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改革与扩大开放

第四节　上海金融改革与扩大开放

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之一，也是国内最大的经济中心。从新中国成立到1983年，国家对上海的基本定位为：一是提供丰富的工业产品满足国内市场和国家建设的要求，二是为国家创造财政收入以支持全国。30多年来，上海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上海本身的发展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上海从多功能向单一功能（发展工业生产）蜕变，不仅影响了城市本身的发展，也无力发挥带动全国经济、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先锋作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上海必须实行国际大开放，实现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于是，1984年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确定为实现开放型、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城市。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经济发展战略决定了上海将实行五大战略性的转变：一是由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发挥沟通内外的桥梁作用；二是由单一工业基地功能转向多功能，运用综合功能为全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服务；三是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改善经济循环；四是由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经营，提高技术进步；五是由主要抓经济建设转向经济建设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44]。在实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上海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在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金融治理的优化。

（一）金融改革

1991年春天，邓小平视察上海时发表了“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的重要讲话，对上海金融业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认为“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45]。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又作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战略决策，为上海金融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这些政策方针的指导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上海加快了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步伐，确立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1990年12月，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中介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开业。1991年全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1992年9月，美国友邦保险公司重返上海，成为中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标志。1994年4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开业，上海成为人民币汇率生成地。1996年1月，全国统一的资金拆借市场在上海建立，上海成为全国资金聚散中心。随着数百家异地上市公司来沪挂牌交易，上海成为全国性的资本市场。1996年12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开始在浦东试点，使中国金融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目前已形成以多种业务为内容、多种中介机构为支柱、多层次管理为保障的金融市场体系。在突破单一国家银行体制、设立多种金融机构、建立发展金融组织体系过程中，上海庞大的经济总量和良好的经济效益，吸引了海内外各类金融机构前来安营扎寨，逐渐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其他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

从1991—1996年的5年中，上海的金融业发展迅速。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在筹集融通资金支持经济建设、运用宏观调控功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海金融业业务领域不断拓展，从传统的存、放、汇发展到国际结算、资金拆借、证券买卖、融资租赁、外汇避险性交易等综合性、多元化格局。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关系更加密切。5年内上海金融业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中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7.98％^[46]。

此外，上海的金融电子化也由探索试点阶段进入全面规划、推广实施阶段。作为上海现代化支付系统主要内容的“金卡工程”，1995年9月实现跨行清算交易，12月又实现ATM和POS的联网，上海居民已能“一卡在手，走遍全市”。1996年底，上海同城票据自动清分系统投入运行，一举结束了近60年的手工清算历史，扩大了票据交换覆盖面，金融市场辐射能力增强。通过改革结算体系，实现了银行对公业务和储蓄业务的通存通兑。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化改革和业务拓展，上海的金融调控、市场、机构和监管体系已经建立，为上海实现金融调控市场化、金融市场多元化、金融业务规模化和金融监管法制化奠定了基础条件。

与此同时，受国内国际金融风险的警示，上海金融加强和完善了监管机制。1997年上海金融业在认真贯彻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加快信贷结构调整，加强金融监管和商业银行内控机制建设，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调整信贷结构，优化资产质量。各金融机构高度重视现金管理，切实控制现金投放，严格贯彻执行《大额现金支付管理实施办法》，重新核定开户单位的库存现金限额，加强对现金管理制度的执法检查，全年净投放现金193亿元，比上年多投放12亿元，增幅为6.6％，大大低于上海国内生产总值12.7％的增幅^[47]。

（2）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积极实施主办银行制度。上海借鉴国外经验，实施主办银行制度；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破产兼并工作，建立了上海地区金融债权管理行长联席会议制度，规范兼并破产工作程序，维护银行资产的合法权益。

（3）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拓展金融监管框架，确保金融秩序的稳定运行。针对金融业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因素，上海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有效化解。这些措施包括四方面：一是严禁银行资金进入股市，规范有关银行的证券资金清算业务；二是根据分业管理要求，完成了商业银行所属信托公司的撤销与归并工作；三是坚决抑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的上升势头，对14家商业银行贷款质量进行重点稽核调查，并提出化解不良资产的建议和对策；四是化解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农村信用社的困难。与此同时，对全市的典当行和基金会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

（4）坚持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推进金融市场规范发展。1997年上海继续大力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当年新落户上海的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5家，新增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18家，汇丰银行、日本日兴银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花旗银行、三和银行、第一劝业银行、渣打银行和上海巴黎国际银行等8家外资银行开始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打破了中资银行对本币业务的垄断地位。

