示范效应都不明显
东部地区应属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先富起来的地区，应带动后富地区实施共同富裕。但是由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政策指导下，先富地区缺乏带动后富地区的体制、机制，因此先富带后富的效应实际上不明显。同时，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制度改革等方面为全国提供借鉴、示范的效应也不是非常明显。
6）技能人才短缺，产业发展受阻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东南沿海三大制造业基地正全部面临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有报告显示，三大制造业基地重点城市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的各类最紧缺人员约为52万人，而通过劳动力市场应聘这些紧缺岗位的求职者约为18万人，用人缺口高达34万。
7）第二产业相对发达，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普遍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偏低，而且发展速度也慢于第二产业。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既有产业结构基础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受外商投资结构偏重于加工制造业的影响。第二产业发展过快不仅对东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而且这也是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土地空间不足、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人口负荷过重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17.3.6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优化对策
1）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步伐
以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契机，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按照市场机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消除行政区经济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强区域在基础设施、市场开拓、产业发展和企业联合等方面的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壮大整体区域经济实力。
2）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率先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发展都市型、城市型现代农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大执法力度，降低主要污染和能耗指标，从而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遏制耕地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标准，提高环保和能耗门槛，以及规定单位面积土地产值标准政策，引导转移占地多、消耗高的加工业和劳动密级型产业，提升产业层次和经济增长质量效益。
3）率先转变外贸、外资的增长方式
（1）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把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上来。
（2）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疲软的情况下充分运用国际市场分工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4）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促进内需和消费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合理调整宏观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和社保福利增长，促进内需，增加城乡消费。同时合理调整内外资发展的结构，在改善外资发展的基础上，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尤其要扶持中小企业，通过经济增长，不仅克服当前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也是实现富民与和谐的长久之计。
5）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
发挥产业配套好和技术水平高的优势。优先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主动引导劳动密集型和一般低附加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抓住全球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活动的时机，改善和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在度过当前困难的基础上把利用外资的重点逐步转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上。
6）服务全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东部地区需要在服务全国中发展自身，拓展发展空间。在工作进程中要正确处理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1）政府援助战略：必须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口资源和帮扶协作的工作力度，针对西部和边疆贫困地区实施转移支付，配合国家扶贫战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2）功能辐射战略：发挥东部大型城市如上海等综合服务功能，发挥东部大城市具有的先进理念和国际经验的示范效应，积极引领和催化中西部地区新一轮工业化和城乡化互动的进程。建议可以通过学习、交流挂职等形式。
（3）要素供给战略：发挥东部人才、资本、技术、信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西部大开发等提供各种要素供给和技术支持，特别要通过制度创新，加速东部大城市在生产要素供给方面更好地服务全国。
（4）产业联动：东部的先进制造业重点在两方面可服务于全国。一是提供尖端装备、高科技的原材料和先进技术，二是西部企业为东部先进制造业提供配套生产的机会。现代服务业服务全国，关键在于通过发展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中西部的城市结构升级和功能优化提供经验借鉴。
17.3.7 江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状和对策
钱方明（2006）提出：
1）改革开放对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江浙地区提高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浙江省、江苏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列全国第四、五位。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加快区域物质资本的积累
江浙地区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经济，加快资本积累。2004年，江浙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占全国的31.0%，外贸出口额占全国的24.5%。1985年至2004年两省的物质资本积累迅速增长，固定资本存量分别增长9.3倍、15.7倍。物质资本的快速增长为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的积累
两省大力引进短缺、紧俏、急需的各类人才，人才资源迅速增长。1993年，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172万人，2003年增加至261万人，10年增长52.86%。
（3）提高区域自立创新能力
两省在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时，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加强与上海、北京等地科研院所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项目投资、合作建立科研基地、组建科技型企业、挂职锻炼等形式，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两者还利用对外开放的优势，在各个层次上接受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通过消化吸收，不断提高自立创新能力。
（4）促进区域制度创新
两省政府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许多领域制度创新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制度创新激发外资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开发区已成为江浙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重要载体。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文化与移民文化、海外文化的碰撞、冲击和融合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开发激发了江浙居民的竞争意识和创业精神。近年来，江浙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地区加快环保方面制度创新的力度有力地保证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环境问题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环境排放总量也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2004年江浙两省合计“三废”排放量在全国占较高比重，分别为15.49%、12.41%、5.82%。其中废水和废气排放量相对较高，而固体废物排放量相对较低，这反映了江浙地区的产业特点，但其比重小于GDP占全国的比重。江浙两省“三废”治理费用比重相对较高，废水、废气的治理费合计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7.21%、11.89%，说明两地环保政策力度较大。
（2）资源问题
近年来，江浙两省的土地、能源、人才、水资源等要素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已制约了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面临经济增长的极限。
①土地：江浙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工业化进程中耕地不断减少。江苏省1980年至2004年耕地面积减少652万亩，其中国家基建占地268万亩，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面积的14%。浙江省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的7.2%，2004年人均耕地仅为0.52亩/人。土地要素约束已成为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②能源：江浙两省能源矿产缺乏，一次能源基本靠外省调入。1990年至2003年江苏工业用煤炭消耗量从4 724万t增加到11 542万t，增长1.44倍。1990年至2004年，浙江煤消耗量从1 961万t增加到9 209万t，增长3.7倍。造成江浙地区能源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快速增长产生的需求，以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③人才：尽管近年来江浙已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才，但对于经济发达省份来说，人才的缺乏仍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从总体看，两省人均受教育水平在全国并不处于领先地位。2000年浙江省初中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的所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扫盲班、小学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江浙两省平均受教育水平分别位于全国的第21位和第19位，不利于两省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江浙两省如继续沿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3）开放条件下江浙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1）提高开放型经济质量
应当转移到以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来，加强环境与生态保护，提升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①完善贸易、技术和产业结构互动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②在引资战略上，从原来以资本形成为重点向以提升产业结构为重点的战略转换。将招商引资与区域特色结合起来。
③鼓励企业“走出去”，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努力构建区域竞争优势。
（2）建设区域创新体系
①以特色产业集群为突破口。在特色产业集群中构建有效的科技创新平台是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切入口。
②培养区域创新主体。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推进企业、高校、科研、中介、金融机构、政府等主体良性互动。发展技术、信息、咨询、管理、融资、法律各类中介服务，为创新主体提供创业环境。
③扩大科技领域的开放。扩大与国内外的科技合作领域，引进、利用国内外科技和资力资源，快速提升产业的创新水平。
（3）建立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
①完善行政考核体系。加快考核制度创新，按照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快推广绿色GDP指标体系，把反映能源、环境、教育等状况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
②建立绿色经济制度。即建立绿色经济和发展的一系列规则和考核指标的制度框架。加大各种资源利用和环保的监督管理及法制力度，保障相关法制和行政措施落实。
③推进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市场化。完善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及补偿机制，体现“污染者负担、治理者受益”原则，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④形成保护企业家经营成果的制度安排。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公民和企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经营、技术和制度创新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4）形成共识的社会机制
①地方政府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政府应制定相关规划，确定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节约型社会建设中，发挥引领、示范和表率作用，承担全民教育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强化他们持续发展的理念。
②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公众参与可使他们自我约束，在人口生育、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的执行和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③企业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企业能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约束自己的外部不经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基础和保证。政府的推动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理念。
17.3.8 北京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意愿
马小红等（2008）通过2006年对北京城市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生育意愿问卷的调查，并比较2002年同项研究，得以进一步证明了北京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偏低，调查对象中半数希望生育一孩，“双独”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不过，调查统计显示，随着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实际婚育的发生，独生子女的意愿生育水平有较明显的上升。
1）研究背景
目前北京已形成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据推算，到2005年户籍人口独生子女总量达200万，约占同龄人口比重的2/3，并从21世纪初陆续进入婚育期，成为生育的主体。因此，21世纪前二三十年独生子女间结婚的“双独家庭”将越来越多，符合“双独”生育政策的二孩生育亦将呈现上升趋势。
20世纪6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出现较大规模的补偿性生育，形成特有的人口生育高峰。由于人口增长特有的惯性，21世纪前20年将可能形成新一轮出生人口数量的小高峰，同时这个小高峰将与“双独二孩”生育高峰同期而至。这一生育波动的峰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80年代后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选择。
2）研究重点和方法
以独生子女家庭户作为调查对象，研究在“一孩政策和双独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独生子女尤其是“双独家庭”在生育孩子数量、生育规划偏好和生育时间等方面的意愿，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因素，生育意愿和行为选择对北京市未来人口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和问题。
本次调查对象是有北京城市户口的20岁至34岁独生子女和共同居住的父母，聘请专业调查公司对对象进行入户问卷访谈调查，时间为2006年8月至11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 608份。
3）主要调查结果
（1）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
理想子女仍以一孩为主，意愿生二孩者仅占1/4；不存在男孩偏好。
（2）“双独”家庭的生育意愿
“双独”政策适用群体没有显示明显的二孩生育意愿；对二孩生育间隔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3）影响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因素
经济负担成为生育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生育行为上显示了更强的主体意识。
（4）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愿望
父母希望儿女生育二孩的比例明显上升；不存在男孩偏好，呈现一定程度的女孩偏好。
4）基本判断与对策建议
（1）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有所上升，但仍保持较低水平的生育选择。
据调查推测，北京市“双独”政策的实施以及“双独”家庭的增长不会导致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上升，虽然人口结构导致的小高峰和“双独”家庭生育二孩存在叠加效应，未来10余年北京市户籍出生人口将有所回升，但上升幅度有限，生育水平变动不会超过2002年调查所做的预测和推断，总和生育率仍将保持在低生育水平。
（2）“双独”家庭二孩生育对缓解北京市老龄化具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已持续近20年，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型社会，目前老年人口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据北京未来50年人口变动趋势预测的研究，即使未来几十年北京保持300万～400万流动人口规模也无法缓解首都人口快速、严重老化的严峻趋势。
经预测研究显示，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若提高0.2，在未来几十年可以降低老龄化水平约两个百分点。“双独”政策的实施不会导致北京人口出生率大幅上升，从长远看对缓解人口老龄化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使“双独”家庭充分了解“双独”生育政策对于缓解人口结构老化的意义，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3）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在妇幼保健机构、幼儿园、小学等公共设施的配置上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应将人口变动的趋势以有效的形式告知公众，并采取奖励政策使公众适应调整生育计划，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4）对郊区县进行计划生育意愿补偿调查，建立生育意愿跟踪研究机制。
17.4 东北振兴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老工业基地与人民生活的发展。继西部大开发之后，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这不仅为东北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而且是在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东西互动的重大举措。
图17-9 东北地区示意图
源自：郐艳丽，2006.
17.4.1 东北地区概况
1）自然条件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即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土地总面积约为124km2，人口为1.19亿（见图17-9）。
东北地区是片富饶辽阔的大地，山环水绕，沃野千里。东北大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拥有全国最多的可垦荒地资源。东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海域和海域资源以及浩瀚的“林海”，还有最好的草原。东北还有种类繁多的珍稀野生动植物，特产资源极其丰富。东北地区矿产资源也较丰富，主要矿种齐全，其中主要矿产有铁、锰、铜、钼、金以及稀有元素等，非金属有煤、石油、油页岩、石墨、石棉等。这些资源在全国都有重要地位。
2）工农业基础和历史贡献
钢铁工业是东北工业的基础。以鞍钢、本钢为主，东北地区建起了包括大连钢厂、抚顺钢厂等在内的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机械制造工业是东北工业体系的核心。以沈阳、齐齐哈尔为主，形成机床、重型机械生产基地，以长春、大连为中心形成机械制造中心，能生产汽车、内燃机车、船舶、拖拉机等。东北地区利用资源优势，建立了能源生产基地和化工工业基地。
东北有我国最大的林区和最好的草原，也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东北是中国工业的摇篮和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代主导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国家投资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中，有54项安排在东北三省，使东北成为我国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设备和原材料生产尤为突出。东北的原油产量占全国的2/5，木材产量占1/2，汽车产量占1/4，造船产量占1/3。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体系形成的象征，是新中国工业人才的摇篮，东北曾为全国作出过重大历史性贡献。
17.4.2 东北地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王济林（2005）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存在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1）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出现相对衰退现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由于改革开放严重滞后，国有企业缺乏活力，而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地区经济增长不景气，甚至出现相对衰退的迹象，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市场份额急剧减少。在1981年至2001年间，东北地区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仅有7.6%（按当年价计算），而沿海新兴工业区（粤、闽、苏、浙、鲁）为14.8%。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2）国有企业比重高，职工下岗和就业问题突出（1）国企比重高，产权结构单一。2003年，国企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为67.5%。（2）垄断性和基础性行业比重高，赢利能力低，对资源的依赖性大，产业转型难度大。（3）国企效益较差，资产负债率高。辽宁省地方国企1 507户中，资不抵债的企业有308户，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35%。
（4）国企包袱沉重。一是办社会机构7 183个，职工49.1万人，企业补助支出153亿元。二是办“大集体”多，且大多为亏损企业。
（5）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率增加，就业压力大。由于国企机制不活、人浮于事、技术和设备老化等原因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竞争力不足、大批职工下岗。辽宁省国有、集体企业离岗职工达150万人，阜新市2002年下岗失业人员15.2万人，占市区人口的20%。
3）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缺乏接替产业，亟待产业转型
东北地区拥有一批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一方面这些城市在经历多年大规模开采后，大都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目前，大庆油田的可采储量只剩下30%，仅有7.45亿t，到2020年年产量只能维持2 000万t。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大都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短，缺乏接替产业。例如，在2002年工业增加值中，大庆市非油产业只占5.9%，伊春、大兴安岭两地非林产业只占1/3。目前这些城市大都面临沉重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就业转移的压力。
4）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比例高，信用等级低，企业融资困难
一是国有企业不良资产比例高。目前辽宁国企不良债务达2 921亿元，其中欠银行1 891亿元，欠政府900亿元，欠职工130亿元。二是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高。企业恶意逃避债务现象严重，加上体制和政策等方面原因，导致近年来东北地区的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呆坏账比例较高，金融风险加大。这样就严重影响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
17.4.3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问题
（1）天然林资源长期过度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原始森林持续大量采伐使大小兴安岭森林锐减。林业用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 111万hm2减少到20世纪末的6 710万hm2。森林长期过度采伐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湿地面积萎缩，这些潜在的生态危机已逐步显现。
（2）矿产资源开采引起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东北资源的开发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经历的是重生产轻生活、重产业轻城市、重经济轻生态的发展轨迹。长期累积形成的环境问题比较突出。抚顺、阜新、本溪、沈北等城市的煤田开采区造成地面沉陷90余处，总面积258km2。资源开采产生大量矸石、垃圾，其堆放造成土地占用和地表生态破坏也非常突出。
（3）城市地区存在多种生态问题，如水、大气、固体废物污染以及郊区农业发展引起的点、面源污染。铁岭、沈阳等城市的河流水质污染严重。辽河水系全河段均为V类水质，属重度污染，失去利用价值。矿区土地复垦比例低，需引起重视。
（4）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20世纪以来大规模农业开发，使土地退化严重，黑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近40年来，松辽平原荒漠化每年以1.4%的速度发展。盐碱化土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19%。三江平原经多次大规模开发，垦殖率由7%增至2003年的39%，湿地面积减少72%，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壤肥力下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东北西部水土流失也较严重。
（5）草原生态退化严重。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草地退化面积在40%～80%之间，近年来退化趋势不但未能得到遏制，而且还在迅速恶化。“重治轻管”是草地退化无法得到遏制的原因之一。
17.4.4 “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在“振兴东北”的国策出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半年之内曾两度到辽宁做调查研究，除夕之夜，他到辽宁阜新一煤矿矿井下和工人一起过年。当温家宝第二次到辽宁考察时，其经济意义已经凸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发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目标、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
1）成效
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东北振兴的政策，东北地区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大动作推动振兴，既显现出当期效应，又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经济步入快车道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与全国的差距逐步缩小。2005年，辽、吉、黑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12.3%、12.0%、11.6%，比2003年分别加快0.8、1.8和1.4个百分点。2006年前3季度三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13.0%、13.7%和11.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粮食产量连创新高。2005年，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达1 586亿斤，在2004年大丰收基础上增产38亿斤，创历史新高。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显著。2004年、2005年，东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33.5%和39.3%，比全国平均高5.9和12.1个百分点。
四是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5年，辽、吉、黑三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2.8%、10.8%、10.7%，比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增长率（9.6%）高3.2、1.2和1.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也分别高于全国水平。
（2）内在活力得到激发
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很大，仅2005年，辽宁国有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造达60%以上，2005年东北地区国企比2003年年底减少近500户，资产总额增加1 500亿元。2005年9月，鞍钢与本钢成为联合重组，具备年产钢2 000万t、销售收入1 000亿元的水平。在国企发展壮大的同时，民营经济也在迅速崛起，修正药业、忠旺铝材等一批在全国著名的民企成为经济生力军。
（3）对外开放取得突破
2005年东北三省实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7亿美元，在2004年增长51%的基础上又增长89%。截至2005年末，共有17家外资银行在沈阳和大连设立了分行、代表处。
（4）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同步发展
辽宁省出台“五点一线”沿海重点发展战略，沈北新区正式成立，铸就了东北中心城市的桥头堡。黑龙江省创立了包括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以及安达、肇东市的哈大齐工业走廊。东北三省出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县域经济得到突破性发展。
2）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衡量东北地区的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
（1）依据资源基础所形成的传统产业优势与本地资源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建设“重要原材料基地”的战略受资源不足的制约，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资源枯竭、接续产业基础薄弱、就业问题交织体现在资源型城市以及某些工业城市中。
（2）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目前存在的偏重型产业体系在结构转型、规模扩张、技术升级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企业发展的社会负担和体制障碍突出；新兴产业能力不强。主导行业发生一些变化，仍未摆脱对以原材料为主的传统产业的依赖；装备工业有一定优势，但并不突出。东三省主导产业竞争力排名在国内多在10位以后，国际竞争力更弱。
（3）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能力不强。虽然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但是城市经济竞争力不高，即使辽中南地区，其经济实力、国际化等方面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4）虽然农业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强，但基础不稳，产业化发展缓慢，现代农业体系还未形成，农业与工业发展的相互支撑关系还不强。
（5）局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恢复与治理的任务较重。
17.4.5 东北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目标、原则和对策
1）目标和基本思路
王洛林（2005）认为，对于东北资源型城市来说，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调整改造和产业转型，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逐步建成产业适度多元化、市场竞争力较强、人居环境良好的新型产业基地。当前，重点是以扩大就业和提高竞争力为核心，大力发展接续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走适度多元化的道路。
总体上讲，当前资源型城市实现产业转型的基本思路是：①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再工业化，而不能单纯把转型的重点放在农业和第三产业方面。②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接续产业，处理好资源性产业和非资源性产业的关系，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③以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核心，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现高起点产业转型。④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应遵循凝聚区域优势、外引内联的原则，利用产业集群理论择优发展。对于资源枯竭城市应实施“再开发”战略，既改造传统产业，又开辟新的产业；对资源未枯竭城市应以资源产业链的延长为重点，同时培育其他产业。⑤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为此，在产业配套、管理、科技创新、人才、就业培训和对外开放等方面，东北资源型城市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配合，以便为实现产业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2）对策
（1）产业转型的相关政策法规。产业转型应实施分类调控和差异性“反哺”机制的政策；鼓励发展接续产业，扶持并促进非资源性中外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已进入衰竭期的城市，考虑设立衰老报废矿山转产和技改基金，提高单一资源型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比例；对仍可较长时期持续开发的城市，从中央财政提留一定比例给资源型城市，专项用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制定《矿地复垦法》和《资源枯竭型企业关闭条例》等法规条例。
（2）发挥产业政策的援助功能。①运用适度的产业援助政策，为传统产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②改善投资环境，放松市场准入，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③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重视对新型中小企业的扶持作用。④高度重视企业在发展接续产业中的作用。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资源型城市减轻“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
（3）建立稳定、规范的财政转移机制。国家应重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对资源型城市的财政援助。①建立透明和可监督的财政转移机制，多渠道筹集产业转型资金。②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政府应以理顺煤炭价格为突破口，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让市场价格能真实反映供求关系和生产成本，让资源型产业有自我“回哺”的能力。③国家应加大资金投入，解决资源型城市包括地面沉降、固体废弃物堆放、水资源的污染等在内的特殊生态治理难题。
（4）加强勘探工作和资源的深部开发，寻找新的资源开采地，延长矿山的服务期限。
（5）建立国家对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支持体系。这一支持体系包括：用高新技术培育接续产业，建立一批有特色的工程技术中心，建立资源型城市科技创新制度，开展城市产业转型科技服务计划，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加大科技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力度。
17.4.6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定位：阜新经验剖析
全国有50多座资源型城市正在或即将面临资源枯竭问题。2001年煤炭城市辽宁省阜新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一家“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
张玉杰（2007）提出，阜新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可采煤炭的减少，整个城市面临“矿竭城衰”的局面。煤炭减少到可采量3.3亿t，10年后主体矿井将全部结束生命。阜新已成为辽宁省最困难地区，是全省唯一受补贴城市。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142亿元，是全省唯一未超过200亿元的市。人均生产总值7 803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平在全省最低。现有地方工业几乎都是中小企业，2005年人均财政收入不到22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全省平均水平还差2 500多元。贫困人口发生率全省最高。城镇低保人口占市区人口23%，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21%，下岗职工持续增多，2000年为15.6万人，2005年上升到17.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6.6%。
1）阜新市产业转型定位的选择（孟韬，2008）
（1）转型条件
首先，从产业基础看，阜新的重工业基础雄厚，很早就是煤电生产基地，国家“一五”时期，就有4个能源重点项目安排在阜新。一些“非煤产业”也都依附煤炭行业，如机械加工、矿建、电力、建材等，煤炭资源的衰竭使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制约。
其次，从区位条件看，阜新东临省会沈阳，南靠渤海，北接内蒙古，西与锦州港、京津相连。阜新铁路线可直达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等地。高等级公路至沈阳170km、至锦州148km。
再者，从自然条件看，阜新属大陆性气候，为半干旱地区，降水较少，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从1999年开始连续5年持续干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阜新现有耕地564万亩，草地面积106万亩，正常年份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约为15亿kg，农业劳动力年人均粮食产量为3 125kg。阜新的风力资源丰富，畜牧业发展条件也较好。
（2）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的选择
阜新市政府认识到：仅依靠国家投资与政策不能解决阜新的困难，必须树立起新的主导产业，实施产业转型。阜新市在确定产业转型定位时优先考虑了扩大就业的原则，把发展现代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主导替代产业。同时，也围绕着煤的深加工、煤的共生与伴生资源的开采利用来发展接续产业。
阜新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农业园区经济效益下降甚至关闭，许多园区内经营农业的失业矿工离开园区。这存在多种原因：一是失业矿工缺乏种植养殖技能，二是缺乏销售经纪人或中介组织，三是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影响农产品销售，四是阜新严重缺水，限制一些作物种植，也造成种植成本提高。从2004年起，当地产业转型已调整到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不再提现代农业。市政府将2006年定为阜新的“工业年”，重新提出“工业立市”的口号。
另一方面，在接续产业方面，有三个方向：
①向上游延伸，经营与煤共生、伴生的资源，使现有的资源价值得以充分利用，实现煤层气产业化、矿井水产业化。
②向下游延伸，加大对煤焦化、气化、液化的深加工，发展煤电、煤化工和煤矸石的利用。
③异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阜新矿业集团正在内蒙古银花煤田建设煤电一体化项目，总投资108亿元。该集团也积极寻求在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开矿、办矿。
2）以实现再就业稳定经济转型
2005年以来，阜新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包户等措施，积极援助“零就业家庭”的成员就业，使4.2万各成员走上就业岗位。根据实际条件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并对下岗职工子女免费培训，使他们就业、摆脱困境。全市形成市、县、街道和乡镇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加强社保和救助体系建设，21万退休职工养老标准有所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基本完成。处在“低保线”以下的城镇困难居民享受到了最低生活保 障，实现了应保尽保，使困难群众得到了有效救 助。
17.4.7 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要点
金凤君等（2006）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中部区域生态与环境建设重点应突出辽中等城市化地区环境的综合治理，松辽平原农业的面源污染治理与土地退化防治。
①统筹规划，对松、辽流域污染进行综合治理。
②多途径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继续控制城市工业废水达标排放，加强城市内河水污染的治理力度；控制煤烟型污染，增加废气治理设施，提高城市清洁能源的比例；禁止在城市近郊新建严重污染大气的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逐步提高并执行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③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区通过营造农田防护林来防止水土流失，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郊县实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业污染控制和重点区域治理，建立绿色食品原料、加工基地。
（2）东部—北部区域重点是森林生态的保护、资源型城市生态的治理和三江平原湿地的保护。
①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作，进行森林生态建设。大兴安岭区北段、小兴安岭地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物种资源、抚育森林资源是今后生态系统资源开发和利用工作的重点。
②加强三江平原的保护。首先考虑湿地保护，建议国家调整区域开发政策，加大保护力度。其次，低山丘陵应以森林抚育更新为主，禁止农垦，岗坡平缓地和平地可以农垦和相应发展畜牧业，营造农田防护林，实现绿色农业。
③加强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管理。未来重点应是加强矿区土地的复垦与综合治理。加大对矿山废渣、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处理与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对城市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在有条件的矿区进行农业生态园、生态养殖业、旅游基地等工程建设。
另外，可通过经济发展和转型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是依据资源储量确定合理的资源开发量，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发展相关产业，三是发展完善的配套产业。
（3）西部区域环境建设的重点是遏制草地退化和水土流失。
①加强草地的管理。改变靠天养畜的习惯，调整畜草关系，强调人工草场和饲料基地的建设，防止草原进一步沙化，完善防护林，适当退耕还草，这些都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②对辽河流域水土流失进行治理。
17.4.8 辽宁阜新以城市全面发展体现经济转型
（1）表现在生态环境建设上，积极贯彻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实施“三北四期”造林、绿色通道、防沙治林、农田林网、矿区绿化、村屯绿化等一系列工程。“十五”期间植树造林的面积相当于“九五”前全市全部有林地面积，其中退耕还林70万亩，森林覆盖率比2000年提高8.3个百分点。
（2）表现在城市环境建设上，2000年以来，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2亿元，88条城市街道得到改造；建设了广场、游园等一批改善城市面貌的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投入使用，投资1.2亿元治理细河城市段。
（3）表现在群众生活环境建设上，2002年以来，投资11.8亿元治理采煤沉陷区，新建5个楼房小区和5个平房小区，总建筑面积达92.9万m2，18 333户采煤沉陷区居民得到搬迁安置。全市221万m2棚户区已全部完成拆除任务，累计开工建设回迁楼272万m2，已有8 300多户棚户区居民喜迁新居，近4万户居民得到搬迁安置。
（4）表现在矿区环境建设上，完成了矿区绿化5万亩，启动了海州矿排土场和西排土场复垦项目等矿区矸石山复垦治理工程。治理后的海州矿15km2排土场已成为阜新绿色屏障，启动了海州露天矿综合治理工程，露天矿大坑开发被国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矿山公园规划（张玉杰，2007）。
17.5 中国四大板块经济生态发展态势的比较分析
17.5.1 中国四大板块区域的科学发展状况和对策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的基本内容
区域科学发展指数，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任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区域经济实际，充分考虑数据的直观性、准确性、可比性和连续性，于2000年开发设计的、全面评价一年之内各地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一套定量工具。
2008年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适当调整，它包括四个分指数和一个总指数。
四个分指数分别是：
（1）经济增长指数具体考查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人均GDP水平指数、税收占GDP比重指数。
（2）环境友好指数具体考查两方面内容，即经济增长消耗了多少能源、水，占用了多少土地，即单位GDP的资源消耗（物耗指数）；经济增长排放了多少污染物，包括水、大气和固体废物污染，即单位GDP的污染排放（污染指数）。
（3）协调发展指数包括五方面内容，即居民收入和GDP协调指数、公共服务支出指数、社会保障指数、就业增长指数、收入分配指数。
（4）潜力增长指数也有五方面的内容，即：科学创新指数、物质资本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占比例指数、基础设施指数、劳动力素质指数。
2）四大区域板块的科学发展状况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
总指数及四个分指数参见表17-15。
表17-15 四大板块的区域科学发展指数（2006年）
注：①由于各指数均由下一层指数标准化后加权而成，不同指数之间无法做绝对意义上的对比（如东部的环境友好指数高于经济增长指数，并不表明东部环境友好状况好于经济增长状况）。
②全国与四大板块的数据皆由单个省份的数据算术平均而得。
从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看，东部地区得分最高，达到6.18，东北地区次之，为4.31，中部地区排第三，得分为3.95，西部地区最低，为3.44。
从各板块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他区域相比，在经济增长、环境友好和潜力增进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在协调发展指数上，东部地区的得分落后于东北和中部地区，说明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要更为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
（2）区域科学发展分指数
①经济增长指数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结果参见表17-16。
表17-16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2006年）
从上表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三个分指数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三个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除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两个指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就2006年经济增长指标看，东部地区优势十分明显，而东北、中部及西部地区都面临进一步提高速度和质量的重任。
②环境友好指数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结果参见表17-17。
表17-17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2006年）
表17-15～表17-17均源自：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2008.
与经济增长指数的结果类似，2006年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程度方面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东北、中部和西部的环境友好指数大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指数得分均为最低，表明西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控制污染排放的工作尤为紧迫。
③协调发展指数
与前两个指数不同，四大板块在协调发展指数方面得分相差并不大，而且位次高低也与前两个指数有很大不同。得分最高的是东北地区，然后依次是中部、东部和西部。就具体情况看，东北地区在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这两个方面得分都是最高的，但就业增长指数表现不佳。而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在居民收入和GDP协调、公共服务支出和就业增长方面做得较好。总体而言，四个区域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互有长短，需进一步改进各自的短处。
④潜力增进指数
东部地区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科技创新、固定资本投资中的外资占比和劳动力素质三个指标得分都是最高的，而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指数和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指数分别领先。从总体看，东部地区在无形资产上的经济潜力优势明显，而其他三个地区除了需继续在有形物质资本上进行投入外，更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3）结论和启示
（1）近年来，各地区在依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更为重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十一五”规划中的约束性指标，“节能减排”开始逐渐发挥效力，各地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2）2006年，东部地区继续保持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整体优势，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方面的提高尤为明显。由于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改善，东北地区的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得分排名有所上升，而中部地区在环境友好指数和潜力增进指数排名的下降导致其总指数排名的下降。西部地区的潜能增进指数在2006年有明显改善，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方面依然排在最后。
（3）尽管东部省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整体上保持领先，然而具体而言，四大板块乃至每个省份在实现五个统筹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互有长短（例如东部总指数得分第一，但协调发展方面排名落后。西部总指数得分最低，但潜力增进方面排名在前），说明各地区需进一步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7.5.2 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评价
以刘晓越为课题负责人的“我国经济结构探析”课题组（2008）介绍了有关学者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要素产出效益、经济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贡献、综合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增长五个方面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他们在以上基础上提出了以创新指数、效率指数、结构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作为四个分指数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
（1）对全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测算。全国是作为一个地区直接将原始数据带入测算的，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数据是相应省份测算结果的平均值，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8。
表17-18 2004年分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结果 （单位：%）
源自：刘晓越，2008.
从总指数的构成看，全国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38.73%、51.99%、44.82%和33.73%。四项分指数比较而言，效率指数最高，其次是结构指数，节能治污指数最低。可见，我国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方面任务艰巨，在自主创新方面也是任重道远。
分区域看，创新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小，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地区相差12个百分点。节能治污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大，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相差29个百分点。效率指数最低的是中部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30个百分点。结构指数最低的是东北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17个百分点。
（2）观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总指数及其构成，可以了解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状的特征和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①东部地区优势明显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总指数为53.15%，其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44.84%、66.00%、54.25%和50.36%，全部指数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各地区，其优势主要表现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这一组数据说明，东部地区注重营造竞争与创新的新氛围，逐步调整了经济结构，形成了比较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并且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上也下了不少工夫。
②其他地区也各具优势
中部地区的创新和结构指数仅低于东部，列第二位，西部地区在环境和结构方面显露出其未来的发展潜力。东北地区的效率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仅次于东部，列第二，即使是西部的分项指数也不全是最低，在效率方面还略好于中部地区。
③我国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全国总体水平看，创新、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在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方面需加倍努力；中部地区在提高效率上要大做文章；东北地区在调整结构方面还需逐步推进；东部地区在自主创新方面还应迈出更大步伐。
④中、西部地区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缩小发展差距
中、西部经济增长方式评价指数在33%左右，与东部相差20个百分点，说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还将持续较长时间，究其原因，主要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与东部差距较大。关键问题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节能、降耗、治污方面大做文章。
⑤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要走特色之路
东北地区除在效率方面表现还可以外，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平平，其工业化过程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与中、西部相比，在矿产资源方面也没有优势。因此，东北在工业化进程中，要寻找、分析本地区的优势和弱点，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竞争力，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测算和分析可以认为，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经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其他地区仍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所以在我国实现经济方式转变任重而道远。
17.5.3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由于碳排放带来的温室效应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谭丹、黄贤金（2008）进行了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研究。
1）我国三大地区的划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2个省（区、市）。
2）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测算数据的来源及结果
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数据汇编》、《中国能源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5）上的能源消耗数据测算我国三大地区近20年来碳排放量，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9所示：
表17-19 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情况 （单位：万t）
源自：谭丹、黄贤金，2008.
从表17-19数据可以发现，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总量差异比较明显，从东部地区开始向中部、西部地区不断减少，并且东部地区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几乎占全国碳排放量的一半。
从时间层面看，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量呈现相同的规律，即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东部年均增长率为7.29%，中部为5.23%，西部为6.54%。增长速度东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此外，三大地区碳排放呈现明显的三阶段性特征：1986年至1994年为较快增长阶段，此段时间里，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95年至2000年为平稳增长阶段，这六年间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增长波动不大，特别是中、西部，其年均增长率仅为0.7%、0.4%；2001年至2005年为快速增长阶段，东、中、西部年均增长率达14.1%、12.82%、14.52%。
3）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1）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关联度分析，是对一个发展变化着的系统进行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就是对各时间序列几何关系的比较。依据空间理论这一数学基础，按规范性、对称性、整体性和接近性这四条原则再作平均处理，得到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反映了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的关联程度，用于表征序列间的相似度。这里根据研究需要，计算序列的灰色相对关联度。
（2）数据来源及测算结果
下面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数据为前述有关资料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及上述方法测算的碳排放量。
运用上述方法测算了我国三大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关联系数，东部地区为0.59，中部地区为0.55，西部地区为0.57。
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有着重要影响。它们之间关联度较高，三大地区的关联系数都超过0.5，并且不同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的影响大小不同，这说明随着时间的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有较大的趋同性，东部地区的趋同性最大。
4）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对比研究
单位GDP碳排放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力量程度。从理论上来说，单位GDP碳排放量越小越好。因为它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同数量GDP的增加带来的碳排放的增量越少，从侧面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水平。
根据上述计算的碳排放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计算了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见图17-10）。
图17-10 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谭丹、黄贤金，2008）
从图17-10可以看出，在单位GDP碳排放数值上，东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大，这说明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性最好。在单位GDP碳排放量的递减速度上，中部地区最快，年均递减速度为9.8%，东部地区第二，年均递减速度为9.2%，西部地区最慢，年均递减速度为8.4%。这说明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最好，随着经济发展，单位GDP增量带来的碳排放增量越小。
5）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的特征，从以下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1）东部地区侧重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运用新兴技术进行传统产业改造，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同时，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降低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切实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2）中部地区注重加快提供经济发展的聚集水平，并通过循环经济方式，实现聚集区内产业之间的生产链接，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区域产业的竞争能力，而且也将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水平。
（3）西部地区需要在恢复生态、加强低碳能力建设的同时着重适度引导城市经济发展，并不断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能源利用和水资源占用水平。
17.6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17.6.1 非均衡式协调发展
权衡（2007）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实施非均衡战略向非均衡式协调战略转变、在全面发展过程中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导向。
1）中国区域发展非均衡的必然性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域差异显著的大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在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对外联系、文化素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在四个板块中投入相同数量的资金，必将产生效率和效益的显著差异。再说按市场经济规律，高级生产要素也会向优势区位聚集。东部沿海地区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要素体制创新的前沿，必须率先创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区域经济新模式，这就决定了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且，存在区域差距是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共同现象。
2）在相对均衡中寻求互动与协调
在认可区域间差异以及采取措施不断促进区域相对均衡发展的同时，关键在于寻求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的相对均衡度。
这种互动与协调主要是指在充分尊重劳动地域分工和经济水平梯度层次分布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在合作竞争中，构筑良好的竞争秩序，共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要建立和健全区域之间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横向协调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打破行政分割，加强区域间的差异性政策、制度的协商，消除生产要素跨界自由流动和重组优化配置的行政障碍，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效益。
17.6.2 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提出如下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1）增加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入，建立新型的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2）在长期建设国债停发之后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或采取其他政策措施，支持西部地区发展。
（3）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继续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进行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为推动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转型创造宽松的社会条件。
（4）制定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5）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和产品及要素的空间转移创造前提和条件。
（6）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减弱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机制，规范各地优惠政策的出台，实现资源要素价格的真正市场化。
（7）重新审视业已制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8）注意大企业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9）以合理区划为基础，制定空间开发规划。原则上，可以考虑在原有东、中、西划分的基础上，对东、中、西内部再进行细分，也可以按功能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成鼓励发展区、限制发展区、禁止发展区。
在合理划分的基础上，可考虑制定全国范围内和特定区域（跨行政区的）空间规划，以协调相关地区的发展规划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17.6.3 实现东、西部有效合作的重要举措
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除大规模的投资以外，还应主要通过寻求东、西部地区之间有效的合作来实现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徐承红（2008）认为政府计划内的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中所占比重会逐年减少，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政策的实施，对减轻地方保护主义和缩小地区差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是市场力量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冲击，二是通过区域合作，核心经济区的市场经济观念等一些无形的理念向边远落后地区输送，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区域合作对于企业融资、知识溢出、技术获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东西部之间有效的合作对于实现东部产业转移，对于技术、资金、人才等向西部的扩散带动效应有积极作用。
东北地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7 中国区域四大板块经济生态态势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对四大区域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进行的完整表述。
17.1 西部大开发和大保护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意图。我国广袤的西部地区不仅具有自然和文化上的独特魅力，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发展潜力巨大。该地区由于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因素的影响，与东部相比，总体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差距还呈拉大趋势。1999年，党中央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大也将“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17.1.1 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
1）区域版图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图17-1），国土面积685万km2，占全国的71.4%。2006年末人口为3.62亿，占全国的28%。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
2）自然特征（吴敬华，2007）
（1）幅员辽阔。未利用的土地较多，草地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水资源年均总量占全国总量的55%～66%，但分布不均。光、热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生物物种独特。
（2）生态系统脆弱。由于资源赋存的自然环境与时空组合相对较差，如受地形地貌、温度、降水等自然因素影响，西北“地多水少”，水资源严重短缺制约着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西南“地少水多”，山高坡陡致使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接近极限。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是一个生态危机区。如果再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就可能使西部生态环境更恶化。
（3）资源丰富。全国约有55%的宜农荒地和73%的草原面积集中在这里。拥有全国83.9%的天然气储量，塔里木等地发现大量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煤炭储量占全国的38.6%。在全国探明的160多种矿产资源里，西部就有130多种，但是它们的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具有组织优势，而且开发条件不佳。水能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江河上游的水能潜力巨大。西南横断山区的森林资源集中，但海拔高，位置偏远，山高谷深，生态功能强，使开发利用严重受限，而且恢复期也较长。
图17-1 中国西部地区行政区划图
源自：刘卫东，2003.
3）经济发展水平
（1）发展水平低。吴敬华（2007）提出历史上西部经济处于长期沉寂状态，由于交通不便和文化传播的滞后，很多地区延续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艰苦。改革开放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区位优势使东部经济迅速增长，而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加之享受政策的优惠少，发展仍然相对落后。1990年至1998年间，全国GDP年均增长11%，西部增长10%，而东部和中部增长14%和11%。1998年是西部投资增速较高的一年，但其投资总量只相当于东部的24.3%、中部的37.4%。
（2）发展差距大。一是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西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为4 159元，分别比东部和中部低7 374元和1 240元。二是农业比重偏大，工业进程滞后。三是基础设施差距大。每百平方公里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5km和6.97km，比东部分别少2.76km和28.5km。四是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方面的差距。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4 302元，比全国低1 153元；人均消费支出3 550元，比全国和东部低782元和1 678元。五是教育、科技、文化方面，1998年，西部人均教育经费投入14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元。
（3）有一定产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西部布局了一批项目，建成一些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集中了一批人才和技术，初步具备生产协作配套的基本条件。
（4）有沿边开放优势。西部地区与周边十几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12 747km。它还是东亚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蒙古、俄罗斯的陆上必经之地，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5）人力成本低。劳动力资源总数达2.28亿人，从业人员有1.83亿，劳动力平均成本只有沿海地区的40%左右。
17.1.2 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突破
1）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的背景
吴敬华（2007）认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的存在和过分扩大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顾全两个大局（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地区发展战略构想。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这个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步伐。为了尽快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并缩小东西差距，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
2）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21世纪头十年，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取得突破性进展，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3）西部大开发的阶段性成果
唐浩（2008）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果。2000年至2004年西部GDP年均增速达10.2%，2005年和2006年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2.7%和13.1%，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1）经济总量和结构取得较大进步
2005年新开工重点工程10项，投资规模1 360亿元，2006年投到西部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债基金比重达41%，中央财政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基金达到1 527亿元，比2005年增加407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三次产业结构出现如表17-1所示的优化趋势。
表17-1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源自：吴敬华，2007.
（2）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能源、特色农产品及加工、特色矿产资源、旅游产业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在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上已占重要位置。如四川省整合发展高新技术、优势资源、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四大优势产业，2006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 904亿元，比2005年增加27%，占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的73.34%。
（3）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为全国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000年至2006年，国家累计支持西部开工建设82项重点工程，投资规模11 514亿元。在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上取得重大进展。西电东送工程，累计开工项目装机容量3 600多万kW，输变电线路13 200km。实施西气东输工程不到三年，于2004年12月全线建成，并实现商业供气。水利设施建设了四川紫坪线、宁夏沙坡头等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累计实现退陡坡耕地还林、荒山荒地造林3亿多亩。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长江上游水污染防治、西部中心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等重点工程进展顺利。许多地方把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同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后续产业发展、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舍饲圈养结合起来，不仅改善生态，有的地方粮食产量还有所增加。
4）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现状
秦成逊（2008）认为西部大开发后，该区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仍然面临投入和产出结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1）高投入、高能耗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走的是“初级生产要素”高投入的粗放型道路，包括了高资本投入、高自然投入和高资源投入。
由表17-2可以看出，从1998年至2005年，西部地区资产形成占地区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而同期的GDP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当。这反映了国家对西部投资力度的加大，也意味着同样的产出水平，走的是高资本投入的投资推动型发展道路。
表17-2 西部地区和全国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比较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1998—2006）.
由表17-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耗水平，特别是贵州、宁夏和内蒙古的能源消耗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先进地区的水平，经济发展走的是高能耗的道路。
表17-3 2005年西部各省同先进省市的能源比较
续表17-3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2006）.
（2）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
一方面，省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城乡发展不平衡，省会城市往往是全省经济的增长极，造成“极化效应”。另一方面，省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经济资源更多地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也造成了西部各省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省际（区域）收入“极化效应”。从表17-4可以看出，西部各省（除了内蒙古）的省际极化值普遍低于1，说明西部大部分省份的人均GDP水平大约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60%。
表17-4 2006年西部地区各省的收入极化程度比较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全省及省会城市2006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资源、环境的非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一方面，资源面临枯竭。当前面临资源枯竭，单一的产业（铜业）出现衰退，城市整体经济陷入困境。2004年6月，昆明东川区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高达40%。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遭受重大破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
（4）产业发展与国际产业对接度低
唐浩（2008）认为西部深加工能力不足，参与国际产业配套协作不多，即使参与也几乎处在产业链条的低端。这是由于西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导致的。西部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制约，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影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观念落后、资金短缺、生态脆弱、人才不足、企业主体地位弱、基础设施落后等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5）交通基础设施有待优化
目前存在“两低、两差、两不足”的突出问题。“两低”：一是通达水平低，二是路网密度低；“两差”：一是出海条件差，二是道路等级、质量差；“两不足”：一是建设资金不足，二是自身发展能力不足。截至2005年底，西部仅有高速公路10 530km，占全国的25.7%，与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71.5%极不相称。
（6）西部发展支撑乏力
西部人才、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在各项指标中，教育公用经费差距最大。人才不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片面重视引进人才，但对本地人才重视不够。卫生事业发展的差距也很大，北京和上海农村饮用自来水覆盖率已达97.8%以上，而西藏只有11.9%，四川、宁夏均在40%以下。全国平均预期寿命最低的8个省份全部在西部地区，其中最低的省区人口预期寿命还不到60岁。西部社会保障体系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制度不完善、运行和管理有许多不规范、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并存在较大缺口。国家基本保障仍然在不少省市“单干”，亟须加快多层次的社保体系建设。农民不在社保体系全面覆盖之列。
（7）人文制度方面。周德翼（2003）认为西部的“科技力量与产业”优势基本上是依托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旧有的政府体制和企业体制，它们已被公认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并在改革开放中受到打击和削弱。但是这些落后的体制借“西部开发”之概念，又获得新的“氧气”和血液，得以延续下去。西部开发以政府行为为主，而内地政府体制比较封闭落后，上下级信息不对称，又缺乏社会约束，暗箱操作，易滋生腐败行为。西部开发中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只有依附于政府的团体和社会阶层，才可能从国家的支持中获得“一杯羹”，不利于民间商业力量的发育，这样会延迟进行中的经济与政府体制的改革。
在资源配置上，在财政投入的诱导下，国有经济内在的投资冲动、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以及国有经济与政府之间的体制联系，极易造成投资建设遍地开花、乱铺摊子，形成基于财政支出（而不是区域比较优劣）的产业体系，而一旦财政支出停止，这些产业便失去了生存力，给将来的改革制造新的成本和制度障碍。
5）西部大开发新突破的政策
下面选择周德翼（2003）、唐浩（2008）、秦成逊（2008）等作者和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提出下列的观点。
（1）以人为本和发展教育。西部开发，关键在于“人”而非“地”，没有必要去开发所有土地。西部人要发展必须从荒山沟和带有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的烙印下走出来。接受教育是他们适应外部世界的前提。因此，中央通过远程教育、东西教育互动和教育系统的对外开放来改革教育体制，非常必要。
（2）建立西部的生态型经济构架。西部的生态地位和劣势决定了西部开发重在保护。因此，西部的生态经济体系需有两重特征：生态保护和区域比较优势，它包括生态保护型特色农业、区域旅游居住房地产以及基于当地优势的二、三产业的城市化发展，可使人口适度集中，提高当地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减轻农村土地压力，便于环境的集中治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进步。
（3）实施生态移民。在目前西部生态治理中，一次成功的治理措施就是生态移民，将生态脆弱带的农牧民迁移到生态较好的地区。国家也可将此政策推而广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诱导西部部分人口向中、东部工业带迁移（将当前的农民工潮加以规划），将西部定为国家的生态屏障，既利于保护西部生态，又利于人口适度集中，获得信息交流、市场、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聚集经济，还利于这些人口在开放环境中获得发展。
（4）以“输血”式开发为主转向自我“造血”式发展为主
西部大开发以来，财政性建设资金、国债等输血式开发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提高西部自力更生的能力，强化自我“造血”机制才是西部经济发展的根本。特色优势产业既是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体现，也是形成西部“造血”机制的途径。所以，国家应该调整支持政策体系，利用好西部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资源，延伸产业链；将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内涵由政策倾斜转变为西部地区战略性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特征优势产业的加快发展。
（5）从政府主体推动发展转变到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
西部大开发初期，政府担当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有其必然性，但政府和市场一样会出现失灵，这表现在：政府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低效率；政府组织的缺陷导致其活动偏离预定的公共目标；政府干预导致的负外部性；政府机构增加、预算增加、信息控制难度加大等。以上表明政府不宜长时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
现在西部大开发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环境和自然条件有所改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民营企业大量涌现，西部企业的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在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选择上，实现从政府推动发展转变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既有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能性。
转变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就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加强与企业互动，发挥对企业的引导作用，正确履行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权职，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和改善对企业的服务，真正建设成为服务型的政府。
（6）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创新”
要建立和健全国家的西部地区战略扶持的制度安排机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设立循环经济试验区、特色优势产业园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等，加大针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税收优惠，允许西部合理范围的税收竞争，并通过金融和产业扶持性制度安排和政策鼓励措施，引导和强化创新，充分发挥西部资源的特色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7）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创新”
国外有人认为技术创新有“内部路径依赖”和“外部路径依赖”，而对“内部路径依赖”，可以通过内部的自主创新，在利用好自然资源优势与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蒙牛（乳制品）、云南白药、贵州茅台等企业就是取得成功的代表性企业。它们自身技术上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地方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特色，又通过前后的联系效应惠及了一大批关联企业和农户，也实现了资源优势的产业优势转化，“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17.1.3 西部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何逢标（2007）提出以下问题：
1）西部地区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
何逢标认为，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洪水灾害和水土流失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叠加连锁效应（图17-2）。
图17-2 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何逢标，2007）
（1）各种水问题是由一定状态引起的响应。①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有限的淡水供给与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的水资源需求引起水资源日益短缺；②一定水体有限的环境容量与排污负荷的不断增长的矛盾，引水环境承载能力的下降和水环境的下降；③一定历史时期有限的防洪能力与随机不确定的洪水侵袭引起了洪水灾害的发生；④脆弱的自然生态与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的程度。
（2）因生态环境处于公共领域，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其用水往往被经济社会用水所挤占。塔里木河流域因自然生态用水被挤占而引发的下游大片胡杨林枯死、自然植被大面积衰败即为明证。自然生态系统因无法得到足量的水资源供给，恶化的生态增加了水土流失的可能性。而水土流失又反过来促进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形成一个互相激励的正向加速封闭回路。如果不采取外力使其减缓，就易陷入“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更恶化”的循环圈（图17-2中的“＋”表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水土流失的加剧使降雨后汇流时间缩短、最大洪峰增强、山洪暴发的可能性增大。洪水灾害的发生，不仅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加剧了降水的过程分布不均，增加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难度。
2）西北水问题的应对途径和对策
（1）主要影响因素
自然因素包括淡水资源有限、时空分布不均等，而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用水量增加、自然植被破坏与环境污染等。
（2）可能的应对途径
①针对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可以通过修建水库调蓄洪水；
②对因用水增长过快引起的水资源不安全，需政府从客观上加以引导，如控制人口增长、限定耕地面积等；
③对破坏植被、挤占生态用水造成的水生态不安全，需制定法律和规章，进行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开展水土保持；
④对水环境被污染，则需倡导集约生产，减少污染，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开展污水回收利用。
（3）西北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①转变粗放、外延型的生产模式，转为集约、内涵式模式，将节水和减污作为提高水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主要手段；
②建立阶梯形水价机制，利用经济杠杆约束浪费用水和低效用水；
③基于农业用水占总水量绝大部分，应调整单一的种植结构，从开荒扩耕转向种植结构调整和节水增效；
④界定水权，明确水权主体的责、权、利，保障生态用水。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对投资节水设施、应急生态输水、污水回收利用等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的行为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资助。
17.1.4 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的生态经济分析
王林（2008）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特色资源开发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金沙江上游区域富集水能资源，在此进行水电开发对缓解我国能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将给当地城镇化带来影响，其影响具有两面性。
1）有利影响
将促进人员的大量进入、资金的密集进水、物资的大量加入、信息的大量融入、政府转移支出的增加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等。
2）不利影响
（1）人口增加，可能发生城市综合问题。
（2）对当地旅游业的负面影响。
（3）城镇规模扩大可能加剧人口与自然的矛盾。
（4）建设期前后人口与物流增减的矛盾。
（5）水库建成后，可能加大地震的强度和烈度。
（6）可能引发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
3）缓解不利影响的对策
（1）对建设期与运行期人流、物流等峰谷差异矛盾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出合理的对策。应通过规划与引导来研究基础设施及服务人员的可转移性，使峰谷之差得到调节。
（2）引导城镇规模的扩大，突出城镇的增长极作用。加强城镇交通规划、电力规划、生产规划等，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城镇病。
（3）将相关城镇打造成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中心。采取战略性措施扶植旅游业，走出一条在充分利用天然风光和文物古迹的基础上，以民族风情特色取胜的旅游业发展路子。
（4）加强该地区地震台网建设，对地震进行预测与监控。
（5）加强对自然灾害发生机制的研究以及监控设施的建设。
17.1.5 兰州市环境污染效应与生态城市对策
1）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效应
兰州市位于西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河谷盆地型城市，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地形条件、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建设用地不合理和城市环境建设的间接效应等原因，使得城市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在1998年曾被评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城市环境污染不但对城市吸引外来投资、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且还对市民的身体健康、城市建筑、城郊作物等都带来相当大的危害。如果把这些危害量化成经济损失时，其数值是巨大的。杨永春（2006）运用市场价值法、疾病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环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并参照相应的成果，计算了兰州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从表17-5可以看出，2002年兰州市因城市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亿元，占当年GDP的3.93%。而且由于资料、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实际损失肯定高于上述计算结果。今后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产和资源将进一步增值，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污染，其损失值将进一步加大。根据价格随时间变化的经济规律，全市社会污染的损失将按社会贴现率按复利增长，预测未来8年全市损失值约达28.14亿元，比2002年多出12.94亿元之多（表17-6）。
表17-5 兰州市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值
表17-6 兰州市2003年至2010年城市污染经济损失预测值 （单位：亿元）
表17-5、表17-6源自：杨永春，2006.
2）兰州生态城市建设对策
尚正永（2004）选择了适合评价兰州生态城市建设的模型，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协调度三方面对兰州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价，并对兰州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以下对策：
（1）确立循环经济型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兰州是个河谷城市，大气容量小，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工业污染物。在工业结构已形成且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的情况下，兰州只有选择走循环经济的道路，通过建立生态工业体系，将工业排放的污染物进行二次利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数量，才能有效改善兰州城市环境的质量。
（2）加快南北两山绿化和黄河廊道的建设。
（3）进一步促进兰州城市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对城区现有的石油化工、机械、纺织等工业基地要进行技术改造，向深加工、精加工和开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要加快商业、金融、科技教育、信息、交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要发挥兰州现有区位优势，加快交通设施建设，提高机场、火车站、公路的建设水平，使市内外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更便捷。
（4）提高城乡的生态经济协调能力。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先导，以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但要严格生态门槛）为引力，争取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进入，通过生态经济的扩张达到城乡职能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提高城乡的协调能力。要注重提高城乡的文化品位，体现兰州的丝绸古路、西域文化、黄河文化、多民族文化、自然景观等文化特色，提高生态文化素质，将文化建设融入到生态城市建设中来。
17.1.6 内蒙古武川县的适度人口规模
农牧交错带作为一个生态脆弱区，其人口、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一直是各方面关心的问题。郭永昌（2007）测算了武川县乡城人口转化的进程与规模，从理论与现实角度展示了控制人口、加快转化的必要性。
1）研究区的基本情况
武川县地处农牧交错带的核心部位，位于内蒙古中部、大青山脉北麓，土地总面积4 798km2。2003年末总人口170 974人，全社会从业人员85 848人，在岗职工7 859人，乡村劳动力75 635人。该县是以农牧业为主、工农业共同发展的地区。2003年全县GDP为1.21×109元，比上年增长28.9%，其中第一产业为4.56×108元，比上年增长33.3%；第二产业为4.87×108元，增长32.4%；第三产业为2.72×108元，增长17.0%。
2）未来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
武川县200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9‰，人口机械增长率为-3.1‰，即自然增长的人口几乎被机械减少的人口数所抵消，因此人口呈弱增长状态。在2001年之后人口则出现陡降，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人口迁出所致。与整个县城对应的是政府所在地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都表现出较高水平，自然增长率11.5‰，机械增长率12.8‰，这意味着在人口总量增长幅度较小的情况下，城乡分布发生了变化。另外，武川县主体民族人口只占少数，加之呼和浩特和包头快速的城市化影响，大量的青年人口流出，未来预期人口增长率不会高于当前的人口增长率。即使政策有所放宽，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也不会引起自然增长率的激增。
3）结论
武川县作为农牧交错带阴山北部的丘陵区典型区域，人口增长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按照以区域内基于土地粮食产出的适度人口规模，现时的人口规模是适度的。按照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从经济适度人口的角度来考虑，城乡发展很不平衡，乡村人口增长缓慢，从实现小康生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量测，需要实施乡城转移。但当前武川县城镇人口占极低比例，乡城转移需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根据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时期乡城转移的预测，结果显示，即使到2020年，城镇人口仅占34.4%，仍不能达到小康社会的标准，还需加大力度，促使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快速转移。
17.1.7 西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需求
何强（2007）在对西部30余个小城镇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小城镇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要求，以期为它们选用经济适用技术提供参考。
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加大了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效地促进了西部的发展。但由于筹资渠道单一，又缺乏政策和技术支持，西部污水收集处理、城镇供水和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2004年全国各地区城市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情况如表17-7所示。
表17-7 中国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源自：何强，2007.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西部小城镇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尚未建设。落后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环境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融资水平不高；②自然条件恶劣，建设难度大；③缺乏经济适用技术；④能力建设水平低；⑤市场化机制未建立。
何强针对不同自然环境特征的地区，提出了较为适宜的污水处理技术、垃圾处理技术和城镇供水处理技术。
（1）从污水处理技术来说，对高寒地区应考虑温差和含氧较低的影响。西北干旱地区要考虑污水的回用，可结合当地沙漠地带进行土地处理。西南丘陵地区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形地势。可以用曝气生物滤池、生物接触氧化法、人工湿地等技术。
（2）生物垃圾处理技术：可采用卫生填埋、垃圾堆肥、厌氧发酵等处理技术，同时结合西部的退耕还林、绿化建设与农用堆肥等。
（3）给水处理技术：要考虑水源、水质的不同，根据地形的变化和对供水安全性的要求，可采用常规絮凝技术。
17.2 中部地区的塌陷与崛起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见图17-3），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相互毗邻，土地面积102.70km2，占全国的10.7%；总人口为3.67亿人，占全国的28.1%；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71万亿元，占全国的20.3%。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它为全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在全国位次颓然下滑，不仅落后于东部，其增长速度在全国处于后列，甚至低于西部，呈现出缓慢“塌陷”的趋势。如何尽快改变中部相对滞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实现“中部崛起”是当务之急。
图17-3 中国中部地区示意图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17.2.1 中部的比较优势
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中部有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收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初步建成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中部是我国重要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中心，适宜物流、商贸等服务业的发展。各省城市群或都市圈战略的区域规划为中部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强有力的空间支撑。
2）雄厚的经济基础
除山西以外的其他五省是全国著名的粮棉油生产基地，粮食、棉花和油料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均达到40%左右。这五省还是全国重要的畜牧饲养基地，肉类总产量占全国近1/5。由于中部是我国的粮油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农业加工业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名、特、优农产品的加工已形成一定规模，在全国农产品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中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和传统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煤炭采选，金属、非金属矿采与冶炼，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生产及供应等12个行业占全国比重较大。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制造业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
3）重要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基地
中部矿产资源和能源比较优势明显。煤、铜、钨、铝土、金等储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尤其以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最为著名。如山西的大同和宁武等六大煤田，安徽两大煤田，河南的两大油田，河南的小浪底电站和湖北的三峡，葛洲坝电站。
4）“双低成本”优势
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自然条件较好，基础较为完备，已建成若干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产业基地，对农业、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成本明显低于西部。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成本较低。这种“双低成本”优势和中部地区优势的区位条件相结合而形成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17.2.2 中部塌陷及其原因
1）国家政策的边缘化
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是加速我国区级差距急剧拉大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实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地区差距。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举措。而中部地区却面临政策边缘化的危机（见图17-4），在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格局中的位次正呈现不断后移的尴尬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培育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步丧失。
图17-4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政策边缘化趋势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其次，中部兼具区位和能源两方面的优势，而在中央明确提出梯度发展战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日渐衰退了。这就使中部的水陆交通、农业等基础产业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结出了扶持政策带来的硕果，而中部地区承担了分步改革的成本。另外，在国家把西部地区、东三省作为一个长期的区域战略重点的既定背景下，受资源供给的约束，中央政府不可能给中部更多的政策关照。这就决定了中部地区在发展战略的取向上不该寄希望于中央的倾斜政策。
2）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化
根据1998年到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采用当年价格计算：中部地区的综合水平和发展势头在全国范围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中部与东部地区差额比扩大了六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1999年西部地区投资额达5 421.5亿元，比中部高456.2亿元，这一差距到2004年扩大到1 225.6亿元。从居民收入看，2004年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7 886.5元，比全国平均的低1 535.1元，比西部的也低114.7元。
3）区域问题的突出化
（1）中部六省都是老工业基地和农业大省，由于农业产业本身的局限性等因素，中部地区靠农业发展的出路已越来越窄。
（2）工业结构调整面临两难境地。因大量中西部劳动力无限供应，东部偏轻的产业仍然有较强的竞争力，短期内难以向中部转移。发展高新技术，又因技术基础、人才及市场基础较差，短期内也很难有所突破。
（3）由于中部城市化、市场化水平较低，生产分工取决于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产业技术水平低、经济增长乏力，这些进一步减弱了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4）一些省（如山西等）的矿业和其他产业造成环境污染、土地破坏和能源利用问题较严重，未能引起有关部门或当地领导的重视，或者解决办法不多，防治效果差。
17.2.3 中部崛起的经济生态策略
中部崛起的内容很多，这里主要从经济生态角度，尤其从区位、资源、环境等方面做些分析和建议。
1）利用区位资源，以特制胜
利用特殊的区位优势，研究产业转移的特点，主动创造条件对接，是以特制胜战略的一个主要方面。承接产业梯度转移，除了要充分利用天然的区位优势以外，还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道路交通建设，搞好配套设施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产业转移阻力和商品集散成本，加大定向招商引资的力度，促使外资向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方向流动，促使转移产业与当地的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进行有效结合。
2）对人口经济的评价
（1）人口增长：1952年人口数（除山西）为10 911万，1980年为18 466万，80年代后，人口增速明显减缓。2000年为23 879万。
（2）经济增长：1952年GDP（除山西）为全国的21.2%，1980为13.4%，2000年为14.2%。
3）中部地区的经济支撑和治理分析
（1）环境支撑水平分析
从系统要素分解的角度看，区域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地、生物及其匹配情况。周绍森等（2006）选取了废水排放密度、废气排放密度、固体废物产生密度、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和森林覆盖率这五个指标来描述，分别从水、大气、土地和生物等角度来评价。表17-8反映的是中部地区各种环境支撑水平的五个指标在初期和末期的具体数值。从总体情况看，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环境污染压力增大和环境条件改善同时并存。
表17-8 中部地区环境支撑水平评价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及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①从废水排放密度指标看，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表明这些地区废水排放对环境产生的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由于工业化进程，废水排放密度数值很大。
②从废气排放密度看，不仅呈现加速趋势，而且增长幅度较大，如山西、河南和江西三省，其增长率都在40%以上。
③从固体废物产生密度看，最大的是山西、江西和河南三省，增长幅度最大的也是上述三省。
④从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看，安徽、河南、湖北的使用量最大，而江西、山西和河南的使用量增长幅度较大。
⑤从森林覆盖率看，处于前列的是江西、湖北和湖南，而增长较快的也是这三省。
（2）环境治理能力分析
环境治理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二是环境治理的效果。所以选取环保投入占GDP比重、万元GDP废水排放量、万元GDP废气排放量、万元GDP固体废物产生四个指标来表示。其变化率都列在表17-9中，从表中可看出以下结论：首先，中部地区及各省都加大了环境保护治理的投入，但投入量及其增长幅度差别很大，山西和江西的治理投入占GDP比重增长幅度很大，2005年在中部六省中处于领先地位，而湖北、湖南和安徽的投入增长幅度变化不大。其次，中部及各省对环境治理的效果基本都已显现，尤其是废水治理效果更明显，计算得到考察期间的变化率都出现负值并且变化率较大可说明这个问题。
表17-9 中部地区及各省环境治理能力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3）经济环境协调性分析
实践证明，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环境问题是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环境问题一方面是由不适合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的完全解决，又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能实现（因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需配置一定的资源，即需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为了表达经济与环境的动态协调程度，周绍森等（2006）构建了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即通过“三废”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来表示。其目的就是为了测度中部地区及各省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通过计算，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变动情况如图17-5，五年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平均数如下排列：安徽（83.98）、湖南（71.94）、湖北（70.62）、河南（66.60）、山西（53.95）和江西（22.55）；五年的变异系数依次为江西（1.924）、山西（0.604）、湖南（0.437）、河南（0.281）、安徽（0.177）和湖北（0.141）。从图17-5可以看出，中部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在考察期间都很不稳定，尤其是江西、山西、湖南的变异系数都很大。
图17-5 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度变动（周绍森等，2006）
4）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应该实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循环经济、节约经济、绿色经济。在环境、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2）中部地区不能简单地提出拒绝承接沿海的重工业和重化工转移。沿海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该走的还得走。但要吸取他们在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尽量避免其负面的东西。
（3）统筹利用水资源。就全国水资源战略看，必须在进行本地区水资源布局和供水的规划中考虑外调水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统筹安排。
（4）以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生产，大力推进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高质量的绿色农产品有高的市场占有率，在发展绿色农业的同时应注重绿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5）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其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入手，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同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起来。另外，注意优化产业结构，其中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值得推广。
（6）转变产业结构与供给方式
①加强铁路等输煤通道及网络的建设；
②解决能源供应质量问题，逐步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③重视节能工作，坚持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的深加工度，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5）绿色转型：太原创新发展之路（张兵生，2006）
（1）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需整体推进
太原的资源型产业比重偏大，资源浪费严重，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此类“黑色”经济模式面临生态环境恶化、发展后劲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削弱的局面。现实的选择就是创新发展模型，推进绿色转型。
（2）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战略突破口
简单地说，绿色经济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健康幸福、整体效益最大化的经济。
①第一产业要加快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庄园。主要是培育绿色龙头企业，开展绿色产品认证，建设富有特色的绿色有机经济区。
②第二产业主抓循环经济，构建绿色工业体系。整体上以绿色经济为发展方向，以循环经济为技术模式，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变。
③第三产业全力做大绿色服务业。研究推广绿色服务业的行业标准，构建具有现代化、知识化、生态化特征的服务业新框架。
（3）积极构建强有力的新型推进机制
①系统设置市场准入的绿色门槛。设置绿色规矩，包括各种绿色技术、质量、安全、消耗、环境、程序等规范标准。
②按照生态优先原则，建立刚性化取舍机制。
③建立强有力的奖惩机制。必须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把污染等负外部性纳入企业成本，使之内化为企业必须考虑计算的经济要素。
④坚决执行绿色考核指标体系，将其作为衡量、考核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建设绩效和领导干部政绩的一条硬指标。
6）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综合效益评价和对策
吴国琛、吴人坚等在1998年提出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生态农业为基础、振兴江西的跨世纪工程。为了总结江西开发治理山江湖的经验，增强科学分析能力，有必要建立衡量山江湖工程实施效益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对实施地区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宏观调控机制，并提出调控对策。
（1）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简介
江西省虽具资源优势，但是区域社会经济水平较低，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前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制约经济发展，尤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是其生态环境恶化的集中表现。始于80年代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协调发展与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跨世纪大流域可持续发展工程。它是《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之一。
山江湖是鄱阳湖及入湖五河流域的总称，其面积占江西国土的97.2%。山江湖工程根据“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原则和“立足生态、着眼经济、系统开发、综合治理”的方针，把治山、治水与治穷作为一项大系统工程加以实现。
山江湖工程采取“软硬（科技）兼施、虚实并举、典型引路、系统推进”的实施方法。在科学考察、规划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分区开发治理试验示范工作，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建设了九大类26个基地，辐射出127个推广点。这些典型在全省贫困山区、湖区和条件较好的平原丘陵区均发挥了不同的示范作用。目前，山江湖工程由点到面，在资源合理开发、生态环境治理及扶贫攻坚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2）项目研究方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适合工程实施地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项目和权益。根据这些指标收集了11个年度的德安、泰和、赣县三个县城（代表北部湖区、中部丘陵、南部山区）及江西全省的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以下三个层次的工作：县城、三个县的比较及全省的综合效益评价，并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调控对策。
（3）研究成果
①建立的指标体系采纳了国内外长处，又能与本地状况密切结合。
②进行了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在应用中的比较，增强了科学方法效果。
③在对三个典型县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三个县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充分体现是否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一条实用的评估途径。
④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既从实际出发，又有一定战略高度的宏观调控对策。
（4）调控对策
①工程实施应由典型示范向面上大规模开发治理推进。
②自然资源开发，向深度开发和产业化、集约化经营。
③生态经济系统建设逐渐向城乡并重发展。
④加强信息管理，发展可持续生活信息，拓展非正规教育。
⑤“内聚外引”，成立民间组织，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⑥开展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加强监测评估。
⑦提高造林质量，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⑧保护耕地，防止土地污染的退化。
7）江西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
自我纵向比较，江西旅游业飞速发展，可谓成绩骄人，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仍处于后进之列。即使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相比，江西仍存在较大差距，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落后，综合经济效益较差，成为区域旅游经济的“盆地”（见表17-10）。
表17-10 中部地区六省旅游业发展情况对比
源自：2002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江西现行旅游产业模式主要属于政府主导型，这是由政府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等因素所决定的。
①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积极作用。20余年来，在政府的关爱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促进中获得快速发展。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关注、参与和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体现了政府主导在推进江西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②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由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部门管理的制约和影响，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微观支持和直接管理占主要位置，如旅游建设项目的投资分配和旅游企业的部门所属；政府过多地介入饭店、旅行社等竞争性行业，干预旅游企业的正常经营，对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共领域都投入不足；旅游行业常常政出多门，协调监控不力，影响了江西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要加快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就必须破除传统发展模式这一体制性障碍，建立和完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
（2）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基本架构可以概括为“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①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旅游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运行，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所起的主导作用来实现旅游产业的发展，即使是政府的引导与调整，也必须符合旅游发展规律。
企业是市场的细胞、产业的元素，而真正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微观基础。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增强旅游企业的活力，提高其经济效益与服务质量，有利于提升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②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在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中，政府旅游管理部门的职能应从建设者、开拓者向规范者、服务协调者转变，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加速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对旅游产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法规引导、政策引导、管理引导和资金引导，加强省内外各旅游区的协作与联合，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社会参与是指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各部门、各行业的参与、发展和配合。因为旅游产业关联性很强，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营造出旅游产业持续良性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通过利益结合的经济纽带以形成旅游大发展的社会合力，加上政府的组织协调，使旅游产业发展成为良性循环的社会系统工程。
8）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探析
许振宇等（2008）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剖析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其结构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评价模式，分析区域系统的耦合状态，对于全面掌握湖南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状况、明晰湖南省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图17-6 湖南省区域系统要素演变
根据湖南省统计年鉴（1996—2006）提供的原始数据，各指标按照层次分析等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乘以指标权重，最后求和汇总，得到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要素演变图（图17-6）。
湖南省近11年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5.02度增加到2006年的58.83度（图17-7），年平均增长4.89度。计算可得，从2008年起就进入“过度开发”时期，说明如果不尽快加以政策调整，湖南省以后还将长期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即不注重区域自身能力建设，一味向外出口本区资源产品，以获得货币财富，省内资源与环境将会受到过于严重的掠夺与摧残，省内大量资源将会更快出现短缺和超负荷现象，环境污染将进一步加重，生态破坏会进一步肆虐。
图17-7 湖南省区域系统耦合状态
图17-6、图17-7均源自：许振宇，2008.
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综合支撑能力呈对数型上升，而综合消耗水平呈指数型上升，二者演化速度具有非同步性，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在经济增 长方式仍然非常落后和产业结构未得到有效改善之前，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应该慎重，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出口，必然是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层出不穷。湖南省近些年过于偏重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原因，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味突出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区域综合消耗水平快速增长。2006年区域综合消耗水平是区域综合支撑能力的1.65倍，说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过度开发的程度还不算高，现在正是加以政策调整的时候。如何加快综合支撑能力建设的速度、适当减缓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速度、如何有效提高综合支撑能力与改善综合消耗水平质量，对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来说，已成为重要的课题。
17.2.4 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是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日益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和形象的代表。
1）三大城市群的界定
按照苗长虹关于城市群的界定标准，目前在中部地区已形成三大城市群，分别为武汉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包括武汉、鄂州、黄石等九个城市）；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洛阳为副中心，包括郑州、洛阳、开封等九个省辖市）；长株潭城市群（以长沙为中心，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城市）。
2）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
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见表17-11～表17-14。
表17-11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规模指标状况（2004）
源自：《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2 中部三大城市群主要发展指标占整个中部地区的比重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3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等级结构
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
表17-14 中部三大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湖北统计年鉴2001》、《河南统计年鉴2001》、《湖南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5》、《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部三大城市群中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最好，武汉和中原城市群次之，但是武汉和中原城市群的规模较大，其发展状况对整个中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从全国的范围来说，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水平不高，存在着诸多共性的问题，如工业水平低，城市化进程滞后，中心城市实力弱，城市规模结构不完整，制造业技术含量低，服务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等问题。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三大城市群应结合各自特点，实行差异化的城市群发展战略（陈丙欣等，2007）。
17.2.5 武汉城市圈功能提升研究
湖北省社科院课题组（2007）提出下面的课题。
1）武汉城市圈的定位与主要功能
（1）联系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纽带。武汉城市圈是联系东中西部和世界经济的重要交通枢纽。从东往西的资金、技术和信息流，以及从中西部往东部及海外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和人力资源在此交汇。
（2）中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武汉城市圈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通过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含量、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将成为大陆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高地。第三产业原有基础较好，通过加快发展金融、信息、物流和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中部崛起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在中部地区三大城市群中，武汉城市圈按城镇化水平、城镇密度指数等指标均居首位。按人均GDP、经济和人口密度均处于前列。其特殊的区位、交通、产业与科教等优势决定了其在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点作用。
2）功能提升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1）总体功能不强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面临多方挑战。
（2）基础功能不完善：圈内发展差距较大，经济融合度较低。
①产业结构不合理，聚集不足；
②市场开放程度不够，经济外向度较低；
③城市首位度高，城镇体系存在缺陷；
④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尚未形成。
3）提升武汉城市圈功能的对策与建议
（1）围绕“四个基地，一个枢纽”的目标提升基础功能
①建立全国性农副产品加工基地，提升城市圈的农产品资源优势功能；
②建立全国性先进制造业基地，提升经济辐射功能。
（2）围绕高级服务与管理中心提升品牌功能
①大力发展金融和信息业，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②打造全国性会展中心，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③构建全国性总部中心，提升武汉都市圈的高级管理中心功能。
17.3 东部率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以大幅度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飞速前行，始终保持领先地位。2004年，我国东部沿海10省市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5%。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个国内生产总值过万亿元省份的经济总量之和占全国经济总量的近一半，这组数字充分说明了先行地区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和对共和国的贡献。
17.3.1 东部地区的区域格局
在我国已经形成的区域经济版图中，东部地区是指东部沿海10省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以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省。东部区域土地总面积为91.6万km2（图17-8），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46 3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2005年GDP总量109 924亿元，占全国总数的55.6%；2005年人均GDP达23 768元，为全国人均GDP的1.8倍。东部区域占据了我国18 000km海岸线的80%，沿海港口林立，城市群星罗棋布，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捷，信息流畅，产业发达，市场繁荣，人才济济，先进理念与时尚层出不穷。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三大增长极（深圳、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三大都市圈（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都聚集在东部，而且4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全国经济支柱大省也都在东部。这里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国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撑和科技创新的先导地区。
图17-8 东部诸省范围图（许振宇，2008）
1）自然条件特点
（1）以低山丘陵与平原为主的地表结构
东部10省市地处我国低山丘陵与平原广布的第三级地势面。以宁绍平原为界，南北分属不同的大地构造分区。北部地处黄河、淮河与长江下游，平原广阔连片；江苏、上海和山东的60%面积是平原省市；丘陵、低山分布于鲁中南、胶东及苏浙两省交界处。南部以低山、丘陵与山间盆地为主，间有少数中山；珠江与闽江下游平原面积较广，盆地和谷地中的冲积平原面积较小。
（2）不同类型的季风气候
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我国东部季风气候的基本特征：冬冷夏热，季节分明，雨热同季。同时又有本身的区域特征：首先，自沿海向内陆、大陆性逐渐增强，沿海气温变化较内陆平缓，水分状况优于内陆；其次，本区南北跨度大，季风气候特征的南北差异明显。淮河以北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淮河与南岭之间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的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南岭以南为湿热的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暖，高温多雨，台风影响最频繁。
（3）地带性明显的自然景观
我国东部沿海气候湿润，植被与土壤的南北差别主要受热量的控制，自然景观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纬度地带性。从北向南分布着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热带雨林。
2）自然资源评价
（1）土地资源
①土地资源绝对量和人均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
东部地区土地总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却占全国总量的36%。人均土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5%。
②土地生产力高，土地资源限制因素较少
2000年，沿海六省市（除海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1 29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6.2%；平均产值密度达到617万元/km2，是全国平均水平93.9万元/km2的6.6倍，从综合经济效益看，本区是我国土地生产力最高的地区。
全区土地资源质量普遍较高。以耕地为例，全区耕地等级中一等地和二等地的比例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和3.1%。在全国农林牧土地中，无各种限制性因素的土地面积占农林牧土地总面积的9.8%；本区上海、江苏、山东和浙江一市三省无限制的土地比例增大至22%～94%。
③土地利用率高，但区域差异明显
首先是未利用土地面积小，土地利用系数大。其次是土地垦殖指数高，反映耕地的比重大。
④耕地锐减，后备资源有限，用地趋势严峻
耕地面积以0.5%的年递减率在减少，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工业、交通、城镇和民宅建设增加，二是生产结构调整，部分耕地改种水果和经济林或开挖成鱼塘。在耕地锐减的同时，人口却在迅速增加，其结果是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许多地区出现土地承载力饱和或超载。
（2）水资源
东部地区地处四大江河入海口，水资源较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水污染渐趋严重，部分地区水资源供需状况不容乐观。
①降水丰沛，当地水资源丰富；
②位于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下游，有丰富的客水过境；
③水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地区（鲁西北等）严重缺水；
④水资源地区分布与人口、耕地和经济布局不适应；
⑤用水量增加，水污染严重，局部地区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⑥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高，节约用水潜力较大。
（3）矿产资源
①矿产资源类型齐全，矿种众多；
②重要矿产，尤其是煤炭和金属矿产资源紧缺；
③非金属矿产资源分布广泛，大多储量丰富；
④小矿、贫矿、共生矿多，开采难度大。
（4）海洋资源
①资源种类繁多，包括海港、油气、海滨沙矿、海洋水产、海水化学、浅海、沿海滩涂、海滨旅游等资源；
②资源数量丰富，本区所有海洋资源的数量在全国总量中均占有大部分份额。
（5）旅游资源
①自然景观种类齐全，风景资源多姿多彩；
②人文景观丰富，名胜古迹众多；
③旅游资源质量高，景点组合好。
3）生态环境问题与自然灾害
（1）水土流失
东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从自然因素看，受季风气候影响，干湿季明显，夏半年降水集中，且多暴雨，坡地分布广，容易发生水土流失。从人为因素看，开发历史久远、人口稠密、陡坡开荒种植、过量砍伐森林和放牧、开山取石修路，使表土裸露，稳定性受破坏。
（2）土地石化
土地石化发生于部分山地丘陵地区，由于滥砍、滥伐、滥垦和滥牧造成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致使土层由厚变薄，直至母岩裸露。
（3）土壤盐碱化
土壤盐碱化在内陆和滨海均有分布。内陆盐碱化出现在鲁西南地区，与现代黄河的高河床和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有关。滨海地区只有渤海南岸有一定碱化现象，其他地区都是盐化土壤，由海水的长期浸渍作用形成。
（4）环境污染仍较严重
随着工业、交通等事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必将增加废水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致使环境质量逐步恶化。但是全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尤其在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环境质量的恶化速度有趋缓的势头。由于近几年环保意识的增强、科技的进步、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三废”排放定额的降低、处理能力的提高等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果，使废污水和废气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但是，从全局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的问题仍然是相当严重的，决不能掉以轻心。
（5）自然灾害频繁
东部沿海地区地处海陆交汇地带，生态系统脆弱，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强度大、破坏严重，平均每年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灾害损失的一半左右。
①台风：热带风暴和台风，按习惯统称台风。台风及其伴生、次生的灾害包括狂风、巨浪、暴雨、洪水、滑坡、泥石流等一系列灾害，是沿海地区发生频率高、损失大的灾害类型。据1990年至1994年的资料，热带气候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 054亿元，死亡3 599人。登陆次数最多的是广东省，平均每年2.5次，其次是福建、浙江两省。
②暴雨：受海陆分布和地形影响，沿海地区暴雨多、强度大，往往导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冲垮堤坝，淹没农田，泛滥成灾。年暴雨日数分布自南向北减少，广东省年暴雨日数6～10d，沿海8～10d。东部地区24h最大降水量均在300～400mm以上，广东沿海最高达600mm以上。
17.3.2 东部经济起飞的条件
张建平（2007）认为东部经济起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主要从国际环境、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方面进行分析。
1）国际环境
东部地区的开发、开放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正式起步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处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经历了战后20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波动，1973年暴发了石油危机，这些迫使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技术创新。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表现在使用节能技术和人造材料以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并把高能耗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以上述国际环境为背景，我国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下迅速融入了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和香港地区的制造业向深圳特区和珠江三角洲转移。当时，香港5万多家制造业工厂在深圳、珠三角地区和沿海其他地方建厂，招收内地劳力300多万人，是香港本地制造业劳力的4倍。通过这种“前店后厂”的方式实现了制造业生产基地的转移。
我国东部地区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及产业，发展外向经济，从而实现经济腾飞。
2）地理优势和人文资源条件
我国东部处于太平洋沿岸，具有很好的地理优势。东部地区尤其珠三角地区与经济较为发达的港澳台地区毗邻。同时，东部地区的港口城市如青岛、烟台、上海、广州、厦门等，在历史上就与东亚及世界各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因此，我们说东部地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带，海上交通便利，在经济上具有地理优势。
①基础设施方面，该区东南临海，海上交通便利。公路、铁路建设在历史良好的遗留基础上，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了大的发展，陆路交通条件同样较为优越。其经济发展有着中、西部地区难以比拟的交通条件。
②在人文方面，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优厚待遇、良好的发展前景，都深深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改革开放后人们冲破束缚他们的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等，形成了“孔雀东南飞”的壮观现象。最为典型的是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百万人的大都市。
③在资金方面，东部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内资金和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华人、华侨和海外同胞的作用不容忽视。
17.3.3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综合优势
下面选择权衡（2007）、吴敬华（2007）、张建平（2007）和林凌（1998）的论点加以综述。
1）经济实力雄厚
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已累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重心区。东部地区200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6%，其加权平均增长率为13.9%，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无论是增长率还是GDP份额，东部地区都是全国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也确实为全国发展发挥了较强的先富效应和辐射作用，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了较好的示范性。2006年东部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1.5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2）市场规模巨大
从消费品零售总额看，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尤其是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型的时间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已经或正在形成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人们的市场观念较强，中介机构较多，运作较规范，竞争较有序。
3）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高度密集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出现区域化、一体化的特征，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一体化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态势和模式。
在东部，一大批经济集聚区与产业密集区已形成。钢铁、石化、轻纺、机电等一批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资金、技术密级型产业迅速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已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核心区与产业聚集区，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目前，浙江已形成产值超过亿元的产业集群300多个，其中10亿～50亿元的90多个，50亿～100亿元的14个，企业约13万家，就业人数600万人，总产值占全省60%。
4）走向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时代
东部地区发展模式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就是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迅速推动地区发展融入全球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是表现在进出口贸易快捷增长，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二是积极引进外资，充分运用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劳力流动中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低成本运行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量的88%～90%。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其中90%源于东部地区。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五个省市总额各超过1 000亿美元，广东继续位居首位，超过5 200亿美元。优先发展外资经济，以外促内，不仅可以外资和外贸带动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惯例，从而加快市场化体制改革，并且以大力改善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提高外向型程度，这也是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5）金融活跃发达
东部地区人们金融意识较浓，保险、期货、外汇等金融体系较完善，上市公司较多，企业筹融资渠道较通畅。2005年金融业发展优势尤为突出。证券方面，北京、上海、江苏的股票筹资位居全国前列；全国各类金融资产总额37万亿元，东部聚集60%以上；保险方面，2005年全国保险公司累计保费收入4 925亿元，增长14.2%，东部增长16.4%。
6）创新资源丰厚
人才与技术优势十分明显。东部地区聚集我国绝大部分教育资源，2004年全国1 707所普通高校，设在东部的有759所，占总数的44.46%。最近几年我国高校毛入学率为19%，北京为50%。由于东部地区GDP总量大，形成了相对较充足的研发资金来源，加快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率先实现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7）非公经济突出
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还得益于所有制结构改革起步较早，非公经济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较大。像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非公经济不仅增长速度快，对GDP的贡献率较高，而且已从传统制造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从竞争性行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不少非公企业已发展壮大，注册资本金达1亿以上的已有几百家。由于非公企业产权明晰，投资者、管理者职责分明，能较好利用资源、降低成本、适应市场、提高效益。非公经济没有历史遗留的包袱，没有冗员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具有较大活力和发展潜力，成为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优势。
17.3.4 “十五”时期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回顾
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室（2006）提出下列的回顾总结。
1）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继续提高
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先进的体制、机制以及先发优势，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区的部分行业和领域形成国内的优势地位，已经具备与国际市场竞争高低的实力和话语权。2005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8 999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55.5%，比2000年提高3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3 568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8倍，比2000年提高0.12倍。
2）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整体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特别是分布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园区内的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2005年，东部地区三次产业比例为7.7∶51.6∶40.7，相比2000年，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3个百分点。
3）固定资本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十五”时期，政府投资向中西部倾斜，并引导境内外投资向中西部集中，东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2005年，东部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5 569亿元，占全国52.3%，比2000年下降2.5个百分点，这体现了东部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下降，更多地发挥消费和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4）城乡消费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消费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在全国所占的比重继续提高
2005年，东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6 974亿元，占全国比重为54.4%，比2000年上升2.3个百分点。
5）进出口与利用外资继续占主导地位
“十五”期间随着我国入世后对外开放进程的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领先优势，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增速均占全国的主导地位。2005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达12 782亿元，占全国比重为89.9%，比2000年上升1.8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17.3.5 东部地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济增长中高投入、高消耗与低效益的情况非常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源投入型而非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因此无论资本的投入、资源的消耗以及劳动力的使用等，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粗放型特征。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东部地区过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导致以下后果：土地不足、地价上涨；能源和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水资源消耗严重，环境容量透支；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开始显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随着民间环保意识和权力意识日益觉醒，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矛盾也日益凸显。江浙两省有关环保问题的上访案件已居各类信访案件的前列。星罗棋布式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使污染源分布甚广，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成了难题。由于近年来东部的产业结构开始向污染较重的重工业化转型，统计显示，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石化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9个。这无疑会使东部的环境矛盾更加突出。
2）土地供应不足，制约经济扩张
从2004年开始，国家缩紧了投资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使我国东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供应短缺。如北京市2006年上半年已安排供应土地700hm2，而实际需求量已超过4 000hm2。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效率，山东省制定单位土地的投资强度东部要达200万元/亩以上，西部为120万元/亩以上。土地供应的紧张已严重制约东部区域产业的扩张，一些知名大企业把目光投向中西部。
3）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和政府推动非常明显，强势政府问题仍然存在
东部经济增长有两个特点：
（1）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尤其在东部一些地区，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性较强，消费列于次要地位。这种增长方式使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投资率高，而消费率则相对较低。一方面造成投资增长过快，容易引起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消费率较低，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结果是经济和收入增长较快，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提高，因为收入增加后很大一部分通过储蓄等途径进入投资领域。
（2）与此同时，高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背后因素是政府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强调政府对于增长的干预，动员资源，甚至直接投资经济，尤其是强势干预，有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甚至产生腐败乃至社会不和谐等问题。
4）经济增长的外资依赖性特征非常明显
整个东部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获得“世界加工厂”的美誉，但是必须看到，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资，实际上也会带来负面影响。2008年产生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不少问题。
在国际制造业转移中，产业链和经济链的中低端迁移到了我国，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链也相应转移到我国，而我们需要的转让技术却遭到转让国的谨慎对待或封锁。最终我们有可能会在一味强调引进外资的“热闹”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且我们也可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或所得无几。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外资经济发展产生的富民效应不明显。以沿海城市苏州为例，具有政府推动型和外资高度依赖型经济高增长，产生了高GDP，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原因是他们实施的是“打工经济”，而不是老板经济。另外，还由于依靠政府优惠或税收减免等吸引外资进入，也导致支付土地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代价。
5）先富带后富以及为全国发展提供服务和示范效应都不明显
东部地区应属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先富起来的地区，应带动后富地区实施共同富裕。但是由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政策指导下，先富地区缺乏带动后富地区的体制、机制，因此先富带后富的效应实际上不明显。同时，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制度改革等方面为全国提供借鉴、示范的效应也不是非常明显。
6）技能人才短缺，产业发展受阻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东南沿海三大制造业基地正全部面临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有报告显示，三大制造业基地重点城市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的各类最紧缺人员约为52万人，而通过劳动力市场应聘这些紧缺岗位的求职者约为18万人，用人缺口高达34万。
7）第二产业相对发达，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普遍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偏低，而且发展速度也慢于第二产业。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既有产业结构基础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受外商投资结构偏重于加工制造业的影响。第二产业发展过快不仅对东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而且这也是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土地空间不足、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人口负荷过重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17.3.6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优化对策
1）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步伐
以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契机，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按照市场机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消除行政区经济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强区域在基础设施、市场开拓、产业发展和企业联合等方面的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壮大整体区域经济实力。
2）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率先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发展都市型、城市型现代农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大执法力度，降低主要污染和能耗指标，从而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遏制耕地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标准，提高环保和能耗门槛，以及规定单位面积土地产值标准政策，引导转移占地多、消耗高的加工业和劳动密级型产业，提升产业层次和经济增长质量效益。
3）率先转变外贸、外资的增长方式
（1）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把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上来。
（2）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疲软的情况下充分运用国际市场分工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4）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促进内需和消费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合理调整宏观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和社保福利增长，促进内需，增加城乡消费。同时合理调整内外资发展的结构，在改善外资发展的基础上，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尤其要扶持中小企业，通过经济增长，不仅克服当前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也是实现富民与和谐的长久之计。
5）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
发挥产业配套好和技术水平高的优势。优先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主动引导劳动密集型和一般低附加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抓住全球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活动的时机，改善和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在度过当前困难的基础上把利用外资的重点逐步转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上。
6）服务全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东部地区需要在服务全国中发展自身，拓展发展空间。在工作进程中要正确处理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1）政府援助战略：必须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口资源和帮扶协作的工作力度，针对西部和边疆贫困地区实施转移支付，配合国家扶贫战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2）功能辐射战略：发挥东部大型城市如上海等综合服务功能，发挥东部大城市具有的先进理念和国际经验的示范效应，积极引领和催化中西部地区新一轮工业化和城乡化互动的进程。建议可以通过学习、交流挂职等形式。
（3）要素供给战略：发挥东部人才、资本、技术、信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西部大开发等提供各种要素供给和技术支持，特别要通过制度创新，加速东部大城市在生产要素供给方面更好地服务全国。
（4）产业联动：东部的先进制造业重点在两方面可服务于全国。一是提供尖端装备、高科技的原材料和先进技术，二是西部企业为东部先进制造业提供配套生产的机会。现代服务业服务全国，关键在于通过发展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中西部的城市结构升级和功能优化提供经验借鉴。
17.3.7 江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状和对策
钱方明（2006）提出：
1）改革开放对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江浙地区提高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浙江省、江苏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列全国第四、五位。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加快区域物质资本的积累
江浙地区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经济，加快资本积累。2004年，江浙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占全国的31.0%，外贸出口额占全国的24.5%。1985年至2004年两省的物质资本积累迅速增长，固定资本存量分别增长9.3倍、15.7倍。物质资本的快速增长为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的积累
两省大力引进短缺、紧俏、急需的各类人才，人才资源迅速增长。1993年，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172万人，2003年增加至261万人，10年增长52.86%。
（3）提高区域自立创新能力
两省在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时，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加强与上海、北京等地科研院所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项目投资、合作建立科研基地、组建科技型企业、挂职锻炼等形式，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两者还利用对外开放的优势，在各个层次上接受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通过消化吸收，不断提高自立创新能力。
（4）促进区域制度创新
两省政府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许多领域制度创新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制度创新激发外资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开发区已成为江浙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重要载体。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文化与移民文化、海外文化的碰撞、冲击和融合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开发激发了江浙居民的竞争意识和创业精神。近年来，江浙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地区加快环保方面制度创新的力度有力地保证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环境问题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环境排放总量也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2004年江浙两省合计“三废”排放量在全国占较高比重，分别为15.49%、12.41%、5.82%。其中废水和废气排放量相对较高，而固体废物排放量相对较低，这反映了江浙地区的产业特点，但其比重小于GDP占全国的比重。江浙两省“三废”治理费用比重相对较高，废水、废气的治理费合计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7.21%、11.89%，说明两地环保政策力度较大。
（2）资源问题
近年来，江浙两省的土地、能源、人才、水资源等要素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已制约了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面临经济增长的极限。
①土地：江浙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工业化进程中耕地不断减少。江苏省1980年至2004年耕地面积减少652万亩，其中国家基建占地268万亩，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面积的14%。浙江省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的7.2%，2004年人均耕地仅为0.52亩/人。土地要素约束已成为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②能源：江浙两省能源矿产缺乏，一次能源基本靠外省调入。1990年至2003年江苏工业用煤炭消耗量从4 724万t增加到11 542万t，增长1.44倍。1990年至2004年，浙江煤消耗量从1 961万t增加到9 209万t，增长3.7倍。造成江浙地区能源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快速增长产生的需求，以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③人才：尽管近年来江浙已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才，但对于经济发达省份来说，人才的缺乏仍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从总体看，两省人均受教育水平在全国并不处于领先地位。2000年浙江省初中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的所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扫盲班、小学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江浙两省平均受教育水平分别位于全国的第21位和第19位，不利于两省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江浙两省如继续沿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3）开放条件下江浙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1）提高开放型经济质量
应当转移到以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来，加强环境与生态保护，提升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①完善贸易、技术和产业结构互动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②在引资战略上，从原来以资本形成为重点向以提升产业结构为重点的战略转换。将招商引资与区域特色结合起来。
③鼓励企业“走出去”，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努力构建区域竞争优势。
（2）建设区域创新体系
①以特色产业集群为突破口。在特色产业集群中构建有效的科技创新平台是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切入口。
②培养区域创新主体。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推进企业、高校、科研、中介、金融机构、政府等主体良性互动。发展技术、信息、咨询、管理、融资、法律各类中介服务，为创新主体提供创业环境。
③扩大科技领域的开放。扩大与国内外的科技合作领域，引进、利用国内外科技和资力资源，快速提升产业的创新水平。
（3）建立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
①完善行政考核体系。加快考核制度创新，按照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快推广绿色GDP指标体系，把反映能源、环境、教育等状况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
②建立绿色经济制度。即建立绿色经济和发展的一系列规则和考核指标的制度框架。加大各种资源利用和环保的监督管理及法制力度，保障相关法制和行政措施落实。
③推进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市场化。完善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及补偿机制，体现“污染者负担、治理者受益”原则，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④形成保护企业家经营成果的制度安排。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公民和企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经营、技术和制度创新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4）形成共识的社会机制
①地方政府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政府应制定相关规划，确定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节约型社会建设中，发挥引领、示范和表率作用，承担全民教育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强化他们持续发展的理念。
②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公众参与可使他们自我约束，在人口生育、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的执行和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③企业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企业能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约束自己的外部不经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基础和保证。政府的推动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理念。
17.3.8 北京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意愿
马小红等（2008）通过2006年对北京城市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生育意愿问卷的调查，并比较2002年同项研究，得以进一步证明了北京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偏低，调查对象中半数希望生育一孩，“双独”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不过，调查统计显示，随着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实际婚育的发生，独生子女的意愿生育水平有较明显的上升。
1）研究背景
目前北京已形成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据推算，到2005年户籍人口独生子女总量达200万，约占同龄人口比重的2/3，并从21世纪初陆续进入婚育期，成为生育的主体。因此，21世纪前二三十年独生子女间结婚的“双独家庭”将越来越多，符合“双独”生育政策的二孩生育亦将呈现上升趋势。
20世纪6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出现较大规模的补偿性生育，形成特有的人口生育高峰。由于人口增长特有的惯性，21世纪前20年将可能形成新一轮出生人口数量的小高峰，同时这个小高峰将与“双独二孩”生育高峰同期而至。这一生育波动的峰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80年代后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选择。
2）研究重点和方法
以独生子女家庭户作为调查对象，研究在“一孩政策和双独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独生子女尤其是“双独家庭”在生育孩子数量、生育规划偏好和生育时间等方面的意愿，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因素，生育意愿和行为选择对北京市未来人口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和问题。
本次调查对象是有北京城市户口的20岁至34岁独生子女和共同居住的父母，聘请专业调查公司对对象进行入户问卷访谈调查，时间为2006年8月至11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 608份。
3）主要调查结果
（1）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
理想子女仍以一孩为主，意愿生二孩者仅占1/4；不存在男孩偏好。
（2）“双独”家庭的生育意愿
“双独”政策适用群体没有显示明显的二孩生育意愿；对二孩生育间隔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3）影响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因素
经济负担成为生育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生育行为上显示了更强的主体意识。
（4）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愿望
父母希望儿女生育二孩的比例明显上升；不存在男孩偏好，呈现一定程度的女孩偏好。
4）基本判断与对策建议
（1）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有所上升，但仍保持较低水平的生育选择。
据调查推测，北京市“双独”政策的实施以及“双独”家庭的增长不会导致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上升，虽然人口结构导致的小高峰和“双独”家庭生育二孩存在叠加效应，未来10余年北京市户籍出生人口将有所回升，但上升幅度有限，生育水平变动不会超过2002年调查所做的预测和推断，总和生育率仍将保持在低生育水平。
（2）“双独”家庭二孩生育对缓解北京市老龄化具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已持续近20年，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型社会，目前老年人口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据北京未来50年人口变动趋势预测的研究，即使未来几十年北京保持300万～400万流动人口规模也无法缓解首都人口快速、严重老化的严峻趋势。
经预测研究显示，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若提高0.2，在未来几十年可以降低老龄化水平约两个百分点。“双独”政策的实施不会导致北京人口出生率大幅上升，从长远看对缓解人口老龄化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使“双独”家庭充分了解“双独”生育政策对于缓解人口结构老化的意义，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3）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在妇幼保健机构、幼儿园、小学等公共设施的配置上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应将人口变动的趋势以有效的形式告知公众，并采取奖励政策使公众适应调整生育计划，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4）对郊区县进行计划生育意愿补偿调查，建立生育意愿跟踪研究机制。
17.4 东北振兴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老工业基地与人民生活的发展。继西部大开发之后，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这不仅为东北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而且是在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东西互动的重大举措。
图17-9 东北地区示意图
源自：郐艳丽，2006.
