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旦与春节的一种关系的表述

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对元旦与春节的一种关系的表述

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对元旦与春节的一种关系的表述⁽¹⁾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摘　要】中国从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就引出在一个日历年里有两个新年庆典的问题。新的公历元旦与废弃的夏历元旦(春节)一直处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本土、官方与民间的文化纠葛之中。在学术表述中，元旦和春节总是被看作分开的，甚至对立、冲突的两个节日。从过渡礼仪的理论来看，从人们的生活经验来看，不管多少仪式，“过年”应该只是一个过渡礼仪。本文探讨如何把元旦与春节纳入一个关于年的过渡礼仪来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这种对于文化因素多来源的新年庆典进行再结构化的知识生产的社会意涵。

【关键词】过渡礼仪、公共文化、元旦、春节

无论是在国家的日历类别里，还是在学术文献的表述里，元旦和春节在过去90多年里一直都是两个不同的节庆，甚至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的价值表达形式。实际上，在谈到中国的时间框架、年历、节庆、公共假日等主题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把元旦与春节看作中国近代以来多种对立关系(如现代与传统，官方与民间，西方与本土，科学与迷信，理性与习惯)的两个代表。

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俗(folklore)研究，通常都把“俗”(lore)和“民”(folk)在时代定位上割裂开来。“民”是生活在当代的，“俗”却是传统时代的文化。学者们到民众的现实生活中进行调查，搜寻民俗研究的资料，总是对调查对象的日常活动中的旧文化因素比较敏感。结果，他们呈现的往往是当代人生活中的古代文化因素发挥作用的局部图景，时时造成一类当代人活在当下的空间里，却在文化上活在古代的印象。或者说，这些以社会调查资料为基础的研究著述所表述的现实生活总是片段的，没有完整感。这种学术的思想方式不能够把研究对象表述为一个现实的整体。我个人相信，民俗研究除了关注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遗留物外，还要大力提高表述普通人的现实生活的完整图景的能力。这是我在十多年前开始倡导的民俗整体研究的取向，它与把“民”和“俗”加以分割的事项研究的取向是很不相同的。以节日的观察与研究为例，事项研究的取向基于“民”与“俗”可以分割的观念，很自然地把民众生活中的节日、假日区分为传统节日与现代节日或洋节，把社会生活呈现为群体之间对立的(一些群体过现代节日，另一些群体过传统节日)、自我内部分裂的(个人挣扎在现代性的与传统性的节庆活动的两难选择之中);整体研究的取向基于“民”与“俗”一体的理念，在把“民”看作当下生活的普通人的同时，把“俗”看作现实生活的文化模式，也就是说，节日活动无论其构成要素在来源上是否有古今中外的分别，在社会阶层上是否有对古今中外的要素的偏重，都在第一层次被看作共同体的现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于这些关怀，我尝试把元旦和春节的关系置于范·哲乃普(Arnold van Gennep)的“过渡礼仪”的理论中来分析，并由此体现我所信奉的“把学术定位于不断以新的方式表述现实从而影响现实走向”的观念。“过渡礼仪”的分析模式(schéma)是法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范·哲乃普在《过渡礼仪》中发展起来的。他认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地位上都时时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特别是在两个精神世界(即平凡或世俗与神圣或宗教)之间的来去;通过将这些转变行为划为一种专门的礼仪种类，便可从中分析出一个共同的仪式进程(séquence cérémonial)，统称为“过渡礼仪”(rites de passage)，包括3个阶段：分隔礼仪(rites de séparation)、边缘礼仪(rites de marge)以及聚合礼仪(rites d'agrégation)。他证明，人类社会形形色色的仪式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类型，帮助个人和群体在心理上、文化上和社会关系上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并且其中的过渡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用今天的概念来说，过渡礼仪是一种阶段性的社会再生产的仪式活动。

