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错误的发展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1966年，正当我们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胜利完成经济调整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持续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再次打断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主要内容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这一理论又建立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上。

一、“左”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左”倾理论出现于中国共产党八大后。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判断，认为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1957年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开展，这一正确判断被改变。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改变了八大的正确判断。这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写道：“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这里实际包含了按政治思想划分阶级的思路。进而毛泽东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的论点，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断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并且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劳动阶级是指工人和农民，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的知识分子”。[2]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判断的被改变以及新的阶级划分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此后，经过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左”倾错误观点得到进一步发展。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毛泽东在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批判的同时，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直接引到党内，从而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错误论点埋下了种子。1962年8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就提出了阶级斗争问题，改变了会议原定主题，把北戴河会议引向以讨论阶级斗争为中心。阶级斗争问题也就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会上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且有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还把与他不同的意见，批判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把这种分歧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甚至认为这就是在党内，在上层出现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阶级斗争这一论断，后来被称作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3]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表明他已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了。

这一理论不仅已经系统化，而且也被付诸实践。1963年初，毛泽东就亲自布置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谓社会主义教育，就是搞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后明确重点是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又搞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另外，在文艺界，在整个思想战线，从1962年开始，开展了一个又一个批判，从最初的文学艺术领域进而扩展到哲学（杨献珍）、经济学（孙冶方）、历史学（翦伯赞、吴晗）、教育学等各学术领域。

1965年1月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对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个文件还提出，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这个文件还第一次创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这几年的阶级斗争实践，确实在告诫人们阶级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农村政权有1/3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有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文学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中国存在一个“吸工人血”的“官僚资本主义者阶级”，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正因为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这种错误估计，尤其是认为是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而又觉得过去的阶级斗争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认为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全面、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二、毛泽东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

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是为了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这除了在当时的世界环境里我们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外，更主要的是基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他有不同的认识，就会被当做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那就要进行斗争。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带有空想的成分。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构想：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生活集体化，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1966年5月，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又重新提出他的社会构想，设想把中国各行业、各单位都办成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在校内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形成一个个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相对独立的社会基层单位。在这里不仅每个基本单位在结构上、功能上大体一致，而且基本单位组织内的成员也能得到全面发展。这样，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就可以在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的“共产主义大学校”中得以消失，亿万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得以造就。

这种带有空想成分的社会主义模式还表现在对商品经济的排斥和对个人收入平均分配的追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存在着矛盾和反复。“大跃进”期间，他一度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商品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就不出资本主义，而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又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与社会主义经济对立起来，甚至把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当做资本主义来看待，认为“小生产经常的、每日每时的、自发的和大批的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家庭副业，批判“三自一包”；在城市批判“物质刺激”、“利润挂帅”。

在分配问题上，他认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提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首先，毛泽东怀着“只争朝夕”的心情，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4]因此，当1956年周恩来等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进行纠正时，毛泽东是不同意的。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毛泽东多次对“反冒进”进行批评，批评“反冒进”也就成了“大跃进”的前奏。紧接着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大跃进”中人民公社的建立，表明是要用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大跃进”的失败并没有使毛泽东放弃这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设想，仅仅纠正了一些具体措施。其次，毛泽东相信运用群众运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认为既然我们可以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打碎一个旧世界，也同样可以用这一方法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发，凡是与他相对立的观点和做法，都被认为是“右倾的”、资本主义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与毛泽东发生分歧，也被认为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再加上对当时苏联国内情况的不恰当估计，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复辟资本主义了，在国内进行展开“反修”、“防修”斗争，更加重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因此，他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5]

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形成了个人专断作风，致使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没有人能够反对。而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又植根于中国这个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传统。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串连、“停产闹革命”等造成的混乱局势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全面内战”使国家和社会出现了失控的局面。由于各行各业的混乱，国民经济严重倒退。

