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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产业升级的方向

时间:2023-11-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浙江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民营经济发达,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是浙江产业立足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而比较优势的形成离不开资本、劳动力和研发投入等要素的投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就是要合理配置资源,寻找到适合浙江省情的内生路径。

三、浙江产业升级的方向

(一)全球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全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方式、通过产业的国际转移来实现产业资本输出与接受。当前新一轮新的全球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一些新趋势:一是产业分工日益全球化,产业投资活动随着跨国公司的拓展而遍布全球,产业区域联系向纵深发展;二是信息化和科技创新推动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高信息化、高科技化主导着国际范围内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世界信息技术革命和科技创新的带动下,以信息化为重点的网络经济发展、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崛起,以及信息化和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将成为世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趋势;三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与产业的国际转移并行,产业重点向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产业倾斜,先进制造业推动工业结构升级加快,服务业向高附加值、知识密集方向加快发展;四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有力地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规模的企业并购和产业重组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形式。

(二)我国产业升级的方向

从世界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轨迹看,产业升级有其内在的规律,一般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特别是在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化剧烈,表现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工业结构呈重型化趋势,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二是在行业结构上,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日益下降,并逐步由资本密集型部门替代,而资本密集型行业最终又将被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超过;三是在产业组织结构上,大企业、大集团快速成长,其活动范围日益从国内走向国外,海外投资发展迅速。在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结构变动成为产业结构变动的主旋律,研究开发、营销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呈现日益软化趋势(陈利华,2010)。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总体上,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大国发展成为工业大国。但是,从产业结构看,我国还不是一个工业经济强国,目前工业现代化的综合指数还不到30%,一些主要行业现代化综合指数也只有40%左右[2],总体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的发展机遇,将产业自主发展与国际产业转移有机结合,加速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现在以及未来产业发展的基本国策。我国“十二五”经济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将继续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发展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既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强化对传统服务业的改组改造,推进金融保险、科技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水平和技术含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又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发展技术溢出效应明显的IT产业、新材料、新能源、生物产业、海洋产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三)浙江产业升级的方向与目标

浙江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民营经济发达,经济对外依存度高。但浙江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体的轻小工业体系,产业层次低,创新能力不强,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消耗,资源要素制约加剧,难以在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中保持产业竞争优势。对此,浙江“十二五”经济发展规划强调为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将加快重化工业建设,推动产能相对过剩的传统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梯度转移;另一方面凭借浙江资本积累充裕,人力资源水平较高,中小企业众多,创业创新意识强等条件优势,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努力实现在产业转移中做好过剩产能压缩与经济新增长点培育协同并进,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因此,未来浙江产业发展战略的主基调就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加快产业结构由传统低端向现代高端转型升级,提高制造型服务业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工业素质和层次,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比重和作用,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软化,从而推动浙江由制造大省向创造强省转变。

(四)浙江实现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1.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

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是浙江产业立足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而比较优势的形成离不开资本、劳动力和研发投入等要素的投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就是要合理配置资源,寻找到适合浙江省情的内生路径。理论分析表明,尽管通过“干中学”有利于一国弥补技术上的不足,提升了一国出口行业的技术水平,但如果仅仅依靠“干中学”,一国是无法掌握最前沿的核心技术的,后进的国家不仅会失去创新的主导权,而且也会失去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可能,最终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产业结构向高新技术产业的动态升级。而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本身具有内生性和持续性特征,可以通过提升全要素的生产力水平来改变比较优势(刘佳,2008),从而获得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因此对浙江而言如何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产业升级的根本途径。

2.路径选择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进程主要呈现出“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导向”、“主导产业驱动”、“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跨部门流动”、“成熟技术的引入和扩散”与“市场的外延扩张”等特点(刘世锦,2008),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与组合,共同构造了浙江30多年的以“低成本竞争”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浙江人均GDP已达9083美元,进入到了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

浙江人均GDP的大幅度提高既是好事,但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引发了各种要素成本的上升,它使得浙江维持了近3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改变。而从长期看,抵御成本上升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现阶段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创新;因此,从中长期看,通过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加快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