在最近三四年，民间节日成为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民俗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越来越多的节日活动受到公众的注意，大量相关的出版物发表出来，接二连三的研讨会吸引着广泛的学术参与。中国民俗学会就主持过“民族国家的日历：民间节日和法定假日”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2月北京)。中国民俗学会仅在2005年另外还与5个省市的学术机构合作，在当地召开围绕特定节日的研讨会，举办地方特色的节日庆典。受张举文博士对于范·哲乃普的过渡礼仪的研究的启发，把节日纳入范·哲乃普的理论范畴。我在借助“过渡礼仪”的概念以及“过程分析”的视角来审视元旦与春节的社会史的时候，认识到它们在今日的中国是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阶段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尽管元旦和春节在发生学上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新年，并且在文化要素分析上分属现代与传统的不同范畴，但是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它们实际上已经演变成同一个新年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

1　一个日历年，两个新年庆典

同一个民族在一年里出现两个新年的奇特事情，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的现代遭遇的一个缩影。在辛亥革命创立中华民国之初，政府为了标榜自己的现代性，放弃作为王朝遗产的“夏历”的官方地位，改用号称“公历”的西历(格里高利历)，以西历的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第一个新年。1914年1月，政府又颁布法令确定旧历的新年为“春节”，并说，在这一天，“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²⁾夏历的1月1日被剥夺了原有的名称“元旦”、“新年”，这些名词被转给公历的1月1日之后，它就成了“春节”。民众没有接受用夏节、秋节、冬节分别替代端午节、中秋节、冬至节的新命名，却逐渐接受了“春节”的说法，尽管他们自己更习惯称之为“(过)新年”、“(过)大年”。

在革命的氛围中，格里高利历的新年被用“元旦”之名在法律上确定下来，是要取代中国固有的新年及其过渡礼仪的，结果，在一个社会里却弄出两个新年庆典并行于一个日历年的局面，这是出乎规划中国的现代化的知识和政治精英意料之外的。与日本在起点上相似但后续故事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在清末也是采取循序渐进的“维新”思想，但是中国的民族危机促使新兴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在极度的焦虑中偏向激进思想，在接受西方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主流的思想方式，即把中国固有的社会事物和文化界定为落后的“旧”，都急迫地需要用西方的“新”事物所取代。他们倾向用“破旧立新”的策略实施社会再造。不难理解，他们是把新的日历以及附着在其中的新年作为标志性的历史进步来订立与推行的。

中国传统的节日体系所依据的历法是“夏历”，是一种兼顾月亮和太阳的变化周期的日历(阴阳合历)。阴历依据月亮的弦、望、晦、朔确定月的周期⁽³⁾，阳历依据从地表观测到的太阳作用的变化确定年的周期(汉代完备起来的二十四节气就是一个科学的阳历年的周期)。例如，春节(初一是新月初生)、中秋节(十五是月满)等与月象联系在一起，清明节、夏至、冬至等与太阳在回归线上的位置联系在一起。综合太阳和月亮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确定节日的时间，能够更鲜明地体现人与天(自然)的关系。在夏历中的新年虽然不一定在立春日，却是参照立春日和靠近的新月出现的日子而确定的，所以它既代表季节中春的开始，同时也是月亮重新生长的开始，也就是太阳和月亮在一年中同时可以用来象征“新生”(万象更新)的日子。“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夏历中的节日及其习俗是几千年文化积累的结果，民众习惯用它们来表现自己心中的价值，走过有意义的人生历程。这种价值与文化形式的契合是很难被改变的。

现代国家一经诞生，就自信自己在开创历史，就把自己要纪念的重要日子作为全民的假日。1912年9月24日北京临时政府所拟“国庆日和纪念日案”被参议院通过：以10月10日为国庆日，1月1日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纪念日，2月12日为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到1929年，这种纪念日已经增加到28个。政府部门和国有部门按照公历建立了一个新的节日体系，并在这些日子举行自己的新式仪式：政府发布文告，组织学生集会游行，在元旦、国庆等重大纪念日放假。而民众，尤其是城市私营部门的劳动者和农民，仍然按照夏历过自己的年和节。自然，那些过官方节日的人回到家里也还要参加传统的节庆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前政权的很多东西进行革命，但是继承了它的历法和节假日体系，改动主要是把国民党的纪念日换成了共产党的纪念日。国家的纪念日有元旦、植树节、妇女节、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儿童节、党的生日、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外加一个传统的春节。其中，全民假日安排在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节。这项时间制度由政务院在1949年12月23日颁布，从1950年元旦开始执行⁽⁴⁾。虽然在实际放假的行政安排上有反复，但是在制度上，这项政务院令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被正式废止。元旦和春节都过，大致可以说是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95年历史贯串始终的新年制度设计。

