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动态发展

二、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动态发展

（一）比较优势理论

源于古典贸易理论，被克鲁格曼称为国际贸易理论基石、国际经济学的核心和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世界贸易的产生是基于各国之间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进而造成在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上的绝对差异。但从亚当·斯密的观点出发，无法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且其中一国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中均处于不利地位时，能否从贸易中获得增长的效益问题做出很好的解释。对此，英国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与税收的原则”中，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单一的要素经济中，各国外生的技术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其生产率的差异，生产率的差异形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决定了生产模式。因此，即使一国在任何产品上都不存在绝对优势，但只要“两优择其甚，两劣权其轻”，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就能获得利益。之后，詹姆斯·穆勒（J．Mi11）、马歇尔（A1fTed MaTsha11）和埃奇沃思（F．Y．EdgewoTth）、瓦内克（Vanek）、多恩布什（DoTnbusch）、费雪（FischeT）、萨缪尔森（Samue1son）以及威尔逊（Wi1son）等人对李嘉图的理论进行了补充与完善，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条件问题和一些比较静态的分析上，对比较优势成因的解释并没有超出李嘉图所说的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

上述比较优势理论虽然在较为普遍的意义上诠释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如何引起国际贸易的原因，但却对造成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未给出解释，同时其认为各国将以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的论点，也与现实中各国大都会生产某些进口商品的替代产品，而避免完全专业化生产的现象不符。对此，以赫克歇尔、俄林、瓦内克、迪克西特（Dixit）和诺曼（NoTman）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修正与发展。

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即H‐O理论（Hecksche，1919；Oh1in，1933），将李嘉图模型中的单一要素扩展到了多要素投入，认为资本、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与劳动力一起都在生产中起重要作用并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配置，而各国生产要素的储备比例和资源禀赋不同，正是这种生产资源配置或要素禀赋上的差别才导致了各国要素的相对价格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Dixit和NoTman（1980）发展出来的一体化均衡（IntegTated Equi1ibTium）的分析方法使得H‐O理论能够很方便地分析多商品的情况，但总体而言这些理论的本质均是根据各国生产要素的拥有状况，从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别而不是生产技术的差别出发，解释了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的不同，认为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形成各国比较优势的原因，各国应倾向于专门生产并出口较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较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

可以说，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从各国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或资源禀赋差异的角度，成功地诠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该理论考虑的都是静态比较优势，忽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以及比较优势的转化和潜在优势的培育，不能将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技术进步体现于其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发生变化，因此该理论无法对当代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尤其是无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做出很好的理论解释，并且从后进国家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比较利益往往有可能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洪银兴，1997）。萨克斯（Sachs）将这一现象归结为“自然资源的诅咒”，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也给出了有力的论据。如Gy1fason与Zoega（2001）在对全球85个国家1965—1998年的经济发展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当产出比重随初始自然资源使用的增加而增长时，资本需求下降导致较低的利率和较慢的增长，丰裕的自然资源最终会挤出产业资本对技术的追求，使得产业结构难以升级。Hausmann与Igobon（2002）的研究也表明，过度依托初始静态比较优势的国家，其经济绩效往往越差，如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等这些高度依赖石油和其他初始资源的国家，其经济结构自1980年以来未能实现转型，从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理论深入探究的兴趣。很多经济学家开始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因素等新的理论视角，特别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与诠释世界经济发展及其格局变化。可以说，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是对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分析的延伸和发展，也是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研究成果，正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推动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研究不断完善和发展。

（三）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之上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研究的是长期比较优势变化的决定因素及其福利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众多学者对该方面的研究成果颇有建树，这些研究主要沿着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在国家要素丰裕度不变的条件下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化理论；二是在产品的相对要素密集度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要素丰裕度的动态化理论。

1．基于要素密集度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这方面的代表成果是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引入了导致新产品创新的经济因素，试图对产品创新常常发生于高收入国家这一现象进行说明，由此展开了对要素密集度动态变化的分析。弗农（1966）将新产品的发展大致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这三个阶段，指出在不同的阶段，熟练劳动、非熟练劳动、管理能力、物质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不同，而且在不同阶段，创新产品的消费、产出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当某种产品作为最初创新产品出现时，是一种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因此技术和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进，该产品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时，比较优势就转移到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当产品进入生命周期的标准化阶段，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时，劳动力相对富裕的国家就具有了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的比较优势。

2．基于要素丰裕度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该方面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为基于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体系的H‐O‐S理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理论）、雷布津斯基（Rybczynski）定理与芬德利—格鲁贝特定理、二阶堂（Dniki）和宇泽（Uzawa）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模型等。

