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的政治经济分析

一、中国参与FTA的政治经济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迅速发展给中国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带来了外部压力。为了避免被排除在现有的区域贸易安排之外，遭受贸易转移的损失，中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安排的根本动因。事实上，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安排是中国拓展对外经济贸易合作新渠道，为自身发展谋求更多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战略举措。

(一)自由贸易安排与中国的国际和地区新战略

一个国家(或独立的经济体)在双边、区域或多边层次上加入自由贸易安排不仅仅出于经济目的，还有深刻的政治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他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全方位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国际和地区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重返国际社会，也意味着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的不同划分国际阵营，而是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从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双重角度审视和理解国际社会，处理国家关系。与此同时，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也促使中国制定新的国际和地区战略，为自身的发展谋求更加有利的安全、政治和经济条件。

中国国际和地区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首先源于对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认识。一个国家的世界定位往往以其综合国力为基础，与其所追求的国际目标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也有直接的关系。历经20多年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果积累，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巨大提升。从某些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世界大国的基本条件，例如战略资源占世界的比重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等，但是仍然缺乏足够的国外利益和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性特权，因此国际战略研究领域的专家们普遍将当今中国定位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亚太大国^[6]。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区域性为基点，兼具世界性的特征。这一定位具有客观性和前瞻性，为中国制定新世纪国际和地区战略奠定了国内认识基础。

中国国际和地区战略指导思想的变革还基于对国家主权利益认识的深化。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迅猛发展，超国家组织在许多领域涉及国家主权范围，许多原本完全一国独有的权力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有的权力。但是，让渡这些权力并不意味着当事国失去了这些权力，这里的主权让渡主要是管理权的让渡，以对等为原则。对于当事国来说，在出让部分权力的同时，实际上也得到可享有其他国家出让权力的报酬。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触和磨合日益增多，中国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主权相互让渡的问题时有出现。因此，中国应该以辨证的眼光重新认识主权的界定及其范畴，并将其作为制定国际和地区新战略的重要参考。

上述新观念构成了中国国际和地区战略理念变革的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些思想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在世纪交替之际制定了新的国际和地区新战略，并在具体的外交、外贸政策中积极加以落实。

中国的国家和地区新战略是以“安全—经济—政治”为轴心制定的，简言之，就是以拓展国家利益、发挥地区大国责任为目标，以双边、区域和多边的经济合作为主要途径，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国际合作。因此，参与自由贸易安排与中国国际和地区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FTA是中国实施国际和地区新战略的重要途径

在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可以采取挑战霸权势力、“搭便车”、消极参与和积极参与等不同的策略模式。就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中国采取挑战的姿态和“搭便车”战略都是不可行的。如果中国选择消极参与的方式，同样会在国家战略利益的争夺中处于劣势。这首先是因为，现有国际游戏规则主要反映了西方主导国家的利益需求，其本身就存在种种局限和缺陷，对中国这样新崛起大国的利益存在严重制约。其次，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大多是既得利益者，不会让中国自动享有机制权益，必然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利益安排之外。再次，冷战结束后，重新进行国际制度安排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可能，选择消极参与的战略无疑会错失良机。

因此，中国只能采取积极参与的战略，一方面充分认识到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增长，承担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实力的局限，避免国际孤立和被包围局面的出现，以建设性的心态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力争“有所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更多的经济体建立自由贸易安排是中国积极拓展地区影响，为自身发展谋求更广阔战略空间的重要途径。

2.FTA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全方位合作关系的重要载体

目前在世界各地兴起的自由贸易协定不仅仅涉及贸易投资问题，还涵盖了知识产权、环境标准、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更为广泛的内容，从而有助于协议各方建立更加全面的经济合作关系。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经济上的结盟，自由贸易安排还有利于增强各缔约方在政治上的共识。因此，以自由贸易协定为载体，中国可以和更多的经济体建立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并以谋求共同利益为前提，努力创建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

3.FTA有利于中国在妥善处理与日、美关系基础上拓展战略空间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而言，中国制定其国际和地区新战略的过程实际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其他世界和地区大国也是博弈的主要参与方。换言之，中国在制定各个阶段的国际和地区战略时，都会将几个主要大国的政策取向作为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外部因素加以考虑。其中，美国和日本是最具代表性的。