2　两个庆典的事实，一元价值的政治

从最初的法令开始，中国的公共节日的时间制度所依托的文化框架就是二元的。公历(西历)之中附传统的夏历(农历)，是中国通行的日历的常态。但是，这种常态却是在反复的社会运动的冲击下保持的。现代的政党在意识形态挂帅的时候，比较容易从负面看待传统，产生清除传统的政治冲动。一个日历年内发生两个新年庆典，老百姓对元旦总是不如政府所期望的那样重视，反而对春节情有独钟。政府中的政党精英在认为他们所倡导的价值与老百姓的春节习俗所体现的价值水火不容的时候，他们就决心推动改造节日习俗乃至取消春节的思想斗争和社会运动，落到老百姓头上就是“移风易俗”，以期达到一种价值纯洁、文化单纯的社会秩序。

民国初年，在文化上比较保守的北洋政府造成了一年过成两个新年的节假日格局，这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推动现代化而建立了自己的纪念日系列的国民党政治精英不能容忍的⁽⁵⁾。它下了很大决心要用官方时间框架整合民间节日。1928年5月7日内政部呈国民政府，要求“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的社会工程，原因是“考社会日常状况，十余年来，依然沿用旧历，罔知改正，……一般民众之赛会、休沐，益复寻朔计望，蒙昧如故，于一国行政制度之下，百度维新之际，而政令与社会现状，如此悬殊，若不根本改革，早正新元，非惟贻笑列邦，抵牾国体，核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于是，“拟办法八条，冀从根本上谋彻底之改造。”其中，第二条办法是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第三条办法是严令京内外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第四条办法是通令各省区市妥定章则，公告民众，将一切旧历年节之娱乐、赛会等一律加以指导改良，按照新历日期举行，例如将旧历年节元旦日应有之一切热闹娱乐举动移至国历新年元月内举行。但是，这些政策最终都不了了之。其中原因，固然在于以月相为参照的节日及其习俗难以挪移到以太阳为参照的日历中，但最关键的是，民国政府还没有足够的社会动员的能力来根除节日民俗。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年初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⁶⁾。此后，在中华民国的统治范围，元旦庆典和春节庆典就一直并存下来。

人民政府在解放区时期就沿袭成例把春节纳入正式的假日制度，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政府的态度经历了两次180度的大转变。与其他由政府设计的假日的仪式活动不同，春节习俗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与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先天的紧张关系。从历年的《人民日报》来看，春节期间的祭拜活动(迷信)、燃放鞭炮(火灾和人身伤害)、大吃大喝(浪费)一直在受质疑和批判，反其道而行的活动则受到鼓励和推广。党和政府多年努力发挥共青团、学校、职工单位和居委会、农村社队介入群众生活的能力，开展各种体现新的时代价值的活动，试图把假日体系中的这个异己净化、改造过来⁽⁷⁾。可是，效果并不如意，老百姓还是要遵从传统习俗。

春节的公共假期实际上几乎是“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唯一制度平台，在积极分子看来，春节的公假等于是在为“四旧”的继续流布提供条件。文化大革命兴起不久，国务院在1967年1月30日发出通知，说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根据群众要求，春节不再放假。《人民日报》在这天说，“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国务院发出今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第二天，全国的报纸发出一片响应之声。以后十来年的每年此时，报纸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要求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也就是春节不休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⁸⁾。这是春节遭遇第二次现代意识形态的清洗。这一次，政府有能力造就一个总体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国家，它清除春节习俗的政策就有效得多。由于时间被组织统一安排，民众(不管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在春节期间不是过节而是参加集会、劳动，最多只是私下里以简略的形式举行他们认为不能不有的节庆仪式，甚至基本的仪式用品已经难以在市场上买到。从实际的公共假日来说，中国的新年庆典在这个时期就只有元旦了;但是在节庆活动上看，老百姓还是在过年，即使是再简略的形式，也是过年。