从市场条件看,目前随着各种要素成本的上升,以中低技术占领市场的空间日趋缩小。在这种背景下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要想继续保持增长,一个企业的盈利要想继续保持和增加,都需要通过创新来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提升产业结构,这意味着目前浙江拉动自主创新的市场条件业已形成。同时浙江近几年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与改进,也为巨额研发费用的有效分摊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使自主创新具有成本上的可行性。

此外,从产业升级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看,尽管这种嵌入在技术层面上存在着一定的“溢出效应”,有助于落后的一国或一地产业实施较低层次的工艺流程和产品升级。然而,由于技术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有其顺延的技术轨道及具有路径依赖性质和技术锁定效应,加之会受到领导型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研发技术上的封锁,嵌入全球价值链给落后国家或地区企业、产业带来的大多都是成套设备提供、低层次技术转让等形式的“技术溢出”,从而使嵌入企业、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化并升级的努力遭到“锁定”(蒋国林,2010),从而阻碍一国或一地产业升级的实现。因此,嵌入企业和产业须致力于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和产品研发技术,以突破领导厂商的升级“锁定”,推动产业升级。

3.实现浙江产业升级的路径

自主创新是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实现浙江产业升级的根本途径,因此现实中如何提升浙江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产业升级的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课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源头在哪里?自主创新又是通过哪些特有的路径来推动产业比较优势模式的动态转变?一种可能的答案是,主要通过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外资的R&D投资。另一种可能的答案则是内生的技术创新,即主要是国内市场需求引发的资本积累的增加、R&D投入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拉动(陈飞翔,2009)。而对浙江而言,实现产业升级的路径必为后者,其中依靠R&D投入和人力资本应是实现产业升级的主要途径。

首先,理论与实践表明,自主创新通过特有路径推动产业比较优势模式动态转变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自主创新对国内研发投入增长的高度依赖,国内研发活动不仅能够产生先进的技术,提高该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它内生了一国人力资本的累积,为后期研发活动的持续进行提供了人力资本要素,可以把潜在的市场需求变成实际的有效需求,尤其在一国经济转型时期,研发投入往往成为一国自主创新的一个启动因素,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来支撑。此外,由于研发具有很大的风险,并且研发与资本积累密不可分,一旦一国在研发上取得先发优势,研发成果转化成某个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个优势或是价格优势或是新产品种类优势,由新优势创造的经济利益可以促进更高层次的资本积累,那么该国就很可能在这个产业上具有持续的优势(吴金铎,2009)。因此研发投入的增长和自主创新共同推动着一国产业比较优势模式的转变。而从目前看,浙江研发投入不足,已成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制约着浙江产业升级的步伐,因此选择研发进行突破是最佳路径。

其次,从长期动态角度而言,尽管研发投入要素总体看对比较优势的形成与转化影响较强,但由于其仅仅是自主创新的一个环节,而要将研发投入真正转化为现实创新能力还需要培育多层次人力资本作为载体。技术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当后进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了必要的生产知识,自主创新就具备了知识基础。正是人力资本传承了技术,成为自主创新的桥梁,并在承担创新的过程中掌握研发的技术成果,进而将核心技术转化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如果一国在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过程中,没有大量科技人才的涌现,那么产业升级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一国或一地区劳动者“一般性知识”水平的提高必将有效提升该国或该地区国民经济实力,能使一国或一地区具备产业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良好外部环境(刘佳,2008)。因此人力资本是提升浙江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升级的不可或缺的路径选择。

再次,从产业内部看,自主创新基于要素配置优化机理,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有效提升产业动态比较优势:一是由自主研发产生的先进技术可以为浙江产业自主使用,从而发挥技术革新对产业的直接推动作用;二是自主创新具有强大的技术溢出作用,通过自主研发活动,技术在行业内部扩散,劳动力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专业知识,且随着知识累积水平的不断提高,其生产效率也逐步提高,最终提升了全行业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水平。

4.政府扶持与产业升级

自主创新是浙江工业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升级的内生路径,而自主创新则是一个具有收益外部性和成本内部性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较强的外部性,自主创新的成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溢效应,从而造成企业付出的创新成本在一些情况下难以得到充分的补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而政府的积极扶持政策能够改善创新收益外部性和成本内部性的缺失,从而激发企业创新的活力,因此在浙江产业升级过程中,就需要政府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基础科研项目中,通过直接投入或专利保护等形式为研发的外部性埋单。