长期以来，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了遏制政策，只不过遏制的程度和方式不时有所变化。基于这个原因，如果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范围仅限于区域和次区域层次，必然会受到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制约。而自由贸易安排则为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合作和地区事务提供了新的渠道。通过参与自由贸易安排，中国不仅可以避免和美国、日本产生正面矛盾，也可以绕开多成员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的许多敏感问题，更加积极、主动地实施既定的地区战略。同时，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少地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等因素的限制。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凭借其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引力，灵活选择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国，包括一些与美国、日本同属一个阵营的发达国家。这无疑有利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美国和日本的遏制政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为自己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FTA与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

从国际和地区战略的视角为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提供了一个注解之后，我们需要把视线集中到中国的贸易战略上来。贸易战略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对外贸易方面的内容，是根据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针对国际贸易发展的目标及其实现手段所作的战略性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安排与中国整体贸易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必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随着2001年正式加入WTO，中国按照“入世”承诺大幅度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出口鼓励政策将受到严重削弱和阻碍，政府运用贸易政策干预经济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贸易奖励政策趋于中性化。因此，中国原有的建立在对外开放基础上的贸易发展战略，无论是在政策实施还是在利益实现上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外部制度约束和限制，从而给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带来了新的、难以回避的调整压力。

“入世”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政府在制定贸易战略时，需要更加充分地考虑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对外贸易的整体开放度。但是，开放型的贸易体制并非是指不存在任何贸易保护的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政府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一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另一方面，加入WTO并非意味着中国已经完成了从出口促进向贸易自由化战略的转变过程。由于比较优势、贸易与投资环境、产业成熟程度、需求增长潜力等的不同，中国现行的贸易政策与WTO倡导的自由贸易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考虑到以上因素，在WTO规则有限的空间下实行开放型、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成为中国“入世”后贸易战略调整的理性选择。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是以国际比较优势为依据，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以低保护为辅助，全面对外开放的贸易战略。它的核心在于低保护和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强调政府对结构转变的积极干预，强调总体的贸易奖励制度中性化。低保护政策指运用关税、保障、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政府采购等措施，对国内少数产业实行动态的以扩张出口为目标的保护。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指运用低估汇率、出口退税和补贴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7]。因此，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关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兼顾进口替代和出口促进两个刺激体系，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从贸易战略倾向上讲，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属于开放型贸易战略，实行自由性的贸易政策，与属于保护性贸易政策的进口替代型和混合型贸易战略有很大不同。从贸易战略实质上讲，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与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相同，追求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力图通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促进本国的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从对待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态度上讲，进口替代型和混合型贸易战略依赖国内市场而忽视国际市场，出口导向型强调国际市场而对国内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而开放型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则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采取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态度。

综上所述，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在世界经济的广阔背景下发掘并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已成为中国“入世”后对外经济贸易战略调整的核心内容。按照这一指导思想，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积极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贸交流和资源开发合作，无疑是中国实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调整的重要举措。

第一，FTA能够为中国营造更为有利、稳定和有预见性的对外贸易环境。中国将从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国获得更有利的市场准入，而这些国家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为中国极具竞争力的出口产品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此外，随着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的不断加快，自由贸易协定将成为吸引本土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渠道。中国可以将参与自由贸易安排与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结合起来，不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或者将优势产品投资到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的国内进行生产，绕开贸易壁垒，达到扩大市场占有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

第二，FTA能够保证持续稳定的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给，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国自然资源的安全目标。这一动机在中国与澳大利亚、东盟以及海湾国家之间谈判的关于原油、铁矿石及其他重要初级产品的双边协定中尤为明显。一旦国际商品价格上升，这些协议能将供应短缺的风险降至最低。

第三，FTA是中国政府推动贸易自由化、放松国内管制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不可或缺的手段。相比于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国在参与自由贸易安排过程中的政策灵活性和主动性更强，有助于易受冲击的相关产业部门进行结构调整，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从而为多边框架下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市场开放奠定了基础。从长期看，这无疑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增强各个产业部门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第四，FTA有助于中国消除“入世”议定书中歧视性条款所遗留的不良影响。长期以来，议定书中的某些条款，特别是倾销裁定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和中国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为此，中国政府始终在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使更多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这方面，FTA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中国与伙伴国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前提就是对方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