从1977年开始，春节的政治地位再一次发生转向。《人民日报》报道的是《关心群众生活做好春节供应》(2月14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春节联欢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人士喜迎新春(2月19日)。它在次年的主题则是《全国人民大团结，欢欢喜喜过春节》(1978年2月8日)。到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分别以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政府恢复春节休假制度的态度。几天之后，部分省区宣布恢复春节放假，次年全国恢复放假3天的制度。在元旦贺词之外，国家主席李先念发表《春节祝词》(1984年2月3日)，都显示从国家法定假日制度和政府态度来说，国家又回归到双重承认元旦和春节都是过年的仪式时间。用元旦替代春节的努力至此就算是又放弃了。中国社会又重新进入一个以元旦和春节并行过年的时期。

3　两个新年庆典，一个过渡礼仪

我们看到，元旦与春节本来被设计为替换关系，而两个一直针锋相对的政党先后都以最大的努力落实过这个设计。结果都同样回归到元旦和春节并行于世的格局。这种格局又已经运行了四分之一世纪，元旦和春节之间的替换预期已经渐渐地演变为互相依存的关系，并具有支持被认为是一个过渡礼仪的现实基础。

我和5个研究生⁽⁹⁾在上一个年节的观察和调查所看到的现状是，中国人的年意识和过年的仪式活动分布在从“‘圣诞节—元旦’——‘小年－大年(除夕、初一、破五)——元宵’”的时间过程。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从元旦前后进入“过年”的状态，在春节假期进入过年的高峰，到元宵之后，“年”才算过完，进入平常状态。“过年”这一时间过程也就由3个阶段组成：圣诞和元旦组成的阳历新年提醒人们旧的一年濒临结束，拉开年终总结阶段的序幕;小年标志着仪式状态准备阶段的正式开始，除夕到初五是仪式状态中的阶段;之后到元宵节是新年新的工作生活的准备阶段，元宵节的结束意味着新阶段的正式开始。只有这么长的阶段才能使整个仪式活动平稳充分进行，由旧的一年驰入新的一年，充分实现其过渡功能。

从个人来说，一些人从圣诞节开始仪式活动，比较多的人从元旦开始，绝大多数人都重视除夕到初五的这个时段，安排了比较密集的仪式活动;一些人在初五前后结束过年的活动，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元宵之后过年才结束。概括地说，与城市生活更密切的、偏年轻的人过年的开始时间更可能靠前，也就是更可能从圣诞节开始;与农村生活联系更密切、偏年长的人过年的结束时间更可能靠后，也就是更可能到元宵之后结束。过年活动表现出的年龄组的这一差异性与中国社会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相关，中老年人习惯于元宵之后过完年，年轻人接受了从圣诞－元旦到春节的过年方式。而年轻的一代正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化传入时成长起来的一代。

由于圣诞和元旦的时间距离太近，人们往往将圣诞和元旦并在一起庆祝，节日的仪式心情和氛围将二者紧紧捆绑在一起，圣诞和元旦尾字同音也加强了二者的同庆效果，二者共同构成了阳历新年。阳历新年的种种仪式活动往往在二者之间(包括两端)举行。阳历年是阴历年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愿意把阳历年称为小年)，阳历年拉开“过年”这一过渡礼仪的序幕，圣诞是元旦的准备，圣诞拉开了阳历年的序幕，二者是同构的，体现了过年大结构套小结构的多结构⁽¹⁰⁾。

中国社会在圣诞节就进入过年的状态了。圣诞节凭借时间靠前的优势先行一步，人们先过为快(现代工作生活状态下的人们比以往更渴望节日)。城市中的商号(商店、宾馆)装饰圣诞树已经很普遍。圣诞夜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出现交通拥堵已经成为规律。许多人邮寄贺年卡是按照圣诞节的时间安排的。城市里圣诞节的文化符号在整个城市弥漫，绝大部分城市人自觉不自觉的浸入其中。农村进入过年状态的时间一般从腊月开始，在许多人不了解圣诞节的情况下客观上几乎同城市人一起进入过年状态。