（5）资金效益显著增加，金融经营水平明显提高。全市银行信贷资产优良程度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至1997年年底，各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担保贷款余额达31.2亿元，当年增加24.2亿元，同比增长3倍，个人公积金贷款当年增加23.3亿元，较年初增长1.3倍，当年银行的税前利润同比增长31.1％^[48]。

1997年外汇市场保持稳定运行的态势，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外汇市场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相对稳定；外汇交易量稳定增长；外汇供大于求。资金拆借市场的供求基本达到平衡并略有宽松。全年通过上海融资中心拆借的资金总额为1　058.83亿元，同比下降了40.65％，其中，拆入总额为528.99亿元，拆出资金总额为529.84亿元^[49]。

（二）对外开放

在全方位开放的环境下，国际经济环境的任何波动，必然影响到国内的经济运行，这是我们面临的全新挑战，也是必须经受的严峻考验。东亚金融危机也在上海掀起了波澜，特别是在外资和外贸两个方面影响最为明显。

（1）引进外资。1996年实际吸收75亿美元，1997年降为63亿美元，1998年又降至48亿美元。这些数字表明，引进外资水平又回落到1994—1995年的水平，倒退了整整三年。

（2）外贸出口。对亚洲地区的出口，1996年达到83亿美元，1997年增至89亿美元，1998年降至84亿美元。尽管只下降了5亿美元，但更多的担忧在人们的心头：原定2000年实现外贸出口200亿美元的目标似乎有些遥远。

由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先后在上海开设了17家分行或代表处，占全部外资金融机构的72％。其中，已获准开展人民币业务的有9家，他们的本外币存贷余额占所有外资银行的80％，其间接融资多数源自或通过亚洲地区，可见，上海与亚洲各国特别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异常紧密，因此，上海受危机感染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从东亚金融危机对上海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影响来看，全市的结售汇形势发生根本逆转，其中，资本项目最为明显：全年结汇同比下降了15.3％，而售汇却猛增了120％，逆差达8亿多美元^[50]。

鉴于此，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警觉，及时分析形势，研讨对策。1998年2月27日，市委召开全市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学习领会江泽民总书记分析在亚洲一些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提出的三个方面的教训。7月3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坚定信心迎接挑战。市委要求领导干部头脑冷静，趋利避害，因势利导，遇到逆境时自强不息，坚定信心。

时任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黄菊在1997—1998年两次访问东南亚，近距离考察受灾国，1997年4月访问了泰国，1998年7月又访问了新加坡。如果说，1997年4月的曼谷依然是阳光灿烂的话，那么，1998年7月份在新加坡举行上海投资环境介绍会时，这个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诸多领域颇有建树的国度，正被金融危机深深困扰。面对上至总理、外长，下至工商企业界人士的反复提问：人民币不贬值到底能挺多久？金融危机会不会影响上海的对外开放？黄菊说：“中国政府多次重申人民币不贬值，是对世界负责任的体现。中国有经济持续增长速度的支撑，有1　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中央政府及时有效的调控手段，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肯定没有问题。”他还信心十足地强调：“从战略考虑，货币升值贬值都是一个过程。问题的关键是，投资者如何选择投资环境和投资目标，其收益和效果肯定大不一样。我可以负责地说，来中国、来上海进行长期投资，肯定是前景非常乐观的明智选择！”^[51]

1998年8月2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推进浦东开发开放。会议达成一个共识：应对东亚金融危机，决不能消极防御，最根本的是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与此同时，各路专家迅速汇集，围绕金融危机成因、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重大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专题研讨和对策研究。

在金融危机严重冲击房地产市场时，上海市有关部门迅速作出反应，相继采取了五条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风险，帮助一大批规范经营的重点投资商有效扭转了经营颓势：（1）严格控制土地供应；（2）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允许企业合理改变土地使用性质；（3）将暂不开发的土地转为公共绿地，允许投资商继续保留开发权；（4）协调金融机构，合理帮助重点投资项目解决融资困难；（5）控制全社会新批房产项目。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几经磨难的“正大广场”由政府引领突出重围，淮海中路的大时代广场运行良好，汤臣集团走出沼泽。

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让投资商获得市场机会和预期回报，另一方面在市场环境骤变和宏观政策调整时，及时通过政策性措施减少本地市场风险，帮助投资商度过暂时困难，使其坚定投资信心和发展后劲，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上海致力于投资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1990年9月，上海颁布了《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积极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并逐步建立了对外资金融机构风险监管的工作机制。1996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迁址浦东新区后试行人民币业务，作为上海金融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意义重大。