17.4.1 东北地区概况
1）自然条件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即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土地总面积约为124km2，人口为1.19亿（见图17-9）。
东北地区是片富饶辽阔的大地，山环水绕，沃野千里。东北大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拥有全国最多的可垦荒地资源。东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海域和海域资源以及浩瀚的“林海”，还有最好的草原。东北还有种类繁多的珍稀野生动植物，特产资源极其丰富。东北地区矿产资源也较丰富，主要矿种齐全，其中主要矿产有铁、锰、铜、钼、金以及稀有元素等，非金属有煤、石油、油页岩、石墨、石棉等。这些资源在全国都有重要地位。
2）工农业基础和历史贡献
钢铁工业是东北工业的基础。以鞍钢、本钢为主，东北地区建起了包括大连钢厂、抚顺钢厂等在内的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机械制造工业是东北工业体系的核心。以沈阳、齐齐哈尔为主，形成机床、重型机械生产基地，以长春、大连为中心形成机械制造中心，能生产汽车、内燃机车、船舶、拖拉机等。东北地区利用资源优势，建立了能源生产基地和化工工业基地。
东北有我国最大的林区和最好的草原，也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东北是中国工业的摇篮和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代主导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国家投资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中，有54项安排在东北三省，使东北成为我国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设备和原材料生产尤为突出。东北的原油产量占全国的2/5，木材产量占1/2，汽车产量占1/4，造船产量占1/3。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体系形成的象征，是新中国工业人才的摇篮，东北曾为全国作出过重大历史性贡献。
17.4.2 东北地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王济林（2005）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存在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1）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出现相对衰退现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由于改革开放严重滞后，国有企业缺乏活力，而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地区经济增长不景气，甚至出现相对衰退的迹象，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市场份额急剧减少。在1981年至2001年间，东北地区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仅有7.6%（按当年价计算），而沿海新兴工业区（粤、闽、苏、浙、鲁）为14.8%。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2）国有企业比重高，职工下岗和就业问题突出（1）国企比重高，产权结构单一。2003年，国企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为67.5%。（2）垄断性和基础性行业比重高，赢利能力低，对资源的依赖性大，产业转型难度大。（3）国企效益较差，资产负债率高。辽宁省地方国企1 507户中，资不抵债的企业有308户，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35%。
（4）国企包袱沉重。一是办社会机构7 183个，职工49.1万人，企业补助支出153亿元。二是办“大集体”多，且大多为亏损企业。
（5）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率增加，就业压力大。由于国企机制不活、人浮于事、技术和设备老化等原因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竞争力不足、大批职工下岗。辽宁省国有、集体企业离岗职工达150万人，阜新市2002年下岗失业人员15.2万人，占市区人口的20%。
3）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缺乏接替产业，亟待产业转型
东北地区拥有一批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一方面这些城市在经历多年大规模开采后，大都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目前，大庆油田的可采储量只剩下30%，仅有7.45亿t，到2020年年产量只能维持2 000万t。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大都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短，缺乏接替产业。例如，在2002年工业增加值中，大庆市非油产业只占5.9%，伊春、大兴安岭两地非林产业只占1/3。目前这些城市大都面临沉重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就业转移的压力。
4）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比例高，信用等级低，企业融资困难
一是国有企业不良资产比例高。目前辽宁国企不良债务达2 921亿元，其中欠银行1 891亿元，欠政府900亿元，欠职工130亿元。二是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高。企业恶意逃避债务现象严重，加上体制和政策等方面原因，导致近年来东北地区的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呆坏账比例较高，金融风险加大。这样就严重影响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
17.4.3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问题
（1）天然林资源长期过度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原始森林持续大量采伐使大小兴安岭森林锐减。林业用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 111万hm2减少到20世纪末的6 710万hm2。森林长期过度采伐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湿地面积萎缩，这些潜在的生态危机已逐步显现。
（2）矿产资源开采引起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东北资源的开发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经历的是重生产轻生活、重产业轻城市、重经济轻生态的发展轨迹。长期累积形成的环境问题比较突出。抚顺、阜新、本溪、沈北等城市的煤田开采区造成地面沉陷90余处，总面积258km2。资源开采产生大量矸石、垃圾，其堆放造成土地占用和地表生态破坏也非常突出。
（3）城市地区存在多种生态问题，如水、大气、固体废物污染以及郊区农业发展引起的点、面源污染。铁岭、沈阳等城市的河流水质污染严重。辽河水系全河段均为V类水质，属重度污染，失去利用价值。矿区土地复垦比例低，需引起重视。
（4）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20世纪以来大规模农业开发，使土地退化严重，黑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近40年来，松辽平原荒漠化每年以1.4%的速度发展。盐碱化土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19%。三江平原经多次大规模开发，垦殖率由7%增至2003年的39%，湿地面积减少72%，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壤肥力下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东北西部水土流失也较严重。
（5）草原生态退化严重。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草地退化面积在40%～80%之间，近年来退化趋势不但未能得到遏制，而且还在迅速恶化。“重治轻管”是草地退化无法得到遏制的原因之一。
17.4.4 “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在“振兴东北”的国策出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半年之内曾两度到辽宁做调查研究，除夕之夜，他到辽宁阜新一煤矿矿井下和工人一起过年。当温家宝第二次到辽宁考察时，其经济意义已经凸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发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目标、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
1）成效
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东北振兴的政策，东北地区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大动作推动振兴，既显现出当期效应，又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经济步入快车道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与全国的差距逐步缩小。2005年，辽、吉、黑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12.3%、12.0%、11.6%，比2003年分别加快0.8、1.8和1.4个百分点。2006年前3季度三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13.0%、13.7%和11.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粮食产量连创新高。2005年，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达1 586亿斤，在2004年大丰收基础上增产38亿斤，创历史新高。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显著。2004年、2005年，东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33.5%和39.3%，比全国平均高5.9和12.1个百分点。
四是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5年，辽、吉、黑三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2.8%、10.8%、10.7%，比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增长率（9.6%）高3.2、1.2和1.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也分别高于全国水平。
（2）内在活力得到激发
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很大，仅2005年，辽宁国有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造达60%以上，2005年东北地区国企比2003年年底减少近500户，资产总额增加1 500亿元。2005年9月，鞍钢与本钢成为联合重组，具备年产钢2 000万t、销售收入1 000亿元的水平。在国企发展壮大的同时，民营经济也在迅速崛起，修正药业、忠旺铝材等一批在全国著名的民企成为经济生力军。
（3）对外开放取得突破
2005年东北三省实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7亿美元，在2004年增长51%的基础上又增长89%。截至2005年末，共有17家外资银行在沈阳和大连设立了分行、代表处。
（4）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同步发展
辽宁省出台“五点一线”沿海重点发展战略，沈北新区正式成立，铸就了东北中心城市的桥头堡。黑龙江省创立了包括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以及安达、肇东市的哈大齐工业走廊。东北三省出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县域经济得到突破性发展。
2）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衡量东北地区的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
（1）依据资源基础所形成的传统产业优势与本地资源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建设“重要原材料基地”的战略受资源不足的制约，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资源枯竭、接续产业基础薄弱、就业问题交织体现在资源型城市以及某些工业城市中。
（2）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目前存在的偏重型产业体系在结构转型、规模扩张、技术升级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企业发展的社会负担和体制障碍突出；新兴产业能力不强。主导行业发生一些变化，仍未摆脱对以原材料为主的传统产业的依赖；装备工业有一定优势，但并不突出。东三省主导产业竞争力排名在国内多在10位以后，国际竞争力更弱。
（3）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能力不强。虽然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但是城市经济竞争力不高，即使辽中南地区，其经济实力、国际化等方面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4）虽然农业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强，但基础不稳，产业化发展缓慢，现代农业体系还未形成，农业与工业发展的相互支撑关系还不强。
（5）局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恢复与治理的任务较重。
17.4.5 东北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目标、原则和对策
1）目标和基本思路
王洛林（2005）认为，对于东北资源型城市来说，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调整改造和产业转型，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逐步建成产业适度多元化、市场竞争力较强、人居环境良好的新型产业基地。当前，重点是以扩大就业和提高竞争力为核心，大力发展接续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走适度多元化的道路。
总体上讲，当前资源型城市实现产业转型的基本思路是：①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再工业化，而不能单纯把转型的重点放在农业和第三产业方面。②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接续产业，处理好资源性产业和非资源性产业的关系，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③以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核心，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现高起点产业转型。④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应遵循凝聚区域优势、外引内联的原则，利用产业集群理论择优发展。对于资源枯竭城市应实施“再开发”战略，既改造传统产业，又开辟新的产业；对资源未枯竭城市应以资源产业链的延长为重点，同时培育其他产业。⑤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为此，在产业配套、管理、科技创新、人才、就业培训和对外开放等方面，东北资源型城市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配合，以便为实现产业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2）对策
（1）产业转型的相关政策法规。产业转型应实施分类调控和差异性“反哺”机制的政策；鼓励发展接续产业，扶持并促进非资源性中外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已进入衰竭期的城市，考虑设立衰老报废矿山转产和技改基金，提高单一资源型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比例；对仍可较长时期持续开发的城市，从中央财政提留一定比例给资源型城市，专项用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制定《矿地复垦法》和《资源枯竭型企业关闭条例》等法规条例。
（2）发挥产业政策的援助功能。①运用适度的产业援助政策，为传统产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②改善投资环境，放松市场准入，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③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重视对新型中小企业的扶持作用。④高度重视企业在发展接续产业中的作用。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资源型城市减轻“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
（3）建立稳定、规范的财政转移机制。国家应重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对资源型城市的财政援助。①建立透明和可监督的财政转移机制，多渠道筹集产业转型资金。②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政府应以理顺煤炭价格为突破口，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让市场价格能真实反映供求关系和生产成本，让资源型产业有自我“回哺”的能力。③国家应加大资金投入，解决资源型城市包括地面沉降、固体废弃物堆放、水资源的污染等在内的特殊生态治理难题。
（4）加强勘探工作和资源的深部开发，寻找新的资源开采地，延长矿山的服务期限。
（5）建立国家对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支持体系。这一支持体系包括：用高新技术培育接续产业，建立一批有特色的工程技术中心，建立资源型城市科技创新制度，开展城市产业转型科技服务计划，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加大科技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力度。
17.4.6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定位：阜新经验剖析
全国有50多座资源型城市正在或即将面临资源枯竭问题。2001年煤炭城市辽宁省阜新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一家“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
张玉杰（2007）提出，阜新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可采煤炭的减少，整个城市面临“矿竭城衰”的局面。煤炭减少到可采量3.3亿t，10年后主体矿井将全部结束生命。阜新已成为辽宁省最困难地区，是全省唯一受补贴城市。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142亿元，是全省唯一未超过200亿元的市。人均生产总值7 803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平在全省最低。现有地方工业几乎都是中小企业，2005年人均财政收入不到22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全省平均水平还差2 500多元。贫困人口发生率全省最高。城镇低保人口占市区人口23%，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21%，下岗职工持续增多，2000年为15.6万人，2005年上升到17.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6.6%。
1）阜新市产业转型定位的选择（孟韬，2008）
（1）转型条件
首先，从产业基础看，阜新的重工业基础雄厚，很早就是煤电生产基地，国家“一五”时期，就有4个能源重点项目安排在阜新。一些“非煤产业”也都依附煤炭行业，如机械加工、矿建、电力、建材等，煤炭资源的衰竭使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制约。
其次，从区位条件看，阜新东临省会沈阳，南靠渤海，北接内蒙古，西与锦州港、京津相连。阜新铁路线可直达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等地。高等级公路至沈阳170km、至锦州148km。
再者，从自然条件看，阜新属大陆性气候，为半干旱地区，降水较少，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从1999年开始连续5年持续干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阜新现有耕地564万亩，草地面积106万亩，正常年份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约为15亿kg，农业劳动力年人均粮食产量为3 125kg。阜新的风力资源丰富，畜牧业发展条件也较好。
（2）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的选择
阜新市政府认识到：仅依靠国家投资与政策不能解决阜新的困难，必须树立起新的主导产业，实施产业转型。阜新市在确定产业转型定位时优先考虑了扩大就业的原则，把发展现代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主导替代产业。同时，也围绕着煤的深加工、煤的共生与伴生资源的开采利用来发展接续产业。
阜新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农业园区经济效益下降甚至关闭，许多园区内经营农业的失业矿工离开园区。这存在多种原因：一是失业矿工缺乏种植养殖技能，二是缺乏销售经纪人或中介组织，三是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影响农产品销售，四是阜新严重缺水，限制一些作物种植，也造成种植成本提高。从2004年起，当地产业转型已调整到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不再提现代农业。市政府将2006年定为阜新的“工业年”，重新提出“工业立市”的口号。
另一方面，在接续产业方面，有三个方向：
①向上游延伸，经营与煤共生、伴生的资源，使现有的资源价值得以充分利用，实现煤层气产业化、矿井水产业化。
②向下游延伸，加大对煤焦化、气化、液化的深加工，发展煤电、煤化工和煤矸石的利用。
③异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阜新矿业集团正在内蒙古银花煤田建设煤电一体化项目，总投资108亿元。该集团也积极寻求在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开矿、办矿。
2）以实现再就业稳定经济转型
2005年以来，阜新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包户等措施，积极援助“零就业家庭”的成员就业，使4.2万各成员走上就业岗位。根据实际条件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并对下岗职工子女免费培训，使他们就业、摆脱困境。全市形成市、县、街道和乡镇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加强社保和救助体系建设，21万退休职工养老标准有所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基本完成。处在“低保线”以下的城镇困难居民享受到了最低生活保 障，实现了应保尽保，使困难群众得到了有效救 助。
17.4.7 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要点
金凤君等（2006）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中部区域生态与环境建设重点应突出辽中等城市化地区环境的综合治理，松辽平原农业的面源污染治理与土地退化防治。
①统筹规划，对松、辽流域污染进行综合治理。
②多途径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继续控制城市工业废水达标排放，加强城市内河水污染的治理力度；控制煤烟型污染，增加废气治理设施，提高城市清洁能源的比例；禁止在城市近郊新建严重污染大气的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逐步提高并执行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③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区通过营造农田防护林来防止水土流失，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郊县实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业污染控制和重点区域治理，建立绿色食品原料、加工基地。
（2）东部—北部区域重点是森林生态的保护、资源型城市生态的治理和三江平原湿地的保护。
①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作，进行森林生态建设。大兴安岭区北段、小兴安岭地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物种资源、抚育森林资源是今后生态系统资源开发和利用工作的重点。
②加强三江平原的保护。首先考虑湿地保护，建议国家调整区域开发政策，加大保护力度。其次，低山丘陵应以森林抚育更新为主，禁止农垦，岗坡平缓地和平地可以农垦和相应发展畜牧业，营造农田防护林，实现绿色农业。
③加强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管理。未来重点应是加强矿区土地的复垦与综合治理。加大对矿山废渣、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处理与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对城市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在有条件的矿区进行农业生态园、生态养殖业、旅游基地等工程建设。
另外，可通过经济发展和转型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是依据资源储量确定合理的资源开发量，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发展相关产业，三是发展完善的配套产业。
（3）西部区域环境建设的重点是遏制草地退化和水土流失。
①加强草地的管理。改变靠天养畜的习惯，调整畜草关系，强调人工草场和饲料基地的建设，防止草原进一步沙化，完善防护林，适当退耕还草，这些都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②对辽河流域水土流失进行治理。
17.4.8 辽宁阜新以城市全面发展体现经济转型
（1）表现在生态环境建设上，积极贯彻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实施“三北四期”造林、绿色通道、防沙治林、农田林网、矿区绿化、村屯绿化等一系列工程。“十五”期间植树造林的面积相当于“九五”前全市全部有林地面积，其中退耕还林70万亩，森林覆盖率比2000年提高8.3个百分点。
（2）表现在城市环境建设上，2000年以来，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2亿元，88条城市街道得到改造；建设了广场、游园等一批改善城市面貌的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投入使用，投资1.2亿元治理细河城市段。
（3）表现在群众生活环境建设上，2002年以来，投资11.8亿元治理采煤沉陷区，新建5个楼房小区和5个平房小区，总建筑面积达92.9万m2，18 333户采煤沉陷区居民得到搬迁安置。全市221万m2棚户区已全部完成拆除任务，累计开工建设回迁楼272万m2，已有8 300多户棚户区居民喜迁新居，近4万户居民得到搬迁安置。
（4）表现在矿区环境建设上，完成了矿区绿化5万亩，启动了海州矿排土场和西排土场复垦项目等矿区矸石山复垦治理工程。治理后的海州矿15km2排土场已成为阜新绿色屏障，启动了海州露天矿综合治理工程，露天矿大坑开发被国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矿山公园规划（张玉杰，2007）。
17.5 中国四大板块经济生态发展态势的比较分析
17.5.1 中国四大板块区域的科学发展状况和对策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的基本内容
区域科学发展指数，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任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区域经济实际，充分考虑数据的直观性、准确性、可比性和连续性，于2000年开发设计的、全面评价一年之内各地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一套定量工具。
2008年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适当调整，它包括四个分指数和一个总指数。
四个分指数分别是：
（1）经济增长指数具体考查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人均GDP水平指数、税收占GDP比重指数。
（2）环境友好指数具体考查两方面内容，即经济增长消耗了多少能源、水，占用了多少土地，即单位GDP的资源消耗（物耗指数）；经济增长排放了多少污染物，包括水、大气和固体废物污染，即单位GDP的污染排放（污染指数）。
（3）协调发展指数包括五方面内容，即居民收入和GDP协调指数、公共服务支出指数、社会保障指数、就业增长指数、收入分配指数。
（4）潜力增长指数也有五方面的内容，即：科学创新指数、物质资本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占比例指数、基础设施指数、劳动力素质指数。
2）四大区域板块的科学发展状况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
总指数及四个分指数参见表17-15。
表17-15 四大板块的区域科学发展指数（2006年）
注：①由于各指数均由下一层指数标准化后加权而成，不同指数之间无法做绝对意义上的对比（如东部的环境友好指数高于经济增长指数，并不表明东部环境友好状况好于经济增长状况）。
②全国与四大板块的数据皆由单个省份的数据算术平均而得。
从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看，东部地区得分最高，达到6.18，东北地区次之，为4.31，中部地区排第三，得分为3.95，西部地区最低，为3.44。
从各板块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他区域相比，在经济增长、环境友好和潜力增进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在协调发展指数上，东部地区的得分落后于东北和中部地区，说明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要更为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
（2）区域科学发展分指数
①经济增长指数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结果参见表17-16。
表17-16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2006年）
从上表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三个分指数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三个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除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两个指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就2006年经济增长指标看，东部地区优势十分明显，而东北、中部及西部地区都面临进一步提高速度和质量的重任。
②环境友好指数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结果参见表17-17。
表17-17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2006年）
表17-15～表17-17均源自：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2008.
与经济增长指数的结果类似，2006年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程度方面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东北、中部和西部的环境友好指数大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指数得分均为最低，表明西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控制污染排放的工作尤为紧迫。
③协调发展指数
与前两个指数不同，四大板块在协调发展指数方面得分相差并不大，而且位次高低也与前两个指数有很大不同。得分最高的是东北地区，然后依次是中部、东部和西部。就具体情况看，东北地区在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这两个方面得分都是最高的，但就业增长指数表现不佳。而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在居民收入和GDP协调、公共服务支出和就业增长方面做得较好。总体而言，四个区域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互有长短，需进一步改进各自的短处。
④潜力增进指数
东部地区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科技创新、固定资本投资中的外资占比和劳动力素质三个指标得分都是最高的，而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指数和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指数分别领先。从总体看，东部地区在无形资产上的经济潜力优势明显，而其他三个地区除了需继续在有形物质资本上进行投入外，更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3）结论和启示
（1）近年来，各地区在依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更为重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十一五”规划中的约束性指标，“节能减排”开始逐渐发挥效力，各地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2）2006年，东部地区继续保持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整体优势，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方面的提高尤为明显。由于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改善，东北地区的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得分排名有所上升，而中部地区在环境友好指数和潜力增进指数排名的下降导致其总指数排名的下降。西部地区的潜能增进指数在2006年有明显改善，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方面依然排在最后。
（3）尽管东部省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整体上保持领先，然而具体而言，四大板块乃至每个省份在实现五个统筹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互有长短（例如东部总指数得分第一，但协调发展方面排名落后。西部总指数得分最低，但潜力增进方面排名在前），说明各地区需进一步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7.5.2 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评价
以刘晓越为课题负责人的“我国经济结构探析”课题组（2008）介绍了有关学者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要素产出效益、经济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贡献、综合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增长五个方面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他们在以上基础上提出了以创新指数、效率指数、结构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作为四个分指数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
（1）对全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测算。全国是作为一个地区直接将原始数据带入测算的，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数据是相应省份测算结果的平均值，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8。
表17-18 2004年分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结果 （单位：%）
源自：刘晓越，2008.
从总指数的构成看，全国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38.73%、51.99%、44.82%和33.73%。四项分指数比较而言，效率指数最高，其次是结构指数，节能治污指数最低。可见，我国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方面任务艰巨，在自主创新方面也是任重道远。
分区域看，创新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小，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地区相差12个百分点。节能治污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大，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相差29个百分点。效率指数最低的是中部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30个百分点。结构指数最低的是东北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17个百分点。
（2）观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总指数及其构成，可以了解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状的特征和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①东部地区优势明显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总指数为53.15%，其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44.84%、66.00%、54.25%和50.36%，全部指数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各地区，其优势主要表现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这一组数据说明，东部地区注重营造竞争与创新的新氛围，逐步调整了经济结构，形成了比较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并且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上也下了不少工夫。
②其他地区也各具优势
中部地区的创新和结构指数仅低于东部，列第二位，西部地区在环境和结构方面显露出其未来的发展潜力。东北地区的效率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仅次于东部，列第二，即使是西部的分项指数也不全是最低，在效率方面还略好于中部地区。
③我国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全国总体水平看，创新、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在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方面需加倍努力；中部地区在提高效率上要大做文章；东北地区在调整结构方面还需逐步推进；东部地区在自主创新方面还应迈出更大步伐。
④中、西部地区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缩小发展差距
中、西部经济增长方式评价指数在33%左右，与东部相差20个百分点，说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还将持续较长时间，究其原因，主要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与东部差距较大。关键问题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节能、降耗、治污方面大做文章。
⑤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要走特色之路
东北地区除在效率方面表现还可以外，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平平，其工业化过程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与中、西部相比，在矿产资源方面也没有优势。因此，东北在工业化进程中，要寻找、分析本地区的优势和弱点，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竞争力，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测算和分析可以认为，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经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其他地区仍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所以在我国实现经济方式转变任重而道远。
17.5.3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由于碳排放带来的温室效应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谭丹、黄贤金（2008）进行了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研究。
1）我国三大地区的划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2个省（区、市）。
2）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测算数据的来源及结果
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数据汇编》、《中国能源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5）上的能源消耗数据测算我国三大地区近20年来碳排放量，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9所示：
表17-19 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情况 （单位：万t）
源自：谭丹、黄贤金，2008.
从表17-19数据可以发现，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总量差异比较明显，从东部地区开始向中部、西部地区不断减少，并且东部地区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几乎占全国碳排放量的一半。
从时间层面看，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量呈现相同的规律，即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东部年均增长率为7.29%，中部为5.23%，西部为6.54%。增长速度东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此外，三大地区碳排放呈现明显的三阶段性特征：1986年至1994年为较快增长阶段，此段时间里，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95年至2000年为平稳增长阶段，这六年间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增长波动不大，特别是中、西部，其年均增长率仅为0.7%、0.4%；2001年至2005年为快速增长阶段，东、中、西部年均增长率达14.1%、12.82%、14.52%。
3）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1）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关联度分析，是对一个发展变化着的系统进行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就是对各时间序列几何关系的比较。依据空间理论这一数学基础，按规范性、对称性、整体性和接近性这四条原则再作平均处理，得到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反映了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的关联程度，用于表征序列间的相似度。这里根据研究需要，计算序列的灰色相对关联度。
（2）数据来源及测算结果
下面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数据为前述有关资料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及上述方法测算的碳排放量。
运用上述方法测算了我国三大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关联系数，东部地区为0.59，中部地区为0.55，西部地区为0.57。
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有着重要影响。它们之间关联度较高，三大地区的关联系数都超过0.5，并且不同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的影响大小不同，这说明随着时间的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有较大的趋同性，东部地区的趋同性最大。
4）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对比研究
单位GDP碳排放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力量程度。从理论上来说，单位GDP碳排放量越小越好。因为它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同数量GDP的增加带来的碳排放的增量越少，从侧面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水平。
根据上述计算的碳排放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计算了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见图17-10）。
图17-10 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谭丹、黄贤金，2008）
从图17-10可以看出，在单位GDP碳排放数值上，东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大，这说明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性最好。在单位GDP碳排放量的递减速度上，中部地区最快，年均递减速度为9.8%，东部地区第二，年均递减速度为9.2%，西部地区最慢，年均递减速度为8.4%。这说明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最好，随着经济发展，单位GDP增量带来的碳排放增量越小。
5）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的特征，从以下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1）东部地区侧重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运用新兴技术进行传统产业改造，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同时，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降低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切实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2）中部地区注重加快提供经济发展的聚集水平，并通过循环经济方式，实现聚集区内产业之间的生产链接，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区域产业的竞争能力，而且也将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水平。
（3）西部地区需要在恢复生态、加强低碳能力建设的同时着重适度引导城市经济发展，并不断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能源利用和水资源占用水平。
17.6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17.6.1 非均衡式协调发展
权衡（2007）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实施非均衡战略向非均衡式协调战略转变、在全面发展过程中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导向。
1）中国区域发展非均衡的必然性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域差异显著的大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在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对外联系、文化素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在四个板块中投入相同数量的资金，必将产生效率和效益的显著差异。再说按市场经济规律，高级生产要素也会向优势区位聚集。东部沿海地区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要素体制创新的前沿，必须率先创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区域经济新模式，这就决定了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且，存在区域差距是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共同现象。
2）在相对均衡中寻求互动与协调
在认可区域间差异以及采取措施不断促进区域相对均衡发展的同时，关键在于寻求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的相对均衡度。
这种互动与协调主要是指在充分尊重劳动地域分工和经济水平梯度层次分布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在合作竞争中，构筑良好的竞争秩序，共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要建立和健全区域之间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横向协调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打破行政分割，加强区域间的差异性政策、制度的协商，消除生产要素跨界自由流动和重组优化配置的行政障碍，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效益。
17.6.2 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提出如下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1）增加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入，建立新型的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2）在长期建设国债停发之后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或采取其他政策措施，支持西部地区发展。
（3）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继续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进行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为推动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转型创造宽松的社会条件。
（4）制定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5）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和产品及要素的空间转移创造前提和条件。
（6）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减弱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机制，规范各地优惠政策的出台，实现资源要素价格的真正市场化。
（7）重新审视业已制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8）注意大企业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9）以合理区划为基础，制定空间开发规划。原则上，可以考虑在原有东、中、西划分的基础上，对东、中、西内部再进行细分，也可以按功能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成鼓励发展区、限制发展区、禁止发展区。
在合理划分的基础上，可考虑制定全国范围内和特定区域（跨行政区的）空间规划，以协调相关地区的发展规划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17.6.3 实现东、西部有效合作的重要举措
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除大规模的投资以外，还应主要通过寻求东、西部地区之间有效的合作来实现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徐承红（2008）认为政府计划内的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中所占比重会逐年减少，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政策的实施，对减轻地方保护主义和缩小地区差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是市场力量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冲击，二是通过区域合作，核心经济区的市场经济观念等一些无形的理念向边远落后地区输送，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区域合作对于企业融资、知识溢出、技术获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东西部之间有效的合作对于实现东部产业转移，对于技术、资金、人才等向西部的扩散带动效应有积极作用。
中国四大板块经济生态发展态势的比较分析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7 中国区域四大板块经济生态态势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对四大区域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进行的完整表述。
17.1 西部大开发和大保护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意图。我国广袤的西部地区不仅具有自然和文化上的独特魅力，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发展潜力巨大。该地区由于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因素的影响，与东部相比，总体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差距还呈拉大趋势。1999年，党中央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大也将“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17.1.1 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
1）区域版图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图17-1），国土面积685万km2，占全国的71.4%。2006年末人口为3.62亿，占全国的28%。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
2）自然特征（吴敬华，2007）
（1）幅员辽阔。未利用的土地较多，草地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水资源年均总量占全国总量的55%～66%，但分布不均。光、热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生物物种独特。
（2）生态系统脆弱。由于资源赋存的自然环境与时空组合相对较差，如受地形地貌、温度、降水等自然因素影响，西北“地多水少”，水资源严重短缺制约着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西南“地少水多”，山高坡陡致使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接近极限。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是一个生态危机区。如果再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就可能使西部生态环境更恶化。
（3）资源丰富。全国约有55%的宜农荒地和73%的草原面积集中在这里。拥有全国83.9%的天然气储量，塔里木等地发现大量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煤炭储量占全国的38.6%。在全国探明的160多种矿产资源里，西部就有130多种，但是它们的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具有组织优势，而且开发条件不佳。水能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江河上游的水能潜力巨大。西南横断山区的森林资源集中，但海拔高，位置偏远，山高谷深，生态功能强，使开发利用严重受限，而且恢复期也较长。
图17-1 中国西部地区行政区划图
源自：刘卫东，2003.
3）经济发展水平
（1）发展水平低。吴敬华（2007）提出历史上西部经济处于长期沉寂状态，由于交通不便和文化传播的滞后，很多地区延续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艰苦。改革开放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区位优势使东部经济迅速增长，而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加之享受政策的优惠少，发展仍然相对落后。1990年至1998年间，全国GDP年均增长11%，西部增长10%，而东部和中部增长14%和11%。1998年是西部投资增速较高的一年，但其投资总量只相当于东部的24.3%、中部的37.4%。
（2）发展差距大。一是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西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为4 159元，分别比东部和中部低7 374元和1 240元。二是农业比重偏大，工业进程滞后。三是基础设施差距大。每百平方公里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5km和6.97km，比东部分别少2.76km和28.5km。四是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方面的差距。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4 302元，比全国低1 153元；人均消费支出3 550元，比全国和东部低782元和1 678元。五是教育、科技、文化方面，1998年，西部人均教育经费投入14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元。
（3）有一定产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西部布局了一批项目，建成一些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集中了一批人才和技术，初步具备生产协作配套的基本条件。
（4）有沿边开放优势。西部地区与周边十几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12 747km。它还是东亚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蒙古、俄罗斯的陆上必经之地，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5）人力成本低。劳动力资源总数达2.28亿人，从业人员有1.83亿，劳动力平均成本只有沿海地区的40%左右。
17.1.2 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突破
1）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的背景
吴敬华（2007）认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的存在和过分扩大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顾全两个大局（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地区发展战略构想。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这个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步伐。为了尽快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并缩小东西差距，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
2）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21世纪头十年，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取得突破性进展，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3）西部大开发的阶段性成果
唐浩（2008）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果。2000年至2004年西部GDP年均增速达10.2%，2005年和2006年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2.7%和13.1%，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1）经济总量和结构取得较大进步
2005年新开工重点工程10项，投资规模1 360亿元，2006年投到西部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债基金比重达41%，中央财政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基金达到1 527亿元，比2005年增加407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三次产业结构出现如表17-1所示的优化趋势。
表17-1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源自：吴敬华，2007.
（2）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能源、特色农产品及加工、特色矿产资源、旅游产业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在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上已占重要位置。如四川省整合发展高新技术、优势资源、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四大优势产业，2006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 904亿元，比2005年增加27%，占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的73.34%。
（3）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为全国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000年至2006年，国家累计支持西部开工建设82项重点工程，投资规模11 514亿元。在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上取得重大进展。西电东送工程，累计开工项目装机容量3 600多万kW，输变电线路13 200km。实施西气东输工程不到三年，于2004年12月全线建成，并实现商业供气。水利设施建设了四川紫坪线、宁夏沙坡头等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累计实现退陡坡耕地还林、荒山荒地造林3亿多亩。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长江上游水污染防治、西部中心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等重点工程进展顺利。许多地方把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同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后续产业发展、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舍饲圈养结合起来，不仅改善生态，有的地方粮食产量还有所增加。
4）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现状
秦成逊（2008）认为西部大开发后，该区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仍然面临投入和产出结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1）高投入、高能耗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走的是“初级生产要素”高投入的粗放型道路，包括了高资本投入、高自然投入和高资源投入。
由表17-2可以看出，从1998年至2005年，西部地区资产形成占地区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而同期的GDP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当。这反映了国家对西部投资力度的加大，也意味着同样的产出水平，走的是高资本投入的投资推动型发展道路。
表17-2 西部地区和全国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比较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1998—2006）.
由表17-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耗水平，特别是贵州、宁夏和内蒙古的能源消耗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先进地区的水平，经济发展走的是高能耗的道路。
表17-3 2005年西部各省同先进省市的能源比较
续表17-3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2006）.
（2）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
一方面，省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城乡发展不平衡，省会城市往往是全省经济的增长极，造成“极化效应”。另一方面，省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经济资源更多地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也造成了西部各省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省际（区域）收入“极化效应”。从表17-4可以看出，西部各省（除了内蒙古）的省际极化值普遍低于1，说明西部大部分省份的人均GDP水平大约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60%。
表17-4 2006年西部地区各省的收入极化程度比较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全省及省会城市2006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资源、环境的非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一方面，资源面临枯竭。当前面临资源枯竭，单一的产业（铜业）出现衰退，城市整体经济陷入困境。2004年6月，昆明东川区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高达40%。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遭受重大破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
（4）产业发展与国际产业对接度低
唐浩（2008）认为西部深加工能力不足，参与国际产业配套协作不多，即使参与也几乎处在产业链条的低端。这是由于西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导致的。西部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制约，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影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观念落后、资金短缺、生态脆弱、人才不足、企业主体地位弱、基础设施落后等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5）交通基础设施有待优化
目前存在“两低、两差、两不足”的突出问题。“两低”：一是通达水平低，二是路网密度低；“两差”：一是出海条件差，二是道路等级、质量差；“两不足”：一是建设资金不足，二是自身发展能力不足。截至2005年底，西部仅有高速公路10 530km，占全国的25.7%，与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71.5%极不相称。
（6）西部发展支撑乏力
西部人才、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在各项指标中，教育公用经费差距最大。人才不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片面重视引进人才，但对本地人才重视不够。卫生事业发展的差距也很大，北京和上海农村饮用自来水覆盖率已达97.8%以上，而西藏只有11.9%，四川、宁夏均在40%以下。全国平均预期寿命最低的8个省份全部在西部地区，其中最低的省区人口预期寿命还不到60岁。西部社会保障体系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制度不完善、运行和管理有许多不规范、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并存在较大缺口。国家基本保障仍然在不少省市“单干”，亟须加快多层次的社保体系建设。农民不在社保体系全面覆盖之列。
（7）人文制度方面。周德翼（2003）认为西部的“科技力量与产业”优势基本上是依托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旧有的政府体制和企业体制，它们已被公认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并在改革开放中受到打击和削弱。但是这些落后的体制借“西部开发”之概念，又获得新的“氧气”和血液，得以延续下去。西部开发以政府行为为主，而内地政府体制比较封闭落后，上下级信息不对称，又缺乏社会约束，暗箱操作，易滋生腐败行为。西部开发中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只有依附于政府的团体和社会阶层，才可能从国家的支持中获得“一杯羹”，不利于民间商业力量的发育，这样会延迟进行中的经济与政府体制的改革。
在资源配置上，在财政投入的诱导下，国有经济内在的投资冲动、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以及国有经济与政府之间的体制联系，极易造成投资建设遍地开花、乱铺摊子，形成基于财政支出（而不是区域比较优劣）的产业体系，而一旦财政支出停止，这些产业便失去了生存力，给将来的改革制造新的成本和制度障碍。
5）西部大开发新突破的政策
下面选择周德翼（2003）、唐浩（2008）、秦成逊（2008）等作者和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提出下列的观点。
（1）以人为本和发展教育。西部开发，关键在于“人”而非“地”，没有必要去开发所有土地。西部人要发展必须从荒山沟和带有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的烙印下走出来。接受教育是他们适应外部世界的前提。因此，中央通过远程教育、东西教育互动和教育系统的对外开放来改革教育体制，非常必要。
（2）建立西部的生态型经济构架。西部的生态地位和劣势决定了西部开发重在保护。因此，西部的生态经济体系需有两重特征：生态保护和区域比较优势，它包括生态保护型特色农业、区域旅游居住房地产以及基于当地优势的二、三产业的城市化发展，可使人口适度集中，提高当地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减轻农村土地压力，便于环境的集中治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进步。
（3）实施生态移民。在目前西部生态治理中，一次成功的治理措施就是生态移民，将生态脆弱带的农牧民迁移到生态较好的地区。国家也可将此政策推而广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诱导西部部分人口向中、东部工业带迁移（将当前的农民工潮加以规划），将西部定为国家的生态屏障，既利于保护西部生态，又利于人口适度集中，获得信息交流、市场、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聚集经济，还利于这些人口在开放环境中获得发展。
（4）以“输血”式开发为主转向自我“造血”式发展为主
西部大开发以来，财政性建设资金、国债等输血式开发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提高西部自力更生的能力，强化自我“造血”机制才是西部经济发展的根本。特色优势产业既是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体现，也是形成西部“造血”机制的途径。所以，国家应该调整支持政策体系，利用好西部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资源，延伸产业链；将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内涵由政策倾斜转变为西部地区战略性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特征优势产业的加快发展。
（5）从政府主体推动发展转变到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
西部大开发初期，政府担当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有其必然性，但政府和市场一样会出现失灵，这表现在：政府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低效率；政府组织的缺陷导致其活动偏离预定的公共目标；政府干预导致的负外部性；政府机构增加、预算增加、信息控制难度加大等。以上表明政府不宜长时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
现在西部大开发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环境和自然条件有所改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民营企业大量涌现，西部企业的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在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选择上，实现从政府推动发展转变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既有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能性。
转变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就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加强与企业互动，发挥对企业的引导作用，正确履行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权职，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和改善对企业的服务，真正建设成为服务型的政府。
（6）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创新”
要建立和健全国家的西部地区战略扶持的制度安排机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设立循环经济试验区、特色优势产业园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等，加大针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税收优惠，允许西部合理范围的税收竞争，并通过金融和产业扶持性制度安排和政策鼓励措施，引导和强化创新，充分发挥西部资源的特色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7）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创新”
国外有人认为技术创新有“内部路径依赖”和“外部路径依赖”，而对“内部路径依赖”，可以通过内部的自主创新，在利用好自然资源优势与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蒙牛（乳制品）、云南白药、贵州茅台等企业就是取得成功的代表性企业。它们自身技术上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地方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特色，又通过前后的联系效应惠及了一大批关联企业和农户，也实现了资源优势的产业优势转化，“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17.1.3 西部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何逢标（2007）提出以下问题：
1）西部地区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
何逢标认为，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洪水灾害和水土流失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叠加连锁效应（图17-2）。
图17-2 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何逢标，2007）
（1）各种水问题是由一定状态引起的响应。①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有限的淡水供给与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的水资源需求引起水资源日益短缺；②一定水体有限的环境容量与排污负荷的不断增长的矛盾，引水环境承载能力的下降和水环境的下降；③一定历史时期有限的防洪能力与随机不确定的洪水侵袭引起了洪水灾害的发生；④脆弱的自然生态与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的程度。
（2）因生态环境处于公共领域，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其用水往往被经济社会用水所挤占。塔里木河流域因自然生态用水被挤占而引发的下游大片胡杨林枯死、自然植被大面积衰败即为明证。自然生态系统因无法得到足量的水资源供给，恶化的生态增加了水土流失的可能性。而水土流失又反过来促进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形成一个互相激励的正向加速封闭回路。如果不采取外力使其减缓，就易陷入“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更恶化”的循环圈（图17-2中的“＋”表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水土流失的加剧使降雨后汇流时间缩短、最大洪峰增强、山洪暴发的可能性增大。洪水灾害的发生，不仅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加剧了降水的过程分布不均，增加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难度。
2）西北水问题的应对途径和对策
（1）主要影响因素
自然因素包括淡水资源有限、时空分布不均等，而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用水量增加、自然植被破坏与环境污染等。
（2）可能的应对途径
①针对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可以通过修建水库调蓄洪水；
②对因用水增长过快引起的水资源不安全，需政府从客观上加以引导，如控制人口增长、限定耕地面积等；
③对破坏植被、挤占生态用水造成的水生态不安全，需制定法律和规章，进行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开展水土保持；
④对水环境被污染，则需倡导集约生产，减少污染，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开展污水回收利用。
（3）西北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①转变粗放、外延型的生产模式，转为集约、内涵式模式，将节水和减污作为提高水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主要手段；
②建立阶梯形水价机制，利用经济杠杆约束浪费用水和低效用水；
③基于农业用水占总水量绝大部分，应调整单一的种植结构，从开荒扩耕转向种植结构调整和节水增效；
④界定水权，明确水权主体的责、权、利，保障生态用水。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对投资节水设施、应急生态输水、污水回收利用等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的行为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资助。
17.1.4 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的生态经济分析
王林（2008）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特色资源开发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金沙江上游区域富集水能资源，在此进行水电开发对缓解我国能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将给当地城镇化带来影响，其影响具有两面性。
1）有利影响
将促进人员的大量进入、资金的密集进水、物资的大量加入、信息的大量融入、政府转移支出的增加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等。
2）不利影响
（1）人口增加，可能发生城市综合问题。
（2）对当地旅游业的负面影响。
（3）城镇规模扩大可能加剧人口与自然的矛盾。
（4）建设期前后人口与物流增减的矛盾。
（5）水库建成后，可能加大地震的强度和烈度。
（6）可能引发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
3）缓解不利影响的对策
（1）对建设期与运行期人流、物流等峰谷差异矛盾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出合理的对策。应通过规划与引导来研究基础设施及服务人员的可转移性，使峰谷之差得到调节。
（2）引导城镇规模的扩大，突出城镇的增长极作用。加强城镇交通规划、电力规划、生产规划等，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城镇病。
（3）将相关城镇打造成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中心。采取战略性措施扶植旅游业，走出一条在充分利用天然风光和文物古迹的基础上，以民族风情特色取胜的旅游业发展路子。
（4）加强该地区地震台网建设，对地震进行预测与监控。
（5）加强对自然灾害发生机制的研究以及监控设施的建设。
17.1.5 兰州市环境污染效应与生态城市对策
1）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效应
兰州市位于西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河谷盆地型城市，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地形条件、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建设用地不合理和城市环境建设的间接效应等原因，使得城市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在1998年曾被评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城市环境污染不但对城市吸引外来投资、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且还对市民的身体健康、城市建筑、城郊作物等都带来相当大的危害。如果把这些危害量化成经济损失时，其数值是巨大的。杨永春（2006）运用市场价值法、疾病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环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并参照相应的成果，计算了兰州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从表17-5可以看出，2002年兰州市因城市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亿元，占当年GDP的3.93%。而且由于资料、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实际损失肯定高于上述计算结果。今后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产和资源将进一步增值，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污染，其损失值将进一步加大。根据价格随时间变化的经济规律，全市社会污染的损失将按社会贴现率按复利增长，预测未来8年全市损失值约达28.14亿元，比2002年多出12.94亿元之多（表17-6）。
表17-5 兰州市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值
表17-6 兰州市2003年至2010年城市污染经济损失预测值 （单位：亿元）
表17-5、表17-6源自：杨永春，2006.
2）兰州生态城市建设对策
尚正永（2004）选择了适合评价兰州生态城市建设的模型，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协调度三方面对兰州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价，并对兰州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以下对策：
（1）确立循环经济型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兰州是个河谷城市，大气容量小，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工业污染物。在工业结构已形成且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的情况下，兰州只有选择走循环经济的道路，通过建立生态工业体系，将工业排放的污染物进行二次利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数量，才能有效改善兰州城市环境的质量。
（2）加快南北两山绿化和黄河廊道的建设。
（3）进一步促进兰州城市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对城区现有的石油化工、机械、纺织等工业基地要进行技术改造，向深加工、精加工和开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要加快商业、金融、科技教育、信息、交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要发挥兰州现有区位优势，加快交通设施建设，提高机场、火车站、公路的建设水平，使市内外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更便捷。
（4）提高城乡的生态经济协调能力。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先导，以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但要严格生态门槛）为引力，争取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进入，通过生态经济的扩张达到城乡职能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提高城乡的协调能力。要注重提高城乡的文化品位，体现兰州的丝绸古路、西域文化、黄河文化、多民族文化、自然景观等文化特色，提高生态文化素质，将文化建设融入到生态城市建设中来。
17.1.6 内蒙古武川县的适度人口规模
农牧交错带作为一个生态脆弱区，其人口、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一直是各方面关心的问题。郭永昌（2007）测算了武川县乡城人口转化的进程与规模，从理论与现实角度展示了控制人口、加快转化的必要性。
1）研究区的基本情况
武川县地处农牧交错带的核心部位，位于内蒙古中部、大青山脉北麓，土地总面积4 798km2。2003年末总人口170 974人，全社会从业人员85 848人，在岗职工7 859人，乡村劳动力75 635人。该县是以农牧业为主、工农业共同发展的地区。2003年全县GDP为1.21×109元，比上年增长28.9%，其中第一产业为4.56×108元，比上年增长33.3%；第二产业为4.87×108元，增长32.4%；第三产业为2.72×108元，增长17.0%。
2）未来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
武川县200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9‰，人口机械增长率为-3.1‰，即自然增长的人口几乎被机械减少的人口数所抵消，因此人口呈弱增长状态。在2001年之后人口则出现陡降，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人口迁出所致。与整个县城对应的是政府所在地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都表现出较高水平，自然增长率11.5‰，机械增长率12.8‰，这意味着在人口总量增长幅度较小的情况下，城乡分布发生了变化。另外，武川县主体民族人口只占少数，加之呼和浩特和包头快速的城市化影响，大量的青年人口流出，未来预期人口增长率不会高于当前的人口增长率。即使政策有所放宽，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也不会引起自然增长率的激增。
3）结论
武川县作为农牧交错带阴山北部的丘陵区典型区域，人口增长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按照以区域内基于土地粮食产出的适度人口规模，现时的人口规模是适度的。按照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从经济适度人口的角度来考虑，城乡发展很不平衡，乡村人口增长缓慢，从实现小康生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量测，需要实施乡城转移。但当前武川县城镇人口占极低比例，乡城转移需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根据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时期乡城转移的预测，结果显示，即使到2020年，城镇人口仅占34.4%，仍不能达到小康社会的标准，还需加大力度，促使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快速转移。
17.1.7 西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需求
何强（2007）在对西部30余个小城镇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小城镇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要求，以期为它们选用经济适用技术提供参考。
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加大了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效地促进了西部的发展。但由于筹资渠道单一，又缺乏政策和技术支持，西部污水收集处理、城镇供水和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2004年全国各地区城市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情况如表17-7所示。
表17-7 中国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源自：何强，2007.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西部小城镇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尚未建设。落后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环境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融资水平不高；②自然条件恶劣，建设难度大；③缺乏经济适用技术；④能力建设水平低；⑤市场化机制未建立。
何强针对不同自然环境特征的地区，提出了较为适宜的污水处理技术、垃圾处理技术和城镇供水处理技术。
（1）从污水处理技术来说，对高寒地区应考虑温差和含氧较低的影响。西北干旱地区要考虑污水的回用，可结合当地沙漠地带进行土地处理。西南丘陵地区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形地势。可以用曝气生物滤池、生物接触氧化法、人工湿地等技术。
（2）生物垃圾处理技术：可采用卫生填埋、垃圾堆肥、厌氧发酵等处理技术，同时结合西部的退耕还林、绿化建设与农用堆肥等。
（3）给水处理技术：要考虑水源、水质的不同，根据地形的变化和对供水安全性的要求，可采用常规絮凝技术。
17.2 中部地区的塌陷与崛起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见图17-3），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相互毗邻，土地面积102.70km2，占全国的10.7%；总人口为3.67亿人，占全国的28.1%；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71万亿元，占全国的20.3%。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它为全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在全国位次颓然下滑，不仅落后于东部，其增长速度在全国处于后列，甚至低于西部，呈现出缓慢“塌陷”的趋势。如何尽快改变中部相对滞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实现“中部崛起”是当务之急。
图17-3 中国中部地区示意图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17.2.1 中部的比较优势
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中部有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收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初步建成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中部是我国重要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中心，适宜物流、商贸等服务业的发展。各省城市群或都市圈战略的区域规划为中部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强有力的空间支撑。
2）雄厚的经济基础
除山西以外的其他五省是全国著名的粮棉油生产基地，粮食、棉花和油料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均达到40%左右。这五省还是全国重要的畜牧饲养基地，肉类总产量占全国近1/5。由于中部是我国的粮油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农业加工业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名、特、优农产品的加工已形成一定规模，在全国农产品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中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和传统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煤炭采选，金属、非金属矿采与冶炼，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生产及供应等12个行业占全国比重较大。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制造业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
3）重要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基地
中部矿产资源和能源比较优势明显。煤、铜、钨、铝土、金等储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尤其以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最为著名。如山西的大同和宁武等六大煤田，安徽两大煤田，河南的两大油田，河南的小浪底电站和湖北的三峡，葛洲坝电站。
4）“双低成本”优势
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自然条件较好，基础较为完备，已建成若干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产业基地，对农业、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成本明显低于西部。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成本较低。这种“双低成本”优势和中部地区优势的区位条件相结合而形成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17.2.2 中部塌陷及其原因
1）国家政策的边缘化
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是加速我国区级差距急剧拉大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实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地区差距。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举措。而中部地区却面临政策边缘化的危机（见图17-4），在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格局中的位次正呈现不断后移的尴尬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培育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步丧失。
图17-4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政策边缘化趋势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其次，中部兼具区位和能源两方面的优势，而在中央明确提出梯度发展战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日渐衰退了。这就使中部的水陆交通、农业等基础产业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结出了扶持政策带来的硕果，而中部地区承担了分步改革的成本。另外，在国家把西部地区、东三省作为一个长期的区域战略重点的既定背景下，受资源供给的约束，中央政府不可能给中部更多的政策关照。这就决定了中部地区在发展战略的取向上不该寄希望于中央的倾斜政策。
2）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化
根据1998年到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采用当年价格计算：中部地区的综合水平和发展势头在全国范围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中部与东部地区差额比扩大了六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1999年西部地区投资额达5 421.5亿元，比中部高456.2亿元，这一差距到2004年扩大到1 225.6亿元。从居民收入看，2004年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7 886.5元，比全国平均的低1 535.1元，比西部的也低114.7元。
3）区域问题的突出化
（1）中部六省都是老工业基地和农业大省，由于农业产业本身的局限性等因素，中部地区靠农业发展的出路已越来越窄。
（2）工业结构调整面临两难境地。因大量中西部劳动力无限供应，东部偏轻的产业仍然有较强的竞争力，短期内难以向中部转移。发展高新技术，又因技术基础、人才及市场基础较差，短期内也很难有所突破。
（3）由于中部城市化、市场化水平较低，生产分工取决于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产业技术水平低、经济增长乏力，这些进一步减弱了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4）一些省（如山西等）的矿业和其他产业造成环境污染、土地破坏和能源利用问题较严重，未能引起有关部门或当地领导的重视，或者解决办法不多，防治效果差。
17.2.3 中部崛起的经济生态策略
中部崛起的内容很多，这里主要从经济生态角度，尤其从区位、资源、环境等方面做些分析和建议。
1）利用区位资源，以特制胜
利用特殊的区位优势，研究产业转移的特点，主动创造条件对接，是以特制胜战略的一个主要方面。承接产业梯度转移，除了要充分利用天然的区位优势以外，还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道路交通建设，搞好配套设施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产业转移阻力和商品集散成本，加大定向招商引资的力度，促使外资向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方向流动，促使转移产业与当地的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进行有效结合。
2）对人口经济的评价
（1）人口增长：1952年人口数（除山西）为10 911万，1980年为18 466万，80年代后，人口增速明显减缓。2000年为23 879万。
（2）经济增长：1952年GDP（除山西）为全国的21.2%，1980为13.4%，2000年为14.2%。
3）中部地区的经济支撑和治理分析
（1）环境支撑水平分析
从系统要素分解的角度看，区域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地、生物及其匹配情况。周绍森等（2006）选取了废水排放密度、废气排放密度、固体废物产生密度、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和森林覆盖率这五个指标来描述，分别从水、大气、土地和生物等角度来评价。表17-8反映的是中部地区各种环境支撑水平的五个指标在初期和末期的具体数值。从总体情况看，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环境污染压力增大和环境条件改善同时并存。
表17-8 中部地区环境支撑水平评价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及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①从废水排放密度指标看，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表明这些地区废水排放对环境产生的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由于工业化进程，废水排放密度数值很大。
②从废气排放密度看，不仅呈现加速趋势，而且增长幅度较大，如山西、河南和江西三省，其增长率都在40%以上。
③从固体废物产生密度看，最大的是山西、江西和河南三省，增长幅度最大的也是上述三省。
④从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看，安徽、河南、湖北的使用量最大，而江西、山西和河南的使用量增长幅度较大。
⑤从森林覆盖率看，处于前列的是江西、湖北和湖南，而增长较快的也是这三省。
（2）环境治理能力分析
环境治理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二是环境治理的效果。所以选取环保投入占GDP比重、万元GDP废水排放量、万元GDP废气排放量、万元GDP固体废物产生四个指标来表示。其变化率都列在表17-9中，从表中可看出以下结论：首先，中部地区及各省都加大了环境保护治理的投入，但投入量及其增长幅度差别很大，山西和江西的治理投入占GDP比重增长幅度很大，2005年在中部六省中处于领先地位，而湖北、湖南和安徽的投入增长幅度变化不大。其次，中部及各省对环境治理的效果基本都已显现，尤其是废水治理效果更明显，计算得到考察期间的变化率都出现负值并且变化率较大可说明这个问题。
表17-9 中部地区及各省环境治理能力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3）经济环境协调性分析
实践证明，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环境问题是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环境问题一方面是由不适合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的完全解决，又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能实现（因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需配置一定的资源，即需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为了表达经济与环境的动态协调程度，周绍森等（2006）构建了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即通过“三废”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来表示。其目的就是为了测度中部地区及各省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通过计算，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变动情况如图17-5，五年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平均数如下排列：安徽（83.98）、湖南（71.94）、湖北（70.62）、河南（66.60）、山西（53.95）和江西（22.55）；五年的变异系数依次为江西（1.924）、山西（0.604）、湖南（0.437）、河南（0.281）、安徽（0.177）和湖北（0.141）。从图17-5可以看出，中部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在考察期间都很不稳定，尤其是江西、山西、湖南的变异系数都很大。
图17-5 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度变动（周绍森等，2006）
4）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应该实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循环经济、节约经济、绿色经济。在环境、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2）中部地区不能简单地提出拒绝承接沿海的重工业和重化工转移。沿海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该走的还得走。但要吸取他们在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尽量避免其负面的东西。
（3）统筹利用水资源。就全国水资源战略看，必须在进行本地区水资源布局和供水的规划中考虑外调水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统筹安排。
（4）以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生产，大力推进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高质量的绿色农产品有高的市场占有率，在发展绿色农业的同时应注重绿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5）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其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入手，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同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起来。另外，注意优化产业结构，其中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值得推广。
（6）转变产业结构与供给方式
①加强铁路等输煤通道及网络的建设；
②解决能源供应质量问题，逐步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③重视节能工作，坚持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的深加工度，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5）绿色转型：太原创新发展之路（张兵生，2006）
（1）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需整体推进
太原的资源型产业比重偏大，资源浪费严重，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此类“黑色”经济模式面临生态环境恶化、发展后劲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削弱的局面。现实的选择就是创新发展模型，推进绿色转型。
（2）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战略突破口
简单地说，绿色经济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健康幸福、整体效益最大化的经济。
①第一产业要加快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庄园。主要是培育绿色龙头企业，开展绿色产品认证，建设富有特色的绿色有机经济区。
②第二产业主抓循环经济，构建绿色工业体系。整体上以绿色经济为发展方向，以循环经济为技术模式，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变。
③第三产业全力做大绿色服务业。研究推广绿色服务业的行业标准，构建具有现代化、知识化、生态化特征的服务业新框架。
（3）积极构建强有力的新型推进机制
①系统设置市场准入的绿色门槛。设置绿色规矩，包括各种绿色技术、质量、安全、消耗、环境、程序等规范标准。
②按照生态优先原则，建立刚性化取舍机制。
③建立强有力的奖惩机制。必须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把污染等负外部性纳入企业成本，使之内化为企业必须考虑计算的经济要素。
④坚决执行绿色考核指标体系，将其作为衡量、考核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建设绩效和领导干部政绩的一条硬指标。
6）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综合效益评价和对策
吴国琛、吴人坚等在1998年提出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生态农业为基础、振兴江西的跨世纪工程。为了总结江西开发治理山江湖的经验，增强科学分析能力，有必要建立衡量山江湖工程实施效益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对实施地区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宏观调控机制，并提出调控对策。
（1）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简介
江西省虽具资源优势，但是区域社会经济水平较低，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前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制约经济发展，尤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是其生态环境恶化的集中表现。始于80年代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协调发展与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跨世纪大流域可持续发展工程。它是《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之一。
山江湖是鄱阳湖及入湖五河流域的总称，其面积占江西国土的97.2%。山江湖工程根据“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原则和“立足生态、着眼经济、系统开发、综合治理”的方针，把治山、治水与治穷作为一项大系统工程加以实现。
山江湖工程采取“软硬（科技）兼施、虚实并举、典型引路、系统推进”的实施方法。在科学考察、规划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分区开发治理试验示范工作，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建设了九大类26个基地，辐射出127个推广点。这些典型在全省贫困山区、湖区和条件较好的平原丘陵区均发挥了不同的示范作用。目前，山江湖工程由点到面，在资源合理开发、生态环境治理及扶贫攻坚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2）项目研究方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适合工程实施地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项目和权益。根据这些指标收集了11个年度的德安、泰和、赣县三个县城（代表北部湖区、中部丘陵、南部山区）及江西全省的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以下三个层次的工作：县城、三个县的比较及全省的综合效益评价，并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调控对策。
（3）研究成果
①建立的指标体系采纳了国内外长处，又能与本地状况密切结合。
②进行了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在应用中的比较，增强了科学方法效果。
③在对三个典型县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三个县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充分体现是否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一条实用的评估途径。
④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既从实际出发，又有一定战略高度的宏观调控对策。
（4）调控对策
①工程实施应由典型示范向面上大规模开发治理推进。
②自然资源开发，向深度开发和产业化、集约化经营。
③生态经济系统建设逐渐向城乡并重发展。
④加强信息管理，发展可持续生活信息，拓展非正规教育。
⑤“内聚外引”，成立民间组织，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⑥开展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加强监测评估。
⑦提高造林质量，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⑧保护耕地，防止土地污染的退化。
7）江西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
自我纵向比较，江西旅游业飞速发展，可谓成绩骄人，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仍处于后进之列。即使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相比，江西仍存在较大差距，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落后，综合经济效益较差，成为区域旅游经济的“盆地”（见表17-10）。
表17-10 中部地区六省旅游业发展情况对比
源自：2002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江西现行旅游产业模式主要属于政府主导型，这是由政府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等因素所决定的。
①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积极作用。20余年来，在政府的关爱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促进中获得快速发展。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关注、参与和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体现了政府主导在推进江西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②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由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部门管理的制约和影响，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微观支持和直接管理占主要位置，如旅游建设项目的投资分配和旅游企业的部门所属；政府过多地介入饭店、旅行社等竞争性行业，干预旅游企业的正常经营，对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共领域都投入不足；旅游行业常常政出多门，协调监控不力，影响了江西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要加快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就必须破除传统发展模式这一体制性障碍，建立和完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
（2）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基本架构可以概括为“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①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旅游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运行，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所起的主导作用来实现旅游产业的发展，即使是政府的引导与调整，也必须符合旅游发展规律。
企业是市场的细胞、产业的元素，而真正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微观基础。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增强旅游企业的活力，提高其经济效益与服务质量，有利于提升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②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在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中，政府旅游管理部门的职能应从建设者、开拓者向规范者、服务协调者转变，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加速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对旅游产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法规引导、政策引导、管理引导和资金引导，加强省内外各旅游区的协作与联合，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社会参与是指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各部门、各行业的参与、发展和配合。因为旅游产业关联性很强，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营造出旅游产业持续良性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通过利益结合的经济纽带以形成旅游大发展的社会合力，加上政府的组织协调，使旅游产业发展成为良性循环的社会系统工程。
8）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探析
许振宇等（2008）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剖析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其结构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评价模式，分析区域系统的耦合状态，对于全面掌握湖南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状况、明晰湖南省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图17-6 湖南省区域系统要素演变
根据湖南省统计年鉴（1996—2006）提供的原始数据，各指标按照层次分析等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乘以指标权重，最后求和汇总，得到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要素演变图（图17-6）。
湖南省近11年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5.02度增加到2006年的58.83度（图17-7），年平均增长4.89度。计算可得，从2008年起就进入“过度开发”时期，说明如果不尽快加以政策调整，湖南省以后还将长期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即不注重区域自身能力建设，一味向外出口本区资源产品，以获得货币财富，省内资源与环境将会受到过于严重的掠夺与摧残，省内大量资源将会更快出现短缺和超负荷现象，环境污染将进一步加重，生态破坏会进一步肆虐。
图17-7 湖南省区域系统耦合状态
图17-6、图17-7均源自：许振宇，2008.
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综合支撑能力呈对数型上升，而综合消耗水平呈指数型上升，二者演化速度具有非同步性，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在经济增 长方式仍然非常落后和产业结构未得到有效改善之前，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应该慎重，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出口，必然是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层出不穷。湖南省近些年过于偏重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原因，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味突出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区域综合消耗水平快速增长。2006年区域综合消耗水平是区域综合支撑能力的1.65倍，说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过度开发的程度还不算高，现在正是加以政策调整的时候。如何加快综合支撑能力建设的速度、适当减缓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速度、如何有效提高综合支撑能力与改善综合消耗水平质量，对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来说，已成为重要的课题。
17.2.4 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是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日益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和形象的代表。
1）三大城市群的界定
按照苗长虹关于城市群的界定标准，目前在中部地区已形成三大城市群，分别为武汉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包括武汉、鄂州、黄石等九个城市）；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洛阳为副中心，包括郑州、洛阳、开封等九个省辖市）；长株潭城市群（以长沙为中心，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城市）。
2）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
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见表17-11～表17-14。
表17-11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规模指标状况（2004）
源自：《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2 中部三大城市群主要发展指标占整个中部地区的比重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3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等级结构
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
表17-14 中部三大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湖北统计年鉴2001》、《河南统计年鉴2001》、《湖南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5》、《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部三大城市群中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最好，武汉和中原城市群次之，但是武汉和中原城市群的规模较大，其发展状况对整个中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从全国的范围来说，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水平不高，存在着诸多共性的问题，如工业水平低，城市化进程滞后，中心城市实力弱，城市规模结构不完整，制造业技术含量低，服务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等问题。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三大城市群应结合各自特点，实行差异化的城市群发展战略（陈丙欣等，2007）。
17.2.5 武汉城市圈功能提升研究
湖北省社科院课题组（2007）提出下面的课题。
1）武汉城市圈的定位与主要功能
（1）联系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纽带。武汉城市圈是联系东中西部和世界经济的重要交通枢纽。从东往西的资金、技术和信息流，以及从中西部往东部及海外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和人力资源在此交汇。
（2）中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武汉城市圈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通过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含量、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将成为大陆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高地。第三产业原有基础较好，通过加快发展金融、信息、物流和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中部崛起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在中部地区三大城市群中，武汉城市圈按城镇化水平、城镇密度指数等指标均居首位。按人均GDP、经济和人口密度均处于前列。其特殊的区位、交通、产业与科教等优势决定了其在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点作用。
2）功能提升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1）总体功能不强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面临多方挑战。
（2）基础功能不完善：圈内发展差距较大，经济融合度较低。
①产业结构不合理，聚集不足；
②市场开放程度不够，经济外向度较低；
③城市首位度高，城镇体系存在缺陷；
④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尚未形成。
3）提升武汉城市圈功能的对策与建议
（1）围绕“四个基地，一个枢纽”的目标提升基础功能
①建立全国性农副产品加工基地，提升城市圈的农产品资源优势功能；
②建立全国性先进制造业基地，提升经济辐射功能。
（2）围绕高级服务与管理中心提升品牌功能
①大力发展金融和信息业，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②打造全国性会展中心，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③构建全国性总部中心，提升武汉都市圈的高级管理中心功能。
17.3 东部率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以大幅度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飞速前行，始终保持领先地位。2004年，我国东部沿海10省市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5%。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个国内生产总值过万亿元省份的经济总量之和占全国经济总量的近一半，这组数字充分说明了先行地区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和对共和国的贡献。
17.3.1 东部地区的区域格局
在我国已经形成的区域经济版图中，东部地区是指东部沿海10省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以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省。东部区域土地总面积为91.6万km2（图17-8），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46 3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2005年GDP总量109 924亿元，占全国总数的55.6%；2005年人均GDP达23 768元，为全国人均GDP的1.8倍。东部区域占据了我国18 000km海岸线的80%，沿海港口林立，城市群星罗棋布，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捷，信息流畅，产业发达，市场繁荣，人才济济，先进理念与时尚层出不穷。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三大增长极（深圳、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三大都市圈（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都聚集在东部，而且4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全国经济支柱大省也都在东部。这里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国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撑和科技创新的先导地区。
图17-8 东部诸省范围图（许振宇，2008）
1）自然条件特点
（1）以低山丘陵与平原为主的地表结构
东部10省市地处我国低山丘陵与平原广布的第三级地势面。以宁绍平原为界，南北分属不同的大地构造分区。北部地处黄河、淮河与长江下游，平原广阔连片；江苏、上海和山东的60%面积是平原省市；丘陵、低山分布于鲁中南、胶东及苏浙两省交界处。南部以低山、丘陵与山间盆地为主，间有少数中山；珠江与闽江下游平原面积较广，盆地和谷地中的冲积平原面积较小。
（2）不同类型的季风气候
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我国东部季风气候的基本特征：冬冷夏热，季节分明，雨热同季。同时又有本身的区域特征：首先，自沿海向内陆、大陆性逐渐增强，沿海气温变化较内陆平缓，水分状况优于内陆；其次，本区南北跨度大，季风气候特征的南北差异明显。淮河以北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淮河与南岭之间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的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南岭以南为湿热的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暖，高温多雨，台风影响最频繁。
（3）地带性明显的自然景观
我国东部沿海气候湿润，植被与土壤的南北差别主要受热量的控制，自然景观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纬度地带性。从北向南分布着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热带雨林。
2）自然资源评价
（1）土地资源
①土地资源绝对量和人均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
东部地区土地总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却占全国总量的36%。人均土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5%。
②土地生产力高，土地资源限制因素较少
2000年，沿海六省市（除海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1 29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6.2%；平均产值密度达到617万元/km2，是全国平均水平93.9万元/km2的6.6倍，从综合经济效益看，本区是我国土地生产力最高的地区。
全区土地资源质量普遍较高。以耕地为例，全区耕地等级中一等地和二等地的比例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和3.1%。在全国农林牧土地中，无各种限制性因素的土地面积占农林牧土地总面积的9.8%；本区上海、江苏、山东和浙江一市三省无限制的土地比例增大至22%～94%。
③土地利用率高，但区域差异明显
首先是未利用土地面积小，土地利用系数大。其次是土地垦殖指数高，反映耕地的比重大。
④耕地锐减，后备资源有限，用地趋势严峻
耕地面积以0.5%的年递减率在减少，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工业、交通、城镇和民宅建设增加，二是生产结构调整，部分耕地改种水果和经济林或开挖成鱼塘。在耕地锐减的同时，人口却在迅速增加，其结果是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许多地区出现土地承载力饱和或超载。
（2）水资源
东部地区地处四大江河入海口，水资源较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水污染渐趋严重，部分地区水资源供需状况不容乐观。
①降水丰沛，当地水资源丰富；
②位于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下游，有丰富的客水过境；
③水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地区（鲁西北等）严重缺水；
④水资源地区分布与人口、耕地和经济布局不适应；
⑤用水量增加，水污染严重，局部地区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⑥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高，节约用水潜力较大。
（3）矿产资源
①矿产资源类型齐全，矿种众多；
②重要矿产，尤其是煤炭和金属矿产资源紧缺；
③非金属矿产资源分布广泛，大多储量丰富；
④小矿、贫矿、共生矿多，开采难度大。
（4）海洋资源
①资源种类繁多，包括海港、油气、海滨沙矿、海洋水产、海水化学、浅海、沿海滩涂、海滨旅游等资源；
②资源数量丰富，本区所有海洋资源的数量在全国总量中均占有大部分份额。
（5）旅游资源
①自然景观种类齐全，风景资源多姿多彩；
②人文景观丰富，名胜古迹众多；
③旅游资源质量高，景点组合好。
3）生态环境问题与自然灾害
（1）水土流失
东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从自然因素看，受季风气候影响，干湿季明显，夏半年降水集中，且多暴雨，坡地分布广，容易发生水土流失。从人为因素看，开发历史久远、人口稠密、陡坡开荒种植、过量砍伐森林和放牧、开山取石修路，使表土裸露，稳定性受破坏。
（2）土地石化
土地石化发生于部分山地丘陵地区，由于滥砍、滥伐、滥垦和滥牧造成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致使土层由厚变薄，直至母岩裸露。
（3）土壤盐碱化
土壤盐碱化在内陆和滨海均有分布。内陆盐碱化出现在鲁西南地区，与现代黄河的高河床和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有关。滨海地区只有渤海南岸有一定碱化现象，其他地区都是盐化土壤，由海水的长期浸渍作用形成。
（4）环境污染仍较严重
随着工业、交通等事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必将增加废水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致使环境质量逐步恶化。但是全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尤其在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环境质量的恶化速度有趋缓的势头。由于近几年环保意识的增强、科技的进步、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三废”排放定额的降低、处理能力的提高等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果，使废污水和废气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但是，从全局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的问题仍然是相当严重的，决不能掉以轻心。
（5）自然灾害频繁
东部沿海地区地处海陆交汇地带，生态系统脆弱，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强度大、破坏严重，平均每年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灾害损失的一半左右。
①台风：热带风暴和台风，按习惯统称台风。台风及其伴生、次生的灾害包括狂风、巨浪、暴雨、洪水、滑坡、泥石流等一系列灾害，是沿海地区发生频率高、损失大的灾害类型。据1990年至1994年的资料，热带气候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 054亿元，死亡3 599人。登陆次数最多的是广东省，平均每年2.5次，其次是福建、浙江两省。
②暴雨：受海陆分布和地形影响，沿海地区暴雨多、强度大，往往导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冲垮堤坝，淹没农田，泛滥成灾。年暴雨日数分布自南向北减少，广东省年暴雨日数6～10d，沿海8～10d。东部地区24h最大降水量均在300～400mm以上，广东沿海最高达600mm以上。
17.3.2 东部经济起飞的条件
张建平（2007）认为东部经济起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主要从国际环境、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方面进行分析。
1）国际环境
东部地区的开发、开放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正式起步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处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经历了战后20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波动，1973年暴发了石油危机，这些迫使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技术创新。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表现在使用节能技术和人造材料以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并把高能耗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以上述国际环境为背景，我国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下迅速融入了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和香港地区的制造业向深圳特区和珠江三角洲转移。当时，香港5万多家制造业工厂在深圳、珠三角地区和沿海其他地方建厂，招收内地劳力300多万人，是香港本地制造业劳力的4倍。通过这种“前店后厂”的方式实现了制造业生产基地的转移。
我国东部地区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及产业，发展外向经济，从而实现经济腾飞。
2）地理优势和人文资源条件
我国东部处于太平洋沿岸，具有很好的地理优势。东部地区尤其珠三角地区与经济较为发达的港澳台地区毗邻。同时，东部地区的港口城市如青岛、烟台、上海、广州、厦门等，在历史上就与东亚及世界各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因此，我们说东部地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带，海上交通便利，在经济上具有地理优势。
①基础设施方面，该区东南临海，海上交通便利。公路、铁路建设在历史良好的遗留基础上，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了大的发展，陆路交通条件同样较为优越。其经济发展有着中、西部地区难以比拟的交通条件。
②在人文方面，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优厚待遇、良好的发展前景，都深深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改革开放后人们冲破束缚他们的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等，形成了“孔雀东南飞”的壮观现象。最为典型的是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百万人的大都市。
③在资金方面，东部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内资金和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华人、华侨和海外同胞的作用不容忽视。
17.3.3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综合优势
下面选择权衡（2007）、吴敬华（2007）、张建平（2007）和林凌（1998）的论点加以综述。
1）经济实力雄厚
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已累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重心区。东部地区200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6%，其加权平均增长率为13.9%，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无论是增长率还是GDP份额，东部地区都是全国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也确实为全国发展发挥了较强的先富效应和辐射作用，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了较好的示范性。2006年东部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1.5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2）市场规模巨大
从消费品零售总额看，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尤其是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型的时间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已经或正在形成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人们的市场观念较强，中介机构较多，运作较规范，竞争较有序。
3）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高度密集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出现区域化、一体化的特征，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一体化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态势和模式。
在东部，一大批经济集聚区与产业密集区已形成。钢铁、石化、轻纺、机电等一批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资金、技术密级型产业迅速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已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核心区与产业聚集区，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目前，浙江已形成产值超过亿元的产业集群300多个，其中10亿～50亿元的90多个，50亿～100亿元的14个，企业约13万家，就业人数600万人，总产值占全省60%。
4）走向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时代
东部地区发展模式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就是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迅速推动地区发展融入全球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是表现在进出口贸易快捷增长，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二是积极引进外资，充分运用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劳力流动中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低成本运行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量的88%～90%。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其中90%源于东部地区。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五个省市总额各超过1 000亿美元，广东继续位居首位，超过5 200亿美元。优先发展外资经济，以外促内，不仅可以外资和外贸带动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惯例，从而加快市场化体制改革，并且以大力改善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提高外向型程度，这也是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5）金融活跃发达
东部地区人们金融意识较浓，保险、期货、外汇等金融体系较完善，上市公司较多，企业筹融资渠道较通畅。2005年金融业发展优势尤为突出。证券方面，北京、上海、江苏的股票筹资位居全国前列；全国各类金融资产总额37万亿元，东部聚集60%以上；保险方面，2005年全国保险公司累计保费收入4 925亿元，增长14.2%，东部增长16.4%。
6）创新资源丰厚
人才与技术优势十分明显。东部地区聚集我国绝大部分教育资源，2004年全国1 707所普通高校，设在东部的有759所，占总数的44.46%。最近几年我国高校毛入学率为19%，北京为50%。由于东部地区GDP总量大，形成了相对较充足的研发资金来源，加快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率先实现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7）非公经济突出
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还得益于所有制结构改革起步较早，非公经济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较大。像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非公经济不仅增长速度快，对GDP的贡献率较高，而且已从传统制造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从竞争性行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不少非公企业已发展壮大，注册资本金达1亿以上的已有几百家。由于非公企业产权明晰，投资者、管理者职责分明，能较好利用资源、降低成本、适应市场、提高效益。非公经济没有历史遗留的包袱，没有冗员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具有较大活力和发展潜力，成为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优势。
17.3.4 “十五”时期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回顾
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室（2006）提出下列的回顾总结。
1）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继续提高
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先进的体制、机制以及先发优势，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区的部分行业和领域形成国内的优势地位，已经具备与国际市场竞争高低的实力和话语权。2005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8 999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55.5%，比2000年提高3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3 568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8倍，比2000年提高0.12倍。
2）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整体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特别是分布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园区内的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2005年，东部地区三次产业比例为7.7∶51.6∶40.7，相比2000年，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3个百分点。
3）固定资本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十五”时期，政府投资向中西部倾斜，并引导境内外投资向中西部集中，东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2005年，东部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5 569亿元，占全国52.3%，比2000年下降2.5个百分点，这体现了东部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下降，更多地发挥消费和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4）城乡消费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消费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在全国所占的比重继续提高
2005年，东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6 974亿元，占全国比重为54.4%，比2000年上升2.3个百分点。
5）进出口与利用外资继续占主导地位
“十五”期间随着我国入世后对外开放进程的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领先优势，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增速均占全国的主导地位。2005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达12 782亿元，占全国比重为89.9%，比2000年上升1.8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17.3.5 东部地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济增长中高投入、高消耗与低效益的情况非常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源投入型而非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因此无论资本的投入、资源的消耗以及劳动力的使用等，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粗放型特征。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东部地区过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导致以下后果：土地不足、地价上涨；能源和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水资源消耗严重，环境容量透支；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开始显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随着民间环保意识和权力意识日益觉醒，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矛盾也日益凸显。江浙两省有关环保问题的上访案件已居各类信访案件的前列。星罗棋布式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使污染源分布甚广，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成了难题。由于近年来东部的产业结构开始向污染较重的重工业化转型，统计显示，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石化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9个。这无疑会使东部的环境矛盾更加突出。
2）土地供应不足，制约经济扩张
从2004年开始，国家缩紧了投资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使我国东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供应短缺。如北京市2006年上半年已安排供应土地700hm2，而实际需求量已超过4 000hm2。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效率，山东省制定单位土地的投资强度东部要达200万元/亩以上，西部为120万元/亩以上。土地供应的紧张已严重制约东部区域产业的扩张，一些知名大企业把目光投向中西部。
3）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和政府推动非常明显，强势政府问题仍然存在
东部经济增长有两个特点：
（1）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尤其在东部一些地区，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性较强，消费列于次要地位。这种增长方式使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投资率高，而消费率则相对较低。一方面造成投资增长过快，容易引起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消费率较低，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结果是经济和收入增长较快，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提高，因为收入增加后很大一部分通过储蓄等途径进入投资领域。
（2）与此同时，高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背后因素是政府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强调政府对于增长的干预，动员资源，甚至直接投资经济，尤其是强势干预，有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甚至产生腐败乃至社会不和谐等问题。
4）经济增长的外资依赖性特征非常明显
整个东部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获得“世界加工厂”的美誉，但是必须看到，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资，实际上也会带来负面影响。2008年产生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不少问题。
在国际制造业转移中，产业链和经济链的中低端迁移到了我国，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链也相应转移到我国，而我们需要的转让技术却遭到转让国的谨慎对待或封锁。最终我们有可能会在一味强调引进外资的“热闹”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且我们也可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或所得无几。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外资经济发展产生的富民效应不明显。以沿海城市苏州为例，具有政府推动型和外资高度依赖型经济高增长，产生了高GDP，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原因是他们实施的是“打工经济”，而不是老板经济。另外，还由于依靠政府优惠或税收减免等吸引外资进入，也导致支付土地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代价。
5）先富带后富以及为全国发展提供服务和示范效应都不明显
东部地区应属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先富起来的地区，应带动后富地区实施共同富裕。但是由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政策指导下，先富地区缺乏带动后富地区的体制、机制，因此先富带后富的效应实际上不明显。同时，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制度改革等方面为全国提供借鉴、示范的效应也不是非常明显。
6）技能人才短缺，产业发展受阻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东南沿海三大制造业基地正全部面临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有报告显示，三大制造业基地重点城市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的各类最紧缺人员约为52万人，而通过劳动力市场应聘这些紧缺岗位的求职者约为18万人，用人缺口高达34万。
7）第二产业相对发达，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普遍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偏低，而且发展速度也慢于第二产业。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既有产业结构基础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受外商投资结构偏重于加工制造业的影响。第二产业发展过快不仅对东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而且这也是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土地空间不足、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人口负荷过重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17.3.6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优化对策
1）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步伐
以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契机，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按照市场机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消除行政区经济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强区域在基础设施、市场开拓、产业发展和企业联合等方面的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壮大整体区域经济实力。
2）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率先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发展都市型、城市型现代农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大执法力度，降低主要污染和能耗指标，从而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遏制耕地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标准，提高环保和能耗门槛，以及规定单位面积土地产值标准政策，引导转移占地多、消耗高的加工业和劳动密级型产业，提升产业层次和经济增长质量效益。
3）率先转变外贸、外资的增长方式
（1）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把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上来。
（2）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疲软的情况下充分运用国际市场分工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4）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促进内需和消费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合理调整宏观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和社保福利增长，促进内需，增加城乡消费。同时合理调整内外资发展的结构，在改善外资发展的基础上，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尤其要扶持中小企业，通过经济增长，不仅克服当前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也是实现富民与和谐的长久之计。
5）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
发挥产业配套好和技术水平高的优势。优先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主动引导劳动密集型和一般低附加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抓住全球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活动的时机，改善和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在度过当前困难的基础上把利用外资的重点逐步转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上。
6）服务全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东部地区需要在服务全国中发展自身，拓展发展空间。在工作进程中要正确处理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1）政府援助战略：必须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口资源和帮扶协作的工作力度，针对西部和边疆贫困地区实施转移支付，配合国家扶贫战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2）功能辐射战略：发挥东部大型城市如上海等综合服务功能，发挥东部大城市具有的先进理念和国际经验的示范效应，积极引领和催化中西部地区新一轮工业化和城乡化互动的进程。建议可以通过学习、交流挂职等形式。
（3）要素供给战略：发挥东部人才、资本、技术、信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西部大开发等提供各种要素供给和技术支持，特别要通过制度创新，加速东部大城市在生产要素供给方面更好地服务全国。
（4）产业联动：东部的先进制造业重点在两方面可服务于全国。一是提供尖端装备、高科技的原材料和先进技术，二是西部企业为东部先进制造业提供配套生产的机会。现代服务业服务全国，关键在于通过发展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中西部的城市结构升级和功能优化提供经验借鉴。
17.3.7 江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状和对策
钱方明（2006）提出：
1）改革开放对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江浙地区提高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浙江省、江苏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列全国第四、五位。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加快区域物质资本的积累
江浙地区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经济，加快资本积累。2004年，江浙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占全国的31.0%，外贸出口额占全国的24.5%。1985年至2004年两省的物质资本积累迅速增长，固定资本存量分别增长9.3倍、15.7倍。物质资本的快速增长为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的积累
两省大力引进短缺、紧俏、急需的各类人才，人才资源迅速增长。1993年，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172万人，2003年增加至261万人，10年增长52.86%。
（3）提高区域自立创新能力
两省在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时，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加强与上海、北京等地科研院所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项目投资、合作建立科研基地、组建科技型企业、挂职锻炼等形式，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两者还利用对外开放的优势，在各个层次上接受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通过消化吸收，不断提高自立创新能力。
（4）促进区域制度创新
两省政府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许多领域制度创新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制度创新激发外资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开发区已成为江浙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重要载体。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文化与移民文化、海外文化的碰撞、冲击和融合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开发激发了江浙居民的竞争意识和创业精神。近年来，江浙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地区加快环保方面制度创新的力度有力地保证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环境问题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环境排放总量也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2004年江浙两省合计“三废”排放量在全国占较高比重，分别为15.49%、12.41%、5.82%。其中废水和废气排放量相对较高，而固体废物排放量相对较低，这反映了江浙地区的产业特点，但其比重小于GDP占全国的比重。江浙两省“三废”治理费用比重相对较高，废水、废气的治理费合计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7.21%、11.89%，说明两地环保政策力度较大。
（2）资源问题
近年来，江浙两省的土地、能源、人才、水资源等要素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已制约了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面临经济增长的极限。
①土地：江浙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工业化进程中耕地不断减少。江苏省1980年至2004年耕地面积减少652万亩，其中国家基建占地268万亩，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面积的14%。浙江省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的7.2%，2004年人均耕地仅为0.52亩/人。土地要素约束已成为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②能源：江浙两省能源矿产缺乏，一次能源基本靠外省调入。1990年至2003年江苏工业用煤炭消耗量从4 724万t增加到11 542万t，增长1.44倍。1990年至2004年，浙江煤消耗量从1 961万t增加到9 209万t，增长3.7倍。造成江浙地区能源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快速增长产生的需求，以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③人才：尽管近年来江浙已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才，但对于经济发达省份来说，人才的缺乏仍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从总体看，两省人均受教育水平在全国并不处于领先地位。2000年浙江省初中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的所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扫盲班、小学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江浙两省平均受教育水平分别位于全国的第21位和第19位，不利于两省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江浙两省如继续沿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3）开放条件下江浙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1）提高开放型经济质量
应当转移到以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来，加强环境与生态保护，提升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①完善贸易、技术和产业结构互动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②在引资战略上，从原来以资本形成为重点向以提升产业结构为重点的战略转换。将招商引资与区域特色结合起来。
③鼓励企业“走出去”，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努力构建区域竞争优势。
（2）建设区域创新体系
①以特色产业集群为突破口。在特色产业集群中构建有效的科技创新平台是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切入口。
②培养区域创新主体。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推进企业、高校、科研、中介、金融机构、政府等主体良性互动。发展技术、信息、咨询、管理、融资、法律各类中介服务，为创新主体提供创业环境。
③扩大科技领域的开放。扩大与国内外的科技合作领域，引进、利用国内外科技和资力资源，快速提升产业的创新水平。
（3）建立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
①完善行政考核体系。加快考核制度创新，按照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快推广绿色GDP指标体系，把反映能源、环境、教育等状况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
②建立绿色经济制度。即建立绿色经济和发展的一系列规则和考核指标的制度框架。加大各种资源利用和环保的监督管理及法制力度，保障相关法制和行政措施落实。
③推进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市场化。完善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及补偿机制，体现“污染者负担、治理者受益”原则，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④形成保护企业家经营成果的制度安排。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公民和企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经营、技术和制度创新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4）形成共识的社会机制
①地方政府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政府应制定相关规划，确定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节约型社会建设中，发挥引领、示范和表率作用，承担全民教育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强化他们持续发展的理念。
②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公众参与可使他们自我约束，在人口生育、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的执行和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③企业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企业能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约束自己的外部不经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基础和保证。政府的推动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理念。
17.3.8 北京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意愿
马小红等（2008）通过2006年对北京城市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生育意愿问卷的调查，并比较2002年同项研究，得以进一步证明了北京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偏低，调查对象中半数希望生育一孩，“双独”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不过，调查统计显示，随着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实际婚育的发生，独生子女的意愿生育水平有较明显的上升。
1）研究背景
目前北京已形成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据推算，到2005年户籍人口独生子女总量达200万，约占同龄人口比重的2/3，并从21世纪初陆续进入婚育期，成为生育的主体。因此，21世纪前二三十年独生子女间结婚的“双独家庭”将越来越多，符合“双独”生育政策的二孩生育亦将呈现上升趋势。
20世纪6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出现较大规模的补偿性生育，形成特有的人口生育高峰。由于人口增长特有的惯性，21世纪前20年将可能形成新一轮出生人口数量的小高峰，同时这个小高峰将与“双独二孩”生育高峰同期而至。这一生育波动的峰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80年代后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选择。
2）研究重点和方法
以独生子女家庭户作为调查对象，研究在“一孩政策和双独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独生子女尤其是“双独家庭”在生育孩子数量、生育规划偏好和生育时间等方面的意愿，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因素，生育意愿和行为选择对北京市未来人口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和问题。
本次调查对象是有北京城市户口的20岁至34岁独生子女和共同居住的父母，聘请专业调查公司对对象进行入户问卷访谈调查，时间为2006年8月至11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 608份。
3）主要调查结果
（1）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
理想子女仍以一孩为主，意愿生二孩者仅占1/4；不存在男孩偏好。
（2）“双独”家庭的生育意愿
“双独”政策适用群体没有显示明显的二孩生育意愿；对二孩生育间隔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3）影响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因素
经济负担成为生育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生育行为上显示了更强的主体意识。
（4）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愿望
父母希望儿女生育二孩的比例明显上升；不存在男孩偏好，呈现一定程度的女孩偏好。
4）基本判断与对策建议
（1）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有所上升，但仍保持较低水平的生育选择。
据调查推测，北京市“双独”政策的实施以及“双独”家庭的增长不会导致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上升，虽然人口结构导致的小高峰和“双独”家庭生育二孩存在叠加效应，未来10余年北京市户籍出生人口将有所回升，但上升幅度有限，生育水平变动不会超过2002年调查所做的预测和推断，总和生育率仍将保持在低生育水平。
（2）“双独”家庭二孩生育对缓解北京市老龄化具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已持续近20年，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型社会，目前老年人口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据北京未来50年人口变动趋势预测的研究，即使未来几十年北京保持300万～400万流动人口规模也无法缓解首都人口快速、严重老化的严峻趋势。
经预测研究显示，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若提高0.2，在未来几十年可以降低老龄化水平约两个百分点。“双独”政策的实施不会导致北京人口出生率大幅上升，从长远看对缓解人口老龄化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使“双独”家庭充分了解“双独”生育政策对于缓解人口结构老化的意义，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3）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在妇幼保健机构、幼儿园、小学等公共设施的配置上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应将人口变动的趋势以有效的形式告知公众，并采取奖励政策使公众适应调整生育计划，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4）对郊区县进行计划生育意愿补偿调查，建立生育意愿跟踪研究机制。
17.4 东北振兴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老工业基地与人民生活的发展。继西部大开发之后，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这不仅为东北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而且是在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东西互动的重大举措。
图17-9 东北地区示意图
源自：郐艳丽，2006.