元旦是国家法定的新年庆贺日，在非农部门工作或打工的人都应该休假。正因为圣诞和元旦相隔之近、圣诞没有假期而元旦有假期、元旦的普及面宽于圣诞，元旦是圣诞节日气氛的延续，是阳历年的高潮。来不及在圣诞节表达祝贺之意的，一般会赶上元旦这趟车。政府照例要发表新年贺词，举办招待宴会;各个单位都有元旦聚餐、发放年终奖、表彰年度杰出人物的习惯;青年人比较多的单位会举办新年舞会。有不方便在春节期间给朋友和亲戚拜年的人通常会邮寄贺年卡给他们。所有这些都会集中反映在媒体之中，在全国形成节日气氛。不管你是否直接参与其中的活动，你都会以某种程度感受过年的意识。元旦并不仅是政府的仪式活动日。城市人口都多方面地参与一些有关的活动。即使是在这个时间仍然居住在农村的大量人口最起码也通过元旦晚会的电视直播而在意识上被卷入其中。许多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一般情况下会以吃好饭、休息的方式来庆贺元旦。离家不远的学生一般会在元旦回家与家人团聚，北方家庭一般会包饺子。元旦体现了新年的过渡仪式特征，以中学为例，许多初中和高中，在元旦的前夕会以班级为单位举行联欢，第二天放假休息，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学校里学生关系、师生关系的过渡仪式。⁽¹¹⁾

一些人从小年开始而另一些人从除夕开始的春节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所参与的。民众要过春节：用吉祥符号装饰居室内外，在除夕团聚，拜年，很多人家都会拜天祭祖。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春节活动，例如四川泸县的舞龙、陕西黄陵的腰鼓和抬鼓、江苏南通的哨口风筝活动等。各级政府也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过春节的惯例，如宴请各国使节和各行业代表的招待会，老干部和军人家属慰问活动，春节晚会，春节团拜会。政府工作人员个人当然会以个人的身份按照一定的传统习俗过年。

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还能够像以往那样在国家层次上(暂且不讨论少数民族)把中国的新年活动认知为两个分立的庆典吗?从理论上说，在国家共同体的层次，只可能有一个新年过渡礼仪。从个人心理上说，人通常不会在一年里具有过两个年的体验。那么，我们是应该在元旦和春节之间选择一个作为中国的新年过渡礼仪呢，还是把两者并置在一起作为中国的新年过渡礼仪呢?

元旦的时间及其庆祝活动现在肯定是不足以被视为中国的新年过渡礼仪的。首先，我们看到，中国曾经有两个政府竭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后都失败了，这是史实上的证明⁽¹²⁾。其次，元旦是公历中的一个节假日，在中国尚缺乏深厚的文化土壤。元旦是休息日，只有一天，而春节尽管也只有正月初一这一天，但是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下，春节实质上从腊月廿三就开始拉开帷幕一直持续到元宵，春节作为过年的高潮和浓缩，是过年的代称。只将新年的第一天从阴历挪到阳历，而没有相应仪式活动的变迁，元旦的失败是必然的。再次，元旦是单薄的，春节是整体的。元旦是官方的，自上而下的。春节是全国上下的节日，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社会、道德等全面的过渡礼仪。还有，阳历新年之所以在春节面前内容苍白，是因为它不能完成“过年”的功能。圣诞和元旦前后，人们仍生活在旧的工作和生活框架内，尤其面临年终总结和考评的压力，只有在春节过后甚至到元宵节后人们才正式步入新的工作生活，过渡礼仪才得以完整地实现。

那么，应该算是春节了吗?我们也看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很多贺年活动是发生在元旦前后的。阳历已经在人们工作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人们的意识里占据重要的位置。元旦作为阳历的新年伊始，生活在阳历中的人们庆贺一下才能在心理上顺畅。过年这一过渡礼仪被阶段化，春节的时长被缩短了，许多人在春节前一两天才能够返乡，初六前后就离家了，大部分机关单位企业在初八前后就开始运作，春节需要元旦来补足过年的气氛和感觉。

