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其实施设计中的矛盾

5．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其实施设计中的矛盾

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建立民国；但是，这只换了国号，并没有触动封建主义根基———封建土地制度，也没有结束帝国主义的统治，人民并没有获得政治权利。辛亥革命后，马上就是帝制复辟，以及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混战。旧的三民主义不能实现，不能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沉痛的教训，使孙中山于1923年改组中国国民党，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1924年1月，在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将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发展为耕者有其田；并提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这基础上，1926年，在国共合作下，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开始；在誓师北伐时提出的农民纲领是“二五减租”，以此发动农民群众，结成浩荡大军，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军阀。北伐开始，发展神速，但到1927年革命军到达长江流域中下游，即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就反过来同革命的对象相勾结，残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一度追随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倒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政权确立后，只在口头上讲三民主义，在土地问题上做点表面文章，如成立地政局，所谓实行“二五减租”等，但不触动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互相联系的三民主义就没有一个能实现，工业化也无法实现。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从我们研究的角度看，我认为即使是新三民主义，其理论体系也是有矛盾的，其实施设计同样有矛盾，作为政策体系，无法实施。

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发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民族和民权问题，他的认识是很明确的，但是，对于民生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土地问题的认识，则是不明确的。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认为，“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害未深，而去之易。”这就是说，虽然“欧美强矣，其民实苦，观其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由于这样，“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0]在这里，他最早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王朝，并认为效法欧美资本主义是不能解决民生问题的，这表明他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同洋务派和维新派相比，有了质的不同。但是，他试图将解决中国现实的矛盾，即进行民主革命，同解决预见到的、民主革命以后的社会矛盾，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混淆社会发展阶段和与其相应的革命任务的。这种认识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它带来很大的消极作用。

1906年，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提出四大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也就是将民生主义具体化为平均地权；其办法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这里的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主要着眼点是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的土地问题，也就是土地社会化；对于中国最现实的封建土地问题未能看到。

1924年，孙中山在上述《宣言》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民生主义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两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后者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而前者则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就是说，土地社会化的思想更明确了。此外，“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11]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耕者有其田。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对土地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土地社会化是解决资本主义土地问题的办法，它可以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例如，美国的亨利·乔治就主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因为这样就能消灭因土地私有权而产生的绝对地租，降低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人货币工资，对资产阶级有利；也可以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骤，例如，俄国革命时，实行土地社会化，这会引起资产阶级的畏惧。但是，耕者有其田，则是解决封建主义土地问题的措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为资产阶级所拥护。这是土地政策中的矛盾。这一点，再加上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以及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唤起民众，确实是资产阶级害怕的。因此，国民革命发展到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长江中下游，资产阶级的态度就发生急剧变化。在此条件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就反过来同革命的对象互相勾结，国民革命终于失败。对此，王亚南有一段分析是很精辟的。他说：“平均地权，打破封建土地秩序，虽然是真正民族资本家所赞同的，但节制资本的提出，又似乎在把一切资产者层作为改造的对象；而唤起民众，团结工农群众的号召，更像很容易激起资产者阶级的疑惧与反感，结局，国民革命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聪明而又在都市处在极有利地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就把握时机，扭转乾坤，结局，原来是革命对象的买办阶级，以及与他们同样立在被清算地位的封建势力，倒转过来，变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支持者了。同是国民革命运动，前半截是唤起民众，来反抗封建的帝国主义势力，后半截就愈来愈是结合后者来压制前者了。在这种变化中，以前主导革命的人物，就不少变成了买办，而大多数则变为‘新兴’地主。土地革命的主体与对象，就更加弄得糊涂了。”^[12]

孙中山对新三民主义的实施所进行的设计，也存在矛盾。总的说来：离开民生主义，离开反封建主义、进行土地改革这一根本，孤立地实施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样，封建地主势力依旧，农民无法抬头，所谓民权主义就是一句空话；而这种所谓民权主义，又反过来成为保护封建地主的工具；民族主义不论对内对外，都大打折扣。这一点，我们可以根据孙中山与《宣言》同时提出来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加以说明。《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后来根据国民党政府的说法，这三个时期的划分是：各省开始时间不一，但到所谓北伐胜利即1928年为军政时期结束；1928—1947年是训政时期，1947年起是宪政时期）；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的是：在训政时期，政府派经训练合格之员到各省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包括训练国民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以及进行全县土地测量；由地主自报私有土地之价，政府照价征税，并可随时照价购买；自报地价后，涨价部分为全县人民共享；关于耕者如何才能有其田，没有说及。由于民权主义不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是政府官员将国民加以训练的结果，这样，封建地主、官僚买办势力依旧，绝大多数国民怎样能真正行使四权？即使行使，还不是形式主义一番，政权性质依旧？在这样的政权下，难道可以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我们举些例子来说明。前面提到北伐誓师时，国民党曾对农民许愿要实行“二五减租”的政策。所谓“二五减租”就是在实行耕者有其田之前，先将现行的地租降低25%；它假定一般地租率为正产品的50%，减去25%，即为正产品的37．5%。这是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执行的。但是，事实上遇到很多障碍。1939年薛暮桥写道：“跟着国民革命的胜利，二五减租在粤、桂、湘、鄂、苏、浙各省次第公布施行。可是不久国共分裂，减租运动除浙江与广西二省外都无形消灭。”^[13]但在国共分裂后，就在浙江省，有些地方也公然对抗国民党制定的有利于佃农的政策，叫嚣凡实行二五减租者以共产党论处。还有一个惨案，是对二五减租政策的绝大讽刺：1948年2月2日（此时是宪政时期），湖南益阳箴言乡佃农领袖邓梅魁被惨杀。邓梅魁是农民，因为号召当地佃农起来实行政府的减租法令，遭受当地土豪劣绅忌恨，是日拂晓，邓梅魁尚未起床，突有六个身穿短衣、手持武器的人闯入睡房，将邓梅魁捆绑，拖至离屋十余丈的高坑边，邓梅魁被连击三枪死亡。该乡佃农睹此惨剧，纷纷将二五减租谷子，如数还给地主，以保性命。报纸披露后，主张“限租护佃”的湖南省地政局局长萧训发表沉痛的感言：我民国三年入党，看了三民主义好才加入，我总希望能够实行一点主义才好。我提出限租护佃办法，并没有把握实行，但我觉得喊出这个要求也是好的。^[14]这确实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悲鸣。值得可怜的是他不知道原因何在。减租政策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行不通；但在同一时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却如火如荼，成为农民进行民主革命，即解放战争的重大动力。

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把土地政策孤立起来，不看成是实施民权主义的基础，是有很大的缺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