一、运动初期对国民经济的干扰和破坏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两个纲领性文件，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斗争。强调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广泛动员群众揭发和斗争。“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号召下，各地许多大中学校纷纷掀起了“造反”浪潮，并开始建立红卫兵组织，致使教育、文化等部门出现混乱局面，基层党委不能进行正常的领导工作。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自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迅猛发展起来，红卫兵冲向社会，走上街头，开展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坏寺院、毁坏文物等打、砸、抢行动，打乱了社会的安定秩序。10月，在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中，各级党政机关普遍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陷入无人负责、难以运转的瘫痪、半瘫痪状态。11月初，王洪文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制造了“安亭事件”，它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产业工人开始了“造反”和“串连”，工矿企业“停产闹革命”的活动，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混乱进一步升级。

这种混乱局面，冲击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1966年下半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

首先，1966年9月到11月的大串连高潮，大大加重了交通运输的负担，导致交通阻塞。全国各地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先后涌到北京，并纷纷奔向各地串连，使铁路、公路、水运的客运量急剧增加。由于坚守“革命第一”的原则，交通运输先要满足大串连的需要，其他运输业务都必须让路，结果，不少货物积压待运。铁路运输方面，1966年年底估计有1000万吨物资被积压待运。欠运的物资，主要是江南地区和三线建设需要的煤炭、木材、水泥、钢铁、矿山建筑材料、食盐、农副产品等物资。公路运输也普遍紧张，黑龙江省11月、12月汽车货运量共有900万吨，但运力只有500万吨，有98万吨粮食集中不起来，7万吨甜菜运不到糖厂；湖北省第四季度汽车货运量共有204万吨，但只能安排130万吨；湖南省积压物资77万吨，山东和四川各积压物资30万吨左右，河北和安徽各积压物资20万吨。水运、港口物资积压也十分严重，上海港积压14万吨，广州港积压14万吨，重庆港积压3.4万吨。这些都对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西南地区由于水泥运不进去，成昆线有63个隧道口停工，攀枝花选矿厂工地有4500工人停工，华东电网11月22日煤炭库存量只够9天周转量。[6]据估计，红卫兵串连的直接开支和间接损失（阻碍运输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达75亿元至100亿元，[7]可谓损失甚巨。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从12月21日起，“革命师生”吃饭、乘车不再免费，大串连的浪潮才渐渐退去。

其次，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生产指挥系统不能正常调度，原有生产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开始受到影响。这一年年底，大体上有5%~10%的工业企业的领导班子瘫痪，工业生产中出现设备维护差、事故增多、产品质量下降，少数青工、徒工擅离生产岗位等现象。从这年下半年开始，机械工业在制品大量减少，设备维修完不成计划，协作关系中断，直接对下半年生产发展造成危害。基本建设的经济效益开始下降，1966年新增固定资产比1965年减少20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1965年的93.6%下降到70.4%，大中型项目的投产率由1965年的22.9%下降到18.1%。[8]

尽管有许多干扰和破坏，1966年国民经济仍有大幅度的增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这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7亿元，比上年增长17.3%。农业总产值达641亿元，比上年增长8.6%；工业总产值达到1686亿元，比上年增长20.9%。粮食达到4280亿斤，比上年增长10%；棉花达到4673.5万担，比上年增长11.4%；钢达到1532万吨，比上年增长25.3%。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78.3亿元，比上年增加24亿元。国家财政收入558.7亿元，比上年增长24.4%，支出541.6亿元，收大于支17.1亿元。[9]之所以仍有大幅度的增长，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文化大革命”对1966年经济的影响，带有局部的性质。这年的动乱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真正影响到经济领域特别是基层的工作是在第四季度开始的。第二，周恩来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住经济工作的关。从动乱一开始，周恩来最关心的是生产建设遭到破坏，多次发出通知要求广大工人、社员、科技人员和其他劳动者坚守工作岗位，如9月2日发出《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14日下达《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农业五条），规定铁路分局及以下单位可暂缓开展“文化大革命”，工厂职工的文化革命可在业余时间去搞，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专门安排一段时间把它搞好。这些文件的下达，对抵制社会动乱给工农业生产的冲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66年11月17日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业交通会议上，围绕着工业交通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如何“抓革命、促生产”，与会者与中央文革小组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与会者强烈反对陈伯达草拟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提出“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表示工厂不能中断生产。会议主持人谷牧根据会议意见和周恩来的讲话精神，起草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对和指责“十五条”。最后，毛泽东同意“十五条”的基本意见，表示工矿企业要分期、分批、业余闹革命，学生不能前去串连。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很快就从根本上打乱了经济发展的进程。随着“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进行，经济陷入全面的灾难之中。