没有元旦的话，中国便缺少和工作、学习在一起的等业缘团体(包括同事、上下级、同学等)共贺新年的时间和机会，就不能方便的与世界各国在新年的问题上进行沟通和协商;没有春节的话，中国便会在失去传统文化中迷失自我，不能够顺利地完成时间、人生的过渡礼仪，工作生活不能舒心地开展。如果将春节移到元旦度过，势必会导致生产生活混乱的发生，况且历史上国家尝试的结果就是证明。元旦的存在有助于中华民族顺利地完成过渡礼仪，春节的传承使人们在过元旦时能够从容，支撑着人们度过一年尤其年终的艰难时光。

如果抛开“元旦”和“春节”(旧元旦)在范畴上是两个不同的“年”的含义给我们造成的刻板观念，我们借助范·哲乃普把过渡礼仪看作不同阶段组成的过程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认知到中国的新年过渡礼仪是同时包括元旦和春节的。过年是整体性的辞旧迎新，包括经济、社会、政治、道德、心理、宗教、艺术等生产生活的诸方面。过年是一种人生和时间层面的过渡礼仪，体现了结构－反结构－结构。从个人的层面看，年前人们正常工作，过年时人们放下工作，进行休息、娱乐、访亲拜友等活动，过年后人们重新投入正常的工作生活，以这样的方式人们顺利地度过生命的一年又一年。一般而言节假日的功能就在于此，但“过年”最为明显突出。作为年的过渡礼仪一年只有一次，因为年的全面性、多层次性，这一仪式不可能在一天或几天内完成，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主体过渡的时间不同给人造成多个年的表象，实质上是年多阶段的表现。

中国传统的过年时间体验一直就是一个多阶段、多节日的过程。正式的仪式活动通常是从腊月廿三或廿四的送灶神回到天宫开始的，这个阶段被称为“小年”。从小年到除夕的辞旧，再从初一到元宵(正月十五)的迎新贺岁，是过年的主要阶段。各地都有民谣历数主要的活动步骤。例如，河南开封年谣说：“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杀只鸭;二十九，去灌酒;三十儿，贴门旗儿;初一，撅着屁股乱作揖!”又如广东海丰的歌谣说：“初一人拜神，初二人拜人。初三穷鬼日，初四人等神。初五神落天，初六正是年。初七七不出，初八八不归。初九九头空，初十人迎行。十一嚷挤追，十二搭灯棚。十三人开灯，十四灯火明。十五人行街，十六人击犁。”十五成为过年结束的标志，是因为在这一天原来有送走祖先的习俗，其意思是团圆的年过完了，祖先可以离家了。实际上，一进腊月人们就开始准备过年，陆陆续续购置过年的用品，北方腊八日制成的腊八蒜供春节饺子食用，冬至日就开始吃饺子(为防耳冻);民间信仰方面更早，农历十月十五晚上开始给神灵点灯烧香直到正月十五，称“灯三月”⁽¹³⁾。过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和节日是不断变化和丰富的。

现在，人们沿袭着过年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的意识，但是对于不同阶段的重要性的认识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数十年反迷信、反封建的后果，多数城市居民和一些农村居民没有在小年送灶神、在十五送祖先的习俗了。在总体上，过年的起始和结束的日子都是很有弹性的，人们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别，表现在过年的活动上就更有选择性。另一方面，元旦在政府数十年的推动下拉动民众参与其中，即使是不积极利用这个日子进行仪式活动的人也多少会受到它作为假日制度和年历周期纪念日的影响。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传统的过年阶段的起点变得灵活了，元旦作为过年仪式活动时间的观念得到很大的强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元旦已经是普通中国人新年过渡礼仪的一个内在的阶段，而不能继续被看作中国人过年之外的一个官方纪念日。