17.4.1 东北地区概况
1）自然条件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即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土地总面积约为124km2，人口为1.19亿（见图17-9）。
东北地区是片富饶辽阔的大地，山环水绕，沃野千里。东北大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拥有全国最多的可垦荒地资源。东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海域和海域资源以及浩瀚的“林海”，还有最好的草原。东北还有种类繁多的珍稀野生动植物，特产资源极其丰富。东北地区矿产资源也较丰富，主要矿种齐全，其中主要矿产有铁、锰、铜、钼、金以及稀有元素等，非金属有煤、石油、油页岩、石墨、石棉等。这些资源在全国都有重要地位。
2）工农业基础和历史贡献
钢铁工业是东北工业的基础。以鞍钢、本钢为主，东北地区建起了包括大连钢厂、抚顺钢厂等在内的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机械制造工业是东北工业体系的核心。以沈阳、齐齐哈尔为主，形成机床、重型机械生产基地，以长春、大连为中心形成机械制造中心，能生产汽车、内燃机车、船舶、拖拉机等。东北地区利用资源优势，建立了能源生产基地和化工工业基地。
东北有我国最大的林区和最好的草原，也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东北是中国工业的摇篮和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代主导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国家投资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中，有54项安排在东北三省，使东北成为我国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设备和原材料生产尤为突出。东北的原油产量占全国的2/5，木材产量占1/2，汽车产量占1/4，造船产量占1/3。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体系形成的象征，是新中国工业人才的摇篮，东北曾为全国作出过重大历史性贡献。
17.4.2 东北地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王济林（2005）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存在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1）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出现相对衰退现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由于改革开放严重滞后，国有企业缺乏活力，而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地区经济增长不景气，甚至出现相对衰退的迹象，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市场份额急剧减少。在1981年至2001年间，东北地区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仅有7.6%（按当年价计算），而沿海新兴工业区（粤、闽、苏、浙、鲁）为14.8%。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2）国有企业比重高，职工下岗和就业问题突出（1）国企比重高，产权结构单一。2003年，国企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为67.5%。（2）垄断性和基础性行业比重高，赢利能力低，对资源的依赖性大，产业转型难度大。（3）国企效益较差，资产负债率高。辽宁省地方国企1 507户中，资不抵债的企业有308户，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35%。
（4）国企包袱沉重。一是办社会机构7 183个，职工49.1万人，企业补助支出153亿元。二是办“大集体”多，且大多为亏损企业。
（5）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率增加，就业压力大。由于国企机制不活、人浮于事、技术和设备老化等原因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竞争力不足、大批职工下岗。辽宁省国有、集体企业离岗职工达150万人，阜新市2002年下岗失业人员15.2万人，占市区人口的20%。
3）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缺乏接替产业，亟待产业转型
东北地区拥有一批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一方面这些城市在经历多年大规模开采后，大都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目前，大庆油田的可采储量只剩下30%，仅有7.45亿t，到2020年年产量只能维持2 000万t。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大都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短，缺乏接替产业。例如，在2002年工业增加值中，大庆市非油产业只占5.9%，伊春、大兴安岭两地非林产业只占1/3。目前这些城市大都面临沉重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就业转移的压力。
4）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比例高，信用等级低，企业融资困难
一是国有企业不良资产比例高。目前辽宁国企不良债务达2 921亿元，其中欠银行1 891亿元，欠政府900亿元，欠职工130亿元。二是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高。企业恶意逃避债务现象严重，加上体制和政策等方面原因，导致近年来东北地区的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呆坏账比例较高，金融风险加大。这样就严重影响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
17.4.3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问题
（1）天然林资源长期过度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原始森林持续大量采伐使大小兴安岭森林锐减。林业用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 111万hm2减少到20世纪末的6 710万hm2。森林长期过度采伐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湿地面积萎缩，这些潜在的生态危机已逐步显现。
（2）矿产资源开采引起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东北资源的开发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经历的是重生产轻生活、重产业轻城市、重经济轻生态的发展轨迹。长期累积形成的环境问题比较突出。抚顺、阜新、本溪、沈北等城市的煤田开采区造成地面沉陷90余处，总面积258km2。资源开采产生大量矸石、垃圾，其堆放造成土地占用和地表生态破坏也非常突出。
（3）城市地区存在多种生态问题，如水、大气、固体废物污染以及郊区农业发展引起的点、面源污染。铁岭、沈阳等城市的河流水质污染严重。辽河水系全河段均为V类水质，属重度污染，失去利用价值。矿区土地复垦比例低，需引起重视。
（4）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20世纪以来大规模农业开发，使土地退化严重，黑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近40年来，松辽平原荒漠化每年以1.4%的速度发展。盐碱化土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19%。三江平原经多次大规模开发，垦殖率由7%增至2003年的39%，湿地面积减少72%，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壤肥力下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东北西部水土流失也较严重。
（5）草原生态退化严重。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草地退化面积在40%～80%之间，近年来退化趋势不但未能得到遏制，而且还在迅速恶化。“重治轻管”是草地退化无法得到遏制的原因之一。
17.4.4 “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在“振兴东北”的国策出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半年之内曾两度到辽宁做调查研究，除夕之夜，他到辽宁阜新一煤矿矿井下和工人一起过年。当温家宝第二次到辽宁考察时，其经济意义已经凸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发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目标、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
1）成效
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东北振兴的政策，东北地区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大动作推动振兴，既显现出当期效应，又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经济步入快车道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与全国的差距逐步缩小。2005年，辽、吉、黑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12.3%、12.0%、11.6%，比2003年分别加快0.8、1.8和1.4个百分点。2006年前3季度三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13.0%、13.7%和11.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粮食产量连创新高。2005年，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达1 586亿斤，在2004年大丰收基础上增产38亿斤，创历史新高。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显著。2004年、2005年，东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33.5%和39.3%，比全国平均高5.9和12.1个百分点。
四是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5年，辽、吉、黑三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2.8%、10.8%、10.7%，比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增长率（9.6%）高3.2、1.2和1.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也分别高于全国水平。
（2）内在活力得到激发
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很大，仅2005年，辽宁国有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造达60%以上，2005年东北地区国企比2003年年底减少近500户，资产总额增加1 500亿元。2005年9月，鞍钢与本钢成为联合重组，具备年产钢2 000万t、销售收入1 000亿元的水平。在国企发展壮大的同时，民营经济也在迅速崛起，修正药业、忠旺铝材等一批在全国著名的民企成为经济生力军。
（3）对外开放取得突破
2005年东北三省实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7亿美元，在2004年增长51%的基础上又增长89%。截至2005年末，共有17家外资银行在沈阳和大连设立了分行、代表处。
（4）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同步发展
辽宁省出台“五点一线”沿海重点发展战略，沈北新区正式成立，铸就了东北中心城市的桥头堡。黑龙江省创立了包括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以及安达、肇东市的哈大齐工业走廊。东北三省出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县域经济得到突破性发展。
2）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衡量东北地区的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
（1）依据资源基础所形成的传统产业优势与本地资源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建设“重要原材料基地”的战略受资源不足的制约，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资源枯竭、接续产业基础薄弱、就业问题交织体现在资源型城市以及某些工业城市中。
（2）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目前存在的偏重型产业体系在结构转型、规模扩张、技术升级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企业发展的社会负担和体制障碍突出；新兴产业能力不强。主导行业发生一些变化，仍未摆脱对以原材料为主的传统产业的依赖；装备工业有一定优势，但并不突出。东三省主导产业竞争力排名在国内多在10位以后，国际竞争力更弱。
（3）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能力不强。虽然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但是城市经济竞争力不高，即使辽中南地区，其经济实力、国际化等方面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4）虽然农业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强，但基础不稳，产业化发展缓慢，现代农业体系还未形成，农业与工业发展的相互支撑关系还不强。
（5）局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恢复与治理的任务较重。
17.4.5 东北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目标、原则和对策
1）目标和基本思路
王洛林（2005）认为，对于东北资源型城市来说，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调整改造和产业转型，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逐步建成产业适度多元化、市场竞争力较强、人居环境良好的新型产业基地。当前，重点是以扩大就业和提高竞争力为核心，大力发展接续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走适度多元化的道路。
总体上讲，当前资源型城市实现产业转型的基本思路是：①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再工业化，而不能单纯把转型的重点放在农业和第三产业方面。②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接续产业，处理好资源性产业和非资源性产业的关系，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③以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核心，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现高起点产业转型。④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应遵循凝聚区域优势、外引内联的原则，利用产业集群理论择优发展。对于资源枯竭城市应实施“再开发”战略，既改造传统产业，又开辟新的产业；对资源未枯竭城市应以资源产业链的延长为重点，同时培育其他产业。⑤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为此，在产业配套、管理、科技创新、人才、就业培训和对外开放等方面，东北资源型城市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配合，以便为实现产业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2）对策
（1）产业转型的相关政策法规。产业转型应实施分类调控和差异性“反哺”机制的政策；鼓励发展接续产业，扶持并促进非资源性中外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已进入衰竭期的城市，考虑设立衰老报废矿山转产和技改基金，提高单一资源型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比例；对仍可较长时期持续开发的城市，从中央财政提留一定比例给资源型城市，专项用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制定《矿地复垦法》和《资源枯竭型企业关闭条例》等法规条例。
（2）发挥产业政策的援助功能。①运用适度的产业援助政策，为传统产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②改善投资环境，放松市场准入，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③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重视对新型中小企业的扶持作用。④高度重视企业在发展接续产业中的作用。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资源型城市减轻“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
（3）建立稳定、规范的财政转移机制。国家应重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对资源型城市的财政援助。①建立透明和可监督的财政转移机制，多渠道筹集产业转型资金。②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政府应以理顺煤炭价格为突破口，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让市场价格能真实反映供求关系和生产成本，让资源型产业有自我“回哺”的能力。③国家应加大资金投入，解决资源型城市包括地面沉降、固体废弃物堆放、水资源的污染等在内的特殊生态治理难题。
（4）加强勘探工作和资源的深部开发，寻找新的资源开采地，延长矿山的服务期限。
（5）建立国家对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支持体系。这一支持体系包括：用高新技术培育接续产业，建立一批有特色的工程技术中心，建立资源型城市科技创新制度，开展城市产业转型科技服务计划，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加大科技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力度。
17.4.6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定位：阜新经验剖析
全国有50多座资源型城市正在或即将面临资源枯竭问题。2001年煤炭城市辽宁省阜新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一家“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
张玉杰（2007）提出，阜新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可采煤炭的减少，整个城市面临“矿竭城衰”的局面。煤炭减少到可采量3.3亿t，10年后主体矿井将全部结束生命。阜新已成为辽宁省最困难地区，是全省唯一受补贴城市。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142亿元，是全省唯一未超过200亿元的市。人均生产总值7 803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平在全省最低。现有地方工业几乎都是中小企业，2005年人均财政收入不到22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全省平均水平还差2 500多元。贫困人口发生率全省最高。城镇低保人口占市区人口23%，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21%，下岗职工持续增多，2000年为15.6万人，2005年上升到17.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6.6%。
1）阜新市产业转型定位的选择（孟韬，2008）
（1）转型条件
首先，从产业基础看，阜新的重工业基础雄厚，很早就是煤电生产基地，国家“一五”时期，就有4个能源重点项目安排在阜新。一些“非煤产业”也都依附煤炭行业，如机械加工、矿建、电力、建材等，煤炭资源的衰竭使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制约。
其次，从区位条件看，阜新东临省会沈阳，南靠渤海，北接内蒙古，西与锦州港、京津相连。阜新铁路线可直达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等地。高等级公路至沈阳170km、至锦州148km。
再者，从自然条件看，阜新属大陆性气候，为半干旱地区，降水较少，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从1999年开始连续5年持续干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阜新现有耕地564万亩，草地面积106万亩，正常年份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约为15亿kg，农业劳动力年人均粮食产量为3 125kg。阜新的风力资源丰富，畜牧业发展条件也较好。
（2）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的选择
阜新市政府认识到：仅依靠国家投资与政策不能解决阜新的困难，必须树立起新的主导产业，实施产业转型。阜新市在确定产业转型定位时优先考虑了扩大就业的原则，把发展现代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主导替代产业。同时，也围绕着煤的深加工、煤的共生与伴生资源的开采利用来发展接续产业。
阜新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农业园区经济效益下降甚至关闭，许多园区内经营农业的失业矿工离开园区。这存在多种原因：一是失业矿工缺乏种植养殖技能，二是缺乏销售经纪人或中介组织，三是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影响农产品销售，四是阜新严重缺水，限制一些作物种植，也造成种植成本提高。从2004年起，当地产业转型已调整到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不再提现代农业。市政府将2006年定为阜新的“工业年”，重新提出“工业立市”的口号。
另一方面，在接续产业方面，有三个方向：
①向上游延伸，经营与煤共生、伴生的资源，使现有的资源价值得以充分利用，实现煤层气产业化、矿井水产业化。
②向下游延伸，加大对煤焦化、气化、液化的深加工，发展煤电、煤化工和煤矸石的利用。
③异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阜新矿业集团正在内蒙古银花煤田建设煤电一体化项目，总投资108亿元。该集团也积极寻求在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开矿、办矿。
2）以实现再就业稳定经济转型
2005年以来，阜新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包户等措施，积极援助“零就业家庭”的成员就业，使4.2万各成员走上就业岗位。根据实际条件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并对下岗职工子女免费培训，使他们就业、摆脱困境。全市形成市、县、街道和乡镇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加强社保和救助体系建设，21万退休职工养老标准有所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基本完成。处在“低保线”以下的城镇困难居民享受到了最低生活保 障，实现了应保尽保，使困难群众得到了有效救 助。
17.4.7 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要点
金凤君等（2006）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中部区域生态与环境建设重点应突出辽中等城市化地区环境的综合治理，松辽平原农业的面源污染治理与土地退化防治。
①统筹规划，对松、辽流域污染进行综合治理。
②多途径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继续控制城市工业废水达标排放，加强城市内河水污染的治理力度；控制煤烟型污染，增加废气治理设施，提高城市清洁能源的比例；禁止在城市近郊新建严重污染大气的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逐步提高并执行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③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区通过营造农田防护林来防止水土流失，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郊县实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业污染控制和重点区域治理，建立绿色食品原料、加工基地。
（2）东部—北部区域重点是森林生态的保护、资源型城市生态的治理和三江平原湿地的保护。
①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作，进行森林生态建设。大兴安岭区北段、小兴安岭地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物种资源、抚育森林资源是今后生态系统资源开发和利用工作的重点。
②加强三江平原的保护。首先考虑湿地保护，建议国家调整区域开发政策，加大保护力度。其次，低山丘陵应以森林抚育更新为主，禁止农垦，岗坡平缓地和平地可以农垦和相应发展畜牧业，营造农田防护林，实现绿色农业。
③加强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管理。未来重点应是加强矿区土地的复垦与综合治理。加大对矿山废渣、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处理与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对城市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在有条件的矿区进行农业生态园、生态养殖业、旅游基地等工程建设。
另外，可通过经济发展和转型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是依据资源储量确定合理的资源开发量，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发展相关产业，三是发展完善的配套产业。
（3）西部区域环境建设的重点是遏制草地退化和水土流失。
①加强草地的管理。改变靠天养畜的习惯，调整畜草关系，强调人工草场和饲料基地的建设，防止草原进一步沙化，完善防护林，适当退耕还草，这些都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②对辽河流域水土流失进行治理。
17.4.8 辽宁阜新以城市全面发展体现经济转型
（1）表现在生态环境建设上，积极贯彻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实施“三北四期”造林、绿色通道、防沙治林、农田林网、矿区绿化、村屯绿化等一系列工程。“十五”期间植树造林的面积相当于“九五”前全市全部有林地面积，其中退耕还林70万亩，森林覆盖率比2000年提高8.3个百分点。
（2）表现在城市环境建设上，2000年以来，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2亿元，88条城市街道得到改造；建设了广场、游园等一批改善城市面貌的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投入使用，投资1.2亿元治理细河城市段。
（3）表现在群众生活环境建设上，2002年以来，投资11.8亿元治理采煤沉陷区，新建5个楼房小区和5个平房小区，总建筑面积达92.9万m2，18 333户采煤沉陷区居民得到搬迁安置。全市221万m2棚户区已全部完成拆除任务，累计开工建设回迁楼272万m2，已有8 300多户棚户区居民喜迁新居，近4万户居民得到搬迁安置。
（4）表现在矿区环境建设上，完成了矿区绿化5万亩，启动了海州矿排土场和西排土场复垦项目等矿区矸石山复垦治理工程。治理后的海州矿15km2排土场已成为阜新绿色屏障，启动了海州露天矿综合治理工程，露天矿大坑开发被国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矿山公园规划（张玉杰，2007）。
17.5 中国四大板块经济生态发展态势的比较分析
17.5.1 中国四大板块区域的科学发展状况和对策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的基本内容
区域科学发展指数，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任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区域经济实际，充分考虑数据的直观性、准确性、可比性和连续性，于2000年开发设计的、全面评价一年之内各地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一套定量工具。
2008年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适当调整，它包括四个分指数和一个总指数。
四个分指数分别是：
（1）经济增长指数具体考查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人均GDP水平指数、税收占GDP比重指数。
（2）环境友好指数具体考查两方面内容，即经济增长消耗了多少能源、水，占用了多少土地，即单位GDP的资源消耗（物耗指数）；经济增长排放了多少污染物，包括水、大气和固体废物污染，即单位GDP的污染排放（污染指数）。
（3）协调发展指数包括五方面内容，即居民收入和GDP协调指数、公共服务支出指数、社会保障指数、就业增长指数、收入分配指数。
（4）潜力增长指数也有五方面的内容，即：科学创新指数、物质资本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占比例指数、基础设施指数、劳动力素质指数。
2）四大区域板块的科学发展状况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
总指数及四个分指数参见表17-15。
表17-15 四大板块的区域科学发展指数（2006年）
注：①由于各指数均由下一层指数标准化后加权而成，不同指数之间无法做绝对意义上的对比（如东部的环境友好指数高于经济增长指数，并不表明东部环境友好状况好于经济增长状况）。
②全国与四大板块的数据皆由单个省份的数据算术平均而得。
从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看，东部地区得分最高，达到6.18，东北地区次之，为4.31，中部地区排第三，得分为3.95，西部地区最低，为3.44。
从各板块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他区域相比，在经济增长、环境友好和潜力增进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在协调发展指数上，东部地区的得分落后于东北和中部地区，说明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要更为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
（2）区域科学发展分指数
①经济增长指数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结果参见表17-16。
表17-16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2006年）
从上表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三个分指数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三个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除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两个指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就2006年经济增长指标看，东部地区优势十分明显，而东北、中部及西部地区都面临进一步提高速度和质量的重任。
②环境友好指数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结果参见表17-17。
表17-17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2006年）
表17-15～表17-17均源自：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2008.
与经济增长指数的结果类似，2006年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程度方面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东北、中部和西部的环境友好指数大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指数得分均为最低，表明西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控制污染排放的工作尤为紧迫。
③协调发展指数
与前两个指数不同，四大板块在协调发展指数方面得分相差并不大，而且位次高低也与前两个指数有很大不同。得分最高的是东北地区，然后依次是中部、东部和西部。就具体情况看，东北地区在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这两个方面得分都是最高的，但就业增长指数表现不佳。而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在居民收入和GDP协调、公共服务支出和就业增长方面做得较好。总体而言，四个区域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互有长短，需进一步改进各自的短处。
④潜力增进指数
东部地区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科技创新、固定资本投资中的外资占比和劳动力素质三个指标得分都是最高的，而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指数和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指数分别领先。从总体看，东部地区在无形资产上的经济潜力优势明显，而其他三个地区除了需继续在有形物质资本上进行投入外，更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3）结论和启示
（1）近年来，各地区在依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更为重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十一五”规划中的约束性指标，“节能减排”开始逐渐发挥效力，各地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2）2006年，东部地区继续保持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整体优势，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方面的提高尤为明显。由于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改善，东北地区的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得分排名有所上升，而中部地区在环境友好指数和潜力增进指数排名的下降导致其总指数排名的下降。西部地区的潜能增进指数在2006年有明显改善，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方面依然排在最后。
（3）尽管东部省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整体上保持领先，然而具体而言，四大板块乃至每个省份在实现五个统筹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互有长短（例如东部总指数得分第一，但协调发展方面排名落后。西部总指数得分最低，但潜力增进方面排名在前），说明各地区需进一步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7.5.2 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评价
以刘晓越为课题负责人的“我国经济结构探析”课题组（2008）介绍了有关学者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要素产出效益、经济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贡献、综合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增长五个方面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他们在以上基础上提出了以创新指数、效率指数、结构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作为四个分指数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
（1）对全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测算。全国是作为一个地区直接将原始数据带入测算的，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数据是相应省份测算结果的平均值，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8。
表17-18 2004年分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结果 （单位：%）
源自：刘晓越，2008.
从总指数的构成看，全国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38.73%、51.99%、44.82%和33.73%。四项分指数比较而言，效率指数最高，其次是结构指数，节能治污指数最低。可见，我国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方面任务艰巨，在自主创新方面也是任重道远。
分区域看，创新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小，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地区相差12个百分点。节能治污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大，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相差29个百分点。效率指数最低的是中部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30个百分点。结构指数最低的是东北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17个百分点。
（2）观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总指数及其构成，可以了解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状的特征和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①东部地区优势明显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总指数为53.15%，其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44.84%、66.00%、54.25%和50.36%，全部指数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各地区，其优势主要表现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这一组数据说明，东部地区注重营造竞争与创新的新氛围，逐步调整了经济结构，形成了比较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并且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上也下了不少工夫。
②其他地区也各具优势
中部地区的创新和结构指数仅低于东部，列第二位，西部地区在环境和结构方面显露出其未来的发展潜力。东北地区的效率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仅次于东部，列第二，即使是西部的分项指数也不全是最低，在效率方面还略好于中部地区。
③我国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全国总体水平看，创新、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在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方面需加倍努力；中部地区在提高效率上要大做文章；东北地区在调整结构方面还需逐步推进；东部地区在自主创新方面还应迈出更大步伐。
④中、西部地区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缩小发展差距
中、西部经济增长方式评价指数在33%左右，与东部相差20个百分点，说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还将持续较长时间，究其原因，主要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与东部差距较大。关键问题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节能、降耗、治污方面大做文章。
⑤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要走特色之路
东北地区除在效率方面表现还可以外，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平平，其工业化过程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与中、西部相比，在矿产资源方面也没有优势。因此，东北在工业化进程中，要寻找、分析本地区的优势和弱点，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竞争力，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测算和分析可以认为，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经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其他地区仍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所以在我国实现经济方式转变任重而道远。
17.5.3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由于碳排放带来的温室效应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谭丹、黄贤金（2008）进行了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研究。
1）我国三大地区的划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2个省（区、市）。
2）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测算数据的来源及结果
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数据汇编》、《中国能源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5）上的能源消耗数据测算我国三大地区近20年来碳排放量，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9所示：
表17-19 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情况 （单位：万t）
源自：谭丹、黄贤金，2008.
从表17-19数据可以发现，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总量差异比较明显，从东部地区开始向中部、西部地区不断减少，并且东部地区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几乎占全国碳排放量的一半。
从时间层面看，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量呈现相同的规律，即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东部年均增长率为7.29%，中部为5.23%，西部为6.54%。增长速度东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此外，三大地区碳排放呈现明显的三阶段性特征：1986年至1994年为较快增长阶段，此段时间里，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95年至2000年为平稳增长阶段，这六年间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增长波动不大，特别是中、西部，其年均增长率仅为0.7%、0.4%；2001年至2005年为快速增长阶段，东、中、西部年均增长率达14.1%、12.82%、14.52%。
3）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1）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关联度分析，是对一个发展变化着的系统进行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就是对各时间序列几何关系的比较。依据空间理论这一数学基础，按规范性、对称性、整体性和接近性这四条原则再作平均处理，得到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反映了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的关联程度，用于表征序列间的相似度。这里根据研究需要，计算序列的灰色相对关联度。
（2）数据来源及测算结果
下面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数据为前述有关资料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及上述方法测算的碳排放量。
运用上述方法测算了我国三大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关联系数，东部地区为0.59，中部地区为0.55，西部地区为0.57。
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有着重要影响。它们之间关联度较高，三大地区的关联系数都超过0.5，并且不同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的影响大小不同，这说明随着时间的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有较大的趋同性，东部地区的趋同性最大。
4）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对比研究
单位GDP碳排放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力量程度。从理论上来说，单位GDP碳排放量越小越好。因为它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同数量GDP的增加带来的碳排放的增量越少，从侧面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水平。
根据上述计算的碳排放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计算了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见图17-10）。
图17-10 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谭丹、黄贤金，2008）
从图17-10可以看出，在单位GDP碳排放数值上，东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大，这说明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性最好。在单位GDP碳排放量的递减速度上，中部地区最快，年均递减速度为9.8%，东部地区第二，年均递减速度为9.2%，西部地区最慢，年均递减速度为8.4%。这说明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最好，随着经济发展，单位GDP增量带来的碳排放增量越小。
5）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的特征，从以下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1）东部地区侧重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运用新兴技术进行传统产业改造，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同时，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降低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切实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2）中部地区注重加快提供经济发展的聚集水平，并通过循环经济方式，实现聚集区内产业之间的生产链接，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区域产业的竞争能力，而且也将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水平。
（3）西部地区需要在恢复生态、加强低碳能力建设的同时着重适度引导城市经济发展，并不断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能源利用和水资源占用水平。
17.6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17.6.1 非均衡式协调发展
权衡（2007）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实施非均衡战略向非均衡式协调战略转变、在全面发展过程中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导向。
1）中国区域发展非均衡的必然性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域差异显著的大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在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对外联系、文化素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在四个板块中投入相同数量的资金，必将产生效率和效益的显著差异。再说按市场经济规律，高级生产要素也会向优势区位聚集。东部沿海地区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要素体制创新的前沿，必须率先创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区域经济新模式，这就决定了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且，存在区域差距是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共同现象。
2）在相对均衡中寻求互动与协调
在认可区域间差异以及采取措施不断促进区域相对均衡发展的同时，关键在于寻求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的相对均衡度。
这种互动与协调主要是指在充分尊重劳动地域分工和经济水平梯度层次分布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在合作竞争中，构筑良好的竞争秩序，共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要建立和健全区域之间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横向协调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打破行政分割，加强区域间的差异性政策、制度的协商，消除生产要素跨界自由流动和重组优化配置的行政障碍，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效益。
17.6.2 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提出如下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1）增加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入，建立新型的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2）在长期建设国债停发之后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或采取其他政策措施，支持西部地区发展。
（3）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继续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进行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为推动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转型创造宽松的社会条件。
（4）制定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5）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和产品及要素的空间转移创造前提和条件。
（6）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减弱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机制，规范各地优惠政策的出台，实现资源要素价格的真正市场化。
（7）重新审视业已制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8）注意大企业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9）以合理区划为基础，制定空间开发规划。原则上，可以考虑在原有东、中、西划分的基础上，对东、中、西内部再进行细分，也可以按功能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成鼓励发展区、限制发展区、禁止发展区。
在合理划分的基础上，可考虑制定全国范围内和特定区域（跨行政区的）空间规划，以协调相关地区的发展规划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17.6.3 实现东、西部有效合作的重要举措
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除大规模的投资以外，还应主要通过寻求东、西部地区之间有效的合作来实现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徐承红（2008）认为政府计划内的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中所占比重会逐年减少，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政策的实施，对减轻地方保护主义和缩小地区差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是市场力量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冲击，二是通过区域合作，核心经济区的市场经济观念等一些无形的理念向边远落后地区输送，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区域合作对于企业融资、知识溢出、技术获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东西部之间有效的合作对于实现东部产业转移，对于技术、资金、人才等向西部的扩散带动效应有积极作用。
西部有效合作的重要举措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7 中国区域四大板块经济生态态势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对四大区域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进行的完整表述。
17.1 西部大开发和大保护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意图。我国广袤的西部地区不仅具有自然和文化上的独特魅力，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发展潜力巨大。该地区由于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因素的影响，与东部相比，总体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差距还呈拉大趋势。1999年，党中央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大也将“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17.1.1 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
1）区域版图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图17-1），国土面积685万km2，占全国的71.4%。2006年末人口为3.62亿，占全国的28%。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
2）自然特征（吴敬华，2007）
（1）幅员辽阔。未利用的土地较多，草地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水资源年均总量占全国总量的55%～66%，但分布不均。光、热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生物物种独特。
（2）生态系统脆弱。由于资源赋存的自然环境与时空组合相对较差，如受地形地貌、温度、降水等自然因素影响，西北“地多水少”，水资源严重短缺制约着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西南“地少水多”，山高坡陡致使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接近极限。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是一个生态危机区。如果再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就可能使西部生态环境更恶化。
（3）资源丰富。全国约有55%的宜农荒地和73%的草原面积集中在这里。拥有全国83.9%的天然气储量，塔里木等地发现大量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煤炭储量占全国的38.6%。在全国探明的160多种矿产资源里，西部就有130多种，但是它们的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具有组织优势，而且开发条件不佳。水能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江河上游的水能潜力巨大。西南横断山区的森林资源集中，但海拔高，位置偏远，山高谷深，生态功能强，使开发利用严重受限，而且恢复期也较长。
图17-1 中国西部地区行政区划图
源自：刘卫东，2003.
3）经济发展水平
（1）发展水平低。吴敬华（2007）提出历史上西部经济处于长期沉寂状态，由于交通不便和文化传播的滞后，很多地区延续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艰苦。改革开放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区位优势使东部经济迅速增长，而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加之享受政策的优惠少，发展仍然相对落后。1990年至1998年间，全国GDP年均增长11%，西部增长10%，而东部和中部增长14%和11%。1998年是西部投资增速较高的一年，但其投资总量只相当于东部的24.3%、中部的37.4%。
（2）发展差距大。一是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西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为4 159元，分别比东部和中部低7 374元和1 240元。二是农业比重偏大，工业进程滞后。三是基础设施差距大。每百平方公里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5km和6.97km，比东部分别少2.76km和28.5km。四是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方面的差距。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4 302元，比全国低1 153元；人均消费支出3 550元，比全国和东部低782元和1 678元。五是教育、科技、文化方面，1998年，西部人均教育经费投入14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元。
（3）有一定产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西部布局了一批项目，建成一些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集中了一批人才和技术，初步具备生产协作配套的基本条件。
（4）有沿边开放优势。西部地区与周边十几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12 747km。它还是东亚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蒙古、俄罗斯的陆上必经之地，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5）人力成本低。劳动力资源总数达2.28亿人，从业人员有1.83亿，劳动力平均成本只有沿海地区的40%左右。
17.1.2 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突破
1）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的背景
吴敬华（2007）认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的存在和过分扩大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顾全两个大局（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地区发展战略构想。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这个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步伐。为了尽快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并缩小东西差距，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
2）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21世纪头十年，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取得突破性进展，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3）西部大开发的阶段性成果
唐浩（2008）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果。2000年至2004年西部GDP年均增速达10.2%，2005年和2006年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2.7%和13.1%，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1）经济总量和结构取得较大进步
2005年新开工重点工程10项，投资规模1 360亿元，2006年投到西部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债基金比重达41%，中央财政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基金达到1 527亿元，比2005年增加407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三次产业结构出现如表17-1所示的优化趋势。
表17-1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源自：吴敬华，2007.
（2）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能源、特色农产品及加工、特色矿产资源、旅游产业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在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上已占重要位置。如四川省整合发展高新技术、优势资源、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四大优势产业，2006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 904亿元，比2005年增加27%，占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的73.34%。
（3）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为全国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000年至2006年，国家累计支持西部开工建设82项重点工程，投资规模11 514亿元。在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上取得重大进展。西电东送工程，累计开工项目装机容量3 600多万kW，输变电线路13 200km。实施西气东输工程不到三年，于2004年12月全线建成，并实现商业供气。水利设施建设了四川紫坪线、宁夏沙坡头等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累计实现退陡坡耕地还林、荒山荒地造林3亿多亩。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长江上游水污染防治、西部中心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等重点工程进展顺利。许多地方把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同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后续产业发展、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舍饲圈养结合起来，不仅改善生态，有的地方粮食产量还有所增加。
4）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现状
秦成逊（2008）认为西部大开发后，该区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仍然面临投入和产出结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1）高投入、高能耗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走的是“初级生产要素”高投入的粗放型道路，包括了高资本投入、高自然投入和高资源投入。
由表17-2可以看出，从1998年至2005年，西部地区资产形成占地区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而同期的GDP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当。这反映了国家对西部投资力度的加大，也意味着同样的产出水平，走的是高资本投入的投资推动型发展道路。
表17-2 西部地区和全国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比较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1998—2006）.
由表17-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耗水平，特别是贵州、宁夏和内蒙古的能源消耗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先进地区的水平，经济发展走的是高能耗的道路。
表17-3 2005年西部各省同先进省市的能源比较
续表17-3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2006）.
（2）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
一方面，省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城乡发展不平衡，省会城市往往是全省经济的增长极，造成“极化效应”。另一方面，省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经济资源更多地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也造成了西部各省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省际（区域）收入“极化效应”。从表17-4可以看出，西部各省（除了内蒙古）的省际极化值普遍低于1，说明西部大部分省份的人均GDP水平大约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60%。
表17-4 2006年西部地区各省的收入极化程度比较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全省及省会城市2006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资源、环境的非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一方面，资源面临枯竭。当前面临资源枯竭，单一的产业（铜业）出现衰退，城市整体经济陷入困境。2004年6月，昆明东川区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高达40%。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遭受重大破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
（4）产业发展与国际产业对接度低
唐浩（2008）认为西部深加工能力不足，参与国际产业配套协作不多，即使参与也几乎处在产业链条的低端。这是由于西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导致的。西部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制约，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影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观念落后、资金短缺、生态脆弱、人才不足、企业主体地位弱、基础设施落后等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5）交通基础设施有待优化
目前存在“两低、两差、两不足”的突出问题。“两低”：一是通达水平低，二是路网密度低；“两差”：一是出海条件差，二是道路等级、质量差；“两不足”：一是建设资金不足，二是自身发展能力不足。截至2005年底，西部仅有高速公路10 530km，占全国的25.7%，与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71.5%极不相称。
（6）西部发展支撑乏力
西部人才、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在各项指标中，教育公用经费差距最大。人才不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片面重视引进人才，但对本地人才重视不够。卫生事业发展的差距也很大，北京和上海农村饮用自来水覆盖率已达97.8%以上，而西藏只有11.9%，四川、宁夏均在40%以下。全国平均预期寿命最低的8个省份全部在西部地区，其中最低的省区人口预期寿命还不到60岁。西部社会保障体系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制度不完善、运行和管理有许多不规范、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并存在较大缺口。国家基本保障仍然在不少省市“单干”，亟须加快多层次的社保体系建设。农民不在社保体系全面覆盖之列。
（7）人文制度方面。周德翼（2003）认为西部的“科技力量与产业”优势基本上是依托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旧有的政府体制和企业体制，它们已被公认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并在改革开放中受到打击和削弱。但是这些落后的体制借“西部开发”之概念，又获得新的“氧气”和血液，得以延续下去。西部开发以政府行为为主，而内地政府体制比较封闭落后，上下级信息不对称，又缺乏社会约束，暗箱操作，易滋生腐败行为。西部开发中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只有依附于政府的团体和社会阶层，才可能从国家的支持中获得“一杯羹”，不利于民间商业力量的发育，这样会延迟进行中的经济与政府体制的改革。
在资源配置上，在财政投入的诱导下，国有经济内在的投资冲动、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以及国有经济与政府之间的体制联系，极易造成投资建设遍地开花、乱铺摊子，形成基于财政支出（而不是区域比较优劣）的产业体系，而一旦财政支出停止，这些产业便失去了生存力，给将来的改革制造新的成本和制度障碍。
5）西部大开发新突破的政策
下面选择周德翼（2003）、唐浩（2008）、秦成逊（2008）等作者和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提出下列的观点。
（1）以人为本和发展教育。西部开发，关键在于“人”而非“地”，没有必要去开发所有土地。西部人要发展必须从荒山沟和带有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的烙印下走出来。接受教育是他们适应外部世界的前提。因此，中央通过远程教育、东西教育互动和教育系统的对外开放来改革教育体制，非常必要。
（2）建立西部的生态型经济构架。西部的生态地位和劣势决定了西部开发重在保护。因此，西部的生态经济体系需有两重特征：生态保护和区域比较优势，它包括生态保护型特色农业、区域旅游居住房地产以及基于当地优势的二、三产业的城市化发展，可使人口适度集中，提高当地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减轻农村土地压力，便于环境的集中治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进步。
（3）实施生态移民。在目前西部生态治理中，一次成功的治理措施就是生态移民，将生态脆弱带的农牧民迁移到生态较好的地区。国家也可将此政策推而广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诱导西部部分人口向中、东部工业带迁移（将当前的农民工潮加以规划），将西部定为国家的生态屏障，既利于保护西部生态，又利于人口适度集中，获得信息交流、市场、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聚集经济，还利于这些人口在开放环境中获得发展。
（4）以“输血”式开发为主转向自我“造血”式发展为主
西部大开发以来，财政性建设资金、国债等输血式开发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提高西部自力更生的能力，强化自我“造血”机制才是西部经济发展的根本。特色优势产业既是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体现，也是形成西部“造血”机制的途径。所以，国家应该调整支持政策体系，利用好西部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资源，延伸产业链；将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内涵由政策倾斜转变为西部地区战略性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特征优势产业的加快发展。
（5）从政府主体推动发展转变到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
西部大开发初期，政府担当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有其必然性，但政府和市场一样会出现失灵，这表现在：政府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低效率；政府组织的缺陷导致其活动偏离预定的公共目标；政府干预导致的负外部性；政府机构增加、预算增加、信息控制难度加大等。以上表明政府不宜长时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
现在西部大开发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环境和自然条件有所改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民营企业大量涌现，西部企业的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在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选择上，实现从政府推动发展转变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既有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能性。
转变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就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加强与企业互动，发挥对企业的引导作用，正确履行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权职，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和改善对企业的服务，真正建设成为服务型的政府。
（6）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创新”
要建立和健全国家的西部地区战略扶持的制度安排机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设立循环经济试验区、特色优势产业园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等，加大针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税收优惠，允许西部合理范围的税收竞争，并通过金融和产业扶持性制度安排和政策鼓励措施，引导和强化创新，充分发挥西部资源的特色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7）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创新”
国外有人认为技术创新有“内部路径依赖”和“外部路径依赖”，而对“内部路径依赖”，可以通过内部的自主创新，在利用好自然资源优势与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蒙牛（乳制品）、云南白药、贵州茅台等企业就是取得成功的代表性企业。它们自身技术上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地方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特色，又通过前后的联系效应惠及了一大批关联企业和农户，也实现了资源优势的产业优势转化，“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17.1.3 西部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何逢标（2007）提出以下问题：
1）西部地区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
何逢标认为，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洪水灾害和水土流失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叠加连锁效应（图17-2）。
图17-2 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何逢标，2007）
（1）各种水问题是由一定状态引起的响应。①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有限的淡水供给与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的水资源需求引起水资源日益短缺；②一定水体有限的环境容量与排污负荷的不断增长的矛盾，引水环境承载能力的下降和水环境的下降；③一定历史时期有限的防洪能力与随机不确定的洪水侵袭引起了洪水灾害的发生；④脆弱的自然生态与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的程度。
（2）因生态环境处于公共领域，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其用水往往被经济社会用水所挤占。塔里木河流域因自然生态用水被挤占而引发的下游大片胡杨林枯死、自然植被大面积衰败即为明证。自然生态系统因无法得到足量的水资源供给，恶化的生态增加了水土流失的可能性。而水土流失又反过来促进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形成一个互相激励的正向加速封闭回路。如果不采取外力使其减缓，就易陷入“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更恶化”的循环圈（图17-2中的“＋”表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水土流失的加剧使降雨后汇流时间缩短、最大洪峰增强、山洪暴发的可能性增大。洪水灾害的发生，不仅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加剧了降水的过程分布不均，增加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难度。
2）西北水问题的应对途径和对策
（1）主要影响因素
自然因素包括淡水资源有限、时空分布不均等，而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用水量增加、自然植被破坏与环境污染等。
（2）可能的应对途径
①针对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可以通过修建水库调蓄洪水；
②对因用水增长过快引起的水资源不安全，需政府从客观上加以引导，如控制人口增长、限定耕地面积等；
③对破坏植被、挤占生态用水造成的水生态不安全，需制定法律和规章，进行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开展水土保持；
④对水环境被污染，则需倡导集约生产，减少污染，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开展污水回收利用。
（3）西北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①转变粗放、外延型的生产模式，转为集约、内涵式模式，将节水和减污作为提高水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主要手段；
②建立阶梯形水价机制，利用经济杠杆约束浪费用水和低效用水；
③基于农业用水占总水量绝大部分，应调整单一的种植结构，从开荒扩耕转向种植结构调整和节水增效；
④界定水权，明确水权主体的责、权、利，保障生态用水。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对投资节水设施、应急生态输水、污水回收利用等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的行为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资助。
17.1.4 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的生态经济分析
王林（2008）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特色资源开发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金沙江上游区域富集水能资源，在此进行水电开发对缓解我国能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将给当地城镇化带来影响，其影响具有两面性。
1）有利影响
将促进人员的大量进入、资金的密集进水、物资的大量加入、信息的大量融入、政府转移支出的增加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等。
2）不利影响
（1）人口增加，可能发生城市综合问题。
（2）对当地旅游业的负面影响。
（3）城镇规模扩大可能加剧人口与自然的矛盾。
（4）建设期前后人口与物流增减的矛盾。
（5）水库建成后，可能加大地震的强度和烈度。
（6）可能引发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
3）缓解不利影响的对策
（1）对建设期与运行期人流、物流等峰谷差异矛盾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出合理的对策。应通过规划与引导来研究基础设施及服务人员的可转移性，使峰谷之差得到调节。
（2）引导城镇规模的扩大，突出城镇的增长极作用。加强城镇交通规划、电力规划、生产规划等，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城镇病。
（3）将相关城镇打造成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中心。采取战略性措施扶植旅游业，走出一条在充分利用天然风光和文物古迹的基础上，以民族风情特色取胜的旅游业发展路子。
（4）加强该地区地震台网建设，对地震进行预测与监控。
（5）加强对自然灾害发生机制的研究以及监控设施的建设。
17.1.5 兰州市环境污染效应与生态城市对策
1）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效应
兰州市位于西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河谷盆地型城市，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地形条件、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建设用地不合理和城市环境建设的间接效应等原因，使得城市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在1998年曾被评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城市环境污染不但对城市吸引外来投资、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且还对市民的身体健康、城市建筑、城郊作物等都带来相当大的危害。如果把这些危害量化成经济损失时，其数值是巨大的。杨永春（2006）运用市场价值法、疾病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环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并参照相应的成果，计算了兰州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从表17-5可以看出，2002年兰州市因城市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亿元，占当年GDP的3.93%。而且由于资料、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实际损失肯定高于上述计算结果。今后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产和资源将进一步增值，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污染，其损失值将进一步加大。根据价格随时间变化的经济规律，全市社会污染的损失将按社会贴现率按复利增长，预测未来8年全市损失值约达28.14亿元，比2002年多出12.94亿元之多（表17-6）。
表17-5 兰州市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值
表17-6 兰州市2003年至2010年城市污染经济损失预测值 （单位：亿元）
表17-5、表17-6源自：杨永春，2006.
2）兰州生态城市建设对策
尚正永（2004）选择了适合评价兰州生态城市建设的模型，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协调度三方面对兰州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价，并对兰州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以下对策：
（1）确立循环经济型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兰州是个河谷城市，大气容量小，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工业污染物。在工业结构已形成且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的情况下，兰州只有选择走循环经济的道路，通过建立生态工业体系，将工业排放的污染物进行二次利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数量，才能有效改善兰州城市环境的质量。
（2）加快南北两山绿化和黄河廊道的建设。
（3）进一步促进兰州城市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对城区现有的石油化工、机械、纺织等工业基地要进行技术改造，向深加工、精加工和开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要加快商业、金融、科技教育、信息、交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要发挥兰州现有区位优势，加快交通设施建设，提高机场、火车站、公路的建设水平，使市内外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更便捷。
（4）提高城乡的生态经济协调能力。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先导，以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但要严格生态门槛）为引力，争取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进入，通过生态经济的扩张达到城乡职能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提高城乡的协调能力。要注重提高城乡的文化品位，体现兰州的丝绸古路、西域文化、黄河文化、多民族文化、自然景观等文化特色，提高生态文化素质，将文化建设融入到生态城市建设中来。
17.1.6 内蒙古武川县的适度人口规模
农牧交错带作为一个生态脆弱区，其人口、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一直是各方面关心的问题。郭永昌（2007）测算了武川县乡城人口转化的进程与规模，从理论与现实角度展示了控制人口、加快转化的必要性。
1）研究区的基本情况
武川县地处农牧交错带的核心部位，位于内蒙古中部、大青山脉北麓，土地总面积4 798km2。2003年末总人口170 974人，全社会从业人员85 848人，在岗职工7 859人，乡村劳动力75 635人。该县是以农牧业为主、工农业共同发展的地区。2003年全县GDP为1.21×109元，比上年增长28.9%，其中第一产业为4.56×108元，比上年增长33.3%；第二产业为4.87×108元，增长32.4%；第三产业为2.72×108元，增长17.0%。
2）未来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
武川县200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9‰，人口机械增长率为-3.1‰，即自然增长的人口几乎被机械减少的人口数所抵消，因此人口呈弱增长状态。在2001年之后人口则出现陡降，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人口迁出所致。与整个县城对应的是政府所在地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都表现出较高水平，自然增长率11.5‰，机械增长率12.8‰，这意味着在人口总量增长幅度较小的情况下，城乡分布发生了变化。另外，武川县主体民族人口只占少数，加之呼和浩特和包头快速的城市化影响，大量的青年人口流出，未来预期人口增长率不会高于当前的人口增长率。即使政策有所放宽，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也不会引起自然增长率的激增。
3）结论
武川县作为农牧交错带阴山北部的丘陵区典型区域，人口增长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按照以区域内基于土地粮食产出的适度人口规模，现时的人口规模是适度的。按照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从经济适度人口的角度来考虑，城乡发展很不平衡，乡村人口增长缓慢，从实现小康生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量测，需要实施乡城转移。但当前武川县城镇人口占极低比例，乡城转移需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根据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时期乡城转移的预测，结果显示，即使到2020年，城镇人口仅占34.4%，仍不能达到小康社会的标准，还需加大力度，促使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快速转移。
17.1.7 西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需求
何强（2007）在对西部30余个小城镇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小城镇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要求，以期为它们选用经济适用技术提供参考。
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加大了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效地促进了西部的发展。但由于筹资渠道单一，又缺乏政策和技术支持，西部污水收集处理、城镇供水和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2004年全国各地区城市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情况如表17-7所示。
表17-7 中国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源自：何强，2007.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西部小城镇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尚未建设。落后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环境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融资水平不高；②自然条件恶劣，建设难度大；③缺乏经济适用技术；④能力建设水平低；⑤市场化机制未建立。
何强针对不同自然环境特征的地区，提出了较为适宜的污水处理技术、垃圾处理技术和城镇供水处理技术。
（1）从污水处理技术来说，对高寒地区应考虑温差和含氧较低的影响。西北干旱地区要考虑污水的回用，可结合当地沙漠地带进行土地处理。西南丘陵地区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形地势。可以用曝气生物滤池、生物接触氧化法、人工湿地等技术。
（2）生物垃圾处理技术：可采用卫生填埋、垃圾堆肥、厌氧发酵等处理技术，同时结合西部的退耕还林、绿化建设与农用堆肥等。
（3）给水处理技术：要考虑水源、水质的不同，根据地形的变化和对供水安全性的要求，可采用常规絮凝技术。
17.2 中部地区的塌陷与崛起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见图17-3），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相互毗邻，土地面积102.70km2，占全国的10.7%；总人口为3.67亿人，占全国的28.1%；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71万亿元，占全国的20.3%。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它为全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在全国位次颓然下滑，不仅落后于东部，其增长速度在全国处于后列，甚至低于西部，呈现出缓慢“塌陷”的趋势。如何尽快改变中部相对滞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实现“中部崛起”是当务之急。
图17-3 中国中部地区示意图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17.2.1 中部的比较优势
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中部有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收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初步建成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中部是我国重要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中心，适宜物流、商贸等服务业的发展。各省城市群或都市圈战略的区域规划为中部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强有力的空间支撑。
2）雄厚的经济基础
除山西以外的其他五省是全国著名的粮棉油生产基地，粮食、棉花和油料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均达到40%左右。这五省还是全国重要的畜牧饲养基地，肉类总产量占全国近1/5。由于中部是我国的粮油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农业加工业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名、特、优农产品的加工已形成一定规模，在全国农产品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中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和传统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煤炭采选，金属、非金属矿采与冶炼，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生产及供应等12个行业占全国比重较大。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制造业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
3）重要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基地
中部矿产资源和能源比较优势明显。煤、铜、钨、铝土、金等储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尤其以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最为著名。如山西的大同和宁武等六大煤田，安徽两大煤田，河南的两大油田，河南的小浪底电站和湖北的三峡，葛洲坝电站。
4）“双低成本”优势
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自然条件较好，基础较为完备，已建成若干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产业基地，对农业、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成本明显低于西部。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成本较低。这种“双低成本”优势和中部地区优势的区位条件相结合而形成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17.2.2 中部塌陷及其原因
1）国家政策的边缘化
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是加速我国区级差距急剧拉大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实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地区差距。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举措。而中部地区却面临政策边缘化的危机（见图17-4），在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格局中的位次正呈现不断后移的尴尬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培育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步丧失。
图17-4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政策边缘化趋势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其次，中部兼具区位和能源两方面的优势，而在中央明确提出梯度发展战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日渐衰退了。这就使中部的水陆交通、农业等基础产业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结出了扶持政策带来的硕果，而中部地区承担了分步改革的成本。另外，在国家把西部地区、东三省作为一个长期的区域战略重点的既定背景下，受资源供给的约束，中央政府不可能给中部更多的政策关照。这就决定了中部地区在发展战略的取向上不该寄希望于中央的倾斜政策。
2）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化
根据1998年到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采用当年价格计算：中部地区的综合水平和发展势头在全国范围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中部与东部地区差额比扩大了六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1999年西部地区投资额达5 421.5亿元，比中部高456.2亿元，这一差距到2004年扩大到1 225.6亿元。从居民收入看，2004年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7 886.5元，比全国平均的低1 535.1元，比西部的也低114.7元。
3）区域问题的突出化
（1）中部六省都是老工业基地和农业大省，由于农业产业本身的局限性等因素，中部地区靠农业发展的出路已越来越窄。
（2）工业结构调整面临两难境地。因大量中西部劳动力无限供应，东部偏轻的产业仍然有较强的竞争力，短期内难以向中部转移。发展高新技术，又因技术基础、人才及市场基础较差，短期内也很难有所突破。
（3）由于中部城市化、市场化水平较低，生产分工取决于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产业技术水平低、经济增长乏力，这些进一步减弱了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4）一些省（如山西等）的矿业和其他产业造成环境污染、土地破坏和能源利用问题较严重，未能引起有关部门或当地领导的重视，或者解决办法不多，防治效果差。
17.2.3 中部崛起的经济生态策略
中部崛起的内容很多，这里主要从经济生态角度，尤其从区位、资源、环境等方面做些分析和建议。
1）利用区位资源，以特制胜
利用特殊的区位优势，研究产业转移的特点，主动创造条件对接，是以特制胜战略的一个主要方面。承接产业梯度转移，除了要充分利用天然的区位优势以外，还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道路交通建设，搞好配套设施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产业转移阻力和商品集散成本，加大定向招商引资的力度，促使外资向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方向流动，促使转移产业与当地的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进行有效结合。
2）对人口经济的评价
（1）人口增长：1952年人口数（除山西）为10 911万，1980年为18 466万，80年代后，人口增速明显减缓。2000年为23 879万。
（2）经济增长：1952年GDP（除山西）为全国的21.2%，1980为13.4%，2000年为14.2%。
3）中部地区的经济支撑和治理分析
（1）环境支撑水平分析
从系统要素分解的角度看，区域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地、生物及其匹配情况。周绍森等（2006）选取了废水排放密度、废气排放密度、固体废物产生密度、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和森林覆盖率这五个指标来描述，分别从水、大气、土地和生物等角度来评价。表17-8反映的是中部地区各种环境支撑水平的五个指标在初期和末期的具体数值。从总体情况看，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环境污染压力增大和环境条件改善同时并存。
表17-8 中部地区环境支撑水平评价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及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①从废水排放密度指标看，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表明这些地区废水排放对环境产生的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由于工业化进程，废水排放密度数值很大。
②从废气排放密度看，不仅呈现加速趋势，而且增长幅度较大，如山西、河南和江西三省，其增长率都在40%以上。
③从固体废物产生密度看，最大的是山西、江西和河南三省，增长幅度最大的也是上述三省。
④从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看，安徽、河南、湖北的使用量最大，而江西、山西和河南的使用量增长幅度较大。
⑤从森林覆盖率看，处于前列的是江西、湖北和湖南，而增长较快的也是这三省。
（2）环境治理能力分析
环境治理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二是环境治理的效果。所以选取环保投入占GDP比重、万元GDP废水排放量、万元GDP废气排放量、万元GDP固体废物产生四个指标来表示。其变化率都列在表17-9中，从表中可看出以下结论：首先，中部地区及各省都加大了环境保护治理的投入，但投入量及其增长幅度差别很大，山西和江西的治理投入占GDP比重增长幅度很大，2005年在中部六省中处于领先地位，而湖北、湖南和安徽的投入增长幅度变化不大。其次，中部及各省对环境治理的效果基本都已显现，尤其是废水治理效果更明显，计算得到考察期间的变化率都出现负值并且变化率较大可说明这个问题。
表17-9 中部地区及各省环境治理能力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3）经济环境协调性分析
实践证明，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环境问题是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环境问题一方面是由不适合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的完全解决，又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能实现（因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需配置一定的资源，即需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为了表达经济与环境的动态协调程度，周绍森等（2006）构建了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即通过“三废”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来表示。其目的就是为了测度中部地区及各省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通过计算，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变动情况如图17-5，五年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平均数如下排列：安徽（83.98）、湖南（71.94）、湖北（70.62）、河南（66.60）、山西（53.95）和江西（22.55）；五年的变异系数依次为江西（1.924）、山西（0.604）、湖南（0.437）、河南（0.281）、安徽（0.177）和湖北（0.141）。从图17-5可以看出，中部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在考察期间都很不稳定，尤其是江西、山西、湖南的变异系数都很大。
图17-5 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度变动（周绍森等，2006）
4）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应该实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循环经济、节约经济、绿色经济。在环境、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2）中部地区不能简单地提出拒绝承接沿海的重工业和重化工转移。沿海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该走的还得走。但要吸取他们在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尽量避免其负面的东西。
（3）统筹利用水资源。就全国水资源战略看，必须在进行本地区水资源布局和供水的规划中考虑外调水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统筹安排。
（4）以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生产，大力推进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高质量的绿色农产品有高的市场占有率，在发展绿色农业的同时应注重绿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5）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其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入手，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同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起来。另外，注意优化产业结构，其中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值得推广。
（6）转变产业结构与供给方式
①加强铁路等输煤通道及网络的建设；
②解决能源供应质量问题，逐步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③重视节能工作，坚持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的深加工度，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5）绿色转型：太原创新发展之路（张兵生，2006）
（1）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需整体推进
太原的资源型产业比重偏大，资源浪费严重，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此类“黑色”经济模式面临生态环境恶化、发展后劲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削弱的局面。现实的选择就是创新发展模型，推进绿色转型。
（2）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战略突破口
简单地说，绿色经济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健康幸福、整体效益最大化的经济。
①第一产业要加快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庄园。主要是培育绿色龙头企业，开展绿色产品认证，建设富有特色的绿色有机经济区。
②第二产业主抓循环经济，构建绿色工业体系。整体上以绿色经济为发展方向，以循环经济为技术模式，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变。
③第三产业全力做大绿色服务业。研究推广绿色服务业的行业标准，构建具有现代化、知识化、生态化特征的服务业新框架。
（3）积极构建强有力的新型推进机制
①系统设置市场准入的绿色门槛。设置绿色规矩，包括各种绿色技术、质量、安全、消耗、环境、程序等规范标准。
②按照生态优先原则，建立刚性化取舍机制。
③建立强有力的奖惩机制。必须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把污染等负外部性纳入企业成本，使之内化为企业必须考虑计算的经济要素。
④坚决执行绿色考核指标体系，将其作为衡量、考核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建设绩效和领导干部政绩的一条硬指标。
6）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综合效益评价和对策
吴国琛、吴人坚等在1998年提出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生态农业为基础、振兴江西的跨世纪工程。为了总结江西开发治理山江湖的经验，增强科学分析能力，有必要建立衡量山江湖工程实施效益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对实施地区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宏观调控机制，并提出调控对策。
（1）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简介
江西省虽具资源优势，但是区域社会经济水平较低，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前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制约经济发展，尤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是其生态环境恶化的集中表现。始于80年代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协调发展与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跨世纪大流域可持续发展工程。它是《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之一。
山江湖是鄱阳湖及入湖五河流域的总称，其面积占江西国土的97.2%。山江湖工程根据“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原则和“立足生态、着眼经济、系统开发、综合治理”的方针，把治山、治水与治穷作为一项大系统工程加以实现。
山江湖工程采取“软硬（科技）兼施、虚实并举、典型引路、系统推进”的实施方法。在科学考察、规划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分区开发治理试验示范工作，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建设了九大类26个基地，辐射出127个推广点。这些典型在全省贫困山区、湖区和条件较好的平原丘陵区均发挥了不同的示范作用。目前，山江湖工程由点到面，在资源合理开发、生态环境治理及扶贫攻坚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2）项目研究方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适合工程实施地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项目和权益。根据这些指标收集了11个年度的德安、泰和、赣县三个县城（代表北部湖区、中部丘陵、南部山区）及江西全省的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以下三个层次的工作：县城、三个县的比较及全省的综合效益评价，并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调控对策。
（3）研究成果
①建立的指标体系采纳了国内外长处，又能与本地状况密切结合。
②进行了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在应用中的比较，增强了科学方法效果。
③在对三个典型县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三个县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充分体现是否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一条实用的评估途径。
④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既从实际出发，又有一定战略高度的宏观调控对策。
（4）调控对策
①工程实施应由典型示范向面上大规模开发治理推进。
②自然资源开发，向深度开发和产业化、集约化经营。
③生态经济系统建设逐渐向城乡并重发展。
④加强信息管理，发展可持续生活信息，拓展非正规教育。
⑤“内聚外引”，成立民间组织，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⑥开展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加强监测评估。
⑦提高造林质量，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⑧保护耕地，防止土地污染的退化。
7）江西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
自我纵向比较，江西旅游业飞速发展，可谓成绩骄人，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仍处于后进之列。即使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相比，江西仍存在较大差距，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落后，综合经济效益较差，成为区域旅游经济的“盆地”（见表17-10）。
表17-10 中部地区六省旅游业发展情况对比
源自：2002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江西现行旅游产业模式主要属于政府主导型，这是由政府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等因素所决定的。
①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积极作用。20余年来，在政府的关爱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促进中获得快速发展。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关注、参与和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体现了政府主导在推进江西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②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由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部门管理的制约和影响，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微观支持和直接管理占主要位置，如旅游建设项目的投资分配和旅游企业的部门所属；政府过多地介入饭店、旅行社等竞争性行业，干预旅游企业的正常经营，对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共领域都投入不足；旅游行业常常政出多门，协调监控不力，影响了江西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要加快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就必须破除传统发展模式这一体制性障碍，建立和完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
（2）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基本架构可以概括为“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①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旅游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运行，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所起的主导作用来实现旅游产业的发展，即使是政府的引导与调整，也必须符合旅游发展规律。
企业是市场的细胞、产业的元素，而真正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微观基础。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增强旅游企业的活力，提高其经济效益与服务质量，有利于提升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②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在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中，政府旅游管理部门的职能应从建设者、开拓者向规范者、服务协调者转变，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加速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对旅游产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法规引导、政策引导、管理引导和资金引导，加强省内外各旅游区的协作与联合，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社会参与是指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各部门、各行业的参与、发展和配合。因为旅游产业关联性很强，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营造出旅游产业持续良性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通过利益结合的经济纽带以形成旅游大发展的社会合力，加上政府的组织协调，使旅游产业发展成为良性循环的社会系统工程。
8）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探析
许振宇等（2008）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剖析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其结构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评价模式，分析区域系统的耦合状态，对于全面掌握湖南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状况、明晰湖南省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图17-6 湖南省区域系统要素演变
根据湖南省统计年鉴（1996—2006）提供的原始数据，各指标按照层次分析等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乘以指标权重，最后求和汇总，得到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要素演变图（图17-6）。
湖南省近11年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5.02度增加到2006年的58.83度（图17-7），年平均增长4.89度。计算可得，从2008年起就进入“过度开发”时期，说明如果不尽快加以政策调整，湖南省以后还将长期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即不注重区域自身能力建设，一味向外出口本区资源产品，以获得货币财富，省内资源与环境将会受到过于严重的掠夺与摧残，省内大量资源将会更快出现短缺和超负荷现象，环境污染将进一步加重，生态破坏会进一步肆虐。
图17-7 湖南省区域系统耦合状态
图17-6、图17-7均源自：许振宇，2008.
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综合支撑能力呈对数型上升，而综合消耗水平呈指数型上升，二者演化速度具有非同步性，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在经济增 长方式仍然非常落后和产业结构未得到有效改善之前，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应该慎重，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出口，必然是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层出不穷。湖南省近些年过于偏重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原因，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味突出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区域综合消耗水平快速增长。2006年区域综合消耗水平是区域综合支撑能力的1.65倍，说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过度开发的程度还不算高，现在正是加以政策调整的时候。如何加快综合支撑能力建设的速度、适当减缓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速度、如何有效提高综合支撑能力与改善综合消耗水平质量，对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来说，已成为重要的课题。
17.2.4 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是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日益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和形象的代表。
1）三大城市群的界定
按照苗长虹关于城市群的界定标准，目前在中部地区已形成三大城市群，分别为武汉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包括武汉、鄂州、黄石等九个城市）；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洛阳为副中心，包括郑州、洛阳、开封等九个省辖市）；长株潭城市群（以长沙为中心，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城市）。
2）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
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见表17-11～表17-14。
表17-11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规模指标状况（2004）
源自：《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2 中部三大城市群主要发展指标占整个中部地区的比重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3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等级结构
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
表17-14 中部三大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湖北统计年鉴2001》、《河南统计年鉴2001》、《湖南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5》、《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部三大城市群中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最好，武汉和中原城市群次之，但是武汉和中原城市群的规模较大，其发展状况对整个中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从全国的范围来说，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水平不高，存在着诸多共性的问题，如工业水平低，城市化进程滞后，中心城市实力弱，城市规模结构不完整，制造业技术含量低，服务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等问题。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三大城市群应结合各自特点，实行差异化的城市群发展战略（陈丙欣等，2007）。
17.2.5 武汉城市圈功能提升研究
湖北省社科院课题组（2007）提出下面的课题。
1）武汉城市圈的定位与主要功能
（1）联系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纽带。武汉城市圈是联系东中西部和世界经济的重要交通枢纽。从东往西的资金、技术和信息流，以及从中西部往东部及海外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和人力资源在此交汇。
（2）中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武汉城市圈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通过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含量、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将成为大陆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高地。第三产业原有基础较好，通过加快发展金融、信息、物流和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中部崛起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在中部地区三大城市群中，武汉城市圈按城镇化水平、城镇密度指数等指标均居首位。按人均GDP、经济和人口密度均处于前列。其特殊的区位、交通、产业与科教等优势决定了其在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点作用。
2）功能提升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1）总体功能不强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面临多方挑战。
（2）基础功能不完善：圈内发展差距较大，经济融合度较低。
①产业结构不合理，聚集不足；
②市场开放程度不够，经济外向度较低；
③城市首位度高，城镇体系存在缺陷；
④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尚未形成。
3）提升武汉城市圈功能的对策与建议
（1）围绕“四个基地，一个枢纽”的目标提升基础功能
①建立全国性农副产品加工基地，提升城市圈的农产品资源优势功能；
②建立全国性先进制造业基地，提升经济辐射功能。
（2）围绕高级服务与管理中心提升品牌功能
①大力发展金融和信息业，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②打造全国性会展中心，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③构建全国性总部中心，提升武汉都市圈的高级管理中心功能。
17.3 东部率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以大幅度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飞速前行，始终保持领先地位。2004年，我国东部沿海10省市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5%。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个国内生产总值过万亿元省份的经济总量之和占全国经济总量的近一半，这组数字充分说明了先行地区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和对共和国的贡献。
17.3.1 东部地区的区域格局
在我国已经形成的区域经济版图中，东部地区是指东部沿海10省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以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省。东部区域土地总面积为91.6万km2（图17-8），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46 3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2005年GDP总量109 924亿元，占全国总数的55.6%；2005年人均GDP达23 768元，为全国人均GDP的1.8倍。东部区域占据了我国18 000km海岸线的80%，沿海港口林立，城市群星罗棋布，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捷，信息流畅，产业发达，市场繁荣，人才济济，先进理念与时尚层出不穷。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三大增长极（深圳、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三大都市圈（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都聚集在东部，而且4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全国经济支柱大省也都在东部。这里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国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撑和科技创新的先导地区。
图17-8 东部诸省范围图（许振宇，2008）
1）自然条件特点
（1）以低山丘陵与平原为主的地表结构
东部10省市地处我国低山丘陵与平原广布的第三级地势面。以宁绍平原为界，南北分属不同的大地构造分区。北部地处黄河、淮河与长江下游，平原广阔连片；江苏、上海和山东的60%面积是平原省市；丘陵、低山分布于鲁中南、胶东及苏浙两省交界处。南部以低山、丘陵与山间盆地为主，间有少数中山；珠江与闽江下游平原面积较广，盆地和谷地中的冲积平原面积较小。
（2）不同类型的季风气候
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我国东部季风气候的基本特征：冬冷夏热，季节分明，雨热同季。同时又有本身的区域特征：首先，自沿海向内陆、大陆性逐渐增强，沿海气温变化较内陆平缓，水分状况优于内陆；其次，本区南北跨度大，季风气候特征的南北差异明显。淮河以北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淮河与南岭之间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的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南岭以南为湿热的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暖，高温多雨，台风影响最频繁。
（3）地带性明显的自然景观
我国东部沿海气候湿润，植被与土壤的南北差别主要受热量的控制，自然景观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纬度地带性。从北向南分布着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热带雨林。
2）自然资源评价
（1）土地资源
①土地资源绝对量和人均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
东部地区土地总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却占全国总量的36%。人均土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5%。
②土地生产力高，土地资源限制因素较少
2000年，沿海六省市（除海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1 29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6.2%；平均产值密度达到617万元/km2，是全国平均水平93.9万元/km2的6.6倍，从综合经济效益看，本区是我国土地生产力最高的地区。
全区土地资源质量普遍较高。以耕地为例，全区耕地等级中一等地和二等地的比例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和3.1%。在全国农林牧土地中，无各种限制性因素的土地面积占农林牧土地总面积的9.8%；本区上海、江苏、山东和浙江一市三省无限制的土地比例增大至22%～94%。
③土地利用率高，但区域差异明显
首先是未利用土地面积小，土地利用系数大。其次是土地垦殖指数高，反映耕地的比重大。
④耕地锐减，后备资源有限，用地趋势严峻
耕地面积以0.5%的年递减率在减少，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工业、交通、城镇和民宅建设增加，二是生产结构调整，部分耕地改种水果和经济林或开挖成鱼塘。在耕地锐减的同时，人口却在迅速增加，其结果是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许多地区出现土地承载力饱和或超载。
（2）水资源
东部地区地处四大江河入海口，水资源较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水污染渐趋严重，部分地区水资源供需状况不容乐观。
①降水丰沛，当地水资源丰富；
②位于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下游，有丰富的客水过境；
③水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地区（鲁西北等）严重缺水；
④水资源地区分布与人口、耕地和经济布局不适应；
⑤用水量增加，水污染严重，局部地区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⑥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高，节约用水潜力较大。
（3）矿产资源
①矿产资源类型齐全，矿种众多；
②重要矿产，尤其是煤炭和金属矿产资源紧缺；
③非金属矿产资源分布广泛，大多储量丰富；
④小矿、贫矿、共生矿多，开采难度大。
（4）海洋资源
①资源种类繁多，包括海港、油气、海滨沙矿、海洋水产、海水化学、浅海、沿海滩涂、海滨旅游等资源；
②资源数量丰富，本区所有海洋资源的数量在全国总量中均占有大部分份额。
（5）旅游资源
①自然景观种类齐全，风景资源多姿多彩；
②人文景观丰富，名胜古迹众多；
③旅游资源质量高，景点组合好。
3）生态环境问题与自然灾害
（1）水土流失
东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从自然因素看，受季风气候影响，干湿季明显，夏半年降水集中，且多暴雨，坡地分布广，容易发生水土流失。从人为因素看，开发历史久远、人口稠密、陡坡开荒种植、过量砍伐森林和放牧、开山取石修路，使表土裸露，稳定性受破坏。
（2）土地石化
土地石化发生于部分山地丘陵地区，由于滥砍、滥伐、滥垦和滥牧造成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致使土层由厚变薄，直至母岩裸露。
（3）土壤盐碱化
土壤盐碱化在内陆和滨海均有分布。内陆盐碱化出现在鲁西南地区，与现代黄河的高河床和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有关。滨海地区只有渤海南岸有一定碱化现象，其他地区都是盐化土壤，由海水的长期浸渍作用形成。
（4）环境污染仍较严重
随着工业、交通等事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必将增加废水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致使环境质量逐步恶化。但是全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尤其在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环境质量的恶化速度有趋缓的势头。由于近几年环保意识的增强、科技的进步、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三废”排放定额的降低、处理能力的提高等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果，使废污水和废气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但是，从全局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的问题仍然是相当严重的，决不能掉以轻心。
（5）自然灾害频繁
东部沿海地区地处海陆交汇地带，生态系统脆弱，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强度大、破坏严重，平均每年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灾害损失的一半左右。
①台风：热带风暴和台风，按习惯统称台风。台风及其伴生、次生的灾害包括狂风、巨浪、暴雨、洪水、滑坡、泥石流等一系列灾害，是沿海地区发生频率高、损失大的灾害类型。据1990年至1994年的资料，热带气候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 054亿元，死亡3 599人。登陆次数最多的是广东省，平均每年2.5次，其次是福建、浙江两省。
②暴雨：受海陆分布和地形影响，沿海地区暴雨多、强度大，往往导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冲垮堤坝，淹没农田，泛滥成灾。年暴雨日数分布自南向北减少，广东省年暴雨日数6～10d，沿海8～10d。东部地区24h最大降水量均在300～400mm以上，广东沿海最高达600mm以上。
17.3.2 东部经济起飞的条件
张建平（2007）认为东部经济起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主要从国际环境、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方面进行分析。
1）国际环境
东部地区的开发、开放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正式起步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处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经历了战后20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波动，1973年暴发了石油危机，这些迫使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技术创新。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表现在使用节能技术和人造材料以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并把高能耗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以上述国际环境为背景，我国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下迅速融入了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和香港地区的制造业向深圳特区和珠江三角洲转移。当时，香港5万多家制造业工厂在深圳、珠三角地区和沿海其他地方建厂，招收内地劳力300多万人，是香港本地制造业劳力的4倍。通过这种“前店后厂”的方式实现了制造业生产基地的转移。
我国东部地区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及产业，发展外向经济，从而实现经济腾飞。
2）地理优势和人文资源条件
我国东部处于太平洋沿岸，具有很好的地理优势。东部地区尤其珠三角地区与经济较为发达的港澳台地区毗邻。同时，东部地区的港口城市如青岛、烟台、上海、广州、厦门等，在历史上就与东亚及世界各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因此，我们说东部地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带，海上交通便利，在经济上具有地理优势。
①基础设施方面，该区东南临海，海上交通便利。公路、铁路建设在历史良好的遗留基础上，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了大的发展，陆路交通条件同样较为优越。其经济发展有着中、西部地区难以比拟的交通条件。
②在人文方面，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优厚待遇、良好的发展前景，都深深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改革开放后人们冲破束缚他们的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等，形成了“孔雀东南飞”的壮观现象。最为典型的是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百万人的大都市。
③在资金方面，东部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内资金和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华人、华侨和海外同胞的作用不容忽视。
17.3.3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综合优势
下面选择权衡（2007）、吴敬华（2007）、张建平（2007）和林凌（1998）的论点加以综述。
1）经济实力雄厚
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已累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重心区。东部地区200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6%，其加权平均增长率为13.9%，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无论是增长率还是GDP份额，东部地区都是全国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也确实为全国发展发挥了较强的先富效应和辐射作用，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了较好的示范性。2006年东部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1.5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2）市场规模巨大
从消费品零售总额看，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尤其是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型的时间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已经或正在形成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人们的市场观念较强，中介机构较多，运作较规范，竞争较有序。
3）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高度密集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出现区域化、一体化的特征，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一体化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态势和模式。
在东部，一大批经济集聚区与产业密集区已形成。钢铁、石化、轻纺、机电等一批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资金、技术密级型产业迅速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已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核心区与产业聚集区，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目前，浙江已形成产值超过亿元的产业集群300多个，其中10亿～50亿元的90多个，50亿～100亿元的14个，企业约13万家，就业人数600万人，总产值占全省60%。
4）走向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时代
东部地区发展模式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就是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迅速推动地区发展融入全球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是表现在进出口贸易快捷增长，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二是积极引进外资，充分运用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劳力流动中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低成本运行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量的88%～90%。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其中90%源于东部地区。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五个省市总额各超过1 000亿美元，广东继续位居首位，超过5 200亿美元。优先发展外资经济，以外促内，不仅可以外资和外贸带动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惯例，从而加快市场化体制改革，并且以大力改善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提高外向型程度，这也是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5）金融活跃发达
东部地区人们金融意识较浓，保险、期货、外汇等金融体系较完善，上市公司较多，企业筹融资渠道较通畅。2005年金融业发展优势尤为突出。证券方面，北京、上海、江苏的股票筹资位居全国前列；全国各类金融资产总额37万亿元，东部聚集60%以上；保险方面，2005年全国保险公司累计保费收入4 925亿元，增长14.2%，东部增长16.4%。
6）创新资源丰厚
人才与技术优势十分明显。东部地区聚集我国绝大部分教育资源，2004年全国1 707所普通高校，设在东部的有759所，占总数的44.46%。最近几年我国高校毛入学率为19%，北京为50%。由于东部地区GDP总量大，形成了相对较充足的研发资金来源，加快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率先实现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7）非公经济突出
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还得益于所有制结构改革起步较早，非公经济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较大。像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非公经济不仅增长速度快，对GDP的贡献率较高，而且已从传统制造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从竞争性行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不少非公企业已发展壮大，注册资本金达1亿以上的已有几百家。由于非公企业产权明晰，投资者、管理者职责分明，能较好利用资源、降低成本、适应市场、提高效益。非公经济没有历史遗留的包袱，没有冗员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具有较大活力和发展潜力，成为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优势。
17.3.4 “十五”时期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回顾
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室（2006）提出下列的回顾总结。
1）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继续提高
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先进的体制、机制以及先发优势，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区的部分行业和领域形成国内的优势地位，已经具备与国际市场竞争高低的实力和话语权。2005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8 999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55.5%，比2000年提高3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3 568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8倍，比2000年提高0.12倍。
2）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整体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特别是分布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园区内的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2005年，东部地区三次产业比例为7.7∶51.6∶40.7，相比2000年，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3个百分点。
3）固定资本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十五”时期，政府投资向中西部倾斜，并引导境内外投资向中西部集中，东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2005年，东部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5 569亿元，占全国52.3%，比2000年下降2.5个百分点，这体现了东部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下降，更多地发挥消费和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4）城乡消费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消费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在全国所占的比重继续提高
2005年，东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6 974亿元，占全国比重为54.4%，比2000年上升2.3个百分点。
5）进出口与利用外资继续占主导地位
“十五”期间随着我国入世后对外开放进程的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领先优势，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增速均占全国的主导地位。2005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达12 782亿元，占全国比重为89.9%，比2000年上升1.8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17.3.5 东部地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济增长中高投入、高消耗与低效益的情况非常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源投入型而非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因此无论资本的投入、资源的消耗以及劳动力的使用等，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粗放型特征。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东部地区过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导致以下后果：土地不足、地价上涨；能源和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水资源消耗严重，环境容量透支；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开始显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随着民间环保意识和权力意识日益觉醒，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矛盾也日益凸显。江浙两省有关环保问题的上访案件已居各类信访案件的前列。星罗棋布式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使污染源分布甚广，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成了难题。由于近年来东部的产业结构开始向污染较重的重工业化转型，统计显示，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石化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9个。这无疑会使东部的环境矛盾更加突出。
2）土地供应不足，制约经济扩张
从2004年开始，国家缩紧了投资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使我国东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供应短缺。如北京市2006年上半年已安排供应土地700hm2，而实际需求量已超过4 000hm2。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效率，山东省制定单位土地的投资强度东部要达200万元/亩以上，西部为120万元/亩以上。土地供应的紧张已严重制约东部区域产业的扩张，一些知名大企业把目光投向中西部。
3）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和政府推动非常明显，强势政府问题仍然存在
东部经济增长有两个特点：
（1）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尤其在东部一些地区，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性较强，消费列于次要地位。这种增长方式使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投资率高，而消费率则相对较低。一方面造成投资增长过快，容易引起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消费率较低，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结果是经济和收入增长较快，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提高，因为收入增加后很大一部分通过储蓄等途径进入投资领域。
（2）与此同时，高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背后因素是政府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强调政府对于增长的干预，动员资源，甚至直接投资经济，尤其是强势干预，有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甚至产生腐败乃至社会不和谐等问题。
4）经济增长的外资依赖性特征非常明显
整个东部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获得“世界加工厂”的美誉，但是必须看到，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资，实际上也会带来负面影响。2008年产生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不少问题。
在国际制造业转移中，产业链和经济链的中低端迁移到了我国，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链也相应转移到我国，而我们需要的转让技术却遭到转让国的谨慎对待或封锁。最终我们有可能会在一味强调引进外资的“热闹”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且我们也可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或所得无几。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外资经济发展产生的富民效应不明显。以沿海城市苏州为例，具有政府推动型和外资高度依赖型经济高增长，产生了高GDP，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原因是他们实施的是“打工经济”，而不是老板经济。另外，还由于依靠政府优惠或税收减免等吸引外资进入，也导致支付土地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代价。
5）先富带后富以及为全国发展提供服务和示范效应都不明显
东部地区应属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先富起来的地区，应带动后富地区实施共同富裕。但是由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政策指导下，先富地区缺乏带动后富地区的体制、机制，因此先富带后富的效应实际上不明显。同时，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制度改革等方面为全国提供借鉴、示范的效应也不是非常明显。
6）技能人才短缺，产业发展受阻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东南沿海三大制造业基地正全部面临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有报告显示，三大制造业基地重点城市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的各类最紧缺人员约为52万人，而通过劳动力市场应聘这些紧缺岗位的求职者约为18万人，用人缺口高达34万。
7）第二产业相对发达，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普遍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偏低，而且发展速度也慢于第二产业。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既有产业结构基础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受外商投资结构偏重于加工制造业的影响。第二产业发展过快不仅对东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而且这也是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土地空间不足、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人口负荷过重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17.3.6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优化对策
1）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步伐
以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契机，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按照市场机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消除行政区经济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强区域在基础设施、市场开拓、产业发展和企业联合等方面的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壮大整体区域经济实力。
2）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率先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发展都市型、城市型现代农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大执法力度，降低主要污染和能耗指标，从而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遏制耕地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标准，提高环保和能耗门槛，以及规定单位面积土地产值标准政策，引导转移占地多、消耗高的加工业和劳动密级型产业，提升产业层次和经济增长质量效益。
3）率先转变外贸、外资的增长方式
（1）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把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上来。
（2）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疲软的情况下充分运用国际市场分工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4）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促进内需和消费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合理调整宏观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和社保福利增长，促进内需，增加城乡消费。同时合理调整内外资发展的结构，在改善外资发展的基础上，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尤其要扶持中小企业，通过经济增长，不仅克服当前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也是实现富民与和谐的长久之计。
5）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
发挥产业配套好和技术水平高的优势。优先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主动引导劳动密集型和一般低附加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抓住全球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活动的时机，改善和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在度过当前困难的基础上把利用外资的重点逐步转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上。
6）服务全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东部地区需要在服务全国中发展自身，拓展发展空间。在工作进程中要正确处理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1）政府援助战略：必须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口资源和帮扶协作的工作力度，针对西部和边疆贫困地区实施转移支付，配合国家扶贫战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2）功能辐射战略：发挥东部大型城市如上海等综合服务功能，发挥东部大城市具有的先进理念和国际经验的示范效应，积极引领和催化中西部地区新一轮工业化和城乡化互动的进程。建议可以通过学习、交流挂职等形式。
（3）要素供给战略：发挥东部人才、资本、技术、信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西部大开发等提供各种要素供给和技术支持，特别要通过制度创新，加速东部大城市在生产要素供给方面更好地服务全国。
（4）产业联动：东部的先进制造业重点在两方面可服务于全国。一是提供尖端装备、高科技的原材料和先进技术，二是西部企业为东部先进制造业提供配套生产的机会。现代服务业服务全国，关键在于通过发展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中西部的城市结构升级和功能优化提供经验借鉴。
17.3.7 江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状和对策
钱方明（2006）提出：
1）改革开放对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江浙地区提高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浙江省、江苏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列全国第四、五位。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加快区域物质资本的积累
江浙地区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经济，加快资本积累。2004年，江浙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占全国的31.0%，外贸出口额占全国的24.5%。1985年至2004年两省的物质资本积累迅速增长，固定资本存量分别增长9.3倍、15.7倍。物质资本的快速增长为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的积累
两省大力引进短缺、紧俏、急需的各类人才，人才资源迅速增长。1993年，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172万人，2003年增加至261万人，10年增长52.86%。
（3）提高区域自立创新能力
两省在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时，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加强与上海、北京等地科研院所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项目投资、合作建立科研基地、组建科技型企业、挂职锻炼等形式，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两者还利用对外开放的优势，在各个层次上接受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通过消化吸收，不断提高自立创新能力。
（4）促进区域制度创新
两省政府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许多领域制度创新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制度创新激发外资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开发区已成为江浙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重要载体。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文化与移民文化、海外文化的碰撞、冲击和融合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开发激发了江浙居民的竞争意识和创业精神。近年来，江浙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地区加快环保方面制度创新的力度有力地保证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环境问题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环境排放总量也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2004年江浙两省合计“三废”排放量在全国占较高比重，分别为15.49%、12.41%、5.82%。其中废水和废气排放量相对较高，而固体废物排放量相对较低，这反映了江浙地区的产业特点，但其比重小于GDP占全国的比重。江浙两省“三废”治理费用比重相对较高，废水、废气的治理费合计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7.21%、11.89%，说明两地环保政策力度较大。
（2）资源问题
近年来，江浙两省的土地、能源、人才、水资源等要素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已制约了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面临经济增长的极限。
①土地：江浙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工业化进程中耕地不断减少。江苏省1980年至2004年耕地面积减少652万亩，其中国家基建占地268万亩，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面积的14%。浙江省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的7.2%，2004年人均耕地仅为0.52亩/人。土地要素约束已成为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②能源：江浙两省能源矿产缺乏，一次能源基本靠外省调入。1990年至2003年江苏工业用煤炭消耗量从4 724万t增加到11 542万t，增长1.44倍。1990年至2004年，浙江煤消耗量从1 961万t增加到9 209万t，增长3.7倍。造成江浙地区能源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快速增长产生的需求，以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③人才：尽管近年来江浙已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才，但对于经济发达省份来说，人才的缺乏仍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从总体看，两省人均受教育水平在全国并不处于领先地位。2000年浙江省初中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的所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扫盲班、小学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江浙两省平均受教育水平分别位于全国的第21位和第19位，不利于两省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江浙两省如继续沿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3）开放条件下江浙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1）提高开放型经济质量
应当转移到以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来，加强环境与生态保护，提升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①完善贸易、技术和产业结构互动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②在引资战略上，从原来以资本形成为重点向以提升产业结构为重点的战略转换。将招商引资与区域特色结合起来。
③鼓励企业“走出去”，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努力构建区域竞争优势。
（2）建设区域创新体系
①以特色产业集群为突破口。在特色产业集群中构建有效的科技创新平台是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切入口。
②培养区域创新主体。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推进企业、高校、科研、中介、金融机构、政府等主体良性互动。发展技术、信息、咨询、管理、融资、法律各类中介服务，为创新主体提供创业环境。
③扩大科技领域的开放。扩大与国内外的科技合作领域，引进、利用国内外科技和资力资源，快速提升产业的创新水平。
（3）建立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
①完善行政考核体系。加快考核制度创新，按照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快推广绿色GDP指标体系，把反映能源、环境、教育等状况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
②建立绿色经济制度。即建立绿色经济和发展的一系列规则和考核指标的制度框架。加大各种资源利用和环保的监督管理及法制力度，保障相关法制和行政措施落实。
③推进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市场化。完善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及补偿机制，体现“污染者负担、治理者受益”原则，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④形成保护企业家经营成果的制度安排。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公民和企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经营、技术和制度创新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4）形成共识的社会机制
①地方政府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政府应制定相关规划，确定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节约型社会建设中，发挥引领、示范和表率作用，承担全民教育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强化他们持续发展的理念。
②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公众参与可使他们自我约束，在人口生育、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的执行和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③企业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企业能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约束自己的外部不经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基础和保证。政府的推动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理念。
17.3.8 北京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意愿
马小红等（2008）通过2006年对北京城市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生育意愿问卷的调查，并比较2002年同项研究，得以进一步证明了北京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偏低，调查对象中半数希望生育一孩，“双独”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不过，调查统计显示，随着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实际婚育的发生，独生子女的意愿生育水平有较明显的上升。
1）研究背景
目前北京已形成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据推算，到2005年户籍人口独生子女总量达200万，约占同龄人口比重的2/3，并从21世纪初陆续进入婚育期，成为生育的主体。因此，21世纪前二三十年独生子女间结婚的“双独家庭”将越来越多，符合“双独”生育政策的二孩生育亦将呈现上升趋势。
20世纪6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出现较大规模的补偿性生育，形成特有的人口生育高峰。由于人口增长特有的惯性，21世纪前20年将可能形成新一轮出生人口数量的小高峰，同时这个小高峰将与“双独二孩”生育高峰同期而至。这一生育波动的峰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80年代后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选择。
2）研究重点和方法
以独生子女家庭户作为调查对象，研究在“一孩政策和双独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独生子女尤其是“双独家庭”在生育孩子数量、生育规划偏好和生育时间等方面的意愿，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因素，生育意愿和行为选择对北京市未来人口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和问题。
本次调查对象是有北京城市户口的20岁至34岁独生子女和共同居住的父母，聘请专业调查公司对对象进行入户问卷访谈调查，时间为2006年8月至11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 608份。
3）主要调查结果
（1）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
理想子女仍以一孩为主，意愿生二孩者仅占1/4；不存在男孩偏好。
（2）“双独”家庭的生育意愿
“双独”政策适用群体没有显示明显的二孩生育意愿；对二孩生育间隔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3）影响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因素
经济负担成为生育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生育行为上显示了更强的主体意识。
（4）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愿望
父母希望儿女生育二孩的比例明显上升；不存在男孩偏好，呈现一定程度的女孩偏好。
4）基本判断与对策建议
（1）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有所上升，但仍保持较低水平的生育选择。
据调查推测，北京市“双独”政策的实施以及“双独”家庭的增长不会导致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上升，虽然人口结构导致的小高峰和“双独”家庭生育二孩存在叠加效应，未来10余年北京市户籍出生人口将有所回升，但上升幅度有限，生育水平变动不会超过2002年调查所做的预测和推断，总和生育率仍将保持在低生育水平。
（2）“双独”家庭二孩生育对缓解北京市老龄化具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已持续近20年，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型社会，目前老年人口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据北京未来50年人口变动趋势预测的研究，即使未来几十年北京保持300万～400万流动人口规模也无法缓解首都人口快速、严重老化的严峻趋势。
经预测研究显示，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若提高0.2，在未来几十年可以降低老龄化水平约两个百分点。“双独”政策的实施不会导致北京人口出生率大幅上升，从长远看对缓解人口老龄化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使“双独”家庭充分了解“双独”生育政策对于缓解人口结构老化的意义，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3）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在妇幼保健机构、幼儿园、小学等公共设施的配置上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应将人口变动的趋势以有效的形式告知公众，并采取奖励政策使公众适应调整生育计划，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4）对郊区县进行计划生育意愿补偿调查，建立生育意愿跟踪研究机制。
17.4 东北振兴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老工业基地与人民生活的发展。继西部大开发之后，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这不仅为东北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而且是在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东西互动的重大举措。
图17-9 东北地区示意图
源自：郐艳丽，2006.
17.4.1 东北地区概况
1）自然条件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即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土地总面积约为124km2，人口为1.19亿（见图17-9）。
东北地区是片富饶辽阔的大地，山环水绕，沃野千里。东北大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拥有全国最多的可垦荒地资源。东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海域和海域资源以及浩瀚的“林海”，还有最好的草原。东北还有种类繁多的珍稀野生动植物，特产资源极其丰富。东北地区矿产资源也较丰富，主要矿种齐全，其中主要矿产有铁、锰、铜、钼、金以及稀有元素等，非金属有煤、石油、油页岩、石墨、石棉等。这些资源在全国都有重要地位。
2）工农业基础和历史贡献
钢铁工业是东北工业的基础。以鞍钢、本钢为主，东北地区建起了包括大连钢厂、抚顺钢厂等在内的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机械制造工业是东北工业体系的核心。以沈阳、齐齐哈尔为主，形成机床、重型机械生产基地，以长春、大连为中心形成机械制造中心，能生产汽车、内燃机车、船舶、拖拉机等。东北地区利用资源优势，建立了能源生产基地和化工工业基地。
东北有我国最大的林区和最好的草原，也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东北是中国工业的摇篮和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代主导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国家投资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中，有54项安排在东北三省，使东北成为我国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设备和原材料生产尤为突出。东北的原油产量占全国的2/5，木材产量占1/2，汽车产量占1/4，造船产量占1/3。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体系形成的象征，是新中国工业人才的摇篮，东北曾为全国作出过重大历史性贡献。
17.4.2 东北地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王济林（2005）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存在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1）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出现相对衰退现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由于改革开放严重滞后，国有企业缺乏活力，而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地区经济增长不景气，甚至出现相对衰退的迹象，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市场份额急剧减少。在1981年至2001年间，东北地区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仅有7.6%（按当年价计算），而沿海新兴工业区（粤、闽、苏、浙、鲁）为14.8%。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2）国有企业比重高，职工下岗和就业问题突出（1）国企比重高，产权结构单一。2003年，国企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为67.5%。（2）垄断性和基础性行业比重高，赢利能力低，对资源的依赖性大，产业转型难度大。（3）国企效益较差，资产负债率高。辽宁省地方国企1 507户中，资不抵债的企业有308户，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35%。
（4）国企包袱沉重。一是办社会机构7 183个，职工49.1万人，企业补助支出153亿元。二是办“大集体”多，且大多为亏损企业。
（5）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率增加，就业压力大。由于国企机制不活、人浮于事、技术和设备老化等原因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竞争力不足、大批职工下岗。辽宁省国有、集体企业离岗职工达150万人，阜新市2002年下岗失业人员15.2万人，占市区人口的20%。
3）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缺乏接替产业，亟待产业转型
东北地区拥有一批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一方面这些城市在经历多年大规模开采后，大都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目前，大庆油田的可采储量只剩下30%，仅有7.45亿t，到2020年年产量只能维持2 000万t。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大都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短，缺乏接替产业。例如，在2002年工业增加值中，大庆市非油产业只占5.9%，伊春、大兴安岭两地非林产业只占1/3。目前这些城市大都面临沉重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就业转移的压力。
4）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比例高，信用等级低，企业融资困难
一是国有企业不良资产比例高。目前辽宁国企不良债务达2 921亿元，其中欠银行1 891亿元，欠政府900亿元，欠职工130亿元。二是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高。企业恶意逃避债务现象严重，加上体制和政策等方面原因，导致近年来东北地区的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呆坏账比例较高，金融风险加大。这样就严重影响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
17.4.3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问题
（1）天然林资源长期过度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原始森林持续大量采伐使大小兴安岭森林锐减。林业用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 111万hm2减少到20世纪末的6 710万hm2。森林长期过度采伐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湿地面积萎缩，这些潜在的生态危机已逐步显现。
（2）矿产资源开采引起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东北资源的开发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经历的是重生产轻生活、重产业轻城市、重经济轻生态的发展轨迹。长期累积形成的环境问题比较突出。抚顺、阜新、本溪、沈北等城市的煤田开采区造成地面沉陷90余处，总面积258km2。资源开采产生大量矸石、垃圾，其堆放造成土地占用和地表生态破坏也非常突出。
（3）城市地区存在多种生态问题，如水、大气、固体废物污染以及郊区农业发展引起的点、面源污染。铁岭、沈阳等城市的河流水质污染严重。辽河水系全河段均为V类水质，属重度污染，失去利用价值。矿区土地复垦比例低，需引起重视。
（4）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20世纪以来大规模农业开发，使土地退化严重，黑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近40年来，松辽平原荒漠化每年以1.4%的速度发展。盐碱化土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19%。三江平原经多次大规模开发，垦殖率由7%增至2003年的39%，湿地面积减少72%，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壤肥力下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东北西部水土流失也较严重。
（5）草原生态退化严重。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草地退化面积在40%～80%之间，近年来退化趋势不但未能得到遏制，而且还在迅速恶化。“重治轻管”是草地退化无法得到遏制的原因之一。
17.4.4 “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在“振兴东北”的国策出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半年之内曾两度到辽宁做调查研究，除夕之夜，他到辽宁阜新一煤矿矿井下和工人一起过年。当温家宝第二次到辽宁考察时，其经济意义已经凸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发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目标、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
1）成效
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东北振兴的政策，东北地区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大动作推动振兴，既显现出当期效应，又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经济步入快车道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与全国的差距逐步缩小。2005年，辽、吉、黑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12.3%、12.0%、11.6%，比2003年分别加快0.8、1.8和1.4个百分点。2006年前3季度三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13.0%、13.7%和11.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粮食产量连创新高。2005年，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达1 586亿斤，在2004年大丰收基础上增产38亿斤，创历史新高。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显著。2004年、2005年，东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33.5%和39.3%，比全国平均高5.9和12.1个百分点。
四是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5年，辽、吉、黑三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2.8%、10.8%、10.7%，比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增长率（9.6%）高3.2、1.2和1.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也分别高于全国水平。
（2）内在活力得到激发
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很大，仅2005年，辽宁国有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造达60%以上，2005年东北地区国企比2003年年底减少近500户，资产总额增加1 500亿元。2005年9月，鞍钢与本钢成为联合重组，具备年产钢2 000万t、销售收入1 000亿元的水平。在国企发展壮大的同时，民营经济也在迅速崛起，修正药业、忠旺铝材等一批在全国著名的民企成为经济生力军。
（3）对外开放取得突破
2005年东北三省实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7亿美元，在2004年增长51%的基础上又增长89%。截至2005年末，共有17家外资银行在沈阳和大连设立了分行、代表处。
（4）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同步发展
辽宁省出台“五点一线”沿海重点发展战略，沈北新区正式成立，铸就了东北中心城市的桥头堡。黑龙江省创立了包括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以及安达、肇东市的哈大齐工业走廊。东北三省出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县域经济得到突破性发展。
2）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衡量东北地区的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
（1）依据资源基础所形成的传统产业优势与本地资源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建设“重要原材料基地”的战略受资源不足的制约，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资源枯竭、接续产业基础薄弱、就业问题交织体现在资源型城市以及某些工业城市中。
（2）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目前存在的偏重型产业体系在结构转型、规模扩张、技术升级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企业发展的社会负担和体制障碍突出；新兴产业能力不强。主导行业发生一些变化，仍未摆脱对以原材料为主的传统产业的依赖；装备工业有一定优势，但并不突出。东三省主导产业竞争力排名在国内多在10位以后，国际竞争力更弱。
（3）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能力不强。虽然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但是城市经济竞争力不高，即使辽中南地区，其经济实力、国际化等方面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4）虽然农业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强，但基础不稳，产业化发展缓慢，现代农业体系还未形成，农业与工业发展的相互支撑关系还不强。
（5）局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恢复与治理的任务较重。
17.4.5 东北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目标、原则和对策
1）目标和基本思路
王洛林（2005）认为，对于东北资源型城市来说，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调整改造和产业转型，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逐步建成产业适度多元化、市场竞争力较强、人居环境良好的新型产业基地。当前，重点是以扩大就业和提高竞争力为核心，大力发展接续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走适度多元化的道路。
总体上讲，当前资源型城市实现产业转型的基本思路是：①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再工业化，而不能单纯把转型的重点放在农业和第三产业方面。②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接续产业，处理好资源性产业和非资源性产业的关系，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③以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核心，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现高起点产业转型。④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应遵循凝聚区域优势、外引内联的原则，利用产业集群理论择优发展。对于资源枯竭城市应实施“再开发”战略，既改造传统产业，又开辟新的产业；对资源未枯竭城市应以资源产业链的延长为重点，同时培育其他产业。⑤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为此，在产业配套、管理、科技创新、人才、就业培训和对外开放等方面，东北资源型城市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配合，以便为实现产业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2）对策
（1）产业转型的相关政策法规。产业转型应实施分类调控和差异性“反哺”机制的政策；鼓励发展接续产业，扶持并促进非资源性中外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已进入衰竭期的城市，考虑设立衰老报废矿山转产和技改基金，提高单一资源型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比例；对仍可较长时期持续开发的城市，从中央财政提留一定比例给资源型城市，专项用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制定《矿地复垦法》和《资源枯竭型企业关闭条例》等法规条例。
（2）发挥产业政策的援助功能。①运用适度的产业援助政策，为传统产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②改善投资环境，放松市场准入，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③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重视对新型中小企业的扶持作用。④高度重视企业在发展接续产业中的作用。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资源型城市减轻“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
（3）建立稳定、规范的财政转移机制。国家应重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对资源型城市的财政援助。①建立透明和可监督的财政转移机制，多渠道筹集产业转型资金。②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政府应以理顺煤炭价格为突破口，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让市场价格能真实反映供求关系和生产成本，让资源型产业有自我“回哺”的能力。③国家应加大资金投入，解决资源型城市包括地面沉降、固体废弃物堆放、水资源的污染等在内的特殊生态治理难题。
（4）加强勘探工作和资源的深部开发，寻找新的资源开采地，延长矿山的服务期限。
（5）建立国家对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支持体系。这一支持体系包括：用高新技术培育接续产业，建立一批有特色的工程技术中心，建立资源型城市科技创新制度，开展城市产业转型科技服务计划，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加大科技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力度。
17.4.6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定位：阜新经验剖析
全国有50多座资源型城市正在或即将面临资源枯竭问题。2001年煤炭城市辽宁省阜新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一家“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
张玉杰（2007）提出，阜新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可采煤炭的减少，整个城市面临“矿竭城衰”的局面。煤炭减少到可采量3.3亿t，10年后主体矿井将全部结束生命。阜新已成为辽宁省最困难地区，是全省唯一受补贴城市。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142亿元，是全省唯一未超过200亿元的市。人均生产总值7 803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平在全省最低。现有地方工业几乎都是中小企业，2005年人均财政收入不到22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全省平均水平还差2 500多元。贫困人口发生率全省最高。城镇低保人口占市区人口23%，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21%，下岗职工持续增多，2000年为15.6万人，2005年上升到17.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6.6%。
1）阜新市产业转型定位的选择（孟韬，2008）
（1）转型条件
首先，从产业基础看，阜新的重工业基础雄厚，很早就是煤电生产基地，国家“一五”时期，就有4个能源重点项目安排在阜新。一些“非煤产业”也都依附煤炭行业，如机械加工、矿建、电力、建材等，煤炭资源的衰竭使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制约。
其次，从区位条件看，阜新东临省会沈阳，南靠渤海，北接内蒙古，西与锦州港、京津相连。阜新铁路线可直达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等地。高等级公路至沈阳170km、至锦州148km。
再者，从自然条件看，阜新属大陆性气候，为半干旱地区，降水较少，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从1999年开始连续5年持续干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阜新现有耕地564万亩，草地面积106万亩，正常年份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约为15亿kg，农业劳动力年人均粮食产量为3 125kg。阜新的风力资源丰富，畜牧业发展条件也较好。
（2）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的选择
阜新市政府认识到：仅依靠国家投资与政策不能解决阜新的困难，必须树立起新的主导产业，实施产业转型。阜新市在确定产业转型定位时优先考虑了扩大就业的原则，把发展现代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主导替代产业。同时，也围绕着煤的深加工、煤的共生与伴生资源的开采利用来发展接续产业。
阜新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农业园区经济效益下降甚至关闭，许多园区内经营农业的失业矿工离开园区。这存在多种原因：一是失业矿工缺乏种植养殖技能，二是缺乏销售经纪人或中介组织，三是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影响农产品销售，四是阜新严重缺水，限制一些作物种植，也造成种植成本提高。从2004年起，当地产业转型已调整到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不再提现代农业。市政府将2006年定为阜新的“工业年”，重新提出“工业立市”的口号。
另一方面，在接续产业方面，有三个方向：
①向上游延伸，经营与煤共生、伴生的资源，使现有的资源价值得以充分利用，实现煤层气产业化、矿井水产业化。
②向下游延伸，加大对煤焦化、气化、液化的深加工，发展煤电、煤化工和煤矸石的利用。
③异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阜新矿业集团正在内蒙古银花煤田建设煤电一体化项目，总投资108亿元。该集团也积极寻求在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开矿、办矿。
2）以实现再就业稳定经济转型
2005年以来，阜新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包户等措施，积极援助“零就业家庭”的成员就业，使4.2万各成员走上就业岗位。根据实际条件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并对下岗职工子女免费培训，使他们就业、摆脱困境。全市形成市、县、街道和乡镇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加强社保和救助体系建设，21万退休职工养老标准有所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基本完成。处在“低保线”以下的城镇困难居民享受到了最低生活保 障，实现了应保尽保，使困难群众得到了有效救 助。
17.4.7 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要点
金凤君等（2006）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中部区域生态与环境建设重点应突出辽中等城市化地区环境的综合治理，松辽平原农业的面源污染治理与土地退化防治。
①统筹规划，对松、辽流域污染进行综合治理。
②多途径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继续控制城市工业废水达标排放，加强城市内河水污染的治理力度；控制煤烟型污染，增加废气治理设施，提高城市清洁能源的比例；禁止在城市近郊新建严重污染大气的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逐步提高并执行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③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区通过营造农田防护林来防止水土流失，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郊县实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业污染控制和重点区域治理，建立绿色食品原料、加工基地。
（2）东部—北部区域重点是森林生态的保护、资源型城市生态的治理和三江平原湿地的保护。
①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作，进行森林生态建设。大兴安岭区北段、小兴安岭地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物种资源、抚育森林资源是今后生态系统资源开发和利用工作的重点。
②加强三江平原的保护。首先考虑湿地保护，建议国家调整区域开发政策，加大保护力度。其次，低山丘陵应以森林抚育更新为主，禁止农垦，岗坡平缓地和平地可以农垦和相应发展畜牧业，营造农田防护林，实现绿色农业。
③加强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管理。未来重点应是加强矿区土地的复垦与综合治理。加大对矿山废渣、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处理与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对城市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在有条件的矿区进行农业生态园、生态养殖业、旅游基地等工程建设。
另外，可通过经济发展和转型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是依据资源储量确定合理的资源开发量，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发展相关产业，三是发展完善的配套产业。
（3）西部区域环境建设的重点是遏制草地退化和水土流失。
①加强草地的管理。改变靠天养畜的习惯，调整畜草关系，强调人工草场和饲料基地的建设，防止草原进一步沙化，完善防护林，适当退耕还草，这些都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②对辽河流域水土流失进行治理。
17.4.8 辽宁阜新以城市全面发展体现经济转型
（1）表现在生态环境建设上，积极贯彻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实施“三北四期”造林、绿色通道、防沙治林、农田林网、矿区绿化、村屯绿化等一系列工程。“十五”期间植树造林的面积相当于“九五”前全市全部有林地面积，其中退耕还林70万亩，森林覆盖率比2000年提高8.3个百分点。
（2）表现在城市环境建设上，2000年以来，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2亿元，88条城市街道得到改造；建设了广场、游园等一批改善城市面貌的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投入使用，投资1.2亿元治理细河城市段。
（3）表现在群众生活环境建设上，2002年以来，投资11.8亿元治理采煤沉陷区，新建5个楼房小区和5个平房小区，总建筑面积达92.9万m2，18 333户采煤沉陷区居民得到搬迁安置。全市221万m2棚户区已全部完成拆除任务，累计开工建设回迁楼272万m2，已有8 300多户棚户区居民喜迁新居，近4万户居民得到搬迁安置。
（4）表现在矿区环境建设上，完成了矿区绿化5万亩，启动了海州矿排土场和西排土场复垦项目等矿区矸石山复垦治理工程。治理后的海州矿15km2排土场已成为阜新绿色屏障，启动了海州露天矿综合治理工程，露天矿大坑开发被国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矿山公园规划（张玉杰，2007）。
17.5 中国四大板块经济生态发展态势的比较分析
17.5.1 中国四大板块区域的科学发展状况和对策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的基本内容
区域科学发展指数，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任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区域经济实际，充分考虑数据的直观性、准确性、可比性和连续性，于2000年开发设计的、全面评价一年之内各地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一套定量工具。
2008年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适当调整，它包括四个分指数和一个总指数。
四个分指数分别是：
（1）经济增长指数具体考查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人均GDP水平指数、税收占GDP比重指数。
（2）环境友好指数具体考查两方面内容，即经济增长消耗了多少能源、水，占用了多少土地，即单位GDP的资源消耗（物耗指数）；经济增长排放了多少污染物，包括水、大气和固体废物污染，即单位GDP的污染排放（污染指数）。
（3）协调发展指数包括五方面内容，即居民收入和GDP协调指数、公共服务支出指数、社会保障指数、就业增长指数、收入分配指数。
（4）潜力增长指数也有五方面的内容，即：科学创新指数、物质资本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占比例指数、基础设施指数、劳动力素质指数。
2）四大区域板块的科学发展状况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
总指数及四个分指数参见表17-15。
表17-15 四大板块的区域科学发展指数（2006年）
注：①由于各指数均由下一层指数标准化后加权而成，不同指数之间无法做绝对意义上的对比（如东部的环境友好指数高于经济增长指数，并不表明东部环境友好状况好于经济增长状况）。
②全国与四大板块的数据皆由单个省份的数据算术平均而得。
从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看，东部地区得分最高，达到6.18，东北地区次之，为4.31，中部地区排第三，得分为3.95，西部地区最低，为3.44。
从各板块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他区域相比，在经济增长、环境友好和潜力增进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在协调发展指数上，东部地区的得分落后于东北和中部地区，说明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要更为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
（2）区域科学发展分指数
①经济增长指数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结果参见表17-16。
表17-16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2006年）
从上表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三个分指数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三个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除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两个指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就2006年经济增长指标看，东部地区优势十分明显，而东北、中部及西部地区都面临进一步提高速度和质量的重任。
②环境友好指数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结果参见表17-17。
表17-17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2006年）
表17-15～表17-17均源自：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2008.