根据H‐O模型，产生贸易后，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必然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不同的生产部门在不同地区的增长不一样，反过来对要素的需求进一步发生变化，促进了进一步的分工，这应该是一种自我强化过程。萨缪尔森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这不仅是一种趋势，而且是一种必然。雷布津斯基（1955）定理指出，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条件下，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产出结构会发生变化；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两种商品的均衡相对价格必然变动，就可能会使该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之间有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之后，芬德利和格鲁贝特在两要素、两产品模型中考察了在商品相对价格给定条件下，中性技术进步和要素节约技术进步对产出的促进作用，其中技术进步可以看成是相应增加的要素禀赋。日本学者二阶堂和宇泽（1965）把比较优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动态比较优势模型，重点分析了资本积累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即如果国家间储蓄倾向不同，则储蓄倾向较高的一国资本丰裕度会高，会专门从事投资品的生产。而芬德利的动态要素禀赋模型表明，长期储蓄率的提高，必定会提高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出。

之后日本的赤松要、小岛清和山泽逸平等许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扩展了上述理论，并从动态的、长期的观点出发，把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政府政策、各种可利用资源的引进、开放等因素综合到贸易理论中，进一步探讨了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过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开始关注收益递增、产品的多样化、垄断竞争、分工与专业化、产业内贸易等因素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这种发展使得经济学家们能够在一个新的框架下探讨比较优势问题，能够真正地研究所谓动态比较优势问题。与此同时，新增长理论开始兴起，当新增长理论家们将分析从封闭经济扩展到开放经济时，他们发现自己分析的问题正好是新贸易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样一来，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合流的趋势，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动态比较优势的讨论就不可避免地和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内生增长联系在一起。许多学者就此也展开了各类研究。

贝拉·巴拉萨（Be1a Ba1assa）检验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模式的决定因素，指出国家之间出口结构的差异是由于各国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禀赋共同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结构的升级将随着禀赋结构的改善而不断提高。Gene M．GTess‐man和Giovanni Maggi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研究了国家间的比较优势，认为一国的贸易模式是其劳动力中智力要素禀赋的反映。KTugman（1987）扩展了李嘉图模型中比较优势的思想，通过引入边干边学，考察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在他的模型中，资源禀赋并不是决定比较优势的唯一要素，比较优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边干边学所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是技术进步的唯一源泉，这样政府有选择地对某些产业实行暂时的保护能够使本国产业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从而获得动态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比较优势是可以通过政府适当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影响和培养的，适当的政府政策能够使比较优势向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

Lucas（1988）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考虑了边干边学和比较优势的演变，边干边学效应的存在会强化各国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最终会导致各国完全的专业化。同样是考虑边干边学效应，Young（1991）考察了边干边学对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和KTugman（1987）不同的是，Young（1991）认为在某一产业中存在的边干边学效应能够溢出到其他的产业，即使边干边学效应是有界的，但存在外部性的边干边学也会使得新产品的引入成为可能。Redding（1999）在KTugman（1987）的基础上考虑了动态比较优势演变所带来的福利效应。GTossman和He1pman（1991，Ch．8）以及MaTkusen（1991）几乎同时指出了一种特殊情况：在这个特例中，各国的初始状态和历史的偶然对各国的长期增长和专业化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际竞争有可能出现“一朝落后，处处被动”（once behind，a1ways behind）的情况。

BTezis、KTugman和Tsiddon（1993）认为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领导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构造了一个国际竞争的“蛙跳”模型，描绘了一种后进国家抓住机遇赶超先进国家的可能。在他们的模型中，由于新技术在引进的初期生产效率还不如发展成熟、经验丰富的旧技术，先进国家固守于成熟但是落后的旧技术上往往反倒容易错失新技术变革的良机。而后进国家由于没有这样的历史包袱，反倒容易大胆采用新技术，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成熟和生产经验的不断丰富，后进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蛙跳”，成为先进国家。Desmet（2002）发现如果在BTezis et a1（1993）“蛙跳”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资本流动以及技术进步的外部性，两国的发展模式将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并不仅仅只是会出现“蛙跳”一种情况。

显然来自边干边学的规模经济并不是决定动态比较优势的唯一原因。从理论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边干边学效应迟早会消耗殆尽（Young，1991；1993），边干边学效应对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并没有长期和持久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内向型发展战略普遍失败的现实也表明边干边学并不是动态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基于此，新增长理论提出了内生创新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讨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创新和增长的关系、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以及这种动态演变对贸易模式、各国的长期增长所带来的影响（RiveTa‐Batiz和RomeT，1991）。