现代社会工作劳作节奏比传统社会更快，需要更多的节日才能与之相协调，疲惫的人们渴望假日。农村社会(或非城市社会)生产节奏相对较慢，传统节日就能满足其需求。传统上，端午、七夕、中秋节都是不休息的，只在过年的时候进行统一的休养。人们在现代社会更需要节日，增加一个节日是容易的，轻易取消一个节日是困难的。传统上，春节从腊月廿三算起直到正月十五的话，历时近一个月;现在，尽管许多单位春节前两三天就进入值班安排的状态了，到正月初八也就十天左右的时间。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辛苦剧烈的劳作要求进行彻底的休息，周末的休息、节假日频繁都体现了这种要求。将春节假期的时间延长，人们更觉得无味，但短暂的春节显然不能满足人们过年感，将元旦纳入过年的时间框架，也才能符合人们生活的现实。

相对于城市人圣诞和元旦的狂热、春节的索然无味感，农村人元旦意义缺失、春节仍占统治地位，元旦和春节合并的需要在跨越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人身上最为突出。流动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重很大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平均每个农村家庭至少有一个人生活在异乡，求学或打工。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们真正是元旦和春节的二元统一的载体，充分体现了元旦和春节的文化功能。在城市顺从城市工作生活节奏，过元旦，完成在城市生活圈必需的仪式活动;回到农村入乡随俗，过春节实现过年在家乡生活范围的意义。尽管现代通讯工具使过年的这种时空分割有所融合，例如元旦往家乡打电话，春节给同事同学发短信。从这个意义上说，元旦和春节在结构上是相反互补的，元旦时和同学同事一起庆贺，通过现代通讯手段和异地的家人联系，春节时和家人一起度过，通过邮件、短信的方式向因业缘而形成的朋友、长辈祝贺。

在总体上说，把元旦和春节合并起来才能够适应当前中国社会对于过年的仪式活动的需要。在传统的春节，人们的时间安排是在不同的日子与不同亲疏的关系交往，如初一拜本家，初二拜丈人，初三拜姑父，如此等等。可是，当代频繁而快速的人口流动，家庭近亲的异地居住，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网络的广泛分布(跨地区、跨阶层)，都使春节的礼仪活动不足以覆盖所有重要的社会关系。调动其他的仪式活动时间就成为必然。圣诞节和元旦被越来越多的人利用来祝贺新年，就与整个社会对公共的礼仪交往时间的新需求密切相关。从家庭内部的吃年饭、至亲好友的拜年、邻里的秧歌或龙灯，到圣诞卡、元旦贺卡和同学、同事之间的联欢，共同构成了有效编织全部社会关系的完整年节礼仪活动。在今天看来，多亏是从元旦(从圣诞节开始)到春节(延续到元宵节)的多阶段的过程和大结构套小结构的形式，十多亿的中国人才有足够的机会交叉地发生对应关系，相互祝福迎新。否则，该履行仪式的关系没有履行，个人在心理上、社会在结构上就难以顺利地进入下一个周期。这是新年“过渡礼仪”的社会意涵，礼仪到位，人在时空和心理上的过渡才能到位，我们的社会与文化才能在这样一个高度分化和多样化的时代得以稳定地再生产。元旦和春节所代表的一系列新年庆典的仪式空间已经作为同一个过年的过渡礼仪，成为整个共同体的公共文化。

过年，尽管也是物质性的，但更是文化性的活动，因此不是时候过了就在心理上过去的。对于今日中国社会来说，元旦和春节是新年过渡礼仪的不同阶段，大多数人通常是参与了元旦的仪式活动，再过完春节的仪式活动，才算是过了年。元旦作为阳历年在心理层面被接受，春节作为阴历年被庆贺，阳历使用程度高的部门对元旦就比较重视，阴历使用程度高的部门春节的度过就更加传统。讲究和谐的中国人不会将二者对立起来的，比元旦历史更悠久、内涵更丰富的春节在年的过渡仪式上占据核心地位，元旦是该过渡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很直观的事实，我们都是这样经历的。但是，把元旦和春节合并看待的思想方式对于我们尝试以新的眼光反思近代以来我们的生活历程，前瞻今后的公共文化建设，可能是更有意义的。