与经济增长指数的结果类似，2006年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程度方面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东北、中部和西部的环境友好指数大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指数得分均为最低，表明西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控制污染排放的工作尤为紧迫。
③协调发展指数
与前两个指数不同，四大板块在协调发展指数方面得分相差并不大，而且位次高低也与前两个指数有很大不同。得分最高的是东北地区，然后依次是中部、东部和西部。就具体情况看，东北地区在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这两个方面得分都是最高的，但就业增长指数表现不佳。而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在居民收入和GDP协调、公共服务支出和就业增长方面做得较好。总体而言，四个区域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互有长短，需进一步改进各自的短处。
④潜力增进指数
东部地区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科技创新、固定资本投资中的外资占比和劳动力素质三个指标得分都是最高的，而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指数和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指数分别领先。从总体看，东部地区在无形资产上的经济潜力优势明显，而其他三个地区除了需继续在有形物质资本上进行投入外，更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3）结论和启示
（1）近年来，各地区在依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更为重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十一五”规划中的约束性指标，“节能减排”开始逐渐发挥效力，各地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2）2006年，东部地区继续保持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整体优势，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方面的提高尤为明显。由于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改善，东北地区的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得分排名有所上升，而中部地区在环境友好指数和潜力增进指数排名的下降导致其总指数排名的下降。西部地区的潜能增进指数在2006年有明显改善，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方面依然排在最后。
（3）尽管东部省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整体上保持领先，然而具体而言，四大板块乃至每个省份在实现五个统筹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互有长短（例如东部总指数得分第一，但协调发展方面排名落后。西部总指数得分最低，但潜力增进方面排名在前），说明各地区需进一步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7.5.2 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评价
以刘晓越为课题负责人的“我国经济结构探析”课题组（2008）介绍了有关学者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要素产出效益、经济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贡献、综合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增长五个方面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他们在以上基础上提出了以创新指数、效率指数、结构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作为四个分指数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
（1）对全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测算。全国是作为一个地区直接将原始数据带入测算的，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数据是相应省份测算结果的平均值，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8。
表17-18 2004年分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结果 （单位：%）
源自：刘晓越，2008.
从总指数的构成看，全国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38.73%、51.99%、44.82%和33.73%。四项分指数比较而言，效率指数最高，其次是结构指数，节能治污指数最低。可见，我国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方面任务艰巨，在自主创新方面也是任重道远。
分区域看，创新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小，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地区相差12个百分点。节能治污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大，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相差29个百分点。效率指数最低的是中部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30个百分点。结构指数最低的是东北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17个百分点。
（2）观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总指数及其构成，可以了解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状的特征和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①东部地区优势明显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总指数为53.15%，其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44.84%、66.00%、54.25%和50.36%，全部指数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各地区，其优势主要表现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这一组数据说明，东部地区注重营造竞争与创新的新氛围，逐步调整了经济结构，形成了比较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并且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上也下了不少工夫。
②其他地区也各具优势
中部地区的创新和结构指数仅低于东部，列第二位，西部地区在环境和结构方面显露出其未来的发展潜力。东北地区的效率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仅次于东部，列第二，即使是西部的分项指数也不全是最低，在效率方面还略好于中部地区。
③我国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全国总体水平看，创新、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在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方面需加倍努力；中部地区在提高效率上要大做文章；东北地区在调整结构方面还需逐步推进；东部地区在自主创新方面还应迈出更大步伐。
④中、西部地区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缩小发展差距
中、西部经济增长方式评价指数在33%左右，与东部相差20个百分点，说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还将持续较长时间，究其原因，主要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与东部差距较大。关键问题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节能、降耗、治污方面大做文章。
⑤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要走特色之路
东北地区除在效率方面表现还可以外，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平平，其工业化过程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与中、西部相比，在矿产资源方面也没有优势。因此，东北在工业化进程中，要寻找、分析本地区的优势和弱点，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竞争力，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测算和分析可以认为，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经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其他地区仍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所以在我国实现经济方式转变任重而道远。
17.5.3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由于碳排放带来的温室效应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谭丹、黄贤金（2008）进行了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研究。
1）我国三大地区的划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2个省（区、市）。
2）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测算数据的来源及结果
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数据汇编》、《中国能源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5）上的能源消耗数据测算我国三大地区近20年来碳排放量，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9所示：
表17-19 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情况 （单位：万t）
源自：谭丹、黄贤金，2008.
从表17-19数据可以发现，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总量差异比较明显，从东部地区开始向中部、西部地区不断减少，并且东部地区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几乎占全国碳排放量的一半。
从时间层面看，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量呈现相同的规律，即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东部年均增长率为7.29%，中部为5.23%，西部为6.54%。增长速度东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此外，三大地区碳排放呈现明显的三阶段性特征：1986年至1994年为较快增长阶段，此段时间里，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95年至2000年为平稳增长阶段，这六年间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增长波动不大，特别是中、西部，其年均增长率仅为0.7%、0.4%；2001年至2005年为快速增长阶段，东、中、西部年均增长率达14.1%、12.82%、14.52%。
3）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1）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关联度分析，是对一个发展变化着的系统进行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就是对各时间序列几何关系的比较。依据空间理论这一数学基础，按规范性、对称性、整体性和接近性这四条原则再作平均处理，得到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反映了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的关联程度，用于表征序列间的相似度。这里根据研究需要，计算序列的灰色相对关联度。
（2）数据来源及测算结果
下面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数据为前述有关资料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及上述方法测算的碳排放量。
运用上述方法测算了我国三大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关联系数，东部地区为0.59，中部地区为0.55，西部地区为0.57。
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有着重要影响。它们之间关联度较高，三大地区的关联系数都超过0.5，并且不同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的影响大小不同，这说明随着时间的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有较大的趋同性，东部地区的趋同性最大。
4）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对比研究
单位GDP碳排放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力量程度。从理论上来说，单位GDP碳排放量越小越好。因为它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同数量GDP的增加带来的碳排放的增量越少，从侧面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水平。
根据上述计算的碳排放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计算了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见图17-10）。
图17-10 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谭丹、黄贤金，2008）
从图17-10可以看出，在单位GDP碳排放数值上，东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大，这说明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性最好。在单位GDP碳排放量的递减速度上，中部地区最快，年均递减速度为9.8%，东部地区第二，年均递减速度为9.2%，西部地区最慢，年均递减速度为8.4%。这说明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最好，随着经济发展，单位GDP增量带来的碳排放增量越小。
5）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的特征，从以下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1）东部地区侧重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运用新兴技术进行传统产业改造，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同时，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降低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切实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2）中部地区注重加快提供经济发展的聚集水平，并通过循环经济方式，实现聚集区内产业之间的生产链接，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区域产业的竞争能力，而且也将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水平。
（3）西部地区需要在恢复生态、加强低碳能力建设的同时着重适度引导城市经济发展，并不断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能源利用和水资源占用水平。
17.6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17.6.1 非均衡式协调发展
权衡（2007）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实施非均衡战略向非均衡式协调战略转变、在全面发展过程中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导向。
1）中国区域发展非均衡的必然性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域差异显著的大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在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对外联系、文化素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在四个板块中投入相同数量的资金，必将产生效率和效益的显著差异。再说按市场经济规律，高级生产要素也会向优势区位聚集。东部沿海地区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要素体制创新的前沿，必须率先创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区域经济新模式，这就决定了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且，存在区域差距是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共同现象。
2）在相对均衡中寻求互动与协调
在认可区域间差异以及采取措施不断促进区域相对均衡发展的同时，关键在于寻求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的相对均衡度。
这种互动与协调主要是指在充分尊重劳动地域分工和经济水平梯度层次分布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在合作竞争中，构筑良好的竞争秩序，共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要建立和健全区域之间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横向协调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打破行政分割，加强区域间的差异性政策、制度的协商，消除生产要素跨界自由流动和重组优化配置的行政障碍，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效益。
17.6.2 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提出如下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1）增加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入，建立新型的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2）在长期建设国债停发之后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或采取其他政策措施，支持西部地区发展。
（3）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继续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进行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为推动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转型创造宽松的社会条件。
（4）制定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5）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和产品及要素的空间转移创造前提和条件。
（6）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减弱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机制，规范各地优惠政策的出台，实现资源要素价格的真正市场化。
（7）重新审视业已制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8）注意大企业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9）以合理区划为基础，制定空间开发规划。原则上，可以考虑在原有东、中、西划分的基础上，对东、中、西内部再进行细分，也可以按功能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成鼓励发展区、限制发展区、禁止发展区。
在合理划分的基础上，可考虑制定全国范围内和特定区域（跨行政区的）空间规划，以协调相关地区的发展规划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17.6.3 实现东、西部有效合作的重要举措
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除大规模的投资以外，还应主要通过寻求东、西部地区之间有效的合作来实现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徐承红（2008）认为政府计划内的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中所占比重会逐年减少，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政策的实施，对减轻地方保护主义和缩小地区差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是市场力量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冲击，二是通过区域合作，核心经济区的市场经济观念等一些无形的理念向边远落后地区输送，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区域合作对于企业融资、知识溢出、技术获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东西部之间有效的合作对于实现东部产业转移，对于技术、资金、人才等向西部的扩散带动效应有积极作用。
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评价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9 中国三大都市圈经济生态态势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作为全球经济社会活动的焦点之一，大都市圈（或都市连绵带）对于国家和区域发展而言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尤其是步入21世纪，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全球城市体系的新格局正在逐渐构成。这一趋势将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的重要模式。经验证明，都市圈的建设有利于克服区域经济小而全的弊病，优化要素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突现不同城市的功能，是一种“多赢的”发展战略选择。
这里主要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大都市圈进行评介。
19.1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我国加入WTO以后，珠江三角洲城市和区域的社会经济进一步迅猛发展，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制约了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需要探讨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19.1.1 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评价
1）地理区位
珠江三角洲位于111°59′～115°25′E，21°17′～23°55′N，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出海口，面临南海，毗邻港澳，是中国大陆南大门的最前沿。东起惠东，西至恩平，北至从化，南临南海，东、西、北面分别有莲花山、云雾山、九连山作为天然屏障。
2）自然环境评价
珠三角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1.8℃，年平均降水量1 660～1 748mm，气候温和多雨，植物繁茂，森林覆盖达40%以上。地形以平原为主，占总面积的66.7%，平原中还散布160多个丘陵、台地、残丘，较著名的山地有莲花山、鼎湖山、罗浮山等。珠江水系包括东江水系、西江水系、北江水系和珠江三角洲，水系纷繁，河渠众多，是典型的河网三角洲。
3）社会经济条件评价
（1）珠三角经济区位于华南地区的腹地，是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1985年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1994年10月，广东省提出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概念，行政辖域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江、江门、佛山和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惠东、博罗，肇庆的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四会（见图19-1），土地面积达41 698km2（占广东省土地面积的23.4%）。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珠三角总人口达4 077.4万，占全省的47%，其中大学生人口为220.35万，占总人口的5.4%，文化素质较高。2002年珠三角GDP达到9 784.84亿元，占广东省的83.82%，人均GDP为30 857元。其中第三产业产值为4 439.06亿元，占总产值的45.53%。
图19-1 现代珠江三角洲图
源自：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1991.
（2）交通区位。珠三角地处西江、北江、东江交汇点，河网密布，可通航水道823条，总长5 347km，水道交通可达赣、湘、桂、滇、黔等省区。珠三角铁路干线有京广、京九线等，公路有105、106、107国道与205、321等省道，广湛、京珠、西部沿海等高速公路以珠三角为中心，连接港澳，以沿海为扇形面向山区和内陆省份辐射的高速公路网络，使珠三角成为全国交通运输网密度最密集的地区之一，2002年公路旅客周转量达4 720 290万人/km。
（3）珠三角的发展。作为全国区域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增长极之一，珠三角在整体实力和产业发展上有诸多优势。
①得益于区位与政策组合优势。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才使珠三角地区得以利用自身的地理区位、土地、劳动力等条件，大规模地引进港澳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两者结合转换成珠三角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②得益于城市经济的崛起。广州和深圳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日趋明显。随着广、深两地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投入，区域资源配置中心的作用更加突出，带动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群的崛起，初步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带。
③市场化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珠三角地区较早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培育了市场主体，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央给予改革先行政策，转换成体制创新的比较优势，增强了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④经济外向度水平最高。目前，珠三角出口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五成，外贸进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稳居全国各大经济区首位。进出口贸易范围已遍布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外贸进出口和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分别达35.1%和37.6%。目前已设立境外企业六百多家，尤其一批综合实力雄厚、管理科学、有产品和品牌优势的大型企业竞逐国际市场。
（4）珠三角面临的挑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全国呈现全面开放的格局，珠三角原先拥有的政策和区位优势逐渐减弱，经济发展面临挑战。
①受自身条件制约。珠三角面积不大，四周群山环绕，发展空间较难拓展，与资源丰富的省区协作不够；中心城市产业带动能力不强；中心城市与小城镇数量悬殊。
②经济转型压力加大。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作为经济发展竞争性要素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快越重要，而这正是珠三角最为短缺的资源。此外，珠三角加工贸易出口的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各种交易服务多数发生在境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
③珠三角已成为我国酸雨多发区和水环境严重污染区域。随着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问题成为干群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④面临与长三角地区的激烈竞争。在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腹地、工资成本等方面，长三角都有相当的竞争优势。
19.1.2 珠三角的环境问题
珠江三角洲环境问题显现出跨界污染突出和复合污染特征明显的两大区域性特征。由于城镇间距离缩小，其建成区之间更是“零距离”的延绵成片、成线，而该地区具有河网水域特性以及大气环流，使污染物呈现类似沿程面源的排放特征，各地区环境质量受周边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由于多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珠三角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污染现象，新老污染交织。在区域内同时存在着原始开发对环境资源的掠夺、工业化过程的集中排污和城市化过程的整体性污染。
珠三角的主要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水、大气、区域生态、固体废物等方面。
1）水环境局部有所改善，恶化趋势仍在蔓延
区域供水和排水交错分布，水质性缺水问题尖锐，部分城市饮用水源地受到污染。2002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80%左右，区域中大部分城市江段和小流量跨市河流有机污染十分突出，跨市河流边界断面水质达标率不足一半。珠江河口水质较差，河口海域赤潮频生。珠三角水环境依赖流入径流的80%（超过2500亿m3/a）处于Ⅱ类良好水质这一边界条件。20余年的无序发展正在使区域水资源优势变为水污染劣势。1991年至2000年珠三角水质变化见表19-1。
表19-1 珠三角水质变化（1991—2000）
源自：吴舜泽，2006.
2）煤烟型污染基本控制，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严重
珠三角煤烟型空气污染得到基本控制，但发展为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复合型污染；以氮氧化物浓度超标为特征的机动车尾气型空气污染日益凸显。2000年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空气质量综合污染指数高的前10位中，有7个在珠三角。酸雨频率居高不下，空气中可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日趋突出。区域性大气污染日趋严重，由NOx引发的区域大气复合型污染已成为珠三角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2002年珠三角城市总体空气质量尚好，SO2、NO2、PM10（颗粒物）等各项常规空气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均符合二级标准要求，但日均浓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PM10是该地区首要空气污染物，部分城市某些时段PM10的污染十分严重。东莞、广州等5个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NO2日均浓度超标情况，个别城市超标相当严重。酸雨频率居高不下。
3）区域自然生态体系破碎，生态赤字严重
（1）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用地被严重侵占。珠三角平原生态系统平板单调，在横向和竖向上缺乏层次性和异质性。区内各类用地的生态功能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控管和保护措施，各自发展，未形成整体化生态格局，生态效益低。
（2）生态资产流失。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地占用造成了耕地面积锐减，乱捕滥猎和乱挖滥采现象屡禁不止，野生生物数量和种类骤减，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人工植被不断代替天然植被，物种多样性降低。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建成区的植被建设导致人工植被比重变大。由于建设人工植被时较少考虑物种多样性和外来种的影响，造成植被物种单一，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差。同时，有些地方盲目地在丘陵地大面积种植单一树种的速生人工林（忽略生态效益），致使天然林比重不断减小，植被群落结构不合理，优势种过于突出，物种多样性降低。
（3）珠三角地区及九个城市都存在严重的生态赤字。珠三角整体生态足迹需求为1.54hm2/人，高于全国0.8hm2的平均水平。其中，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占总需求的72.67%，位居第一位；第二位耕地资源占22.89%；第三位林地资源占2.52%。经济发达城市对化石燃料供应有高度依赖性，而发展程度低的城市生态足迹需求低，其主要依靠是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珠三角地区生态足迹供给为0.20hm2/人，三角洲及其主要城市将存在生态赤字（表19-2）。珠三角人均尚需生态足迹1.34hm2/人（全国的生态盈余为0.4）。
表19-2 珠江三角洲及主要城市生态足迹 （单位：hm2/人）
注：“＋”表示生态盈余。
源自：吴舜泽，2006.
4）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比率低下，资源化水平不高
固体废物大量产生与未妥善处置引发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大量废物存量与其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不高形成鲜明对照。突出表现为：
（1）工业固废和生活垃圾混合收集处置较差，综合利用率不高。
（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水平低下；区域联合不足，建设规模偏小。
（3）危险废物非法经营现象突出，二次污染严重；废旧电子电器的无序收集和简单拆解造成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
5）农业环境问题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珠三角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1）水环境污染严重。目前珠三角大部分农田灌溉水源受到污染，局部地区污染严重。因污染造成河流和鱼塘死鱼时有发生。一些原来作为水源的河流如淡水河、江门河已丧失饮用水源功能。水源地水质恶化，水质性缺水已成为珠三角农村水资源供需的主要矛盾，并呈蔓延趋势。
在整个珠江水系中，珠三角仅占6.67%，而2002年排放废污水34.10亿t，占珠江水系的54.8%。如此庞大的污水量，加上较低的处理能力，使珠三角各水系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污染，农业灌溉用水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2）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农产品安全问题突出。珠三角农作物病虫害多，农药、化肥施用频率高、数量大，致使部分城市郊区土壤的重金属含量较高。除了深圳、珠海的砷平均含量低于广东省土壤背景值外，所有城市各种重金属平均含量都已明显超值。近年来，土壤有机污染物及类激素污染物质问题也开始显露。蔬菜受重金属污染原因是施用污泥、城市垃圾、污水灌溉及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产品品质不仅关系食品安全，还关系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3）农村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①农村生活污水（未包括外来人口，2002年达90 379万t）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入江河，造成环境恶化。
②农业生态景观遭到破坏。农村居民建设用地急增，开发区建设、房地产开发、农村建房的盲目膨胀，使农业景观整体生态功能下降，原本作为生态屏障的农业景观也逐步为城镇景观所代替。
6）总体上呈现出现代性危机背景下的环境弱势状态
在珠三角，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中，环境保护是弱势的一方。其“现代性危机”有以下特征：
（1）环境问题的尖锐性。即高度城市化造成密集人口与有限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大量农村人口迅速转化为城镇工人而建立起来的密集城镇，与未能及时发展的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形成了紧张的关系。
（2）环境问题的累积性。即在基础设施不健全的条件下快速发展民营的、分散的加工业，引起环境问题的蔓延和累积。
（3）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滞后性。即人们一直认为经济总量不足是该地区的重要问题，从而把该地区引向更深程度的不平衡。特别在有限的土地和环境容量内提高经济活动的密集度，再进一步开发经济和环境，导致环境容量日益紧张，形成恶性循环。
总之，在过去，珠三角经济发展快，环境恶化也快，两者失去平衡，出现“现代性危机”。现在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经济快速发展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不平衡问题（吴舜泽，2006）。
19.1.3 泛珠三角经济圈的环境观察
赵民望（2007）撰文论述泛珠三角区域由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和港、澳两地组成，陆地面积为200.68万km2，占全国的1/5以上。2003年全区域GDP为40 274亿元（约为4 864亿美元），约占全国GDP的35%，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目前加拿大的经济总量。
以2004年6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论坛上“9＋2”各方签署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为标志，泛珠三角区合作自此拉开大幕。
据官方统计，三年间，多方努力换来本区域经济合作六大成果：一是搭建论坛和洽谈会合作平台，前三届洽谈会项目签约超过1.2万个，总金额达1.2亿元；二是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三是编制和实施区域合作发展规划；四是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五是推进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建设；六是拓展了合作领域。
近年来本区域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得到初步控制，一批污染突出的重点流域和区域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蔓延发展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
1）水污染问题严重，并将日益突出
尽管珠江流域干流水质良好，但城市及工业区江段和内河污染严重，部分河流呈富营养化趋势。同时，水污染逐步向农村蔓延，20%左右的断面水质超过国家规定的Ⅲ类水质标准，开始威胁饮用水源和生活用水安全。面源污染日趋严重，近海水生态平衡受威胁，赤潮时有发生。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逐年增加。
2）大气环境形势严峻
酸雨污染突出，区域pH小于5.6的酸雨分布面积占全国的3/4左右。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2004年九省（区）二氧化硫排放量为688万t，占全国的30.55%。同时，随着机动车辆快速增长，氮氧化物排放亦逐年增加。
3）生态环境形势难以乐观
区域部分生态用地被挤占，原生林、自然次生林遭破坏，一些关键性生态过渡带及节点未得到有效保护，缺乏区域控制性生态防护系统。
目前，珠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6万km2，占总面积的14%，年土壤侵蚀量为2亿t。水土流失严重，尤其岩溶地区“石漠化”发展，严重威胁水资源的涵养。
乱捕滥猎、乱挖滥采屡禁不止。以大米草、一支黄花等为代表的外来种入侵已成片出现。森林生态经济效益低，湿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氮肥污染、农药残留与持久性有机污染有所加重。
19.1.4 珠三角环境保护总体战略
吴舜泽（2006年）等提出在未来20年珠三角现代化建设中，环境保护要实行“红线调控、绿线提升、蓝线建设”的总体战略。
（1）实施红线调控战略，优化空间形态：对珠三角12.13%土地实施严格保护、禁止开发；对25.89%土地实行控制性保护利用，抚育、恢复和保护重要敏感生态功能区；建立“六区六核十六通道十八节点”的区域生态结构，保护水、气敏感区域，限制环境容量透支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规模；改变目前珠三角整体密集开发的局面，构筑与生态环境要求基本一致的大都市连绵带空间格局形态。
（2）实施绿线提升战略，引导经济持续发展：以产业的生态转型作为社会经济文明转型的核心；调整并优化结构，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未来20年间技术的生态效率提高4倍以上。2010年和2020年将单位GDP物耗能耗分别降低到现状的1/2和1/4；将单位GDP污染物排放指标分别降低到现状的1/3和1/6；引导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消费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将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制造业基地。
（3）实施蓝色建设战略，保障环境安全：以消灭水黑臭、恢复水生态为重点，治东岸、防西岸、抓南部、保北部，把河网区的污染防治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城乡一体化原则，调整取排水格局，综合防治水污染；落实各项脱硫规划和要求，使酸雨频率降低20个百分点，降低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积极防治氮氧化物污染。彻底改变区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局面，重现碧水、蓝天和净土的良好环境，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群和生态城市群，增加发展后劲。
（4）制定系统集成政策：重点解决综合决策、区域协调、管理体制、经济手段、公众参与、能力建设的问题。以环境保护立法为基础，对环境管理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优化，建立珠三角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实行综合决策和区域协调，提升环保部门的地位和管理能力，直管环境监察部门，逐步实行市、县、区环境保护部门的垂直管理，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公众参与的环境管理体系。
（5）建设5大重点工程：投资1 226亿元，建设城乡一体的污水处理工程、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工程、电厂脱硫工程、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工程、环境监管监测预警应急工程，夯实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19.1.5 珠三角人口增长与流动趋势分析
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化是影响珠三角未来现代化建设中环境保护的三个主要因素。
1）总人口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增长
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及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动大量人口向珠三角迁移集聚。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完善，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外省劳工将向本区聚集，总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因产业将由经济较发达的内圈向外圈层扩大转移，特别是区域内部的发展差异逐渐缩小，人口的增长也将变慢。
2）人口增长仍将以外来人口为主
（1）户籍人口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人口所占比例小，并随年龄的减少而呈递减趋势；另外，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有递减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递减趋势。
（2）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外来人口提出更高的素质要求，在发展势头上不如20世纪90年代增长迅速，但产业特点（制造业）决定了仍将需要大量外来人口。
3）人口增长将继续保持明显的区域差距
（1）内外圈层的差距。2000年土地面积占珠三角仅35%的内层集中75.42%的人口和81.5%的GDP，而占65%土地的外圈层人口仅24.58%，GDP为18.5%。
（2）东、西岸的发展差距。2000年东岸的GDP和人口分别为2 598亿元和1 667万人口，均是西岸的两倍多。
（3）东岸内部的发展差距。2000年惠州人口密度仅是深圳的8%、东莞的11%，而2002年惠州人均产出仅是深圳的4%、东莞的17%。
未来珠三角的发展将进一步弥补内部经济差距。随着经济向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推进，人口也将向这些地区快速集聚。
4）人口的区际流动将越来越频繁
（1）珠港澳之间跨境人口将呈现更大规模的流动。
（2）珠三角内部将呈现跨行政区之间的人口流动。
（3）一些城市的郊区化现象开始出现，人口有从市区向郊区流动的趋势。
5）受人口容量约束的环境容量底线
参考《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人居环境专题报告》中关于珠三角地区资源承载力分析，可以得到珠三角地区基于土地和水资源综合制约的人口阈值和人口剩余容量（表19-3和表19-4）。
表19-3 珠江三角洲地区综合承载力
表19-3至表19-5均源自：李捷，2006.
表19-4 珠江三角洲地区剩余人口容量分析
从水土资源综合限制看，整个珠三角综合承载力按国际标准是4 570万人，按国内标准是6 080万人，相比目前该区域的人口数量还有一定的剩余。但是，深圳、东莞、中山和佛山已经超载，主要计算的区域人口容量都只是从自然资源的角度考虑。实际上，对于整个区域来说，人口容量的限制还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周边地区支持程度、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引导、能源交通状况等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珠三角各城市的标准可能不尽相同。
虽然珠三角凭借现有环境吸引更多人口是不成问题的，但部分地区人口总量已超过或接近该地区人口容量。如果该地区人口还是无节制地发展，不仅会使人口素质相对下降，而且将使该地区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或生态环境遭到无以弥补的损害。
19.1.6 珠三角产业布局的现状、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对策
产业快速成长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缺乏统一规划、区位选择不合理、产业分布不均衡等空间分布问题。布局不科学造成产业缺乏经济集聚效益，产业同构又带来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以及区域产业特色不突出和区域竞争力提升缓慢。
1）现状
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珠三角产业空间布局呈现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各产业中心初步形成职能分工，但分工不很明确；而是空间分布越发趋于分散。
（1）产业总体分布呈均衡状态。以珠江口为中心，以港澳为辐射源，珠三角的产业总体分布呈现出：珠江口沿岸各市即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的产业比较发达，而离珠江口越远的地区，其产业发展依次减弱，如惠州、肇庆和江门（见表19-5）。
表19-5 2006年珠三角各市产业发展情况
注：括号里数字表示排名。
（2）产业布局基本体现区域的资源特点和地理区位。第一产业主要分布在肇庆、广州、惠州等市。第二产业分布在珠江口东岸的深圳、东莞和北岸的广州、佛山等市，工业布局体现以香港为物流中心，呈半径线状，并依托各市县城区及交通干线分布的特点。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两大中心城市和其他各市县城区。
（3）优势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初步凸显。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发挥其在区位、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形成了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产业集群初步凸显。
（4）产业发展正处于集聚与扩散并存的阶段。珠三角只有人均GDP指标达到扩散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和第三产业比重仍处于聚集区间。
（5）传统产业呈“扇形”向外迁移，但移动步伐缓慢。目前，珠三角传统产业呈现以广州、深圳、佛山为核心向周边“扇状转移”的趋势。由于技术层次低，受运输等刚性成本的约束大，而且要迁出的绝大部分产业是“三高一低”产业，不受后发地区欢迎（尤其对污染大、消耗高的产业）。以上因素使传统产业外迁步履艰难。
2）问题
（1）区域分工不清晰，产业同购现象严重。整个区域大小各类工业园区分布各市县，多数是综合性园区，特色园区少，几乎每个园区都有电子、机械、纺织、化工等产业。区域内商业主次功能格局不明显，各市县商业分工不清晰，城市间商业发展模式过于类同，网点分散布置，无法形成区域集聚和功能集聚。
（2）产业分布分散，资源利用率差。由于缺乏区域功能定位和布局统一规划，几乎所有镇街都有工业，一些镇街生产、居住、商贸功能区混杂。产业布局分散，不仅影响资源的高效利用，还特别影响了级差地租作用的发挥，造成土地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土地产出率不高，而且加剧环境污染，得不到集中治理，居民生活质量下降。
（3）产业层次低，关联度不足，集聚效应弱。产业间、产业内关联度都不高，工业对农业反哺能力不足。第三产业落后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现状制约二、三产业的关联度提高。产业层次不高，也制约产业内各行业的分工合作。产业结构上还存在“小、散、弱”，没有形成大中小企业配套的强有力的产业集群产业链，造成企业运营成本上升。
（4）工业高消耗、低效率问题未得到有效缓解。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传统行业比重达20%；高科技产品值占工业总产值只有26.96%；工业产品附加值偏低，工业增加值率偏小。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率为26.06%，远低于1983年至1992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45.3%）、日本（38.7%）、德国（48.4%）、韩国（38.7%）的制造业增加值率。这是珠三角加工业规模很大、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很多，但不能相应带来工业增加值和全部新增社会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
3）珠三角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
（1）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①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珠三角要发展成有世界竞争力的制造业基地，不仅要在第二产业下大工夫，还应强化为第二产业和人民生活配套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这将有利于第二产业，特别是轻型加工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②由工业社会向服务型社会转变。首先，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变生产性城市为消费型城市（或生产和消费并重）。其次，通过区域中心城镇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消除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最后，还应抓住我国加入WTO、服务业部门逐渐放开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2）重构产业空间，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
①珠三角要通过低端制造业的区域转移，以腾出更大空间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并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②产业集聚——专业镇和工业园区的不断升级。政府应注重通过营造专业化生产所需要的环境和配套的生产贸易服务，来完善企业间的生产链关系，构筑专业镇内部企业生产的网络关系。另外，政府应明确工业园区的定位并提供优越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积极引导同类企业在工业园区中集中并培育企业集群，坚持集约化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③产业组合——产业的区域分工与协作。珠三角各城市应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作用，扮演不同的经济角色，通过完善的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构筑具有密切经济联系和产业分工协作的经济区。
（3）建立转移支付的利益补偿机制，确保区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①补偿上游，保护区域的生态环境。在珠江的中上游地区为了保护水源，工业发展受到限制，还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影响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针对这种投资与收益主体在地域上分离错位，有必要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下游城市使用自然资源的税费，并对资源环境做出贡献的上游城市进行相应的经济补偿。这样，才能促使中上游保护水源的积极性，又能保障下游的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的良性互动。
②异地兑现，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在珠三角，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生态保护要求我们必须在区域内建立土地使用指标的交易制度，并给予这种交易制度更广泛的内涵，如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通过补偿等形式进行交易等。为鼓励农民进城，应探讨将农民本应分配到的宅基地或集体经济收益折算成相应的资产形式，并在城市商品房市场中得以兑现。
（4）实施“内扩外拓”战略，不断拓展其经济腹地
①内扩腹地——扩展泛珠三角的经济腹地。利用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其他地区间巨大的经济势差，一方面进行产业转移，发挥珠三角在区域发展中的中心龙头作用，促进内地发展，实现区域共同繁荣。另一方面，随着珠三角经济的发展，为保持资源供应，有必要加强与内地资源相对丰富的省市的合作。
②外拓市场——拓展国际广阔的市场空间。珠三角正位于东盟经济区的核心位置，在历史上与东盟等国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拓展东盟市场将有利于珠三角进一步融合到东南亚经济国之中，增强其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持续性。
（5）珠三角新一轮产业合作
“前店后厂”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珠三角与香港之间不同的资源优势。但是，进入新世纪，这种发展模式却表现出产业档次低、经济规模小、缺乏技术支撑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香港应依托其良好的金融、港口、物流、研发等高端服务业优势，在与珠三角合作中进一步提升其服务业水平，加强金融中心的地位，拓宽营销网络。珠三角则应依靠制造业生产，担当起发展高科技、培植核心企业的重担，共同打造一个全新的港澳珠三角经济区。
（6）共同构筑和完善珠三角
①基础设施的协调发展。香港要强化区域货物进出口、转口主枢纽港地位，珠三角则进行国内贸易的合理分流，逐步形成一个分工布局合理、海陆空综合配套的现代化综合运输网络。
②打造“港澳珠三角世界物流中心”。珠三角是南中国的经济中心，拥有中国市场和广阔的腹地。香港是国际性大都市，也是全球港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珠三角可以通过香港联系世界。若两者共同打造“大三角世界物流中心”将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拓展大三角经济发展的市场机会。
③打造“港澳珠大三角旅游区”。通过进一步放开限制和加快办证手续，港澳积极拓展和分享珠三角乃至国内的旅游客源市场。珠三角一方面积极吸引港澳国际旅客，另一方面引进港澳资金并同港澳旅游机构合作，共同开发珠三角的旅游资源。还必须消除三地之间的制度障碍，如：简化和加快通关办证手续，争取免签手续；在三地旅游支付上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方式。
（7）建立珠三角绿色交通体系
①发展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将区域陆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从公路建设转移到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建设，不断提高轨道交通的比重。以广深、广珠城市带作为区域发展主轴。它们将与城市群公路配合形成珠三角“半小时生活圈”，也使居民居住地“郊区化”成为可能，有效减少“大城市病”。
②严格机动车控制管理。
控制机动车保有量。据预测，到2010年，珠三角机动车保有量将达1 600万辆。今后城市交通工具发展重点应放在公共汽车及无污染、耗能低的交通方式上，通过征收车辆注册附加费，控制车辆保有量，严格控制摩托车增长。
推广绿色机动车。采取汽车驶入市中心交纳市区通行税，高峰时间限制小轿车数量，适当控制私人轿车。制定高排放车型目录，实行区域新车准入制度。
③改善城市交通管理。
公交优先措施。从2005年开始已在广州、深圳等地开展公交优先的城市交通管理措施。
渠化交通路口。通过渠化、前移路口停车线能使车辆缩短通过路口的时间，并减少交叉口汽车的延误。
建设智能交通系统。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充分发挥现有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
④加强交流建设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保护。在保证交通畅通的前提下，要严格控制通道对穿越区域的干扰。首先离交通线路要建立完善的防护林带，将机动车通行的影响控制在道路区域内。其次要控制城镇居民点沿路带状发展，尽量引导沿线城镇呈组团式发展。在动物迁移和觅食活动区建立涵洞等生物通道，便于动物穿越人类干扰带。对于道路建设取土完毕后，应由建设单位及时做到还田复耕，从而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
减小声环境影响。在敏感区域积极采用柔化路面（如沥青路面），并注意路面的保养，防止路面不平和桥头等处出现跳车现象；积极利用地形的隔声作用；对受噪声严重影响地段的城镇居民集中地段，拟建声屏障。
减轻大气环境影响。道路建设中沥青熬炼等工作可由专业拌和场来完成，施工单位配备洒水车，对环境敏感点内施工道路进行洒水处理；在条件允许处设绿化隔离带。
减轻水环境影响。施工场地设排水沟，将废水排入指定水体；桥梁施工产生泥浆集中处理；服务区集中挑水处设污水处理装置。
开展工业固废物综合利用。广东省需制定有利于工业固废物在道路建设中综合利用的统一政策，鼓励对工业固废物的资源化利用（李捷，2006）。
19.2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通过利用外资，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推进市场化，激发内生增长动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05年人均GDP突破4 000美元。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国际制造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长三角的率先发展，是这一区域良好自然条件、优越地理区位、高素质人力资源以及长期历史积淀的综合结果。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的约束日趋严峻，长江三角地区人口众多，能源、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更为尖锐。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三角如何保持率先发展的势头，并且由经济的率先发展走向全面、可持续率先发展，这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19.2.1 人杰地灵的黄金三角洲
1）优越的自然地理区位
我国东海之滨、万里长江尾闾，有一片平畴沃野，这就是长江三角洲。自然形成的长江三角洲，西起镇江、东临大海，北至通扬运河，南达杭州湾北岸，面积近4万km2，是我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冲积平原。经济区划的长江三角洲则向西延伸至南京，向南拓展到整个杭州湾南岸，面积近10万（99 698）km2。它包括上海市的全部，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泰州，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后来又加上台州），共计1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成为享誉中外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濒江临海，又位于我国海岸线的中部，拥有“外通大洋，内联深广腹地”的优越自然区位条件和“水陆并举”的便捷交通条件。而地处长江最前缘的上海，构成了我国弓箭形江海格局的关节点，是全国南来北往、西去东来的交通中心，并处于亚太正在形成的东京、汉城、台北、香港、新加坡等最具实力的“城市走廊”的中点。
世界上大多数河口三角洲都是所在国的富庶之地，长江三角洲也同样是我国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实力雄厚、科学技术水平较高的一个地区，在我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2）富饶的自然资源
集中表现为四大优势自然资源和两大财（才）团。
（1）得“天”独厚
长江三角洲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日照充足，雨量充沛，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其温和湿润的气候类型十分适合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全区年平均降雨在1 000mm以上，特别是在夏季降水尤为集中，而且此时正值高温时节，雨热同季，对农作物的生长十分有利。
（2）得“水”独富
长江三角洲还有数以千计的湖泊和河流，将江、河、湖、海汇于一身，水网密织、物华天宝。镶嵌在长三角南缘的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面积2 425km2。它又与250多个大小湖泊和数千条河流相连，成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以“江南鱼米水乡”为特色的黄金三角洲。它依江傍海，三面临海，构成我国著名渔场。三角洲上湖河交织，是我国重要淡水养殖基地，还是调节河川径流的天然水库，对防涝抗旱及改变当地的小气候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长三角既有黄金水道，又有黄金海岸。长江航道源远流长、腹地广阔，终年通航，万吨轮能通武汉，三四千吨轮可抵重庆。长江下游横穿三角形注入东海，京杭大运河穿江而过，两者把江、河、湖、海连成一体成水利交通网络。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为两翼的港口群，地处我国海岸线中段，海运、河运和铁路运输衔接，交通极为便利，可构建成为国际航空中心。
（3）得“沙”独肥
长三角广阔平原都是长江及其支流和两岸的湖泊所挟带的泥沙冲击、淤积而成。一方面，这些砂质黏土疏松，富含有机质。20世纪80年代，有人从江底捞起泥沙进行测试，发现其中含氮值比世界河口平均值高出9倍。上海新围垦的土地当年可种棉花，第二年种粮食。另一方面，长江河口泥沙不断沉积、淤积，使长三角不断向海延伸拓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共围垦滩涂873km2，使上海的土地面积扩大14%。
（4）得“景”独秀
长三角依江傍水，风景如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是对长三角风景的评价，这里有山水名胜，洞、瀑、泉景和壮观的钱塘江涌潮，还有集历代能工巧匠建筑艺术的园林文化和深厚底蕴的历史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都极为丰富，其中不少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5）物力“财”团
长三角物产富饶。优越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以及悠久的人类开发历史，使这里自唐宋以来就是中国的“天下粮仓”、“棉仓”和“钱仓”，人民生活相对富庶，所谓“苏浙熟，天下足”。鸦片战争之后，长三角外国资本云集，官僚、买办、民间资本雄厚，成为维护蒋家王朝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也为近代以来上海等大都市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
（6）人力“才”团
长三角人才荟萃、人杰地灵。历史上，这里曾涌现各种人才，有做官的、经商的，也有文人、墨客、幕僚。在近代尤为突出，仅民国年间，蒋介石政权就是靠江浙人的才团和财团支撑。为新中国成立、建设而奋斗不息、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文学家、科学家中，不少来自江浙这一带。
3）雄厚的经济社会建设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和1991年的开发开放，长江三角洲得到快速发展。1992年该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14%，到2003年已占全国20%，人均GDP超过4 400美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8倍；财政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22%，为我国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
作为全国最大的综合经济区，工业门类齐全，配套体系完整，生产效率较高。机电、钢铁、轻纺等传统工业与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与产业在全国占较大比重。该区也是全国的高产稳产农业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进入新一轮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产业结构处于较快调整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降到5%左右。第三产业改变了长期滞后的状态，上海、南京、杭州等市区第三产业比重已接近第二产业，其中金融、保险、信息、房地产成为重要新兴部门。二产以国内外市场为目标，高科技产业比重明显增加。农村工业化发展，乡镇工业已全面改制，成为农村乃至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柱。
（2）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跨江及跨海桥梁以及电力、通信设施均有大幅度乃至跨越式的发展。
（3）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区内建立了一系列证券、期货、房地产、人才以及主要商品的大型市场。与此同时，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境外投资各类产业不断增加。
（4）长三角是我国各类国家级开发区最密集的地区，总数达19处，覆盖了全区各市。此外，还有一批富有活力的省级开发区。它们共同积极推动未来的产业导向。
19.2.2 长三角的空间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空间发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和强化了基于三区块的多核格局与双重物流体系，由上海一花独放的单极格局，发展成为百花争艳、多个区域共同快速发展的多核格局，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整体竞争力大大提高。
1）三区块格局日益明晰
卓勇良等（2007）认为长三角16个城市（图19-2）及其140个县（市、区），采取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域。
（1）以上海为经济中心的核心区块，包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嘉兴和湖州7个城市及其70个区、县（市），位于长江与钱塘江—杭州湾之间的三角地带。无论是地域范围、人口规模，还是GDP规模和耕地资源，核心区域均遥居长三角之首。人口占长三角48.6%，GDP为64.3%，陆地面积45.9%，耕地40.1%。即使去掉浙江4个山区县的面积，仍占长三角的33.6%。
（2）以南京为行政中心的腹地区块。包括南京、镇江、南通、扬州和泰州5个城市及其40个区、县（市），位于核心区块的北面和西面。有海岸线而缺深水良港，以较多人口而占有较少GDP。人口占长三角31.4%，GDP占18.8%，陆地面积占28.1%，耕地占45.9%。
图19-2 长三角16座城市区位示意图（卓勇良等，2007）
（3）以宁波为物流中心的挑战区块。包括宁波、绍兴、舟山和台州4个城市及其30个区、县（市），位于钱塘江—杭州湾以南。其特点是发展速度持续高于前两个区块，以及港口条件较好。宁波—舟山港是中国沿海最重要的大宗散货中转枢纽。人口占长三角的20.0%，GDP占16.9%，陆地占26.0%，耕地占16.0%。
三区块有较大差异性。一是地理和文化差异：核心区多数属于太湖水系，形成独特的江南文化；腹地区在文化上较多北方的厚重；挑战区与核心区有钱塘江相隔，文化上也有一定区别。二是增长速度差异：核心区在1990年后由于上海提速，GDP名义增长速度提高6个百分点；挑战区增长最快，1978年至2004年，GDP名义增长率高达19.7%，高于其他两个区3个百分点以上；腹地区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三是制度变迁差异：核心区的现代市场建设较好，挑战区的民营经济较为发达，腹地区的后期改制比较成功。
2）泛长三角经济区的空间结构
朱舜、高丽娜等（2007）认为长三角经济快速增长，辐射半径增大，尤其是“一极两带”的极化与辐射效应（长三角经济区沿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陆桥经济带向中、西部扩展极化和辐射效应）增强了长三角经济区与其经济腹地的联系，引致泛长江经济区的形成。
（1）构建泛长三角经济极核区与影响区的协调发展机制。长三角16座城市是泛长三角经济区的极核区。新融入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其他城市和地区，为经济极核区构建了发展战略的“影响区”提供了经济发展腹地。通过区域合作、优势互补，“影响区”可为“极核区”提供需求巨大的市场、人才资源、能源、矿产、原材料资源、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交通信息资源。构建泛长三角经济区，“影响区”可更顺畅地融入“极核区”，并接受辐射。
（2）近几年苏、浙两省尚未加入“极核区”的城市，以及安徽省的合肥、马鞍山、芜湖等长三角周边城市，虽然在形式上未加入“极核区”，但从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和经济发展的态势上看，已经不同程度地与长三角融为了一体。
（3）2004年首届长三角城乡一体化论坛上，张颢瀚教授提出“3＋2”概念，即把苏、浙、沪三省市和属于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西全部纳入“泛长三角”范围。
（4）还有学者提出泛长三角地域应延伸到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福建一线，以此和泛珠三角经济区及环渤海经济区相衔接。
3）区域融合格局
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水平日益提高，正在推进全方位的融合。
（1）一是区块融合。跨越杭州湾、连接上海芦潮港和浙江小洋山的东海大桥建成通车，奠定了上海成为国际航运枢纽的坚实基础。杭州湾大桥已于2008年通车，缩短宁波到上海的距离120km，舟山与大陆的连岛工程正在抓紧建设。连接上海至崇明、启东的沪、崇、苏通道的上海段已开工兴建，江苏段也正在积极准备。
（2）二是城市融合。“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几乎所有的县级市都将开通高速公路。长三角城际铁路已进入预可行性研究阶段。随着城市的扩大，以及城市之间区域的非农化，形成了以干线公路为轴线，制造业带为联结的长藤结瓜式城市布局。
（3）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融合。长期以来，长三角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致力于健全区域组织领导和协调推进机制，积极在交通、旅游、生态环境治理、信息资源共享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19.2.3 长三角人口城市化趋势
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人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进入了人口城市化的加速时期，面临很多问题，如人口城市化过程中进入城镇农民的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城市体系发展的不完善问题，城市化总体上落后于非农化问题等。
周海旺等（2006）以沪、苏、浙两省一市为例，分析长三角地区人口城市化现状及问题，并对人口城市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长三角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对策思路。
1）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和特点
（1）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有扩大趋势
2004年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率为54.84%，高于41.76%的全国人口城市化率。1990年，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率为29.46%，比全国水平高2.02个百分点。此后两者差距逐步扩大，到2004年，扩大到13.08个百分点（见图19-3）。
（2）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从1990年至2004年，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率提高26.41%，年平均增长率为1.76%，快于1.02%的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3）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略高于沪籍人口城市化水平
1990年、2000年和2004年，长三角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分别为31.23%、50.99%和 55.94%，都略高于相应年份沪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从发展趋势看，两者的差距在缩小。
图19-3 长三角与全国人口城市化水平比较（周海旺等，2006）
（4）人口城市化主要来自长三角内部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外部区域人口入迁也起重要促进作用。
人口城市化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城市向外扩张的城市化，二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三是流动人口向城市集中。
（5）长三角地区市域面积不断扩大，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如1990年以来，上海郊区除崇明县以外，其他的县都成为区，乡镇建制也绝大多数撤乡建镇。
①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1995年至2004年，长三角农村劳动力总量增加不足65万人，但非农劳力增加790多万人。
②流动人口规模扩大，外来人口主要流入城镇。1995年至2000年间，长三角从外省区流入人口约679万人，是1990年至1995年间的3倍多。长三角16个城市的人口迁移使其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提高近3.1个百分点。
2）长三角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人口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仍滞后于经济与非农化发展水平；
（2）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不彻底；
（3）农村富余劳力整体素质低，城镇就业吸纳能力有限，阻碍农村劳力的城镇转移；
（4）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农民数量大，补偿不足，就业和保障问题突出；
（5）城乡户籍制度带来不同福利，制约农村人口的转移。
3）长三角人口城市化趋势预测
表19-6 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城市化趋势预测 （单位：万人）
源自：周海旺等，2006.
4）长三角人口城市化发展对策
（1）逐步加快户籍制度创新，可分三步走：先取消省市内部的城乡户籍限制，实现人口自由迁移；再逐步取消两省一市间户籍限制，允许人口在长三角自由迁移；最后实现长三角和区域外的自由迁移。
（2）加快就业制度创新，解决进镇农民就业问题。其关键是：加快城镇二、三产业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和劳动服务信息网络，开展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
（3）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解决进镇农民的后顾之忧。
（4）重视中小城镇发展，在实现人口城镇化的同时，减轻大城市的压力。
（5）逐步打破地区之间的行政分隔，加强沟通和协调，建设长三角的城镇体系网络，最终建成城乡一体化的城镇体系格局。
19.2.4 长三角的生态环境
发达的工农商业、密集的人口、城市与农村，给长三角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压力，环境负荷逐步加强，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长三角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1）长三角生态环境的基本特征
（1）自然水系的环境特点
长三角地处长江、钱塘江两侧，北部还有淮河、沂沭水系，位于这些流域的下游，是全国地势最低的区域之一。主要河、湖跨省级行政区，已出现跨区环境冲突。此外长三角有临海、湖、江之利，环境容量大，科学利用则有利，无序开发则为害。
（2）社会经济条件的环境承载特点
张颢瀚等（2006）认为长三角环境要素流动的基本特点是：能源资源大量输入，人口净输入，产品大量输出。全流域一次能源自给率不足20%。从社会经济条件分析，区域内呈现东部与西部以及内部南、中、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梯度。
（3）生态先天脆弱与经济开发的矛盾
长三角的地貌、物质组成、水系、气候等均有显著差异，多重生态脆弱界面交叠，构成不同的生态脆弱基础。长江沿江段处于东亚季风强烈控制前沿，降水时空变率大，加上台风相伴，造成暴风骤雨，加剧洪涝灾害。从河流水系看，长三角处于江、海、河感潮地带，极易受到外部其他环境因素危害。
（4）生态环境与产业的逆向演替
从长三角地区看，上海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原来的消耗资源型产业逐渐向江、浙地区转移。但从地势上看，江苏许多河流都位于上海上游，其结果导致扩散污染的回归，产生更大的经济与环境的矛盾。
2）长三角生态环境的主要危机
当前，长三角是中国人口最密集、能源消费密度最高、各种资源消耗最集中、工业和生活废弃物排放强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见表19-7），也是中国近年形成的环境和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已经威胁人民生存质量和区域环境安全。
表19-7 长三角工业废水排放及占全国比重 （单位：万t）
源自：《中国环境年鉴》（1998—2005年）.
（1）城乡环境形势日趋危急
目前，京杭运河长三角区内，太湖、长江下游段和钱塘江段等水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城市内河水域功能类别低，污染严重。太湖平原地表径流已难以找到可供直接生活与工业生产安全使命的水源，成为水质型缺水地区。杭嘉湖平原地区86.5%以上地表水为不能饮用的Ⅲ类至劣Ⅴ类水，45.5%以上属Ⅴ类和劣Ⅴ类水。主要城市大气污染物PM10普遍超标。有些城市已形成煤烟型和汽车尾气型复合污染。苏南、上海和整个浙江都是酸雨的重污染区，全年pH低于5.6。同时，由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以及农民生活方式改变，乡镇和广大农村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滞后，垃圾与污水不能得到安全处置。大量城市污染企业向农村搬迁，导致水质恶化，有些水域已失去利用价值。大量生活垃圾堆积，农用化学品使用和规模化养殖业使耕地污染，最终威胁农产品安全。近年来，上海土壤中汞和镉的含量增加50%。江苏某地化肥用量是国家标准的两倍多。浙江一些地区土壤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部分检测率达100%，某些污染地区抽检的25个稻米样本中铜、锌含量超标。
（2）工业结构性污染突出
从区位、交通、资源、市场等因素分析，长三角地区将机械、电力、钢铁、造纸、化工等作为首选发展支柱产业，造成了不利结果。
①构成对资源、能源的压力。长三角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除上海的服务业和高新产业有较强发展外，其他地区都以汽车、冶金、重化工、一般电器为主导产业。这些行业都是大运输量、高耗水的环境资源消耗型产业，有高污染特征，消耗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对外依存度很高。
②产业过度集聚带来对环境冲击明显。目前区域内正在或将建20个重点化工园区。沿江15个园区都将石油化工、化学新材料、有机化工原料作为支柱产业。这势必加剧环境污染负荷和资源短缺程度。
③高新产业的现代环境问题。目前，随着IT产业、新材料、重化工、新医药及许多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危险废物、核安全、有机毒物、电磁辐射和电子垃圾等已成为新的环境危害。
④生态破坏、生态失衡问题十分严重。目前存在耕地减少、城镇地面沉降、湖泊萎缩、湿地受侵等问题，直接关系今后可持续发展。
⑤已对社会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目前，环境安全已由单纯对自然生态、经济增长、人民身体健康的直接影响日益转化为对社会安定、精神文明等综合影响，日益扩展为影响环境道德、社会伦理和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例如2004年汛期，淮河流域5亿多t高指标污水形成150多km的污水带，扫荡了淮河中下游，江苏沿河进行鱼虾养殖的主业的经济利益也险些遭受“灭顶之灾”。另外，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使传统疾病和癌症发病率都较以前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3）长三角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关键与对策
（1）建立流域生态环境委员会，实施统一的领导管理体制。其主要职责是：统一制定各种生态和环境管理的政策法规，协调流域间各种生态环境保护事务，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对各种涉及全流域环境整体利益的管理事务加强管理，如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容量配制及调整等。
（2）建立环境资源补偿机制，通过区域环境合作机制的实施，加强协调，信息共享，相互支持，协调解决区域和流域间的环境问题。
（3）构建区域生态环境安全预警机制，尤其对区域内环境敏感区、环境脆弱区以及重要环境功能区要加强防范，防止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
（4）构建区域环境污染共同防治体系，包括环境标准体系、环境质量监控体系、环保执法体系、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系统，由企业等社会单元构成的污染治理体系，以及区域环保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等。
（5）构建区域环境冲突协商解决机制。区域环境冲突，从直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区域矛盾，发展到深层次的环境经济利益矛盾。还存在围绕环境资源的分配产生的环境利益冲突，应加强区域间的磋商和协调。
（6）构建区域环境资源配置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如苏、浙两省分别在大气污染物（电厂二氧化硫交易）和水资源（东阳市和义乌市之间的水资源交易）等方面进行了尝试。
（7）构建区域环境科技交流与合作机制。加强环境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发和推广环保实用技术，共享环境科技成果，有利于提高解决区域环境问题的能力。
19.2.5 长三角的综合交通体系
进入21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整体性发展问题日趋突出，在此背景下，区域性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成了焦点问题之一。
1）长三角运输化阶段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长三角已进入运输化的成熟完善阶段，已初步形成公路、水运、铁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共同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以上海为龙头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为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基地奠定了基础，推动了长三角更广泛地融入全球经济活动。
（1）公路水路交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撑
在长三角，水运承担了90%以上能源和外贸物资运输。公路是港口的主要集疏运交通方式，在域际货运、与周边省区物资往来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2）公路水路交通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居主导地位
2004年，长三角公路水路客运量接近30亿人次，货运量超过30亿t，在该地区运输总量中均占98%左右。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1亿t，其中外贸货物3.1亿t。上海、宁波港货物吞吐量分列中国港口第一、二位，上海港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为世界第二、三位。
（3）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重点加速公路主骨架、水运主通道、港站主枢纽和交通支持系统建设，优化了基础设施布局，改善了结构，初步形成集装箱运输系统、能源运输系统和外贸物资运输系统。
到2004年长三角区域公路网总里程已达11.8万km，其中高速公路3 779km，公路网密度、高速公路密度分别为全国平均密度的3倍和5.8倍。内河航道总里程达到3.3万km，占全国的30%。港口生产性泊位2 045个，万吨级以上泊位353个，集装箱吞吐能力1 270万标准箱，分别占全国沿海港口的42.6%、38.8%和39%。
（4）公路水路交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公路水路交通市场机制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已将形成，在交通运输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道路运输市场已基本打破了部门、地区和经济成分的限制，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经营道路运输业务，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5）铁路建设进程加快
长三角区域内铁路线路相对较稀疏，但客货运输十分繁忙。京沪、沪杭、宁芜、宣杭、新长五线是中长客货运输干线。随着京沪高速、沪杭高速、上海浦东铁路的建成以及所有铁路的提速、复线的建设，必将对城市间的客货流、城市间的经济关系和产业整合产生重要影响。
（6）民航：机构云集
目前，长三角地区已初步形成多中心的辐射状航空运输网络，机场密度达到每万km2 0.8个机场。2003年，长三角机场全年客货吞吐量已分别占有全国吞吐量的19.6%和5.3%。
（7）管道运输：发展势头强劲
长三角的管道运输主要是原油和天然气运输。甬—沪—宁输油管道使长三角的镇海、上海、高桥、金陵和扬子五大石化企业“一脉相连”。天然气运输主要有两条线路：平湖线（东海平湖—上海）和西气东输（轮南—上海）输气管线。
（8）轨道交通加速成网
经过多年建设，上海有10条轨道交通线投入营运。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包括11条连接长三角各大板块的轨道交通网建设规划已于2003年6月浮出水面。
2）长三角交通运输中存在的问题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长三角的交通运输面临新的问题。
（1）交通基础设施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公路通达问题未彻底解决，单位面积拥有公路里程仅为发达国家的1/6～1/3，农村公路仍很落后。跨省市公路通行能力明显不足，通道空间资源约束与增加公路能力的矛盾日益显现。
内河基础设施不能适应运输发展要求，四级及以上航道里程仅占航道的5.3%，主要内河通行能力不足，常发生严重堵航现象。
港口能力紧张局面依然存在。上海、宁波等港口又出现压船压港现象，万吨级深水泊位仅占总数的21.6%。长江口航道水深不足，难以适应大型船舶进出。
（2）交通运输一体化程度不高
长三角区域间，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信息不能共享，各种交通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不高，不适应经济一体化要求。
（3）资源、环境与交通发展的矛盾突出
当前，运能大且有效节约土地资源、降低车辆废气排放的高等级公路数量少。现有深水岸资源难以满足发展对空间的要求。内河水运资源优势未充分发挥。现有车船工具能耗较高，污染严重，节能、减污的内河标准化船型研制及推广应用尚显薄弱。车船空调的不当使用，既浪费能源，又影响了车船内部环境。
（4）交通设施规模不足
铁路和公路网络人均里程不高，尤其铁路密度只有国际大都市圈的1/10～1/6。长三角铁路承担客运量为每km 56万人次，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每万人拥有公路里程8.55km，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大多数内河航道处于天然状态，加上缺乏统一规划，通航能力很低，每公里航道年货运量仅为1万t。内河港口泊位少，装卸设备和工艺陈旧落后，吞吐能力不足。从机场方面看，重复建设严重，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有些机场客源少，难以维持，经营状态十分不理想（其中票价过高，还属于上层消费，也是一个原因）。
（5）交通设施衔接问题
①大小交通衔接性差。至今还没有真正可以称得上综合交通枢纽的交通枢纽点。
②区域南北通道少，阻碍区域中心城市上海与地区中心城市及广大苏北地区的联系。
3）基本对策思路
处于一体化进程的长三角城市带，在交通网络的建设中已开始树立大市场、大交通的指导思想：在加强铁路、公路网络化的同时，挖掘水运、港口和空运潜力，注意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向建设功能完善、高效畅通的一体化交通网方向迈进。
（1）树立协调发展观念，联手规划综合交通网
2001年，沪、苏、浙最高层官员组成“经济合作与发展联络组”，协调地区间的合作发展，启动长三角路政合作。除规划与建设外，包括超载超限运输整治，公路客货运输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开始实质性推进。三地联手编制成《长三角都市圈高速公路网规划》，强化区域联合，将路网划分为区域主通道、城际通道及对外辐射道路三个层次。
（2）加快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建设
长三角大交通新轴线正日渐丰满：上海倾力打造“三港（航空港、深水港、信息港）、两网（高速公路网和交通信息网）”，沪苏谋划共筑“沪—崇（明）—（南）通”过江通道，浙江跨海飞架杭州湾大桥。今后重点将是两方面：一是加快城际快速干道（高速公路和城际轨道）建设，二是越江通道，即水桥建设和航运系统。尤其要重点发展快速轨道交通，构筑“都市大交通圈”。据初步设想，当城际轨道与高速铁路联网后，长三角交通可分为5个层次：中心城市间直达快线、与副中心之间的城际快线、副中心与城镇之间的城郊线、市郊铁路构成的近郊线、市内轨道交通线。
（3）高速铁路建设和线路改造、火车提速各头并进
主要方面是加快高速铁路建设（沪宁、沪杭、浦东），加强现有线路提速，向公交化城际列车的方向努力。在空间布局上，将加强扩展南北、密切点（港口）线配合。同时，加强运输产品结构调整（应重视各层次旅客尤其是中下层旅客的需要），改革运营组织方式，改善服务质量，提高运输能力。
19.2.6 长三角区域协调的重大问题
杨俊宴等（2008）回顾长三角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近20年，受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区域政策影响，从产业趋同、环境保护责任不明，到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再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吸引投资的竞争，使区域的整体协调一直难以在现实中有效体现。他们认为由于区域协调重大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人们对它的认识参差不齐，所以进行相关调查，了解各城市各部门主体的意向对于全面了解长三角地区区域协调需求十分必要（见表19-8）。
表19-8 调查结果统计摘要
源自：杨俊宴等，2008.
1）基础设施建设
从调查结果看，各城市加快一体化进程融入长三角核心区的要求都十分迫切。然而，现实情况是长三角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问题已相当严重。港口方面，除上海港外，宁波北仑港也定位为区域枢纽大港，而大小洋山港的建设将进一步加剧港口竞争态势。此外，长江下游从南京到南通，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大力建设自己的港口。机场方面，长三角地区仅上海就有两个国际机场，加上杭州和南京，共有四个国际机场，而宁波、无锡、常州等也有自己的机场。但是基础建设缺乏综合协调，不同地区交通设施缺乏衔接，缺乏利益补偿。
2）政策法规协调
各地区主要集中在建立协调机构、统一市场行业标准、统筹政策法规方面。区域一体化尚处在起步阶段，各地区对政策法规还处在“打破壁垒，要求统一”的时期，没有深层次的差异协调需求。但是缺乏处理区域协调问题的常设机构，缺乏统一的市场行业标准，缺乏区域协调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保障。
3）空间统筹布局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人口—经济—区域综合体最突出的地区，其城镇发展空间格局存在以下基本问题：①区域整体空间缺乏功能合理分工和有效管理；②城市间联系不够紧密；③次板块发展薄弱。
4）产业发展协调问题
由于资源类似、区位相近，甚至政府部门的职能、目标与任务也大同小异，导致了长三角16城市在产业发展和吸引资本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城市的产业相似系数越来越高。存在以下问题：①分工协作关系尚未形成；②吸引外资恶性竞争；③合作领域狭窄。
5）跨区域的环境综合整治
（1）跨界排污管理。尽管各地采取一些整治措施，但缺乏统一协调的行动计划，使得治理效果不佳。
（2）跨界取水口保护。缺乏明确的生态功能区划，各类跨界取水口生态保护区之间缺乏协调，区域供水安全的整体性与连续性遭到破坏。在财税分权大背景下，各地政府致力于本地产业的发展，要协调区内跨界取水口保护的需要存在相当难度。水源保护地单方面承担了保护成本却减少了发展工业的机会。其他城市利用水资源时成为水资源保护的受益者，但是没有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
（3）跨界流域治理。因为跨界流域的综合整治环境保护方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关于跨界流域的利用和综合保护、排污标准的确定、如何实现属地管理等问题都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
6）土地资源协调
当前日益密切的行政区之间各种社会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导致土地利用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土地利用管理体系又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为此在区域层次产生许多土地利用不协调现象。
（1）土地指标严重不足与土地利用浪费并存。
（2）土地管理制度不协调。
（3）土地利用相关政策不完善。
19.2.7 长三角区域协调持续发展对策
1）地方政府职能功能的新定位
（1）转变发展理念。地方政府要以“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追求地方的近期利益转变为追求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倡导建立在竞争中合作、合作式对外的竞争观，在合作中赢得比较优势，获得更大的发展领域。
（2）增强导向调控功能，引导地方特色化发展。地方政府应更多搭建和扩大跨地区行政协调工作平台、经济社会活动平台以及信息交流平台，加强区域和跨地区发展思路、重大政策的交流研讨，建立跨地区重大事务协商制度，消除信息交流障碍和各种行政壁垒。引导市场主体利用区位优势、比较优势，促进其向专业化、特色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3）加强政策调整，构建共同利益机制。地方政府应促进地方政策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区域无障碍流动，从专项经济活动的跨地区互动入手，通过财税、金融等经济类，人才、薪酬、环境等社会类和科教文卫等三方面政策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构建区域共同利益机制，积极鼓励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实现跨地区互补互动式发展。
（4）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及服务。加大信息设施、交通网络设施为重点区域性公共产品（设施）的建设；促进金融、能源、环保等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加快发展；促进人力资源、科研开发、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为各类社会组织提供跨地区合作的机会和便利。
2）实现路径与思考
（1）改革对政府政绩的考核方式。在目前政绩考核方式下，要想使地方官员搞合作、联动，实现双方的长远利益，很难有现实意义。所以，建议在考核政绩时，不仅考虑本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还要考核对其他有关地区发展的贡献度。
（2）打造“小政府、大市场”的一体化模式。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采取“引导配合而不直接干预”的做法。转变政府职能，将具体行政推动转变为引导式的日常服务和依法监管，实现区域合作从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转变。这样，可以使区域合作少受一些行政体制的约束。
（3）以具体动作推动实际联合。可按先易后难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约束，实现区域职能管理的一体化。如“长三角交通管理与规划”、“长三角环境保护”等。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然后建立长三角共同市场规则。对长三角政府而言，目前要进一步培育市场体系，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好规划、引导和规范管理，强化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并且推动企业跨区合作。
（4）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两到三个五年规划的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体系和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是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要深刻理解服务业发展“两个面向”的基本内涵，即面向生产的现代服务业（服务对象是国际先进的制造业）和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如旅游、广播影视、电信、创意产业等）。
（5）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创新和突破。长三角地区的小城镇是构建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和网络区域。将有实力的城镇，赋予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权限，把它们作为长三角区域的城市体系来规划和建设有重要意义。
19.3 环渤海经济圈
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以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地区。位于中国沿太平洋西岸的北部，是中国北部沿海的黄金海岸，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党的十四大报告将这一地区列为全国开放开发的重要区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对“环渤海经济区”进行了单独的区域规划。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横向联合和优势互补，为该地区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9.3.1 环渤海经济圈的基本概况
由北京、天津领衔的环渤海湾经济区产生于1986年，它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继而逐步形成“大北京”城市群。一般认为，“环渤海经济圈”狭义上是指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经济带，它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或地区（见图19-4）。其中心区面积近7万km2，人口约4 000万人，其目标是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从更大范围说，已形成“5＋2”战略合作格局的框架，即河北、山西、辽宁、山东以及内蒙古中东部五个省（区）、北京和天津两个市。如果从这个格局看，全区陆域面积达112万km2，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2%，GDP占全国比重约为9%。
图19-4 环渤海地区图（潘文卿等，2006）
19.3.2 环渤海经济圈的比较优势
环渤海地区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相比，具有以下比较优势：
（1）地理区位优越，该地区位于中国东北、西北、华北结合部，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开展国内外多领域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成为海内外客商新的投资热点地区。
（2）自然资源丰富，拥有丰富的海洋、矿产、油气、煤炭和旅游资源，也是中国的重要农业基地。
（3）海陆空交通发达，拥有60多个港口，是我国海运、铁路、公路、航空、通信网络的枢纽地带，成为沟通东北、西北和华北经济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集散地。
（4）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雄厚，是中国重工业和化工基地，有资源和市场优势。京津两地的科技人员占全国四分之一。
（5）形成实力较强的骨干城市群，以京津为中心，大连、青岛、秦皇岛等沿海开放城市为扇形，以沈阳、石家庄、济南等省会城市为区域支点，构成中国北方最重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和外向型、多功能的密集的城市群落。
19.3.3 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势头
（1）“十一五”面临重大机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启动天津滨海新区这一强力引擎，为环渤海加快发展带来难得机遇。有专家说，该地区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板块中，乃至东北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隆起地带。
（2）正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区域制造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不仅保持诸如钢铁、原油、原盐等资源依托型产品优势，而且新兴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发展迅猛。京津雄厚的科技力量，有望在电子信息业创新上发展出高端优势。
（3）作为我国北方国际资本最密集的地区，外商投资走势仍然强劲。
（4）京津冀、环渤海一体化步伐加快，东北亚区域合作也是加速之势。
19.3.4 环渤海地区作为经济圈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基础设施共享性水平低
在环渤海地区长达5 800km的海岸线上，60多个大小港口星罗棋布，形成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密集的港口群。由于重复建设而缺乏明确功能定位和分工，各港口之间竞争激烈。尤其是大连港、天津港、青岛港争相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还不约而同地将集装箱定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提出要加大国际集装箱的中转量。这种争抢规模的局面非常不利于基础设施的共享和区域合作。
另一明显特征是三大板块内部，主要城市间交通连接也不通畅。京津冀板块中，京津之间，在铁路方面虽然有10对城际列车，但是运行时间较长（近期已有改进）。在公路方面，堵车现象十分严重。辽宁省内沟通大中城市高速度网络不完善，山东省内的青岛、烟台、威海三市GDP占全省的1/3，但公路里程仅占全省的1/5。
2）区域内产业间缺少分工与协作
从三省二市的分工和协作看，相互协作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还没有真正形成。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界限，环渤海各省市普遍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构架，给经济圈的经济整合、结构优化与升级等一体化进程设置较大的障碍。其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较低，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产业结构趋同导致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二是产业关联度低；三是不同地区间产业梯度差异不大。
3）经济中心的确立问题
一个强有力的中心能够担负起组织、协调区域经济活动的重任，使经济圈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优化，达到整体最优。但是在环渤海经济圈内，谁是经济中心则一直未有定论。
（1）虽然北京一直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它过于庞大，而且与周边的落差较大，直到目前仍是聚集力大于扩散力，辐射作用发挥不好。
（2）天津地处环渤海湾中心，具有内联辽阔腹地、面向东北亚这种联结内外、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1987年国务院把天津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但其经济实力与北京相比还存在差距。
（3）鉴于京、津两市很难独立担负环渤海经济中心任务，不少专家提出由两市联合组成中心或龙头，但有一系列问题需解决。
4）环渤海经济圈内部联系不紧密
（1）三大板块各自中心城市定位仍不明确
①北京和天津。产业发展未能形成有效的分工协调。在产业链方面，由于产业结构趋同，未能形成较为协调的上下游关系，产业关联性较差。
②济南和青岛。在山东省内部，济南过多地担任了“政治中心”的角色，青岛则担任“经济中心”的角色。济南整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青岛则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两者争做龙头现象较为严重，合作互动程度较低。
③沈阳和大连。在辽宁省内部，两者也存在相互较劲的局面。沈阳是辽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连是国际航运中心。两者都有各自的优势，但存在如何联合以发挥合作优势的问题。
（2）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不紧密
这主要体现在京津冀板块。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在河北省围绕京津形成了一个包括32个贫困县、272万人的“环京津贫困带”。
（3）环渤海地区与周边省市缺乏必要的经济联系
经济联系仅体现在与山西和内蒙古中部地区的环渤海能源上的支持。而山西和内蒙古未得到环渤海地区强有力的辐射，这样对双方发展都有影响。
19.3.5 环渤海经济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1）环境负荷现状。环渤海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自然灾害频繁。长期粗放经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排放大量废气、烟尘、废水和废渣，污染不断加重，生态平衡遭到较重破坏。另外，密集的人口和城市群不断增加对环境的压力。据测算，地区大中城市的大气质量没有一个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工业废水处理率不到60%，生活污水处理率不到10%，固体废弃物处理率不超过30%。表19-9列出了2004年环渤海地区“三废”排放情况。
表19-9 2004年环渤海地区“三废”排放情况
续表19-9
源自：潘文卿等，2006.
（2）环境污染特征
①污染空间广。天上地下，内陆、海洋、河流、湖泊、城乡都存在污染。
②污染领域宽。气、土、水、林、草、动植物、人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③污染危害严重。受害最重的是城市、大气和地表水。尤其是水污染殃及环渤海各省（市）、各方面、各领域。辽宁是全国水污染最重的省份。
④总体看来，京津两地污染减排做得最好，尤其是天津，近年来重视循环经济建设，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高达99.4%，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100%。但从京津唐地区看也存在着以下问题：
水体污染严重，水环境恶化。随着用水量增加，排放量不断增大，以及农药化肥用量的增加，不仅污染地表水体，而且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漏斗范围不断扩展。从1971年起，北京市地下水开采量逐年增加，1981年至1995年平原区地下水储量减少18.54亿m3。
地下水大量超采，导致地面沉降。唐山沿海地区深层地下水长期超采，造成汉沽—唐海一带地面沉降，年沉降速率达20～40mm。沿海局部地区由于海水位高于地下水位，水质咸化日趋严重。
生态用水严重缺失，负外部性增加。表现在三方面：
河流断流，平原湖泊水面萎缩乃至干涸，致使平原地区普遍旱化，近海及海岸带生态系统质量下降；入海水量大量减少；湿地减少，功能退化。
（3）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
环渤海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不当而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更深入的原因是由于体制与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监控能力严重不足、缺乏综合管理等一系列的环节所造成。
①从政绩考核方式看，对环保指标重视不够，导致重经济、轻环保。针对环保相对法规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较为突出。
②从各行政区域间的环保协作看，缺乏一个整体的生态补偿机制，导致各自为政的各地方政府没有协同进行环保及监控的正向激励。
③即使在同一区域，由于产业部门间也缺乏协调与沟通，使管理实施困难。
（4）环境保护发展对策
①强化领导，做好规划，协调各省区政府职能，进行环境管理体制创新。
②以水环境建设为重点，带动生态环境建设的全面展开。
以内陆河流的污染防治为重点，以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环境为突破口，全面改善区域水环境；
从优化能源结构、提升燃煤和油的技术及推行“绿色矿山”入手，改善大气环境；
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
③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推进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某些地区对资源使用的放弃所蒙受的损失，需由对区域内其他地区的相关收益一定比例的提取进行补偿，因为放弃资源的开采使用带来了整个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④深化环境保护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多渠道筹集环保资金。积极推广特许权经营和国际上广泛开展的环保领域融资创新方式。废物回收处理、垃圾焚烧发电等领域在政府引导下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相关费用可从居民、企业等受益者中收取。
19.3.6 环渤海经济区的综合交通系统
（1）现状
环渤海地区依托沿海港口优势，已成为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部分地区的主要出海口。另外，还通过欧亚大陆桥与中亚和东、西欧相通。可见该地区的地缘优势显著，处在交通枢纽的主要位置。
（2）存在的问题
①行政隶属多元化，交通规划上各自为政。城市之间交通不畅，必要的交通设施还很缺乏，区域内部的合作与联系不够紧密，尚未形成合力。
②缺少明确的功能分工和定位。天津、大连、青岛三大港口都致力于北方航运中心的竞争，虽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合作，但缺乏协调机制。
（3）对策
①促进城际轨道交通运输系统的全面建设。2005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环渤海京津冀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2005—2006）》，提出2010年建成北京、天津、塘沽城际轨道交通线。其中京津段已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投入商业运营。北京到天津仅需40min左右。另外，2006年2月国家发改委又批准新建“北京—石家庄”和“天津—秦皇岛”两条铁路客运专线。
②曹妃甸港区和环渤海港群新规划。曹妃甸是渤海湾中唯一无需开挖人工河道和港池、无需疏通维护即可建设的大型天然深水良港。2005年初，国家就批准包括曹妃甸矿石码头在内的《渤海湾地区港口建设规划》。另外，环渤海港口群是该地区的战略性资源，不仅带动了地区四十多个港口城市的发展，还推动了整个环渤海地区及三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9.3.7 环渤海经济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趋势
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该地区的三个次级性子区域。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等原因，未来的发展仍将呈现以本子区域资源特征为依托的自我发展模式，即：三个子圈将更加“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圈”的比较优势，以各地市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布局模式。该模式将呈现如下特征：以北京为科技创新中心，以滨海新区为增长带动“极”，以天津、大连、青岛为产业辐射中心，以大中城市与城市群为依托，以环渤海湾“C”字形布局为基础，向沿海、沿路扩散展开，逐步形成多层次网络型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模式。
（1）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既能促进区域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减轻该地区的资源消耗压力，又能形成区域内部的科技辐射能力，以进一步带动中国北方地区整体的产业水平。
（2）传统产业仍是冀鲁辽的支柱产业。根据36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区位商计算，该地区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专业化优势（区位商大于5）的产品有15种。其中多为传统资源依托型，如原盐、原油、钢铁、玻璃等。虽然这些工艺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又受资源的约束强，而且有的工艺生产落后并严重污染环境，但仍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以当地资源为依托，改进与提升并且做大与做强传统产业，仍将是冀鲁辽今后一二十年内产业发展的主流。
（3）京津冀产业存在梯度差异。在京津冀经济圈中，二市一省的产业结构呈明显梯度：京津居高，河北居低。而从行业特征看又有各自特点：京津的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河北在劳力资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密集产业方面有优势。因此，该地区产业分工与转移速度将加快。
北京将走高端产业发展之路，包括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天津将自己定位为沿海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以及国际性物流中心，其产业调整也将加速，二、三次产业将并举发展。河北在第一产业方面有明显优势，第二产业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发挥作用。虽然其第三产业发展也较快，但在服务层次上与京津有较大差距。（潘文卿等，2006）
19.4 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比较分析
中国目前已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都市经济圈。这三大经济圈分别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南、中、北，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同时，它们又各具特点，历史发展、经济优势和制约因素以及发展引擎等方面有所不同，见表19-10（吴敬华，祝尔娟等，2007）。
表19-10 三大经济圈优劣势比较
源自：吴敬华、祝尔娟等，2007.
19.4.1 三大都市圈发展的定量比较
1）中国经济圈对GDP贡献的国际比较
表19-11说明，中国的三大都市圈已经有了开创性的发展，在全国的经济比重已经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37%，超过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的集中差距甚远，与美国的三大都市圈相比，GDP占所在国家的比重，仅为它们的一半稍多一点，说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表19-11 中日美三大都市圈比较
源自：新华社记者孙玉波：《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分量重》，载《国际金融报》2004年3月17日；韩洁：“中国经济渐向三大城市群集聚”，《国际金融报》2004年3月2日.
2）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总貌比较
由表19-12可知，中国新一轮财富集聚中心的三大经济圈发展大大改观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从三大经济圈的总量来看，在137.3万km2、占全国面积14.3%地域空间上，集聚了4.24亿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2.6%，创造了全国GDP的37%的财富。
表19-12 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总貌
源自：根据上述各大都市圈基本概况汇集成表（吴敬华等，2007）.
在三大经济圈中，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其中，珠三角发展已趋向成熟，产出效率最高。长三角则基本形成规模，总量贡献最大。而发展最慢的环渤海地区只是具备雏形。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显得滞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圈积极创新区域合作体制，中心城市对周围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较大。珠三角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市场化程度也较高。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也在走向成熟，发展速度较快，后劲也很足。
19.4.2 三大都市圈的竞争力比较
都市经济圈的形成，就其本质而言，是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以此标准来比较三地区的竞争力，结果表现为①长三角：区位竞争力最高。②珠三角：制度竞争力最高。③环渤海：聚集力最高。
1）长三角：区位竞争优势
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城市化水平整体较高，在产业布局上，形成了上海与苏州及浙江之间服务与制造的“分工协作、错位发展、相互补充”的良性竞争格局。上海以其较强的经济实力、优良的投资环境确立了“龙头”地位。其他城市都以积极态度支持长三角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城市间资产重组，通过组织城市间联合与协作，使长三角大商贸格局基本形成，生产要素流动更趋合理。
2）珠三角：制度竞争优势
珠三角是中国市场化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经济圈，香港是其主要投资来源，约占75%。香港与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的国策从深层次上推进了珠三角的城市化进程。伴随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产业大转移，珠三角已成为世界IT产业的生产基地。
目前，以香港为中心、珠三角为腹地的港澳粤“大珠三角”已成为亚洲发展较成熟的、经济活跃和协作程度较高的经济区。
3）环渤海：聚集竞争优势
环渤海得益于现有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首都的集中，中关村、奥运村的出现均以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为背景。但是，这一地区传统的重化矿冶工业与水资源短缺以及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
19.4.3 三大都市圈的经济特色
1）产业特色
（1）珠三角：轻纺加工—劳动密集型。珠三角产业主要由加工贸易引导，多以服装、玩具、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2002年服装产量仍高达22亿件。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高新技术产品增速快，如2002年微波通信设备增长67.5%，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和日用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
“十一五”期间，珠三角将全面提高产业整体素质，优化提高第二产业，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同时，构建和完善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产业化协作的产业组织体系。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扩大三产吸纳外资和民资领域。
（2）长三角：轻重工业—知识密集型。长三角产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发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区，其纺织、服装、机械、电子、钢铁、汽车等在全国占重要地位。但相对其他经济区，这里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更为突出。近年来，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幅始终保持在30%以上。上海、无锡和杭州已被确定为国家级IC设计产业化基地。从长远趋势看，长三角如要在世界市场上站稳一席之地，就必须坚持向高科技发展的方向，以高新技术为主导产业。
（3）环渤海：重化工—资本密集型。环渤海是中国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其钢铁、汽车、石油化工、造船以及微电子等IT产业占据着重要地位。近年来，生铁、钢、大型拖拉机、塑料、啤酒等产量占全国的30%以上，微型电子计算机占全国的近50%。2002年，重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的比重，辽宁高达79.9%，河北为69.4%。该区农副产品、海洋产品加工和出口也有相当优势。
2）经济类型
（1）长三角：民资主导型。这里较早诞生了以集体和私营经济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近些年来经过规范的股份制改造，继续保持了旺盛的活力。2002年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经济投资所占比重，浙江为67%，江苏为63%，上海为65%。
（2）珠三角：外资推动型。珠三角发展模式最大的特征在于几十年一直保持吸引外资的绝对领先地位。2002年广东省实际利用165.8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2%（其中珠三角116.19亿美元），而同年沪浙苏分别为50.3亿、47亿和108亿美元。京津分别为51亿和38.06亿美元。
（3）环渤海：国资主导型。这里传统计划的惯性影响较大，尽管近些年所有制结构调整加快，但国有制比重仍相对较高。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天津高达86.7%，北京也在40%以上。但也要看到，该地区民资和外资的增势趋强。
19.4.4 三大都市圈的制约因素
1）珠三角：腹地狭小
由于受到南岭阻隔，经济腹地狭小，珠三角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随着内地尤其是长三角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因素将代替地缘和血缘因素，一些外商甚至会并地搬迁。目前，珠三角人才储备仍是弱项。2004年初，“民工荒”敲响珠三角经济的警钟：珠三角的低工资、高劳动、高效率已经过去，发展速度已低于长三角，转型迫在眉睫。
2）长三角：缺乏协调、结构趋同
长三角分属二省一市的15个城市，行政关系复杂，地区间协调难度大，一些区域性基础设施和环境工程因政府间缺乏协调而进展缓慢。由于地区内部自然禀赋相似，导致本区产业结构趋同问题较严重。南京地区30km范围内有四家石化企业，仅扬子和金陵在重复建设方面花费上百亿元，已建项目大都开工不足。
3）环渤海：区域壁垒
环渤海涉及三省二市，经济互补性不强。该地区是中国最大工业密集区，现在它已滞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2004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生产总值为1.6万亿元，只有珠三角的二分之一稍强，尚不及长三角的一半。关键问题还是长期以来的区域壁垒，导致经济合作不畅。
19.4.5 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机遇
1）珠三角：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安排、泛珠三角
2003年，内地与港、澳之间正式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标志三地合作进入新阶段。“泛珠三角”理念的提出为该地区经济提供更广的前景。其范围包括9个省（区）以及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内地九省（区）占全国的比例：面积为1/5、人口为1/3，经济总量为1/3。
2）长三角：世博会、洋山深水港
长三角有两个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上海世博会吸引7 000万名游客，其中许多人去周边城市一游。第二个是洋山深水港工程，将使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建成东北亚的国际航运中心。
3）环渤海：北京奥运、天津滨海新区
北京奥运投资总额为2 800亿人民币，主要用于城市基础建设，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发展。到2008年“奥运经济”平均每年能拉动全国GDP增长0.3至0.4个百分点，作为京津冀的主要城市，北京将可能从中分享到一定的利益。
滨海新区的加快开发，有望在未来15年内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南快北慢”的局面。
19.4.6 几点启示
（1）坚持制度创新。三大经济区唯有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才可为区域加快发展提供动力，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扫清人为的障碍，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方面始终走在全国的最前列。
（2）推进产业升级。三大经济区要以科技带动产业发展：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集约型、节约型、生态型经济，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3）加强区域合作。三大经济区如何加强区域内外相互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取长补短、建立有效的区域利益调节机制和良性的合作竞争模式，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优势，已成为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对策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9 中国三大都市圈经济生态态势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作为全球经济社会活动的焦点之一，大都市圈（或都市连绵带）对于国家和区域发展而言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尤其是步入21世纪，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全球城市体系的新格局正在逐渐构成。这一趋势将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的重要模式。经验证明，都市圈的建设有利于克服区域经济小而全的弊病，优化要素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突现不同城市的功能，是一种“多赢的”发展战略选择。
这里主要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大都市圈进行评介。
19.1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我国加入WTO以后，珠江三角洲城市和区域的社会经济进一步迅猛发展，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制约了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需要探讨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19.1.1 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评价
1）地理区位
珠江三角洲位于111°59′～115°25′E，21°17′～23°55′N，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出海口，面临南海，毗邻港澳，是中国大陆南大门的最前沿。东起惠东，西至恩平，北至从化，南临南海，东、西、北面分别有莲花山、云雾山、九连山作为天然屏障。
2）自然环境评价
珠三角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1.8℃，年平均降水量1 660～1 748mm，气候温和多雨，植物繁茂，森林覆盖达40%以上。地形以平原为主，占总面积的66.7%，平原中还散布160多个丘陵、台地、残丘，较著名的山地有莲花山、鼎湖山、罗浮山等。珠江水系包括东江水系、西江水系、北江水系和珠江三角洲，水系纷繁，河渠众多，是典型的河网三角洲。
3）社会经济条件评价
（1）珠三角经济区位于华南地区的腹地，是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1985年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1994年10月，广东省提出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概念，行政辖域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江、江门、佛山和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惠东、博罗，肇庆的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四会（见图19-1），土地面积达41 698km2（占广东省土地面积的23.4%）。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珠三角总人口达4 077.4万，占全省的47%，其中大学生人口为220.35万，占总人口的5.4%，文化素质较高。2002年珠三角GDP达到9 784.84亿元，占广东省的83.82%，人均GDP为30 857元。其中第三产业产值为4 439.06亿元，占总产值的45.53%。
图19-1 现代珠江三角洲图
源自：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1991.
（2）交通区位。珠三角地处西江、北江、东江交汇点，河网密布，可通航水道823条，总长5 347km，水道交通可达赣、湘、桂、滇、黔等省区。珠三角铁路干线有京广、京九线等，公路有105、106、107国道与205、321等省道，广湛、京珠、西部沿海等高速公路以珠三角为中心，连接港澳，以沿海为扇形面向山区和内陆省份辐射的高速公路网络，使珠三角成为全国交通运输网密度最密集的地区之一，2002年公路旅客周转量达4 720 290万人/km。
（3）珠三角的发展。作为全国区域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增长极之一，珠三角在整体实力和产业发展上有诸多优势。
①得益于区位与政策组合优势。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才使珠三角地区得以利用自身的地理区位、土地、劳动力等条件，大规模地引进港澳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两者结合转换成珠三角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②得益于城市经济的崛起。广州和深圳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日趋明显。随着广、深两地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投入，区域资源配置中心的作用更加突出，带动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群的崛起，初步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带。
③市场化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珠三角地区较早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培育了市场主体，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央给予改革先行政策，转换成体制创新的比较优势，增强了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④经济外向度水平最高。目前，珠三角出口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五成，外贸进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稳居全国各大经济区首位。进出口贸易范围已遍布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外贸进出口和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分别达35.1%和37.6%。目前已设立境外企业六百多家，尤其一批综合实力雄厚、管理科学、有产品和品牌优势的大型企业竞逐国际市场。
（4）珠三角面临的挑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全国呈现全面开放的格局，珠三角原先拥有的政策和区位优势逐渐减弱，经济发展面临挑战。
①受自身条件制约。珠三角面积不大，四周群山环绕，发展空间较难拓展，与资源丰富的省区协作不够；中心城市产业带动能力不强；中心城市与小城镇数量悬殊。
②经济转型压力加大。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作为经济发展竞争性要素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快越重要，而这正是珠三角最为短缺的资源。此外，珠三角加工贸易出口的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各种交易服务多数发生在境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
③珠三角已成为我国酸雨多发区和水环境严重污染区域。随着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问题成为干群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④面临与长三角地区的激烈竞争。在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腹地、工资成本等方面，长三角都有相当的竞争优势。
19.1.2 珠三角的环境问题
珠江三角洲环境问题显现出跨界污染突出和复合污染特征明显的两大区域性特征。由于城镇间距离缩小，其建成区之间更是“零距离”的延绵成片、成线，而该地区具有河网水域特性以及大气环流，使污染物呈现类似沿程面源的排放特征，各地区环境质量受周边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由于多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珠三角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污染现象，新老污染交织。在区域内同时存在着原始开发对环境资源的掠夺、工业化过程的集中排污和城市化过程的整体性污染。
珠三角的主要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水、大气、区域生态、固体废物等方面。
1）水环境局部有所改善，恶化趋势仍在蔓延
区域供水和排水交错分布，水质性缺水问题尖锐，部分城市饮用水源地受到污染。2002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80%左右，区域中大部分城市江段和小流量跨市河流有机污染十分突出，跨市河流边界断面水质达标率不足一半。珠江河口水质较差，河口海域赤潮频生。珠三角水环境依赖流入径流的80%（超过2500亿m3/a）处于Ⅱ类良好水质这一边界条件。20余年的无序发展正在使区域水资源优势变为水污染劣势。1991年至2000年珠三角水质变化见表19-1。
表19-1 珠三角水质变化（1991—2000）
源自：吴舜泽，2006.
2）煤烟型污染基本控制，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严重
珠三角煤烟型空气污染得到基本控制，但发展为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复合型污染；以氮氧化物浓度超标为特征的机动车尾气型空气污染日益凸显。2000年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空气质量综合污染指数高的前10位中，有7个在珠三角。酸雨频率居高不下，空气中可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日趋突出。区域性大气污染日趋严重，由NOx引发的区域大气复合型污染已成为珠三角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2002年珠三角城市总体空气质量尚好，SO2、NO2、PM10（颗粒物）等各项常规空气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均符合二级标准要求，但日均浓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PM10是该地区首要空气污染物，部分城市某些时段PM10的污染十分严重。东莞、广州等5个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NO2日均浓度超标情况，个别城市超标相当严重。酸雨频率居高不下。
3）区域自然生态体系破碎，生态赤字严重
（1）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用地被严重侵占。珠三角平原生态系统平板单调，在横向和竖向上缺乏层次性和异质性。区内各类用地的生态功能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控管和保护措施，各自发展，未形成整体化生态格局，生态效益低。
（2）生态资产流失。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地占用造成了耕地面积锐减，乱捕滥猎和乱挖滥采现象屡禁不止，野生生物数量和种类骤减，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人工植被不断代替天然植被，物种多样性降低。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建成区的植被建设导致人工植被比重变大。由于建设人工植被时较少考虑物种多样性和外来种的影响，造成植被物种单一，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差。同时，有些地方盲目地在丘陵地大面积种植单一树种的速生人工林（忽略生态效益），致使天然林比重不断减小，植被群落结构不合理，优势种过于突出，物种多样性降低。
（3）珠三角地区及九个城市都存在严重的生态赤字。珠三角整体生态足迹需求为1.54hm2/人，高于全国0.8hm2的平均水平。其中，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占总需求的72.67%，位居第一位；第二位耕地资源占22.89%；第三位林地资源占2.52%。经济发达城市对化石燃料供应有高度依赖性，而发展程度低的城市生态足迹需求低，其主要依靠是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珠三角地区生态足迹供给为0.20hm2/人，三角洲及其主要城市将存在生态赤字（表19-2）。珠三角人均尚需生态足迹1.34hm2/人（全国的生态盈余为0.4）。
表19-2 珠江三角洲及主要城市生态足迹 （单位：hm2/人）
注：“＋”表示生态盈余。
源自：吴舜泽，2006.