截至1998年10月末，上海金融机构各项贷款4　604亿元，是1978年末243亿元的19倍，各项存款余额达6　345亿元，是1978年末的10倍，全市金融资产1.2万余亿元；上海已有中资商业银行总分行17家，中资保险公司7家，证券公司总公司8家，证券营业部463家，信托投资公司4家，企业财务公司7家；此外，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51家，外资保险公司8家，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154家；有5万余人在全市近3　000家营业网点从事金融业务^[52]。截至1998年6月末，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余额7.6亿元，贷款余额6亿元^[53]。

1998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上海金融业改革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上海金融业的辐射面进一步扩大。1999年上海引进外资明显回升，达到50多亿美元；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达到198亿美元。2000年上海外资逾60多亿美元，对外贸易达到了创纪录的253亿美元^[54]。1999年9月28日，举世瞩目的《财富》论坛上海年会隆重举行，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未来五十年”。国家主席江泽民专程来到上海，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不仅面对全球企业家，更是面对全世界，再次宣示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坚定信念。

（三）对内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就指出：“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55]上海要承担起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时代重任，与长江流域地区实现“联动发展、共同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海的对内开放水平。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1994年，上海与兄弟省市新一轮横向经济联合出现重大转变，在运行机制创新、市场战略选择和跨地区调整产业结构三大方面，开始大胆探索和实践。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建立起来的上海与兄弟省市的横向协作关系由于没有形成内在的良性循环机制，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区域经济联合，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新的运行机制。这就是，在坚持全国统一市场、服从中央统一调控的前提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充分体现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和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原则，建立以资产为纽带、产权关系明晰、利益共享、紧密联合的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横向经济合作的新型关系。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高潮的兴起，上海的对内开放终于取得了重要进展。1991年5月，上海发布《上海市鼓励外地投资浦东新区的暂行办法》，在投资计划、进出口、财税、户口政策、土地使用、融资等方面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1991年9月又推出3个政策规章，鼓励外地投资开发浦东。1992年7月，上海市决定，对前来浦东新区参与发展的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岸地区的省市给予8个方面的优惠扶持。1992年黄浦区政府决定将长约1.5公里的金陵东路向海内外众客商敞开，创办集世界名牌、全国名特优产品之大全的商业街。胡炜代区长表示，上海是个海，大海能纳百川，引来万商竞争。很快，金陵东路成为著名的建材装潢一条街。1994年的3月16日，浦东新区举行上海市“蓝印户口”首发仪式。它打破了传统的户籍制度——中国体制改革中最难突破的堡垒之一，相当于国际通行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截止到2000年底，上海共批准“蓝印户口”近3万人，其中因购房入沪者就达2万多人。也就是说，外地人在上海房地产市场共投入了100亿元。1997年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七次党代会决定，把对内开放作为迈向新世纪的一项主要历史任务，确定了“重在服务全国、促进联动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战略目标。会议之前，《吸引国内大企业（集团）入驻上海的对策思路》作为一项重要课题研究提出了诸多的政策建议。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陈良宇连续两次召开会议，统领全市31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制定上海对内开放战略的重大突破性政策。会议提出了“拆除围墙，敞开通道，重点扶持，特事特办，公平待遇，综合配套”的总体思路，并要求把握好四个原则：一是服务全国的原则，二是市场经济的原则，三是市民待遇的原则，四是特事特办的原则。于是，1998年5月《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正式发布，广为流传，并被人们简称为“二十四条”。这真正体现了上海“海纳百川”的胸怀。就在这项政策出台的当年，外地进沪投资企业对上海GDP的贡献高达10％。2000年上海市隆重举行国内合作工作会议，市政府专门表彰了51家外地驻沪办事机构。时任市委书记的黄菊特意致信受到表彰的外地驻沪办事机构，深表敬意和谢意。市长徐匡迪亲自到会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服务全国是上海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方针，我们要提供更多的服务，创造更多的商机，让全国的各类企业来上海大显身手，共享发展机遇。

从1998年秋到1999年春，上海的新闻媒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用语要数“学全国之长，创上海之新”。市委市府的主要领导在两年内10次率团赴云南、重庆、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天津、北京等地学习考察，在全市掀起学习外省市经验的热潮。2000年5月6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上海将以“三个转变”作为制定“十五”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三个转变”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发展由“留”到“流”，城市建设由“内”向“外”，人才政策由“刚”变“柔”。《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短评高度评价了“三个转变”，认为其“具有很强的前瞻性，符合上海的实际，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它不仅有利于上海的大发展，也必将有利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三个转变”是将上海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思考城市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56]。

总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中，上海全市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和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等，从长期资本市场筹集资金1　000多亿元；通过批租和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了100多亿美元和100多亿人民币的土地出让金收益；并以此为基础，引进了456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超过300亿元的内地企业投资^[57]。