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给经济带来的灾难

1967年、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展开，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治局面。

1967年1月初，上海市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这一夺权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进而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刮起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风暴”。为了夺取各级党政的领导权，各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派性斗争，致使夺权难以实现。为了保证夺权的早日实现，1 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0]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效地控制住混乱局面，反而造成了造反组织与军队的纠纷和冲突。

7月，局势进一步恶化。7月22日，江青向造反派组织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公然煽动武斗。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形成“全面内战”的局面。天津塘沽港因两派武斗完全瘫痪，40多艘外国轮船被困在港内；苏州财贸部门发生武斗，市内半数粮店停止供粮；四川泸州地区几派连续几个月动用枪炮武斗，造成几千人死亡，工农业设施被严重毁坏；山西两大派群众组织切断铁路公路运输，抢劫银行，割据一方；广西造反派几次抢夺大批援越物资和枪支弹药用于武斗；东北几大派群众组织出动坦克，互相炮轰，甚至占领机场，打坏飞机。严重的局势使毛泽东下决心改变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局势的强制性措施。他在视察南方中呼吁各派群众组织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还下令逮捕了煽动动乱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多次发出解散跨行业、系统的群众组织，严禁武斗、抢夺枪支、破坏国家财产的通令、布告，并出动军队强制执行。因此，9月以后局势稍有缓和，但到1968年3月，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煽动下，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剧，若干地区的局势再度恶化。8月，毛泽东不得不再一次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制止，组织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各基层单位，随后9月全国各省市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全面动乱的局面才得到控制。

1967年、1968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使这两年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第一，经济指挥和管理机构基本瘫痪，国民经济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夺权以后，从上到下原有的一套经济指挥和管理系统失灵，大批有经验的干部“靠边站”，计划管理和经济管理已经难以为继。1967年度的计划安排，是在1966年底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工交会议上讨论的，中央一直没有审批。1967年头几个月事态的发展使这个计划已根本无法实现。6月，在全国生产供应会上被迫宣布，当年计划指标如果确实完不成，可以顺延到第二年。由于形势极度混乱，1968年甚至年度计划也没有制定，成为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年。

各级经济委员会和业务部门的瘫痪，使日常的生产调度和业务工作的集中领导十分困难。1967年9月，设立了国务院工交办事组，主要是研究制定工业生产方面的重要方案，处理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中急需调度的有关事宜，实际上所起作用不大。

第二，交通运输阻塞，煤炭生产下降，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铁路运输原本就十分紧张，一些铁路沿线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后，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平均日装车数直线下降。1967年2月份平均日装车数为3万多车，到7月中旬只有2.9万多车，9月份下降到1.9万车，为计划的46%。水运、公路运输也不安宁。大连曾有8条船被抢，1967年七八月份，各个港口有100多条船不能卸货，有些短途运输也停止了。煤炭生产也极不正常，由于生产指挥系统瘫痪，大规模武斗和工人大量离开生产岗位，煤炭产量节节下降。1967年1月，煤炭部直属各矿务局平均日产量只有45万吨，2月上旬减到40.3万吨，中旬减到38.8万吨，8月15日，进一步降到22.8万吨，到1967年12月，煤炭部直属各矿务局煤炭日产水平只达到正常生产水平的50%左右。煤炭生产下降，使煤炭供应十分紧张，对用煤部门不能按计划供应，库存普遍下降到正常周转所需的水平以下。1967年第四季度，铁路运输和发电用煤，分配数为原计划的75%左右，中央工业、地方工业分配数为原计划的60%左右。煤炭供应困难，铁路运输紧张，直接影响到钢铁、电力等基础工业部门，进而影响到其他部门，使整个国民经济无法正常运转。