尽管我们看到元旦和春节被社会发展密切地关联在了一起，但是对于这种关联的知识生产作为社会认知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元旦以及代表它的新国家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与春节以及代表它的民众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双方的关系在近百年里从原初的替代转变为今天的互补，从各自独立的两个节庆转化为一个过渡礼仪的完整结构的两个部分。节日文化演变的这种再结构化需要我们在建构对它们的有效表述的时候采用新的分类范畴。当我们这样把“二”再结构化为“一”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平静地看待我们身处其中的那种发展中国家的多元文化现实，有时候甚至可以超越一些争论了百年仍然无解的问题。从文化资源(要素)的来源而言，我们生活在一种复合文化之中。学者们依照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科学与迷信的对立范畴就生活中的文化成分的来源或属性的许多争论，其实从日常生活的整体研究取向来看都是可以商榷的。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田野作业，把文化与实践、与行动者联系起来分析，文化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出身并不总是问题之所在，因为问题有时候出在观看与思想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　张举文.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民间文化论坛，2006(3)：27

3　Arnold van Gennep，The Rites of Passage，trans．by Monika B．Vizedomand Gabrielle L．Caffe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10－12

4　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235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424－426

6　伍野春，阮荣.民国时期的移风易俗.民俗研究，2000(2)

7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32－33

【注释】

(1)本文的基本想法曾经在北京民俗博物馆于2006年1月举办的“第二届东岳论坛”上陈述过，本文的初稿曾经以Two New Year Celebrations as One Rite of Passage in China的题目在Conference on Chinese Daily Ritual Practice and The Tenth Annual Conference on Holidays，Ritual，Festival，Celebration，and Public Display(June2－4，2006，Willamette University)上发表，中文稿在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召开的“春节年俗研讨会”(2006年12月)上发表，并承梁文静的帮助进行修改。本文是教育部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建设”(06JZD0006)的初期成果。作者对所有促成这一研究的机构和同仁表示感谢。

(2)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转引自伍野春，阮荣.民国时期的移风易俗.民俗研究，2000(2)：67

(3)中国人对月亮和月光的细腻感受发展为很独到的文化创造，形成中国人难以舍弃的审美和伦理价值，也限制了中国人把传统节日转移到新日历的选择。

(4)见政务院令270号(1949年12月23日)《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放假天数是春节3天，国庆节2天、劳动节1天、元旦1天。

(5)在1912年1月孙中山签发的《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中记载：“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1.18－19

(6)简涛引山东《广饶县志》说，“民国改用阳历，提倡过阳历年节，始尚举行，后督促渐懈，仍然趋重阴历，旧习惯照旧存留”。见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24

(7)如《人民日报》1947年1月27日的报道说，“过春节再不烧香敬神，济源农民都敬毛主席为活神仙，阳城市上毛主席画像人人争购”;1949年1月28日的报道说，“开展春节文娱宣教活动，阳泉市成立文娱筹委会”，“石市筹备职工春节文娱活动，决定举办职工运动会”。

(8)这种口径一直沿袭到1976年。当年的《人民日报》在1月29日还报道，“沁县城关公社城关大队发动群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破旧立新过革命化春节”。

(9)他们是王晓燕、徐豪、王玉珏、王丽娜、艺风，特此致谢!

(10)我们在十年前的一项关于圣诞节的研究发现，中国社会流行的圣诞节是被重构后进入中国节日框架的一个节日，远非原生意义上的圣诞节。除了教徒的团体之外，中国社会流行的圣诞节主要是朋友交往的一个节日，是对过年的春节习俗的交际局限的补充，也是对元旦之类的官方节日的现世功能的补充。——高丙中.圣诞节与中国的节日框架．民俗研究，1997(2)：28

(11)从历史上看，政府提出用元旦取代春节作为举行新年仪式的时间，在民众仍然以春节为过年时间的情况下，强硬排斥春节，完全不参与春节活动，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也只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有两个新年过渡礼仪，一个属于官方，一个属于民间。

(12)失败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可以列入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新历的元旦只是一个节日，而传统的过年习俗占据一个包容多日的节期，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即使愿意在新历的元旦过年，这个日子也容纳不了他们所习惯的仪式活动。

(13)见《民俗》第53期、54期合刊，1929年，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