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的情况下，上海经济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全年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的幅度由上年的2.8个百分点提高到2.9个百分点。外资流入速度明显加快，资本密度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进一步提高。全年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2　458项，比上年同期增长35.5％；签订合同金额73.7亿美元，增长39％。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　509.8亿元，增长8.7％；交通通信、商贸流通、房地产等行业出现了同步增长势头^[58]。由此可见，上海在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后，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不仅很快就从危机的阴影中摆脱了出来，而且苦练了内功，增强了后劲，使经济金融的治理水平得到了优化，为以后的持续稳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总之，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但是，中国在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注重加快与国际机制接轨，加强与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密切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推动地区合作与共同发展，加大国内经济金融改革的力度，在多方面构筑防范金融风险的强大屏障的同时，对稳定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这表明全球化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只要驾驭得当，我们就可以将其消极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同时尽量发挥全球化的积极作用。

【注释】

[1]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256页。

[2]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85～86页。

[3]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器冲突中支持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3～84、279～281页；秦亚青：《国际机制与国际合作——反思自由制度主义》，《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4]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5]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第275页。

[6]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黎晓蕾等译：《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5月，第276～277页。

[7]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第84页。

[8]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第280～281页。

[9]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第290页。

[10]《不平凡的外交》，《人民日报》2000年10月8日。

[11]《远东经济评论》周刊文章《中国积极稳妥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引自《参考消息》1999年7月29日。

[12]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第283～287页。

[1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宣告完成》，《人民日报》2001年9月18日。

[14]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第269页。

[15]柳剑平：《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35～236页。

[16]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6月，第157～158页。

[17]《中国对东盟政策研究报告》，《中国外交》2003年第3期。

[18]《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举行》，《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7日。

[19]《东盟—中日韩首脑非正式会晤举行》，《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6日。

[20]East Asia Vision Group　Report，Toward an East Asian Community：Region of Peace，Prosperity and Progress，October　31，2001.

[21]罗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就10＋1和10＋3领导人会议采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中国外交》2003年第3期。

[22]张锡镇：《中国外交的又一大手笔——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人民日报》2003年10月9日第13版。

[23]《加强合作　互惠共赢——温家宝总理在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0日。

[24]谢益显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7月，第550页。

[25]《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提问》，《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3日。

[26]关于APEC“大家庭精神”的形成，参见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第137～140页。

[27]《大国的承诺——我国再次减低关税总水平》，《中国财经报》2001年1月6日。

[28]《朱镕基与东盟领导人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人民日报》2002年11月5日。

[29]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第173～175页。

[30]余永定、何帆、李婧：《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第2期。

[31]《亚太金融合作新框架出台》，《人民日报》1997年11月20日。

[32]《东盟和中日韩财长会议举行》，《人民日报》2003年8月8日。

[33]王子先：《欧元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世界经济》2000年第2期，第70～72页。

[34]张蕴岭：《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和前瞻》，《国际政治》2003年第2期。

[35]《经合组织认为我经济已软着陆》，《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7日。

[36]江泽民：《当前的经济工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1994）》，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77页。

[37]《新华月报》1993年第8期，第66页。

[38]《金融清算总中心在京成立》，《人民日报》1997年12月27日。

[39]项怀诚：《正确把握财政宏观调控力度适度启动经济增长》，《中央党校报告选》1998年第9期，第11页。

[40]白和金：《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编：《1998—1999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第2页。

[41]《戴相龙行长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大会上的致词》，《上海金融》1998年12期，第4页。

[42]赵晓雷：《中国信托投资业的整顿及其对上海的影响》，《上海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第55～56页。

[43]王梦奎主编：《中国：直面金融危机》，第63～64页。

[44]潘名山：《上海对外开放战略和政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2、35、65页。

[4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6页。

[46]《走活金融一着棋——上海金融业五年改革述评》，《人民日报》1997年9月15日。

[47]《上海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编：《上海经济：1998年分析与1999年预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86～187页。

[48]《上海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编：《上海经济：1998年分析与1999年预测》，第191页。

[49]同上书，第192页。

[50]辛晓岱：《亚洲金融危机对上海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影响》，《上海金融》1999年第5期。

[51]康燕：《解读上海1990—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63～66页。

[52]王庆华：《上海金融：改革与发展二十年》，《上海金融》1998年第12期。

[53]洪佩丽：《上海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回顾与思考》，《上海金融》1998年第9期。

[54]康燕：《解读上海1990—2000》，第68页。

[5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65页。

[56]康燕：《解读上海（1990—2000）》，第41～55页。

[57]王战主编：《繁荣与风险——2001/2002年上海发展报告》，上海经济年鉴社，2002年2月，第102页。

[58]同上书，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