第三，许多企业停工停产。1967年初，因煤炭供应不足，全国就有一批企业停工停产，如全国唯一的车轮轮箍厂1月份已停产，全国60多座水泥窑停产13座，马鞍山钢铁厂有3座高炉、2座平炉停产。到7月份，全国钢铁厂中除本溪、太钢两个企业较好外，其他钢铁企业，如鞍钢、武钢、湘钢、重钢等，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到这年的11月份，全国32座大型高炉已有14座停产，4套大型轧机有2套停开，29套成品轧机有14套停开。[11]

两年的动乱，带来了严重后果。1967年、1968年两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及主要工农业品产量都出现全面下降的局面。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1967年为2104亿元，比上年下降了9.6%，1968年又进一步降为2015亿元，比1967年又下降4.2%。其中，工业总产值1967年比上年下降13.8%；1968年比1967年下降5%，仅为1966年的81.8%。农业总产值1968年比1966年下降1%。钢产量1967年为1029万吨，较上年减少503万吨，1968年又下降到904万吨，较上年减少125万吨。原煤产量1967年为2.06亿吨，较上年减少0.46亿吨。原油产量1967年为1388万吨，比上年减少67万吨。发电量1967年为774亿度，比上年减少51亿度，1968年又下降到716亿度，比上年减少58亿度。1967年粮食、棉花总产量大体维持了上年的水平，1968年粮食产量2.09亿吨，比上年减少876万吨，减产4%。1967年、1968年两年国民收入、财政收入都大幅减少，财政收入1967年比上年减少24.9%，出现赤字22.5亿元，1968年又比上年减少35.3%，在大幅度压缩了财政支出的情况下（支出水平仅为1966年的2/3）才维持了财政收支的平衡。以1953年到1965年13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实际平均增长速度计算，1967年、1968年两年工农业总产值应该达到5220亿元，而这两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119.8亿元，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100亿元。[12]

国内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在1966年国家商业库存比较充裕的情况下，1967年和1968年两年，粮食、食用植物油、猪肉、鲜蛋、水产品、棉布、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重要消费品的社会零售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196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有737.3亿元，下降4.3%，人均消费只有132元，下降3.7%。[13]1968年城镇居民棉布定量供应指标，全国平均每人只有9尺，比1967年减少4.6尺。[14]

中共九大召开后，国家政治局势稍趋稳定，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1970年经济建设掀起的一场跃进，又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71年出现了职工人数、工资支出总额、粮食销量“三个突破”。林彪集团覆灭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从1972年到1974年对我国经济实施新的调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势头。

一、1969～1970年：经济在困境中恢复

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轰轰烈烈”开展了三年。毛泽东认为，以“大乱”改变原有社会政治状况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下一阶段应该走向“大治”。为证实“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必须改变前两年经济倒退的局面。三年的社会动乱，也搅乱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社会上人心思定。另外，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备战迫在眉睫，战备也需要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后，国家政局稍稳，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两项果断措施：一是发布各种通令，整顿生产秩序，恢复和加强全国各地区的经济计划领导班子，强力整顿仍在动乱的地区；二是针对一批被停顿的“三五”计划重点工程，连续批发文件，召开相关会议，组织军队参与接管，严令限期完成。1970年，国务院在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为发展经济又采取了几项主要措施。

其一，稳定农村政策。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有1200多人参加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提出“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仍然适用，必须贯彻执行；对于中央早已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动；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家庭副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要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灵活种植；等等。[15]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下，会议也强调肃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余毒，但着眼点是抵制极“左”思潮对农业的冲击，对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二，加速内地和“三线”建设。1970年国家预算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中，内地建设投资为197.98亿元，“三线”建设投资为163.13亿元，分别占总投资的67.1%和55.3%。[16]