众多研究结果普遍认为，由创新所引致的技术进步是一国不断获得动态比较优势、促使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重要力量（Do11aT，1993）；由于技术上的差异，各国在不同商品上的比较优势是完全不一样的，且这种比较优势随着各国创新行为的变化会发生动态的变化。技术进步是企业有意识地进行R＆D活动的结果（RomeT，1990；GTossman和He1pman，1991；Aghion和Howitt，1992）。GTossman和He1pman（1989）沿用Dixit和NoTman（1980）发展出来的一体化均衡的分析方法，成功地扩展了标准的两国、两要素、两商品模型，同时引入了企业的R＆D行为，指出当企业R＆D成功时，该国就能够在新产品上获得比较优势，从而垄断新产品的生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产品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模型，进一步探讨了二者与内生动态比较优势之间关系。

在新产品水平差异模型中，GTossman和He1pman（1991）通过引入知识资本和差异产品因素，对产业内贸易的静态结构做了动态化分析，表明每一个时点上的贸易格局都取决于各国企业所拥有的科研项目的数量。而从长期看，贸易模式随各国企业家所开发的新技术的数量而演进，而新技术又取决于各国R＆D投资的规模。当国家之间要素禀赋构成差别不大时，存在一个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的长期均衡，在这种均衡下，每个国家的企业都只出口它们自己所开发的独一无二的品牌。在新产品的垂直差异模型中，通过把质量提升引入模型得出，当两国要素禀赋构成差别不太大时，不同国家的厂商在研发活动上展开竞争以引入高质量产品的制造方法时，人力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会在R＆D上相对专业化，因此它能在较多的高科技产业内获得领导地位，从而在高科技产品部门存在正的净出口。因此，无论是来自新产品的水平差异，还是新产品的垂直差异，均有可能带来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GTossman和He1pman，1991）。

M．Schiff与Yan1ingWang（2003）考察了与南北、南南贸易相关的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南北、南南的R＆D流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的影响，且影响较大；技术（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生产中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要素，通过新技术的投资、采用、回收技术的完备化，使技术物化在劳动和资本各种组合中，可以促使自然资源得到改良、再造，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或者增强原有的比较优势（丁静、杨娟、张钧嘉，2007）。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许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作高技术产品，正是因为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研发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员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很大比例。杨小凯等人建立了一个包括要素禀赋优势、技术比较优势、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成本的新H‐O模型，运用超边际分析得出“效率集中”调整的技术比较优势将取代要素禀赋来决定贸易的流动。

对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另一个思路是引入了人力资本。因为各国的技术进步诚然是个体厂商追逐垄断利润的结果，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各国的创新行为受限于各国的技术能力，而技术能力又和各国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先进的技术必须要有相应的人力资本与之匹配（Basu和Wei1，1998；Acemog1u，1998；Acemog1u和Zi1ibotti，2001；邹薇和代谦，2003、2004）。Find1ay和Ki‐eTzhowski最早于1983年正式将人力资本引入标准的两要素、两商品贸易模型。Lucas（1988）在深入研究了人力资本、研发及技术能力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各国的技术能力与先进技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效率，因为先进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依赖于各国高素质的科研人员，需要相应素质的普通劳动者与之相匹配。此外，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科技人员以及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会对研发效率和生产效率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人力资本是比较优势动态变迁的一个重要来源。

3．基于其他因素变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除此之外，政府行为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也被纳入研究的范畴。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自然资源丰富，但是资本匮乏、技术能力落后，中高端产业存在比较劣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发展的优势也是发展的劣势，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能够低成本地获得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的丰裕容易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荷兰病”的泥沼（KTugman，1987；Sachs和WaTneT，1995；Stijns，2001）。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更应该通过相关政策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不断向更高级的产业扩展，打破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逐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短期，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有选择性地暂时扶持和保护自己处于发展初期的产业，使自己的幼稚产业享受规模经济以及边干边学等好处；在长期，发展中国家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和生产效率，从而确定和巩固自己在产业发展初期通过保护和扶持培养起来的比较优势。

从实践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表明了这种包括技术进步、政府等因素在内的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可以说正是资源配置的这种要素的动态变化，影响了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与优化升级。

由此可见，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动因主要来自原要素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及政府行为。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相比，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给了我们许多新的启示：一国的比较优势模式，不是由先天所决定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一国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努力来改变；动态比较优势能够为一国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的空间和国民福利的改进等。

总之，从早期单纯的静态分析到越来越多地重视动态分析，表明比较优势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在不断地发展。概括起来看，动态比较优势概念的出现对经典比较优势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需要对比较优势进行选择和培育；把知识当作重要的生产要素分析了比较优势模式转变的路径；在宏观经济管理层次上提出了推动比较优势转变的政策选择（刘佳、陈飞翔，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