4）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比率低下，资源化水平不高
固体废物大量产生与未妥善处置引发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大量废物存量与其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不高形成鲜明对照。突出表现为：
（1）工业固废和生活垃圾混合收集处置较差，综合利用率不高。
（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水平低下；区域联合不足，建设规模偏小。
（3）危险废物非法经营现象突出，二次污染严重；废旧电子电器的无序收集和简单拆解造成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
5）农业环境问题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珠三角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1）水环境污染严重。目前珠三角大部分农田灌溉水源受到污染，局部地区污染严重。因污染造成河流和鱼塘死鱼时有发生。一些原来作为水源的河流如淡水河、江门河已丧失饮用水源功能。水源地水质恶化，水质性缺水已成为珠三角农村水资源供需的主要矛盾，并呈蔓延趋势。
在整个珠江水系中，珠三角仅占6.67%，而2002年排放废污水34.10亿t，占珠江水系的54.8%。如此庞大的污水量，加上较低的处理能力，使珠三角各水系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污染，农业灌溉用水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2）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农产品安全问题突出。珠三角农作物病虫害多，农药、化肥施用频率高、数量大，致使部分城市郊区土壤的重金属含量较高。除了深圳、珠海的砷平均含量低于广东省土壤背景值外，所有城市各种重金属平均含量都已明显超值。近年来，土壤有机污染物及类激素污染物质问题也开始显露。蔬菜受重金属污染原因是施用污泥、城市垃圾、污水灌溉及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产品品质不仅关系食品安全，还关系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3）农村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①农村生活污水（未包括外来人口，2002年达90 379万t）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入江河，造成环境恶化。
②农业生态景观遭到破坏。农村居民建设用地急增，开发区建设、房地产开发、农村建房的盲目膨胀，使农业景观整体生态功能下降，原本作为生态屏障的农业景观也逐步为城镇景观所代替。
6）总体上呈现出现代性危机背景下的环境弱势状态
在珠三角，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中，环境保护是弱势的一方。其“现代性危机”有以下特征：
（1）环境问题的尖锐性。即高度城市化造成密集人口与有限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大量农村人口迅速转化为城镇工人而建立起来的密集城镇，与未能及时发展的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形成了紧张的关系。
（2）环境问题的累积性。即在基础设施不健全的条件下快速发展民营的、分散的加工业，引起环境问题的蔓延和累积。
（3）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滞后性。即人们一直认为经济总量不足是该地区的重要问题，从而把该地区引向更深程度的不平衡。特别在有限的土地和环境容量内提高经济活动的密集度，再进一步开发经济和环境，导致环境容量日益紧张，形成恶性循环。
总之，在过去，珠三角经济发展快，环境恶化也快，两者失去平衡，出现“现代性危机”。现在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经济快速发展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不平衡问题（吴舜泽，2006）。
19.1.3 泛珠三角经济圈的环境观察
赵民望（2007）撰文论述泛珠三角区域由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和港、澳两地组成，陆地面积为200.68万km2，占全国的1/5以上。2003年全区域GDP为40 274亿元（约为4 864亿美元），约占全国GDP的35%，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目前加拿大的经济总量。
以2004年6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论坛上“9＋2”各方签署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为标志，泛珠三角区合作自此拉开大幕。
据官方统计，三年间，多方努力换来本区域经济合作六大成果：一是搭建论坛和洽谈会合作平台，前三届洽谈会项目签约超过1.2万个，总金额达1.2亿元；二是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三是编制和实施区域合作发展规划；四是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五是推进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建设；六是拓展了合作领域。
近年来本区域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得到初步控制，一批污染突出的重点流域和区域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蔓延发展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
1）水污染问题严重，并将日益突出
尽管珠江流域干流水质良好，但城市及工业区江段和内河污染严重，部分河流呈富营养化趋势。同时，水污染逐步向农村蔓延，20%左右的断面水质超过国家规定的Ⅲ类水质标准，开始威胁饮用水源和生活用水安全。面源污染日趋严重，近海水生态平衡受威胁，赤潮时有发生。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逐年增加。
2）大气环境形势严峻
酸雨污染突出，区域pH小于5.6的酸雨分布面积占全国的3/4左右。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2004年九省（区）二氧化硫排放量为688万t，占全国的30.55%。同时，随着机动车辆快速增长，氮氧化物排放亦逐年增加。
3）生态环境形势难以乐观
区域部分生态用地被挤占，原生林、自然次生林遭破坏，一些关键性生态过渡带及节点未得到有效保护，缺乏区域控制性生态防护系统。
目前，珠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6万km2，占总面积的14%，年土壤侵蚀量为2亿t。水土流失严重，尤其岩溶地区“石漠化”发展，严重威胁水资源的涵养。
乱捕滥猎、乱挖滥采屡禁不止。以大米草、一支黄花等为代表的外来种入侵已成片出现。森林生态经济效益低，湿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氮肥污染、农药残留与持久性有机污染有所加重。
19.1.4 珠三角环境保护总体战略
吴舜泽（2006年）等提出在未来20年珠三角现代化建设中，环境保护要实行“红线调控、绿线提升、蓝线建设”的总体战略。
（1）实施红线调控战略，优化空间形态：对珠三角12.13%土地实施严格保护、禁止开发；对25.89%土地实行控制性保护利用，抚育、恢复和保护重要敏感生态功能区；建立“六区六核十六通道十八节点”的区域生态结构，保护水、气敏感区域，限制环境容量透支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规模；改变目前珠三角整体密集开发的局面，构筑与生态环境要求基本一致的大都市连绵带空间格局形态。
（2）实施绿线提升战略，引导经济持续发展：以产业的生态转型作为社会经济文明转型的核心；调整并优化结构，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未来20年间技术的生态效率提高4倍以上。2010年和2020年将单位GDP物耗能耗分别降低到现状的1/2和1/4；将单位GDP污染物排放指标分别降低到现状的1/3和1/6；引导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消费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将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制造业基地。
（3）实施蓝色建设战略，保障环境安全：以消灭水黑臭、恢复水生态为重点，治东岸、防西岸、抓南部、保北部，把河网区的污染防治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城乡一体化原则，调整取排水格局，综合防治水污染；落实各项脱硫规划和要求，使酸雨频率降低20个百分点，降低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积极防治氮氧化物污染。彻底改变区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局面，重现碧水、蓝天和净土的良好环境，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群和生态城市群，增加发展后劲。
（4）制定系统集成政策：重点解决综合决策、区域协调、管理体制、经济手段、公众参与、能力建设的问题。以环境保护立法为基础，对环境管理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优化，建立珠三角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实行综合决策和区域协调，提升环保部门的地位和管理能力，直管环境监察部门，逐步实行市、县、区环境保护部门的垂直管理，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公众参与的环境管理体系。
（5）建设5大重点工程：投资1 226亿元，建设城乡一体的污水处理工程、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工程、电厂脱硫工程、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工程、环境监管监测预警应急工程，夯实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19.1.5 珠三角人口增长与流动趋势分析
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化是影响珠三角未来现代化建设中环境保护的三个主要因素。
1）总人口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增长
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及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动大量人口向珠三角迁移集聚。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完善，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外省劳工将向本区聚集，总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因产业将由经济较发达的内圈向外圈层扩大转移，特别是区域内部的发展差异逐渐缩小，人口的增长也将变慢。
2）人口增长仍将以外来人口为主
（1）户籍人口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人口所占比例小，并随年龄的减少而呈递减趋势；另外，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有递减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递减趋势。
（2）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外来人口提出更高的素质要求，在发展势头上不如20世纪90年代增长迅速，但产业特点（制造业）决定了仍将需要大量外来人口。
3）人口增长将继续保持明显的区域差距
（1）内外圈层的差距。2000年土地面积占珠三角仅35%的内层集中75.42%的人口和81.5%的GDP，而占65%土地的外圈层人口仅24.58%，GDP为18.5%。
（2）东、西岸的发展差距。2000年东岸的GDP和人口分别为2 598亿元和1 667万人口，均是西岸的两倍多。
（3）东岸内部的发展差距。2000年惠州人口密度仅是深圳的8%、东莞的11%，而2002年惠州人均产出仅是深圳的4%、东莞的17%。
未来珠三角的发展将进一步弥补内部经济差距。随着经济向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推进，人口也将向这些地区快速集聚。
4）人口的区际流动将越来越频繁
（1）珠港澳之间跨境人口将呈现更大规模的流动。
（2）珠三角内部将呈现跨行政区之间的人口流动。
（3）一些城市的郊区化现象开始出现，人口有从市区向郊区流动的趋势。
5）受人口容量约束的环境容量底线
参考《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人居环境专题报告》中关于珠三角地区资源承载力分析，可以得到珠三角地区基于土地和水资源综合制约的人口阈值和人口剩余容量（表19-3和表19-4）。
表19-3 珠江三角洲地区综合承载力
表19-3至表19-5均源自：李捷，2006.
表19-4 珠江三角洲地区剩余人口容量分析
从水土资源综合限制看，整个珠三角综合承载力按国际标准是4 570万人，按国内标准是6 080万人，相比目前该区域的人口数量还有一定的剩余。但是，深圳、东莞、中山和佛山已经超载，主要计算的区域人口容量都只是从自然资源的角度考虑。实际上，对于整个区域来说，人口容量的限制还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周边地区支持程度、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引导、能源交通状况等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珠三角各城市的标准可能不尽相同。
虽然珠三角凭借现有环境吸引更多人口是不成问题的，但部分地区人口总量已超过或接近该地区人口容量。如果该地区人口还是无节制地发展，不仅会使人口素质相对下降，而且将使该地区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或生态环境遭到无以弥补的损害。
19.1.6 珠三角产业布局的现状、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对策
产业快速成长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缺乏统一规划、区位选择不合理、产业分布不均衡等空间分布问题。布局不科学造成产业缺乏经济集聚效益，产业同构又带来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以及区域产业特色不突出和区域竞争力提升缓慢。
1）现状
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珠三角产业空间布局呈现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各产业中心初步形成职能分工，但分工不很明确；而是空间分布越发趋于分散。
（1）产业总体分布呈均衡状态。以珠江口为中心，以港澳为辐射源，珠三角的产业总体分布呈现出：珠江口沿岸各市即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的产业比较发达，而离珠江口越远的地区，其产业发展依次减弱，如惠州、肇庆和江门（见表19-5）。
表19-5 2006年珠三角各市产业发展情况
注：括号里数字表示排名。
（2）产业布局基本体现区域的资源特点和地理区位。第一产业主要分布在肇庆、广州、惠州等市。第二产业分布在珠江口东岸的深圳、东莞和北岸的广州、佛山等市，工业布局体现以香港为物流中心，呈半径线状，并依托各市县城区及交通干线分布的特点。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两大中心城市和其他各市县城区。
（3）优势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初步凸显。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发挥其在区位、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形成了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产业集群初步凸显。
（4）产业发展正处于集聚与扩散并存的阶段。珠三角只有人均GDP指标达到扩散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和第三产业比重仍处于聚集区间。
（5）传统产业呈“扇形”向外迁移，但移动步伐缓慢。目前，珠三角传统产业呈现以广州、深圳、佛山为核心向周边“扇状转移”的趋势。由于技术层次低，受运输等刚性成本的约束大，而且要迁出的绝大部分产业是“三高一低”产业，不受后发地区欢迎（尤其对污染大、消耗高的产业）。以上因素使传统产业外迁步履艰难。
2）问题
（1）区域分工不清晰，产业同购现象严重。整个区域大小各类工业园区分布各市县，多数是综合性园区，特色园区少，几乎每个园区都有电子、机械、纺织、化工等产业。区域内商业主次功能格局不明显，各市县商业分工不清晰，城市间商业发展模式过于类同，网点分散布置，无法形成区域集聚和功能集聚。
（2）产业分布分散，资源利用率差。由于缺乏区域功能定位和布局统一规划，几乎所有镇街都有工业，一些镇街生产、居住、商贸功能区混杂。产业布局分散，不仅影响资源的高效利用，还特别影响了级差地租作用的发挥，造成土地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土地产出率不高，而且加剧环境污染，得不到集中治理，居民生活质量下降。
（3）产业层次低，关联度不足，集聚效应弱。产业间、产业内关联度都不高，工业对农业反哺能力不足。第三产业落后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现状制约二、三产业的关联度提高。产业层次不高，也制约产业内各行业的分工合作。产业结构上还存在“小、散、弱”，没有形成大中小企业配套的强有力的产业集群产业链，造成企业运营成本上升。
（4）工业高消耗、低效率问题未得到有效缓解。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传统行业比重达20%；高科技产品值占工业总产值只有26.96%；工业产品附加值偏低，工业增加值率偏小。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率为26.06%，远低于1983年至1992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45.3%）、日本（38.7%）、德国（48.4%）、韩国（38.7%）的制造业增加值率。这是珠三角加工业规模很大、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很多，但不能相应带来工业增加值和全部新增社会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
3）珠三角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
（1）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①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珠三角要发展成有世界竞争力的制造业基地，不仅要在第二产业下大工夫，还应强化为第二产业和人民生活配套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这将有利于第二产业，特别是轻型加工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②由工业社会向服务型社会转变。首先，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变生产性城市为消费型城市（或生产和消费并重）。其次，通过区域中心城镇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消除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最后，还应抓住我国加入WTO、服务业部门逐渐放开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2）重构产业空间，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
①珠三角要通过低端制造业的区域转移，以腾出更大空间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并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②产业集聚——专业镇和工业园区的不断升级。政府应注重通过营造专业化生产所需要的环境和配套的生产贸易服务，来完善企业间的生产链关系，构筑专业镇内部企业生产的网络关系。另外，政府应明确工业园区的定位并提供优越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积极引导同类企业在工业园区中集中并培育企业集群，坚持集约化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③产业组合——产业的区域分工与协作。珠三角各城市应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作用，扮演不同的经济角色，通过完善的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构筑具有密切经济联系和产业分工协作的经济区。
（3）建立转移支付的利益补偿机制，确保区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①补偿上游，保护区域的生态环境。在珠江的中上游地区为了保护水源，工业发展受到限制，还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影响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针对这种投资与收益主体在地域上分离错位，有必要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下游城市使用自然资源的税费，并对资源环境做出贡献的上游城市进行相应的经济补偿。这样，才能促使中上游保护水源的积极性，又能保障下游的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的良性互动。
②异地兑现，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在珠三角，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生态保护要求我们必须在区域内建立土地使用指标的交易制度，并给予这种交易制度更广泛的内涵，如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通过补偿等形式进行交易等。为鼓励农民进城，应探讨将农民本应分配到的宅基地或集体经济收益折算成相应的资产形式，并在城市商品房市场中得以兑现。
（4）实施“内扩外拓”战略，不断拓展其经济腹地
①内扩腹地——扩展泛珠三角的经济腹地。利用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其他地区间巨大的经济势差，一方面进行产业转移，发挥珠三角在区域发展中的中心龙头作用，促进内地发展，实现区域共同繁荣。另一方面，随着珠三角经济的发展，为保持资源供应，有必要加强与内地资源相对丰富的省市的合作。
②外拓市场——拓展国际广阔的市场空间。珠三角正位于东盟经济区的核心位置，在历史上与东盟等国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拓展东盟市场将有利于珠三角进一步融合到东南亚经济国之中，增强其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持续性。
（5）珠三角新一轮产业合作
“前店后厂”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珠三角与香港之间不同的资源优势。但是，进入新世纪，这种发展模式却表现出产业档次低、经济规模小、缺乏技术支撑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香港应依托其良好的金融、港口、物流、研发等高端服务业优势，在与珠三角合作中进一步提升其服务业水平，加强金融中心的地位，拓宽营销网络。珠三角则应依靠制造业生产，担当起发展高科技、培植核心企业的重担，共同打造一个全新的港澳珠三角经济区。
（6）共同构筑和完善珠三角
①基础设施的协调发展。香港要强化区域货物进出口、转口主枢纽港地位，珠三角则进行国内贸易的合理分流，逐步形成一个分工布局合理、海陆空综合配套的现代化综合运输网络。
②打造“港澳珠三角世界物流中心”。珠三角是南中国的经济中心，拥有中国市场和广阔的腹地。香港是国际性大都市，也是全球港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珠三角可以通过香港联系世界。若两者共同打造“大三角世界物流中心”将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拓展大三角经济发展的市场机会。
③打造“港澳珠大三角旅游区”。通过进一步放开限制和加快办证手续，港澳积极拓展和分享珠三角乃至国内的旅游客源市场。珠三角一方面积极吸引港澳国际旅客，另一方面引进港澳资金并同港澳旅游机构合作，共同开发珠三角的旅游资源。还必须消除三地之间的制度障碍，如：简化和加快通关办证手续，争取免签手续；在三地旅游支付上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方式。
（7）建立珠三角绿色交通体系
①发展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将区域陆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从公路建设转移到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建设，不断提高轨道交通的比重。以广深、广珠城市带作为区域发展主轴。它们将与城市群公路配合形成珠三角“半小时生活圈”，也使居民居住地“郊区化”成为可能，有效减少“大城市病”。
②严格机动车控制管理。
控制机动车保有量。据预测，到2010年，珠三角机动车保有量将达1 600万辆。今后城市交通工具发展重点应放在公共汽车及无污染、耗能低的交通方式上，通过征收车辆注册附加费，控制车辆保有量，严格控制摩托车增长。
推广绿色机动车。采取汽车驶入市中心交纳市区通行税，高峰时间限制小轿车数量，适当控制私人轿车。制定高排放车型目录，实行区域新车准入制度。
③改善城市交通管理。
公交优先措施。从2005年开始已在广州、深圳等地开展公交优先的城市交通管理措施。
渠化交通路口。通过渠化、前移路口停车线能使车辆缩短通过路口的时间，并减少交叉口汽车的延误。
建设智能交通系统。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充分发挥现有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
④加强交流建设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保护。在保证交通畅通的前提下，要严格控制通道对穿越区域的干扰。首先离交通线路要建立完善的防护林带，将机动车通行的影响控制在道路区域内。其次要控制城镇居民点沿路带状发展，尽量引导沿线城镇呈组团式发展。在动物迁移和觅食活动区建立涵洞等生物通道，便于动物穿越人类干扰带。对于道路建设取土完毕后，应由建设单位及时做到还田复耕，从而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
减小声环境影响。在敏感区域积极采用柔化路面（如沥青路面），并注意路面的保养，防止路面不平和桥头等处出现跳车现象；积极利用地形的隔声作用；对受噪声严重影响地段的城镇居民集中地段，拟建声屏障。
减轻大气环境影响。道路建设中沥青熬炼等工作可由专业拌和场来完成，施工单位配备洒水车，对环境敏感点内施工道路进行洒水处理；在条件允许处设绿化隔离带。
减轻水环境影响。施工场地设排水沟，将废水排入指定水体；桥梁施工产生泥浆集中处理；服务区集中挑水处设污水处理装置。
开展工业固废物综合利用。广东省需制定有利于工业固废物在道路建设中综合利用的统一政策，鼓励对工业固废物的资源化利用（李捷，2006）。
19.2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通过利用外资，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推进市场化，激发内生增长动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05年人均GDP突破4 000美元。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国际制造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长三角的率先发展，是这一区域良好自然条件、优越地理区位、高素质人力资源以及长期历史积淀的综合结果。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的约束日趋严峻，长江三角地区人口众多，能源、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更为尖锐。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三角如何保持率先发展的势头，并且由经济的率先发展走向全面、可持续率先发展，这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19.2.1 人杰地灵的黄金三角洲
1）优越的自然地理区位
我国东海之滨、万里长江尾闾，有一片平畴沃野，这就是长江三角洲。自然形成的长江三角洲，西起镇江、东临大海，北至通扬运河，南达杭州湾北岸，面积近4万km2，是我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冲积平原。经济区划的长江三角洲则向西延伸至南京，向南拓展到整个杭州湾南岸，面积近10万（99 698）km2。它包括上海市的全部，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泰州，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后来又加上台州），共计1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成为享誉中外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濒江临海，又位于我国海岸线的中部，拥有“外通大洋，内联深广腹地”的优越自然区位条件和“水陆并举”的便捷交通条件。而地处长江最前缘的上海，构成了我国弓箭形江海格局的关节点，是全国南来北往、西去东来的交通中心，并处于亚太正在形成的东京、汉城、台北、香港、新加坡等最具实力的“城市走廊”的中点。
世界上大多数河口三角洲都是所在国的富庶之地，长江三角洲也同样是我国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实力雄厚、科学技术水平较高的一个地区，在我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2）富饶的自然资源
集中表现为四大优势自然资源和两大财（才）团。
（1）得“天”独厚
长江三角洲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日照充足，雨量充沛，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其温和湿润的气候类型十分适合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全区年平均降雨在1 000mm以上，特别是在夏季降水尤为集中，而且此时正值高温时节，雨热同季，对农作物的生长十分有利。
（2）得“水”独富
长江三角洲还有数以千计的湖泊和河流，将江、河、湖、海汇于一身，水网密织、物华天宝。镶嵌在长三角南缘的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面积2 425km2。它又与250多个大小湖泊和数千条河流相连，成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以“江南鱼米水乡”为特色的黄金三角洲。它依江傍海，三面临海，构成我国著名渔场。三角洲上湖河交织，是我国重要淡水养殖基地，还是调节河川径流的天然水库，对防涝抗旱及改变当地的小气候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长三角既有黄金水道，又有黄金海岸。长江航道源远流长、腹地广阔，终年通航，万吨轮能通武汉，三四千吨轮可抵重庆。长江下游横穿三角形注入东海，京杭大运河穿江而过，两者把江、河、湖、海连成一体成水利交通网络。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为两翼的港口群，地处我国海岸线中段，海运、河运和铁路运输衔接，交通极为便利，可构建成为国际航空中心。
（3）得“沙”独肥
长三角广阔平原都是长江及其支流和两岸的湖泊所挟带的泥沙冲击、淤积而成。一方面，这些砂质黏土疏松，富含有机质。20世纪80年代，有人从江底捞起泥沙进行测试，发现其中含氮值比世界河口平均值高出9倍。上海新围垦的土地当年可种棉花，第二年种粮食。另一方面，长江河口泥沙不断沉积、淤积，使长三角不断向海延伸拓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共围垦滩涂873km2，使上海的土地面积扩大14%。
（4）得“景”独秀
长三角依江傍水，风景如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是对长三角风景的评价，这里有山水名胜，洞、瀑、泉景和壮观的钱塘江涌潮，还有集历代能工巧匠建筑艺术的园林文化和深厚底蕴的历史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都极为丰富，其中不少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5）物力“财”团
长三角物产富饶。优越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以及悠久的人类开发历史，使这里自唐宋以来就是中国的“天下粮仓”、“棉仓”和“钱仓”，人民生活相对富庶，所谓“苏浙熟，天下足”。鸦片战争之后，长三角外国资本云集，官僚、买办、民间资本雄厚，成为维护蒋家王朝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也为近代以来上海等大都市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
（6）人力“才”团
长三角人才荟萃、人杰地灵。历史上，这里曾涌现各种人才，有做官的、经商的，也有文人、墨客、幕僚。在近代尤为突出，仅民国年间，蒋介石政权就是靠江浙人的才团和财团支撑。为新中国成立、建设而奋斗不息、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文学家、科学家中，不少来自江浙这一带。
3）雄厚的经济社会建设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和1991年的开发开放，长江三角洲得到快速发展。1992年该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14%，到2003年已占全国20%，人均GDP超过4 400美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8倍；财政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22%，为我国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
作为全国最大的综合经济区，工业门类齐全，配套体系完整，生产效率较高。机电、钢铁、轻纺等传统工业与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与产业在全国占较大比重。该区也是全国的高产稳产农业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进入新一轮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产业结构处于较快调整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降到5%左右。第三产业改变了长期滞后的状态，上海、南京、杭州等市区第三产业比重已接近第二产业，其中金融、保险、信息、房地产成为重要新兴部门。二产以国内外市场为目标，高科技产业比重明显增加。农村工业化发展，乡镇工业已全面改制，成为农村乃至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柱。
（2）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跨江及跨海桥梁以及电力、通信设施均有大幅度乃至跨越式的发展。
（3）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区内建立了一系列证券、期货、房地产、人才以及主要商品的大型市场。与此同时，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境外投资各类产业不断增加。
（4）长三角是我国各类国家级开发区最密集的地区，总数达19处，覆盖了全区各市。此外，还有一批富有活力的省级开发区。它们共同积极推动未来的产业导向。
19.2.2 长三角的空间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空间发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和强化了基于三区块的多核格局与双重物流体系，由上海一花独放的单极格局，发展成为百花争艳、多个区域共同快速发展的多核格局，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整体竞争力大大提高。
1）三区块格局日益明晰
卓勇良等（2007）认为长三角16个城市（图19-2）及其140个县（市、区），采取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域。
（1）以上海为经济中心的核心区块，包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嘉兴和湖州7个城市及其70个区、县（市），位于长江与钱塘江—杭州湾之间的三角地带。无论是地域范围、人口规模，还是GDP规模和耕地资源，核心区域均遥居长三角之首。人口占长三角48.6%，GDP为64.3%，陆地面积45.9%，耕地40.1%。即使去掉浙江4个山区县的面积，仍占长三角的33.6%。
（2）以南京为行政中心的腹地区块。包括南京、镇江、南通、扬州和泰州5个城市及其40个区、县（市），位于核心区块的北面和西面。有海岸线而缺深水良港，以较多人口而占有较少GDP。人口占长三角31.4%，GDP占18.8%，陆地面积占28.1%，耕地占45.9%。
图19-2 长三角16座城市区位示意图（卓勇良等，2007）
（3）以宁波为物流中心的挑战区块。包括宁波、绍兴、舟山和台州4个城市及其30个区、县（市），位于钱塘江—杭州湾以南。其特点是发展速度持续高于前两个区块，以及港口条件较好。宁波—舟山港是中国沿海最重要的大宗散货中转枢纽。人口占长三角的20.0%，GDP占16.9%，陆地占26.0%，耕地占16.0%。
三区块有较大差异性。一是地理和文化差异：核心区多数属于太湖水系，形成独特的江南文化；腹地区在文化上较多北方的厚重；挑战区与核心区有钱塘江相隔，文化上也有一定区别。二是增长速度差异：核心区在1990年后由于上海提速，GDP名义增长速度提高6个百分点；挑战区增长最快，1978年至2004年，GDP名义增长率高达19.7%，高于其他两个区3个百分点以上；腹地区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三是制度变迁差异：核心区的现代市场建设较好，挑战区的民营经济较为发达，腹地区的后期改制比较成功。
2）泛长三角经济区的空间结构
朱舜、高丽娜等（2007）认为长三角经济快速增长，辐射半径增大，尤其是“一极两带”的极化与辐射效应（长三角经济区沿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陆桥经济带向中、西部扩展极化和辐射效应）增强了长三角经济区与其经济腹地的联系，引致泛长江经济区的形成。
（1）构建泛长三角经济极核区与影响区的协调发展机制。长三角16座城市是泛长三角经济区的极核区。新融入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其他城市和地区，为经济极核区构建了发展战略的“影响区”提供了经济发展腹地。通过区域合作、优势互补，“影响区”可为“极核区”提供需求巨大的市场、人才资源、能源、矿产、原材料资源、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交通信息资源。构建泛长三角经济区，“影响区”可更顺畅地融入“极核区”，并接受辐射。
（2）近几年苏、浙两省尚未加入“极核区”的城市，以及安徽省的合肥、马鞍山、芜湖等长三角周边城市，虽然在形式上未加入“极核区”，但从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和经济发展的态势上看，已经不同程度地与长三角融为了一体。
（3）2004年首届长三角城乡一体化论坛上，张颢瀚教授提出“3＋2”概念，即把苏、浙、沪三省市和属于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西全部纳入“泛长三角”范围。
（4）还有学者提出泛长三角地域应延伸到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福建一线，以此和泛珠三角经济区及环渤海经济区相衔接。
3）区域融合格局
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水平日益提高，正在推进全方位的融合。
（1）一是区块融合。跨越杭州湾、连接上海芦潮港和浙江小洋山的东海大桥建成通车，奠定了上海成为国际航运枢纽的坚实基础。杭州湾大桥已于2008年通车，缩短宁波到上海的距离120km，舟山与大陆的连岛工程正在抓紧建设。连接上海至崇明、启东的沪、崇、苏通道的上海段已开工兴建，江苏段也正在积极准备。
（2）二是城市融合。“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几乎所有的县级市都将开通高速公路。长三角城际铁路已进入预可行性研究阶段。随着城市的扩大，以及城市之间区域的非农化，形成了以干线公路为轴线，制造业带为联结的长藤结瓜式城市布局。
（3）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融合。长期以来，长三角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致力于健全区域组织领导和协调推进机制，积极在交通、旅游、生态环境治理、信息资源共享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19.2.3 长三角人口城市化趋势
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人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进入了人口城市化的加速时期，面临很多问题，如人口城市化过程中进入城镇农民的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城市体系发展的不完善问题，城市化总体上落后于非农化问题等。
周海旺等（2006）以沪、苏、浙两省一市为例，分析长三角地区人口城市化现状及问题，并对人口城市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长三角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对策思路。
1）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和特点
（1）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有扩大趋势
2004年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率为54.84%，高于41.76%的全国人口城市化率。1990年，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率为29.46%，比全国水平高2.02个百分点。此后两者差距逐步扩大，到2004年，扩大到13.08个百分点（见图19-3）。
（2）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从1990年至2004年，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率提高26.41%，年平均增长率为1.76%，快于1.02%的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3）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略高于沪籍人口城市化水平
1990年、2000年和2004年，长三角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分别为31.23%、50.99%和 55.94%，都略高于相应年份沪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从发展趋势看，两者的差距在缩小。
图19-3 长三角与全国人口城市化水平比较（周海旺等，2006）
（4）人口城市化主要来自长三角内部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外部区域人口入迁也起重要促进作用。
人口城市化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城市向外扩张的城市化，二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三是流动人口向城市集中。
（5）长三角地区市域面积不断扩大，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如1990年以来，上海郊区除崇明县以外，其他的县都成为区，乡镇建制也绝大多数撤乡建镇。
①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1995年至2004年，长三角农村劳动力总量增加不足65万人，但非农劳力增加790多万人。
②流动人口规模扩大，外来人口主要流入城镇。1995年至2000年间，长三角从外省区流入人口约679万人，是1990年至1995年间的3倍多。长三角16个城市的人口迁移使其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提高近3.1个百分点。
2）长三角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人口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仍滞后于经济与非农化发展水平；
（2）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不彻底；
（3）农村富余劳力整体素质低，城镇就业吸纳能力有限，阻碍农村劳力的城镇转移；
（4）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农民数量大，补偿不足，就业和保障问题突出；
（5）城乡户籍制度带来不同福利，制约农村人口的转移。
3）长三角人口城市化趋势预测
表19-6 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城市化趋势预测 （单位：万人）
源自：周海旺等，2006.
4）长三角人口城市化发展对策
（1）逐步加快户籍制度创新，可分三步走：先取消省市内部的城乡户籍限制，实现人口自由迁移；再逐步取消两省一市间户籍限制，允许人口在长三角自由迁移；最后实现长三角和区域外的自由迁移。
（2）加快就业制度创新，解决进镇农民就业问题。其关键是：加快城镇二、三产业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和劳动服务信息网络，开展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
（3）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解决进镇农民的后顾之忧。
（4）重视中小城镇发展，在实现人口城镇化的同时，减轻大城市的压力。
（5）逐步打破地区之间的行政分隔，加强沟通和协调，建设长三角的城镇体系网络，最终建成城乡一体化的城镇体系格局。
19.2.4 长三角的生态环境
发达的工农商业、密集的人口、城市与农村，给长三角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压力，环境负荷逐步加强，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长三角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1）长三角生态环境的基本特征
（1）自然水系的环境特点
长三角地处长江、钱塘江两侧，北部还有淮河、沂沭水系，位于这些流域的下游，是全国地势最低的区域之一。主要河、湖跨省级行政区，已出现跨区环境冲突。此外长三角有临海、湖、江之利，环境容量大，科学利用则有利，无序开发则为害。
（2）社会经济条件的环境承载特点
张颢瀚等（2006）认为长三角环境要素流动的基本特点是：能源资源大量输入，人口净输入，产品大量输出。全流域一次能源自给率不足20%。从社会经济条件分析，区域内呈现东部与西部以及内部南、中、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梯度。
（3）生态先天脆弱与经济开发的矛盾
长三角的地貌、物质组成、水系、气候等均有显著差异，多重生态脆弱界面交叠，构成不同的生态脆弱基础。长江沿江段处于东亚季风强烈控制前沿，降水时空变率大，加上台风相伴，造成暴风骤雨，加剧洪涝灾害。从河流水系看，长三角处于江、海、河感潮地带，极易受到外部其他环境因素危害。
（4）生态环境与产业的逆向演替
从长三角地区看，上海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原来的消耗资源型产业逐渐向江、浙地区转移。但从地势上看，江苏许多河流都位于上海上游，其结果导致扩散污染的回归，产生更大的经济与环境的矛盾。
2）长三角生态环境的主要危机
当前，长三角是中国人口最密集、能源消费密度最高、各种资源消耗最集中、工业和生活废弃物排放强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见表19-7），也是中国近年形成的环境和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已经威胁人民生存质量和区域环境安全。
表19-7 长三角工业废水排放及占全国比重 （单位：万t）
源自：《中国环境年鉴》（1998—2005年）.
（1）城乡环境形势日趋危急
目前，京杭运河长三角区内，太湖、长江下游段和钱塘江段等水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城市内河水域功能类别低，污染严重。太湖平原地表径流已难以找到可供直接生活与工业生产安全使命的水源，成为水质型缺水地区。杭嘉湖平原地区86.5%以上地表水为不能饮用的Ⅲ类至劣Ⅴ类水，45.5%以上属Ⅴ类和劣Ⅴ类水。主要城市大气污染物PM10普遍超标。有些城市已形成煤烟型和汽车尾气型复合污染。苏南、上海和整个浙江都是酸雨的重污染区，全年pH低于5.6。同时，由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以及农民生活方式改变，乡镇和广大农村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滞后，垃圾与污水不能得到安全处置。大量城市污染企业向农村搬迁，导致水质恶化，有些水域已失去利用价值。大量生活垃圾堆积，农用化学品使用和规模化养殖业使耕地污染，最终威胁农产品安全。近年来，上海土壤中汞和镉的含量增加50%。江苏某地化肥用量是国家标准的两倍多。浙江一些地区土壤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部分检测率达100%，某些污染地区抽检的25个稻米样本中铜、锌含量超标。
（2）工业结构性污染突出
从区位、交通、资源、市场等因素分析，长三角地区将机械、电力、钢铁、造纸、化工等作为首选发展支柱产业，造成了不利结果。
①构成对资源、能源的压力。长三角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除上海的服务业和高新产业有较强发展外，其他地区都以汽车、冶金、重化工、一般电器为主导产业。这些行业都是大运输量、高耗水的环境资源消耗型产业，有高污染特征，消耗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对外依存度很高。
②产业过度集聚带来对环境冲击明显。目前区域内正在或将建20个重点化工园区。沿江15个园区都将石油化工、化学新材料、有机化工原料作为支柱产业。这势必加剧环境污染负荷和资源短缺程度。
③高新产业的现代环境问题。目前，随着IT产业、新材料、重化工、新医药及许多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危险废物、核安全、有机毒物、电磁辐射和电子垃圾等已成为新的环境危害。
④生态破坏、生态失衡问题十分严重。目前存在耕地减少、城镇地面沉降、湖泊萎缩、湿地受侵等问题，直接关系今后可持续发展。
⑤已对社会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目前，环境安全已由单纯对自然生态、经济增长、人民身体健康的直接影响日益转化为对社会安定、精神文明等综合影响，日益扩展为影响环境道德、社会伦理和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例如2004年汛期，淮河流域5亿多t高指标污水形成150多km的污水带，扫荡了淮河中下游，江苏沿河进行鱼虾养殖的主业的经济利益也险些遭受“灭顶之灾”。另外，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使传统疾病和癌症发病率都较以前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3）长三角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关键与对策
（1）建立流域生态环境委员会，实施统一的领导管理体制。其主要职责是：统一制定各种生态和环境管理的政策法规，协调流域间各种生态环境保护事务，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对各种涉及全流域环境整体利益的管理事务加强管理，如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容量配制及调整等。
（2）建立环境资源补偿机制，通过区域环境合作机制的实施，加强协调，信息共享，相互支持，协调解决区域和流域间的环境问题。
（3）构建区域生态环境安全预警机制，尤其对区域内环境敏感区、环境脆弱区以及重要环境功能区要加强防范，防止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
（4）构建区域环境污染共同防治体系，包括环境标准体系、环境质量监控体系、环保执法体系、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系统，由企业等社会单元构成的污染治理体系，以及区域环保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等。
（5）构建区域环境冲突协商解决机制。区域环境冲突，从直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区域矛盾，发展到深层次的环境经济利益矛盾。还存在围绕环境资源的分配产生的环境利益冲突，应加强区域间的磋商和协调。
（6）构建区域环境资源配置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如苏、浙两省分别在大气污染物（电厂二氧化硫交易）和水资源（东阳市和义乌市之间的水资源交易）等方面进行了尝试。
（7）构建区域环境科技交流与合作机制。加强环境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发和推广环保实用技术，共享环境科技成果，有利于提高解决区域环境问题的能力。
19.2.5 长三角的综合交通体系
进入21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整体性发展问题日趋突出，在此背景下，区域性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成了焦点问题之一。
1）长三角运输化阶段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长三角已进入运输化的成熟完善阶段，已初步形成公路、水运、铁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共同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以上海为龙头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为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基地奠定了基础，推动了长三角更广泛地融入全球经济活动。
（1）公路水路交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撑
在长三角，水运承担了90%以上能源和外贸物资运输。公路是港口的主要集疏运交通方式，在域际货运、与周边省区物资往来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2）公路水路交通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居主导地位
2004年，长三角公路水路客运量接近30亿人次，货运量超过30亿t，在该地区运输总量中均占98%左右。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1亿t，其中外贸货物3.1亿t。上海、宁波港货物吞吐量分列中国港口第一、二位，上海港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为世界第二、三位。
（3）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重点加速公路主骨架、水运主通道、港站主枢纽和交通支持系统建设，优化了基础设施布局，改善了结构，初步形成集装箱运输系统、能源运输系统和外贸物资运输系统。
到2004年长三角区域公路网总里程已达11.8万km，其中高速公路3 779km，公路网密度、高速公路密度分别为全国平均密度的3倍和5.8倍。内河航道总里程达到3.3万km，占全国的30%。港口生产性泊位2 045个，万吨级以上泊位353个，集装箱吞吐能力1 270万标准箱，分别占全国沿海港口的42.6%、38.8%和39%。
（4）公路水路交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公路水路交通市场机制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已将形成，在交通运输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道路运输市场已基本打破了部门、地区和经济成分的限制，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经营道路运输业务，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5）铁路建设进程加快
长三角区域内铁路线路相对较稀疏，但客货运输十分繁忙。京沪、沪杭、宁芜、宣杭、新长五线是中长客货运输干线。随着京沪高速、沪杭高速、上海浦东铁路的建成以及所有铁路的提速、复线的建设，必将对城市间的客货流、城市间的经济关系和产业整合产生重要影响。
（6）民航：机构云集
目前，长三角地区已初步形成多中心的辐射状航空运输网络，机场密度达到每万km2 0.8个机场。2003年，长三角机场全年客货吞吐量已分别占有全国吞吐量的19.6%和5.3%。
（7）管道运输：发展势头强劲
长三角的管道运输主要是原油和天然气运输。甬—沪—宁输油管道使长三角的镇海、上海、高桥、金陵和扬子五大石化企业“一脉相连”。天然气运输主要有两条线路：平湖线（东海平湖—上海）和西气东输（轮南—上海）输气管线。
（8）轨道交通加速成网
经过多年建设，上海有10条轨道交通线投入营运。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包括11条连接长三角各大板块的轨道交通网建设规划已于2003年6月浮出水面。
2）长三角交通运输中存在的问题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长三角的交通运输面临新的问题。
（1）交通基础设施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公路通达问题未彻底解决，单位面积拥有公路里程仅为发达国家的1/6～1/3，农村公路仍很落后。跨省市公路通行能力明显不足，通道空间资源约束与增加公路能力的矛盾日益显现。
内河基础设施不能适应运输发展要求，四级及以上航道里程仅占航道的5.3%，主要内河通行能力不足，常发生严重堵航现象。
港口能力紧张局面依然存在。上海、宁波等港口又出现压船压港现象，万吨级深水泊位仅占总数的21.6%。长江口航道水深不足，难以适应大型船舶进出。
（2）交通运输一体化程度不高
长三角区域间，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信息不能共享，各种交通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不高，不适应经济一体化要求。
（3）资源、环境与交通发展的矛盾突出
当前，运能大且有效节约土地资源、降低车辆废气排放的高等级公路数量少。现有深水岸资源难以满足发展对空间的要求。内河水运资源优势未充分发挥。现有车船工具能耗较高，污染严重，节能、减污的内河标准化船型研制及推广应用尚显薄弱。车船空调的不当使用，既浪费能源，又影响了车船内部环境。
（4）交通设施规模不足
铁路和公路网络人均里程不高，尤其铁路密度只有国际大都市圈的1/10～1/6。长三角铁路承担客运量为每km 56万人次，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每万人拥有公路里程8.55km，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大多数内河航道处于天然状态，加上缺乏统一规划，通航能力很低，每公里航道年货运量仅为1万t。内河港口泊位少，装卸设备和工艺陈旧落后，吞吐能力不足。从机场方面看，重复建设严重，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有些机场客源少，难以维持，经营状态十分不理想（其中票价过高，还属于上层消费，也是一个原因）。
（5）交通设施衔接问题
①大小交通衔接性差。至今还没有真正可以称得上综合交通枢纽的交通枢纽点。
②区域南北通道少，阻碍区域中心城市上海与地区中心城市及广大苏北地区的联系。
3）基本对策思路
处于一体化进程的长三角城市带，在交通网络的建设中已开始树立大市场、大交通的指导思想：在加强铁路、公路网络化的同时，挖掘水运、港口和空运潜力，注意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向建设功能完善、高效畅通的一体化交通网方向迈进。
（1）树立协调发展观念，联手规划综合交通网
2001年，沪、苏、浙最高层官员组成“经济合作与发展联络组”，协调地区间的合作发展，启动长三角路政合作。除规划与建设外，包括超载超限运输整治，公路客货运输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开始实质性推进。三地联手编制成《长三角都市圈高速公路网规划》，强化区域联合，将路网划分为区域主通道、城际通道及对外辐射道路三个层次。
（2）加快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建设
长三角大交通新轴线正日渐丰满：上海倾力打造“三港（航空港、深水港、信息港）、两网（高速公路网和交通信息网）”，沪苏谋划共筑“沪—崇（明）—（南）通”过江通道，浙江跨海飞架杭州湾大桥。今后重点将是两方面：一是加快城际快速干道（高速公路和城际轨道）建设，二是越江通道，即水桥建设和航运系统。尤其要重点发展快速轨道交通，构筑“都市大交通圈”。据初步设想，当城际轨道与高速铁路联网后，长三角交通可分为5个层次：中心城市间直达快线、与副中心之间的城际快线、副中心与城镇之间的城郊线、市郊铁路构成的近郊线、市内轨道交通线。
（3）高速铁路建设和线路改造、火车提速各头并进
主要方面是加快高速铁路建设（沪宁、沪杭、浦东），加强现有线路提速，向公交化城际列车的方向努力。在空间布局上，将加强扩展南北、密切点（港口）线配合。同时，加强运输产品结构调整（应重视各层次旅客尤其是中下层旅客的需要），改革运营组织方式，改善服务质量，提高运输能力。
19.2.6 长三角区域协调的重大问题
杨俊宴等（2008）回顾长三角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近20年，受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区域政策影响，从产业趋同、环境保护责任不明，到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再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吸引投资的竞争，使区域的整体协调一直难以在现实中有效体现。他们认为由于区域协调重大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人们对它的认识参差不齐，所以进行相关调查，了解各城市各部门主体的意向对于全面了解长三角地区区域协调需求十分必要（见表19-8）。
表19-8 调查结果统计摘要
源自：杨俊宴等，2008.
1）基础设施建设
从调查结果看，各城市加快一体化进程融入长三角核心区的要求都十分迫切。然而，现实情况是长三角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问题已相当严重。港口方面，除上海港外，宁波北仑港也定位为区域枢纽大港，而大小洋山港的建设将进一步加剧港口竞争态势。此外，长江下游从南京到南通，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大力建设自己的港口。机场方面，长三角地区仅上海就有两个国际机场，加上杭州和南京，共有四个国际机场，而宁波、无锡、常州等也有自己的机场。但是基础建设缺乏综合协调，不同地区交通设施缺乏衔接，缺乏利益补偿。
2）政策法规协调
各地区主要集中在建立协调机构、统一市场行业标准、统筹政策法规方面。区域一体化尚处在起步阶段，各地区对政策法规还处在“打破壁垒，要求统一”的时期，没有深层次的差异协调需求。但是缺乏处理区域协调问题的常设机构，缺乏统一的市场行业标准，缺乏区域协调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保障。
3）空间统筹布局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人口—经济—区域综合体最突出的地区，其城镇发展空间格局存在以下基本问题：①区域整体空间缺乏功能合理分工和有效管理；②城市间联系不够紧密；③次板块发展薄弱。
4）产业发展协调问题
由于资源类似、区位相近，甚至政府部门的职能、目标与任务也大同小异，导致了长三角16城市在产业发展和吸引资本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城市的产业相似系数越来越高。存在以下问题：①分工协作关系尚未形成；②吸引外资恶性竞争；③合作领域狭窄。
5）跨区域的环境综合整治
（1）跨界排污管理。尽管各地采取一些整治措施，但缺乏统一协调的行动计划，使得治理效果不佳。
（2）跨界取水口保护。缺乏明确的生态功能区划，各类跨界取水口生态保护区之间缺乏协调，区域供水安全的整体性与连续性遭到破坏。在财税分权大背景下，各地政府致力于本地产业的发展，要协调区内跨界取水口保护的需要存在相当难度。水源保护地单方面承担了保护成本却减少了发展工业的机会。其他城市利用水资源时成为水资源保护的受益者，但是没有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
（3）跨界流域治理。因为跨界流域的综合整治环境保护方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关于跨界流域的利用和综合保护、排污标准的确定、如何实现属地管理等问题都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
6）土地资源协调
当前日益密切的行政区之间各种社会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导致土地利用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土地利用管理体系又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为此在区域层次产生许多土地利用不协调现象。
（1）土地指标严重不足与土地利用浪费并存。
（2）土地管理制度不协调。
（3）土地利用相关政策不完善。
19.2.7 长三角区域协调持续发展对策
1）地方政府职能功能的新定位
（1）转变发展理念。地方政府要以“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追求地方的近期利益转变为追求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倡导建立在竞争中合作、合作式对外的竞争观，在合作中赢得比较优势，获得更大的发展领域。
（2）增强导向调控功能，引导地方特色化发展。地方政府应更多搭建和扩大跨地区行政协调工作平台、经济社会活动平台以及信息交流平台，加强区域和跨地区发展思路、重大政策的交流研讨，建立跨地区重大事务协商制度，消除信息交流障碍和各种行政壁垒。引导市场主体利用区位优势、比较优势，促进其向专业化、特色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3）加强政策调整，构建共同利益机制。地方政府应促进地方政策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区域无障碍流动，从专项经济活动的跨地区互动入手，通过财税、金融等经济类，人才、薪酬、环境等社会类和科教文卫等三方面政策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构建区域共同利益机制，积极鼓励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实现跨地区互补互动式发展。
（4）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及服务。加大信息设施、交通网络设施为重点区域性公共产品（设施）的建设；促进金融、能源、环保等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加快发展；促进人力资源、科研开发、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为各类社会组织提供跨地区合作的机会和便利。
2）实现路径与思考
（1）改革对政府政绩的考核方式。在目前政绩考核方式下，要想使地方官员搞合作、联动，实现双方的长远利益，很难有现实意义。所以，建议在考核政绩时，不仅考虑本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还要考核对其他有关地区发展的贡献度。
（2）打造“小政府、大市场”的一体化模式。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采取“引导配合而不直接干预”的做法。转变政府职能，将具体行政推动转变为引导式的日常服务和依法监管，实现区域合作从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转变。这样，可以使区域合作少受一些行政体制的约束。
（3）以具体动作推动实际联合。可按先易后难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约束，实现区域职能管理的一体化。如“长三角交通管理与规划”、“长三角环境保护”等。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然后建立长三角共同市场规则。对长三角政府而言，目前要进一步培育市场体系，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好规划、引导和规范管理，强化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并且推动企业跨区合作。
（4）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两到三个五年规划的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体系和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是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要深刻理解服务业发展“两个面向”的基本内涵，即面向生产的现代服务业（服务对象是国际先进的制造业）和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如旅游、广播影视、电信、创意产业等）。
（5）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创新和突破。长三角地区的小城镇是构建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和网络区域。将有实力的城镇，赋予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权限，把它们作为长三角区域的城市体系来规划和建设有重要意义。
19.3 环渤海经济圈
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以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地区。位于中国沿太平洋西岸的北部，是中国北部沿海的黄金海岸，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党的十四大报告将这一地区列为全国开放开发的重要区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对“环渤海经济区”进行了单独的区域规划。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横向联合和优势互补，为该地区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9.3.1 环渤海经济圈的基本概况
由北京、天津领衔的环渤海湾经济区产生于1986年，它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继而逐步形成“大北京”城市群。一般认为，“环渤海经济圈”狭义上是指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经济带，它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或地区（见图19-4）。其中心区面积近7万km2，人口约4 000万人，其目标是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从更大范围说，已形成“5＋2”战略合作格局的框架，即河北、山西、辽宁、山东以及内蒙古中东部五个省（区）、北京和天津两个市。如果从这个格局看，全区陆域面积达112万km2，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2%，GDP占全国比重约为9%。
图19-4 环渤海地区图（潘文卿等，2006）
19.3.2 环渤海经济圈的比较优势
环渤海地区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相比，具有以下比较优势：
（1）地理区位优越，该地区位于中国东北、西北、华北结合部，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开展国内外多领域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成为海内外客商新的投资热点地区。
（2）自然资源丰富，拥有丰富的海洋、矿产、油气、煤炭和旅游资源，也是中国的重要农业基地。
（3）海陆空交通发达，拥有60多个港口，是我国海运、铁路、公路、航空、通信网络的枢纽地带，成为沟通东北、西北和华北经济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集散地。
（4）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雄厚，是中国重工业和化工基地，有资源和市场优势。京津两地的科技人员占全国四分之一。
（5）形成实力较强的骨干城市群，以京津为中心，大连、青岛、秦皇岛等沿海开放城市为扇形，以沈阳、石家庄、济南等省会城市为区域支点，构成中国北方最重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和外向型、多功能的密集的城市群落。
19.3.3 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势头
（1）“十一五”面临重大机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启动天津滨海新区这一强力引擎，为环渤海加快发展带来难得机遇。有专家说，该地区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板块中，乃至东北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隆起地带。
（2）正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区域制造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不仅保持诸如钢铁、原油、原盐等资源依托型产品优势，而且新兴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发展迅猛。京津雄厚的科技力量，有望在电子信息业创新上发展出高端优势。
（3）作为我国北方国际资本最密集的地区，外商投资走势仍然强劲。
（4）京津冀、环渤海一体化步伐加快，东北亚区域合作也是加速之势。
19.3.4 环渤海地区作为经济圈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基础设施共享性水平低
在环渤海地区长达5 800km的海岸线上，60多个大小港口星罗棋布，形成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密集的港口群。由于重复建设而缺乏明确功能定位和分工，各港口之间竞争激烈。尤其是大连港、天津港、青岛港争相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还不约而同地将集装箱定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提出要加大国际集装箱的中转量。这种争抢规模的局面非常不利于基础设施的共享和区域合作。
另一明显特征是三大板块内部，主要城市间交通连接也不通畅。京津冀板块中，京津之间，在铁路方面虽然有10对城际列车，但是运行时间较长（近期已有改进）。在公路方面，堵车现象十分严重。辽宁省内沟通大中城市高速度网络不完善，山东省内的青岛、烟台、威海三市GDP占全省的1/3，但公路里程仅占全省的1/5。
2）区域内产业间缺少分工与协作
从三省二市的分工和协作看，相互协作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还没有真正形成。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界限，环渤海各省市普遍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构架，给经济圈的经济整合、结构优化与升级等一体化进程设置较大的障碍。其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较低，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产业结构趋同导致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二是产业关联度低；三是不同地区间产业梯度差异不大。
3）经济中心的确立问题
一个强有力的中心能够担负起组织、协调区域经济活动的重任，使经济圈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优化，达到整体最优。但是在环渤海经济圈内，谁是经济中心则一直未有定论。
（1）虽然北京一直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它过于庞大，而且与周边的落差较大，直到目前仍是聚集力大于扩散力，辐射作用发挥不好。
（2）天津地处环渤海湾中心，具有内联辽阔腹地、面向东北亚这种联结内外、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1987年国务院把天津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但其经济实力与北京相比还存在差距。
（3）鉴于京、津两市很难独立担负环渤海经济中心任务，不少专家提出由两市联合组成中心或龙头，但有一系列问题需解决。
4）环渤海经济圈内部联系不紧密
（1）三大板块各自中心城市定位仍不明确
①北京和天津。产业发展未能形成有效的分工协调。在产业链方面，由于产业结构趋同，未能形成较为协调的上下游关系，产业关联性较差。
②济南和青岛。在山东省内部，济南过多地担任了“政治中心”的角色，青岛则担任“经济中心”的角色。济南整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青岛则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两者争做龙头现象较为严重，合作互动程度较低。
③沈阳和大连。在辽宁省内部，两者也存在相互较劲的局面。沈阳是辽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连是国际航运中心。两者都有各自的优势，但存在如何联合以发挥合作优势的问题。
（2）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不紧密
这主要体现在京津冀板块。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在河北省围绕京津形成了一个包括32个贫困县、272万人的“环京津贫困带”。
（3）环渤海地区与周边省市缺乏必要的经济联系
经济联系仅体现在与山西和内蒙古中部地区的环渤海能源上的支持。而山西和内蒙古未得到环渤海地区强有力的辐射，这样对双方发展都有影响。
19.3.5 环渤海经济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1）环境负荷现状。环渤海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自然灾害频繁。长期粗放经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排放大量废气、烟尘、废水和废渣，污染不断加重，生态平衡遭到较重破坏。另外，密集的人口和城市群不断增加对环境的压力。据测算，地区大中城市的大气质量没有一个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工业废水处理率不到60%，生活污水处理率不到10%，固体废弃物处理率不超过30%。表19-9列出了2004年环渤海地区“三废”排放情况。
表19-9 2004年环渤海地区“三废”排放情况
续表19-9
源自：潘文卿等，2006.
（2）环境污染特征
①污染空间广。天上地下，内陆、海洋、河流、湖泊、城乡都存在污染。
②污染领域宽。气、土、水、林、草、动植物、人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③污染危害严重。受害最重的是城市、大气和地表水。尤其是水污染殃及环渤海各省（市）、各方面、各领域。辽宁是全国水污染最重的省份。
④总体看来，京津两地污染减排做得最好，尤其是天津，近年来重视循环经济建设，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高达99.4%，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100%。但从京津唐地区看也存在着以下问题：
水体污染严重，水环境恶化。随着用水量增加，排放量不断增大，以及农药化肥用量的增加，不仅污染地表水体，而且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漏斗范围不断扩展。从1971年起，北京市地下水开采量逐年增加，1981年至1995年平原区地下水储量减少18.54亿m3。
地下水大量超采，导致地面沉降。唐山沿海地区深层地下水长期超采，造成汉沽—唐海一带地面沉降，年沉降速率达20～40mm。沿海局部地区由于海水位高于地下水位，水质咸化日趋严重。
生态用水严重缺失，负外部性增加。表现在三方面：
河流断流，平原湖泊水面萎缩乃至干涸，致使平原地区普遍旱化，近海及海岸带生态系统质量下降；入海水量大量减少；湿地减少，功能退化。
（3）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
环渤海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不当而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更深入的原因是由于体制与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监控能力严重不足、缺乏综合管理等一系列的环节所造成。
①从政绩考核方式看，对环保指标重视不够，导致重经济、轻环保。针对环保相对法规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较为突出。
②从各行政区域间的环保协作看，缺乏一个整体的生态补偿机制，导致各自为政的各地方政府没有协同进行环保及监控的正向激励。
③即使在同一区域，由于产业部门间也缺乏协调与沟通，使管理实施困难。
（4）环境保护发展对策
①强化领导，做好规划，协调各省区政府职能，进行环境管理体制创新。
②以水环境建设为重点，带动生态环境建设的全面展开。
以内陆河流的污染防治为重点，以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环境为突破口，全面改善区域水环境；
从优化能源结构、提升燃煤和油的技术及推行“绿色矿山”入手，改善大气环境；
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
③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推进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某些地区对资源使用的放弃所蒙受的损失，需由对区域内其他地区的相关收益一定比例的提取进行补偿，因为放弃资源的开采使用带来了整个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④深化环境保护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多渠道筹集环保资金。积极推广特许权经营和国际上广泛开展的环保领域融资创新方式。废物回收处理、垃圾焚烧发电等领域在政府引导下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相关费用可从居民、企业等受益者中收取。
19.3.6 环渤海经济区的综合交通系统
（1）现状
环渤海地区依托沿海港口优势，已成为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部分地区的主要出海口。另外，还通过欧亚大陆桥与中亚和东、西欧相通。可见该地区的地缘优势显著，处在交通枢纽的主要位置。
（2）存在的问题
①行政隶属多元化，交通规划上各自为政。城市之间交通不畅，必要的交通设施还很缺乏，区域内部的合作与联系不够紧密，尚未形成合力。
②缺少明确的功能分工和定位。天津、大连、青岛三大港口都致力于北方航运中心的竞争，虽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合作，但缺乏协调机制。
（3）对策
①促进城际轨道交通运输系统的全面建设。2005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环渤海京津冀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2005—2006）》，提出2010年建成北京、天津、塘沽城际轨道交通线。其中京津段已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投入商业运营。北京到天津仅需40min左右。另外，2006年2月国家发改委又批准新建“北京—石家庄”和“天津—秦皇岛”两条铁路客运专线。
②曹妃甸港区和环渤海港群新规划。曹妃甸是渤海湾中唯一无需开挖人工河道和港池、无需疏通维护即可建设的大型天然深水良港。2005年初，国家就批准包括曹妃甸矿石码头在内的《渤海湾地区港口建设规划》。另外，环渤海港口群是该地区的战略性资源，不仅带动了地区四十多个港口城市的发展，还推动了整个环渤海地区及三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9.3.7 环渤海经济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趋势
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该地区的三个次级性子区域。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等原因，未来的发展仍将呈现以本子区域资源特征为依托的自我发展模式，即：三个子圈将更加“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圈”的比较优势，以各地市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布局模式。该模式将呈现如下特征：以北京为科技创新中心，以滨海新区为增长带动“极”，以天津、大连、青岛为产业辐射中心，以大中城市与城市群为依托，以环渤海湾“C”字形布局为基础，向沿海、沿路扩散展开，逐步形成多层次网络型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模式。
（1）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既能促进区域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减轻该地区的资源消耗压力，又能形成区域内部的科技辐射能力，以进一步带动中国北方地区整体的产业水平。
（2）传统产业仍是冀鲁辽的支柱产业。根据36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区位商计算，该地区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专业化优势（区位商大于5）的产品有15种。其中多为传统资源依托型，如原盐、原油、钢铁、玻璃等。虽然这些工艺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又受资源的约束强，而且有的工艺生产落后并严重污染环境，但仍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以当地资源为依托，改进与提升并且做大与做强传统产业，仍将是冀鲁辽今后一二十年内产业发展的主流。
（3）京津冀产业存在梯度差异。在京津冀经济圈中，二市一省的产业结构呈明显梯度：京津居高，河北居低。而从行业特征看又有各自特点：京津的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河北在劳力资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密集产业方面有优势。因此，该地区产业分工与转移速度将加快。
北京将走高端产业发展之路，包括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天津将自己定位为沿海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以及国际性物流中心，其产业调整也将加速，二、三次产业将并举发展。河北在第一产业方面有明显优势，第二产业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发挥作用。虽然其第三产业发展也较快，但在服务层次上与京津有较大差距。（潘文卿等，2006）
19.4 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比较分析
中国目前已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都市经济圈。这三大经济圈分别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南、中、北，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同时，它们又各具特点，历史发展、经济优势和制约因素以及发展引擎等方面有所不同，见表19-10（吴敬华，祝尔娟等，2007）。
表19-10 三大经济圈优劣势比较
源自：吴敬华、祝尔娟等，2007.
19.4.1 三大都市圈发展的定量比较
1）中国经济圈对GDP贡献的国际比较
表19-11说明，中国的三大都市圈已经有了开创性的发展，在全国的经济比重已经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37%，超过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的集中差距甚远，与美国的三大都市圈相比，GDP占所在国家的比重，仅为它们的一半稍多一点，说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表19-11 中日美三大都市圈比较
源自：新华社记者孙玉波：《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分量重》，载《国际金融报》2004年3月17日；韩洁：“中国经济渐向三大城市群集聚”，《国际金融报》2004年3月2日.
2）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总貌比较
由表19-12可知，中国新一轮财富集聚中心的三大经济圈发展大大改观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从三大经济圈的总量来看，在137.3万km2、占全国面积14.3%地域空间上，集聚了4.24亿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2.6%，创造了全国GDP的37%的财富。
表19-12 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总貌
源自：根据上述各大都市圈基本概况汇集成表（吴敬华等，2007）.
在三大经济圈中，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其中，珠三角发展已趋向成熟，产出效率最高。长三角则基本形成规模，总量贡献最大。而发展最慢的环渤海地区只是具备雏形。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显得滞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圈积极创新区域合作体制，中心城市对周围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较大。珠三角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市场化程度也较高。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也在走向成熟，发展速度较快，后劲也很足。
19.4.2 三大都市圈的竞争力比较
都市经济圈的形成，就其本质而言，是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以此标准来比较三地区的竞争力，结果表现为①长三角：区位竞争力最高。②珠三角：制度竞争力最高。③环渤海：聚集力最高。
1）长三角：区位竞争优势
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城市化水平整体较高，在产业布局上，形成了上海与苏州及浙江之间服务与制造的“分工协作、错位发展、相互补充”的良性竞争格局。上海以其较强的经济实力、优良的投资环境确立了“龙头”地位。其他城市都以积极态度支持长三角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城市间资产重组，通过组织城市间联合与协作，使长三角大商贸格局基本形成，生产要素流动更趋合理。
2）珠三角：制度竞争优势
珠三角是中国市场化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经济圈，香港是其主要投资来源，约占75%。香港与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的国策从深层次上推进了珠三角的城市化进程。伴随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产业大转移，珠三角已成为世界IT产业的生产基地。
目前，以香港为中心、珠三角为腹地的港澳粤“大珠三角”已成为亚洲发展较成熟的、经济活跃和协作程度较高的经济区。
3）环渤海：聚集竞争优势
环渤海得益于现有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首都的集中，中关村、奥运村的出现均以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为背景。但是，这一地区传统的重化矿冶工业与水资源短缺以及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
19.4.3 三大都市圈的经济特色
1）产业特色
（1）珠三角：轻纺加工—劳动密集型。珠三角产业主要由加工贸易引导，多以服装、玩具、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2002年服装产量仍高达22亿件。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高新技术产品增速快，如2002年微波通信设备增长67.5%，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和日用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
“十一五”期间，珠三角将全面提高产业整体素质，优化提高第二产业，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同时，构建和完善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产业化协作的产业组织体系。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扩大三产吸纳外资和民资领域。
（2）长三角：轻重工业—知识密集型。长三角产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发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区，其纺织、服装、机械、电子、钢铁、汽车等在全国占重要地位。但相对其他经济区，这里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更为突出。近年来，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幅始终保持在30%以上。上海、无锡和杭州已被确定为国家级IC设计产业化基地。从长远趋势看，长三角如要在世界市场上站稳一席之地，就必须坚持向高科技发展的方向，以高新技术为主导产业。
（3）环渤海：重化工—资本密集型。环渤海是中国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其钢铁、汽车、石油化工、造船以及微电子等IT产业占据着重要地位。近年来，生铁、钢、大型拖拉机、塑料、啤酒等产量占全国的30%以上，微型电子计算机占全国的近50%。2002年，重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的比重，辽宁高达79.9%，河北为69.4%。该区农副产品、海洋产品加工和出口也有相当优势。
2）经济类型
（1）长三角：民资主导型。这里较早诞生了以集体和私营经济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近些年来经过规范的股份制改造，继续保持了旺盛的活力。2002年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经济投资所占比重，浙江为67%，江苏为63%，上海为65%。
（2）珠三角：外资推动型。珠三角发展模式最大的特征在于几十年一直保持吸引外资的绝对领先地位。2002年广东省实际利用165.8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2%（其中珠三角116.19亿美元），而同年沪浙苏分别为50.3亿、47亿和108亿美元。京津分别为51亿和38.06亿美元。
（3）环渤海：国资主导型。这里传统计划的惯性影响较大，尽管近些年所有制结构调整加快，但国有制比重仍相对较高。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天津高达86.7%，北京也在40%以上。但也要看到，该地区民资和外资的增势趋强。
19.4.4 三大都市圈的制约因素
1）珠三角：腹地狭小
由于受到南岭阻隔，经济腹地狭小，珠三角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随着内地尤其是长三角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因素将代替地缘和血缘因素，一些外商甚至会并地搬迁。目前，珠三角人才储备仍是弱项。2004年初，“民工荒”敲响珠三角经济的警钟：珠三角的低工资、高劳动、高效率已经过去，发展速度已低于长三角，转型迫在眉睫。
2）长三角：缺乏协调、结构趋同
长三角分属二省一市的15个城市，行政关系复杂，地区间协调难度大，一些区域性基础设施和环境工程因政府间缺乏协调而进展缓慢。由于地区内部自然禀赋相似，导致本区产业结构趋同问题较严重。南京地区30km范围内有四家石化企业，仅扬子和金陵在重复建设方面花费上百亿元，已建项目大都开工不足。
3）环渤海：区域壁垒
环渤海涉及三省二市，经济互补性不强。该地区是中国最大工业密集区，现在它已滞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2004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生产总值为1.6万亿元，只有珠三角的二分之一稍强，尚不及长三角的一半。关键问题还是长期以来的区域壁垒，导致经济合作不畅。
19.4.5 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机遇
1）珠三角：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安排、泛珠三角
2003年，内地与港、澳之间正式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标志三地合作进入新阶段。“泛珠三角”理念的提出为该地区经济提供更广的前景。其范围包括9个省（区）以及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内地九省（区）占全国的比例：面积为1/5、人口为1/3，经济总量为1/3。
2）长三角：世博会、洋山深水港
长三角有两个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上海世博会吸引7 000万名游客，其中许多人去周边城市一游。第二个是洋山深水港工程，将使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建成东北亚的国际航运中心。
3）环渤海：北京奥运、天津滨海新区
北京奥运投资总额为2 800亿人民币，主要用于城市基础建设，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发展。到2008年“奥运经济”平均每年能拉动全国GDP增长0.3至0.4个百分点，作为京津冀的主要城市，北京将可能从中分享到一定的利益。
滨海新区的加快开发，有望在未来15年内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南快北慢”的局面。
19.4.6 几点启示
（1）坚持制度创新。三大经济区唯有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才可为区域加快发展提供动力，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扫清人为的障碍，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方面始终走在全国的最前列。
（2）推进产业升级。三大经济区要以科技带动产业发展：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集约型、节约型、生态型经济，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3）加强区域合作。三大经济区如何加强区域内外相互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取长补短、建立有效的区域利益调节机制和良性的合作竞争模式，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优势，已成为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9 中国三大都市圈经济生态态势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作为全球经济社会活动的焦点之一，大都市圈（或都市连绵带）对于国家和区域发展而言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尤其是步入21世纪，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全球城市体系的新格局正在逐渐构成。这一趋势将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的重要模式。经验证明，都市圈的建设有利于克服区域经济小而全的弊病，优化要素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突现不同城市的功能，是一种“多赢的”发展战略选择。
这里主要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大都市圈进行评介。
19.1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我国加入WTO以后，珠江三角洲城市和区域的社会经济进一步迅猛发展，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制约了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需要探讨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19.1.1 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评价
1）地理区位
珠江三角洲位于111°59′～115°25′E，21°17′～23°55′N，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出海口，面临南海，毗邻港澳，是中国大陆南大门的最前沿。东起惠东，西至恩平，北至从化，南临南海，东、西、北面分别有莲花山、云雾山、九连山作为天然屏障。
2）自然环境评价
珠三角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1.8℃，年平均降水量1 660～1 748mm，气候温和多雨，植物繁茂，森林覆盖达40%以上。地形以平原为主，占总面积的66.7%，平原中还散布160多个丘陵、台地、残丘，较著名的山地有莲花山、鼎湖山、罗浮山等。珠江水系包括东江水系、西江水系、北江水系和珠江三角洲，水系纷繁，河渠众多，是典型的河网三角洲。
3）社会经济条件评价
（1）珠三角经济区位于华南地区的腹地，是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1985年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1994年10月，广东省提出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概念，行政辖域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江、江门、佛山和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惠东、博罗，肇庆的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四会（见图19-1），土地面积达41 698km2（占广东省土地面积的23.4%）。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珠三角总人口达4 077.4万，占全省的47%，其中大学生人口为220.35万，占总人口的5.4%，文化素质较高。2002年珠三角GDP达到9 784.84亿元，占广东省的83.82%，人均GDP为30 857元。其中第三产业产值为4 439.06亿元，占总产值的45.53%。
图19-1 现代珠江三角洲图
源自：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1991.
（2）交通区位。珠三角地处西江、北江、东江交汇点，河网密布，可通航水道823条，总长5 347km，水道交通可达赣、湘、桂、滇、黔等省区。珠三角铁路干线有京广、京九线等，公路有105、106、107国道与205、321等省道，广湛、京珠、西部沿海等高速公路以珠三角为中心，连接港澳，以沿海为扇形面向山区和内陆省份辐射的高速公路网络，使珠三角成为全国交通运输网密度最密集的地区之一，2002年公路旅客周转量达4 720 290万人/km。
（3）珠三角的发展。作为全国区域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增长极之一，珠三角在整体实力和产业发展上有诸多优势。
①得益于区位与政策组合优势。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才使珠三角地区得以利用自身的地理区位、土地、劳动力等条件，大规模地引进港澳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两者结合转换成珠三角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②得益于城市经济的崛起。广州和深圳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日趋明显。随着广、深两地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投入，区域资源配置中心的作用更加突出，带动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群的崛起，初步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带。
③市场化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珠三角地区较早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培育了市场主体，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央给予改革先行政策，转换成体制创新的比较优势，增强了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④经济外向度水平最高。目前，珠三角出口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五成，外贸进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稳居全国各大经济区首位。进出口贸易范围已遍布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外贸进出口和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分别达35.1%和37.6%。目前已设立境外企业六百多家，尤其一批综合实力雄厚、管理科学、有产品和品牌优势的大型企业竞逐国际市场。
（4）珠三角面临的挑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全国呈现全面开放的格局，珠三角原先拥有的政策和区位优势逐渐减弱，经济发展面临挑战。
①受自身条件制约。珠三角面积不大，四周群山环绕，发展空间较难拓展，与资源丰富的省区协作不够；中心城市产业带动能力不强；中心城市与小城镇数量悬殊。
②经济转型压力加大。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作为经济发展竞争性要素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快越重要，而这正是珠三角最为短缺的资源。此外，珠三角加工贸易出口的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各种交易服务多数发生在境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
③珠三角已成为我国酸雨多发区和水环境严重污染区域。随着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问题成为干群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④面临与长三角地区的激烈竞争。在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腹地、工资成本等方面，长三角都有相当的竞争优势。
19.1.2 珠三角的环境问题
珠江三角洲环境问题显现出跨界污染突出和复合污染特征明显的两大区域性特征。由于城镇间距离缩小，其建成区之间更是“零距离”的延绵成片、成线，而该地区具有河网水域特性以及大气环流，使污染物呈现类似沿程面源的排放特征，各地区环境质量受周边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由于多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珠三角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污染现象，新老污染交织。在区域内同时存在着原始开发对环境资源的掠夺、工业化过程的集中排污和城市化过程的整体性污染。
珠三角的主要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水、大气、区域生态、固体废物等方面。
1）水环境局部有所改善，恶化趋势仍在蔓延
区域供水和排水交错分布，水质性缺水问题尖锐，部分城市饮用水源地受到污染。2002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80%左右，区域中大部分城市江段和小流量跨市河流有机污染十分突出，跨市河流边界断面水质达标率不足一半。珠江河口水质较差，河口海域赤潮频生。珠三角水环境依赖流入径流的80%（超过2500亿m3/a）处于Ⅱ类良好水质这一边界条件。20余年的无序发展正在使区域水资源优势变为水污染劣势。1991年至2000年珠三角水质变化见表19-1。
表19-1 珠三角水质变化（1991—2000）
源自：吴舜泽，2006.
2）煤烟型污染基本控制，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严重
珠三角煤烟型空气污染得到基本控制，但发展为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复合型污染；以氮氧化物浓度超标为特征的机动车尾气型空气污染日益凸显。2000年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空气质量综合污染指数高的前10位中，有7个在珠三角。酸雨频率居高不下，空气中可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日趋突出。区域性大气污染日趋严重，由NOx引发的区域大气复合型污染已成为珠三角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2002年珠三角城市总体空气质量尚好，SO2、NO2、PM10（颗粒物）等各项常规空气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均符合二级标准要求，但日均浓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PM10是该地区首要空气污染物，部分城市某些时段PM10的污染十分严重。东莞、广州等5个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NO2日均浓度超标情况，个别城市超标相当严重。酸雨频率居高不下。
3）区域自然生态体系破碎，生态赤字严重
（1）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用地被严重侵占。珠三角平原生态系统平板单调，在横向和竖向上缺乏层次性和异质性。区内各类用地的生态功能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控管和保护措施，各自发展，未形成整体化生态格局，生态效益低。
（2）生态资产流失。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地占用造成了耕地面积锐减，乱捕滥猎和乱挖滥采现象屡禁不止，野生生物数量和种类骤减，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人工植被不断代替天然植被，物种多样性降低。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建成区的植被建设导致人工植被比重变大。由于建设人工植被时较少考虑物种多样性和外来种的影响，造成植被物种单一，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差。同时，有些地方盲目地在丘陵地大面积种植单一树种的速生人工林（忽略生态效益），致使天然林比重不断减小，植被群落结构不合理，优势种过于突出，物种多样性降低。
（3）珠三角地区及九个城市都存在严重的生态赤字。珠三角整体生态足迹需求为1.54hm2/人，高于全国0.8hm2的平均水平。其中，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占总需求的72.67%，位居第一位；第二位耕地资源占22.89%；第三位林地资源占2.52%。经济发达城市对化石燃料供应有高度依赖性，而发展程度低的城市生态足迹需求低，其主要依靠是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珠三角地区生态足迹供给为0.20hm2/人，三角洲及其主要城市将存在生态赤字（表19-2）。珠三角人均尚需生态足迹1.34hm2/人（全国的生态盈余为0.4）。
表19-2 珠江三角洲及主要城市生态足迹 （单位：hm2/人）
注：“＋”表示生态盈余。
源自：吴舜泽，2006.
4）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比率低下，资源化水平不高
固体废物大量产生与未妥善处置引发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大量废物存量与其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不高形成鲜明对照。突出表现为：
（1）工业固废和生活垃圾混合收集处置较差，综合利用率不高。
（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水平低下；区域联合不足，建设规模偏小。
（3）危险废物非法经营现象突出，二次污染严重；废旧电子电器的无序收集和简单拆解造成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
5）农业环境问题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珠三角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1）水环境污染严重。目前珠三角大部分农田灌溉水源受到污染，局部地区污染严重。因污染造成河流和鱼塘死鱼时有发生。一些原来作为水源的河流如淡水河、江门河已丧失饮用水源功能。水源地水质恶化，水质性缺水已成为珠三角农村水资源供需的主要矛盾，并呈蔓延趋势。
在整个珠江水系中，珠三角仅占6.67%，而2002年排放废污水34.10亿t，占珠江水系的54.8%。如此庞大的污水量，加上较低的处理能力，使珠三角各水系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污染，农业灌溉用水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2）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农产品安全问题突出。珠三角农作物病虫害多，农药、化肥施用频率高、数量大，致使部分城市郊区土壤的重金属含量较高。除了深圳、珠海的砷平均含量低于广东省土壤背景值外，所有城市各种重金属平均含量都已明显超值。近年来，土壤有机污染物及类激素污染物质问题也开始显露。蔬菜受重金属污染原因是施用污泥、城市垃圾、污水灌溉及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产品品质不仅关系食品安全，还关系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3）农村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①农村生活污水（未包括外来人口，2002年达90 379万t）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入江河，造成环境恶化。
②农业生态景观遭到破坏。农村居民建设用地急增，开发区建设、房地产开发、农村建房的盲目膨胀，使农业景观整体生态功能下降，原本作为生态屏障的农业景观也逐步为城镇景观所代替。
6）总体上呈现出现代性危机背景下的环境弱势状态
在珠三角，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中，环境保护是弱势的一方。其“现代性危机”有以下特征：
（1）环境问题的尖锐性。即高度城市化造成密集人口与有限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大量农村人口迅速转化为城镇工人而建立起来的密集城镇，与未能及时发展的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形成了紧张的关系。
（2）环境问题的累积性。即在基础设施不健全的条件下快速发展民营的、分散的加工业，引起环境问题的蔓延和累积。
（3）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滞后性。即人们一直认为经济总量不足是该地区的重要问题，从而把该地区引向更深程度的不平衡。特别在有限的土地和环境容量内提高经济活动的密集度，再进一步开发经济和环境，导致环境容量日益紧张，形成恶性循环。
总之，在过去，珠三角经济发展快，环境恶化也快，两者失去平衡，出现“现代性危机”。现在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经济快速发展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不平衡问题（吴舜泽，2006）。
19.1.3 泛珠三角经济圈的环境观察
赵民望（2007）撰文论述泛珠三角区域由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和港、澳两地组成，陆地面积为200.68万km2，占全国的1/5以上。2003年全区域GDP为40 274亿元（约为4 864亿美元），约占全国GDP的35%，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目前加拿大的经济总量。
以2004年6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论坛上“9＋2”各方签署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为标志，泛珠三角区合作自此拉开大幕。
据官方统计，三年间，多方努力换来本区域经济合作六大成果：一是搭建论坛和洽谈会合作平台，前三届洽谈会项目签约超过1.2万个，总金额达1.2亿元；二是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三是编制和实施区域合作发展规划；四是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五是推进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建设；六是拓展了合作领域。
近年来本区域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得到初步控制，一批污染突出的重点流域和区域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蔓延发展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
1）水污染问题严重，并将日益突出
尽管珠江流域干流水质良好，但城市及工业区江段和内河污染严重，部分河流呈富营养化趋势。同时，水污染逐步向农村蔓延，20%左右的断面水质超过国家规定的Ⅲ类水质标准，开始威胁饮用水源和生活用水安全。面源污染日趋严重，近海水生态平衡受威胁，赤潮时有发生。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逐年增加。
2）大气环境形势严峻
酸雨污染突出，区域pH小于5.6的酸雨分布面积占全国的3/4左右。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2004年九省（区）二氧化硫排放量为688万t，占全国的30.55%。同时，随着机动车辆快速增长，氮氧化物排放亦逐年增加。
3）生态环境形势难以乐观
区域部分生态用地被挤占，原生林、自然次生林遭破坏，一些关键性生态过渡带及节点未得到有效保护，缺乏区域控制性生态防护系统。
目前，珠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6万km2，占总面积的14%，年土壤侵蚀量为2亿t。水土流失严重，尤其岩溶地区“石漠化”发展，严重威胁水资源的涵养。
乱捕滥猎、乱挖滥采屡禁不止。以大米草、一支黄花等为代表的外来种入侵已成片出现。森林生态经济效益低，湿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氮肥污染、农药残留与持久性有机污染有所加重。
19.1.4 珠三角环境保护总体战略
吴舜泽（2006年）等提出在未来20年珠三角现代化建设中，环境保护要实行“红线调控、绿线提升、蓝线建设”的总体战略。
（1）实施红线调控战略，优化空间形态：对珠三角12.13%土地实施严格保护、禁止开发；对25.89%土地实行控制性保护利用，抚育、恢复和保护重要敏感生态功能区；建立“六区六核十六通道十八节点”的区域生态结构，保护水、气敏感区域，限制环境容量透支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规模；改变目前珠三角整体密集开发的局面，构筑与生态环境要求基本一致的大都市连绵带空间格局形态。
（2）实施绿线提升战略，引导经济持续发展：以产业的生态转型作为社会经济文明转型的核心；调整并优化结构，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未来20年间技术的生态效率提高4倍以上。2010年和2020年将单位GDP物耗能耗分别降低到现状的1/2和1/4；将单位GDP污染物排放指标分别降低到现状的1/3和1/6；引导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消费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将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制造业基地。
（3）实施蓝色建设战略，保障环境安全：以消灭水黑臭、恢复水生态为重点，治东岸、防西岸、抓南部、保北部，把河网区的污染防治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城乡一体化原则，调整取排水格局，综合防治水污染；落实各项脱硫规划和要求，使酸雨频率降低20个百分点，降低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积极防治氮氧化物污染。彻底改变区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局面，重现碧水、蓝天和净土的良好环境，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群和生态城市群，增加发展后劲。
（4）制定系统集成政策：重点解决综合决策、区域协调、管理体制、经济手段、公众参与、能力建设的问题。以环境保护立法为基础，对环境管理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优化，建立珠三角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实行综合决策和区域协调，提升环保部门的地位和管理能力，直管环境监察部门，逐步实行市、县、区环境保护部门的垂直管理，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公众参与的环境管理体系。
（5）建设5大重点工程：投资1 226亿元，建设城乡一体的污水处理工程、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工程、电厂脱硫工程、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工程、环境监管监测预警应急工程，夯实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19.1.5 珠三角人口增长与流动趋势分析
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化是影响珠三角未来现代化建设中环境保护的三个主要因素。
1）总人口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增长
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及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动大量人口向珠三角迁移集聚。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完善，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外省劳工将向本区聚集，总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因产业将由经济较发达的内圈向外圈层扩大转移，特别是区域内部的发展差异逐渐缩小，人口的增长也将变慢。
2）人口增长仍将以外来人口为主
（1）户籍人口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人口所占比例小，并随年龄的减少而呈递减趋势；另外，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有递减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递减趋势。
（2）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外来人口提出更高的素质要求，在发展势头上不如20世纪90年代增长迅速，但产业特点（制造业）决定了仍将需要大量外来人口。
3）人口增长将继续保持明显的区域差距
（1）内外圈层的差距。2000年土地面积占珠三角仅35%的内层集中75.42%的人口和81.5%的GDP，而占65%土地的外圈层人口仅24.58%，GDP为18.5%。
（2）东、西岸的发展差距。2000年东岸的GDP和人口分别为2 598亿元和1 667万人口，均是西岸的两倍多。
（3）东岸内部的发展差距。2000年惠州人口密度仅是深圳的8%、东莞的11%，而2002年惠州人均产出仅是深圳的4%、东莞的17%。
未来珠三角的发展将进一步弥补内部经济差距。随着经济向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推进，人口也将向这些地区快速集聚。
4）人口的区际流动将越来越频繁
（1）珠港澳之间跨境人口将呈现更大规模的流动。
（2）珠三角内部将呈现跨行政区之间的人口流动。
（3）一些城市的郊区化现象开始出现，人口有从市区向郊区流动的趋势。
5）受人口容量约束的环境容量底线
参考《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人居环境专题报告》中关于珠三角地区资源承载力分析，可以得到珠三角地区基于土地和水资源综合制约的人口阈值和人口剩余容量（表19-3和表19-4）。
表19-3 珠江三角洲地区综合承载力
表19-3至表19-5均源自：李捷，2006.
表19-4 珠江三角洲地区剩余人口容量分析
从水土资源综合限制看，整个珠三角综合承载力按国际标准是4 570万人，按国内标准是6 080万人，相比目前该区域的人口数量还有一定的剩余。但是，深圳、东莞、中山和佛山已经超载，主要计算的区域人口容量都只是从自然资源的角度考虑。实际上，对于整个区域来说，人口容量的限制还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周边地区支持程度、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引导、能源交通状况等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珠三角各城市的标准可能不尽相同。
虽然珠三角凭借现有环境吸引更多人口是不成问题的，但部分地区人口总量已超过或接近该地区人口容量。如果该地区人口还是无节制地发展，不仅会使人口素质相对下降，而且将使该地区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或生态环境遭到无以弥补的损害。
19.1.6 珠三角产业布局的现状、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对策
产业快速成长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缺乏统一规划、区位选择不合理、产业分布不均衡等空间分布问题。布局不科学造成产业缺乏经济集聚效益，产业同构又带来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以及区域产业特色不突出和区域竞争力提升缓慢。
1）现状
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珠三角产业空间布局呈现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各产业中心初步形成职能分工，但分工不很明确；而是空间分布越发趋于分散。
（1）产业总体分布呈均衡状态。以珠江口为中心，以港澳为辐射源，珠三角的产业总体分布呈现出：珠江口沿岸各市即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的产业比较发达，而离珠江口越远的地区，其产业发展依次减弱，如惠州、肇庆和江门（见表19-5）。
表19-5 2006年珠三角各市产业发展情况
注：括号里数字表示排名。
（2）产业布局基本体现区域的资源特点和地理区位。第一产业主要分布在肇庆、广州、惠州等市。第二产业分布在珠江口东岸的深圳、东莞和北岸的广州、佛山等市，工业布局体现以香港为物流中心，呈半径线状，并依托各市县城区及交通干线分布的特点。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两大中心城市和其他各市县城区。
（3）优势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初步凸显。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发挥其在区位、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形成了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产业集群初步凸显。
（4）产业发展正处于集聚与扩散并存的阶段。珠三角只有人均GDP指标达到扩散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和第三产业比重仍处于聚集区间。
（5）传统产业呈“扇形”向外迁移，但移动步伐缓慢。目前，珠三角传统产业呈现以广州、深圳、佛山为核心向周边“扇状转移”的趋势。由于技术层次低，受运输等刚性成本的约束大，而且要迁出的绝大部分产业是“三高一低”产业，不受后发地区欢迎（尤其对污染大、消耗高的产业）。以上因素使传统产业外迁步履艰难。
2）问题
（1）区域分工不清晰，产业同购现象严重。整个区域大小各类工业园区分布各市县，多数是综合性园区，特色园区少，几乎每个园区都有电子、机械、纺织、化工等产业。区域内商业主次功能格局不明显，各市县商业分工不清晰，城市间商业发展模式过于类同，网点分散布置，无法形成区域集聚和功能集聚。
（2）产业分布分散，资源利用率差。由于缺乏区域功能定位和布局统一规划，几乎所有镇街都有工业，一些镇街生产、居住、商贸功能区混杂。产业布局分散，不仅影响资源的高效利用，还特别影响了级差地租作用的发挥，造成土地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土地产出率不高，而且加剧环境污染，得不到集中治理，居民生活质量下降。
（3）产业层次低，关联度不足，集聚效应弱。产业间、产业内关联度都不高，工业对农业反哺能力不足。第三产业落后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现状制约二、三产业的关联度提高。产业层次不高，也制约产业内各行业的分工合作。产业结构上还存在“小、散、弱”，没有形成大中小企业配套的强有力的产业集群产业链，造成企业运营成本上升。
（4）工业高消耗、低效率问题未得到有效缓解。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传统行业比重达20%；高科技产品值占工业总产值只有26.96%；工业产品附加值偏低，工业增加值率偏小。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率为26.06%，远低于1983年至1992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45.3%）、日本（38.7%）、德国（48.4%）、韩国（38.7%）的制造业增加值率。这是珠三角加工业规模很大、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很多，但不能相应带来工业增加值和全部新增社会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
3）珠三角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
（1）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①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珠三角要发展成有世界竞争力的制造业基地，不仅要在第二产业下大工夫，还应强化为第二产业和人民生活配套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这将有利于第二产业，特别是轻型加工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②由工业社会向服务型社会转变。首先，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变生产性城市为消费型城市（或生产和消费并重）。其次，通过区域中心城镇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消除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最后，还应抓住我国加入WTO、服务业部门逐渐放开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2）重构产业空间，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
①珠三角要通过低端制造业的区域转移，以腾出更大空间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并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②产业集聚——专业镇和工业园区的不断升级。政府应注重通过营造专业化生产所需要的环境和配套的生产贸易服务，来完善企业间的生产链关系，构筑专业镇内部企业生产的网络关系。另外，政府应明确工业园区的定位并提供优越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积极引导同类企业在工业园区中集中并培育企业集群，坚持集约化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③产业组合——产业的区域分工与协作。珠三角各城市应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作用，扮演不同的经济角色，通过完善的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构筑具有密切经济联系和产业分工协作的经济区。
（3）建立转移支付的利益补偿机制，确保区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①补偿上游，保护区域的生态环境。在珠江的中上游地区为了保护水源，工业发展受到限制，还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影响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针对这种投资与收益主体在地域上分离错位，有必要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下游城市使用自然资源的税费，并对资源环境做出贡献的上游城市进行相应的经济补偿。这样，才能促使中上游保护水源的积极性，又能保障下游的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的良性互动。
②异地兑现，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在珠三角，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生态保护要求我们必须在区域内建立土地使用指标的交易制度，并给予这种交易制度更广泛的内涵，如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通过补偿等形式进行交易等。为鼓励农民进城，应探讨将农民本应分配到的宅基地或集体经济收益折算成相应的资产形式，并在城市商品房市场中得以兑现。
（4）实施“内扩外拓”战略，不断拓展其经济腹地
①内扩腹地——扩展泛珠三角的经济腹地。利用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其他地区间巨大的经济势差，一方面进行产业转移，发挥珠三角在区域发展中的中心龙头作用，促进内地发展，实现区域共同繁荣。另一方面，随着珠三角经济的发展，为保持资源供应，有必要加强与内地资源相对丰富的省市的合作。
②外拓市场——拓展国际广阔的市场空间。珠三角正位于东盟经济区的核心位置，在历史上与东盟等国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拓展东盟市场将有利于珠三角进一步融合到东南亚经济国之中，增强其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持续性。
（5）珠三角新一轮产业合作
“前店后厂”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珠三角与香港之间不同的资源优势。但是，进入新世纪，这种发展模式却表现出产业档次低、经济规模小、缺乏技术支撑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香港应依托其良好的金融、港口、物流、研发等高端服务业优势，在与珠三角合作中进一步提升其服务业水平，加强金融中心的地位，拓宽营销网络。珠三角则应依靠制造业生产，担当起发展高科技、培植核心企业的重担，共同打造一个全新的港澳珠三角经济区。
（6）共同构筑和完善珠三角
①基础设施的协调发展。香港要强化区域货物进出口、转口主枢纽港地位，珠三角则进行国内贸易的合理分流，逐步形成一个分工布局合理、海陆空综合配套的现代化综合运输网络。
②打造“港澳珠三角世界物流中心”。珠三角是南中国的经济中心，拥有中国市场和广阔的腹地。香港是国际性大都市，也是全球港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珠三角可以通过香港联系世界。若两者共同打造“大三角世界物流中心”将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拓展大三角经济发展的市场机会。
③打造“港澳珠大三角旅游区”。通过进一步放开限制和加快办证手续，港澳积极拓展和分享珠三角乃至国内的旅游客源市场。珠三角一方面积极吸引港澳国际旅客，另一方面引进港澳资金并同港澳旅游机构合作，共同开发珠三角的旅游资源。还必须消除三地之间的制度障碍，如：简化和加快通关办证手续，争取免签手续；在三地旅游支付上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方式。
（7）建立珠三角绿色交通体系
①发展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将区域陆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从公路建设转移到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建设，不断提高轨道交通的比重。以广深、广珠城市带作为区域发展主轴。它们将与城市群公路配合形成珠三角“半小时生活圈”，也使居民居住地“郊区化”成为可能，有效减少“大城市病”。
②严格机动车控制管理。
控制机动车保有量。据预测，到2010年，珠三角机动车保有量将达1 600万辆。今后城市交通工具发展重点应放在公共汽车及无污染、耗能低的交通方式上，通过征收车辆注册附加费，控制车辆保有量，严格控制摩托车增长。
推广绿色机动车。采取汽车驶入市中心交纳市区通行税，高峰时间限制小轿车数量，适当控制私人轿车。制定高排放车型目录，实行区域新车准入制度。
③改善城市交通管理。
公交优先措施。从2005年开始已在广州、深圳等地开展公交优先的城市交通管理措施。
渠化交通路口。通过渠化、前移路口停车线能使车辆缩短通过路口的时间，并减少交叉口汽车的延误。
建设智能交通系统。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充分发挥现有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
④加强交流建设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保护。在保证交通畅通的前提下，要严格控制通道对穿越区域的干扰。首先离交通线路要建立完善的防护林带，将机动车通行的影响控制在道路区域内。其次要控制城镇居民点沿路带状发展，尽量引导沿线城镇呈组团式发展。在动物迁移和觅食活动区建立涵洞等生物通道，便于动物穿越人类干扰带。对于道路建设取土完毕后，应由建设单位及时做到还田复耕，从而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
减小声环境影响。在敏感区域积极采用柔化路面（如沥青路面），并注意路面的保养，防止路面不平和桥头等处出现跳车现象；积极利用地形的隔声作用；对受噪声严重影响地段的城镇居民集中地段，拟建声屏障。
减轻大气环境影响。道路建设中沥青熬炼等工作可由专业拌和场来完成，施工单位配备洒水车，对环境敏感点内施工道路进行洒水处理；在条件允许处设绿化隔离带。
减轻水环境影响。施工场地设排水沟，将废水排入指定水体；桥梁施工产生泥浆集中处理；服务区集中挑水处设污水处理装置。
开展工业固废物综合利用。广东省需制定有利于工业固废物在道路建设中综合利用的统一政策，鼓励对工业固废物的资源化利用（李捷，2006）。
19.2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通过利用外资，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推进市场化，激发内生增长动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05年人均GDP突破4 000美元。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国际制造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长三角的率先发展，是这一区域良好自然条件、优越地理区位、高素质人力资源以及长期历史积淀的综合结果。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的约束日趋严峻，长江三角地区人口众多，能源、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更为尖锐。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三角如何保持率先发展的势头，并且由经济的率先发展走向全面、可持续率先发展，这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19.2.1 人杰地灵的黄金三角洲
1）优越的自然地理区位
我国东海之滨、万里长江尾闾，有一片平畴沃野，这就是长江三角洲。自然形成的长江三角洲，西起镇江、东临大海，北至通扬运河，南达杭州湾北岸，面积近4万km2，是我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冲积平原。经济区划的长江三角洲则向西延伸至南京，向南拓展到整个杭州湾南岸，面积近10万（99 698）km2。它包括上海市的全部，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泰州，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后来又加上台州），共计1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成为享誉中外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濒江临海，又位于我国海岸线的中部，拥有“外通大洋，内联深广腹地”的优越自然区位条件和“水陆并举”的便捷交通条件。而地处长江最前缘的上海，构成了我国弓箭形江海格局的关节点，是全国南来北往、西去东来的交通中心，并处于亚太正在形成的东京、汉城、台北、香港、新加坡等最具实力的“城市走廊”的中点。
世界上大多数河口三角洲都是所在国的富庶之地，长江三角洲也同样是我国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实力雄厚、科学技术水平较高的一个地区，在我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2）富饶的自然资源
集中表现为四大优势自然资源和两大财（才）团。
（1）得“天”独厚
长江三角洲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日照充足，雨量充沛，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其温和湿润的气候类型十分适合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全区年平均降雨在1 000mm以上，特别是在夏季降水尤为集中，而且此时正值高温时节，雨热同季，对农作物的生长十分有利。
（2）得“水”独富
长江三角洲还有数以千计的湖泊和河流，将江、河、湖、海汇于一身，水网密织、物华天宝。镶嵌在长三角南缘的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面积2 425km2。它又与250多个大小湖泊和数千条河流相连，成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以“江南鱼米水乡”为特色的黄金三角洲。它依江傍海，三面临海，构成我国著名渔场。三角洲上湖河交织，是我国重要淡水养殖基地，还是调节河川径流的天然水库，对防涝抗旱及改变当地的小气候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长三角既有黄金水道，又有黄金海岸。长江航道源远流长、腹地广阔，终年通航，万吨轮能通武汉，三四千吨轮可抵重庆。长江下游横穿三角形注入东海，京杭大运河穿江而过，两者把江、河、湖、海连成一体成水利交通网络。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为两翼的港口群，地处我国海岸线中段，海运、河运和铁路运输衔接，交通极为便利，可构建成为国际航空中心。
（3）得“沙”独肥
长三角广阔平原都是长江及其支流和两岸的湖泊所挟带的泥沙冲击、淤积而成。一方面，这些砂质黏土疏松，富含有机质。20世纪80年代，有人从江底捞起泥沙进行测试，发现其中含氮值比世界河口平均值高出9倍。上海新围垦的土地当年可种棉花，第二年种粮食。另一方面，长江河口泥沙不断沉积、淤积，使长三角不断向海延伸拓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共围垦滩涂873km2，使上海的土地面积扩大14%。
（4）得“景”独秀
长三角依江傍水，风景如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是对长三角风景的评价，这里有山水名胜，洞、瀑、泉景和壮观的钱塘江涌潮，还有集历代能工巧匠建筑艺术的园林文化和深厚底蕴的历史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都极为丰富，其中不少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5）物力“财”团
长三角物产富饶。优越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以及悠久的人类开发历史，使这里自唐宋以来就是中国的“天下粮仓”、“棉仓”和“钱仓”，人民生活相对富庶，所谓“苏浙熟，天下足”。鸦片战争之后，长三角外国资本云集，官僚、买办、民间资本雄厚，成为维护蒋家王朝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也为近代以来上海等大都市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
（6）人力“才”团
长三角人才荟萃、人杰地灵。历史上，这里曾涌现各种人才，有做官的、经商的，也有文人、墨客、幕僚。在近代尤为突出，仅民国年间，蒋介石政权就是靠江浙人的才团和财团支撑。为新中国成立、建设而奋斗不息、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文学家、科学家中，不少来自江浙这一带。
3）雄厚的经济社会建设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和1991年的开发开放，长江三角洲得到快速发展。1992年该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14%，到2003年已占全国20%，人均GDP超过4 400美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8倍；财政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22%，为我国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
作为全国最大的综合经济区，工业门类齐全，配套体系完整，生产效率较高。机电、钢铁、轻纺等传统工业与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与产业在全国占较大比重。该区也是全国的高产稳产农业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进入新一轮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产业结构处于较快调整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降到5%左右。第三产业改变了长期滞后的状态，上海、南京、杭州等市区第三产业比重已接近第二产业，其中金融、保险、信息、房地产成为重要新兴部门。二产以国内外市场为目标，高科技产业比重明显增加。农村工业化发展，乡镇工业已全面改制，成为农村乃至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柱。
（2）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跨江及跨海桥梁以及电力、通信设施均有大幅度乃至跨越式的发展。
（3）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区内建立了一系列证券、期货、房地产、人才以及主要商品的大型市场。与此同时，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境外投资各类产业不断增加。
（4）长三角是我国各类国家级开发区最密集的地区，总数达19处，覆盖了全区各市。此外，还有一批富有活力的省级开发区。它们共同积极推动未来的产业导向。
19.2.2 长三角的空间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空间发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和强化了基于三区块的多核格局与双重物流体系，由上海一花独放的单极格局，发展成为百花争艳、多个区域共同快速发展的多核格局，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整体竞争力大大提高。
1）三区块格局日益明晰
卓勇良等（2007）认为长三角16个城市（图19-2）及其140个县（市、区），采取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域。
（1）以上海为经济中心的核心区块，包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嘉兴和湖州7个城市及其70个区、县（市），位于长江与钱塘江—杭州湾之间的三角地带。无论是地域范围、人口规模，还是GDP规模和耕地资源，核心区域均遥居长三角之首。人口占长三角48.6%，GDP为64.3%，陆地面积45.9%，耕地40.1%。即使去掉浙江4个山区县的面积，仍占长三角的33.6%。
（2）以南京为行政中心的腹地区块。包括南京、镇江、南通、扬州和泰州5个城市及其40个区、县（市），位于核心区块的北面和西面。有海岸线而缺深水良港，以较多人口而占有较少GDP。人口占长三角31.4%，GDP占18.8%，陆地面积占28.1%，耕地占45.9%。
图19-2 长三角16座城市区位示意图（卓勇良等，2007）
（3）以宁波为物流中心的挑战区块。包括宁波、绍兴、舟山和台州4个城市及其30个区、县（市），位于钱塘江—杭州湾以南。其特点是发展速度持续高于前两个区块，以及港口条件较好。宁波—舟山港是中国沿海最重要的大宗散货中转枢纽。人口占长三角的20.0%，GDP占16.9%，陆地占26.0%，耕地占16.0%。
三区块有较大差异性。一是地理和文化差异：核心区多数属于太湖水系，形成独特的江南文化；腹地区在文化上较多北方的厚重；挑战区与核心区有钱塘江相隔，文化上也有一定区别。二是增长速度差异：核心区在1990年后由于上海提速，GDP名义增长速度提高6个百分点；挑战区增长最快，1978年至2004年，GDP名义增长率高达19.7%，高于其他两个区3个百分点以上；腹地区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三是制度变迁差异：核心区的现代市场建设较好，挑战区的民营经济较为发达，腹地区的后期改制比较成功。
2）泛长三角经济区的空间结构
朱舜、高丽娜等（2007）认为长三角经济快速增长，辐射半径增大，尤其是“一极两带”的极化与辐射效应（长三角经济区沿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陆桥经济带向中、西部扩展极化和辐射效应）增强了长三角经济区与其经济腹地的联系，引致泛长江经济区的形成。
（1）构建泛长三角经济极核区与影响区的协调发展机制。长三角16座城市是泛长三角经济区的极核区。新融入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其他城市和地区，为经济极核区构建了发展战略的“影响区”提供了经济发展腹地。通过区域合作、优势互补，“影响区”可为“极核区”提供需求巨大的市场、人才资源、能源、矿产、原材料资源、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交通信息资源。构建泛长三角经济区，“影响区”可更顺畅地融入“极核区”，并接受辐射。
（2）近几年苏、浙两省尚未加入“极核区”的城市，以及安徽省的合肥、马鞍山、芜湖等长三角周边城市，虽然在形式上未加入“极核区”，但从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和经济发展的态势上看，已经不同程度地与长三角融为了一体。
（3）2004年首届长三角城乡一体化论坛上，张颢瀚教授提出“3＋2”概念，即把苏、浙、沪三省市和属于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西全部纳入“泛长三角”范围。
（4）还有学者提出泛长三角地域应延伸到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福建一线，以此和泛珠三角经济区及环渤海经济区相衔接。
3）区域融合格局
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水平日益提高，正在推进全方位的融合。
（1）一是区块融合。跨越杭州湾、连接上海芦潮港和浙江小洋山的东海大桥建成通车，奠定了上海成为国际航运枢纽的坚实基础。杭州湾大桥已于2008年通车，缩短宁波到上海的距离120km，舟山与大陆的连岛工程正在抓紧建设。连接上海至崇明、启东的沪、崇、苏通道的上海段已开工兴建，江苏段也正在积极准备。
（2）二是城市融合。“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几乎所有的县级市都将开通高速公路。长三角城际铁路已进入预可行性研究阶段。随着城市的扩大，以及城市之间区域的非农化，形成了以干线公路为轴线，制造业带为联结的长藤结瓜式城市布局。
（3）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融合。长期以来，长三角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致力于健全区域组织领导和协调推进机制，积极在交通、旅游、生态环境治理、信息资源共享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19.2.3 长三角人口城市化趋势
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人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进入了人口城市化的加速时期，面临很多问题，如人口城市化过程中进入城镇农民的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城市体系发展的不完善问题，城市化总体上落后于非农化问题等。
周海旺等（2006）以沪、苏、浙两省一市为例，分析长三角地区人口城市化现状及问题，并对人口城市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长三角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对策思路。
1）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和特点
（1）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有扩大趋势
2004年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率为54.84%，高于41.76%的全国人口城市化率。1990年，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率为29.46%，比全国水平高2.02个百分点。此后两者差距逐步扩大，到2004年，扩大到13.08个百分点（见图19-3）。
（2）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从1990年至2004年，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率提高26.41%，年平均增长率为1.76%，快于1.02%的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3）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略高于沪籍人口城市化水平
1990年、2000年和2004年，长三角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分别为31.23%、50.99%和 55.94%，都略高于相应年份沪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从发展趋势看，两者的差距在缩小。
图19-3 长三角与全国人口城市化水平比较（周海旺等，2006）
（4）人口城市化主要来自长三角内部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外部区域人口入迁也起重要促进作用。
人口城市化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城市向外扩张的城市化，二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三是流动人口向城市集中。
（5）长三角地区市域面积不断扩大，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如1990年以来，上海郊区除崇明县以外，其他的县都成为区，乡镇建制也绝大多数撤乡建镇。
①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1995年至2004年，长三角农村劳动力总量增加不足65万人，但非农劳力增加790多万人。
②流动人口规模扩大，外来人口主要流入城镇。1995年至2000年间，长三角从外省区流入人口约679万人，是1990年至1995年间的3倍多。长三角16个城市的人口迁移使其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提高近3.1个百分点。
2）长三角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人口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仍滞后于经济与非农化发展水平；
（2）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不彻底；
（3）农村富余劳力整体素质低，城镇就业吸纳能力有限，阻碍农村劳力的城镇转移；
（4）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农民数量大，补偿不足，就业和保障问题突出；
（5）城乡户籍制度带来不同福利，制约农村人口的转移。
3）长三角人口城市化趋势预测
表19-6 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城市化趋势预测 （单位：万人）
源自：周海旺等，2006.