此外历史经验也表明,美国和后起的日本、韩国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时,政府都发挥了科技投入主体的核心作用。在工业发达国家,政府财政支出是R&D融资的重要来源。而从现实看,目前我国制造业中的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还面临技术创新的能力失衡。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存在巨大的动力差异,市场经济的供求、价格及竞争机制使厂商在资源开发类技术创新和应用研究方面具有更强的动力,而社会效应远高于经济效益的资源保护类技术创新与基础研究的动力明显相对不足(张小蒂、李风华,2001)。基础研究的不足会导致后期技术开发能力的缺失,长此以往便会使一国进入基础研究不足、人力资本缺乏、高端创新能力缺失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支持是实现自主创新的必要保证,政府对基础教育和研发投入的增加能够提升国民基础知识水平。

目前浙江发展自主品牌、推进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面临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资金,无论是产品自主研发的费用,还是生产能力建设、销售网络建设,都需要资金,越是发展快的企业,资金需求量越大;二是人才,人才就是生产力,人才的培养及引进是制约浙江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此外还有诸如市场、政策、社会配套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在企业自主创新行为的演化过程中,政府行为必须根据企业的反应不断调整,在不断试错过程中构建最优的制度环境、激励政策,从而促进企业与政府的良好互动,提高整个社会自主创新的效率。

5.金融创新与产业升级

产业转型与升级实质是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而在各种生产要素的转移中,资本具有先导和引领作用,因此,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是产业结构实现优化与升级的重要机制之一。

首先,从产业资本的形成机制看,产业升级要借助于资本形成机制的运行,实现在不同产业、部门、地区之间资源的转移,从而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众所周知,产业资本的积累是产业升级的前提与基础,而资本的形成作为储蓄到投资的转化过程,受到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双方的制约,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影响下,供求双方不一定能顺利进行转换。而发达的金融体系由于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能够有效改善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格局,提高储蓄转换为投资的水平,促使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支持产业发展的长期资本。

其次,从产业资本的导向机制看,当随着经济的金融化发展,大量的实物资产取得了金融资产的表现形式,产业资本得以形成后,市场中有效的金融资产价格能够真实反映资本的供求关系和稀缺程度,从而反映资金所在产业中实体经济运行情况和未来发展能力(王楠等,2011),引导社会资本按照市场收益在各产业部门之间高效流动,最终促进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流向高效产业,使资本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转移。而在这一过程中,银行一方面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资金价格(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量,引导资金投向国家鼓励和支持的产业;另一方面,还可通过政策性信贷途径,弥补市场空白或缺陷,向金融市场不愿或无力提供资金的一些具有潜力的新兴产业或企业投入资金(方茂扬,2010),从而推动产业升级。

再次,从金融的信用催化机制看(王楠等,2011),金融的信用催化机制实质上就是通过信用创造,加速产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而这种功能主要归功于金融创新。目前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产业结构转换的频率越来越快,通过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要求相应经济体在短时间内必须积累巨额的长期资本,或迅速实现各产业各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配置。而诸如资产证券化、融资证券化等一类旨在增强流动性、降低风险的金融创新工具,则能以最快、最高效的方式加快产业资本的流动配置,引导社会闲置资本流向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高级化发展。

此外在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将会面临技术创新的风险,产品创新的风险。这些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会使得银行的传统融资很难适应融资需求,因此,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能忽视金融创新的作用。从本质上看,产业升级必然会引致众多新企业的创立、新技术的应用、大量资源的重组及落后企业的退出等,如果没有一个多元化、灵活的创新金融体系来满足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金融服务需求,促进技术进步和组织形态调整,那么,实现产业升级将会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

目前,浙江正在积极推进金融转型,探索各类不同金融服务,不断推动金融创新,着力加强对产业升级的金融支持,金融总量已跃居全国前列。全省本外币存、贷款年度增量分别从2005年的3190亿元、2141亿元大幅增加到2010年的9370亿元、7714亿元,其中贷款增量在全国的位次从第3位上升到第1位。至2010年年末,全省存、贷款余额分别达5.4万亿元、4.7万亿元,居全国第4、第2位,余额年均增速达22%和23%。