4）长三角人口城市化发展对策
（1）逐步加快户籍制度创新，可分三步走：先取消省市内部的城乡户籍限制，实现人口自由迁移；再逐步取消两省一市间户籍限制，允许人口在长三角自由迁移；最后实现长三角和区域外的自由迁移。
（2）加快就业制度创新，解决进镇农民就业问题。其关键是：加快城镇二、三产业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和劳动服务信息网络，开展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
（3）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解决进镇农民的后顾之忧。
（4）重视中小城镇发展，在实现人口城镇化的同时，减轻大城市的压力。
（5）逐步打破地区之间的行政分隔，加强沟通和协调，建设长三角的城镇体系网络，最终建成城乡一体化的城镇体系格局。
19.2.4 长三角的生态环境
发达的工农商业、密集的人口、城市与农村，给长三角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压力，环境负荷逐步加强，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长三角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1）长三角生态环境的基本特征
（1）自然水系的环境特点
长三角地处长江、钱塘江两侧，北部还有淮河、沂沭水系，位于这些流域的下游，是全国地势最低的区域之一。主要河、湖跨省级行政区，已出现跨区环境冲突。此外长三角有临海、湖、江之利，环境容量大，科学利用则有利，无序开发则为害。
（2）社会经济条件的环境承载特点
张颢瀚等（2006）认为长三角环境要素流动的基本特点是：能源资源大量输入，人口净输入，产品大量输出。全流域一次能源自给率不足20%。从社会经济条件分析，区域内呈现东部与西部以及内部南、中、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梯度。
（3）生态先天脆弱与经济开发的矛盾
长三角的地貌、物质组成、水系、气候等均有显著差异，多重生态脆弱界面交叠，构成不同的生态脆弱基础。长江沿江段处于东亚季风强烈控制前沿，降水时空变率大，加上台风相伴，造成暴风骤雨，加剧洪涝灾害。从河流水系看，长三角处于江、海、河感潮地带，极易受到外部其他环境因素危害。
（4）生态环境与产业的逆向演替
从长三角地区看，上海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原来的消耗资源型产业逐渐向江、浙地区转移。但从地势上看，江苏许多河流都位于上海上游，其结果导致扩散污染的回归，产生更大的经济与环境的矛盾。
2）长三角生态环境的主要危机
当前，长三角是中国人口最密集、能源消费密度最高、各种资源消耗最集中、工业和生活废弃物排放强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见表19-7），也是中国近年形成的环境和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已经威胁人民生存质量和区域环境安全。
表19-7 长三角工业废水排放及占全国比重 （单位：万t）
源自：《中国环境年鉴》（1998—2005年）.
（1）城乡环境形势日趋危急
目前，京杭运河长三角区内，太湖、长江下游段和钱塘江段等水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城市内河水域功能类别低，污染严重。太湖平原地表径流已难以找到可供直接生活与工业生产安全使命的水源，成为水质型缺水地区。杭嘉湖平原地区86.5%以上地表水为不能饮用的Ⅲ类至劣Ⅴ类水，45.5%以上属Ⅴ类和劣Ⅴ类水。主要城市大气污染物PM10普遍超标。有些城市已形成煤烟型和汽车尾气型复合污染。苏南、上海和整个浙江都是酸雨的重污染区，全年pH低于5.6。同时，由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以及农民生活方式改变，乡镇和广大农村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滞后，垃圾与污水不能得到安全处置。大量城市污染企业向农村搬迁，导致水质恶化，有些水域已失去利用价值。大量生活垃圾堆积，农用化学品使用和规模化养殖业使耕地污染，最终威胁农产品安全。近年来，上海土壤中汞和镉的含量增加50%。江苏某地化肥用量是国家标准的两倍多。浙江一些地区土壤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部分检测率达100%，某些污染地区抽检的25个稻米样本中铜、锌含量超标。
（2）工业结构性污染突出
从区位、交通、资源、市场等因素分析，长三角地区将机械、电力、钢铁、造纸、化工等作为首选发展支柱产业，造成了不利结果。
①构成对资源、能源的压力。长三角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除上海的服务业和高新产业有较强发展外，其他地区都以汽车、冶金、重化工、一般电器为主导产业。这些行业都是大运输量、高耗水的环境资源消耗型产业，有高污染特征，消耗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对外依存度很高。
②产业过度集聚带来对环境冲击明显。目前区域内正在或将建20个重点化工园区。沿江15个园区都将石油化工、化学新材料、有机化工原料作为支柱产业。这势必加剧环境污染负荷和资源短缺程度。
③高新产业的现代环境问题。目前，随着IT产业、新材料、重化工、新医药及许多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危险废物、核安全、有机毒物、电磁辐射和电子垃圾等已成为新的环境危害。
④生态破坏、生态失衡问题十分严重。目前存在耕地减少、城镇地面沉降、湖泊萎缩、湿地受侵等问题，直接关系今后可持续发展。
⑤已对社会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目前，环境安全已由单纯对自然生态、经济增长、人民身体健康的直接影响日益转化为对社会安定、精神文明等综合影响，日益扩展为影响环境道德、社会伦理和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例如2004年汛期，淮河流域5亿多t高指标污水形成150多km的污水带，扫荡了淮河中下游，江苏沿河进行鱼虾养殖的主业的经济利益也险些遭受“灭顶之灾”。另外，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使传统疾病和癌症发病率都较以前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3）长三角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关键与对策
（1）建立流域生态环境委员会，实施统一的领导管理体制。其主要职责是：统一制定各种生态和环境管理的政策法规，协调流域间各种生态环境保护事务，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对各种涉及全流域环境整体利益的管理事务加强管理，如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容量配制及调整等。
（2）建立环境资源补偿机制，通过区域环境合作机制的实施，加强协调，信息共享，相互支持，协调解决区域和流域间的环境问题。
（3）构建区域生态环境安全预警机制，尤其对区域内环境敏感区、环境脆弱区以及重要环境功能区要加强防范，防止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
（4）构建区域环境污染共同防治体系，包括环境标准体系、环境质量监控体系、环保执法体系、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系统，由企业等社会单元构成的污染治理体系，以及区域环保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等。
（5）构建区域环境冲突协商解决机制。区域环境冲突，从直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区域矛盾，发展到深层次的环境经济利益矛盾。还存在围绕环境资源的分配产生的环境利益冲突，应加强区域间的磋商和协调。
（6）构建区域环境资源配置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如苏、浙两省分别在大气污染物（电厂二氧化硫交易）和水资源（东阳市和义乌市之间的水资源交易）等方面进行了尝试。
（7）构建区域环境科技交流与合作机制。加强环境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发和推广环保实用技术，共享环境科技成果，有利于提高解决区域环境问题的能力。
19.2.5 长三角的综合交通体系
进入21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整体性发展问题日趋突出，在此背景下，区域性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成了焦点问题之一。
1）长三角运输化阶段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长三角已进入运输化的成熟完善阶段，已初步形成公路、水运、铁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共同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以上海为龙头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为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基地奠定了基础，推动了长三角更广泛地融入全球经济活动。
（1）公路水路交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撑
在长三角，水运承担了90%以上能源和外贸物资运输。公路是港口的主要集疏运交通方式，在域际货运、与周边省区物资往来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2）公路水路交通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居主导地位
2004年，长三角公路水路客运量接近30亿人次，货运量超过30亿t，在该地区运输总量中均占98%左右。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1亿t，其中外贸货物3.1亿t。上海、宁波港货物吞吐量分列中国港口第一、二位，上海港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为世界第二、三位。
（3）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重点加速公路主骨架、水运主通道、港站主枢纽和交通支持系统建设，优化了基础设施布局，改善了结构，初步形成集装箱运输系统、能源运输系统和外贸物资运输系统。
到2004年长三角区域公路网总里程已达11.8万km，其中高速公路3 779km，公路网密度、高速公路密度分别为全国平均密度的3倍和5.8倍。内河航道总里程达到3.3万km，占全国的30%。港口生产性泊位2 045个，万吨级以上泊位353个，集装箱吞吐能力1 270万标准箱，分别占全国沿海港口的42.6%、38.8%和39%。
（4）公路水路交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公路水路交通市场机制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已将形成，在交通运输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道路运输市场已基本打破了部门、地区和经济成分的限制，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经营道路运输业务，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5）铁路建设进程加快
长三角区域内铁路线路相对较稀疏，但客货运输十分繁忙。京沪、沪杭、宁芜、宣杭、新长五线是中长客货运输干线。随着京沪高速、沪杭高速、上海浦东铁路的建成以及所有铁路的提速、复线的建设，必将对城市间的客货流、城市间的经济关系和产业整合产生重要影响。
（6）民航：机构云集
目前，长三角地区已初步形成多中心的辐射状航空运输网络，机场密度达到每万km2 0.8个机场。2003年，长三角机场全年客货吞吐量已分别占有全国吞吐量的19.6%和5.3%。
（7）管道运输：发展势头强劲
长三角的管道运输主要是原油和天然气运输。甬—沪—宁输油管道使长三角的镇海、上海、高桥、金陵和扬子五大石化企业“一脉相连”。天然气运输主要有两条线路：平湖线（东海平湖—上海）和西气东输（轮南—上海）输气管线。
（8）轨道交通加速成网
经过多年建设，上海有10条轨道交通线投入营运。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包括11条连接长三角各大板块的轨道交通网建设规划已于2003年6月浮出水面。
2）长三角交通运输中存在的问题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长三角的交通运输面临新的问题。
（1）交通基础设施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公路通达问题未彻底解决，单位面积拥有公路里程仅为发达国家的1/6～1/3，农村公路仍很落后。跨省市公路通行能力明显不足，通道空间资源约束与增加公路能力的矛盾日益显现。
内河基础设施不能适应运输发展要求，四级及以上航道里程仅占航道的5.3%，主要内河通行能力不足，常发生严重堵航现象。
港口能力紧张局面依然存在。上海、宁波等港口又出现压船压港现象，万吨级深水泊位仅占总数的21.6%。长江口航道水深不足，难以适应大型船舶进出。
（2）交通运输一体化程度不高
长三角区域间，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信息不能共享，各种交通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不高，不适应经济一体化要求。
（3）资源、环境与交通发展的矛盾突出
当前，运能大且有效节约土地资源、降低车辆废气排放的高等级公路数量少。现有深水岸资源难以满足发展对空间的要求。内河水运资源优势未充分发挥。现有车船工具能耗较高，污染严重，节能、减污的内河标准化船型研制及推广应用尚显薄弱。车船空调的不当使用，既浪费能源，又影响了车船内部环境。
（4）交通设施规模不足
铁路和公路网络人均里程不高，尤其铁路密度只有国际大都市圈的1/10～1/6。长三角铁路承担客运量为每km 56万人次，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每万人拥有公路里程8.55km，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大多数内河航道处于天然状态，加上缺乏统一规划，通航能力很低，每公里航道年货运量仅为1万t。内河港口泊位少，装卸设备和工艺陈旧落后，吞吐能力不足。从机场方面看，重复建设严重，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有些机场客源少，难以维持，经营状态十分不理想（其中票价过高，还属于上层消费，也是一个原因）。
（5）交通设施衔接问题
①大小交通衔接性差。至今还没有真正可以称得上综合交通枢纽的交通枢纽点。
②区域南北通道少，阻碍区域中心城市上海与地区中心城市及广大苏北地区的联系。
3）基本对策思路
处于一体化进程的长三角城市带，在交通网络的建设中已开始树立大市场、大交通的指导思想：在加强铁路、公路网络化的同时，挖掘水运、港口和空运潜力，注意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向建设功能完善、高效畅通的一体化交通网方向迈进。
（1）树立协调发展观念，联手规划综合交通网
2001年，沪、苏、浙最高层官员组成“经济合作与发展联络组”，协调地区间的合作发展，启动长三角路政合作。除规划与建设外，包括超载超限运输整治，公路客货运输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开始实质性推进。三地联手编制成《长三角都市圈高速公路网规划》，强化区域联合，将路网划分为区域主通道、城际通道及对外辐射道路三个层次。
（2）加快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建设
长三角大交通新轴线正日渐丰满：上海倾力打造“三港（航空港、深水港、信息港）、两网（高速公路网和交通信息网）”，沪苏谋划共筑“沪—崇（明）—（南）通”过江通道，浙江跨海飞架杭州湾大桥。今后重点将是两方面：一是加快城际快速干道（高速公路和城际轨道）建设，二是越江通道，即水桥建设和航运系统。尤其要重点发展快速轨道交通，构筑“都市大交通圈”。据初步设想，当城际轨道与高速铁路联网后，长三角交通可分为5个层次：中心城市间直达快线、与副中心之间的城际快线、副中心与城镇之间的城郊线、市郊铁路构成的近郊线、市内轨道交通线。
（3）高速铁路建设和线路改造、火车提速各头并进
主要方面是加快高速铁路建设（沪宁、沪杭、浦东），加强现有线路提速，向公交化城际列车的方向努力。在空间布局上，将加强扩展南北、密切点（港口）线配合。同时，加强运输产品结构调整（应重视各层次旅客尤其是中下层旅客的需要），改革运营组织方式，改善服务质量，提高运输能力。
19.2.6 长三角区域协调的重大问题
杨俊宴等（2008）回顾长三角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近20年，受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区域政策影响，从产业趋同、环境保护责任不明，到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再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吸引投资的竞争，使区域的整体协调一直难以在现实中有效体现。他们认为由于区域协调重大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人们对它的认识参差不齐，所以进行相关调查，了解各城市各部门主体的意向对于全面了解长三角地区区域协调需求十分必要（见表19-8）。
表19-8 调查结果统计摘要
源自：杨俊宴等，2008.
1）基础设施建设
从调查结果看，各城市加快一体化进程融入长三角核心区的要求都十分迫切。然而，现实情况是长三角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问题已相当严重。港口方面，除上海港外，宁波北仑港也定位为区域枢纽大港，而大小洋山港的建设将进一步加剧港口竞争态势。此外，长江下游从南京到南通，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大力建设自己的港口。机场方面，长三角地区仅上海就有两个国际机场，加上杭州和南京，共有四个国际机场，而宁波、无锡、常州等也有自己的机场。但是基础建设缺乏综合协调，不同地区交通设施缺乏衔接，缺乏利益补偿。
2）政策法规协调
各地区主要集中在建立协调机构、统一市场行业标准、统筹政策法规方面。区域一体化尚处在起步阶段，各地区对政策法规还处在“打破壁垒，要求统一”的时期，没有深层次的差异协调需求。但是缺乏处理区域协调问题的常设机构，缺乏统一的市场行业标准，缺乏区域协调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保障。
3）空间统筹布局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人口—经济—区域综合体最突出的地区，其城镇发展空间格局存在以下基本问题：①区域整体空间缺乏功能合理分工和有效管理；②城市间联系不够紧密；③次板块发展薄弱。
4）产业发展协调问题
由于资源类似、区位相近，甚至政府部门的职能、目标与任务也大同小异，导致了长三角16城市在产业发展和吸引资本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城市的产业相似系数越来越高。存在以下问题：①分工协作关系尚未形成；②吸引外资恶性竞争；③合作领域狭窄。
5）跨区域的环境综合整治
（1）跨界排污管理。尽管各地采取一些整治措施，但缺乏统一协调的行动计划，使得治理效果不佳。
（2）跨界取水口保护。缺乏明确的生态功能区划，各类跨界取水口生态保护区之间缺乏协调，区域供水安全的整体性与连续性遭到破坏。在财税分权大背景下，各地政府致力于本地产业的发展，要协调区内跨界取水口保护的需要存在相当难度。水源保护地单方面承担了保护成本却减少了发展工业的机会。其他城市利用水资源时成为水资源保护的受益者，但是没有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
（3）跨界流域治理。因为跨界流域的综合整治环境保护方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关于跨界流域的利用和综合保护、排污标准的确定、如何实现属地管理等问题都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
6）土地资源协调
当前日益密切的行政区之间各种社会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导致土地利用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土地利用管理体系又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为此在区域层次产生许多土地利用不协调现象。
（1）土地指标严重不足与土地利用浪费并存。
（2）土地管理制度不协调。
（3）土地利用相关政策不完善。
19.2.7 长三角区域协调持续发展对策
1）地方政府职能功能的新定位
（1）转变发展理念。地方政府要以“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追求地方的近期利益转变为追求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倡导建立在竞争中合作、合作式对外的竞争观，在合作中赢得比较优势，获得更大的发展领域。
（2）增强导向调控功能，引导地方特色化发展。地方政府应更多搭建和扩大跨地区行政协调工作平台、经济社会活动平台以及信息交流平台，加强区域和跨地区发展思路、重大政策的交流研讨，建立跨地区重大事务协商制度，消除信息交流障碍和各种行政壁垒。引导市场主体利用区位优势、比较优势，促进其向专业化、特色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3）加强政策调整，构建共同利益机制。地方政府应促进地方政策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区域无障碍流动，从专项经济活动的跨地区互动入手，通过财税、金融等经济类，人才、薪酬、环境等社会类和科教文卫等三方面政策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构建区域共同利益机制，积极鼓励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实现跨地区互补互动式发展。
（4）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及服务。加大信息设施、交通网络设施为重点区域性公共产品（设施）的建设；促进金融、能源、环保等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加快发展；促进人力资源、科研开发、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为各类社会组织提供跨地区合作的机会和便利。
2）实现路径与思考
（1）改革对政府政绩的考核方式。在目前政绩考核方式下，要想使地方官员搞合作、联动，实现双方的长远利益，很难有现实意义。所以，建议在考核政绩时，不仅考虑本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还要考核对其他有关地区发展的贡献度。
（2）打造“小政府、大市场”的一体化模式。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采取“引导配合而不直接干预”的做法。转变政府职能，将具体行政推动转变为引导式的日常服务和依法监管，实现区域合作从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转变。这样，可以使区域合作少受一些行政体制的约束。
（3）以具体动作推动实际联合。可按先易后难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约束，实现区域职能管理的一体化。如“长三角交通管理与规划”、“长三角环境保护”等。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然后建立长三角共同市场规则。对长三角政府而言，目前要进一步培育市场体系，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好规划、引导和规范管理，强化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并且推动企业跨区合作。
（4）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两到三个五年规划的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体系和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是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要深刻理解服务业发展“两个面向”的基本内涵，即面向生产的现代服务业（服务对象是国际先进的制造业）和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如旅游、广播影视、电信、创意产业等）。
（5）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创新和突破。长三角地区的小城镇是构建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和网络区域。将有实力的城镇，赋予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权限，把它们作为长三角区域的城市体系来规划和建设有重要意义。
19.3 环渤海经济圈
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以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地区。位于中国沿太平洋西岸的北部，是中国北部沿海的黄金海岸，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党的十四大报告将这一地区列为全国开放开发的重要区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对“环渤海经济区”进行了单独的区域规划。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横向联合和优势互补，为该地区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9.3.1 环渤海经济圈的基本概况
由北京、天津领衔的环渤海湾经济区产生于1986年，它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继而逐步形成“大北京”城市群。一般认为，“环渤海经济圈”狭义上是指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经济带，它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或地区（见图19-4）。其中心区面积近7万km2，人口约4 000万人，其目标是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从更大范围说，已形成“5＋2”战略合作格局的框架，即河北、山西、辽宁、山东以及内蒙古中东部五个省（区）、北京和天津两个市。如果从这个格局看，全区陆域面积达112万km2，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2%，GDP占全国比重约为9%。
图19-4 环渤海地区图（潘文卿等，2006）
19.3.2 环渤海经济圈的比较优势
环渤海地区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相比，具有以下比较优势：
（1）地理区位优越，该地区位于中国东北、西北、华北结合部，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开展国内外多领域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成为海内外客商新的投资热点地区。
（2）自然资源丰富，拥有丰富的海洋、矿产、油气、煤炭和旅游资源，也是中国的重要农业基地。
（3）海陆空交通发达，拥有60多个港口，是我国海运、铁路、公路、航空、通信网络的枢纽地带，成为沟通东北、西北和华北经济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集散地。
（4）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雄厚，是中国重工业和化工基地，有资源和市场优势。京津两地的科技人员占全国四分之一。
（5）形成实力较强的骨干城市群，以京津为中心，大连、青岛、秦皇岛等沿海开放城市为扇形，以沈阳、石家庄、济南等省会城市为区域支点，构成中国北方最重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和外向型、多功能的密集的城市群落。
19.3.3 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势头
（1）“十一五”面临重大机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启动天津滨海新区这一强力引擎，为环渤海加快发展带来难得机遇。有专家说，该地区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板块中，乃至东北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隆起地带。
（2）正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区域制造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不仅保持诸如钢铁、原油、原盐等资源依托型产品优势，而且新兴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发展迅猛。京津雄厚的科技力量，有望在电子信息业创新上发展出高端优势。
（3）作为我国北方国际资本最密集的地区，外商投资走势仍然强劲。
（4）京津冀、环渤海一体化步伐加快，东北亚区域合作也是加速之势。
19.3.4 环渤海地区作为经济圈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基础设施共享性水平低
在环渤海地区长达5 800km的海岸线上，60多个大小港口星罗棋布，形成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密集的港口群。由于重复建设而缺乏明确功能定位和分工，各港口之间竞争激烈。尤其是大连港、天津港、青岛港争相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还不约而同地将集装箱定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提出要加大国际集装箱的中转量。这种争抢规模的局面非常不利于基础设施的共享和区域合作。
另一明显特征是三大板块内部，主要城市间交通连接也不通畅。京津冀板块中，京津之间，在铁路方面虽然有10对城际列车，但是运行时间较长（近期已有改进）。在公路方面，堵车现象十分严重。辽宁省内沟通大中城市高速度网络不完善，山东省内的青岛、烟台、威海三市GDP占全省的1/3，但公路里程仅占全省的1/5。
2）区域内产业间缺少分工与协作
从三省二市的分工和协作看，相互协作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还没有真正形成。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界限，环渤海各省市普遍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构架，给经济圈的经济整合、结构优化与升级等一体化进程设置较大的障碍。其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较低，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产业结构趋同导致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二是产业关联度低；三是不同地区间产业梯度差异不大。
3）经济中心的确立问题
一个强有力的中心能够担负起组织、协调区域经济活动的重任，使经济圈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优化，达到整体最优。但是在环渤海经济圈内，谁是经济中心则一直未有定论。
（1）虽然北京一直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它过于庞大，而且与周边的落差较大，直到目前仍是聚集力大于扩散力，辐射作用发挥不好。
（2）天津地处环渤海湾中心，具有内联辽阔腹地、面向东北亚这种联结内外、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1987年国务院把天津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但其经济实力与北京相比还存在差距。
（3）鉴于京、津两市很难独立担负环渤海经济中心任务，不少专家提出由两市联合组成中心或龙头，但有一系列问题需解决。
4）环渤海经济圈内部联系不紧密
（1）三大板块各自中心城市定位仍不明确
①北京和天津。产业发展未能形成有效的分工协调。在产业链方面，由于产业结构趋同，未能形成较为协调的上下游关系，产业关联性较差。
②济南和青岛。在山东省内部，济南过多地担任了“政治中心”的角色，青岛则担任“经济中心”的角色。济南整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青岛则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两者争做龙头现象较为严重，合作互动程度较低。
③沈阳和大连。在辽宁省内部，两者也存在相互较劲的局面。沈阳是辽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连是国际航运中心。两者都有各自的优势，但存在如何联合以发挥合作优势的问题。
（2）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不紧密
这主要体现在京津冀板块。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在河北省围绕京津形成了一个包括32个贫困县、272万人的“环京津贫困带”。
（3）环渤海地区与周边省市缺乏必要的经济联系
经济联系仅体现在与山西和内蒙古中部地区的环渤海能源上的支持。而山西和内蒙古未得到环渤海地区强有力的辐射，这样对双方发展都有影响。
19.3.5 环渤海经济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1）环境负荷现状。环渤海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自然灾害频繁。长期粗放经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排放大量废气、烟尘、废水和废渣，污染不断加重，生态平衡遭到较重破坏。另外，密集的人口和城市群不断增加对环境的压力。据测算，地区大中城市的大气质量没有一个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工业废水处理率不到60%，生活污水处理率不到10%，固体废弃物处理率不超过30%。表19-9列出了2004年环渤海地区“三废”排放情况。
表19-9 2004年环渤海地区“三废”排放情况
续表19-9
源自：潘文卿等，2006.
（2）环境污染特征
①污染空间广。天上地下，内陆、海洋、河流、湖泊、城乡都存在污染。
②污染领域宽。气、土、水、林、草、动植物、人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③污染危害严重。受害最重的是城市、大气和地表水。尤其是水污染殃及环渤海各省（市）、各方面、各领域。辽宁是全国水污染最重的省份。
④总体看来，京津两地污染减排做得最好，尤其是天津，近年来重视循环经济建设，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高达99.4%，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100%。但从京津唐地区看也存在着以下问题：
水体污染严重，水环境恶化。随着用水量增加，排放量不断增大，以及农药化肥用量的增加，不仅污染地表水体，而且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漏斗范围不断扩展。从1971年起，北京市地下水开采量逐年增加，1981年至1995年平原区地下水储量减少18.54亿m3。
地下水大量超采，导致地面沉降。唐山沿海地区深层地下水长期超采，造成汉沽—唐海一带地面沉降，年沉降速率达20～40mm。沿海局部地区由于海水位高于地下水位，水质咸化日趋严重。
生态用水严重缺失，负外部性增加。表现在三方面：
河流断流，平原湖泊水面萎缩乃至干涸，致使平原地区普遍旱化，近海及海岸带生态系统质量下降；入海水量大量减少；湿地减少，功能退化。
（3）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
环渤海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不当而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更深入的原因是由于体制与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监控能力严重不足、缺乏综合管理等一系列的环节所造成。
①从政绩考核方式看，对环保指标重视不够，导致重经济、轻环保。针对环保相对法规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较为突出。
②从各行政区域间的环保协作看，缺乏一个整体的生态补偿机制，导致各自为政的各地方政府没有协同进行环保及监控的正向激励。
③即使在同一区域，由于产业部门间也缺乏协调与沟通，使管理实施困难。
（4）环境保护发展对策
①强化领导，做好规划，协调各省区政府职能，进行环境管理体制创新。
②以水环境建设为重点，带动生态环境建设的全面展开。
以内陆河流的污染防治为重点，以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环境为突破口，全面改善区域水环境；
从优化能源结构、提升燃煤和油的技术及推行“绿色矿山”入手，改善大气环境；
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
③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推进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某些地区对资源使用的放弃所蒙受的损失，需由对区域内其他地区的相关收益一定比例的提取进行补偿，因为放弃资源的开采使用带来了整个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④深化环境保护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多渠道筹集环保资金。积极推广特许权经营和国际上广泛开展的环保领域融资创新方式。废物回收处理、垃圾焚烧发电等领域在政府引导下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相关费用可从居民、企业等受益者中收取。
19.3.6 环渤海经济区的综合交通系统
（1）现状
环渤海地区依托沿海港口优势，已成为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部分地区的主要出海口。另外，还通过欧亚大陆桥与中亚和东、西欧相通。可见该地区的地缘优势显著，处在交通枢纽的主要位置。
（2）存在的问题
①行政隶属多元化，交通规划上各自为政。城市之间交通不畅，必要的交通设施还很缺乏，区域内部的合作与联系不够紧密，尚未形成合力。
②缺少明确的功能分工和定位。天津、大连、青岛三大港口都致力于北方航运中心的竞争，虽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合作，但缺乏协调机制。
（3）对策
①促进城际轨道交通运输系统的全面建设。2005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环渤海京津冀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2005—2006）》，提出2010年建成北京、天津、塘沽城际轨道交通线。其中京津段已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投入商业运营。北京到天津仅需40min左右。另外，2006年2月国家发改委又批准新建“北京—石家庄”和“天津—秦皇岛”两条铁路客运专线。
②曹妃甸港区和环渤海港群新规划。曹妃甸是渤海湾中唯一无需开挖人工河道和港池、无需疏通维护即可建设的大型天然深水良港。2005年初，国家就批准包括曹妃甸矿石码头在内的《渤海湾地区港口建设规划》。另外，环渤海港口群是该地区的战略性资源，不仅带动了地区四十多个港口城市的发展，还推动了整个环渤海地区及三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9.3.7 环渤海经济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趋势
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该地区的三个次级性子区域。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等原因，未来的发展仍将呈现以本子区域资源特征为依托的自我发展模式，即：三个子圈将更加“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圈”的比较优势，以各地市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布局模式。该模式将呈现如下特征：以北京为科技创新中心，以滨海新区为增长带动“极”，以天津、大连、青岛为产业辐射中心，以大中城市与城市群为依托，以环渤海湾“C”字形布局为基础，向沿海、沿路扩散展开，逐步形成多层次网络型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模式。
（1）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既能促进区域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减轻该地区的资源消耗压力，又能形成区域内部的科技辐射能力，以进一步带动中国北方地区整体的产业水平。
（2）传统产业仍是冀鲁辽的支柱产业。根据36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区位商计算，该地区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专业化优势（区位商大于5）的产品有15种。其中多为传统资源依托型，如原盐、原油、钢铁、玻璃等。虽然这些工艺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又受资源的约束强，而且有的工艺生产落后并严重污染环境，但仍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以当地资源为依托，改进与提升并且做大与做强传统产业，仍将是冀鲁辽今后一二十年内产业发展的主流。
（3）京津冀产业存在梯度差异。在京津冀经济圈中，二市一省的产业结构呈明显梯度：京津居高，河北居低。而从行业特征看又有各自特点：京津的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河北在劳力资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密集产业方面有优势。因此，该地区产业分工与转移速度将加快。
北京将走高端产业发展之路，包括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天津将自己定位为沿海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以及国际性物流中心，其产业调整也将加速，二、三次产业将并举发展。河北在第一产业方面有明显优势，第二产业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发挥作用。虽然其第三产业发展也较快，但在服务层次上与京津有较大差距。（潘文卿等，2006）
19.4 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比较分析
中国目前已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都市经济圈。这三大经济圈分别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南、中、北，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同时，它们又各具特点，历史发展、经济优势和制约因素以及发展引擎等方面有所不同，见表19-10（吴敬华，祝尔娟等，2007）。
表19-10 三大经济圈优劣势比较
源自：吴敬华、祝尔娟等，2007.
19.4.1 三大都市圈发展的定量比较
1）中国经济圈对GDP贡献的国际比较
表19-11说明，中国的三大都市圈已经有了开创性的发展，在全国的经济比重已经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37%，超过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的集中差距甚远，与美国的三大都市圈相比，GDP占所在国家的比重，仅为它们的一半稍多一点，说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表19-11 中日美三大都市圈比较
源自：新华社记者孙玉波：《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分量重》，载《国际金融报》2004年3月17日；韩洁：“中国经济渐向三大城市群集聚”，《国际金融报》2004年3月2日.
2）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总貌比较
由表19-12可知，中国新一轮财富集聚中心的三大经济圈发展大大改观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从三大经济圈的总量来看，在137.3万km2、占全国面积14.3%地域空间上，集聚了4.24亿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2.6%，创造了全国GDP的37%的财富。
表19-12 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总貌
源自：根据上述各大都市圈基本概况汇集成表（吴敬华等，2007）.
在三大经济圈中，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其中，珠三角发展已趋向成熟，产出效率最高。长三角则基本形成规模，总量贡献最大。而发展最慢的环渤海地区只是具备雏形。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显得滞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圈积极创新区域合作体制，中心城市对周围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较大。珠三角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市场化程度也较高。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也在走向成熟，发展速度较快，后劲也很足。
19.4.2 三大都市圈的竞争力比较
都市经济圈的形成，就其本质而言，是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以此标准来比较三地区的竞争力，结果表现为①长三角：区位竞争力最高。②珠三角：制度竞争力最高。③环渤海：聚集力最高。
1）长三角：区位竞争优势
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城市化水平整体较高，在产业布局上，形成了上海与苏州及浙江之间服务与制造的“分工协作、错位发展、相互补充”的良性竞争格局。上海以其较强的经济实力、优良的投资环境确立了“龙头”地位。其他城市都以积极态度支持长三角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城市间资产重组，通过组织城市间联合与协作，使长三角大商贸格局基本形成，生产要素流动更趋合理。
2）珠三角：制度竞争优势
珠三角是中国市场化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经济圈，香港是其主要投资来源，约占75%。香港与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的国策从深层次上推进了珠三角的城市化进程。伴随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产业大转移，珠三角已成为世界IT产业的生产基地。
目前，以香港为中心、珠三角为腹地的港澳粤“大珠三角”已成为亚洲发展较成熟的、经济活跃和协作程度较高的经济区。
3）环渤海：聚集竞争优势
环渤海得益于现有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首都的集中，中关村、奥运村的出现均以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为背景。但是，这一地区传统的重化矿冶工业与水资源短缺以及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
19.4.3 三大都市圈的经济特色
1）产业特色
（1）珠三角：轻纺加工—劳动密集型。珠三角产业主要由加工贸易引导，多以服装、玩具、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2002年服装产量仍高达22亿件。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高新技术产品增速快，如2002年微波通信设备增长67.5%，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和日用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
“十一五”期间，珠三角将全面提高产业整体素质，优化提高第二产业，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同时，构建和完善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产业化协作的产业组织体系。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扩大三产吸纳外资和民资领域。
（2）长三角：轻重工业—知识密集型。长三角产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发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区，其纺织、服装、机械、电子、钢铁、汽车等在全国占重要地位。但相对其他经济区，这里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更为突出。近年来，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幅始终保持在30%以上。上海、无锡和杭州已被确定为国家级IC设计产业化基地。从长远趋势看，长三角如要在世界市场上站稳一席之地，就必须坚持向高科技发展的方向，以高新技术为主导产业。
（3）环渤海：重化工—资本密集型。环渤海是中国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其钢铁、汽车、石油化工、造船以及微电子等IT产业占据着重要地位。近年来，生铁、钢、大型拖拉机、塑料、啤酒等产量占全国的30%以上，微型电子计算机占全国的近50%。2002年，重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的比重，辽宁高达79.9%，河北为69.4%。该区农副产品、海洋产品加工和出口也有相当优势。
2）经济类型
（1）长三角：民资主导型。这里较早诞生了以集体和私营经济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近些年来经过规范的股份制改造，继续保持了旺盛的活力。2002年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经济投资所占比重，浙江为67%，江苏为63%，上海为65%。
（2）珠三角：外资推动型。珠三角发展模式最大的特征在于几十年一直保持吸引外资的绝对领先地位。2002年广东省实际利用165.8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2%（其中珠三角116.19亿美元），而同年沪浙苏分别为50.3亿、47亿和108亿美元。京津分别为51亿和38.06亿美元。
（3）环渤海：国资主导型。这里传统计划的惯性影响较大，尽管近些年所有制结构调整加快，但国有制比重仍相对较高。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天津高达86.7%，北京也在40%以上。但也要看到，该地区民资和外资的增势趋强。
19.4.4 三大都市圈的制约因素
1）珠三角：腹地狭小
由于受到南岭阻隔，经济腹地狭小，珠三角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随着内地尤其是长三角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因素将代替地缘和血缘因素，一些外商甚至会并地搬迁。目前，珠三角人才储备仍是弱项。2004年初，“民工荒”敲响珠三角经济的警钟：珠三角的低工资、高劳动、高效率已经过去，发展速度已低于长三角，转型迫在眉睫。
2）长三角：缺乏协调、结构趋同
长三角分属二省一市的15个城市，行政关系复杂，地区间协调难度大，一些区域性基础设施和环境工程因政府间缺乏协调而进展缓慢。由于地区内部自然禀赋相似，导致本区产业结构趋同问题较严重。南京地区30km范围内有四家石化企业，仅扬子和金陵在重复建设方面花费上百亿元，已建项目大都开工不足。
3）环渤海：区域壁垒
环渤海涉及三省二市，经济互补性不强。该地区是中国最大工业密集区，现在它已滞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2004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生产总值为1.6万亿元，只有珠三角的二分之一稍强，尚不及长三角的一半。关键问题还是长期以来的区域壁垒，导致经济合作不畅。
19.4.5 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机遇
1）珠三角：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安排、泛珠三角
2003年，内地与港、澳之间正式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标志三地合作进入新阶段。“泛珠三角”理念的提出为该地区经济提供更广的前景。其范围包括9个省（区）以及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内地九省（区）占全国的比例：面积为1/5、人口为1/3，经济总量为1/3。
2）长三角：世博会、洋山深水港
长三角有两个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上海世博会吸引7 000万名游客，其中许多人去周边城市一游。第二个是洋山深水港工程，将使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建成东北亚的国际航运中心。
3）环渤海：北京奥运、天津滨海新区
北京奥运投资总额为2 800亿人民币，主要用于城市基础建设，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发展。到2008年“奥运经济”平均每年能拉动全国GDP增长0.3至0.4个百分点，作为京津冀的主要城市，北京将可能从中分享到一定的利益。
滨海新区的加快开发，有望在未来15年内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南快北慢”的局面。
19.4.6 几点启示
（1）坚持制度创新。三大经济区唯有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才可为区域加快发展提供动力，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扫清人为的障碍，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方面始终走在全国的最前列。
（2）推进产业升级。三大经济区要以科技带动产业发展：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集约型、节约型、生态型经济，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3）加强区域合作。三大经济区如何加强区域内外相互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取长补短、建立有效的区域利益调节机制和良性的合作竞争模式，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优势，已成为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人杰地灵的黄金三角洲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19 中国三大都市圈经济生态态势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作为全球经济社会活动的焦点之一，大都市圈（或都市连绵带）对于国家和区域发展而言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尤其是步入21世纪，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全球城市体系的新格局正在逐渐构成。这一趋势将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的重要模式。经验证明，都市圈的建设有利于克服区域经济小而全的弊病，优化要素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突现不同城市的功能，是一种“多赢的”发展战略选择。
这里主要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大都市圈进行评介。
19.1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我国加入WTO以后，珠江三角洲城市和区域的社会经济进一步迅猛发展，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制约了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需要探讨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19.1.1 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评价
1）地理区位
珠江三角洲位于111°59′～115°25′E，21°17′～23°55′N，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出海口，面临南海，毗邻港澳，是中国大陆南大门的最前沿。东起惠东，西至恩平，北至从化，南临南海，东、西、北面分别有莲花山、云雾山、九连山作为天然屏障。
2）自然环境评价
珠三角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1.8℃，年平均降水量1 660～1 748mm，气候温和多雨，植物繁茂，森林覆盖达40%以上。地形以平原为主，占总面积的66.7%，平原中还散布160多个丘陵、台地、残丘，较著名的山地有莲花山、鼎湖山、罗浮山等。珠江水系包括东江水系、西江水系、北江水系和珠江三角洲，水系纷繁，河渠众多，是典型的河网三角洲。
3）社会经济条件评价
（1）珠三角经济区位于华南地区的腹地，是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1985年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1994年10月，广东省提出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概念，行政辖域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江、江门、佛山和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惠东、博罗，肇庆的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四会（见图19-1），土地面积达41 698km2（占广东省土地面积的23.4%）。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珠三角总人口达4 077.4万，占全省的47%，其中大学生人口为220.35万，占总人口的5.4%，文化素质较高。2002年珠三角GDP达到9 784.84亿元，占广东省的83.82%，人均GDP为30 857元。其中第三产业产值为4 439.06亿元，占总产值的45.53%。
图19-1 现代珠江三角洲图
源自：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1991.
（2）交通区位。珠三角地处西江、北江、东江交汇点，河网密布，可通航水道823条，总长5 347km，水道交通可达赣、湘、桂、滇、黔等省区。珠三角铁路干线有京广、京九线等，公路有105、106、107国道与205、321等省道，广湛、京珠、西部沿海等高速公路以珠三角为中心，连接港澳，以沿海为扇形面向山区和内陆省份辐射的高速公路网络，使珠三角成为全国交通运输网密度最密集的地区之一，2002年公路旅客周转量达4 720 290万人/km。
（3）珠三角的发展。作为全国区域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增长极之一，珠三角在整体实力和产业发展上有诸多优势。
①得益于区位与政策组合优势。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才使珠三角地区得以利用自身的地理区位、土地、劳动力等条件，大规模地引进港澳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两者结合转换成珠三角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②得益于城市经济的崛起。广州和深圳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日趋明显。随着广、深两地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投入，区域资源配置中心的作用更加突出，带动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群的崛起，初步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带。
③市场化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珠三角地区较早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培育了市场主体，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央给予改革先行政策，转换成体制创新的比较优势，增强了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④经济外向度水平最高。目前，珠三角出口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五成，外贸进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稳居全国各大经济区首位。进出口贸易范围已遍布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外贸进出口和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分别达35.1%和37.6%。目前已设立境外企业六百多家，尤其一批综合实力雄厚、管理科学、有产品和品牌优势的大型企业竞逐国际市场。
（4）珠三角面临的挑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全国呈现全面开放的格局，珠三角原先拥有的政策和区位优势逐渐减弱，经济发展面临挑战。
①受自身条件制约。珠三角面积不大，四周群山环绕，发展空间较难拓展，与资源丰富的省区协作不够；中心城市产业带动能力不强；中心城市与小城镇数量悬殊。
②经济转型压力加大。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作为经济发展竞争性要素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快越重要，而这正是珠三角最为短缺的资源。此外，珠三角加工贸易出口的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各种交易服务多数发生在境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
③珠三角已成为我国酸雨多发区和水环境严重污染区域。随着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问题成为干群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④面临与长三角地区的激烈竞争。在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腹地、工资成本等方面，长三角都有相当的竞争优势。
19.1.2 珠三角的环境问题
珠江三角洲环境问题显现出跨界污染突出和复合污染特征明显的两大区域性特征。由于城镇间距离缩小，其建成区之间更是“零距离”的延绵成片、成线，而该地区具有河网水域特性以及大气环流，使污染物呈现类似沿程面源的排放特征，各地区环境质量受周边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由于多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珠三角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污染现象，新老污染交织。在区域内同时存在着原始开发对环境资源的掠夺、工业化过程的集中排污和城市化过程的整体性污染。
珠三角的主要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水、大气、区域生态、固体废物等方面。
1）水环境局部有所改善，恶化趋势仍在蔓延
区域供水和排水交错分布，水质性缺水问题尖锐，部分城市饮用水源地受到污染。2002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80%左右，区域中大部分城市江段和小流量跨市河流有机污染十分突出，跨市河流边界断面水质达标率不足一半。珠江河口水质较差，河口海域赤潮频生。珠三角水环境依赖流入径流的80%（超过2500亿m3/a）处于Ⅱ类良好水质这一边界条件。20余年的无序发展正在使区域水资源优势变为水污染劣势。1991年至2000年珠三角水质变化见表19-1。
表19-1 珠三角水质变化（1991—2000）
源自：吴舜泽，2006.
2）煤烟型污染基本控制，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严重
珠三角煤烟型空气污染得到基本控制，但发展为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复合型污染；以氮氧化物浓度超标为特征的机动车尾气型空气污染日益凸显。2000年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空气质量综合污染指数高的前10位中，有7个在珠三角。酸雨频率居高不下，空气中可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日趋突出。区域性大气污染日趋严重，由NOx引发的区域大气复合型污染已成为珠三角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2002年珠三角城市总体空气质量尚好，SO2、NO2、PM10（颗粒物）等各项常规空气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均符合二级标准要求，但日均浓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PM10是该地区首要空气污染物，部分城市某些时段PM10的污染十分严重。东莞、广州等5个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NO2日均浓度超标情况，个别城市超标相当严重。酸雨频率居高不下。
3）区域自然生态体系破碎，生态赤字严重
（1）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用地被严重侵占。珠三角平原生态系统平板单调，在横向和竖向上缺乏层次性和异质性。区内各类用地的生态功能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控管和保护措施，各自发展，未形成整体化生态格局，生态效益低。
（2）生态资产流失。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地占用造成了耕地面积锐减，乱捕滥猎和乱挖滥采现象屡禁不止，野生生物数量和种类骤减，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人工植被不断代替天然植被，物种多样性降低。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建成区的植被建设导致人工植被比重变大。由于建设人工植被时较少考虑物种多样性和外来种的影响，造成植被物种单一，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差。同时，有些地方盲目地在丘陵地大面积种植单一树种的速生人工林（忽略生态效益），致使天然林比重不断减小，植被群落结构不合理，优势种过于突出，物种多样性降低。
（3）珠三角地区及九个城市都存在严重的生态赤字。珠三角整体生态足迹需求为1.54hm2/人，高于全国0.8hm2的平均水平。其中，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占总需求的72.67%，位居第一位；第二位耕地资源占22.89%；第三位林地资源占2.52%。经济发达城市对化石燃料供应有高度依赖性，而发展程度低的城市生态足迹需求低，其主要依靠是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珠三角地区生态足迹供给为0.20hm2/人，三角洲及其主要城市将存在生态赤字（表19-2）。珠三角人均尚需生态足迹1.34hm2/人（全国的生态盈余为0.4）。
表19-2 珠江三角洲及主要城市生态足迹 （单位：hm2/人）
注：“＋”表示生态盈余。
源自：吴舜泽，2006.
4）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比率低下，资源化水平不高
固体废物大量产生与未妥善处置引发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大量废物存量与其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不高形成鲜明对照。突出表现为：
（1）工业固废和生活垃圾混合收集处置较差，综合利用率不高。
（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水平低下；区域联合不足，建设规模偏小。
（3）危险废物非法经营现象突出，二次污染严重；废旧电子电器的无序收集和简单拆解造成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
5）农业环境问题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珠三角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1）水环境污染严重。目前珠三角大部分农田灌溉水源受到污染，局部地区污染严重。因污染造成河流和鱼塘死鱼时有发生。一些原来作为水源的河流如淡水河、江门河已丧失饮用水源功能。水源地水质恶化，水质性缺水已成为珠三角农村水资源供需的主要矛盾，并呈蔓延趋势。
在整个珠江水系中，珠三角仅占6.67%，而2002年排放废污水34.10亿t，占珠江水系的54.8%。如此庞大的污水量，加上较低的处理能力，使珠三角各水系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污染，农业灌溉用水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2）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农产品安全问题突出。珠三角农作物病虫害多，农药、化肥施用频率高、数量大，致使部分城市郊区土壤的重金属含量较高。除了深圳、珠海的砷平均含量低于广东省土壤背景值外，所有城市各种重金属平均含量都已明显超值。近年来，土壤有机污染物及类激素污染物质问题也开始显露。蔬菜受重金属污染原因是施用污泥、城市垃圾、污水灌溉及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产品品质不仅关系食品安全，还关系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3）农村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①农村生活污水（未包括外来人口，2002年达90 379万t）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入江河，造成环境恶化。
②农业生态景观遭到破坏。农村居民建设用地急增，开发区建设、房地产开发、农村建房的盲目膨胀，使农业景观整体生态功能下降，原本作为生态屏障的农业景观也逐步为城镇景观所代替。
6）总体上呈现出现代性危机背景下的环境弱势状态
在珠三角，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中，环境保护是弱势的一方。其“现代性危机”有以下特征：
（1）环境问题的尖锐性。即高度城市化造成密集人口与有限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大量农村人口迅速转化为城镇工人而建立起来的密集城镇，与未能及时发展的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形成了紧张的关系。
（2）环境问题的累积性。即在基础设施不健全的条件下快速发展民营的、分散的加工业，引起环境问题的蔓延和累积。
（3）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滞后性。即人们一直认为经济总量不足是该地区的重要问题，从而把该地区引向更深程度的不平衡。特别在有限的土地和环境容量内提高经济活动的密集度，再进一步开发经济和环境，导致环境容量日益紧张，形成恶性循环。
总之，在过去，珠三角经济发展快，环境恶化也快，两者失去平衡，出现“现代性危机”。现在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经济快速发展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不平衡问题（吴舜泽，2006）。
19.1.3 泛珠三角经济圈的环境观察
赵民望（2007）撰文论述泛珠三角区域由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和港、澳两地组成，陆地面积为200.68万km2，占全国的1/5以上。2003年全区域GDP为40 274亿元（约为4 864亿美元），约占全国GDP的35%，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目前加拿大的经济总量。
以2004年6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论坛上“9＋2”各方签署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为标志，泛珠三角区合作自此拉开大幕。
据官方统计，三年间，多方努力换来本区域经济合作六大成果：一是搭建论坛和洽谈会合作平台，前三届洽谈会项目签约超过1.2万个，总金额达1.2亿元；二是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三是编制和实施区域合作发展规划；四是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五是推进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建设；六是拓展了合作领域。
近年来本区域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得到初步控制，一批污染突出的重点流域和区域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蔓延发展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
1）水污染问题严重，并将日益突出
尽管珠江流域干流水质良好，但城市及工业区江段和内河污染严重，部分河流呈富营养化趋势。同时，水污染逐步向农村蔓延，20%左右的断面水质超过国家规定的Ⅲ类水质标准，开始威胁饮用水源和生活用水安全。面源污染日趋严重，近海水生态平衡受威胁，赤潮时有发生。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逐年增加。
2）大气环境形势严峻
酸雨污染突出，区域pH小于5.6的酸雨分布面积占全国的3/4左右。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2004年九省（区）二氧化硫排放量为688万t，占全国的30.55%。同时，随着机动车辆快速增长，氮氧化物排放亦逐年增加。
3）生态环境形势难以乐观
区域部分生态用地被挤占，原生林、自然次生林遭破坏，一些关键性生态过渡带及节点未得到有效保护，缺乏区域控制性生态防护系统。
目前，珠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6万km2，占总面积的14%，年土壤侵蚀量为2亿t。水土流失严重，尤其岩溶地区“石漠化”发展，严重威胁水资源的涵养。
乱捕滥猎、乱挖滥采屡禁不止。以大米草、一支黄花等为代表的外来种入侵已成片出现。森林生态经济效益低，湿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氮肥污染、农药残留与持久性有机污染有所加重。
19.1.4 珠三角环境保护总体战略
吴舜泽（2006年）等提出在未来20年珠三角现代化建设中，环境保护要实行“红线调控、绿线提升、蓝线建设”的总体战略。
（1）实施红线调控战略，优化空间形态：对珠三角12.13%土地实施严格保护、禁止开发；对25.89%土地实行控制性保护利用，抚育、恢复和保护重要敏感生态功能区；建立“六区六核十六通道十八节点”的区域生态结构，保护水、气敏感区域，限制环境容量透支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规模；改变目前珠三角整体密集开发的局面，构筑与生态环境要求基本一致的大都市连绵带空间格局形态。
（2）实施绿线提升战略，引导经济持续发展：以产业的生态转型作为社会经济文明转型的核心；调整并优化结构，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未来20年间技术的生态效率提高4倍以上。2010年和2020年将单位GDP物耗能耗分别降低到现状的1/2和1/4；将单位GDP污染物排放指标分别降低到现状的1/3和1/6；引导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消费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将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制造业基地。
（3）实施蓝色建设战略，保障环境安全：以消灭水黑臭、恢复水生态为重点，治东岸、防西岸、抓南部、保北部，把河网区的污染防治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城乡一体化原则，调整取排水格局，综合防治水污染；落实各项脱硫规划和要求，使酸雨频率降低20个百分点，降低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积极防治氮氧化物污染。彻底改变区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局面，重现碧水、蓝天和净土的良好环境，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群和生态城市群，增加发展后劲。
（4）制定系统集成政策：重点解决综合决策、区域协调、管理体制、经济手段、公众参与、能力建设的问题。以环境保护立法为基础，对环境管理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优化，建立珠三角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实行综合决策和区域协调，提升环保部门的地位和管理能力，直管环境监察部门，逐步实行市、县、区环境保护部门的垂直管理，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公众参与的环境管理体系。
（5）建设5大重点工程：投资1 226亿元，建设城乡一体的污水处理工程、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工程、电厂脱硫工程、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工程、环境监管监测预警应急工程，夯实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19.1.5 珠三角人口增长与流动趋势分析
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化是影响珠三角未来现代化建设中环境保护的三个主要因素。
1）总人口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增长
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及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动大量人口向珠三角迁移集聚。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完善，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外省劳工将向本区聚集，总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因产业将由经济较发达的内圈向外圈层扩大转移，特别是区域内部的发展差异逐渐缩小，人口的增长也将变慢。
2）人口增长仍将以外来人口为主
（1）户籍人口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人口所占比例小，并随年龄的减少而呈递减趋势；另外，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有递减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递减趋势。
（2）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外来人口提出更高的素质要求，在发展势头上不如20世纪90年代增长迅速，但产业特点（制造业）决定了仍将需要大量外来人口。
3）人口增长将继续保持明显的区域差距
（1）内外圈层的差距。2000年土地面积占珠三角仅35%的内层集中75.42%的人口和81.5%的GDP，而占65%土地的外圈层人口仅24.58%，GDP为18.5%。
（2）东、西岸的发展差距。2000年东岸的GDP和人口分别为2 598亿元和1 667万人口，均是西岸的两倍多。
（3）东岸内部的发展差距。2000年惠州人口密度仅是深圳的8%、东莞的11%，而2002年惠州人均产出仅是深圳的4%、东莞的17%。
未来珠三角的发展将进一步弥补内部经济差距。随着经济向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推进，人口也将向这些地区快速集聚。
4）人口的区际流动将越来越频繁
（1）珠港澳之间跨境人口将呈现更大规模的流动。
（2）珠三角内部将呈现跨行政区之间的人口流动。
（3）一些城市的郊区化现象开始出现，人口有从市区向郊区流动的趋势。
5）受人口容量约束的环境容量底线
参考《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人居环境专题报告》中关于珠三角地区资源承载力分析，可以得到珠三角地区基于土地和水资源综合制约的人口阈值和人口剩余容量（表19-3和表19-4）。
表19-3 珠江三角洲地区综合承载力
表19-3至表19-5均源自：李捷，2006.
表19-4 珠江三角洲地区剩余人口容量分析
从水土资源综合限制看，整个珠三角综合承载力按国际标准是4 570万人，按国内标准是6 080万人，相比目前该区域的人口数量还有一定的剩余。但是，深圳、东莞、中山和佛山已经超载，主要计算的区域人口容量都只是从自然资源的角度考虑。实际上，对于整个区域来说，人口容量的限制还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周边地区支持程度、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引导、能源交通状况等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珠三角各城市的标准可能不尽相同。
虽然珠三角凭借现有环境吸引更多人口是不成问题的，但部分地区人口总量已超过或接近该地区人口容量。如果该地区人口还是无节制地发展，不仅会使人口素质相对下降，而且将使该地区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或生态环境遭到无以弥补的损害。
19.1.6 珠三角产业布局的现状、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对策
产业快速成长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缺乏统一规划、区位选择不合理、产业分布不均衡等空间分布问题。布局不科学造成产业缺乏经济集聚效益，产业同构又带来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以及区域产业特色不突出和区域竞争力提升缓慢。
1）现状
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珠三角产业空间布局呈现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各产业中心初步形成职能分工，但分工不很明确；而是空间分布越发趋于分散。
（1）产业总体分布呈均衡状态。以珠江口为中心，以港澳为辐射源，珠三角的产业总体分布呈现出：珠江口沿岸各市即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的产业比较发达，而离珠江口越远的地区，其产业发展依次减弱，如惠州、肇庆和江门（见表19-5）。
表19-5 2006年珠三角各市产业发展情况
注：括号里数字表示排名。
（2）产业布局基本体现区域的资源特点和地理区位。第一产业主要分布在肇庆、广州、惠州等市。第二产业分布在珠江口东岸的深圳、东莞和北岸的广州、佛山等市，工业布局体现以香港为物流中心，呈半径线状，并依托各市县城区及交通干线分布的特点。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两大中心城市和其他各市县城区。
（3）优势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初步凸显。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发挥其在区位、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形成了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产业集群初步凸显。
（4）产业发展正处于集聚与扩散并存的阶段。珠三角只有人均GDP指标达到扩散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和第三产业比重仍处于聚集区间。
（5）传统产业呈“扇形”向外迁移，但移动步伐缓慢。目前，珠三角传统产业呈现以广州、深圳、佛山为核心向周边“扇状转移”的趋势。由于技术层次低，受运输等刚性成本的约束大，而且要迁出的绝大部分产业是“三高一低”产业，不受后发地区欢迎（尤其对污染大、消耗高的产业）。以上因素使传统产业外迁步履艰难。
2）问题
（1）区域分工不清晰，产业同购现象严重。整个区域大小各类工业园区分布各市县，多数是综合性园区，特色园区少，几乎每个园区都有电子、机械、纺织、化工等产业。区域内商业主次功能格局不明显，各市县商业分工不清晰，城市间商业发展模式过于类同，网点分散布置，无法形成区域集聚和功能集聚。
（2）产业分布分散，资源利用率差。由于缺乏区域功能定位和布局统一规划，几乎所有镇街都有工业，一些镇街生产、居住、商贸功能区混杂。产业布局分散，不仅影响资源的高效利用，还特别影响了级差地租作用的发挥，造成土地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土地产出率不高，而且加剧环境污染，得不到集中治理，居民生活质量下降。
（3）产业层次低，关联度不足，集聚效应弱。产业间、产业内关联度都不高，工业对农业反哺能力不足。第三产业落后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现状制约二、三产业的关联度提高。产业层次不高，也制约产业内各行业的分工合作。产业结构上还存在“小、散、弱”，没有形成大中小企业配套的强有力的产业集群产业链，造成企业运营成本上升。
（4）工业高消耗、低效率问题未得到有效缓解。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传统行业比重达20%；高科技产品值占工业总产值只有26.96%；工业产品附加值偏低，工业增加值率偏小。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率为26.06%，远低于1983年至1992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45.3%）、日本（38.7%）、德国（48.4%）、韩国（38.7%）的制造业增加值率。这是珠三角加工业规模很大、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很多，但不能相应带来工业增加值和全部新增社会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
3）珠三角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
（1）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①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珠三角要发展成有世界竞争力的制造业基地，不仅要在第二产业下大工夫，还应强化为第二产业和人民生活配套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这将有利于第二产业，特别是轻型加工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②由工业社会向服务型社会转变。首先，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变生产性城市为消费型城市（或生产和消费并重）。其次，通过区域中心城镇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消除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最后，还应抓住我国加入WTO、服务业部门逐渐放开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2）重构产业空间，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
①珠三角要通过低端制造业的区域转移，以腾出更大空间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并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②产业集聚——专业镇和工业园区的不断升级。政府应注重通过营造专业化生产所需要的环境和配套的生产贸易服务，来完善企业间的生产链关系，构筑专业镇内部企业生产的网络关系。另外，政府应明确工业园区的定位并提供优越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积极引导同类企业在工业园区中集中并培育企业集群，坚持集约化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③产业组合——产业的区域分工与协作。珠三角各城市应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作用，扮演不同的经济角色，通过完善的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构筑具有密切经济联系和产业分工协作的经济区。
（3）建立转移支付的利益补偿机制，确保区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①补偿上游，保护区域的生态环境。在珠江的中上游地区为了保护水源，工业发展受到限制，还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影响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针对这种投资与收益主体在地域上分离错位，有必要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下游城市使用自然资源的税费，并对资源环境做出贡献的上游城市进行相应的经济补偿。这样，才能促使中上游保护水源的积极性，又能保障下游的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的良性互动。
②异地兑现，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在珠三角，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生态保护要求我们必须在区域内建立土地使用指标的交易制度，并给予这种交易制度更广泛的内涵，如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通过补偿等形式进行交易等。为鼓励农民进城，应探讨将农民本应分配到的宅基地或集体经济收益折算成相应的资产形式，并在城市商品房市场中得以兑现。
（4）实施“内扩外拓”战略，不断拓展其经济腹地
①内扩腹地——扩展泛珠三角的经济腹地。利用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其他地区间巨大的经济势差，一方面进行产业转移，发挥珠三角在区域发展中的中心龙头作用，促进内地发展，实现区域共同繁荣。另一方面，随着珠三角经济的发展，为保持资源供应，有必要加强与内地资源相对丰富的省市的合作。
②外拓市场——拓展国际广阔的市场空间。珠三角正位于东盟经济区的核心位置，在历史上与东盟等国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拓展东盟市场将有利于珠三角进一步融合到东南亚经济国之中，增强其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持续性。
（5）珠三角新一轮产业合作
“前店后厂”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珠三角与香港之间不同的资源优势。但是，进入新世纪，这种发展模式却表现出产业档次低、经济规模小、缺乏技术支撑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香港应依托其良好的金融、港口、物流、研发等高端服务业优势，在与珠三角合作中进一步提升其服务业水平，加强金融中心的地位，拓宽营销网络。珠三角则应依靠制造业生产，担当起发展高科技、培植核心企业的重担，共同打造一个全新的港澳珠三角经济区。
（6）共同构筑和完善珠三角
①基础设施的协调发展。香港要强化区域货物进出口、转口主枢纽港地位，珠三角则进行国内贸易的合理分流，逐步形成一个分工布局合理、海陆空综合配套的现代化综合运输网络。
②打造“港澳珠三角世界物流中心”。珠三角是南中国的经济中心，拥有中国市场和广阔的腹地。香港是国际性大都市，也是全球港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珠三角可以通过香港联系世界。若两者共同打造“大三角世界物流中心”将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拓展大三角经济发展的市场机会。
③打造“港澳珠大三角旅游区”。通过进一步放开限制和加快办证手续，港澳积极拓展和分享珠三角乃至国内的旅游客源市场。珠三角一方面积极吸引港澳国际旅客，另一方面引进港澳资金并同港澳旅游机构合作，共同开发珠三角的旅游资源。还必须消除三地之间的制度障碍，如：简化和加快通关办证手续，争取免签手续；在三地旅游支付上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方式。
（7）建立珠三角绿色交通体系
①发展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将区域陆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从公路建设转移到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建设，不断提高轨道交通的比重。以广深、广珠城市带作为区域发展主轴。它们将与城市群公路配合形成珠三角“半小时生活圈”，也使居民居住地“郊区化”成为可能，有效减少“大城市病”。
②严格机动车控制管理。
控制机动车保有量。据预测，到2010年，珠三角机动车保有量将达1 600万辆。今后城市交通工具发展重点应放在公共汽车及无污染、耗能低的交通方式上，通过征收车辆注册附加费，控制车辆保有量，严格控制摩托车增长。
推广绿色机动车。采取汽车驶入市中心交纳市区通行税，高峰时间限制小轿车数量，适当控制私人轿车。制定高排放车型目录，实行区域新车准入制度。
③改善城市交通管理。
公交优先措施。从2005年开始已在广州、深圳等地开展公交优先的城市交通管理措施。
渠化交通路口。通过渠化、前移路口停车线能使车辆缩短通过路口的时间，并减少交叉口汽车的延误。
建设智能交通系统。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充分发挥现有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
④加强交流建设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保护。在保证交通畅通的前提下，要严格控制通道对穿越区域的干扰。首先离交通线路要建立完善的防护林带，将机动车通行的影响控制在道路区域内。其次要控制城镇居民点沿路带状发展，尽量引导沿线城镇呈组团式发展。在动物迁移和觅食活动区建立涵洞等生物通道，便于动物穿越人类干扰带。对于道路建设取土完毕后，应由建设单位及时做到还田复耕，从而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
减小声环境影响。在敏感区域积极采用柔化路面（如沥青路面），并注意路面的保养，防止路面不平和桥头等处出现跳车现象；积极利用地形的隔声作用；对受噪声严重影响地段的城镇居民集中地段，拟建声屏障。
减轻大气环境影响。道路建设中沥青熬炼等工作可由专业拌和场来完成，施工单位配备洒水车，对环境敏感点内施工道路进行洒水处理；在条件允许处设绿化隔离带。
减轻水环境影响。施工场地设排水沟，将废水排入指定水体；桥梁施工产生泥浆集中处理；服务区集中挑水处设污水处理装置。
开展工业固废物综合利用。广东省需制定有利于工业固废物在道路建设中综合利用的统一政策，鼓励对工业固废物的资源化利用（李捷，2006）。
19.2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通过利用外资，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推进市场化，激发内生增长动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05年人均GDP突破4 000美元。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国际制造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长三角的率先发展，是这一区域良好自然条件、优越地理区位、高素质人力资源以及长期历史积淀的综合结果。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的约束日趋严峻，长江三角地区人口众多，能源、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更为尖锐。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三角如何保持率先发展的势头，并且由经济的率先发展走向全面、可持续率先发展，这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19.2.1 人杰地灵的黄金三角洲
1）优越的自然地理区位
我国东海之滨、万里长江尾闾，有一片平畴沃野，这就是长江三角洲。自然形成的长江三角洲，西起镇江、东临大海，北至通扬运河，南达杭州湾北岸，面积近4万km2，是我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冲积平原。经济区划的长江三角洲则向西延伸至南京，向南拓展到整个杭州湾南岸，面积近10万（99 698）km2。它包括上海市的全部，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泰州，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后来又加上台州），共计1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成为享誉中外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濒江临海，又位于我国海岸线的中部，拥有“外通大洋，内联深广腹地”的优越自然区位条件和“水陆并举”的便捷交通条件。而地处长江最前缘的上海，构成了我国弓箭形江海格局的关节点，是全国南来北往、西去东来的交通中心，并处于亚太正在形成的东京、汉城、台北、香港、新加坡等最具实力的“城市走廊”的中点。
世界上大多数河口三角洲都是所在国的富庶之地，长江三角洲也同样是我国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实力雄厚、科学技术水平较高的一个地区，在我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2）富饶的自然资源
集中表现为四大优势自然资源和两大财（才）团。
（1）得“天”独厚
长江三角洲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日照充足，雨量充沛，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其温和湿润的气候类型十分适合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全区年平均降雨在1 000mm以上，特别是在夏季降水尤为集中，而且此时正值高温时节，雨热同季，对农作物的生长十分有利。
（2）得“水”独富
长江三角洲还有数以千计的湖泊和河流，将江、河、湖、海汇于一身，水网密织、物华天宝。镶嵌在长三角南缘的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面积2 425km2。它又与250多个大小湖泊和数千条河流相连，成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以“江南鱼米水乡”为特色的黄金三角洲。它依江傍海，三面临海，构成我国著名渔场。三角洲上湖河交织，是我国重要淡水养殖基地，还是调节河川径流的天然水库，对防涝抗旱及改变当地的小气候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长三角既有黄金水道，又有黄金海岸。长江航道源远流长、腹地广阔，终年通航，万吨轮能通武汉，三四千吨轮可抵重庆。长江下游横穿三角形注入东海，京杭大运河穿江而过，两者把江、河、湖、海连成一体成水利交通网络。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为两翼的港口群，地处我国海岸线中段，海运、河运和铁路运输衔接，交通极为便利，可构建成为国际航空中心。
（3）得“沙”独肥
长三角广阔平原都是长江及其支流和两岸的湖泊所挟带的泥沙冲击、淤积而成。一方面，这些砂质黏土疏松，富含有机质。20世纪80年代，有人从江底捞起泥沙进行测试，发现其中含氮值比世界河口平均值高出9倍。上海新围垦的土地当年可种棉花，第二年种粮食。另一方面，长江河口泥沙不断沉积、淤积，使长三角不断向海延伸拓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共围垦滩涂873km2，使上海的土地面积扩大14%。
（4）得“景”独秀
长三角依江傍水，风景如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是对长三角风景的评价，这里有山水名胜，洞、瀑、泉景和壮观的钱塘江涌潮，还有集历代能工巧匠建筑艺术的园林文化和深厚底蕴的历史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都极为丰富，其中不少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5）物力“财”团
长三角物产富饶。优越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以及悠久的人类开发历史，使这里自唐宋以来就是中国的“天下粮仓”、“棉仓”和“钱仓”，人民生活相对富庶，所谓“苏浙熟，天下足”。鸦片战争之后，长三角外国资本云集，官僚、买办、民间资本雄厚，成为维护蒋家王朝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也为近代以来上海等大都市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
（6）人力“才”团
长三角人才荟萃、人杰地灵。历史上，这里曾涌现各种人才，有做官的、经商的，也有文人、墨客、幕僚。在近代尤为突出，仅民国年间，蒋介石政权就是靠江浙人的才团和财团支撑。为新中国成立、建设而奋斗不息、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文学家、科学家中，不少来自江浙这一带。
3）雄厚的经济社会建设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和1991年的开发开放，长江三角洲得到快速发展。1992年该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14%，到2003年已占全国20%，人均GDP超过4 400美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8倍；财政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22%，为我国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
作为全国最大的综合经济区，工业门类齐全，配套体系完整，生产效率较高。机电、钢铁、轻纺等传统工业与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与产业在全国占较大比重。该区也是全国的高产稳产农业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进入新一轮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产业结构处于较快调整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降到5%左右。第三产业改变了长期滞后的状态，上海、南京、杭州等市区第三产业比重已接近第二产业，其中金融、保险、信息、房地产成为重要新兴部门。二产以国内外市场为目标，高科技产业比重明显增加。农村工业化发展，乡镇工业已全面改制，成为农村乃至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柱。
（2）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跨江及跨海桥梁以及电力、通信设施均有大幅度乃至跨越式的发展。
（3）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区内建立了一系列证券、期货、房地产、人才以及主要商品的大型市场。与此同时，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境外投资各类产业不断增加。
（4）长三角是我国各类国家级开发区最密集的地区，总数达19处，覆盖了全区各市。此外，还有一批富有活力的省级开发区。它们共同积极推动未来的产业导向。
19.2.2 长三角的空间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空间发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和强化了基于三区块的多核格局与双重物流体系，由上海一花独放的单极格局，发展成为百花争艳、多个区域共同快速发展的多核格局，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整体竞争力大大提高。
1）三区块格局日益明晰
卓勇良等（2007）认为长三角16个城市（图19-2）及其140个县（市、区），采取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域。
（1）以上海为经济中心的核心区块，包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嘉兴和湖州7个城市及其70个区、县（市），位于长江与钱塘江—杭州湾之间的三角地带。无论是地域范围、人口规模，还是GDP规模和耕地资源，核心区域均遥居长三角之首。人口占长三角48.6%，GDP为64.3%，陆地面积45.9%，耕地40.1%。即使去掉浙江4个山区县的面积，仍占长三角的33.6%。
（2）以南京为行政中心的腹地区块。包括南京、镇江、南通、扬州和泰州5个城市及其40个区、县（市），位于核心区块的北面和西面。有海岸线而缺深水良港，以较多人口而占有较少GDP。人口占长三角31.4%，GDP占18.8%，陆地面积占28.1%，耕地占45.9%。
图19-2 长三角16座城市区位示意图（卓勇良等，2007）
（3）以宁波为物流中心的挑战区块。包括宁波、绍兴、舟山和台州4个城市及其30个区、县（市），位于钱塘江—杭州湾以南。其特点是发展速度持续高于前两个区块，以及港口条件较好。宁波—舟山港是中国沿海最重要的大宗散货中转枢纽。人口占长三角的20.0%，GDP占16.9%，陆地占26.0%，耕地占16.0%。
三区块有较大差异性。一是地理和文化差异：核心区多数属于太湖水系，形成独特的江南文化；腹地区在文化上较多北方的厚重；挑战区与核心区有钱塘江相隔，文化上也有一定区别。二是增长速度差异：核心区在1990年后由于上海提速，GDP名义增长速度提高6个百分点；挑战区增长最快，1978年至2004年，GDP名义增长率高达19.7%，高于其他两个区3个百分点以上；腹地区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三是制度变迁差异：核心区的现代市场建设较好，挑战区的民营经济较为发达，腹地区的后期改制比较成功。
2）泛长三角经济区的空间结构
朱舜、高丽娜等（2007）认为长三角经济快速增长，辐射半径增大，尤其是“一极两带”的极化与辐射效应（长三角经济区沿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陆桥经济带向中、西部扩展极化和辐射效应）增强了长三角经济区与其经济腹地的联系，引致泛长江经济区的形成。
（1）构建泛长三角经济极核区与影响区的协调发展机制。长三角16座城市是泛长三角经济区的极核区。新融入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其他城市和地区，为经济极核区构建了发展战略的“影响区”提供了经济发展腹地。通过区域合作、优势互补，“影响区”可为“极核区”提供需求巨大的市场、人才资源、能源、矿产、原材料资源、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交通信息资源。构建泛长三角经济区，“影响区”可更顺畅地融入“极核区”，并接受辐射。
（2）近几年苏、浙两省尚未加入“极核区”的城市，以及安徽省的合肥、马鞍山、芜湖等长三角周边城市，虽然在形式上未加入“极核区”，但从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和经济发展的态势上看，已经不同程度地与长三角融为了一体。
（3）2004年首届长三角城乡一体化论坛上，张颢瀚教授提出“3＋2”概念，即把苏、浙、沪三省市和属于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西全部纳入“泛长三角”范围。
（4）还有学者提出泛长三角地域应延伸到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福建一线，以此和泛珠三角经济区及环渤海经济区相衔接。
3）区域融合格局
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水平日益提高，正在推进全方位的融合。
（1）一是区块融合。跨越杭州湾、连接上海芦潮港和浙江小洋山的东海大桥建成通车，奠定了上海成为国际航运枢纽的坚实基础。杭州湾大桥已于2008年通车，缩短宁波到上海的距离120km，舟山与大陆的连岛工程正在抓紧建设。连接上海至崇明、启东的沪、崇、苏通道的上海段已开工兴建，江苏段也正在积极准备。
（2）二是城市融合。“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几乎所有的县级市都将开通高速公路。长三角城际铁路已进入预可行性研究阶段。随着城市的扩大，以及城市之间区域的非农化，形成了以干线公路为轴线，制造业带为联结的长藤结瓜式城市布局。
（3）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融合。长期以来，长三角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致力于健全区域组织领导和协调推进机制，积极在交通、旅游、生态环境治理、信息资源共享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19.2.3 长三角人口城市化趋势
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人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进入了人口城市化的加速时期，面临很多问题，如人口城市化过程中进入城镇农民的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城市体系发展的不完善问题，城市化总体上落后于非农化问题等。
周海旺等（2006）以沪、苏、浙两省一市为例，分析长三角地区人口城市化现状及问题，并对人口城市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长三角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对策思路。
1）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和特点
（1）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有扩大趋势
2004年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率为54.84%，高于41.76%的全国人口城市化率。1990年，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率为29.46%，比全国水平高2.02个百分点。此后两者差距逐步扩大，到2004年，扩大到13.08个百分点（见图19-3）。
（2）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从1990年至2004年，长三角人口城市化率提高26.41%，年平均增长率为1.76%，快于1.02%的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3）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略高于沪籍人口城市化水平
1990年、2000年和2004年，长三角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分别为31.23%、50.99%和 55.94%，都略高于相应年份沪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从发展趋势看，两者的差距在缩小。
图19-3 长三角与全国人口城市化水平比较（周海旺等，2006）
（4）人口城市化主要来自长三角内部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外部区域人口入迁也起重要促进作用。
人口城市化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城市向外扩张的城市化，二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三是流动人口向城市集中。
（5）长三角地区市域面积不断扩大，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如1990年以来，上海郊区除崇明县以外，其他的县都成为区，乡镇建制也绝大多数撤乡建镇。
①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1995年至2004年，长三角农村劳动力总量增加不足65万人，但非农劳力增加790多万人。
②流动人口规模扩大，外来人口主要流入城镇。1995年至2000年间，长三角从外省区流入人口约679万人，是1990年至1995年间的3倍多。长三角16个城市的人口迁移使其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提高近3.1个百分点。
2）长三角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人口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仍滞后于经济与非农化发展水平；
（2）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不彻底；
（3）农村富余劳力整体素质低，城镇就业吸纳能力有限，阻碍农村劳力的城镇转移；
（4）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农民数量大，补偿不足，就业和保障问题突出；
（5）城乡户籍制度带来不同福利，制约农村人口的转移。
3）长三角人口城市化趋势预测
表19-6 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城市化趋势预测 （单位：万人）
源自：周海旺等，2006.
4）长三角人口城市化发展对策
（1）逐步加快户籍制度创新，可分三步走：先取消省市内部的城乡户籍限制，实现人口自由迁移；再逐步取消两省一市间户籍限制，允许人口在长三角自由迁移；最后实现长三角和区域外的自由迁移。
（2）加快就业制度创新，解决进镇农民就业问题。其关键是：加快城镇二、三产业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和劳动服务信息网络，开展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
（3）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解决进镇农民的后顾之忧。
（4）重视中小城镇发展，在实现人口城镇化的同时，减轻大城市的压力。
（5）逐步打破地区之间的行政分隔，加强沟通和协调，建设长三角的城镇体系网络，最终建成城乡一体化的城镇体系格局。
19.2.4 长三角的生态环境
发达的工农商业、密集的人口、城市与农村，给长三角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压力，环境负荷逐步加强，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长三角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1）长三角生态环境的基本特征
（1）自然水系的环境特点
长三角地处长江、钱塘江两侧，北部还有淮河、沂沭水系，位于这些流域的下游，是全国地势最低的区域之一。主要河、湖跨省级行政区，已出现跨区环境冲突。此外长三角有临海、湖、江之利，环境容量大，科学利用则有利，无序开发则为害。
（2）社会经济条件的环境承载特点
张颢瀚等（2006）认为长三角环境要素流动的基本特点是：能源资源大量输入，人口净输入，产品大量输出。全流域一次能源自给率不足20%。从社会经济条件分析，区域内呈现东部与西部以及内部南、中、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梯度。
（3）生态先天脆弱与经济开发的矛盾
长三角的地貌、物质组成、水系、气候等均有显著差异，多重生态脆弱界面交叠，构成不同的生态脆弱基础。长江沿江段处于东亚季风强烈控制前沿，降水时空变率大，加上台风相伴，造成暴风骤雨，加剧洪涝灾害。从河流水系看，长三角处于江、海、河感潮地带，极易受到外部其他环境因素危害。
（4）生态环境与产业的逆向演替
从长三角地区看，上海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原来的消耗资源型产业逐渐向江、浙地区转移。但从地势上看，江苏许多河流都位于上海上游，其结果导致扩散污染的回归，产生更大的经济与环境的矛盾。
2）长三角生态环境的主要危机
当前，长三角是中国人口最密集、能源消费密度最高、各种资源消耗最集中、工业和生活废弃物排放强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见表19-7），也是中国近年形成的环境和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已经威胁人民生存质量和区域环境安全。
表19-7 长三角工业废水排放及占全国比重 （单位：万t）
源自：《中国环境年鉴》（1998—2005年）.
（1）城乡环境形势日趋危急
目前，京杭运河长三角区内，太湖、长江下游段和钱塘江段等水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城市内河水域功能类别低，污染严重。太湖平原地表径流已难以找到可供直接生活与工业生产安全使命的水源，成为水质型缺水地区。杭嘉湖平原地区86.5%以上地表水为不能饮用的Ⅲ类至劣Ⅴ类水，45.5%以上属Ⅴ类和劣Ⅴ类水。主要城市大气污染物PM10普遍超标。有些城市已形成煤烟型和汽车尾气型复合污染。苏南、上海和整个浙江都是酸雨的重污染区，全年pH低于5.6。同时，由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以及农民生活方式改变，乡镇和广大农村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滞后，垃圾与污水不能得到安全处置。大量城市污染企业向农村搬迁，导致水质恶化，有些水域已失去利用价值。大量生活垃圾堆积，农用化学品使用和规模化养殖业使耕地污染，最终威胁农产品安全。近年来，上海土壤中汞和镉的含量增加50%。江苏某地化肥用量是国家标准的两倍多。浙江一些地区土壤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部分检测率达100%，某些污染地区抽检的25个稻米样本中铜、锌含量超标。
（2）工业结构性污染突出
从区位、交通、资源、市场等因素分析，长三角地区将机械、电力、钢铁、造纸、化工等作为首选发展支柱产业，造成了不利结果。
①构成对资源、能源的压力。长三角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除上海的服务业和高新产业有较强发展外，其他地区都以汽车、冶金、重化工、一般电器为主导产业。这些行业都是大运输量、高耗水的环境资源消耗型产业，有高污染特征，消耗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对外依存度很高。
②产业过度集聚带来对环境冲击明显。目前区域内正在或将建20个重点化工园区。沿江15个园区都将石油化工、化学新材料、有机化工原料作为支柱产业。这势必加剧环境污染负荷和资源短缺程度。
③高新产业的现代环境问题。目前，随着IT产业、新材料、重化工、新医药及许多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危险废物、核安全、有机毒物、电磁辐射和电子垃圾等已成为新的环境危害。
④生态破坏、生态失衡问题十分严重。目前存在耕地减少、城镇地面沉降、湖泊萎缩、湿地受侵等问题，直接关系今后可持续发展。
⑤已对社会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目前，环境安全已由单纯对自然生态、经济增长、人民身体健康的直接影响日益转化为对社会安定、精神文明等综合影响，日益扩展为影响环境道德、社会伦理和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例如2004年汛期，淮河流域5亿多t高指标污水形成150多km的污水带，扫荡了淮河中下游，江苏沿河进行鱼虾养殖的主业的经济利益也险些遭受“灭顶之灾”。另外，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使传统疾病和癌症发病率都较以前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3）长三角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关键与对策
（1）建立流域生态环境委员会，实施统一的领导管理体制。其主要职责是：统一制定各种生态和环境管理的政策法规，协调流域间各种生态环境保护事务，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对各种涉及全流域环境整体利益的管理事务加强管理，如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容量配制及调整等。
（2）建立环境资源补偿机制，通过区域环境合作机制的实施，加强协调，信息共享，相互支持，协调解决区域和流域间的环境问题。
（3）构建区域生态环境安全预警机制，尤其对区域内环境敏感区、环境脆弱区以及重要环境功能区要加强防范，防止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
（4）构建区域环境污染共同防治体系，包括环境标准体系、环境质量监控体系、环保执法体系、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系统，由企业等社会单元构成的污染治理体系，以及区域环保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等。
（5）构建区域环境冲突协商解决机制。区域环境冲突，从直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区域矛盾，发展到深层次的环境经济利益矛盾。还存在围绕环境资源的分配产生的环境利益冲突，应加强区域间的磋商和协调。
（6）构建区域环境资源配置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如苏、浙两省分别在大气污染物（电厂二氧化硫交易）和水资源（东阳市和义乌市之间的水资源交易）等方面进行了尝试。
（7）构建区域环境科技交流与合作机制。加强环境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发和推广环保实用技术，共享环境科技成果，有利于提高解决区域环境问题的能力。
19.2.5 长三角的综合交通体系
进入21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整体性发展问题日趋突出，在此背景下，区域性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成了焦点问题之一。
1）长三角运输化阶段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长三角已进入运输化的成熟完善阶段，已初步形成公路、水运、铁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共同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以上海为龙头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为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基地奠定了基础，推动了长三角更广泛地融入全球经济活动。
（1）公路水路交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撑
在长三角，水运承担了90%以上能源和外贸物资运输。公路是港口的主要集疏运交通方式，在域际货运、与周边省区物资往来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2）公路水路交通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居主导地位
2004年，长三角公路水路客运量接近30亿人次，货运量超过30亿t，在该地区运输总量中均占98%左右。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1亿t，其中外贸货物3.1亿t。上海、宁波港货物吞吐量分列中国港口第一、二位，上海港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为世界第二、三位。
（3）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重点加速公路主骨架、水运主通道、港站主枢纽和交通支持系统建设，优化了基础设施布局，改善了结构，初步形成集装箱运输系统、能源运输系统和外贸物资运输系统。
到2004年长三角区域公路网总里程已达11.8万km，其中高速公路3 779km，公路网密度、高速公路密度分别为全国平均密度的3倍和5.8倍。内河航道总里程达到3.3万km，占全国的30%。港口生产性泊位2 045个，万吨级以上泊位353个，集装箱吞吐能力1 270万标准箱，分别占全国沿海港口的42.6%、38.8%和39%。
（4）公路水路交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公路水路交通市场机制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已将形成，在交通运输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道路运输市场已基本打破了部门、地区和经济成分的限制，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经营道路运输业务，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5）铁路建设进程加快
长三角区域内铁路线路相对较稀疏，但客货运输十分繁忙。京沪、沪杭、宁芜、宣杭、新长五线是中长客货运输干线。随着京沪高速、沪杭高速、上海浦东铁路的建成以及所有铁路的提速、复线的建设，必将对城市间的客货流、城市间的经济关系和产业整合产生重要影响。
（6）民航：机构云集
目前，长三角地区已初步形成多中心的辐射状航空运输网络，机场密度达到每万km2 0.8个机场。2003年，长三角机场全年客货吞吐量已分别占有全国吞吐量的19.6%和5.3%。
（7）管道运输：发展势头强劲
长三角的管道运输主要是原油和天然气运输。甬—沪—宁输油管道使长三角的镇海、上海、高桥、金陵和扬子五大石化企业“一脉相连”。天然气运输主要有两条线路：平湖线（东海平湖—上海）和西气东输（轮南—上海）输气管线。
（8）轨道交通加速成网
经过多年建设，上海有10条轨道交通线投入营运。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包括11条连接长三角各大板块的轨道交通网建设规划已于2003年6月浮出水面。
2）长三角交通运输中存在的问题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长三角的交通运输面临新的问题。
（1）交通基础设施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公路通达问题未彻底解决，单位面积拥有公路里程仅为发达国家的1/6～1/3，农村公路仍很落后。跨省市公路通行能力明显不足，通道空间资源约束与增加公路能力的矛盾日益显现。
内河基础设施不能适应运输发展要求，四级及以上航道里程仅占航道的5.3%，主要内河通行能力不足，常发生严重堵航现象。
港口能力紧张局面依然存在。上海、宁波等港口又出现压船压港现象，万吨级深水泊位仅占总数的21.6%。长江口航道水深不足，难以适应大型船舶进出。
（2）交通运输一体化程度不高
长三角区域间，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信息不能共享，各种交通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不高，不适应经济一体化要求。
（3）资源、环境与交通发展的矛盾突出
当前，运能大且有效节约土地资源、降低车辆废气排放的高等级公路数量少。现有深水岸资源难以满足发展对空间的要求。内河水运资源优势未充分发挥。现有车船工具能耗较高，污染严重，节能、减污的内河标准化船型研制及推广应用尚显薄弱。车船空调的不当使用，既浪费能源，又影响了车船内部环境。
（4）交通设施规模不足
铁路和公路网络人均里程不高，尤其铁路密度只有国际大都市圈的1/10～1/6。长三角铁路承担客运量为每km 56万人次，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每万人拥有公路里程8.55km，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大多数内河航道处于天然状态，加上缺乏统一规划，通航能力很低，每公里航道年货运量仅为1万t。内河港口泊位少，装卸设备和工艺陈旧落后，吞吐能力不足。从机场方面看，重复建设严重，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有些机场客源少，难以维持，经营状态十分不理想（其中票价过高，还属于上层消费，也是一个原因）。
（5）交通设施衔接问题
①大小交通衔接性差。至今还没有真正可以称得上综合交通枢纽的交通枢纽点。
②区域南北通道少，阻碍区域中心城市上海与地区中心城市及广大苏北地区的联系。
3）基本对策思路
处于一体化进程的长三角城市带，在交通网络的建设中已开始树立大市场、大交通的指导思想：在加强铁路、公路网络化的同时，挖掘水运、港口和空运潜力，注意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向建设功能完善、高效畅通的一体化交通网方向迈进。
（1）树立协调发展观念，联手规划综合交通网
2001年，沪、苏、浙最高层官员组成“经济合作与发展联络组”，协调地区间的合作发展，启动长三角路政合作。除规划与建设外，包括超载超限运输整治，公路客货运输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开始实质性推进。三地联手编制成《长三角都市圈高速公路网规划》，强化区域联合，将路网划分为区域主通道、城际通道及对外辐射道路三个层次。
（2）加快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建设
长三角大交通新轴线正日渐丰满：上海倾力打造“三港（航空港、深水港、信息港）、两网（高速公路网和交通信息网）”，沪苏谋划共筑“沪—崇（明）—（南）通”过江通道，浙江跨海飞架杭州湾大桥。今后重点将是两方面：一是加快城际快速干道（高速公路和城际轨道）建设，二是越江通道，即水桥建设和航运系统。尤其要重点发展快速轨道交通，构筑“都市大交通圈”。据初步设想，当城际轨道与高速铁路联网后，长三角交通可分为5个层次：中心城市间直达快线、与副中心之间的城际快线、副中心与城镇之间的城郊线、市郊铁路构成的近郊线、市内轨道交通线。
（3）高速铁路建设和线路改造、火车提速各头并进
主要方面是加快高速铁路建设（沪宁、沪杭、浦东），加强现有线路提速，向公交化城际列车的方向努力。在空间布局上，将加强扩展南北、密切点（港口）线配合。同时，加强运输产品结构调整（应重视各层次旅客尤其是中下层旅客的需要），改革运营组织方式，改善服务质量，提高运输能力。
19.2.6 长三角区域协调的重大问题
杨俊宴等（2008）回顾长三角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近20年，受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区域政策影响，从产业趋同、环境保护责任不明，到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再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吸引投资的竞争，使区域的整体协调一直难以在现实中有效体现。他们认为由于区域协调重大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人们对它的认识参差不齐，所以进行相关调查，了解各城市各部门主体的意向对于全面了解长三角地区区域协调需求十分必要（见表19-8）。
表19-8 调查结果统计摘要
源自：杨俊宴等，2008.
1）基础设施建设
从调查结果看，各城市加快一体化进程融入长三角核心区的要求都十分迫切。然而，现实情况是长三角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问题已相当严重。港口方面，除上海港外，宁波北仑港也定位为区域枢纽大港，而大小洋山港的建设将进一步加剧港口竞争态势。此外，长江下游从南京到南通，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大力建设自己的港口。机场方面，长三角地区仅上海就有两个国际机场，加上杭州和南京，共有四个国际机场，而宁波、无锡、常州等也有自己的机场。但是基础建设缺乏综合协调，不同地区交通设施缺乏衔接，缺乏利益补偿。
2）政策法规协调
各地区主要集中在建立协调机构、统一市场行业标准、统筹政策法规方面。区域一体化尚处在起步阶段，各地区对政策法规还处在“打破壁垒，要求统一”的时期，没有深层次的差异协调需求。但是缺乏处理区域协调问题的常设机构，缺乏统一的市场行业标准，缺乏区域协调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保障。
3）空间统筹布局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人口—经济—区域综合体最突出的地区，其城镇发展空间格局存在以下基本问题：①区域整体空间缺乏功能合理分工和有效管理；②城市间联系不够紧密；③次板块发展薄弱。
4）产业发展协调问题
由于资源类似、区位相近，甚至政府部门的职能、目标与任务也大同小异，导致了长三角16城市在产业发展和吸引资本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城市的产业相似系数越来越高。存在以下问题：①分工协作关系尚未形成；②吸引外资恶性竞争；③合作领域狭窄。
5）跨区域的环境综合整治
（1）跨界排污管理。尽管各地采取一些整治措施，但缺乏统一协调的行动计划，使得治理效果不佳。
（2）跨界取水口保护。缺乏明确的生态功能区划，各类跨界取水口生态保护区之间缺乏协调，区域供水安全的整体性与连续性遭到破坏。在财税分权大背景下，各地政府致力于本地产业的发展，要协调区内跨界取水口保护的需要存在相当难度。水源保护地单方面承担了保护成本却减少了发展工业的机会。其他城市利用水资源时成为水资源保护的受益者，但是没有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
（3）跨界流域治理。因为跨界流域的综合整治环境保护方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关于跨界流域的利用和综合保护、排污标准的确定、如何实现属地管理等问题都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
6）土地资源协调
当前日益密切的行政区之间各种社会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导致土地利用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土地利用管理体系又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为此在区域层次产生许多土地利用不协调现象。
（1）土地指标严重不足与土地利用浪费并存。
（2）土地管理制度不协调。
（3）土地利用相关政策不完善。
19.2.7 长三角区域协调持续发展对策
1）地方政府职能功能的新定位
（1）转变发展理念。地方政府要以“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追求地方的近期利益转变为追求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倡导建立在竞争中合作、合作式对外的竞争观，在合作中赢得比较优势，获得更大的发展领域。
（2）增强导向调控功能，引导地方特色化发展。地方政府应更多搭建和扩大跨地区行政协调工作平台、经济社会活动平台以及信息交流平台，加强区域和跨地区发展思路、重大政策的交流研讨，建立跨地区重大事务协商制度，消除信息交流障碍和各种行政壁垒。引导市场主体利用区位优势、比较优势，促进其向专业化、特色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3）加强政策调整，构建共同利益机制。地方政府应促进地方政策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区域无障碍流动，从专项经济活动的跨地区互动入手，通过财税、金融等经济类，人才、薪酬、环境等社会类和科教文卫等三方面政策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构建区域共同利益机制，积极鼓励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实现跨地区互补互动式发展。
（4）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及服务。加大信息设施、交通网络设施为重点区域性公共产品（设施）的建设；促进金融、能源、环保等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加快发展；促进人力资源、科研开发、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为各类社会组织提供跨地区合作的机会和便利。
2）实现路径与思考
（1）改革对政府政绩的考核方式。在目前政绩考核方式下，要想使地方官员搞合作、联动，实现双方的长远利益，很难有现实意义。所以，建议在考核政绩时，不仅考虑本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还要考核对其他有关地区发展的贡献度。
（2）打造“小政府、大市场”的一体化模式。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采取“引导配合而不直接干预”的做法。转变政府职能，将具体行政推动转变为引导式的日常服务和依法监管，实现区域合作从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转变。这样，可以使区域合作少受一些行政体制的约束。
（3）以具体动作推动实际联合。可按先易后难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约束，实现区域职能管理的一体化。如“长三角交通管理与规划”、“长三角环境保护”等。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然后建立长三角共同市场规则。对长三角政府而言，目前要进一步培育市场体系，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好规划、引导和规范管理，强化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并且推动企业跨区合作。
（4）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两到三个五年规划的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体系和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是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要深刻理解服务业发展“两个面向”的基本内涵，即面向生产的现代服务业（服务对象是国际先进的制造业）和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如旅游、广播影视、电信、创意产业等）。
（5）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创新和突破。长三角地区的小城镇是构建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和网络区域。将有实力的城镇，赋予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权限，把它们作为长三角区域的城市体系来规划和建设有重要意义。
19.3 环渤海经济圈
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以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地区。位于中国沿太平洋西岸的北部，是中国北部沿海的黄金海岸，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党的十四大报告将这一地区列为全国开放开发的重要区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对“环渤海经济区”进行了单独的区域规划。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横向联合和优势互补，为该地区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9.3.1 环渤海经济圈的基本概况
由北京、天津领衔的环渤海湾经济区产生于1986年，它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继而逐步形成“大北京”城市群。一般认为，“环渤海经济圈”狭义上是指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经济带，它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或地区（见图19-4）。其中心区面积近7万km2，人口约4 000万人，其目标是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从更大范围说，已形成“5＋2”战略合作格局的框架，即河北、山西、辽宁、山东以及内蒙古中东部五个省（区）、北京和天津两个市。如果从这个格局看，全区陆域面积达112万km2，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2%，GDP占全国比重约为9%。
图19-4 环渤海地区图（潘文卿等，2006）
19.3.2 环渤海经济圈的比较优势
环渤海地区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相比，具有以下比较优势：
（1）地理区位优越，该地区位于中国东北、西北、华北结合部，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开展国内外多领域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成为海内外客商新的投资热点地区。
（2）自然资源丰富，拥有丰富的海洋、矿产、油气、煤炭和旅游资源，也是中国的重要农业基地。
（3）海陆空交通发达，拥有60多个港口，是我国海运、铁路、公路、航空、通信网络的枢纽地带，成为沟通东北、西北和华北经济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集散地。
（4）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雄厚，是中国重工业和化工基地，有资源和市场优势。京津两地的科技人员占全国四分之一。
（5）形成实力较强的骨干城市群，以京津为中心，大连、青岛、秦皇岛等沿海开放城市为扇形，以沈阳、石家庄、济南等省会城市为区域支点，构成中国北方最重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和外向型、多功能的密集的城市群落。
19.3.3 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势头
（1）“十一五”面临重大机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启动天津滨海新区这一强力引擎，为环渤海加快发展带来难得机遇。有专家说，该地区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板块中，乃至东北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隆起地带。
（2）正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区域制造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不仅保持诸如钢铁、原油、原盐等资源依托型产品优势，而且新兴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发展迅猛。京津雄厚的科技力量，有望在电子信息业创新上发展出高端优势。
（3）作为我国北方国际资本最密集的地区，外商投资走势仍然强劲。
（4）京津冀、环渤海一体化步伐加快，东北亚区域合作也是加速之势。
19.3.4 环渤海地区作为经济圈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基础设施共享性水平低
在环渤海地区长达5 800km的海岸线上，60多个大小港口星罗棋布，形成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密集的港口群。由于重复建设而缺乏明确功能定位和分工，各港口之间竞争激烈。尤其是大连港、天津港、青岛港争相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还不约而同地将集装箱定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提出要加大国际集装箱的中转量。这种争抢规模的局面非常不利于基础设施的共享和区域合作。
另一明显特征是三大板块内部，主要城市间交通连接也不通畅。京津冀板块中，京津之间，在铁路方面虽然有10对城际列车，但是运行时间较长（近期已有改进）。在公路方面，堵车现象十分严重。辽宁省内沟通大中城市高速度网络不完善，山东省内的青岛、烟台、威海三市GDP占全省的1/3，但公路里程仅占全省的1/5。
2）区域内产业间缺少分工与协作
从三省二市的分工和协作看，相互协作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还没有真正形成。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界限，环渤海各省市普遍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构架，给经济圈的经济整合、结构优化与升级等一体化进程设置较大的障碍。其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较低，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产业结构趋同导致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二是产业关联度低；三是不同地区间产业梯度差异不大。
3）经济中心的确立问题
一个强有力的中心能够担负起组织、协调区域经济活动的重任，使经济圈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优化，达到整体最优。但是在环渤海经济圈内，谁是经济中心则一直未有定论。
（1）虽然北京一直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它过于庞大，而且与周边的落差较大，直到目前仍是聚集力大于扩散力，辐射作用发挥不好。
（2）天津地处环渤海湾中心，具有内联辽阔腹地、面向东北亚这种联结内外、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1987年国务院把天津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但其经济实力与北京相比还存在差距。
（3）鉴于京、津两市很难独立担负环渤海经济中心任务，不少专家提出由两市联合组成中心或龙头，但有一系列问题需解决。
4）环渤海经济圈内部联系不紧密
（1）三大板块各自中心城市定位仍不明确
①北京和天津。产业发展未能形成有效的分工协调。在产业链方面，由于产业结构趋同，未能形成较为协调的上下游关系，产业关联性较差。
②济南和青岛。在山东省内部，济南过多地担任了“政治中心”的角色，青岛则担任“经济中心”的角色。济南整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青岛则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两者争做龙头现象较为严重，合作互动程度较低。
③沈阳和大连。在辽宁省内部，两者也存在相互较劲的局面。沈阳是辽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连是国际航运中心。两者都有各自的优势，但存在如何联合以发挥合作优势的问题。
（2）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不紧密
这主要体现在京津冀板块。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在河北省围绕京津形成了一个包括32个贫困县、272万人的“环京津贫困带”。
（3）环渤海地区与周边省市缺乏必要的经济联系
经济联系仅体现在与山西和内蒙古中部地区的环渤海能源上的支持。而山西和内蒙古未得到环渤海地区强有力的辐射，这样对双方发展都有影响。
19.3.5 环渤海经济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1）环境负荷现状。环渤海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自然灾害频繁。长期粗放经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排放大量废气、烟尘、废水和废渣，污染不断加重，生态平衡遭到较重破坏。另外，密集的人口和城市群不断增加对环境的压力。据测算，地区大中城市的大气质量没有一个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工业废水处理率不到60%，生活污水处理率不到10%，固体废弃物处理率不超过30%。表19-9列出了2004年环渤海地区“三废”排放情况。
表19-9 2004年环渤海地区“三废”排放情况
续表19-9
源自：潘文卿等，2006.
（2）环境污染特征
①污染空间广。天上地下，内陆、海洋、河流、湖泊、城乡都存在污染。
②污染领域宽。气、土、水、林、草、动植物、人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③污染危害严重。受害最重的是城市、大气和地表水。尤其是水污染殃及环渤海各省（市）、各方面、各领域。辽宁是全国水污染最重的省份。
④总体看来，京津两地污染减排做得最好，尤其是天津，近年来重视循环经济建设，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高达99.4%，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100%。但从京津唐地区看也存在着以下问题：
水体污染严重，水环境恶化。随着用水量增加，排放量不断增大，以及农药化肥用量的增加，不仅污染地表水体，而且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漏斗范围不断扩展。从1971年起，北京市地下水开采量逐年增加，1981年至1995年平原区地下水储量减少18.54亿m3。
地下水大量超采，导致地面沉降。唐山沿海地区深层地下水长期超采，造成汉沽—唐海一带地面沉降，年沉降速率达20～40mm。沿海局部地区由于海水位高于地下水位，水质咸化日趋严重。
生态用水严重缺失，负外部性增加。表现在三方面：
河流断流，平原湖泊水面萎缩乃至干涸，致使平原地区普遍旱化，近海及海岸带生态系统质量下降；入海水量大量减少；湿地减少，功能退化。
（3）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
环渤海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不当而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更深入的原因是由于体制与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监控能力严重不足、缺乏综合管理等一系列的环节所造成。
①从政绩考核方式看，对环保指标重视不够，导致重经济、轻环保。针对环保相对法规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较为突出。
②从各行政区域间的环保协作看，缺乏一个整体的生态补偿机制，导致各自为政的各地方政府没有协同进行环保及监控的正向激励。
③即使在同一区域，由于产业部门间也缺乏协调与沟通，使管理实施困难。
（4）环境保护发展对策
①强化领导，做好规划，协调各省区政府职能，进行环境管理体制创新。
②以水环境建设为重点，带动生态环境建设的全面展开。
以内陆河流的污染防治为重点，以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环境为突破口，全面改善区域水环境；
从优化能源结构、提升燃煤和油的技术及推行“绿色矿山”入手，改善大气环境；
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
③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推进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某些地区对资源使用的放弃所蒙受的损失，需由对区域内其他地区的相关收益一定比例的提取进行补偿，因为放弃资源的开采使用带来了整个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④深化环境保护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多渠道筹集环保资金。积极推广特许权经营和国际上广泛开展的环保领域融资创新方式。废物回收处理、垃圾焚烧发电等领域在政府引导下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相关费用可从居民、企业等受益者中收取。
19.3.6 环渤海经济区的综合交通系统
（1）现状
环渤海地区依托沿海港口优势，已成为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部分地区的主要出海口。另外，还通过欧亚大陆桥与中亚和东、西欧相通。可见该地区的地缘优势显著，处在交通枢纽的主要位置。
（2）存在的问题
①行政隶属多元化，交通规划上各自为政。城市之间交通不畅，必要的交通设施还很缺乏，区域内部的合作与联系不够紧密，尚未形成合力。
②缺少明确的功能分工和定位。天津、大连、青岛三大港口都致力于北方航运中心的竞争，虽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合作，但缺乏协调机制。
（3）对策
①促进城际轨道交通运输系统的全面建设。2005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环渤海京津冀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2005—2006）》，提出2010年建成北京、天津、塘沽城际轨道交通线。其中京津段已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投入商业运营。北京到天津仅需40min左右。另外，2006年2月国家发改委又批准新建“北京—石家庄”和“天津—秦皇岛”两条铁路客运专线。
②曹妃甸港区和环渤海港群新规划。曹妃甸是渤海湾中唯一无需开挖人工河道和港池、无需疏通维护即可建设的大型天然深水良港。2005年初，国家就批准包括曹妃甸矿石码头在内的《渤海湾地区港口建设规划》。另外，环渤海港口群是该地区的战略性资源，不仅带动了地区四十多个港口城市的发展，还推动了整个环渤海地区及三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9.3.7 环渤海经济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趋势
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该地区的三个次级性子区域。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等原因，未来的发展仍将呈现以本子区域资源特征为依托的自我发展模式，即：三个子圈将更加“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圈”的比较优势，以各地市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布局模式。该模式将呈现如下特征：以北京为科技创新中心，以滨海新区为增长带动“极”，以天津、大连、青岛为产业辐射中心，以大中城市与城市群为依托，以环渤海湾“C”字形布局为基础，向沿海、沿路扩散展开，逐步形成多层次网络型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模式。
（1）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既能促进区域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减轻该地区的资源消耗压力，又能形成区域内部的科技辐射能力，以进一步带动中国北方地区整体的产业水平。
（2）传统产业仍是冀鲁辽的支柱产业。根据36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区位商计算，该地区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专业化优势（区位商大于5）的产品有15种。其中多为传统资源依托型，如原盐、原油、钢铁、玻璃等。虽然这些工艺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又受资源的约束强，而且有的工艺生产落后并严重污染环境，但仍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以当地资源为依托，改进与提升并且做大与做强传统产业，仍将是冀鲁辽今后一二十年内产业发展的主流。
（3）京津冀产业存在梯度差异。在京津冀经济圈中，二市一省的产业结构呈明显梯度：京津居高，河北居低。而从行业特征看又有各自特点：京津的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河北在劳力资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密集产业方面有优势。因此，该地区产业分工与转移速度将加快。
北京将走高端产业发展之路，包括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天津将自己定位为沿海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以及国际性物流中心，其产业调整也将加速，二、三次产业将并举发展。河北在第一产业方面有明显优势，第二产业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发挥作用。虽然其第三产业发展也较快，但在服务层次上与京津有较大差距。（潘文卿等，2006）
19.4 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比较分析
中国目前已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都市经济圈。这三大经济圈分别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南、中、北，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同时，它们又各具特点，历史发展、经济优势和制约因素以及发展引擎等方面有所不同，见表19-10（吴敬华，祝尔娟等，2007）。
表19-10 三大经济圈优劣势比较
源自：吴敬华、祝尔娟等，2007.
19.4.1 三大都市圈发展的定量比较
1）中国经济圈对GDP贡献的国际比较
表19-11说明，中国的三大都市圈已经有了开创性的发展，在全国的经济比重已经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37%，超过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的集中差距甚远，与美国的三大都市圈相比，GDP占所在国家的比重，仅为它们的一半稍多一点，说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表19-11 中日美三大都市圈比较
源自：新华社记者孙玉波：《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分量重》，载《国际金融报》2004年3月17日；韩洁：“中国经济渐向三大城市群集聚”，《国际金融报》2004年3月2日.
2）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总貌比较
由表19-12可知，中国新一轮财富集聚中心的三大经济圈发展大大改观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从三大经济圈的总量来看，在137.3万km2、占全国面积14.3%地域空间上，集聚了4.24亿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2.6%，创造了全国GDP的37%的财富。
表19-12 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总貌
源自：根据上述各大都市圈基本概况汇集成表（吴敬华等，2007）.
在三大经济圈中，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其中，珠三角发展已趋向成熟，产出效率最高。长三角则基本形成规模，总量贡献最大。而发展最慢的环渤海地区只是具备雏形。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显得滞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圈积极创新区域合作体制，中心城市对周围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较大。珠三角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市场化程度也较高。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也在走向成熟，发展速度较快，后劲也很足。
19.4.2 三大都市圈的竞争力比较
都市经济圈的形成，就其本质而言，是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以此标准来比较三地区的竞争力，结果表现为①长三角：区位竞争力最高。②珠三角：制度竞争力最高。③环渤海：聚集力最高。
1）长三角：区位竞争优势
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城市化水平整体较高，在产业布局上，形成了上海与苏州及浙江之间服务与制造的“分工协作、错位发展、相互补充”的良性竞争格局。上海以其较强的经济实力、优良的投资环境确立了“龙头”地位。其他城市都以积极态度支持长三角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城市间资产重组，通过组织城市间联合与协作，使长三角大商贸格局基本形成，生产要素流动更趋合理。
2）珠三角：制度竞争优势
珠三角是中国市场化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经济圈，香港是其主要投资来源，约占75%。香港与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的国策从深层次上推进了珠三角的城市化进程。伴随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产业大转移，珠三角已成为世界IT产业的生产基地。
目前，以香港为中心、珠三角为腹地的港澳粤“大珠三角”已成为亚洲发展较成熟的、经济活跃和协作程度较高的经济区。
3）环渤海：聚集竞争优势
环渤海得益于现有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首都的集中，中关村、奥运村的出现均以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为背景。但是，这一地区传统的重化矿冶工业与水资源短缺以及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
19.4.3 三大都市圈的经济特色
1）产业特色
（1）珠三角：轻纺加工—劳动密集型。珠三角产业主要由加工贸易引导，多以服装、玩具、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2002年服装产量仍高达22亿件。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高新技术产品增速快，如2002年微波通信设备增长67.5%，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和日用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
“十一五”期间，珠三角将全面提高产业整体素质，优化提高第二产业，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同时，构建和完善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产业化协作的产业组织体系。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扩大三产吸纳外资和民资领域。
（2）长三角：轻重工业—知识密集型。长三角产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发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区，其纺织、服装、机械、电子、钢铁、汽车等在全国占重要地位。但相对其他经济区，这里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更为突出。近年来，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幅始终保持在30%以上。上海、无锡和杭州已被确定为国家级IC设计产业化基地。从长远趋势看，长三角如要在世界市场上站稳一席之地，就必须坚持向高科技发展的方向，以高新技术为主导产业。
（3）环渤海：重化工—资本密集型。环渤海是中国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其钢铁、汽车、石油化工、造船以及微电子等IT产业占据着重要地位。近年来，生铁、钢、大型拖拉机、塑料、啤酒等产量占全国的30%以上，微型电子计算机占全国的近50%。2002年，重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的比重，辽宁高达79.9%，河北为69.4%。该区农副产品、海洋产品加工和出口也有相当优势。
2）经济类型
（1）长三角：民资主导型。这里较早诞生了以集体和私营经济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近些年来经过规范的股份制改造，继续保持了旺盛的活力。2002年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经济投资所占比重，浙江为67%，江苏为63%，上海为65%。
（2）珠三角：外资推动型。珠三角发展模式最大的特征在于几十年一直保持吸引外资的绝对领先地位。2002年广东省实际利用165.8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2%（其中珠三角116.19亿美元），而同年沪浙苏分别为50.3亿、47亿和108亿美元。京津分别为51亿和38.06亿美元。
（3）环渤海：国资主导型。这里传统计划的惯性影响较大，尽管近些年所有制结构调整加快，但国有制比重仍相对较高。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天津高达86.7%，北京也在40%以上。但也要看到，该地区民资和外资的增势趋强。
19.4.4 三大都市圈的制约因素
1）珠三角：腹地狭小
由于受到南岭阻隔，经济腹地狭小，珠三角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随着内地尤其是长三角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因素将代替地缘和血缘因素，一些外商甚至会并地搬迁。目前，珠三角人才储备仍是弱项。2004年初，“民工荒”敲响珠三角经济的警钟：珠三角的低工资、高劳动、高效率已经过去，发展速度已低于长三角，转型迫在眉睫。
2）长三角：缺乏协调、结构趋同
长三角分属二省一市的15个城市，行政关系复杂，地区间协调难度大，一些区域性基础设施和环境工程因政府间缺乏协调而进展缓慢。由于地区内部自然禀赋相似，导致本区产业结构趋同问题较严重。南京地区30km范围内有四家石化企业，仅扬子和金陵在重复建设方面花费上百亿元，已建项目大都开工不足。
3）环渤海：区域壁垒
环渤海涉及三省二市，经济互补性不强。该地区是中国最大工业密集区，现在它已滞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2004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生产总值为1.6万亿元，只有珠三角的二分之一稍强，尚不及长三角的一半。关键问题还是长期以来的区域壁垒，导致经济合作不畅。
19.4.5 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机遇
1）珠三角：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安排、泛珠三角
2003年，内地与港、澳之间正式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标志三地合作进入新阶段。“泛珠三角”理念的提出为该地区经济提供更广的前景。其范围包括9个省（区）以及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内地九省（区）占全国的比例：面积为1/5、人口为1/3，经济总量为1/3。
2）长三角：世博会、洋山深水港
长三角有两个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上海世博会吸引7 000万名游客，其中许多人去周边城市一游。第二个是洋山深水港工程，将使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建成东北亚的国际航运中心。
3）环渤海：北京奥运、天津滨海新区
北京奥运投资总额为2 800亿人民币，主要用于城市基础建设，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发展。到2008年“奥运经济”平均每年能拉动全国GDP增长0.3至0.4个百分点，作为京津冀的主要城市，北京将可能从中分享到一定的利益。
滨海新区的加快开发，有望在未来15年内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南快北慢”的局面。
19.4.6 几点启示
（1）坚持制度创新。三大经济区唯有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才可为区域加快发展提供动力，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扫清人为的障碍，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方面始终走在全国的最前列。
（2）推进产业升级。三大经济区要以科技带动产业发展：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集约型、节约型、生态型经济，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3）加强区域合作。三大经济区如何加强区域内外相互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取长补短、建立有效的区域利益调节机制和良性的合作竞争模式，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优势，已成为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海洋生物多样性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21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态势及可持续发展对策
占地球表面积71%的海洋是人类巨大的资源宝库，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联合国21世纪议程》）。我国是海洋大国，拥有18 000多km的大陆海岸线，约300万km2的海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海域辽阔，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的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1 中国海洋环境质量现状
海洋环境是指从人类生存、繁衍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出发考虑的海洋水域状况，包括海洋生物及其生存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国根据海水水质状况通常将其分为清洁、较清洁、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五级（表21-1）。
表21-1 我国海洋环境质量分级表
注：具体水质指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近年来，随着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海洋污染、生态破坏严重，海洋环境质量面临严峻形势，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图21-1）。
21.1.1 海水环境质量状况
海水是海洋环境的主体。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海域海水污染一直比较严重，尽管近年来不断加大对海洋环境的监测与整治，海水质量状况总体转好，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2010年，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17.8万km2，较2006年增加21.9%，其中，严重污染区域有明显扩大（表21-2）。
图21-1 2007年我国污染海域分布示意图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表21-2 我国全海域污染状况表 （单位：km2）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1—2010年.
就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2003年至2010年海水环境污染状况而言（表21-3），渤海海域污染程度较重，未达清洁海域水质标准面积长期保持在2.0万～2.5万 km2，2010年更达3.3万km2，约占渤海总面积的2/5，特别是中度污染区扩大迅速，已由2006年的1 750km2增加至2010年的5 100km2，增幅达191.4%。黄海海域水质相对较好，未达清洁海域面积波动中有所缩小，且较清洁和轻度污染区一直占70%左右，污染较轻。东海海域水质有所恶化，各项指标有所增加。南海未达清洁标准的海域面积则在波动中下降，海区总体污染较低。
表21-3 我国各海区未达清洁标准的海域面积 （单位：km2）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3—2010.
各海区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主要河流入海口（如辽东湾、渤海湾、黄河口、莱州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和部分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
21.1.2 海洋污染物状况
由于海洋污染的途径很多，包括来自“陆路”的各类污水、固体废弃物，“空中”的大气污染物的沉降，以及“海路”的自身污染，海洋污染物种类众多。据近年来我国海域各海区污染物的监测结果，影响我国海水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个别海域化学需氧量、溶解氧、pH、铅、铜和非离子氨超标（表21-4）。另外，据我国近岸海域菲律宾蛤仔、文蛤、四角蛤蜊、紫贻贝、翡翠贻贝、毛蚶、缢蛏和僧帽牡蛎等贝类体内污染物残留的监测，近岸海域铅、镉、砷、石油烃和滴滴涕在部分贝类体内的残留水平出现超海洋生物质量一类标准的现象，其中个别站位贝类体内的石油烃、镉和砷的残留水平较高，超海洋生物质量三类标准。这表明我国近岸海域局部环境还受到铅、镉和滴滴涕的轻微污染，个别站位石油烃、镉和砷的污染较为严重。
表21-4 我国近岸海域海水主要污染物及其超标倍数（2008年）
源自：国家环保部.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2008.
21.1.3 海洋沉积物质量
海洋沉积物是许多海洋生物，特别是底栖生物赖以生存和生长的环境，由于底栖生物大都具有富集污染物质的功能，因此，沉积物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底栖生物的质量和人体健康。监测结果表明（图21-2），2007年我国近岸海域（即领海基线向陆一侧的全部海域，尚未公布领海基线的海域及内海则是负10米等深线向陆一侧的全部海域）的沉积物质量状况总体良好，沉积物污染的综合潜在生态风险低，部分海域沉积物受到镉、铜、石油类、砷、滴滴涕和多氯联苯等的污染。由此向外的近海和外海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综合潜在生态风险低，但渤海中部局部海域沉积物已受到滴滴涕的污染，南海外海沉积物已受到多氯联苯的污染。
图21-2 2007年我国近岸海洋沉积物污染程度和综合潜在生态风险图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7.
21.1.4 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海洋环境质量与海洋动力因素密切相关，环流和波浪是最常见的海岸动力因素，是影响海洋生物生存和海洋污染物输移扩散的主要驱动力，它们除随其动因有所变化外，也随着当前环境变化发生着改变。
1）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环境变化总的趋势，这一方面直接对海洋生物特别是一些鱼类幼体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海洋环境（如海洋环流、降水和风暴路径等）影响海洋生态系统。据蔡榕硕等利用ERA-40再分析的风场资料以及HadISST和SODA等海洋高分辨率再分析资料对近50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近海（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和邻近海（主要是热带和副热带西太平洋）海面附近的风力、海表纬向和经向风应力和海表温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由于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1976年之后中国近海和邻近海上空的冬、夏季风变弱，从而引起中国近海冬、夏季海表风应力减弱（尤其是经向风应力），而海表水温明显上升，特别是东海反映尤其明显。此外，根据中国近海上空环流散度分布的变化，认为中国近海上空从1976年之后大气环流辐散增强，不利于中国近海上升流的形成，这些必然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很大影响（蔡榕硕等，2006）。
2）海平面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海平面不断上升，据我国国家海洋局海平面监测系统资料，我国海平面自1978年以来呈波动上升趋势（图21-3），至2010年，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2.6mm/a，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由此沿海咸潮入侵次数增加，强度加重，海岸侵蚀加剧，各海域遭遇不同程度的风暴潮袭击，给沿海地区造成了严重损失。同时，海平面上升引起海岸带生态系统向陆地后退，直接影响全球海洋海岸带的生物多样性，从而影响全球海洋生态系统的格局。
图21-3 中国沿海历史海平面变化曲线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平面公报.2007.
21.1.5 海洋赤潮灾害
赤潮，是海洋中某一种或某几种浮游藻类暴发性繁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海水变色的现象。赤潮发生时，海洋大多呈红色斑块状或条带状，故名。事实上，因赤潮生物种类和数量的不同，赤潮的颜色也各不相同，如夜光藻形成的赤潮呈桃红色，而大多数甲藻形成的赤潮呈褐色或黄色。由于藻类的大量繁殖，导致海水缺氧，影响和危害其他海洋生物正常生存，甚至使鱼虾、蟹、蛤等大量死亡，因此，赤潮是一种灾害性海洋生态异常现象，对于近海养殖和渔业而言也是一种毁灭性的灾害。同时，有毒藻类产生大量毒素污染海水，并通过食物链进入鱼类、贝类等体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如人误食后会引起肢体麻痹甚至中毒死亡，会使游泳者、作业者的眼睛、口腔、咽喉、皮肤等受到伤害，严重者可导致失明、神经麻痹甚至死亡，故赤潮又被喻为“红色幽灵”，国际上也称其为“有害藻华”。
引发赤潮的原因除适宜赤潮生物生长的海水水文环境外，主要是海水中过量的氮、磷，造成海水富营养化，从而导致藻类大量繁殖。由于我国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和人口的迅猛增加，含有氮、磷和有机营养物质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农业污水等大量排放入海，氮、磷已成为我国各海域的主要污染物，这为赤潮的发生提供了条件。我国海域赤潮发生由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20次上升至本世纪年平均79次（表21-5），尽管近年有所控制，赤潮发生次数与涉及区域有所减少，但总体依然处于高发期，成为我国海域最主要的海洋灾害。尤其是东海海域，其赤潮发生次数和累计面积分别占全海域的70%和80%左右。
表21-5 我国海域赤潮灾害发生状况统计表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2—2010.
大量研究表明，海洋中4 000多种浮游藻类中有330多种可以引起赤潮，我国发现40多种，如裸甲藻、短裸甲藻、海洋原甲藻、骨条藻、卵形隐藻、夜光藻等。其中，米氏凯伦藻、赤潮异弯藻、棕囊藻、束毛藻、具齿原甲藻等有毒藻类增多，其引发的赤潮总体对养殖业产生极大危害，2005年5月30日至6月7日发生在南麂列岛周边海域的米氏凯伦藻赤潮，造成养殖鱼类和贝类大量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1 970万元。
21.1.6 陆源污染概况
海洋污染虽然表现在海上，但其根源主要在陆地。据统计，陆源污染已成为各国海域污染的主要原因。我国海域对重点入海排污口监测表明（表21-6），其超标排放率一直保持在80%以上，2008年更高达88.4%，每年排入海洋的污水总量在300亿t以上，排海污染物在800万t以上，污染物总量的85%以上来自于陆源污染，2008年实施监测的排污口邻近海域中，73%的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足其海洋功能区要求，67%的排污口海水质量为Ⅳ类和劣Ⅳ类。
表21-6 我国海域陆源污染状况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4—2008.
随着我国沿海地区人口的急剧增加、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将会有更多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固体垃圾排放入海，外源污染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还将日趋严重。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控制陆源污染，以遏制近岸海域环境持续恶化的势头，改善海洋环境质量。
21.1.7 海洋倾废状况
海洋倾废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海洋环境容量和迁移能力，处置废弃物的一种活动，具体是指任何利用船舶、航空器、平台和其他运载工具向海洋倾倒废弃物和其他物质的行为。早期向海洋倾倒的物质类型多样，有港口和航道疏浚物、城市垃圾、工业废渣、污水污泥、船骸、战争废物、有毒化学品和放射性物品等，随着1972年《伦敦公约》（即《防止因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而引起海洋污染的国际公约》）的颁布实施，目前仅有疏浚物、污水污泥、惰性或无机物质材料、天然有机物等无毒无害或毒性害处很轻的废弃物可以按法律程序向海上倾倒，其中疏浚物是最大的一类，占每年向海洋倾废废物的80%～90%，倾倒物质呈单一化趋势。尽管如此，海洋倾废仍然对倾倒区海域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些影响是暂时的，如倾倒区水体的浑浊度、pH、溶解氧的变化等，但有些影响则是长期的，据Harvey和Stronkhorst研究，由于倾倒使海水水质变化进而造成海洋生物结构的改变，同时倾倒还改变倾倒区水深，甚至改变海底地形地貌。
我国于1985年加入伦敦公约，并于198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加强海洋倾倒的管理，倾倒废物主要是疏浚物、渣土等。随着我国现代化港口、港口群和专业化深水泊位的建设，包括港口和码头的新建、改造和扩建工程，港湾、泊位、可通行航道的浚深、浚宽和浚长等工程的实施，倾倒废弃物量日益增加，2001年为8 965.2万m3，2007年则增至20 010万m3，近两年加以控制有所回落，但2010年仍达16 957万m3。国家海洋局对部分海洋倾倒区的监测结果显示：倾倒区底栖环境状况基本维持稳定，水深和底栖生物群落结构未因倾倒活动而产生明显变化，但个别倾倒区有所淤浅，存在底栖生物密度下降、生物量减少和群落结构趋于简单的现象。
21.2 中国海洋生态现状
受海洋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我国海洋生态也随之发生着显著变化。
21.2.1 海洋生物多样性
1）海洋生物多样性现状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物资源状况的重要指标。广义的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或Biodiversity）是指生物之间的多样化和变异性以及物种生境的生态复杂性的总称，包括生物的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其中，遗传多样性是基础，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条件，物种多样性是根本。狭义的生物多样性即指物种多样性。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根据“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到2003年年底占地球总表面积71%的辽阔海洋中生活着约40万种生物，为人类提供了大量优质的蛋白质需求，海洋生物多样性还是重要的新药源泉，并为人们提供多种观赏种类和景观，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实现条件之一。
我国海域南北纵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个气候带，为海洋生物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存空间，同时沿海有珠江、长江、黄河、辽河、鸭绿江等约1 500条江河的注入，携带来大量的营养物质，为海洋生物繁殖、生长、发育提供了优良环境，加之沿岸有6 000多个海岛，因岛屿效应的结果，海岛周围海域的物种常常更为丰富，这些使我国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生物物种，呈现出很高的生物多样性。据在我国管辖海域的调查，已记录了20 278个物种，约占世界总数的10%，隶属5个生物界44个门类，其中鱼类3 032种，螺贝类1 923种，蟹类734种，虾类546种，藻类790种，主要经济种类达200多种。这些海洋生物资源中，既有大量的暖水性种，也有丰富的温水性种，还有不少我国特有的属种或世界珍稀物种，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库氏砗磲，以及鹦鹉螺、绿海龟等。此外，辽阔的公海、深海和其他水域，还可通过相应的国际合作共享资源（傅秀梅等，2006）。
2）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
由于海洋污染日趋严重以及人类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日益加剧，如过度捕捞、生物入侵、海水养殖单一化、海洋开发导致的生境丧失等，这些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使海洋生物受到严重干扰，生物多样性呈明显下降趋势，有些优势种和经济种已失去其数量优势而沦为偶见种或稀见种，甚至成为濒危种，许多珍稀海洋生物被毒死或受到伤害，有的则导致其基因突变或因被排挤而消失。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2004年8月）统计，全国海洋鱼类中有270种“濒危”，19种“极危”，4种“绝灭”；1 000多种甲壳类十足目（虾、蟹等）中，58种“濒危”；256种造礁珊瑚中，26种“濒危”；软体动物中有23种被评估为“濒危”，另有22种为“极危”，12种已经“绝灭”；另外，被认为是“幸存的活化石”的3种剑尾类（鲎）中有2种为“濒危”，1种“近危”（刘瑞玉，2004）。这些结果清晰地表明一些物种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
21.2.2 海洋生物群落结构
1）海洋生物群落构成
生物群落是指一定空间区域内生物种群的稳定集合，是反映海洋环境状况的重要标志。海洋生物种类十分丰富，按其生活习性分为浮游生物、游泳生物和底栖生物三大生态类群，其中浮游生物包括浮游植物（硅藻、甲藻、微型鞭毛藻类等）和浮游动物（桡足类、磷虾类、水母类等）；游泳生物主要包括鱼类、大型甲壳类、爬行类和哺乳类等；底栖生物包括底栖植物（绿藻、褐藻、红藻、红树等）和底栖动物（虾、蟹、螺、蛤等），它们相互依存、紧密联系。我国各海域由于环境条件的差异，生长有不同类型和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种类，形成了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群落组合（表21-7）。
表21-7 我国各海域生物群落组合状况
源自：国家海洋局.20世纪末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2）海洋生物群落变化分析
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海洋污染的加剧、生境的破坏、海洋生物资源的过度捕捞等，海洋生物群落状况正发生明显的改变。
（1）过度捕捞导致海洋生物群落的变化
我国的海洋捕捞业发展非常迅速，早在1950年我国的海洋捕捞产量仅6×105t，至60年代初超过2×106t，70年代初超过3×106t，80年代后期超过5×106t，1990年超过6×106t，1992年又超过7×106t，至2000年则高达1.28×107t，接近我国四海区估计可捕量的2倍，虽然近10年来基本保持零增长，但这势必对整个海洋生物群落产生影响。一方面，由于捕捞速度超过了鱼类等大型食肉型海洋动物（如大黄鱼、金枪鱼、鳕鱼等）的自我补充速度，将导致优质鱼类资源的严重衰退。如今我国近海渔获物中主要经济鱼类所占比例正逐年减少，个体也趋向小型化、低龄化，低质小杂鱼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捕食动物、共生者、竞争者之间的生态关系影响海洋生物群落。杜克大学生物学家拉利-克劳斯说：“去掉生态系统的最顶层不可能不带来连锁反应，最坏的后果是，海洋最终将成为没有生命的死水。”海洋生物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研究表明食肉型鱼类的减少乃至消失造成的危害比污染和全球变暖的危害更大，食肉型鱼类的消失将完全破坏这些区域的生态系统，而由微生物来填补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消失后留下的空白，从而造成海洋的“死亡地带”。
（2）生境破坏导致海洋生物群落的变化
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变必然影响生物种类的构成。胶州湾东岸沧口附近的潮间带是典型的泥沙质潮滩，湾内环境优越、营养丰富、生物种类繁多、底栖动物种类特别丰富、多样性很高。1963年至1964年调查共获得海洋动物141种，其中甲壳类52种、多毛类41种、软体动物40种、棘皮动物3种，其他还有少数腔肠动物、腕足动物和原索动物等，总之种类相当丰富。1974年至1975年，由于环境污染，人类活动胁迫加剧，生物种类显著减少，与1963年和1964年比较，只采到30种，占原有种数的21%。在尚存种类中甲壳类（13种）仍占优势，其次是软体动物（11种），多毛类只出现3种，棘皮动物、腔肠动物和原索动物各1种。潮区生物种类减少的情况以中潮带最突出，从原有的81种减少到9种，仅占原有种数的11.1%。其他潮区种数减少的情况也比较明显。1980年至1981年，各个潮区生物种类减少状况与1974年至1975年比较，中潮区减少了33.3%，高潮区减少70%。中潮区出现的种类局限在垂直高度2.15～1.3m之间，其中只有一种是定量取样采到的标本。中潮区上部已成为无生命区。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环境污染和人类活动胁迫更为加重，胶州湾沧口潮间带已成为无生命的荒滩。
此外，随着我国近岸海域富营养化程度的加剧，外源性营养盐的大量输入，导致海水营养盐结构失调，海水中浮游植物种类组成、数量分布和物种多样性均发生显著变化。2002年6月长江口、辽河口等重要河口区海域浮游植物数量较1959年同期增加4～5个数量级。2005年，我国排污口邻近海域底栖生物群落表现出结构简化、种类单一、数量减少的趋势，部分邻近海域甚至出现无生物区，60%的监测海域无底栖经济鱼类。
（3）生物入侵导致海洋生物群落的变化
外来物种（Alien Species）是相对于本地物种而言的，是指出现在其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即在其自然分布范围以外或在没有直接或间接引入或人类照顾之下而不能存在）的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是本地生态系统中原来没有的物种。当其在新的生境中建立了种群，改变或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时就成为了外来入侵种（Alien Invasive Species）。
近年来，由于海水养殖引种和水族馆饲养业大规模发展、鲜活水产品广泛流动及远洋运输船舶压舱水排放等原因，导致海洋外来物种的广泛传播，有的已产生入侵危害，造成当地物种消失严重，生态结构失衡。截至2006年，我国已从国外引进大菱鲆、日本对虾、海湾扇贝、长牡蛎、红鲍、象拔蚌、虾夷马粪海胆、海带等近30种海水养殖生物，引进大米草、互花米草、海蓬子等多种滩涂植物进行栽培，大连、蓬莱、青岛、日照、台州、厦门、深圳、北海、海口、三亚等海洋水族馆引进了近百种观赏性海洋生物。这些外来海洋入侵生物与土著海洋生物争夺着生存空间与食物，严重威胁着我国土著海洋生物的生存。某些外来生物入侵已对局部区域造成严重破坏，如大米草肆虐福建沿海，已占据了闽东100km2的滩涂，破坏了当地红树林生境，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目前已侵犯到渤海黄河三角洲地区。同时，外来物种的生物杂交有可能造成遗传污染或带入多种病原生物，对现有的海洋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21.2.3 海洋生态系统健康
生态系统健康是生态系统发展的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中，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需求的同时，维持着系统本身的复杂性特征。健康的生态系统面对干扰有较强的抵制能力，保持其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再生资源量处于较好水平。反之，一个不健康或病态的生态系统则是难以摆脱干扰，处于衰退、逐渐趋向于不可逆的崩溃过程，它是衡量生态系统综合特性的指标。由于生态系统是个复杂的、多变量的系统，而且每个生态系统都有自身的特点（如组分、结构、功能、生态过程等），因此，其健康度量非常复杂，不同的生态系统度量的指标不尽相同。2005年以来，我国国家海洋局持续对18个生态监控区进行了生态监测。监控区总面积达5.2万km2，主要生态类型包括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监测内容包括环境质量、生物群落结构、产卵场功能以及开发活动等。监测结果表明（表21-8），我国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缓解，大部分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等生态系统仍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
表21-8 我国海洋生态监控区基本情况（2010年）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10.
21.3 中国海岸带生态现状
21.3.1 中国海岸带生态环境特点
海岸带又称海陆交界带，是海洋和陆地相互作用的过渡地带，包括了受海洋影响的陆地地带和受陆地影响的海洋地带，通常根据其差异分为海岸带（潮上带）、海滩带（海涂、潮间带）和水下岸坡带（潮下带）三部分（图21-4）。
1）海岸带生态系统结构特点
海岸带生态系统简言之即海岸带范围内存在的生态系统。由于海岸带是一个特殊的地带，使得海岸带生态系统具有鲜明的特色。
图21-4 海岸带范围示意图（冯士筰等，1998）
（1）开放性
与众多的生态系统一样，海岸带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生态系统。它除存在自身循环外，还不断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而且这种交换不仅存在于其周边区域间，还通过河流、大洋环流等与广泛的陆域、海域相联系。据统计，我国沿岸有辽河、滦河、海河、黄河、长江、钱塘江、闽江、珠江等诸多河流入海，流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4.9%，入海流量占全国河流总流量的69.8%。
（2）多样性
相对于开阔的海洋和暴露的陆地环境的稳定、均一而言，海岸带是一个在空间与时间上具有相当独特性的环境。这里是海陆复合、交叉融通的地理地带，植物、动物、土壤、水等环境因素同时具有海洋环境和陆地环境的双重属性，其生态系统也兼有海洋和陆地两个生态系统的特征，同时，这里还是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共同作用的“界面”，随海、陆力量相对强弱的变化，海岸带环境也极其多变，这些为多种生物的繁衍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境，如旱生和水生、淡生和盐生、好气和嫌气、强光和弱光、酸性和碱性等，从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如珊瑚礁、红树林、潮汐湿地、海草床、岛屿、河口、泥炭沼泽等。我国海岸带生态系统按海陆影响差异分为陆地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原等）、湿地生态系统（如滩涂、沼泽等）、近岸生态系统和近海海洋生态系统四大类，按性质主要分为河口岸、基岩岸、沙砾质岸、淤泥质岸、珊瑚礁岸和红树林岸等六种基本类型，每种类型又包含多种多样的子生态系统，如沙堤、沙丘、潟湖、滩地等。
（3）脆弱性
海岸带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最有生机的部分之一，但同时也是生态系统平衡非常脆弱的地带。
一方面是海岸带生态系统环境的脆弱性。比起单纯的陆地或海洋生态系统来，海岸带更容易变动。因为在生态系统内部有反馈机制进行调节，从而保持其稳定，而到了系统的边缘，反馈控制变弱，加之受到来自海洋和陆地的扰动频率高，这里是台风、风暴潮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差，极容易遭受瓦解。而全球气候变化等也在海岸带通过水循环系统尤其是海平面的变化间接造成了海岸的侵蚀与淤积、水体质量的改变等。
另一方面是海岸带生态系统生物的脆弱性。海岸带通常含有接近于它们的忍耐极限的有机体，同时位于这一生态交错带的海岸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也常常较单一，因而，即使当环境发生较小的变化时它们也将面临较大的冲击。
（4）复杂性
海岸带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的介入，使海岸带成为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和生活生产的重要场所，是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地带，是人口、物质、财富的集中区域，是人流、物质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最活跃的地带。因此，海岸带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的复合区，又成为海洋经济活动和陆地经济活动交叉影响的地带，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同时，各子系统和组成要素间存在着纵横交错、性质各异的相互联系，使整个系统的形态和行为更为复杂。
2）海岸带生态系统功能
（1）服务功能
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指在海岸带空间内能为人类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流的自然过程（Smith，1993）。这些服务包括海岸带资源提供的其他服务，还有利用自然生态系统和生境进行鱼类资源生产、生物多样性维护及其他产品，如风景旅游点的提供等，还包括利用水面和航道进行运输、水产养殖、商业活动、作为港口或者海洋公园等。由于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这里具有强大的生产功能，在只占海洋表面积8%、海洋水体0.5%的海岸带地区创造了全球初级生产的1/4，世界90%的渔获量、80%的全球海洋埋藏有机物、90%的全球沉积矿体和50%以上的碳酸盐沉积也来自该地区。此外，还有大量的沿海滩涂湿地成为后备土地资源。海岸带生态系统是全球最大的物质、空间和能源资源供应地。
（2）缓冲功能
海岸带生态系统是海洋环境最重要的缓冲地带。海岸带是陆源污染的接纳地，也是海洋污染的输送地，是污染的中转站，其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海洋污染状况。海岸带地区通常地势较低平，尤其是我国海岸带，相对西部地区地形和缓，加之海岸带东面是世界最大的边缘海，与大洋水体交流不畅，使这里成为最大的沉积物捕获区，海岸带生态系统则通过这些沉积物强大的吸附、沉淀、固封等物理、化学、生物作用过滤来自内陆系统的污染物，从而减轻乃至消除陆源污染的影响。此外，大范围、大厚度的海岸带沉积物中还可以对养分进行储存和循环，有效地延缓外界环境的影响。
（3）保护功能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对环境的保护作用非常重要，同时，湿地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地。红树林被誉为“海岸卫士”，其环境保护作用不容忽视。此外，海岸带各种沉积地貌体系也是抵御风暴、潮汐、波浪灾害以及海岸侵蚀作用的重要天然屏障。湿地、河口、岛屿、海草和海藻床、珊瑚礁及其他海岸带生境对海洋和河口生态系统的健康也非常关键，据估计，有95%的商业鱼类和85%的娱乐鱼类要在海岸带湿地生活一段时间。珊瑚礁只占海洋面积的0.2%，但是为1/3的海洋鱼类和其他大量物种提供了栖息地。
海岸带生态系统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吸引了众多人口，并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海岸带开发活动，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域。据统计，全球大约有44%的人口居住在离海岸线150km的海岸带区域（Cohen et al.，1997），超过16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2/3集中在这一区域。目前已很少有海岸带地区没有受到人类的干预和影响。然而，由于其生态的脆弱性，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口和大规模的开发，海岸带资源和环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生态系统的安全也面临巨大的威胁。
21.3.2 主要河口海岸带生态环境
河口生态系统作为近岸典型的海洋环境生态系统之一，是海洋贝类的重要栖息地和鱼类、虾、蟹等主要海洋经济生物的产卵、育幼及索饵场所，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同时，河口又是陆源污染物进入海洋环境的主要途径。
河口海岸是海岸带中海陆相互作用最明显的地区，也是生态最脆弱的地带，然而这里却是人类活动最频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海洋环境与生态资源为基础的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等在我国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中均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由于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河口海岸带生态系统承受着巨大压力，生态健康面临严重威胁。
1）长江口海岸带主要生态问题
长江口是我国一个世界级的特大型河口，海域面积约13 668km2。长江河口段在徐六泾断面河宽5.7km，口门宽约90km，平面呈扇形分汊形式，经长期的河道演变，逐步形成北支、北港、北槽和南槽四个入海通道，目前呈“三级分汊、四口入海”的总体河势格局。
（1）局部河势不稳
虽然长江口“三级分汊，四口入海”的总体格局没变，但是，由于江面宽阔，江中沙洲密布，在径流、潮流、波浪等多种动力因素作用下，河道沙体不断发生合并、冲淤，河床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大水，河道沙体下移。
（2）河口污染加重
20世纪60年代初，长江河口氮含量为13～15μg/L，80年代为60μg/L，2000年为178μg/L。长江河口海域水体均呈富营养化状态，2002年至2004年的最大富营养化指数值分别高达51.4、43.1和26.0，平均值分别高达11.4、16.4和10.2，由此造成严重的赤潮灾害，2002年长江口附近就发生48次，危害面积达5 000多km2。长江口水质80年代初为Ⅰ、Ⅱ类水，2000年为Ⅲ类，近年降至Ⅳ类、劣Ⅳ类。
（3）海水倒灌
长江口北支本来是长江口的重要入海水道。1958年至1998年间，对北支进行大量围垦，使得0m以下的容积减少了56%，而上段淤积严重，下段有所扩展，加大了喇叭口。过去几年，长江口进入北支的水有4%～6%，而现在仅2%左右，2007年夏季也只有3%，导致北支咸水倒灌加重。过去长江口每年平均是6～8次咸水入侵，2006年至2007年上游大旱，盐水入侵创造13～14次的纪录，甚至从北支倒灌入南支。
（4）湿地减少
湿地是生物繁衍的重要场所，也是人类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的后备土地资源。长江口湿地滩涂原来很辽阔，达350万亩，潮间带100万亩，泥沙使得长江口前沿基本上平衡。近年来湿地迅速减少，质量也不断下降。0m以上面积1982年、1995年、2000年基本相近，到2005年只有80万亩。半个世纪以来，上海围垦了1 000km2以上，启东也有20多万亩从长江北支和长江三角洲前沿围垦出来。而且，由于工程技术进步，人类改造河口进一步发展，由高滩围垦向中低滩发展，以前上海围垦基本在3.5m以上，现在已到0m，如金山现在圈水已到-3～-5m（规划到-2m）（陈吉余，2008）。
（5）生物资源退化
陆源排污、来水不足、滩涂围垦等严重影响着长江河口地区生态系统的健康，生物群落结构趋于简单，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20世纪90年代初，河口区浮游植物有97种，90年代末降至63种左右，2004年种类进一步下降，5月份、8月份分别为21种和42种，与90年代初相比减少1/2多。20世纪80年代初，浮游动物有105种，90年代初仅有76种左右，减少28%，2004年5月份、8月份分别为25种和31种，与90年代初相比减少60%左右。底栖动物也明显减少，2004年5月底栖动物种类数仅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20%左右，密度和生物量都很低，平均栖息密度为2.5个/m3，平均生物量为0.08g/m3，75%的水域采不到底栖动物，产卵场退化，鱼卵、仔鱼种类少，密度低，平均鱼卵和仔鱼数量分别为0.5枚/m3和1.0尾/m3，2006年更降至0.07枚/m3和0.29尾/m3，并向小型化及非经济生物种类演变（叶属峰等，2007）。
2）珠江口海岸带主要生态问题
珠江口海岸带长达1 059.1km，占广东省海岸线总长的31.4%，拥有海岛395个。该区地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自然资源丰富，地形地貌类型多样，海岸曲折，港湾众多，具有优良的港口、渔业、油气、海洋能和水资源以及沿岸海水、沙滩等旅游资源，然而，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也面临诸多问题。
（1）红树林大量损毁
据广东省统计，1980年以来珠江三角洲被损毁和占用的红树林面积高达1 082hm2，比现存红树林面积（996hm2）还要多86hm2，其中绝大部分为挖塘养殖所占用，面积为1 040.9hm2，占被损毁红树林地的96.2%，其余为工程建设占用，面积为41.1hm2，占被损毁红树林地的3.8%。
（2）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
珠江三角洲现有的海洋渔业捕捞能力已大大超过了资源的再生能力，加上海水水质不断恶化，湿地遭受破坏，电鱼、炸鱼等违规作业等原因，使渔场环境变迁，鱼类种群结构出现异常，有些优质种类几乎绝迹。如珠江口海域原是200余种海洋鱼类的产卵场和培育场，而现在主要经济鱼类只剩50余种，而且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渔获物由20世纪90年代的2 000万kg降至近年的200万kg。鱼类繁殖、栖息、生长环境恶劣，加之薇甘菊、水葫芦、大米草、福寿螺等外来物种入侵的威胁，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
3）辽河口海岸带生态环境问题
辽河口地区位于辽宁省南部，芦苇资源极其丰富，是我国最大的芦苇生产基地，为造纸工业提供了优质原料。位于辽河口与大凌河口之间的东郭苇场，是世界著名大苇场之一，总面积92万亩，其中苇田面积56万亩，年产芦苇15万t。辽河口还是我国石油、石化工业、盐业、水产养殖、渔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还有国家一级鸟类自然保护区——双台子河口自然保护区，面积约30km2。区内有完整的河口湾海域、滩涂、沿海湿地、自然地貌景观和生态系统及动植物资源。据统计，维管束植物有170多种，陆域动物240多种，仅鸟类就有170多种。其中有丹顶鹤、黑嘴鸥、西太平洋斑海豹等许多珍贵种类和濒危物种。
（1）水资源严重短缺
辽河口地区没有独立水源，主要依靠辽河中、下游的八大水库供水，可利用的地表水量有限，地下水的咸水和微咸水占全区面积较大，地下水资源也不丰富，且已超量开采，地下水开采潜力已经不大。因此导致本区现有供水水源的水量不足，是严重的缺水地区。近年来辽河中、下游的用水量逐步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严峻。淡水资源供应不足严重制约着河口地区经济的发展。
（2）河道设障严重
辽河口是泥质性海岸，有着丰富的海陆相来沙，近百年来发展的结果已成为拦门沙发达的堆积型河口。不断淤积的河口使河槽过水面积相对减少，纳潮量减少和泄洪能力降低。大辽河、双台河河口两岸围筑的大片虾池、鱼塘、盐田和苇田挤占了洪水入海出路。同时，沿海岸带滩涂的不断围垦及油田路的修建也加重了河口泥沙的淤积，改变了水流和泥沙的运动方向。
（3）自然湿地面积减少
随着区域开发规模的加大，沿海自然湿地面积每年以0.43%的速度减少。相反，人工湿地（水稻田、海水与淡水养殖）面积逐渐增加。淡水养殖面积由1986年的0.63万hm2增到1995年的1.90万hm2，2000年增到2.08万hm2。
（4）海水入侵
辽河口区域由于地表水资源短缺，地下水人工开采量过大，开采区域集中，导致区域内地下水位下降。个别地区出现降落漏斗，破坏了地下水和海水界面的动态平衡，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地下水径流局部受到破坏，导致海水向内陆侵入。
（5）生物资源受到严重威胁
随着湿地面积的变化，区域湿地生态结构和功能也在不同程度减退。河刀鱼、梭鱼、面条鱼及河蟹、对虾曾是河口渔业主要生产品种。双台子河20世纪50年代的鱼产量为400～2 000t，平均为870t，此后由于河闸的相继建成使用，使河道淤塞，水质污染，河口渔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如河刀鱼原来年产50万～100万kg，因系逆河性鱼类，河闸建成后资源随即衰减，河刀鱼的专业生产近年已经消失。又如湿地鸟类1985年以前，在鸟类迁徙季节常见到3 000～5 000只燕鸭类种群，1990年调查见到的最大燕鸭种群只有300～500只（谷长叶，2004）。
21.4 中国海洋经济的生态学分析
海洋经济是以海洋（包括海岸带）为空间活动场所，以海洋资源、海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为目标的所有海洋产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随着人口激增、陆地资源日渐短缺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海洋资源认识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普遍把海洋开发作为国家战略加以实施，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
21.4.1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
1）海洋经济总量增长迅速
虽然我国海洋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起步，但发展迅速。据统计，全国海洋经济总产值1979年仅64亿元，2000年则达4 133亿元，2003年更突破万亿元大关，近二十年的年均增长率达20%以上，而且每年的增加值也呈持续增长趋势（表21-9）。
表21-9 我国海洋经济总产值、增加值统计表 （单位：亿元）
注：总产值为当年价值，增加值按1990年不变价计.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01—2010.
2）海洋产业结构趋向合理
海洋经济发展涉及众多内容，按其性质及与陆域产业结构比较将其分为三大产业。海洋第一产业包括海洋渔业和滩涂、浅水种养业；第二产业包括海洋油气业、海滨砂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和海水直接利用业、海洋船舶业、海洋工程建筑业等；第三产业包括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科学研究教育、海洋服务业等。我国早期海洋经济以第一产业发展为主，至2000年前一直占总产值的一半以上，随着我国沿海开发和开放的深入推进，第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产业内部结构呈不断优化趋势（表21-10）。
表21-10 我国海洋产业产值结构变化 （单位：亿元）
源自：（1）吴凯，卢布，杨瑞珍等.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开发与管理，2006（6）.
（2）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03—2010.
3）新兴海洋产业逐步崛起
根据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先后以及技术的进步，可将海洋产业分为传统海洋产业、新兴海洋产业和未来海洋产业。传统海洋产业主要包括海洋捕捞业、海洋运输业、海水制盐业、船舶制造业和海涂围垦等；新兴海洋产业主要包括海上油气开采、海水养殖、滨海旅游业以及海洋药物、海水淡化等；未来海洋产业主要指那些刚起步但前景广阔的产业，如深海采矿、海洋能（波浪能、盐度差能、温差能等）利用以及海上工厂、海上城市等海上空间利用等。随着科学技术的成熟，海洋高新技术的应用，推动了海水养殖、海洋食品和保健品、海洋药物、海洋化工等产品的研发，以滨海旅游为龙头的，以海洋油气开采、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生物制药等为依托的新兴海洋产业在海洋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表21-11）。
表21-11 我国部分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状况 （单位：亿元）
注：2005年至2006年数据为各产业当年的产值和占主要海洋产业产值的比例.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05—2010.
21.4.2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1）海洋经济总量偏小
尽管我国主要海洋产业保持持续增长，海洋经济总产值不断创出新高，但是海洋经济占GDP的比重较低，始终未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0%，海洋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偏低，仅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表21-12），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美国海洋产业增加值已超过1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韩国1998年，海洋产业增加值已达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7%。可见，我国的海洋产业要真正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表21-12 我国海洋经济占GDP的比例 （单位：%）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10.
2）海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
总体上我国海洋经济仍以传统产业、资源消耗型产业占主导地位，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和破坏性牺牲的基础上，而以海洋资源为优势的高附加值产业还没有形成，新兴海洋产业占的比重很小。这种资源粗放式乃至掠夺式的开发状态，必然不利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就海洋经济现状本身而言，抗风险能力也很低，自然、人为的因素都可能造成其毁灭性打击。
3）海洋经济结构有待调整
虽然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海洋产业结构也呈现出三、二、一的格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发达国家海洋产业中，一般第一产业比重在8%以下，美国更达到了2.0∶29.2∶68.8的比例，可见我国海洋产业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层次不高。同时，在产业内部也有待进一步调整，如我国的海洋渔业中近海捕捞和养殖等传统产业占据了绝大部分产值，而深水养殖、海洋牧场、水产品精加工、休闲渔业等质量型的现代渔业明显不足。
21.4.3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未来
1）保护海洋生态
海洋经济是建立在海洋生态系统上的，海洋生态的保护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前提与保证。因此，应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而海洋资源的开发、海洋产业经济的发展本身更不能以破坏海洋资源、破坏海洋生态平衡的巨大代价来换取暂时的利益，必须把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平衡作为海洋开发的一项必须遵循的原则，才能谋求其长远利益，一切低层次的海洋开发项目，以及严重影响、牺牲海洋生态的港口建设、临海工业等都必须禁止。
2）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循环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其特征是“两低一高”，即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最大限度地使资源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我国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如果仅依赖资源换取经济的发展必然是短期的，而且产业发展越快、规模越大，对海洋资源的消耗越多，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越大。因此，必须走海洋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加强海洋开发的高科技性、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对我国而言，今后海洋科技的重点应放在与发展新兴海洋产业和传统产业技术履行有关的高新技术和适用新型技术领域，如海洋生物技术、海底勘探与开发技术、海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海洋环境检测技术等。
3）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
根据我国沿海地区海洋产业现状和世界海洋产业发展趋势，今后应进一步加速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主要包括：①海洋油气产业。据估计，我国的海底石油资源储量占全国石油资源储量的10%～14%；我国的海底天然气资源量占全国天然气资源的25%～34%，海上油气开发前景可观。②滨海旅游业。旅游业是二战后兴起的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目前已超过石油、钢铁工业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我国的海洋旅游业应依托沿海城市，突出海洋特色，开辟新的海洋和海岛旅游娱乐区，兴建各具特色的旅游娱乐设施，使海洋旅游业成为迅速发展的新兴海洋产业。③海洋药物和保健品工业。利用生物技术提取海洋生物活性物质，开发各种新型医药产品。④海洋化工。我国的盐卤加工、海水提镁、提溴等工业已有一定基础，应在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建设发展海洋化工和海水化学综合利用基地，以形成我国精细化工工业的中心。⑤风力、潮汐、波浪等新型海洋能源（王长征，2003）。
21.5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对策
21.5.1 加强海洋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
自1978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一系列海洋和涉海法规，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门也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涉海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对促进我国海洋管理以及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逐步建立了海洋综合管理制度，编制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全国海洋开发规划》，发布了《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制定了《全国海洋保护管理工作纲要》等。沿海各地市也先后建立和完善了海洋管理机构，并结合当地的实际制定了一些实施细则。这些措施为强化海洋管理，推动海洋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依据和保证。但是，随着我国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原有法律法规未曾涉及的问题，这就需要我国的法制工作者和管理者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始终使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法规是行为的依据，组织落实是执行法规的保证，根据现行法规，海洋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由国家海洋局、国家环保部、交通部、农业部、海军等五个部门以及沿海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各部门根据分工对不同类型的污染源实施监督管理。例如，海洋部门主管防止海洋工程、海上倾废等活动造成污染损害方面的环境保护；环保部门主管陆源污染、海岸工程、拆船等活动造成污染损害方面的环境保护。各个部门间的分工表面上看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叠，执法部门应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加强部门间的横向联系，做到“协防、协查、协管”，努力把法制工作落到实处，始终做到“执法必严”，保证实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王淼等，2006）。
21.5.2 加强海洋环境的调查与监测
由于海洋环境的独特性，其污染一旦形成即很难控制和处理，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
1）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调查
海洋由于其巨大的容量被作为地球的“垃圾桶”，各类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退水等通过直排或河流汇入海洋，固体垃圾、废物也倾倒入海洋，事实上，海洋的自净能力也是有限的，超过其环境承载力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必须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调查。
2）加强海洋环境监测
海洋环境监测，是评价海洋环境状况的前提，是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和管理的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我国就开始对海洋环境实施监测，目前，全国已经形成了从国家、区域、沿海地方省市到基层单位的四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建立了全海域环境监测网络，初步构成了以卫星、飞机、调查船舶、浮标、岸基站等多种监测手段组成的近岸海域立体化监测技术体系，并开展了“海域环境质量状况与趋势监测”、“近岸赤潮监控区监测”、“近岸海洋生态监控区监测（2004年启动）”、“重点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监测”、“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监测”、“渔业水域环境监测”等专项监测，对全海域主要陆源入海排污口、赤潮多发区、典型海洋生态区、海水浴场、海水养殖区、海洋倾倒区、海上油气开发区以及突发海洋污染事故等实施了水质、沉积物、生物质量等要素的常规及应急监测，监测站位8 000余个。这些监测工作对保障公众健康，降低赤潮灾害损失，甄别近岸主要海洋生态问题及原因，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发挥了巨大支持作用。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海洋环境监测力度，制定海洋监测发展规划，优化完善监测网络，应用现代化的监测手段和技术，如卫星遥感遥测技术和水深探测技术等，及时、准确地获取海洋表层的温度、水色、海平面、波浪、海流以及海流的垂直分布等相关信息，监测赤潮，以及时发现违规行为，采取措施，保护海洋环境。
21.5.3 加强陆源污染的控制
1）积极参与“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GPA）”
“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GPA）”是联合国环境署1995年发起的，以协助各国政府制定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的政策和措施，防止陆源污染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我国作为这一行动计划的成员国，要把该计划纳入国家的重要发展规划当中，加强中国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行动计划的编制工作，积极推进“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的实施，以改善我国海洋环境状况，同时也为国际海洋环境的保护作出贡献。
2）实行污染防治
加强工业污染源的控制：加快沿海陆域内污染企业的整顿步伐，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限期关闭污染严重的企业；认真落实污染减排指标；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建立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加强对重点污染源的监督核查；全面开展排污申报登记工作，新建项目必须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的规定。加快推进城乡水污染控制：抓紧沿海地区城市（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增强其脱氮、脱磷效率，实施污染物排放的提标工程；加快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控制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污染流失；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实行达标排放，发展高效农业，积极建设生态农业；推行节水灌溉，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21.5.4 加强海洋功能区划
随着经济和海洋技术的发展，我国对海洋的利用也不断推进，截至2000年，我国海域使用面积200多万hm2（不含捕捞区面积）。其中，海水养殖面积120多万hm2，盐田面积40多万hm2，港口用海面积20多万hm2，油气开采矿区20多万hm2，旅游娱乐用海面积近1万hm2，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无序的开发利用也导致了海洋环境的退化，影响着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必须加强海洋功能区划，促进海洋资源的管理利用。
海洋功能区划是根据海域区位、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和开发利用的要求，按照海洋功能标准，将海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加强海洋功能区划是科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依据。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将海域划分为港口航运区、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矿产资源利用区、旅游区、海水资源利用区、海洋能利用区、工程用海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区和保留区等十种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同时，对重点海域的主要功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由此可调整不符合功能区划的用海项目，实现重点海域开发利用基本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有效控制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2003年5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实施海洋功能区划，合理开发与保护海洋资源，防止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和原则，200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对促进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在加强海洋功能区划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海洋资源开发的管理工作，使海洋功能区划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21.5.5 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
海洋自然保护区是国家为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而划出界线加以特殊保护的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地带，是建于海岛、沿岸、海域的保护区的总称。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洋生态环境全面恶化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最早追溯到1963年在渤海海域划定的蛇岛自然保护区（1980年升级为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但真正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的选划工作始于1989年，1990年建成5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到2006年为止，我国已建立了包括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保护区、野生动物类保护区、珍奇海洋自然遗迹保护区等9种类型的各级海洋自然保护区149个，总面积达37 584km2（不含台湾、香港和澳门），占我国管辖海域的1.2%，其中国家级的29个，另外，至2006年还建成了7个海洋特别保护区，其中国家级的4个，使一批海洋珍稀物种（如海龟、文昌鱼、中华白海豚、斑海豹、牡蛎等和海底古森林）和重要的海洋生境（如红树林、湿地、珊瑚礁等）得到保护。但是，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面临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从保护对象上看，已建保护区的类型多以红树林、珊瑚礁、河口湿地、海岛生态系中的野生动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且多是陆地自然保护区的向海的自然延伸，远不能代表纵跨三个气候带的中国海域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非生物资源等不同类型；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日益加剧，人为破坏等现象还未彻底杜绝，特别是当自然保护区的利益与当地经济开发出现冲突时，受损害的总是前者；保护区机构尚不健全，管理水平落后，影响了海洋自然保护区功能的充分发挥。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建设力度，扩大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尽管我国近年来海洋自然保护区发展速度快，但是与海洋总面积相比，比重仍然很小，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另外还要扩充海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对象，扩大海洋自然保护区保护的生态系统类型，争取每个沿海省区每年都能选划建设一处海洋自然保护区或特别保护区，将大多数海洋典型生态区域纳入保护区管理范围。
21.5.6 开展海洋生态系统管理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一是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产生的巨大环境压力，二是海洋环境保护缺乏宏观指导、协调、规划和法规标准，三是海洋环境保护资金与技术短缺，四是监督和管理机制还不完善。
近几年，国际上提出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新模式，是管理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环境的有效途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要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因此，建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模式，调控海洋经济和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家当前的迫切需要。我国现阶段已具备实施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基础，目前已在厦门、防城港、阳江、文昌等地开展了海岸带综合管理示范工作；在黄海实施大海洋生态管理模式；在渤海实施跨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建立了环境伙伴关系示范；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试图通过区域联动，建立跨区域合作的平台，解决区域发展的生态环境瓶颈与制约。
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主要内容：一是实施区域化的生态系统管理，将全国海洋划分为五个海域进行总体布局，渤海作为特别保护区建设，黄海作为大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建设，东海以河口与岛屿高生产力生态建设为主，台湾海峡过渡生态区建设，南海以珊瑚礁、红树林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建设为主。二是综合协调海洋经济发展和生态功能保护行动，全面评估近岸各海洋经济区的发展对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的影响，建立各经济区生态系统功能维护的目标体系和监控措施，在生态系统承载与功能可恢复程度之内调整开发建设方向和时空布局。三是建立海洋开发建设的时空秩序、实施总量控制制度，结合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形成我国海洋开发的时空安排，建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开发秩序，建立总量控制制度，提出不同阶段的总量控制要求。四是实施重点海域或典型生态系统修复与整治工程，通过控制污染或改变营养盐和污染物输入，控制物理参数，改变生物学相互关系，控制生物学生产力，干预社会经济过程等对受损生态系统和丧失生境进行修复与治理（叶属峰等，2006）。
中国海岸带生态现状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21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态势及可持续发展对策
占地球表面积71%的海洋是人类巨大的资源宝库，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联合国21世纪议程》）。我国是海洋大国，拥有18 000多km的大陆海岸线，约300万km2的海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海域辽阔，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的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1 中国海洋环境质量现状
海洋环境是指从人类生存、繁衍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出发考虑的海洋水域状况，包括海洋生物及其生存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国根据海水水质状况通常将其分为清洁、较清洁、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五级（表21-1）。
表21-1 我国海洋环境质量分级表
注：具体水质指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近年来，随着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海洋污染、生态破坏严重，海洋环境质量面临严峻形势，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图21-1）。
21.1.1 海水环境质量状况
海水是海洋环境的主体。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海域海水污染一直比较严重，尽管近年来不断加大对海洋环境的监测与整治，海水质量状况总体转好，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2010年，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17.8万km2，较2006年增加21.9%，其中，严重污染区域有明显扩大（表21-2）。
图21-1 2007年我国污染海域分布示意图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表21-2 我国全海域污染状况表 （单位：km2）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1—2010年.
就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2003年至2010年海水环境污染状况而言（表21-3），渤海海域污染程度较重，未达清洁海域水质标准面积长期保持在2.0万～2.5万 km2，2010年更达3.3万km2，约占渤海总面积的2/5，特别是中度污染区扩大迅速，已由2006年的1 750km2增加至2010年的5 100km2，增幅达191.4%。黄海海域水质相对较好，未达清洁海域面积波动中有所缩小，且较清洁和轻度污染区一直占70%左右，污染较轻。东海海域水质有所恶化，各项指标有所增加。南海未达清洁标准的海域面积则在波动中下降，海区总体污染较低。
表21-3 我国各海区未达清洁标准的海域面积 （单位：km2）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3—2010.
各海区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主要河流入海口（如辽东湾、渤海湾、黄河口、莱州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和部分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
21.1.2 海洋污染物状况
由于海洋污染的途径很多，包括来自“陆路”的各类污水、固体废弃物，“空中”的大气污染物的沉降，以及“海路”的自身污染，海洋污染物种类众多。据近年来我国海域各海区污染物的监测结果，影响我国海水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个别海域化学需氧量、溶解氧、pH、铅、铜和非离子氨超标（表21-4）。另外，据我国近岸海域菲律宾蛤仔、文蛤、四角蛤蜊、紫贻贝、翡翠贻贝、毛蚶、缢蛏和僧帽牡蛎等贝类体内污染物残留的监测，近岸海域铅、镉、砷、石油烃和滴滴涕在部分贝类体内的残留水平出现超海洋生物质量一类标准的现象，其中个别站位贝类体内的石油烃、镉和砷的残留水平较高，超海洋生物质量三类标准。这表明我国近岸海域局部环境还受到铅、镉和滴滴涕的轻微污染，个别站位石油烃、镉和砷的污染较为严重。
表21-4 我国近岸海域海水主要污染物及其超标倍数（2008年）
源自：国家环保部.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2008.
21.1.3 海洋沉积物质量
海洋沉积物是许多海洋生物，特别是底栖生物赖以生存和生长的环境，由于底栖生物大都具有富集污染物质的功能，因此，沉积物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底栖生物的质量和人体健康。监测结果表明（图21-2），2007年我国近岸海域（即领海基线向陆一侧的全部海域，尚未公布领海基线的海域及内海则是负10米等深线向陆一侧的全部海域）的沉积物质量状况总体良好，沉积物污染的综合潜在生态风险低，部分海域沉积物受到镉、铜、石油类、砷、滴滴涕和多氯联苯等的污染。由此向外的近海和外海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综合潜在生态风险低，但渤海中部局部海域沉积物已受到滴滴涕的污染，南海外海沉积物已受到多氯联苯的污染。
图21-2 2007年我国近岸海洋沉积物污染程度和综合潜在生态风险图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7.
21.1.4 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海洋环境质量与海洋动力因素密切相关，环流和波浪是最常见的海岸动力因素，是影响海洋生物生存和海洋污染物输移扩散的主要驱动力，它们除随其动因有所变化外，也随着当前环境变化发生着改变。
1）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环境变化总的趋势，这一方面直接对海洋生物特别是一些鱼类幼体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海洋环境（如海洋环流、降水和风暴路径等）影响海洋生态系统。据蔡榕硕等利用ERA-40再分析的风场资料以及HadISST和SODA等海洋高分辨率再分析资料对近50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近海（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和邻近海（主要是热带和副热带西太平洋）海面附近的风力、海表纬向和经向风应力和海表温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由于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1976年之后中国近海和邻近海上空的冬、夏季风变弱，从而引起中国近海冬、夏季海表风应力减弱（尤其是经向风应力），而海表水温明显上升，特别是东海反映尤其明显。此外，根据中国近海上空环流散度分布的变化，认为中国近海上空从1976年之后大气环流辐散增强，不利于中国近海上升流的形成，这些必然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很大影响（蔡榕硕等，2006）。
2）海平面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海平面不断上升，据我国国家海洋局海平面监测系统资料，我国海平面自1978年以来呈波动上升趋势（图21-3），至2010年，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2.6mm/a，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由此沿海咸潮入侵次数增加，强度加重，海岸侵蚀加剧，各海域遭遇不同程度的风暴潮袭击，给沿海地区造成了严重损失。同时，海平面上升引起海岸带生态系统向陆地后退，直接影响全球海洋海岸带的生物多样性，从而影响全球海洋生态系统的格局。
图21-3 中国沿海历史海平面变化曲线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平面公报.2007.
21.1.5 海洋赤潮灾害
赤潮，是海洋中某一种或某几种浮游藻类暴发性繁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海水变色的现象。赤潮发生时，海洋大多呈红色斑块状或条带状，故名。事实上，因赤潮生物种类和数量的不同，赤潮的颜色也各不相同，如夜光藻形成的赤潮呈桃红色，而大多数甲藻形成的赤潮呈褐色或黄色。由于藻类的大量繁殖，导致海水缺氧，影响和危害其他海洋生物正常生存，甚至使鱼虾、蟹、蛤等大量死亡，因此，赤潮是一种灾害性海洋生态异常现象，对于近海养殖和渔业而言也是一种毁灭性的灾害。同时，有毒藻类产生大量毒素污染海水，并通过食物链进入鱼类、贝类等体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如人误食后会引起肢体麻痹甚至中毒死亡，会使游泳者、作业者的眼睛、口腔、咽喉、皮肤等受到伤害，严重者可导致失明、神经麻痹甚至死亡，故赤潮又被喻为“红色幽灵”，国际上也称其为“有害藻华”。
引发赤潮的原因除适宜赤潮生物生长的海水水文环境外，主要是海水中过量的氮、磷，造成海水富营养化，从而导致藻类大量繁殖。由于我国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和人口的迅猛增加，含有氮、磷和有机营养物质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农业污水等大量排放入海，氮、磷已成为我国各海域的主要污染物，这为赤潮的发生提供了条件。我国海域赤潮发生由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20次上升至本世纪年平均79次（表21-5），尽管近年有所控制，赤潮发生次数与涉及区域有所减少，但总体依然处于高发期，成为我国海域最主要的海洋灾害。尤其是东海海域，其赤潮发生次数和累计面积分别占全海域的70%和80%左右。
表21-5 我国海域赤潮灾害发生状况统计表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2—2010.
大量研究表明，海洋中4 000多种浮游藻类中有330多种可以引起赤潮，我国发现40多种，如裸甲藻、短裸甲藻、海洋原甲藻、骨条藻、卵形隐藻、夜光藻等。其中，米氏凯伦藻、赤潮异弯藻、棕囊藻、束毛藻、具齿原甲藻等有毒藻类增多，其引发的赤潮总体对养殖业产生极大危害，2005年5月30日至6月7日发生在南麂列岛周边海域的米氏凯伦藻赤潮，造成养殖鱼类和贝类大量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1 970万元。
21.1.6 陆源污染概况
海洋污染虽然表现在海上，但其根源主要在陆地。据统计，陆源污染已成为各国海域污染的主要原因。我国海域对重点入海排污口监测表明（表21-6），其超标排放率一直保持在80%以上，2008年更高达88.4%，每年排入海洋的污水总量在300亿t以上，排海污染物在800万t以上，污染物总量的85%以上来自于陆源污染，2008年实施监测的排污口邻近海域中，73%的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足其海洋功能区要求，67%的排污口海水质量为Ⅳ类和劣Ⅳ类。
表21-6 我国海域陆源污染状况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4—2008.
随着我国沿海地区人口的急剧增加、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将会有更多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固体垃圾排放入海，外源污染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还将日趋严重。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控制陆源污染，以遏制近岸海域环境持续恶化的势头，改善海洋环境质量。
21.1.7 海洋倾废状况
海洋倾废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海洋环境容量和迁移能力，处置废弃物的一种活动，具体是指任何利用船舶、航空器、平台和其他运载工具向海洋倾倒废弃物和其他物质的行为。早期向海洋倾倒的物质类型多样，有港口和航道疏浚物、城市垃圾、工业废渣、污水污泥、船骸、战争废物、有毒化学品和放射性物品等，随着1972年《伦敦公约》（即《防止因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而引起海洋污染的国际公约》）的颁布实施，目前仅有疏浚物、污水污泥、惰性或无机物质材料、天然有机物等无毒无害或毒性害处很轻的废弃物可以按法律程序向海上倾倒，其中疏浚物是最大的一类，占每年向海洋倾废废物的80%～90%，倾倒物质呈单一化趋势。尽管如此，海洋倾废仍然对倾倒区海域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些影响是暂时的，如倾倒区水体的浑浊度、pH、溶解氧的变化等，但有些影响则是长期的，据Harvey和Stronkhorst研究，由于倾倒使海水水质变化进而造成海洋生物结构的改变，同时倾倒还改变倾倒区水深，甚至改变海底地形地貌。
我国于1985年加入伦敦公约，并于198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加强海洋倾倒的管理，倾倒废物主要是疏浚物、渣土等。随着我国现代化港口、港口群和专业化深水泊位的建设，包括港口和码头的新建、改造和扩建工程，港湾、泊位、可通行航道的浚深、浚宽和浚长等工程的实施，倾倒废弃物量日益增加，2001年为8 965.2万m3，2007年则增至20 010万m3，近两年加以控制有所回落，但2010年仍达16 957万m3。国家海洋局对部分海洋倾倒区的监测结果显示：倾倒区底栖环境状况基本维持稳定，水深和底栖生物群落结构未因倾倒活动而产生明显变化，但个别倾倒区有所淤浅，存在底栖生物密度下降、生物量减少和群落结构趋于简单的现象。
21.2 中国海洋生态现状
受海洋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我国海洋生态也随之发生着显著变化。
21.2.1 海洋生物多样性
1）海洋生物多样性现状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物资源状况的重要指标。广义的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或Biodiversity）是指生物之间的多样化和变异性以及物种生境的生态复杂性的总称，包括生物的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其中，遗传多样性是基础，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条件，物种多样性是根本。狭义的生物多样性即指物种多样性。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根据“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到2003年年底占地球总表面积71%的辽阔海洋中生活着约40万种生物，为人类提供了大量优质的蛋白质需求，海洋生物多样性还是重要的新药源泉，并为人们提供多种观赏种类和景观，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实现条件之一。
我国海域南北纵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个气候带，为海洋生物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存空间，同时沿海有珠江、长江、黄河、辽河、鸭绿江等约1 500条江河的注入，携带来大量的营养物质，为海洋生物繁殖、生长、发育提供了优良环境，加之沿岸有6 000多个海岛，因岛屿效应的结果，海岛周围海域的物种常常更为丰富，这些使我国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生物物种，呈现出很高的生物多样性。据在我国管辖海域的调查，已记录了20 278个物种，约占世界总数的10%，隶属5个生物界44个门类，其中鱼类3 032种，螺贝类1 923种，蟹类734种，虾类546种，藻类790种，主要经济种类达200多种。这些海洋生物资源中，既有大量的暖水性种，也有丰富的温水性种，还有不少我国特有的属种或世界珍稀物种，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库氏砗磲，以及鹦鹉螺、绿海龟等。此外，辽阔的公海、深海和其他水域，还可通过相应的国际合作共享资源（傅秀梅等，2006）。
2）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
由于海洋污染日趋严重以及人类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日益加剧，如过度捕捞、生物入侵、海水养殖单一化、海洋开发导致的生境丧失等，这些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使海洋生物受到严重干扰，生物多样性呈明显下降趋势，有些优势种和经济种已失去其数量优势而沦为偶见种或稀见种，甚至成为濒危种，许多珍稀海洋生物被毒死或受到伤害，有的则导致其基因突变或因被排挤而消失。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2004年8月）统计，全国海洋鱼类中有270种“濒危”，19种“极危”，4种“绝灭”；1 000多种甲壳类十足目（虾、蟹等）中，58种“濒危”；256种造礁珊瑚中，26种“濒危”；软体动物中有23种被评估为“濒危”，另有22种为“极危”，12种已经“绝灭”；另外，被认为是“幸存的活化石”的3种剑尾类（鲎）中有2种为“濒危”，1种“近危”（刘瑞玉，2004）。这些结果清晰地表明一些物种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
21.2.2 海洋生物群落结构
1）海洋生物群落构成
生物群落是指一定空间区域内生物种群的稳定集合，是反映海洋环境状况的重要标志。海洋生物种类十分丰富，按其生活习性分为浮游生物、游泳生物和底栖生物三大生态类群，其中浮游生物包括浮游植物（硅藻、甲藻、微型鞭毛藻类等）和浮游动物（桡足类、磷虾类、水母类等）；游泳生物主要包括鱼类、大型甲壳类、爬行类和哺乳类等；底栖生物包括底栖植物（绿藻、褐藻、红藻、红树等）和底栖动物（虾、蟹、螺、蛤等），它们相互依存、紧密联系。我国各海域由于环境条件的差异，生长有不同类型和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种类，形成了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群落组合（表21-7）。
表21-7 我国各海域生物群落组合状况
源自：国家海洋局.20世纪末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2）海洋生物群落变化分析
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海洋污染的加剧、生境的破坏、海洋生物资源的过度捕捞等，海洋生物群落状况正发生明显的改变。
（1）过度捕捞导致海洋生物群落的变化
我国的海洋捕捞业发展非常迅速，早在1950年我国的海洋捕捞产量仅6×105t，至60年代初超过2×106t，70年代初超过3×106t，80年代后期超过5×106t，1990年超过6×106t，1992年又超过7×106t，至2000年则高达1.28×107t，接近我国四海区估计可捕量的2倍，虽然近10年来基本保持零增长，但这势必对整个海洋生物群落产生影响。一方面，由于捕捞速度超过了鱼类等大型食肉型海洋动物（如大黄鱼、金枪鱼、鳕鱼等）的自我补充速度，将导致优质鱼类资源的严重衰退。如今我国近海渔获物中主要经济鱼类所占比例正逐年减少，个体也趋向小型化、低龄化，低质小杂鱼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捕食动物、共生者、竞争者之间的生态关系影响海洋生物群落。杜克大学生物学家拉利-克劳斯说：“去掉生态系统的最顶层不可能不带来连锁反应，最坏的后果是，海洋最终将成为没有生命的死水。”海洋生物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研究表明食肉型鱼类的减少乃至消失造成的危害比污染和全球变暖的危害更大，食肉型鱼类的消失将完全破坏这些区域的生态系统，而由微生物来填补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消失后留下的空白，从而造成海洋的“死亡地带”。
（2）生境破坏导致海洋生物群落的变化
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变必然影响生物种类的构成。胶州湾东岸沧口附近的潮间带是典型的泥沙质潮滩，湾内环境优越、营养丰富、生物种类繁多、底栖动物种类特别丰富、多样性很高。1963年至1964年调查共获得海洋动物141种，其中甲壳类52种、多毛类41种、软体动物40种、棘皮动物3种，其他还有少数腔肠动物、腕足动物和原索动物等，总之种类相当丰富。1974年至1975年，由于环境污染，人类活动胁迫加剧，生物种类显著减少，与1963年和1964年比较，只采到30种，占原有种数的21%。在尚存种类中甲壳类（13种）仍占优势，其次是软体动物（11种），多毛类只出现3种，棘皮动物、腔肠动物和原索动物各1种。潮区生物种类减少的情况以中潮带最突出，从原有的81种减少到9种，仅占原有种数的11.1%。其他潮区种数减少的情况也比较明显。1980年至1981年，各个潮区生物种类减少状况与1974年至1975年比较，中潮区减少了33.3%，高潮区减少70%。中潮区出现的种类局限在垂直高度2.15～1.3m之间，其中只有一种是定量取样采到的标本。中潮区上部已成为无生命区。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环境污染和人类活动胁迫更为加重，胶州湾沧口潮间带已成为无生命的荒滩。
此外，随着我国近岸海域富营养化程度的加剧，外源性营养盐的大量输入，导致海水营养盐结构失调，海水中浮游植物种类组成、数量分布和物种多样性均发生显著变化。2002年6月长江口、辽河口等重要河口区海域浮游植物数量较1959年同期增加4～5个数量级。2005年，我国排污口邻近海域底栖生物群落表现出结构简化、种类单一、数量减少的趋势，部分邻近海域甚至出现无生物区，60%的监测海域无底栖经济鱼类。
（3）生物入侵导致海洋生物群落的变化
外来物种（Alien Species）是相对于本地物种而言的，是指出现在其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即在其自然分布范围以外或在没有直接或间接引入或人类照顾之下而不能存在）的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是本地生态系统中原来没有的物种。当其在新的生境中建立了种群，改变或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时就成为了外来入侵种（Alien Invasive Species）。
近年来，由于海水养殖引种和水族馆饲养业大规模发展、鲜活水产品广泛流动及远洋运输船舶压舱水排放等原因，导致海洋外来物种的广泛传播，有的已产生入侵危害，造成当地物种消失严重，生态结构失衡。截至2006年，我国已从国外引进大菱鲆、日本对虾、海湾扇贝、长牡蛎、红鲍、象拔蚌、虾夷马粪海胆、海带等近30种海水养殖生物，引进大米草、互花米草、海蓬子等多种滩涂植物进行栽培，大连、蓬莱、青岛、日照、台州、厦门、深圳、北海、海口、三亚等海洋水族馆引进了近百种观赏性海洋生物。这些外来海洋入侵生物与土著海洋生物争夺着生存空间与食物，严重威胁着我国土著海洋生物的生存。某些外来生物入侵已对局部区域造成严重破坏，如大米草肆虐福建沿海，已占据了闽东100km2的滩涂，破坏了当地红树林生境，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目前已侵犯到渤海黄河三角洲地区。同时，外来物种的生物杂交有可能造成遗传污染或带入多种病原生物，对现有的海洋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21.2.3 海洋生态系统健康
生态系统健康是生态系统发展的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中，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需求的同时，维持着系统本身的复杂性特征。健康的生态系统面对干扰有较强的抵制能力，保持其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再生资源量处于较好水平。反之，一个不健康或病态的生态系统则是难以摆脱干扰，处于衰退、逐渐趋向于不可逆的崩溃过程，它是衡量生态系统综合特性的指标。由于生态系统是个复杂的、多变量的系统，而且每个生态系统都有自身的特点（如组分、结构、功能、生态过程等），因此，其健康度量非常复杂，不同的生态系统度量的指标不尽相同。2005年以来，我国国家海洋局持续对18个生态监控区进行了生态监测。监控区总面积达5.2万km2，主要生态类型包括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监测内容包括环境质量、生物群落结构、产卵场功能以及开发活动等。监测结果表明（表21-8），我国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缓解，大部分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等生态系统仍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
表21-8 我国海洋生态监控区基本情况（2010年）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10.