在信贷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浙江信贷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截至2010年末,全省“十一大”转型升级重点产业贷款新增2232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28.9%,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2.33万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79.3%,其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企业贷款的35.7%,涉农贷款余额达1.72万亿余元,余额同比增长24.5%,高于全部贷款增速4.7个百分点。但总体看,浙江金融创新依然严重不足,信贷结构仍以贷款融资为主,至2010年年末,尽管全省境内上市公司累计融资已达1800亿余元,但与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相比,落差仍然很大,总量增长和结构无法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相对应,且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依然会在很长时间内持续下去,因此,浙江必须加快推进金融的创新。

6.自主创新导向下的产业创新切入点

目前浙江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已从量的调整转化为质的提升,从改变三次产业及其内部关系转向注重提高产业整体素质,而产业整体素质提升的关键是自主创新,通过自主创新的差异化、个性化支撑区域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创新,进而以产业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从自主创新所包含的三种创新方式看,由消化吸收到创新,再到集成创新,最终到原始创新,创新强度递增,自主性提高,对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影响力也日渐加深(蒋国林,2010)。因此在自主创新导向下浙江的产业创新切入点首先是加快推进增量优化,大力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制高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顺应了新科技革命和低碳经济的要求,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取向,也是激发浙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实现浙江经济新一轮大发展的根本途径。其次,加强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积极推进“两化融合”,加快推进传统重点支柱产业转型升级,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且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浙江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提升制造业,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型向技术创新引领型转变,推动浙江制造业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以此改变浙江产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浙江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大省,制造业高度聚集是其产业特征,但资源、劳动、资本数量驱动和“低要素价格”、“低成本污染治理”的“低价工业化”发展方式,乃是支撑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尽管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高新技术的支撑和贡献不可或缺,但总体上浙江高新技术低端化的产业特征比较明显,离真正意义上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尚有较大的差距。再次,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发展,实现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第四,加快产业升级所需平台的创建。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立足浙江三大产业带和主体功能区规划,整合开发区和园区,打造若干大型高密度产业集聚区,为产业升级构建发展大平台;最后,加快企业组织结构优化。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加快由一般加工和贴牌生产为主向自主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为主转换,塑造企业间以协作与分层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竞争合作关系,加快企业兼并重组,其中尤其是要在做大做强能够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上做文章。

7.浙江产业升级与比较优势断档的风险

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中,产业升级是连续的,不会出现突变和断档的风险,而根据比较优势动态理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由于企业根本无法找到这种转化的最佳距离,因此演化过程中很可能就会出现比较优势的断档,使比较优势发生突变,这种现象已在一些国家发生过,并引发了经济衰退,而其中所谓的拉美病就是较为典型的比较优势断档现象(张其仔,2008)。

拉美一些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之前,经济发展的势头十分强劲,但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后,其发展势头受阻,经济出现衰退,出现了所谓的拉美病。对此,国内外学者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但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的角度分析,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出现了比较优势的断档。这些国家曾经辉煌一时,一些有着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下,失去了比较优势,而在此期间由于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还没有形成,产生了比较优势的断档期,产业的发展失去了优势,从而引发了经济的衰退。

当今阶段,浙江的收入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上,今后的目标就是要迈向小康水平。但目前,浙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面临着来自于低收入国家的严峻挑战。今后,伴随着浙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工资成本、环境成本等必将持续上升,这是无法更改的趋势,因此,浙江要想实现向高收入发展的目标,必须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缔造新的优势,实现比较优势的“突变”。但在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中,浙江又将不得不面对向发达国家发起挑战的挑战。如果浙江无法跨越这些挑战,经济发展就会陷入比较优势的“断档”期,引发经济停滞不前。

从近两年的浙江经济发展轨迹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浙江一直引以为傲的传统产业的发展受到抑制,同时缺乏新的后续接替产业,经济速度开始放缓,甚至出现下降,外贸持续下滑,比较优势的断档效应在局部上已经有所显现。因此,这一阶段如果浙江没有比较优势的“突变”,就很难完成从中高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的惊险一跳。而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进入到比较优势突变期,往往就会面临较大的比较优势“断档”风险。因此,如何避免升级过程中比较优势断档的风险,是浙江产业升级过程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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