21.3 中国海岸带生态现状
21.3.1 中国海岸带生态环境特点
海岸带又称海陆交界带，是海洋和陆地相互作用的过渡地带，包括了受海洋影响的陆地地带和受陆地影响的海洋地带，通常根据其差异分为海岸带（潮上带）、海滩带（海涂、潮间带）和水下岸坡带（潮下带）三部分（图21-4）。
1）海岸带生态系统结构特点
海岸带生态系统简言之即海岸带范围内存在的生态系统。由于海岸带是一个特殊的地带，使得海岸带生态系统具有鲜明的特色。
图21-4 海岸带范围示意图（冯士筰等，1998）
（1）开放性
与众多的生态系统一样，海岸带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生态系统。它除存在自身循环外，还不断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而且这种交换不仅存在于其周边区域间，还通过河流、大洋环流等与广泛的陆域、海域相联系。据统计，我国沿岸有辽河、滦河、海河、黄河、长江、钱塘江、闽江、珠江等诸多河流入海，流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4.9%，入海流量占全国河流总流量的69.8%。
（2）多样性
相对于开阔的海洋和暴露的陆地环境的稳定、均一而言，海岸带是一个在空间与时间上具有相当独特性的环境。这里是海陆复合、交叉融通的地理地带，植物、动物、土壤、水等环境因素同时具有海洋环境和陆地环境的双重属性，其生态系统也兼有海洋和陆地两个生态系统的特征，同时，这里还是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共同作用的“界面”，随海、陆力量相对强弱的变化，海岸带环境也极其多变，这些为多种生物的繁衍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境，如旱生和水生、淡生和盐生、好气和嫌气、强光和弱光、酸性和碱性等，从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如珊瑚礁、红树林、潮汐湿地、海草床、岛屿、河口、泥炭沼泽等。我国海岸带生态系统按海陆影响差异分为陆地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原等）、湿地生态系统（如滩涂、沼泽等）、近岸生态系统和近海海洋生态系统四大类，按性质主要分为河口岸、基岩岸、沙砾质岸、淤泥质岸、珊瑚礁岸和红树林岸等六种基本类型，每种类型又包含多种多样的子生态系统，如沙堤、沙丘、潟湖、滩地等。
（3）脆弱性
海岸带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最有生机的部分之一，但同时也是生态系统平衡非常脆弱的地带。
一方面是海岸带生态系统环境的脆弱性。比起单纯的陆地或海洋生态系统来，海岸带更容易变动。因为在生态系统内部有反馈机制进行调节，从而保持其稳定，而到了系统的边缘，反馈控制变弱，加之受到来自海洋和陆地的扰动频率高，这里是台风、风暴潮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差，极容易遭受瓦解。而全球气候变化等也在海岸带通过水循环系统尤其是海平面的变化间接造成了海岸的侵蚀与淤积、水体质量的改变等。
另一方面是海岸带生态系统生物的脆弱性。海岸带通常含有接近于它们的忍耐极限的有机体，同时位于这一生态交错带的海岸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也常常较单一，因而，即使当环境发生较小的变化时它们也将面临较大的冲击。
（4）复杂性
海岸带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的介入，使海岸带成为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和生活生产的重要场所，是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地带，是人口、物质、财富的集中区域，是人流、物质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最活跃的地带。因此，海岸带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的复合区，又成为海洋经济活动和陆地经济活动交叉影响的地带，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同时，各子系统和组成要素间存在着纵横交错、性质各异的相互联系，使整个系统的形态和行为更为复杂。
2）海岸带生态系统功能
（1）服务功能
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指在海岸带空间内能为人类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流的自然过程（Smith，1993）。这些服务包括海岸带资源提供的其他服务，还有利用自然生态系统和生境进行鱼类资源生产、生物多样性维护及其他产品，如风景旅游点的提供等，还包括利用水面和航道进行运输、水产养殖、商业活动、作为港口或者海洋公园等。由于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这里具有强大的生产功能，在只占海洋表面积8%、海洋水体0.5%的海岸带地区创造了全球初级生产的1/4，世界90%的渔获量、80%的全球海洋埋藏有机物、90%的全球沉积矿体和50%以上的碳酸盐沉积也来自该地区。此外，还有大量的沿海滩涂湿地成为后备土地资源。海岸带生态系统是全球最大的物质、空间和能源资源供应地。
（2）缓冲功能
海岸带生态系统是海洋环境最重要的缓冲地带。海岸带是陆源污染的接纳地，也是海洋污染的输送地，是污染的中转站，其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海洋污染状况。海岸带地区通常地势较低平，尤其是我国海岸带，相对西部地区地形和缓，加之海岸带东面是世界最大的边缘海，与大洋水体交流不畅，使这里成为最大的沉积物捕获区，海岸带生态系统则通过这些沉积物强大的吸附、沉淀、固封等物理、化学、生物作用过滤来自内陆系统的污染物，从而减轻乃至消除陆源污染的影响。此外，大范围、大厚度的海岸带沉积物中还可以对养分进行储存和循环，有效地延缓外界环境的影响。
（3）保护功能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对环境的保护作用非常重要，同时，湿地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地。红树林被誉为“海岸卫士”，其环境保护作用不容忽视。此外，海岸带各种沉积地貌体系也是抵御风暴、潮汐、波浪灾害以及海岸侵蚀作用的重要天然屏障。湿地、河口、岛屿、海草和海藻床、珊瑚礁及其他海岸带生境对海洋和河口生态系统的健康也非常关键，据估计，有95%的商业鱼类和85%的娱乐鱼类要在海岸带湿地生活一段时间。珊瑚礁只占海洋面积的0.2%，但是为1/3的海洋鱼类和其他大量物种提供了栖息地。
海岸带生态系统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吸引了众多人口，并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海岸带开发活动，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域。据统计，全球大约有44%的人口居住在离海岸线150km的海岸带区域（Cohen et al.，1997），超过16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2/3集中在这一区域。目前已很少有海岸带地区没有受到人类的干预和影响。然而，由于其生态的脆弱性，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口和大规模的开发，海岸带资源和环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生态系统的安全也面临巨大的威胁。
21.3.2 主要河口海岸带生态环境
河口生态系统作为近岸典型的海洋环境生态系统之一，是海洋贝类的重要栖息地和鱼类、虾、蟹等主要海洋经济生物的产卵、育幼及索饵场所，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同时，河口又是陆源污染物进入海洋环境的主要途径。
河口海岸是海岸带中海陆相互作用最明显的地区，也是生态最脆弱的地带，然而这里却是人类活动最频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海洋环境与生态资源为基础的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等在我国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中均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由于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河口海岸带生态系统承受着巨大压力，生态健康面临严重威胁。
1）长江口海岸带主要生态问题
长江口是我国一个世界级的特大型河口，海域面积约13 668km2。长江河口段在徐六泾断面河宽5.7km，口门宽约90km，平面呈扇形分汊形式，经长期的河道演变，逐步形成北支、北港、北槽和南槽四个入海通道，目前呈“三级分汊、四口入海”的总体河势格局。
（1）局部河势不稳
虽然长江口“三级分汊，四口入海”的总体格局没变，但是，由于江面宽阔，江中沙洲密布，在径流、潮流、波浪等多种动力因素作用下，河道沙体不断发生合并、冲淤，河床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大水，河道沙体下移。
（2）河口污染加重
20世纪60年代初，长江河口氮含量为13～15μg/L，80年代为60μg/L，2000年为178μg/L。长江河口海域水体均呈富营养化状态，2002年至2004年的最大富营养化指数值分别高达51.4、43.1和26.0，平均值分别高达11.4、16.4和10.2，由此造成严重的赤潮灾害，2002年长江口附近就发生48次，危害面积达5 000多km2。长江口水质80年代初为Ⅰ、Ⅱ类水，2000年为Ⅲ类，近年降至Ⅳ类、劣Ⅳ类。
（3）海水倒灌
长江口北支本来是长江口的重要入海水道。1958年至1998年间，对北支进行大量围垦，使得0m以下的容积减少了56%，而上段淤积严重，下段有所扩展，加大了喇叭口。过去几年，长江口进入北支的水有4%～6%，而现在仅2%左右，2007年夏季也只有3%，导致北支咸水倒灌加重。过去长江口每年平均是6～8次咸水入侵，2006年至2007年上游大旱，盐水入侵创造13～14次的纪录，甚至从北支倒灌入南支。
（4）湿地减少
湿地是生物繁衍的重要场所，也是人类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的后备土地资源。长江口湿地滩涂原来很辽阔，达350万亩，潮间带100万亩，泥沙使得长江口前沿基本上平衡。近年来湿地迅速减少，质量也不断下降。0m以上面积1982年、1995年、2000年基本相近，到2005年只有80万亩。半个世纪以来，上海围垦了1 000km2以上，启东也有20多万亩从长江北支和长江三角洲前沿围垦出来。而且，由于工程技术进步，人类改造河口进一步发展，由高滩围垦向中低滩发展，以前上海围垦基本在3.5m以上，现在已到0m，如金山现在圈水已到-3～-5m（规划到-2m）（陈吉余，2008）。
（5）生物资源退化
陆源排污、来水不足、滩涂围垦等严重影响着长江河口地区生态系统的健康，生物群落结构趋于简单，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20世纪90年代初，河口区浮游植物有97种，90年代末降至63种左右，2004年种类进一步下降，5月份、8月份分别为21种和42种，与90年代初相比减少1/2多。20世纪80年代初，浮游动物有105种，90年代初仅有76种左右，减少28%，2004年5月份、8月份分别为25种和31种，与90年代初相比减少60%左右。底栖动物也明显减少，2004年5月底栖动物种类数仅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20%左右，密度和生物量都很低，平均栖息密度为2.5个/m3，平均生物量为0.08g/m3，75%的水域采不到底栖动物，产卵场退化，鱼卵、仔鱼种类少，密度低，平均鱼卵和仔鱼数量分别为0.5枚/m3和1.0尾/m3，2006年更降至0.07枚/m3和0.29尾/m3，并向小型化及非经济生物种类演变（叶属峰等，2007）。
2）珠江口海岸带主要生态问题
珠江口海岸带长达1 059.1km，占广东省海岸线总长的31.4%，拥有海岛395个。该区地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自然资源丰富，地形地貌类型多样，海岸曲折，港湾众多，具有优良的港口、渔业、油气、海洋能和水资源以及沿岸海水、沙滩等旅游资源，然而，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也面临诸多问题。
（1）红树林大量损毁
据广东省统计，1980年以来珠江三角洲被损毁和占用的红树林面积高达1 082hm2，比现存红树林面积（996hm2）还要多86hm2，其中绝大部分为挖塘养殖所占用，面积为1 040.9hm2，占被损毁红树林地的96.2%，其余为工程建设占用，面积为41.1hm2，占被损毁红树林地的3.8%。
（2）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
珠江三角洲现有的海洋渔业捕捞能力已大大超过了资源的再生能力，加上海水水质不断恶化，湿地遭受破坏，电鱼、炸鱼等违规作业等原因，使渔场环境变迁，鱼类种群结构出现异常，有些优质种类几乎绝迹。如珠江口海域原是200余种海洋鱼类的产卵场和培育场，而现在主要经济鱼类只剩50余种，而且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渔获物由20世纪90年代的2 000万kg降至近年的200万kg。鱼类繁殖、栖息、生长环境恶劣，加之薇甘菊、水葫芦、大米草、福寿螺等外来物种入侵的威胁，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
3）辽河口海岸带生态环境问题
辽河口地区位于辽宁省南部，芦苇资源极其丰富，是我国最大的芦苇生产基地，为造纸工业提供了优质原料。位于辽河口与大凌河口之间的东郭苇场，是世界著名大苇场之一，总面积92万亩，其中苇田面积56万亩，年产芦苇15万t。辽河口还是我国石油、石化工业、盐业、水产养殖、渔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还有国家一级鸟类自然保护区——双台子河口自然保护区，面积约30km2。区内有完整的河口湾海域、滩涂、沿海湿地、自然地貌景观和生态系统及动植物资源。据统计，维管束植物有170多种，陆域动物240多种，仅鸟类就有170多种。其中有丹顶鹤、黑嘴鸥、西太平洋斑海豹等许多珍贵种类和濒危物种。
（1）水资源严重短缺
辽河口地区没有独立水源，主要依靠辽河中、下游的八大水库供水，可利用的地表水量有限，地下水的咸水和微咸水占全区面积较大，地下水资源也不丰富，且已超量开采，地下水开采潜力已经不大。因此导致本区现有供水水源的水量不足，是严重的缺水地区。近年来辽河中、下游的用水量逐步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严峻。淡水资源供应不足严重制约着河口地区经济的发展。
（2）河道设障严重
辽河口是泥质性海岸，有着丰富的海陆相来沙，近百年来发展的结果已成为拦门沙发达的堆积型河口。不断淤积的河口使河槽过水面积相对减少，纳潮量减少和泄洪能力降低。大辽河、双台河河口两岸围筑的大片虾池、鱼塘、盐田和苇田挤占了洪水入海出路。同时，沿海岸带滩涂的不断围垦及油田路的修建也加重了河口泥沙的淤积，改变了水流和泥沙的运动方向。
（3）自然湿地面积减少
随着区域开发规模的加大，沿海自然湿地面积每年以0.43%的速度减少。相反，人工湿地（水稻田、海水与淡水养殖）面积逐渐增加。淡水养殖面积由1986年的0.63万hm2增到1995年的1.90万hm2，2000年增到2.08万hm2。
（4）海水入侵
辽河口区域由于地表水资源短缺，地下水人工开采量过大，开采区域集中，导致区域内地下水位下降。个别地区出现降落漏斗，破坏了地下水和海水界面的动态平衡，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地下水径流局部受到破坏，导致海水向内陆侵入。
（5）生物资源受到严重威胁
随着湿地面积的变化，区域湿地生态结构和功能也在不同程度减退。河刀鱼、梭鱼、面条鱼及河蟹、对虾曾是河口渔业主要生产品种。双台子河20世纪50年代的鱼产量为400～2 000t，平均为870t，此后由于河闸的相继建成使用，使河道淤塞，水质污染，河口渔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如河刀鱼原来年产50万～100万kg，因系逆河性鱼类，河闸建成后资源随即衰减，河刀鱼的专业生产近年已经消失。又如湿地鸟类1985年以前，在鸟类迁徙季节常见到3 000～5 000只燕鸭类种群，1990年调查见到的最大燕鸭种群只有300～500只（谷长叶，2004）。
21.4 中国海洋经济的生态学分析
海洋经济是以海洋（包括海岸带）为空间活动场所，以海洋资源、海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为目标的所有海洋产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随着人口激增、陆地资源日渐短缺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海洋资源认识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普遍把海洋开发作为国家战略加以实施，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
21.4.1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
1）海洋经济总量增长迅速
虽然我国海洋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起步，但发展迅速。据统计，全国海洋经济总产值1979年仅64亿元，2000年则达4 133亿元，2003年更突破万亿元大关，近二十年的年均增长率达20%以上，而且每年的增加值也呈持续增长趋势（表21-9）。
表21-9 我国海洋经济总产值、增加值统计表 （单位：亿元）
注：总产值为当年价值，增加值按1990年不变价计.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01—2010.
2）海洋产业结构趋向合理
海洋经济发展涉及众多内容，按其性质及与陆域产业结构比较将其分为三大产业。海洋第一产业包括海洋渔业和滩涂、浅水种养业；第二产业包括海洋油气业、海滨砂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和海水直接利用业、海洋船舶业、海洋工程建筑业等；第三产业包括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科学研究教育、海洋服务业等。我国早期海洋经济以第一产业发展为主，至2000年前一直占总产值的一半以上，随着我国沿海开发和开放的深入推进，第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产业内部结构呈不断优化趋势（表21-10）。
表21-10 我国海洋产业产值结构变化 （单位：亿元）
源自：（1）吴凯，卢布，杨瑞珍等.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开发与管理，2006（6）.
（2）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03—2010.
3）新兴海洋产业逐步崛起
根据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先后以及技术的进步，可将海洋产业分为传统海洋产业、新兴海洋产业和未来海洋产业。传统海洋产业主要包括海洋捕捞业、海洋运输业、海水制盐业、船舶制造业和海涂围垦等；新兴海洋产业主要包括海上油气开采、海水养殖、滨海旅游业以及海洋药物、海水淡化等；未来海洋产业主要指那些刚起步但前景广阔的产业，如深海采矿、海洋能（波浪能、盐度差能、温差能等）利用以及海上工厂、海上城市等海上空间利用等。随着科学技术的成熟，海洋高新技术的应用，推动了海水养殖、海洋食品和保健品、海洋药物、海洋化工等产品的研发，以滨海旅游为龙头的，以海洋油气开采、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生物制药等为依托的新兴海洋产业在海洋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表21-11）。
表21-11 我国部分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状况 （单位：亿元）
注：2005年至2006年数据为各产业当年的产值和占主要海洋产业产值的比例.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05—2010.
21.4.2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1）海洋经济总量偏小
尽管我国主要海洋产业保持持续增长，海洋经济总产值不断创出新高，但是海洋经济占GDP的比重较低，始终未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0%，海洋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偏低，仅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表21-12），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美国海洋产业增加值已超过1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韩国1998年，海洋产业增加值已达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7%。可见，我国的海洋产业要真正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表21-12 我国海洋经济占GDP的比例 （单位：%）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10.
2）海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
总体上我国海洋经济仍以传统产业、资源消耗型产业占主导地位，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和破坏性牺牲的基础上，而以海洋资源为优势的高附加值产业还没有形成，新兴海洋产业占的比重很小。这种资源粗放式乃至掠夺式的开发状态，必然不利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就海洋经济现状本身而言，抗风险能力也很低，自然、人为的因素都可能造成其毁灭性打击。
3）海洋经济结构有待调整
虽然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海洋产业结构也呈现出三、二、一的格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发达国家海洋产业中，一般第一产业比重在8%以下，美国更达到了2.0∶29.2∶68.8的比例，可见我国海洋产业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层次不高。同时，在产业内部也有待进一步调整，如我国的海洋渔业中近海捕捞和养殖等传统产业占据了绝大部分产值，而深水养殖、海洋牧场、水产品精加工、休闲渔业等质量型的现代渔业明显不足。
21.4.3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未来
1）保护海洋生态
海洋经济是建立在海洋生态系统上的，海洋生态的保护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前提与保证。因此，应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而海洋资源的开发、海洋产业经济的发展本身更不能以破坏海洋资源、破坏海洋生态平衡的巨大代价来换取暂时的利益，必须把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平衡作为海洋开发的一项必须遵循的原则，才能谋求其长远利益，一切低层次的海洋开发项目，以及严重影响、牺牲海洋生态的港口建设、临海工业等都必须禁止。
2）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循环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其特征是“两低一高”，即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最大限度地使资源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我国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如果仅依赖资源换取经济的发展必然是短期的，而且产业发展越快、规模越大，对海洋资源的消耗越多，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越大。因此，必须走海洋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加强海洋开发的高科技性、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对我国而言，今后海洋科技的重点应放在与发展新兴海洋产业和传统产业技术履行有关的高新技术和适用新型技术领域，如海洋生物技术、海底勘探与开发技术、海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海洋环境检测技术等。
3）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
根据我国沿海地区海洋产业现状和世界海洋产业发展趋势，今后应进一步加速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主要包括：①海洋油气产业。据估计，我国的海底石油资源储量占全国石油资源储量的10%～14%；我国的海底天然气资源量占全国天然气资源的25%～34%，海上油气开发前景可观。②滨海旅游业。旅游业是二战后兴起的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目前已超过石油、钢铁工业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我国的海洋旅游业应依托沿海城市，突出海洋特色，开辟新的海洋和海岛旅游娱乐区，兴建各具特色的旅游娱乐设施，使海洋旅游业成为迅速发展的新兴海洋产业。③海洋药物和保健品工业。利用生物技术提取海洋生物活性物质，开发各种新型医药产品。④海洋化工。我国的盐卤加工、海水提镁、提溴等工业已有一定基础，应在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建设发展海洋化工和海水化学综合利用基地，以形成我国精细化工工业的中心。⑤风力、潮汐、波浪等新型海洋能源（王长征，2003）。
21.5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对策
21.5.1 加强海洋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
自1978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一系列海洋和涉海法规，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门也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涉海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对促进我国海洋管理以及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逐步建立了海洋综合管理制度，编制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全国海洋开发规划》，发布了《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制定了《全国海洋保护管理工作纲要》等。沿海各地市也先后建立和完善了海洋管理机构，并结合当地的实际制定了一些实施细则。这些措施为强化海洋管理，推动海洋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依据和保证。但是，随着我国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原有法律法规未曾涉及的问题，这就需要我国的法制工作者和管理者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始终使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法规是行为的依据，组织落实是执行法规的保证，根据现行法规，海洋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由国家海洋局、国家环保部、交通部、农业部、海军等五个部门以及沿海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各部门根据分工对不同类型的污染源实施监督管理。例如，海洋部门主管防止海洋工程、海上倾废等活动造成污染损害方面的环境保护；环保部门主管陆源污染、海岸工程、拆船等活动造成污染损害方面的环境保护。各个部门间的分工表面上看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叠，执法部门应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加强部门间的横向联系，做到“协防、协查、协管”，努力把法制工作落到实处，始终做到“执法必严”，保证实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王淼等，2006）。
21.5.2 加强海洋环境的调查与监测
由于海洋环境的独特性，其污染一旦形成即很难控制和处理，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
1）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调查
海洋由于其巨大的容量被作为地球的“垃圾桶”，各类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退水等通过直排或河流汇入海洋，固体垃圾、废物也倾倒入海洋，事实上，海洋的自净能力也是有限的，超过其环境承载力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必须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调查。
2）加强海洋环境监测
海洋环境监测，是评价海洋环境状况的前提，是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和管理的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我国就开始对海洋环境实施监测，目前，全国已经形成了从国家、区域、沿海地方省市到基层单位的四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建立了全海域环境监测网络，初步构成了以卫星、飞机、调查船舶、浮标、岸基站等多种监测手段组成的近岸海域立体化监测技术体系，并开展了“海域环境质量状况与趋势监测”、“近岸赤潮监控区监测”、“近岸海洋生态监控区监测（2004年启动）”、“重点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监测”、“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监测”、“渔业水域环境监测”等专项监测，对全海域主要陆源入海排污口、赤潮多发区、典型海洋生态区、海水浴场、海水养殖区、海洋倾倒区、海上油气开发区以及突发海洋污染事故等实施了水质、沉积物、生物质量等要素的常规及应急监测，监测站位8 000余个。这些监测工作对保障公众健康，降低赤潮灾害损失，甄别近岸主要海洋生态问题及原因，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发挥了巨大支持作用。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海洋环境监测力度，制定海洋监测发展规划，优化完善监测网络，应用现代化的监测手段和技术，如卫星遥感遥测技术和水深探测技术等，及时、准确地获取海洋表层的温度、水色、海平面、波浪、海流以及海流的垂直分布等相关信息，监测赤潮，以及时发现违规行为，采取措施，保护海洋环境。
21.5.3 加强陆源污染的控制
1）积极参与“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GPA）”
“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GPA）”是联合国环境署1995年发起的，以协助各国政府制定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的政策和措施，防止陆源污染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我国作为这一行动计划的成员国，要把该计划纳入国家的重要发展规划当中，加强中国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行动计划的编制工作，积极推进“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的实施，以改善我国海洋环境状况，同时也为国际海洋环境的保护作出贡献。
2）实行污染防治
加强工业污染源的控制：加快沿海陆域内污染企业的整顿步伐，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限期关闭污染严重的企业；认真落实污染减排指标；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建立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加强对重点污染源的监督核查；全面开展排污申报登记工作，新建项目必须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的规定。加快推进城乡水污染控制：抓紧沿海地区城市（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增强其脱氮、脱磷效率，实施污染物排放的提标工程；加快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控制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污染流失；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实行达标排放，发展高效农业，积极建设生态农业；推行节水灌溉，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21.5.4 加强海洋功能区划
随着经济和海洋技术的发展，我国对海洋的利用也不断推进，截至2000年，我国海域使用面积200多万hm2（不含捕捞区面积）。其中，海水养殖面积120多万hm2，盐田面积40多万hm2，港口用海面积20多万hm2，油气开采矿区20多万hm2，旅游娱乐用海面积近1万hm2，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无序的开发利用也导致了海洋环境的退化，影响着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必须加强海洋功能区划，促进海洋资源的管理利用。
海洋功能区划是根据海域区位、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和开发利用的要求，按照海洋功能标准，将海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加强海洋功能区划是科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依据。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将海域划分为港口航运区、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矿产资源利用区、旅游区、海水资源利用区、海洋能利用区、工程用海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区和保留区等十种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同时，对重点海域的主要功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由此可调整不符合功能区划的用海项目，实现重点海域开发利用基本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有效控制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2003年5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实施海洋功能区划，合理开发与保护海洋资源，防止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和原则，200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对促进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在加强海洋功能区划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海洋资源开发的管理工作，使海洋功能区划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21.5.5 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
海洋自然保护区是国家为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而划出界线加以特殊保护的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地带，是建于海岛、沿岸、海域的保护区的总称。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洋生态环境全面恶化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最早追溯到1963年在渤海海域划定的蛇岛自然保护区（1980年升级为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但真正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的选划工作始于1989年，1990年建成5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到2006年为止，我国已建立了包括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保护区、野生动物类保护区、珍奇海洋自然遗迹保护区等9种类型的各级海洋自然保护区149个，总面积达37 584km2（不含台湾、香港和澳门），占我国管辖海域的1.2%，其中国家级的29个，另外，至2006年还建成了7个海洋特别保护区，其中国家级的4个，使一批海洋珍稀物种（如海龟、文昌鱼、中华白海豚、斑海豹、牡蛎等和海底古森林）和重要的海洋生境（如红树林、湿地、珊瑚礁等）得到保护。但是，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面临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从保护对象上看，已建保护区的类型多以红树林、珊瑚礁、河口湿地、海岛生态系中的野生动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且多是陆地自然保护区的向海的自然延伸，远不能代表纵跨三个气候带的中国海域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非生物资源等不同类型；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日益加剧，人为破坏等现象还未彻底杜绝，特别是当自然保护区的利益与当地经济开发出现冲突时，受损害的总是前者；保护区机构尚不健全，管理水平落后，影响了海洋自然保护区功能的充分发挥。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建设力度，扩大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尽管我国近年来海洋自然保护区发展速度快，但是与海洋总面积相比，比重仍然很小，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另外还要扩充海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对象，扩大海洋自然保护区保护的生态系统类型，争取每个沿海省区每年都能选划建设一处海洋自然保护区或特别保护区，将大多数海洋典型生态区域纳入保护区管理范围。
21.5.6 开展海洋生态系统管理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一是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产生的巨大环境压力，二是海洋环境保护缺乏宏观指导、协调、规划和法规标准，三是海洋环境保护资金与技术短缺，四是监督和管理机制还不完善。
近几年，国际上提出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新模式，是管理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环境的有效途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要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因此，建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模式，调控海洋经济和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家当前的迫切需要。我国现阶段已具备实施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基础，目前已在厦门、防城港、阳江、文昌等地开展了海岸带综合管理示范工作；在黄海实施大海洋生态管理模式；在渤海实施跨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建立了环境伙伴关系示范；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试图通过区域联动，建立跨区域合作的平台，解决区域发展的生态环境瓶颈与制约。
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主要内容：一是实施区域化的生态系统管理，将全国海洋划分为五个海域进行总体布局，渤海作为特别保护区建设，黄海作为大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建设，东海以河口与岛屿高生产力生态建设为主，台湾海峡过渡生态区建设，南海以珊瑚礁、红树林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建设为主。二是综合协调海洋经济发展和生态功能保护行动，全面评估近岸各海洋经济区的发展对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的影响，建立各经济区生态系统功能维护的目标体系和监控措施，在生态系统承载与功能可恢复程度之内调整开发建设方向和时空布局。三是建立海洋开发建设的时空秩序、实施总量控制制度，结合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形成我国海洋开发的时空安排，建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开发秩序，建立总量控制制度，提出不同阶段的总量控制要求。四是实施重点海域或典型生态系统修复与整治工程，通过控制污染或改变营养盐和污染物输入，控制物理参数，改变生物学相互关系，控制生物学生产力，干预社会经济过程等对受损生态系统和丧失生境进行修复与治理（叶属峰等，2006）。
加强海洋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_中国区域发展生态学
21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态势及可持续发展对策
占地球表面积71%的海洋是人类巨大的资源宝库，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联合国21世纪议程》）。我国是海洋大国，拥有18 000多km的大陆海岸线，约300万km2的海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海域辽阔，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的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1 中国海洋环境质量现状
海洋环境是指从人类生存、繁衍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出发考虑的海洋水域状况，包括海洋生物及其生存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国根据海水水质状况通常将其分为清洁、较清洁、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五级（表21-1）。
表21-1 我国海洋环境质量分级表
注：具体水质指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近年来，随着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海洋污染、生态破坏严重，海洋环境质量面临严峻形势，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图21-1）。
21.1.1 海水环境质量状况
海水是海洋环境的主体。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海域海水污染一直比较严重，尽管近年来不断加大对海洋环境的监测与整治，海水质量状况总体转好，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2010年，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17.8万km2，较2006年增加21.9%，其中，严重污染区域有明显扩大（表21-2）。
图21-1 2007年我国污染海域分布示意图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表21-2 我国全海域污染状况表 （单位：km2）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1—2010年.
就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2003年至2010年海水环境污染状况而言（表21-3），渤海海域污染程度较重，未达清洁海域水质标准面积长期保持在2.0万～2.5万 km2，2010年更达3.3万km2，约占渤海总面积的2/5，特别是中度污染区扩大迅速，已由2006年的1 750km2增加至2010年的5 100km2，增幅达191.4%。黄海海域水质相对较好，未达清洁海域面积波动中有所缩小，且较清洁和轻度污染区一直占70%左右，污染较轻。东海海域水质有所恶化，各项指标有所增加。南海未达清洁标准的海域面积则在波动中下降，海区总体污染较低。
表21-3 我国各海区未达清洁标准的海域面积 （单位：km2）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3—2010.
各海区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主要河流入海口（如辽东湾、渤海湾、黄河口、莱州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和部分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
21.1.2 海洋污染物状况
由于海洋污染的途径很多，包括来自“陆路”的各类污水、固体废弃物，“空中”的大气污染物的沉降，以及“海路”的自身污染，海洋污染物种类众多。据近年来我国海域各海区污染物的监测结果，影响我国海水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个别海域化学需氧量、溶解氧、pH、铅、铜和非离子氨超标（表21-4）。另外，据我国近岸海域菲律宾蛤仔、文蛤、四角蛤蜊、紫贻贝、翡翠贻贝、毛蚶、缢蛏和僧帽牡蛎等贝类体内污染物残留的监测，近岸海域铅、镉、砷、石油烃和滴滴涕在部分贝类体内的残留水平出现超海洋生物质量一类标准的现象，其中个别站位贝类体内的石油烃、镉和砷的残留水平较高，超海洋生物质量三类标准。这表明我国近岸海域局部环境还受到铅、镉和滴滴涕的轻微污染，个别站位石油烃、镉和砷的污染较为严重。
表21-4 我国近岸海域海水主要污染物及其超标倍数（2008年）
源自：国家环保部.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2008.
21.1.3 海洋沉积物质量
海洋沉积物是许多海洋生物，特别是底栖生物赖以生存和生长的环境，由于底栖生物大都具有富集污染物质的功能，因此，沉积物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底栖生物的质量和人体健康。监测结果表明（图21-2），2007年我国近岸海域（即领海基线向陆一侧的全部海域，尚未公布领海基线的海域及内海则是负10米等深线向陆一侧的全部海域）的沉积物质量状况总体良好，沉积物污染的综合潜在生态风险低，部分海域沉积物受到镉、铜、石油类、砷、滴滴涕和多氯联苯等的污染。由此向外的近海和外海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综合潜在生态风险低，但渤海中部局部海域沉积物已受到滴滴涕的污染，南海外海沉积物已受到多氯联苯的污染。
图21-2 2007年我国近岸海洋沉积物污染程度和综合潜在生态风险图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7.
21.1.4 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海洋环境质量与海洋动力因素密切相关，环流和波浪是最常见的海岸动力因素，是影响海洋生物生存和海洋污染物输移扩散的主要驱动力，它们除随其动因有所变化外，也随着当前环境变化发生着改变。
1）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环境变化总的趋势，这一方面直接对海洋生物特别是一些鱼类幼体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海洋环境（如海洋环流、降水和风暴路径等）影响海洋生态系统。据蔡榕硕等利用ERA-40再分析的风场资料以及HadISST和SODA等海洋高分辨率再分析资料对近50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近海（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和邻近海（主要是热带和副热带西太平洋）海面附近的风力、海表纬向和经向风应力和海表温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由于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1976年之后中国近海和邻近海上空的冬、夏季风变弱，从而引起中国近海冬、夏季海表风应力减弱（尤其是经向风应力），而海表水温明显上升，特别是东海反映尤其明显。此外，根据中国近海上空环流散度分布的变化，认为中国近海上空从1976年之后大气环流辐散增强，不利于中国近海上升流的形成，这些必然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很大影响（蔡榕硕等，2006）。
2）海平面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海平面不断上升，据我国国家海洋局海平面监测系统资料，我国海平面自1978年以来呈波动上升趋势（图21-3），至2010年，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2.6mm/a，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由此沿海咸潮入侵次数增加，强度加重，海岸侵蚀加剧，各海域遭遇不同程度的风暴潮袭击，给沿海地区造成了严重损失。同时，海平面上升引起海岸带生态系统向陆地后退，直接影响全球海洋海岸带的生物多样性，从而影响全球海洋生态系统的格局。
图21-3 中国沿海历史海平面变化曲线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平面公报.2007.
21.1.5 海洋赤潮灾害
赤潮，是海洋中某一种或某几种浮游藻类暴发性繁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海水变色的现象。赤潮发生时，海洋大多呈红色斑块状或条带状，故名。事实上，因赤潮生物种类和数量的不同，赤潮的颜色也各不相同，如夜光藻形成的赤潮呈桃红色，而大多数甲藻形成的赤潮呈褐色或黄色。由于藻类的大量繁殖，导致海水缺氧，影响和危害其他海洋生物正常生存，甚至使鱼虾、蟹、蛤等大量死亡，因此，赤潮是一种灾害性海洋生态异常现象，对于近海养殖和渔业而言也是一种毁灭性的灾害。同时，有毒藻类产生大量毒素污染海水，并通过食物链进入鱼类、贝类等体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如人误食后会引起肢体麻痹甚至中毒死亡，会使游泳者、作业者的眼睛、口腔、咽喉、皮肤等受到伤害，严重者可导致失明、神经麻痹甚至死亡，故赤潮又被喻为“红色幽灵”，国际上也称其为“有害藻华”。
引发赤潮的原因除适宜赤潮生物生长的海水水文环境外，主要是海水中过量的氮、磷，造成海水富营养化，从而导致藻类大量繁殖。由于我国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和人口的迅猛增加，含有氮、磷和有机营养物质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农业污水等大量排放入海，氮、磷已成为我国各海域的主要污染物，这为赤潮的发生提供了条件。我国海域赤潮发生由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20次上升至本世纪年平均79次（表21-5），尽管近年有所控制，赤潮发生次数与涉及区域有所减少，但总体依然处于高发期，成为我国海域最主要的海洋灾害。尤其是东海海域，其赤潮发生次数和累计面积分别占全海域的70%和80%左右。
表21-5 我国海域赤潮灾害发生状况统计表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2—2010.
大量研究表明，海洋中4 000多种浮游藻类中有330多种可以引起赤潮，我国发现40多种，如裸甲藻、短裸甲藻、海洋原甲藻、骨条藻、卵形隐藻、夜光藻等。其中，米氏凯伦藻、赤潮异弯藻、棕囊藻、束毛藻、具齿原甲藻等有毒藻类增多，其引发的赤潮总体对养殖业产生极大危害，2005年5月30日至6月7日发生在南麂列岛周边海域的米氏凯伦藻赤潮，造成养殖鱼类和贝类大量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1 970万元。
21.1.6 陆源污染概况
海洋污染虽然表现在海上，但其根源主要在陆地。据统计，陆源污染已成为各国海域污染的主要原因。我国海域对重点入海排污口监测表明（表21-6），其超标排放率一直保持在80%以上，2008年更高达88.4%，每年排入海洋的污水总量在300亿t以上，排海污染物在800万t以上，污染物总量的85%以上来自于陆源污染，2008年实施监测的排污口邻近海域中，73%的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足其海洋功能区要求，67%的排污口海水质量为Ⅳ类和劣Ⅳ类。
表21-6 我国海域陆源污染状况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4—2008.
随着我国沿海地区人口的急剧增加、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将会有更多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固体垃圾排放入海，外源污染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还将日趋严重。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控制陆源污染，以遏制近岸海域环境持续恶化的势头，改善海洋环境质量。
21.1.7 海洋倾废状况
海洋倾废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海洋环境容量和迁移能力，处置废弃物的一种活动，具体是指任何利用船舶、航空器、平台和其他运载工具向海洋倾倒废弃物和其他物质的行为。早期向海洋倾倒的物质类型多样，有港口和航道疏浚物、城市垃圾、工业废渣、污水污泥、船骸、战争废物、有毒化学品和放射性物品等，随着1972年《伦敦公约》（即《防止因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而引起海洋污染的国际公约》）的颁布实施，目前仅有疏浚物、污水污泥、惰性或无机物质材料、天然有机物等无毒无害或毒性害处很轻的废弃物可以按法律程序向海上倾倒，其中疏浚物是最大的一类，占每年向海洋倾废废物的80%～90%，倾倒物质呈单一化趋势。尽管如此，海洋倾废仍然对倾倒区海域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些影响是暂时的，如倾倒区水体的浑浊度、pH、溶解氧的变化等，但有些影响则是长期的，据Harvey和Stronkhorst研究，由于倾倒使海水水质变化进而造成海洋生物结构的改变，同时倾倒还改变倾倒区水深，甚至改变海底地形地貌。
我国于1985年加入伦敦公约，并于198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加强海洋倾倒的管理，倾倒废物主要是疏浚物、渣土等。随着我国现代化港口、港口群和专业化深水泊位的建设，包括港口和码头的新建、改造和扩建工程，港湾、泊位、可通行航道的浚深、浚宽和浚长等工程的实施，倾倒废弃物量日益增加，2001年为8 965.2万m3，2007年则增至20 010万m3，近两年加以控制有所回落，但2010年仍达16 957万m3。国家海洋局对部分海洋倾倒区的监测结果显示：倾倒区底栖环境状况基本维持稳定，水深和底栖生物群落结构未因倾倒活动而产生明显变化，但个别倾倒区有所淤浅，存在底栖生物密度下降、生物量减少和群落结构趋于简单的现象。
21.2 中国海洋生态现状
受海洋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我国海洋生态也随之发生着显著变化。
21.2.1 海洋生物多样性
1）海洋生物多样性现状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物资源状况的重要指标。广义的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或Biodiversity）是指生物之间的多样化和变异性以及物种生境的生态复杂性的总称，包括生物的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其中，遗传多样性是基础，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条件，物种多样性是根本。狭义的生物多样性即指物种多样性。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根据“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到2003年年底占地球总表面积71%的辽阔海洋中生活着约40万种生物，为人类提供了大量优质的蛋白质需求，海洋生物多样性还是重要的新药源泉，并为人们提供多种观赏种类和景观，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实现条件之一。
我国海域南北纵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个气候带，为海洋生物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存空间，同时沿海有珠江、长江、黄河、辽河、鸭绿江等约1 500条江河的注入，携带来大量的营养物质，为海洋生物繁殖、生长、发育提供了优良环境，加之沿岸有6 000多个海岛，因岛屿效应的结果，海岛周围海域的物种常常更为丰富，这些使我国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生物物种，呈现出很高的生物多样性。据在我国管辖海域的调查，已记录了20 278个物种，约占世界总数的10%，隶属5个生物界44个门类，其中鱼类3 032种，螺贝类1 923种，蟹类734种，虾类546种，藻类790种，主要经济种类达200多种。这些海洋生物资源中，既有大量的暖水性种，也有丰富的温水性种，还有不少我国特有的属种或世界珍稀物种，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库氏砗磲，以及鹦鹉螺、绿海龟等。此外，辽阔的公海、深海和其他水域，还可通过相应的国际合作共享资源（傅秀梅等，2006）。
2）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
由于海洋污染日趋严重以及人类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日益加剧，如过度捕捞、生物入侵、海水养殖单一化、海洋开发导致的生境丧失等，这些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使海洋生物受到严重干扰，生物多样性呈明显下降趋势，有些优势种和经济种已失去其数量优势而沦为偶见种或稀见种，甚至成为濒危种，许多珍稀海洋生物被毒死或受到伤害，有的则导致其基因突变或因被排挤而消失。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2004年8月）统计，全国海洋鱼类中有270种“濒危”，19种“极危”，4种“绝灭”；1 000多种甲壳类十足目（虾、蟹等）中，58种“濒危”；256种造礁珊瑚中，26种“濒危”；软体动物中有23种被评估为“濒危”，另有22种为“极危”，12种已经“绝灭”；另外，被认为是“幸存的活化石”的3种剑尾类（鲎）中有2种为“濒危”，1种“近危”（刘瑞玉，2004）。这些结果清晰地表明一些物种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
21.2.2 海洋生物群落结构
1）海洋生物群落构成
生物群落是指一定空间区域内生物种群的稳定集合，是反映海洋环境状况的重要标志。海洋生物种类十分丰富，按其生活习性分为浮游生物、游泳生物和底栖生物三大生态类群，其中浮游生物包括浮游植物（硅藻、甲藻、微型鞭毛藻类等）和浮游动物（桡足类、磷虾类、水母类等）；游泳生物主要包括鱼类、大型甲壳类、爬行类和哺乳类等；底栖生物包括底栖植物（绿藻、褐藻、红藻、红树等）和底栖动物（虾、蟹、螺、蛤等），它们相互依存、紧密联系。我国各海域由于环境条件的差异，生长有不同类型和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种类，形成了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群落组合（表21-7）。
表21-7 我国各海域生物群落组合状况
源自：国家海洋局.20世纪末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2）海洋生物群落变化分析
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海洋污染的加剧、生境的破坏、海洋生物资源的过度捕捞等，海洋生物群落状况正发生明显的改变。
（1）过度捕捞导致海洋生物群落的变化
我国的海洋捕捞业发展非常迅速，早在1950年我国的海洋捕捞产量仅6×105t，至60年代初超过2×106t，70年代初超过3×106t，80年代后期超过5×106t，1990年超过6×106t，1992年又超过7×106t，至2000年则高达1.28×107t，接近我国四海区估计可捕量的2倍，虽然近10年来基本保持零增长，但这势必对整个海洋生物群落产生影响。一方面，由于捕捞速度超过了鱼类等大型食肉型海洋动物（如大黄鱼、金枪鱼、鳕鱼等）的自我补充速度，将导致优质鱼类资源的严重衰退。如今我国近海渔获物中主要经济鱼类所占比例正逐年减少，个体也趋向小型化、低龄化，低质小杂鱼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捕食动物、共生者、竞争者之间的生态关系影响海洋生物群落。杜克大学生物学家拉利-克劳斯说：“去掉生态系统的最顶层不可能不带来连锁反应，最坏的后果是，海洋最终将成为没有生命的死水。”海洋生物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研究表明食肉型鱼类的减少乃至消失造成的危害比污染和全球变暖的危害更大，食肉型鱼类的消失将完全破坏这些区域的生态系统，而由微生物来填补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消失后留下的空白，从而造成海洋的“死亡地带”。
（2）生境破坏导致海洋生物群落的变化
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变必然影响生物种类的构成。胶州湾东岸沧口附近的潮间带是典型的泥沙质潮滩，湾内环境优越、营养丰富、生物种类繁多、底栖动物种类特别丰富、多样性很高。1963年至1964年调查共获得海洋动物141种，其中甲壳类52种、多毛类41种、软体动物40种、棘皮动物3种，其他还有少数腔肠动物、腕足动物和原索动物等，总之种类相当丰富。1974年至1975年，由于环境污染，人类活动胁迫加剧，生物种类显著减少，与1963年和1964年比较，只采到30种，占原有种数的21%。在尚存种类中甲壳类（13种）仍占优势，其次是软体动物（11种），多毛类只出现3种，棘皮动物、腔肠动物和原索动物各1种。潮区生物种类减少的情况以中潮带最突出，从原有的81种减少到9种，仅占原有种数的11.1%。其他潮区种数减少的情况也比较明显。1980年至1981年，各个潮区生物种类减少状况与1974年至1975年比较，中潮区减少了33.3%，高潮区减少70%。中潮区出现的种类局限在垂直高度2.15～1.3m之间，其中只有一种是定量取样采到的标本。中潮区上部已成为无生命区。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环境污染和人类活动胁迫更为加重，胶州湾沧口潮间带已成为无生命的荒滩。
此外，随着我国近岸海域富营养化程度的加剧，外源性营养盐的大量输入，导致海水营养盐结构失调，海水中浮游植物种类组成、数量分布和物种多样性均发生显著变化。2002年6月长江口、辽河口等重要河口区海域浮游植物数量较1959年同期增加4～5个数量级。2005年，我国排污口邻近海域底栖生物群落表现出结构简化、种类单一、数量减少的趋势，部分邻近海域甚至出现无生物区，60%的监测海域无底栖经济鱼类。
（3）生物入侵导致海洋生物群落的变化
外来物种（Alien Species）是相对于本地物种而言的，是指出现在其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即在其自然分布范围以外或在没有直接或间接引入或人类照顾之下而不能存在）的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是本地生态系统中原来没有的物种。当其在新的生境中建立了种群，改变或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时就成为了外来入侵种（Alien Invasive Species）。
近年来，由于海水养殖引种和水族馆饲养业大规模发展、鲜活水产品广泛流动及远洋运输船舶压舱水排放等原因，导致海洋外来物种的广泛传播，有的已产生入侵危害，造成当地物种消失严重，生态结构失衡。截至2006年，我国已从国外引进大菱鲆、日本对虾、海湾扇贝、长牡蛎、红鲍、象拔蚌、虾夷马粪海胆、海带等近30种海水养殖生物，引进大米草、互花米草、海蓬子等多种滩涂植物进行栽培，大连、蓬莱、青岛、日照、台州、厦门、深圳、北海、海口、三亚等海洋水族馆引进了近百种观赏性海洋生物。这些外来海洋入侵生物与土著海洋生物争夺着生存空间与食物，严重威胁着我国土著海洋生物的生存。某些外来生物入侵已对局部区域造成严重破坏，如大米草肆虐福建沿海，已占据了闽东100km2的滩涂，破坏了当地红树林生境，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目前已侵犯到渤海黄河三角洲地区。同时，外来物种的生物杂交有可能造成遗传污染或带入多种病原生物，对现有的海洋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21.2.3 海洋生态系统健康
生态系统健康是生态系统发展的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中，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需求的同时，维持着系统本身的复杂性特征。健康的生态系统面对干扰有较强的抵制能力，保持其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再生资源量处于较好水平。反之，一个不健康或病态的生态系统则是难以摆脱干扰，处于衰退、逐渐趋向于不可逆的崩溃过程，它是衡量生态系统综合特性的指标。由于生态系统是个复杂的、多变量的系统，而且每个生态系统都有自身的特点（如组分、结构、功能、生态过程等），因此，其健康度量非常复杂，不同的生态系统度量的指标不尽相同。2005年以来，我国国家海洋局持续对18个生态监控区进行了生态监测。监控区总面积达5.2万km2，主要生态类型包括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监测内容包括环境质量、生物群落结构、产卵场功能以及开发活动等。监测结果表明（表21-8），我国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缓解，大部分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等生态系统仍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
表21-8 我国海洋生态监控区基本情况（2010年）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10.
21.3 中国海岸带生态现状
21.3.1 中国海岸带生态环境特点
海岸带又称海陆交界带，是海洋和陆地相互作用的过渡地带，包括了受海洋影响的陆地地带和受陆地影响的海洋地带，通常根据其差异分为海岸带（潮上带）、海滩带（海涂、潮间带）和水下岸坡带（潮下带）三部分（图21-4）。
1）海岸带生态系统结构特点
海岸带生态系统简言之即海岸带范围内存在的生态系统。由于海岸带是一个特殊的地带，使得海岸带生态系统具有鲜明的特色。
图21-4 海岸带范围示意图（冯士筰等，1998）
（1）开放性
与众多的生态系统一样，海岸带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生态系统。它除存在自身循环外，还不断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而且这种交换不仅存在于其周边区域间，还通过河流、大洋环流等与广泛的陆域、海域相联系。据统计，我国沿岸有辽河、滦河、海河、黄河、长江、钱塘江、闽江、珠江等诸多河流入海，流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4.9%，入海流量占全国河流总流量的69.8%。
（2）多样性
相对于开阔的海洋和暴露的陆地环境的稳定、均一而言，海岸带是一个在空间与时间上具有相当独特性的环境。这里是海陆复合、交叉融通的地理地带，植物、动物、土壤、水等环境因素同时具有海洋环境和陆地环境的双重属性，其生态系统也兼有海洋和陆地两个生态系统的特征，同时，这里还是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共同作用的“界面”，随海、陆力量相对强弱的变化，海岸带环境也极其多变，这些为多种生物的繁衍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境，如旱生和水生、淡生和盐生、好气和嫌气、强光和弱光、酸性和碱性等，从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如珊瑚礁、红树林、潮汐湿地、海草床、岛屿、河口、泥炭沼泽等。我国海岸带生态系统按海陆影响差异分为陆地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原等）、湿地生态系统（如滩涂、沼泽等）、近岸生态系统和近海海洋生态系统四大类，按性质主要分为河口岸、基岩岸、沙砾质岸、淤泥质岸、珊瑚礁岸和红树林岸等六种基本类型，每种类型又包含多种多样的子生态系统，如沙堤、沙丘、潟湖、滩地等。
（3）脆弱性
海岸带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最有生机的部分之一，但同时也是生态系统平衡非常脆弱的地带。
一方面是海岸带生态系统环境的脆弱性。比起单纯的陆地或海洋生态系统来，海岸带更容易变动。因为在生态系统内部有反馈机制进行调节，从而保持其稳定，而到了系统的边缘，反馈控制变弱，加之受到来自海洋和陆地的扰动频率高，这里是台风、风暴潮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差，极容易遭受瓦解。而全球气候变化等也在海岸带通过水循环系统尤其是海平面的变化间接造成了海岸的侵蚀与淤积、水体质量的改变等。
另一方面是海岸带生态系统生物的脆弱性。海岸带通常含有接近于它们的忍耐极限的有机体，同时位于这一生态交错带的海岸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也常常较单一，因而，即使当环境发生较小的变化时它们也将面临较大的冲击。
（4）复杂性
海岸带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的介入，使海岸带成为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和生活生产的重要场所，是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地带，是人口、物质、财富的集中区域，是人流、物质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最活跃的地带。因此，海岸带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的复合区，又成为海洋经济活动和陆地经济活动交叉影响的地带，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同时，各子系统和组成要素间存在着纵横交错、性质各异的相互联系，使整个系统的形态和行为更为复杂。
2）海岸带生态系统功能
（1）服务功能
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指在海岸带空间内能为人类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流的自然过程（Smith，1993）。这些服务包括海岸带资源提供的其他服务，还有利用自然生态系统和生境进行鱼类资源生产、生物多样性维护及其他产品，如风景旅游点的提供等，还包括利用水面和航道进行运输、水产养殖、商业活动、作为港口或者海洋公园等。由于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这里具有强大的生产功能，在只占海洋表面积8%、海洋水体0.5%的海岸带地区创造了全球初级生产的1/4，世界90%的渔获量、80%的全球海洋埋藏有机物、90%的全球沉积矿体和50%以上的碳酸盐沉积也来自该地区。此外，还有大量的沿海滩涂湿地成为后备土地资源。海岸带生态系统是全球最大的物质、空间和能源资源供应地。
（2）缓冲功能
海岸带生态系统是海洋环境最重要的缓冲地带。海岸带是陆源污染的接纳地，也是海洋污染的输送地，是污染的中转站，其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海洋污染状况。海岸带地区通常地势较低平，尤其是我国海岸带，相对西部地区地形和缓，加之海岸带东面是世界最大的边缘海，与大洋水体交流不畅，使这里成为最大的沉积物捕获区，海岸带生态系统则通过这些沉积物强大的吸附、沉淀、固封等物理、化学、生物作用过滤来自内陆系统的污染物，从而减轻乃至消除陆源污染的影响。此外，大范围、大厚度的海岸带沉积物中还可以对养分进行储存和循环，有效地延缓外界环境的影响。
（3）保护功能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对环境的保护作用非常重要，同时，湿地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地。红树林被誉为“海岸卫士”，其环境保护作用不容忽视。此外，海岸带各种沉积地貌体系也是抵御风暴、潮汐、波浪灾害以及海岸侵蚀作用的重要天然屏障。湿地、河口、岛屿、海草和海藻床、珊瑚礁及其他海岸带生境对海洋和河口生态系统的健康也非常关键，据估计，有95%的商业鱼类和85%的娱乐鱼类要在海岸带湿地生活一段时间。珊瑚礁只占海洋面积的0.2%，但是为1/3的海洋鱼类和其他大量物种提供了栖息地。
海岸带生态系统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吸引了众多人口，并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海岸带开发活动，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域。据统计，全球大约有44%的人口居住在离海岸线150km的海岸带区域（Cohen et al.，1997），超过16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2/3集中在这一区域。目前已很少有海岸带地区没有受到人类的干预和影响。然而，由于其生态的脆弱性，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口和大规模的开发，海岸带资源和环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生态系统的安全也面临巨大的威胁。
21.3.2 主要河口海岸带生态环境
河口生态系统作为近岸典型的海洋环境生态系统之一，是海洋贝类的重要栖息地和鱼类、虾、蟹等主要海洋经济生物的产卵、育幼及索饵场所，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同时，河口又是陆源污染物进入海洋环境的主要途径。
河口海岸是海岸带中海陆相互作用最明显的地区，也是生态最脆弱的地带，然而这里却是人类活动最频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海洋环境与生态资源为基础的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等在我国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中均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由于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河口海岸带生态系统承受着巨大压力，生态健康面临严重威胁。
1）长江口海岸带主要生态问题
长江口是我国一个世界级的特大型河口，海域面积约13 668km2。长江河口段在徐六泾断面河宽5.7km，口门宽约90km，平面呈扇形分汊形式，经长期的河道演变，逐步形成北支、北港、北槽和南槽四个入海通道，目前呈“三级分汊、四口入海”的总体河势格局。
（1）局部河势不稳
虽然长江口“三级分汊，四口入海”的总体格局没变，但是，由于江面宽阔，江中沙洲密布，在径流、潮流、波浪等多种动力因素作用下，河道沙体不断发生合并、冲淤，河床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大水，河道沙体下移。
（2）河口污染加重
20世纪60年代初，长江河口氮含量为13～15μg/L，80年代为60μg/L，2000年为178μg/L。长江河口海域水体均呈富营养化状态，2002年至2004年的最大富营养化指数值分别高达51.4、43.1和26.0，平均值分别高达11.4、16.4和10.2，由此造成严重的赤潮灾害，2002年长江口附近就发生48次，危害面积达5 000多km2。长江口水质80年代初为Ⅰ、Ⅱ类水，2000年为Ⅲ类，近年降至Ⅳ类、劣Ⅳ类。
（3）海水倒灌
长江口北支本来是长江口的重要入海水道。1958年至1998年间，对北支进行大量围垦，使得0m以下的容积减少了56%，而上段淤积严重，下段有所扩展，加大了喇叭口。过去几年，长江口进入北支的水有4%～6%，而现在仅2%左右，2007年夏季也只有3%，导致北支咸水倒灌加重。过去长江口每年平均是6～8次咸水入侵，2006年至2007年上游大旱，盐水入侵创造13～14次的纪录，甚至从北支倒灌入南支。
（4）湿地减少
湿地是生物繁衍的重要场所，也是人类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的后备土地资源。长江口湿地滩涂原来很辽阔，达350万亩，潮间带100万亩，泥沙使得长江口前沿基本上平衡。近年来湿地迅速减少，质量也不断下降。0m以上面积1982年、1995年、2000年基本相近，到2005年只有80万亩。半个世纪以来，上海围垦了1 000km2以上，启东也有20多万亩从长江北支和长江三角洲前沿围垦出来。而且，由于工程技术进步，人类改造河口进一步发展，由高滩围垦向中低滩发展，以前上海围垦基本在3.5m以上，现在已到0m，如金山现在圈水已到-3～-5m（规划到-2m）（陈吉余，2008）。
（5）生物资源退化
陆源排污、来水不足、滩涂围垦等严重影响着长江河口地区生态系统的健康，生物群落结构趋于简单，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20世纪90年代初，河口区浮游植物有97种，90年代末降至63种左右，2004年种类进一步下降，5月份、8月份分别为21种和42种，与90年代初相比减少1/2多。20世纪80年代初，浮游动物有105种，90年代初仅有76种左右，减少28%，2004年5月份、8月份分别为25种和31种，与90年代初相比减少60%左右。底栖动物也明显减少，2004年5月底栖动物种类数仅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20%左右，密度和生物量都很低，平均栖息密度为2.5个/m3，平均生物量为0.08g/m3，75%的水域采不到底栖动物，产卵场退化，鱼卵、仔鱼种类少，密度低，平均鱼卵和仔鱼数量分别为0.5枚/m3和1.0尾/m3，2006年更降至0.07枚/m3和0.29尾/m3，并向小型化及非经济生物种类演变（叶属峰等，2007）。
2）珠江口海岸带主要生态问题
珠江口海岸带长达1 059.1km，占广东省海岸线总长的31.4%，拥有海岛395个。该区地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自然资源丰富，地形地貌类型多样，海岸曲折，港湾众多，具有优良的港口、渔业、油气、海洋能和水资源以及沿岸海水、沙滩等旅游资源，然而，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也面临诸多问题。
（1）红树林大量损毁
据广东省统计，1980年以来珠江三角洲被损毁和占用的红树林面积高达1 082hm2，比现存红树林面积（996hm2）还要多86hm2，其中绝大部分为挖塘养殖所占用，面积为1 040.9hm2，占被损毁红树林地的96.2%，其余为工程建设占用，面积为41.1hm2，占被损毁红树林地的3.8%。
（2）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
珠江三角洲现有的海洋渔业捕捞能力已大大超过了资源的再生能力，加上海水水质不断恶化，湿地遭受破坏，电鱼、炸鱼等违规作业等原因，使渔场环境变迁，鱼类种群结构出现异常，有些优质种类几乎绝迹。如珠江口海域原是200余种海洋鱼类的产卵场和培育场，而现在主要经济鱼类只剩50余种，而且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渔获物由20世纪90年代的2 000万kg降至近年的200万kg。鱼类繁殖、栖息、生长环境恶劣，加之薇甘菊、水葫芦、大米草、福寿螺等外来物种入侵的威胁，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
3）辽河口海岸带生态环境问题
辽河口地区位于辽宁省南部，芦苇资源极其丰富，是我国最大的芦苇生产基地，为造纸工业提供了优质原料。位于辽河口与大凌河口之间的东郭苇场，是世界著名大苇场之一，总面积92万亩，其中苇田面积56万亩，年产芦苇15万t。辽河口还是我国石油、石化工业、盐业、水产养殖、渔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还有国家一级鸟类自然保护区——双台子河口自然保护区，面积约30km2。区内有完整的河口湾海域、滩涂、沿海湿地、自然地貌景观和生态系统及动植物资源。据统计，维管束植物有170多种，陆域动物240多种，仅鸟类就有170多种。其中有丹顶鹤、黑嘴鸥、西太平洋斑海豹等许多珍贵种类和濒危物种。
（1）水资源严重短缺
辽河口地区没有独立水源，主要依靠辽河中、下游的八大水库供水，可利用的地表水量有限，地下水的咸水和微咸水占全区面积较大，地下水资源也不丰富，且已超量开采，地下水开采潜力已经不大。因此导致本区现有供水水源的水量不足，是严重的缺水地区。近年来辽河中、下游的用水量逐步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严峻。淡水资源供应不足严重制约着河口地区经济的发展。
（2）河道设障严重
辽河口是泥质性海岸，有着丰富的海陆相来沙，近百年来发展的结果已成为拦门沙发达的堆积型河口。不断淤积的河口使河槽过水面积相对减少，纳潮量减少和泄洪能力降低。大辽河、双台河河口两岸围筑的大片虾池、鱼塘、盐田和苇田挤占了洪水入海出路。同时，沿海岸带滩涂的不断围垦及油田路的修建也加重了河口泥沙的淤积，改变了水流和泥沙的运动方向。
（3）自然湿地面积减少
随着区域开发规模的加大，沿海自然湿地面积每年以0.43%的速度减少。相反，人工湿地（水稻田、海水与淡水养殖）面积逐渐增加。淡水养殖面积由1986年的0.63万hm2增到1995年的1.90万hm2，2000年增到2.08万hm2。
（4）海水入侵
辽河口区域由于地表水资源短缺，地下水人工开采量过大，开采区域集中，导致区域内地下水位下降。个别地区出现降落漏斗，破坏了地下水和海水界面的动态平衡，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地下水径流局部受到破坏，导致海水向内陆侵入。
（5）生物资源受到严重威胁
随着湿地面积的变化，区域湿地生态结构和功能也在不同程度减退。河刀鱼、梭鱼、面条鱼及河蟹、对虾曾是河口渔业主要生产品种。双台子河20世纪50年代的鱼产量为400～2 000t，平均为870t，此后由于河闸的相继建成使用，使河道淤塞，水质污染，河口渔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如河刀鱼原来年产50万～100万kg，因系逆河性鱼类，河闸建成后资源随即衰减，河刀鱼的专业生产近年已经消失。又如湿地鸟类1985年以前，在鸟类迁徙季节常见到3 000～5 000只燕鸭类种群，1990年调查见到的最大燕鸭种群只有300～500只（谷长叶，2004）。
21.4 中国海洋经济的生态学分析
海洋经济是以海洋（包括海岸带）为空间活动场所，以海洋资源、海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为目标的所有海洋产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随着人口激增、陆地资源日渐短缺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海洋资源认识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普遍把海洋开发作为国家战略加以实施，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
21.4.1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
1）海洋经济总量增长迅速
虽然我国海洋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起步，但发展迅速。据统计，全国海洋经济总产值1979年仅64亿元，2000年则达4 133亿元，2003年更突破万亿元大关，近二十年的年均增长率达20%以上，而且每年的增加值也呈持续增长趋势（表21-9）。
表21-9 我国海洋经济总产值、增加值统计表 （单位：亿元）
注：总产值为当年价值，增加值按1990年不变价计.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01—2010.
2）海洋产业结构趋向合理
海洋经济发展涉及众多内容，按其性质及与陆域产业结构比较将其分为三大产业。海洋第一产业包括海洋渔业和滩涂、浅水种养业；第二产业包括海洋油气业、海滨砂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和海水直接利用业、海洋船舶业、海洋工程建筑业等；第三产业包括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科学研究教育、海洋服务业等。我国早期海洋经济以第一产业发展为主，至2000年前一直占总产值的一半以上，随着我国沿海开发和开放的深入推进，第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产业内部结构呈不断优化趋势（表21-10）。
表21-10 我国海洋产业产值结构变化 （单位：亿元）
源自：（1）吴凯，卢布，杨瑞珍等.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开发与管理，2006（6）.
（2）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03—2010.
3）新兴海洋产业逐步崛起
根据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先后以及技术的进步，可将海洋产业分为传统海洋产业、新兴海洋产业和未来海洋产业。传统海洋产业主要包括海洋捕捞业、海洋运输业、海水制盐业、船舶制造业和海涂围垦等；新兴海洋产业主要包括海上油气开采、海水养殖、滨海旅游业以及海洋药物、海水淡化等；未来海洋产业主要指那些刚起步但前景广阔的产业，如深海采矿、海洋能（波浪能、盐度差能、温差能等）利用以及海上工厂、海上城市等海上空间利用等。随着科学技术的成熟，海洋高新技术的应用，推动了海水养殖、海洋食品和保健品、海洋药物、海洋化工等产品的研发，以滨海旅游为龙头的，以海洋油气开采、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生物制药等为依托的新兴海洋产业在海洋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表21-11）。
表21-11 我国部分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状况 （单位：亿元）
注：2005年至2006年数据为各产业当年的产值和占主要海洋产业产值的比例.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05—2010.
21.4.2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1）海洋经济总量偏小
尽管我国主要海洋产业保持持续增长，海洋经济总产值不断创出新高，但是海洋经济占GDP的比重较低，始终未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0%，海洋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偏低，仅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表21-12），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美国海洋产业增加值已超过1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韩国1998年，海洋产业增加值已达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7%。可见，我国的海洋产业要真正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表21-12 我国海洋经济占GDP的比例 （单位：%）
源自：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10.
2）海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
总体上我国海洋经济仍以传统产业、资源消耗型产业占主导地位，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和破坏性牺牲的基础上，而以海洋资源为优势的高附加值产业还没有形成，新兴海洋产业占的比重很小。这种资源粗放式乃至掠夺式的开发状态，必然不利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就海洋经济现状本身而言，抗风险能力也很低，自然、人为的因素都可能造成其毁灭性打击。
3）海洋经济结构有待调整
虽然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海洋产业结构也呈现出三、二、一的格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发达国家海洋产业中，一般第一产业比重在8%以下，美国更达到了2.0∶29.2∶68.8的比例，可见我国海洋产业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层次不高。同时，在产业内部也有待进一步调整，如我国的海洋渔业中近海捕捞和养殖等传统产业占据了绝大部分产值，而深水养殖、海洋牧场、水产品精加工、休闲渔业等质量型的现代渔业明显不足。
21.4.3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未来
1）保护海洋生态
海洋经济是建立在海洋生态系统上的，海洋生态的保护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前提与保证。因此，应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而海洋资源的开发、海洋产业经济的发展本身更不能以破坏海洋资源、破坏海洋生态平衡的巨大代价来换取暂时的利益，必须把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平衡作为海洋开发的一项必须遵循的原则，才能谋求其长远利益，一切低层次的海洋开发项目，以及严重影响、牺牲海洋生态的港口建设、临海工业等都必须禁止。
2）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循环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其特征是“两低一高”，即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最大限度地使资源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我国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如果仅依赖资源换取经济的发展必然是短期的，而且产业发展越快、规模越大，对海洋资源的消耗越多，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越大。因此，必须走海洋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加强海洋开发的高科技性、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对我国而言，今后海洋科技的重点应放在与发展新兴海洋产业和传统产业技术履行有关的高新技术和适用新型技术领域，如海洋生物技术、海底勘探与开发技术、海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海洋环境检测技术等。
3）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
根据我国沿海地区海洋产业现状和世界海洋产业发展趋势，今后应进一步加速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主要包括：①海洋油气产业。据估计，我国的海底石油资源储量占全国石油资源储量的10%～14%；我国的海底天然气资源量占全国天然气资源的25%～34%，海上油气开发前景可观。②滨海旅游业。旅游业是二战后兴起的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目前已超过石油、钢铁工业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我国的海洋旅游业应依托沿海城市，突出海洋特色，开辟新的海洋和海岛旅游娱乐区，兴建各具特色的旅游娱乐设施，使海洋旅游业成为迅速发展的新兴海洋产业。③海洋药物和保健品工业。利用生物技术提取海洋生物活性物质，开发各种新型医药产品。④海洋化工。我国的盐卤加工、海水提镁、提溴等工业已有一定基础，应在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建设发展海洋化工和海水化学综合利用基地，以形成我国精细化工工业的中心。⑤风力、潮汐、波浪等新型海洋能源（王长征，2003）。
21.5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对策
21.5.1 加强海洋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
自1978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一系列海洋和涉海法规，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门也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涉海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对促进我国海洋管理以及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逐步建立了海洋综合管理制度，编制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全国海洋开发规划》，发布了《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制定了《全国海洋保护管理工作纲要》等。沿海各地市也先后建立和完善了海洋管理机构，并结合当地的实际制定了一些实施细则。这些措施为强化海洋管理，推动海洋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依据和保证。但是，随着我国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原有法律法规未曾涉及的问题，这就需要我国的法制工作者和管理者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始终使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法规是行为的依据，组织落实是执行法规的保证，根据现行法规，海洋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由国家海洋局、国家环保部、交通部、农业部、海军等五个部门以及沿海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各部门根据分工对不同类型的污染源实施监督管理。例如，海洋部门主管防止海洋工程、海上倾废等活动造成污染损害方面的环境保护；环保部门主管陆源污染、海岸工程、拆船等活动造成污染损害方面的环境保护。各个部门间的分工表面上看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叠，执法部门应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加强部门间的横向联系，做到“协防、协查、协管”，努力把法制工作落到实处，始终做到“执法必严”，保证实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王淼等，2006）。
21.5.2 加强海洋环境的调查与监测
由于海洋环境的独特性，其污染一旦形成即很难控制和处理，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
1）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调查
海洋由于其巨大的容量被作为地球的“垃圾桶”，各类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退水等通过直排或河流汇入海洋，固体垃圾、废物也倾倒入海洋，事实上，海洋的自净能力也是有限的，超过其环境承载力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必须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调查。
2）加强海洋环境监测
海洋环境监测，是评价海洋环境状况的前提，是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和管理的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我国就开始对海洋环境实施监测，目前，全国已经形成了从国家、区域、沿海地方省市到基层单位的四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建立了全海域环境监测网络，初步构成了以卫星、飞机、调查船舶、浮标、岸基站等多种监测手段组成的近岸海域立体化监测技术体系，并开展了“海域环境质量状况与趋势监测”、“近岸赤潮监控区监测”、“近岸海洋生态监控区监测（2004年启动）”、“重点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监测”、“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监测”、“渔业水域环境监测”等专项监测，对全海域主要陆源入海排污口、赤潮多发区、典型海洋生态区、海水浴场、海水养殖区、海洋倾倒区、海上油气开发区以及突发海洋污染事故等实施了水质、沉积物、生物质量等要素的常规及应急监测，监测站位8 000余个。这些监测工作对保障公众健康，降低赤潮灾害损失，甄别近岸主要海洋生态问题及原因，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发挥了巨大支持作用。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海洋环境监测力度，制定海洋监测发展规划，优化完善监测网络，应用现代化的监测手段和技术，如卫星遥感遥测技术和水深探测技术等，及时、准确地获取海洋表层的温度、水色、海平面、波浪、海流以及海流的垂直分布等相关信息，监测赤潮，以及时发现违规行为，采取措施，保护海洋环境。
21.5.3 加强陆源污染的控制
1）积极参与“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GPA）”
“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GPA）”是联合国环境署1995年发起的，以协助各国政府制定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的政策和措施，防止陆源污染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我国作为这一行动计划的成员国，要把该计划纳入国家的重要发展规划当中，加强中国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行动计划的编制工作，积极推进“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的实施，以改善我国海洋环境状况，同时也为国际海洋环境的保护作出贡献。
2）实行污染防治
加强工业污染源的控制：加快沿海陆域内污染企业的整顿步伐，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限期关闭污染严重的企业；认真落实污染减排指标；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建立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加强对重点污染源的监督核查；全面开展排污申报登记工作，新建项目必须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的规定。加快推进城乡水污染控制：抓紧沿海地区城市（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增强其脱氮、脱磷效率，实施污染物排放的提标工程；加快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控制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污染流失；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实行达标排放，发展高效农业，积极建设生态农业；推行节水灌溉，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21.5.4 加强海洋功能区划
随着经济和海洋技术的发展，我国对海洋的利用也不断推进，截至2000年，我国海域使用面积200多万hm2（不含捕捞区面积）。其中，海水养殖面积120多万hm2，盐田面积40多万hm2，港口用海面积20多万hm2，油气开采矿区20多万hm2，旅游娱乐用海面积近1万hm2，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无序的开发利用也导致了海洋环境的退化，影响着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必须加强海洋功能区划，促进海洋资源的管理利用。
海洋功能区划是根据海域区位、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和开发利用的要求，按照海洋功能标准，将海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加强海洋功能区划是科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依据。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将海域划分为港口航运区、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矿产资源利用区、旅游区、海水资源利用区、海洋能利用区、工程用海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区和保留区等十种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同时，对重点海域的主要功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由此可调整不符合功能区划的用海项目，实现重点海域开发利用基本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有效控制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2003年5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实施海洋功能区划，合理开发与保护海洋资源，防止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和原则，200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对促进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在加强海洋功能区划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海洋资源开发的管理工作，使海洋功能区划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21.5.5 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
海洋自然保护区是国家为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而划出界线加以特殊保护的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地带，是建于海岛、沿岸、海域的保护区的总称。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洋生态环境全面恶化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最早追溯到1963年在渤海海域划定的蛇岛自然保护区（1980年升级为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但真正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的选划工作始于1989年，1990年建成5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到2006年为止，我国已建立了包括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保护区、野生动物类保护区、珍奇海洋自然遗迹保护区等9种类型的各级海洋自然保护区149个，总面积达37 584km2（不含台湾、香港和澳门），占我国管辖海域的1.2%，其中国家级的29个，另外，至2006年还建成了7个海洋特别保护区，其中国家级的4个，使一批海洋珍稀物种（如海龟、文昌鱼、中华白海豚、斑海豹、牡蛎等和海底古森林）和重要的海洋生境（如红树林、湿地、珊瑚礁等）得到保护。但是，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面临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从保护对象上看，已建保护区的类型多以红树林、珊瑚礁、河口湿地、海岛生态系中的野生动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且多是陆地自然保护区的向海的自然延伸，远不能代表纵跨三个气候带的中国海域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非生物资源等不同类型；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日益加剧，人为破坏等现象还未彻底杜绝，特别是当自然保护区的利益与当地经济开发出现冲突时，受损害的总是前者；保护区机构尚不健全，管理水平落后，影响了海洋自然保护区功能的充分发挥。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建设力度，扩大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尽管我国近年来海洋自然保护区发展速度快，但是与海洋总面积相比，比重仍然很小，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另外还要扩充海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对象，扩大海洋自然保护区保护的生态系统类型，争取每个沿海省区每年都能选划建设一处海洋自然保护区或特别保护区，将大多数海洋典型生态区域纳入保护区管理范围。
21.5.6 开展海洋生态系统管理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一是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产生的巨大环境压力，二是海洋环境保护缺乏宏观指导、协调、规划和法规标准，三是海洋环境保护资金与技术短缺，四是监督和管理机制还不完善。
近几年，国际上提出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新模式，是管理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环境的有效途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要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因此，建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模式，调控海洋经济和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家当前的迫切需要。我国现阶段已具备实施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基础，目前已在厦门、防城港、阳江、文昌等地开展了海岸带综合管理示范工作；在黄海实施大海洋生态管理模式；在渤海实施跨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建立了环境伙伴关系示范；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试图通过区域联动，建立跨区域合作的平台，解决区域发展的生态环境瓶颈与制约。
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主要内容：一是实施区域化的生态系统管理，将全国海洋划分为五个海域进行总体布局，渤海作为特别保护区建设，黄海作为大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建设，东海以河口与岛屿高生产力生态建设为主，台湾海峡过渡生态区建设，南海以珊瑚礁、红树林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建设为主。二是综合协调海洋经济发展和生态功能保护行动，全面评估近岸各海洋经济区的发展对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的影响，建立各经济区生态系统功能维护的目标体系和监控措施，在生态系统承载与功能可恢复程度之内调整开发建设方向和时空布局。三是建立海洋开发建设的时空秩序、实施总量控制制度，结合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形成我国海洋开发的时空安排，建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开发秩序，建立总量控制制度，提出不同阶段的总量控制要求。四是实施重点海域或典型生态系统修复与整治工程，通过控制污染或改变营养盐和污染物输入，控制物理参数，改变生物学相互关系，控制生物学生产力，干预社会经济过程等对受损生态系统和丧失生境进行修复与治理（叶属峰等，2006）。
评价过程与发现_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与提升策略
三、评价过程与发现
1.劳动生产率的评价
将制造业行业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全员的劳动生产率数据采出，并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将整个工业(包含37个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也列入，作一个比较。将28个行业分为四组:A、B、C、D，每组7个行业，分别代表生产率的绝对值高、较高、较低和低。详见表附-1。
表附-1 制造业行业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及排序 单位:元/人
续表
以类似方法，将28个制造业行业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三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一个比值计算之后，把该比率再进行一个排序。仍将整个工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全部企业和三资企业比值也列入，并将28个行业分为A、B、C、D四组，分别代表了生产率的相对值(比率)的高、较高、较低和低。详见表附-2。
表附-2 制造业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三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及比率排序
续表
将表附-1和表附-2对比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情况:
(1)一部分产业的生产率绝对值排名高但比值排名低。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绝对值为179 753元/人，仅次于烟草加工业，排在28个制造业产业的第2位，远远高于中国工业的平均全员劳动生产率59 766元/人，但和三资企业之比只有0.6002，排在第19位，说明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全球范围内劳动生产率都较高的产业，也说明了只用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而不用和参照物之间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竞争力方法的错误。和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类似的还有医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为79 114元/人，排第4位，但和三资企业之比只有0.5262，排第23位;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绝对值第6位、比值第21位;以及最明显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绝对值第7位但比值倒数第2位——第27位。
(2)另一部分产业的生产率绝对值排名低但比值排名高。和以上两个产业典型相反的是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其劳动生产率绝对值为28 075元/人，排在28个制造业产业的倒数第2位。但是，和在华三资企业做一个对比以后，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排名变为第3，原因是三资企业的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更低，只有27 090元/人。可见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在全球范围内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的产业。其他类似企业还有: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绝对值排名第26而比值排名第3;家具制造业，绝对值排名第23而比值排名第6;以及最明显的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绝对值排名最后一位而比值排名第4。
(3)还有一部分产业的生产率绝对值和比值的排名都高或都低。烟草加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和比值排名都是第一，说明中国的烟草加工业劳动生产率确实很高;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和比值排名都靠后，说明中国的这两个产业劳动生产率确实偏低。
2.销售收入的评价
将28个制造业行业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全员的产品销售收入数据采出，并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将整个制造业(包含28个行业)的总销售收入也列入，作一个比较。将28个行业分为四组:A、B、C、D，每组7个行业，分别代表了销售收入的绝对值高、较高、较低和低。详见表附-3。
表附-3 制造业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及排序 单位:亿元
类似方法，将28个制造业行业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与三资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进行一个比值计算之后，把该比率再进行一个排序。仍将整个制造业产品销售收入的全部企业和三资企业比值也列入，并将28个行业分为A、B、C、D四组，分别代表了销售收入的相对值(比率)的高、较高、较低和低。详见表附-4。
表附-428 个制造业行业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三资企业销售收入及比率排序 单位:亿元
续表
将表附-3和表附-4对比可以发现:
(1)一部分产业的销售收入绝对值排名高但比值排名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销售收入绝对值在28个制造业行业中排名第一，但在和三资企业的销售收入相比时滑到了最后一名。这说明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三资企业进入最多，竞争最激烈。结合附录中2002年与2003年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到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利润率排名下降了，但和三资企业利润率比值的排名反而上升了，说明该产业内的竞争还在继续加剧，而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在不断增强。
(2)另一部分产业的销售收入绝对值排名低但比值排名高。与之相反，化学纤维制造业的销售收入绝对值很小，排名23位，但在和该行业三资企业的销售收入相比后上升到第11位。这说明在化学纤维制造业中三资企业进入极少，竞争最缓和。
(3)还有一部分产业的销售收入绝对值和比值的排名都高或都低。销售收入绝对值排名较高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第4位)、纺织业(第5位)和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第7位)，其比值排名也较高，分别是第2位、第7位和第3位，说明这三个行业虽然规模举足轻重，但目前外资进入较少，竞争还不激烈。结合生产率等其他指标分析，纺织业的竞争状况缓和又和另外两者有不同的原因。外资的进入少是因为中国纺织业强竞争力所造成的屏蔽作用，而不是市场尚未充分打开的结果。
销售收入绝对值排名靠后的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第22位)、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第27位)和家具制造业(第28位)，其比值排名也靠后，分别是第27位、第26位和第24位，说明这三个行业虽然规模较小，但有一定数量的外资进入，属于外国资本的目标产业。
3.总资产贡献率的评价
将28个制造业行业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全员的总资产贡献率数据采出，并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将整个工业(包含37个行业)的平均总资产贡献率也列入，作一个比较。将28个行业分为四组:A、B、C、D，每组7个行业，分别代表了总资产贡献率的绝对值高、较高、较低和低。详见表附-5。
表附-5 制造业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及排序
类似方法，将28个制造业行业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三资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进行一个比值计算之后，把该比率再进行一个排序。仍将整个工业平均总资产贡献率的全部企业和三资企业比值也列入，并将28个行业分为A、B、C、D四组，分别代表了总资产贡献率的相对值(比率)的高、较高、较低和低。详见表附-6。
表附-6 28个制造业行业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资产贡献率/三资企业资产贡献率及比率排序
续表
将表附-5和表附-6对比可以发现:
(1)一部分产业的总资产贡献率绝对值排名高但比值排名低。医药制造业的总资产贡献率的绝对值较高，为11.05，排名第4，但和三资企业对比后比值只有0.76，排名第24。说明医药制造业的利润本来就应该比较丰厚，中国该行业的利润并不如人意。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类似，总资产贡献率的绝对值较高，为10.15，排名第7，但和三资企业对比后比值只有0.4985，排名最后一位。
(2)另一部分产业的总资产贡献率绝对值排名低但比值排名高。纺织业和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总资产贡献率绝对值较低，分别为7.09和7.4，排名第26和第23位。但在和三资企业进行对比后排名上升到第6和第3。说明这两个行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平均利润都很薄，中国的这两个行业利润状况尚属良好。类似的还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还有一部分产业的总资产贡献率绝对值和比值的排名都高或都低。总资产贡献率绝对值较高的烟草加工业(第1位)比值也较高，亦为第1位，说明这个行业的世界平均利润水平较高，中国企业利润情况也很好。总资产贡献率绝对值较低的专用设备制造业(第24位)和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第22位)，其比值也较低，分别为第26位和第27位，说明这两个行业中中国企业的利润表现固然差强人意，但世界范围内的行业利润状况亦不佳。
第二节 六种常用的贸易术语
在国际贸易中，FOB、CFR、CIF、FCA、CPT和CIP是六种使用较多的贸易术语。因此，熟悉这六种主要贸易术语的含义以及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是相当重要的。
一、十三种贸易术语
《2000通则》共包含13种贸易术语。为了便于记忆，根据卖方义务的不同类型分为E、F、C、D四组(见表4-1)。
表4-11 3种贸易术语
续表
二、装运港船上交货的三种贸易术语
【案例思考4-1】泰国A公司向法国B公司出口泰国香米，并签订了FOB合同。A公司在货物装船前向检验机构申请检验，检验结果货物符合合同的质量要求。A公司在装船后及时向B公司发出装船通知，但在海上航行途中由于海浪过大，大米被海水浸泡，质量降低。货到达目的港后，B公司要求A公司赔偿差价损失。请问:(1)A公司是否应对上述损失负责?为什么?(2)如果本合同以CIF术语或CFR术语达成，大米被海水浸泡的风险又分别由谁来承担?为什么?
(一)FOB术语
【案例思考4-2】我某公司从一美商处购进一批大豆，合同规定为每吨340美元FOB纽约。我方受载货轮驶抵纽约港后，通知对方装货，但对方要求我方负担大豆从该城内仓库运至装运港并装上船的一切费用。请问:我方可否拒绝这一要求?
1.FOB术语的含义
FOB术语的全文是Free on Board(□Named Port of Shipment)，即船上交货(……指定装运港)，习惯称为装运港船上交货。此术语是由卖方将货物装船时越过船舷即完成交货，买方承担受领货物之后的一切费用和风险。卖方办理出口前的所需手续。FOB术语仅适用于海上或内河运输。如果一方无意越过船舷交货，则应使用FCA术语。
根据《2000通则》的解释，采用FOB术语时，买卖双方各自承担的基本义务概括如下:
卖方义务:
(1)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装运港口，将合同规定的货物交到买方指派的船上，并及时通知买方。
(2)承担货物交至装运港船上之前的一切费用和风险。
(3)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出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批准证件，并且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
(4)提交商业发票和自费提供证明卖方已按规定交货的清结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买方义务:
(1)订立从指定装运港口运输货物的合同，支付运费，并将船名、装货地点和要求交货的时间及时通知卖方。
(2)根据买卖合同的规定受领货物并支付货款。
(3)承担受领货物之后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风险。
(4)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进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证件，并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海关手续。
2.使用FOB术语应注意的问题
(1)“装船”与“船舷为界”。
按照《2000通则》规定，卖方必须将货物交付至买方指定的船上。“船舷为界”表明货物在装上船之前的风险，包括在装船时货物跌落码头或海中所造成的损失，均由卖方承担。货物装上船之后，包括在起航前和在运输过程中所发生的损坏或灭失，均由买方承担。以“船舷为界”划分风险是历史上形成的一项行之有效的规则，由于其界限分明，易于理解和接受，故沿用至今。但是从国际贸易的实践来说，尽管越过船舷为风险转移，但是交付义务的完成是在将货物装上船，如果没有将货物装上船，仍然没有完成交付，因而越过船舷的风险转移也就没有实际意义。
(2)FOB术语变形。
《2000通则》仅规定买卖双方的费用划分以船舷为界，但货物的装船过程是一个连续的作业，这给实际费用的划分造成了困难。因此在实际业务中，可采用FOB术语的变形表示。FOB的变形是为了解决装船费用由谁负担的问题而产生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①FOB班轮条件(FOB Liner Terms)，是指装船费用按照班轮的做法处理，即由船方或买方承担。所以，采用这一变形，卖方不负担装船的有关费用。
②FOB吊钩下交货(FOB under Tackle)，是指卖方负担费用将货物交到买方指定船只的吊钩所及之处，而吊装入舱以及其他各项费用，概由买方负担。
③FOB理舱费在内(FOB Stowed)，是指卖方负责将货物装入船舱并承担包括理舱费在内的装船费用。理舱费是指货物入舱后进行安置和整理的费用。
④FOB平舱费在内(FOB Trimmed)，是指卖方负责将货物装入船舱并承担包括平舱费在内的装船费用。平舱费是指对装入船舱的散装货物进行平整所需的费用。
⑤FOB理舱、平舱在内(FOB Stowed and Trimmed)，在许多标准合同中，常用FOBST表明由卖方承担包括理舱费和平舱费在内的各项装船费用。
需要说明的是，贸易术语的变形是为了解决装卸费用的负担问题而产生的，但在实际业务中，由于一些当事人理解和掌握上的偏差，往往为此引起争执，所以，国际商会在《2000通则》的引言中指出，在签订买卖合同时，有必要明确规定，贸易术语的变形是包括了风险在内，还是仅仅限于费用的划分，这是一种较为稳妥的做法。
(3)船货衔接。
FOB术语下，卖方不负责订立运输合同，而由买方负责安排运输，支付运费，这就存在一个船货衔接的问题。根据有关法律和惯例，如果买方指派的船只按时到达装运港，而卖方却未备妥货物，那么，由此产生的费用，如空舱费、滞期费等由卖方承担。同样，如果买方未能按时派船，卖方有权拒绝交货，而卖方增加的仓储费等，均由买方负担。在实际业务中，卖方有时可以替买方承办租船订舱的手续。如在班轮运输中，由于运费率固定，卖方办理与买方办理并无差异，只要在买方承担风险和费用的条件下，协助办理这些事情即可。需要注意的是，这属于代办性质，即使卖方租不到船也不承担责任，买方无权撤销合同或索赔。
(4)美国对FOB术语的特别解释。
北美国家采用的《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中，将FOB概括为六种，大部分含义与《2000通则》差异较大，只有FOB Vessel(□Named Port of Shipment)意思相近。但是需要注意，FOB Vessel的货物风险转移点是在船上而不是船舷。另外，关于办理出口手续问题，按照修订本的解释，卖方只是“在买方请求并由其负担费用的情况下，协助买方取得由原产地及/或装运地国家签发的，为货物出口或在目的地进口所需的各种证件”。因此，在与北美国家从事国际贸易时，要具体订明细节，以免引起争议。
(二)CFR术语
【案例思考4-3】我方从泰国出口方A处进口一批香米，签订“CFR上海”合同。货物离港后不久沉没，因A方未及时向我方发出装船通知，我方未办理投保，故无法向保险公司索赔。请问谁应承担责任?
1.CFR术语的含义
CFR术语的全文是Cost and Freight(□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即成本加运费(……指定目的港)，卖方在装运港于货物越过船舷时即完成交付，属于装运合同。采用这种贸易术语成交，卖方负责租船订舱，将货物装上船，并及时通知买方，支付货物运至指定目的港所需的费用和运费，取得出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证件，并负责办理货物出口手续。货物在装船时越过船舷，风险即由卖方转移至买方。买方仍负责办理从装运港至目的港的货运保险。按照《2000通则》的解释，CFR只适用于海运和内河运输，如果买卖双方不将货物越过船舷交付，应使用CPT术语。
根据《2000通则》的解释，采用CFR术语时，买卖双方各自承担的基本义务概括如下:
卖方义务:
(1)签订从指定装运港将货物运往约定目的港的合同;在买卖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港口，将合同要求的货物装上船并支付至目的港的运费;装船后及时通知买方。
(2)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前的一切费用和风险。
(3)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出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证件，并且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
(4)提交商业发票，及自费向买方提供为买方在目的港提货所用的运输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买方义务:
(1)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单据，受领货物，并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2)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以后的一切风险。
(3)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进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证件，并且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海关手续，支付关税及其他有关费用。
2.使用CFR术语应注意的问题
(1)关于卖方装运。
采用CFR贸易术语成交时，卖方必须按通常条件自费订立运输合同。一方面，为了保证能按时履行在装运港交货的义务，卖方应根据货源和船源的实际情况合理地规定装运期，及时租船订舱和备货，并按规定的期限发运货物。另一方面，由于卖方租船订舱，买方承担装船后的风险，并负责办理保险，在进口交易中，如卖方指定的船舶不当或与船方勾结出具假单据，则买方可能蒙受损失。因此，CFR买方应考虑在合同中作具体要求，以限制卖方装运情况。
(2)关于装船通知。
根据《2000通则》解释，在CFR合同中，买方要自行投保，因此和FOB合同的情况一样，卖方要给买方货物装船的充分通知，否则，由此造成买方漏保货运险引起的损失应由卖方负责。因为买方必须自行在目的港办理货运保险，使货物上船后可能遭受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取得保险，所以卖方给予买方充分通知就显得至关重要。根据有关货物买卖合同的适用法律，如英国《1893年货物买卖法》(1979年修订)中规定:“如果卖方未向买方发出装船通知，致使买方未能办理货物保险，那么，货物在海运途中的风险被视为卖方负担。”因此，在实际业务中，卖方应根据约定或习惯做法及时通知买方，如传真、电报或E-mail。这种方式也适用于FOB合同。
(3)CFR术语变形。
在CFR术语下，若货物以班轮装运，船方负责卸货，在卖方支付的运费中已包含了卸货费用;如果是大宗货物的租船运输，则必须以CFR术语的变形来说明卸货费用由哪一方承担。业务中常见的变形有以下几种:
①CFR班轮条件(CFR Liner Terms)，是指卸货费按班轮做法办理，即买方不负担卸货费。
②CFR卸至码头(CFR Landed)，是指由卖方承担卸货费，包括可能涉及的驳船费在内。
③CFR吊钩下交货(CFR Ex Tackle)，是指卖方负责将货物从船舱吊起一直卸到吊钩所及之处(码头上或驳船上)的费用，船舶不能靠岸时，驳船费用由买方负担。
④CFR舱底交货(CFR EX Ship's Hold)，按此条件成交，船到目的港在船上办理交接后，由买方自行启舱，并负担货物由舱底卸至码头的费用。
(三)CIF术语
【案例思考4-4】某外贸公司以CIF价格向某外商出售一批货物，由于该商品是供应圣诞节的，故对方坚持要求在合同中规定，卖方须保证货运船只不得迟于12月1日抵达目的港。否则，买方有权取消合同;如货款已收，卖方须将货物退还买方。请分析这份合同的性质，卖方应如何对待买方要求?
1.CIF的含义
CIF术语的全文是Cost，Insurance and Freight(□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即成本加保险费、运费(……指定目的港)。采用CIF术语成交时，卖方的基本义务除与CFR相同外，还要负责办理从装运港到目的港的货运保险，支付保险费。买卖双方的风险划分仍然在装运港船舷，卖方承担的风险，也是在装运港货物越过船舷以前的风险，越过船舷以后的风险仍由买方承担。CIF贸易术语只适用于海运和内河运输，如果一方无意越过船舷交货，则应使用CIP术语。
在CIF合同中，卖方的风险是以货物越过船舷为界，至于货物由于诸多原因导致不能运送到买方的所在地，卖方概不负责。因此有人把CIF当成“到岸价”是错误的，它与到达合同完全不同，到达合同要求卖方将货物运送到买方指定的交货点。
采用CIF术语时，买卖双方各自承担的基本义务概括如下:
卖方义务:
(1)签订从指定装运港承运货物的合同;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港口，将合同要求的货物装上船并支付至目的港的运费;装船后须及时通知买方。
(2)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前的一切费用和风险。
(3)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自负费用办理水上运输保险。
(4)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出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批准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
(5)提交商业发票和在目的港提货所用的通常的运输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并且自费向买方提供保险单据。
买方义务:
(1)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单据，受领货物，并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2)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后的一切风险。
(3)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进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证件，并且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海关手续。
2.使用CIF术语应注意的问题
(1)保险问题。
按CIF术语成交，如果在合同的保险条款中，明确规定保险险别、保险金额等内容，卖方就应按照合同的规定办理投保。但如果合同中未能就保险险别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那就要根据有关惯例来处理。按照《2000通则》对CIF的解释，卖方只需投保最低责任险，如果买方需要增加保险，如战争险或罢工、暴动和民变险，卖方必须在可能的条件下按买方的具体通知投保附加险，保险费由买方承担。保险责任期限必须到货物到达约定的目的港为止，保险金额为合同规定的价款加10%，并用可兑换货币投保。
(2)租船订舱问题。
采用CIF术语成交，卖方的基本义务之一是租船订舱，办理从装运港至目的港的运输事宜。关于运输问题，各个惯例的规定也不尽相同。《2000通则》的解释是，卖方“按照通常条件自行负担费用订立运输合同，将货物按惯常路线用通常类型可供装载该合同货物的海上航行船只(或适当的内河运输船只)装运至指定目的港”。因此，卖方有权拒绝接受买方提出的关于限制船舶的国籍、船型、船龄、船级以及指定装载某班轮公司的船只等各项要求。当然卖方也可放弃这一权利，在卖方力所能及并不增加额外开支的情况下，可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通融。
(3)象征性交货问题。
从交货方式来看，CIF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性交货(Symbolic Delivery)。所谓象征性交货是针对实际交货(Physical Delivery)而言。前者的特征为装运即完成交货，既要完成实体交货，又要完成单据交付。具体而言是指卖方必须按照合同规定交货，在装运港装船后就完成交货义务，此后货物的任何损失和灭失都与卖方无关，无需保证到货。后者则是指卖方要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将符合合同规定的货物提交给买方或其指定人，而不能以交单代替交货。
(4)CIF术语的变形。
同CFR术语变形一样，CIF的变形主要有以下几种:①CIF班轮条件(CIF Liner Terms)，②CIF卸至码头(CIF Landed)，③CIF吊钩下交接(CIF Ex Tackle)④CIF舱底交接(CIF Ex Ship's Hold)，其变形说明的是卸货费用，跟风险划分无关。
三、货交承运人的三种贸易术语
(一)FCA术语
【案例思考4-5】我方出口手表到印度，按FCA Shanghai Airport签约。交货期8月。出口企业8月31日将该手表运到上海虹桥机场并由航空公司收货开具航空运单。我方即电传印度发出装运通知。9月2日手表抵达孟买，将到货通知连同发票和航空运单送交孟买××银行。该银行即通知印商提货、付款，但印商以延迟交货为由拒绝。提问:根据案例，分析最后结果。
1.FCA的含义
FCA的全文是Free Carrier(□Named Place)，即货交承运人(……指定地点)。它是指卖方在指定地将已经出口清关的货物交付给买方指定的承运人即完成交付。双方的责任、费用、风险在货交承运人时转移。承运人是指在运输合同中，承担履行或办理铁路、公路、航空、海洋、内河运输或多式联运义务的人，其责任一般来说主要是保证所运输的货物按时、安全地送达目的地。FCA术语适用于在出口国内陆交货，适合各种运输方式，包括公路、铁路、江河、海洋、航空运输以及多式联运。
采用FCA术语时，买卖双方各自承担的基本义务可简单归纳为:
卖方义务:
(1)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将合同规定的货物置于买方指定的承运人控制下，并及时通知买方。
(2)承担将货物交给承运人控制之前的一切费用和风险。
(3)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出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批准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
(4)提交商业发票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并自费提供通常的交货凭证。
买方义务:
(1)签订从指定地点承运货物的合同，支付有关的运费，并将承运人名称及有关情况及时通知卖方。
(2)根据买卖合同的规定受领货物并支付货款。
(3)承担受领货物之后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风险。
(4)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进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证件，并且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海关手续。
2.使用FCA术语应注意的问题
(1)关于承运人交货地点。
在FCA条件下，对交付地点的选择会影响到该地装载货物的义务。如果交付是在卖方的场所进行，卖方应当负责装载货物，如果交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则卖方不负责卸载货物。如果在约定地点没有明确具体的交货点，或者有几个交货点可供选择，卖方可以从中选择为完成交货义务最适宜的交货点。
(2)FCA条件下风险转移的问题。
在采用FCA术语成交时，买卖双方的风险划分是以货交承运人为界。《2000通则》的解释是:“自规定的交付货物的约定日期或期限届满之日起，以货物已被划归本合同项下为前提条件，由买方承担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在一般情况下，却是在货交承运人时，风险由卖方转移给买方，但如果由于买方的原因，使卖方无法按时完成交货义务，只要货物已被特定化，那么风险转移的时间可以前移。所谓特定化，即指货物已经正式归于合同项下。因此，风险转移的界限问题不能简单片面地理解为交承运人处置货物时转移。
(3)有关责任和费用的划分问题。
在FCA条件下，买卖双方承担的费用一般也是以货交承运人为界进行划分，即卖方负担货物交给承运人控制之前的有关费用，买方负担货交承运人之后的各项费用。但是，在货物已被特定为合同项下的货物以后，如果买方未能按规定及时通知卖方，则不仅将导致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提前，而且买方还有义务支付由此引起的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额外费用，例如额外的仓储费和保险费。
(二)CPT术语
【案例思考4-6】我国某公司于2007年6月12日以CPT价格条件向新加坡出口一批货物。合同订立后，我方于6月18日将货物运到上海码头，集装箱运输。6月19日开始装上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承运船舶，当天下午4时装船完毕。6月20日承运船舶开航，7月2日到达新加坡，7月6日新加坡公司提货。提问:(1)我国公司的交货地点在哪里?(2)交货时间是什么时候?
1.CPT的含义
CPT的全文是Carriage Paid to(□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即运费付至(……指定目的地)。它是指卖方自行承担负责租订运输工具，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将货物运到指定目的地的约定地点，责任、费用和风险以货交第一承运人划分。
采用CPT术语成交时，买卖双方承担的基本义务概括如下:
卖方义务:
(1)订立将货物运往指定目的地的运输合同，并支付有关运费。
(2)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将合同规定的货物置于承运人控制之下，并及时通知买方。
(3)承担将货物交给承运人控制之前的风险。
(4)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出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批准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关税及其他有关费用。
(5)提交商业发票和自费向买方提供在约定目的地提货所需的通常的运输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买方义务:
(1)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单据，受领货物，并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2)承担自货物在约定交货地点交给承运人控制之后的风险。
(3)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进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证件，并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海关手续，支付关税及其他有关费用。
2.使用CPT术语应注意的问题
(1)风险、责任和费用划分的问题。
采用CPT术语时，按照《2000通则》的解释，货物灭失、损坏的风险转移时间是卖方或其委托人将货物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为止。卖方自费订立运输合同，选定承运人，将货物运往指定的目的地。如果双方未能确定目的地买方受领货物的具体地点，卖方可以在目的地选择最适合其要求的地点。卖方交货之后应及时向买方发出通知，以便买方办理保险，买方负责承担货物运输途中的灭失或损坏的风险。按CPT术语成交，卖方只是承担从交货地点到指定目的地的正常运费。正常运费之外的其他有关费用，一般由买方负担。货物的装卸费可以包括在运费中，统一由卖方负担，也可以由双方在合同中另行规定。
(2)与CFR的主要区别。
CPT与CFR的主要区别在于适用的运输方式不同，交货地点和风险划分界限也不相同。CPT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交货地点因运输方式的不同而由双方约定，风险划分以货交承运人为界。CFR适用于水上运输方式，交货地点在装运港，风险划分以越过船舷为界;除此之外，卖方承担的责任、费用以及需提交的单据等方面也有区别。
(三)CIP术语
【案例思考4-7】中国A公司同新加坡客户的进口业务用空运方式运输。A公司要求使用CIP条款，银行方面也坚持按国际惯例空运必须使用CIP，而客户却坚持使用CIF条款，理由是CIP比CIF费用多。请分析空运方式到底该使用CIF还是CIP?如果A公司同意新加坡客户的要求使用CIF条款，那么，在合同条款中应补充哪些关键内容才能避免漏洞?
1.CIP术语的含义
CIP的全文为Carriage and Insurance Paid to(□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即运费保险费付至(……指定目的地)，卖方除了具有CPT术语相同的义务之外，还要投保货物运输险，支付保险费。
采用CIP术语时交易双方各自承担的基本义务如下:
卖方义务:
(1)订立将货物运往指定目的地的运输合同，并支付有关运费。
(2)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将合同规定的货物置于承运人的控制之下，并及时通知买方。
(3)承担将货物交给承运人控制之前的风险。
(4)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自负费用投保货物运输险。
(5)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出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批准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关税及其他有关费用。
(6)提交商业发票和在约定目的地提货所需的通常的运输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并且自费向买方提供保险单据。
买方义务:
(1)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单据，受领货物，并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2)承担自货物在约定地点交给承运人控制之后的风险。
(3)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进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证件，并且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海关手续，支付关税及其他有关费用。
2.使用CIP术语应注意的问题
(1)风险和保险问题。
与CIF术语一样，卖方要负责办理货运保险，并支付保险费，但货物从交货地运往目的地的运输途中的风险由买方承担。卖方的投保也属于代办性质。根据《2000通则》的解释，一般情况下，卖方要按双方协商确定的险别投保，而如果双方未在合同中规定应投保的险别，卖方只需要按最低责任的保险险别取得保险，保险金额为合同价款加10%(此10%主要用于赔偿买方因销售可望得到的平均利润)，即CIP合同价款的110%，卖方以合同货币投保。
(2)合理确定CIP价格。
由于CIP条件下卖方要承担运费和保险费，所以卖方对外报价时，要认真核算成本和价格。在核算时，应考虑各种运输方式和各类保险的收费情况，预计未来运价和保险费的变动趋势等。从买方来讲，也要对卖方的报价进行认真分析，防止接受不合理的报价。
(3)与CIF的主要区别。
CIP和CIF术语的区别表现在交货地点、风险划分界限以及卖方承担的责任和费用方面。CIP术语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交货地点由双方约定的运输方式不同而不同，风险是在货交承运人时转移的。卖方要负责办理从交货地点到指定目的地的全程运输和可能涉及的各种运输保险。而CIF只适用于水上运输，交货地点在装运港，风险划分以装运港船舷为界，卖方负责租船订舱，支付从装运港到目的港的运费，并且负责办理水上运输险，支付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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