其三，加快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企业）的发展。国家财政计划在五年内安排80亿元专项资金，扶持“五小工业”。政府还给予企业利润留给地方、减免税收、给予贷款、补贴等政策。1970年全国近300个县办起小钢厂，有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一些不发达地区还建立了一批纺织、榨糖、日用化工、小五金、小百货等轻工业。[17]

其四，改革组织管理体制，下放企业。1970年的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为中央企业、事业单位的大规模下放。经过这次下放，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把包括鞍钢、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大型企业在内的2400多个单位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又进一步下放到市、县。中央各部所属的民用企业只留下700个左右。

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从1969年开始，国民经济开始扭转1967年、1968年连续两年倒退的状况。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495.5亿元，比上年增长23.8%，比1966年增长7.2%。其中农业总产值642亿元，比上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1835.5亿元，比上年增长34.3%。除粮、棉外，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加。但仍然没有达到1966年的水平。1970年，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部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和“三五”计划。工农业总产值3137亿元，比1969年增长25.7%，其中工业总产值2421亿元，比1969年增长30.7%；农业总产值716亿元比1969年增长11.5%；国家财政收入662.9亿元，结余13.5亿元（均按可比价计算）。[18]

二、“三个突破”的出现

1970年的经济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经济进展中隐藏着许多矛盾，存在着不少问题。到1971年，问题更加严重。

1970年经济体制的大变动，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又一次促进了地方小工业的大发展。但是，由于缺乏整体计划和统一管理，各地纷纷上马建设项目，基建规模迅速扩张，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导致许多严重问题：基建规模过大，使积累率过高。1970年国家计划内安排投资228亿元，比1969年实际增长47%，加上地方自筹资金，全年基本建设投资实际完成总额达295亿元，比1969年猛增109亿元。积累率急剧上升，由1969年的23.2%迅速提高到32.9%，人力、物力紧张。内地建设过急过快，沿海发达地区受到限制，削弱了沿海地区的发展。重工业发展挤了农业、轻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1970年农业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8.4%，轻工业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3.7%，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11.7%，其中住宅投资占全部投资的2.6%，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19]

1970年经济建设实际上掀起了一场跃进。这次急躁冒进不仅是计划经济固有的“投资饥渴症”的反映，还有一些特殊的政治因素：“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几年的经济下滑，领导人希望用经济的快速增长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广大干部群众也急于挽回几年政治活动造成的损失。[20]但是，1970年建设项目上马虽多，但投产率却从上年的18.1%下降到16.7%。经济运行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暴露出来。如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不能适应工业区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不能适应加工工业的需要；交通运输和电力供应紧张；产品质量下降，设备失修，事故增多；等等。[21]

1971年，在极“左”方针指导下，不顾“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困难，不重视和解决已显露的问题，反而盲目制定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如“三五”计划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为850亿元，“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却安排了1300亿元，增长了51%；粮食产量1970年只有4799亿斤，却要求1975年达到6000亿~6500亿斤，平均每年增长200亿斤以上；钢产量1970年只完成了1779万吨，却要求1975年达到3500万~4000万吨，每年增产340万~440万吨，五年内翻一番。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指标都很难实现，但各部门还层层加码。

作为“四五”开局之年，1971年的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了。工农业总产值3520亿元，为计划的105%，比上年增长12%。其中，农业增长3%，工业增长14.9%。粮食产量为5003亿斤，棉花产量为4210万担，只完成计划的86.7%和84.2%。由于盲目追求高速度，盲目扩大国防工业，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问题更为恶化。其主要表现就是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1970年和1971年，原计划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超出计划两倍以上。1971年全国工资总额按计划应控制在296亿元内，实际达到了302亿元。1971年粮食销售量计划为794亿斤，实际达到855亿斤。[22]

“三个突破”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限度，给经济运行带来严重后果。一是挤掉了农业劳动力；二是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三是增加了货币投放，加剧了市场供应的紧张。[23]从宏观方面看，积累率过高，农轻重比例更加不合理；基建规模过大，降低了经济效益。

三、新的经济调整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集团覆灭，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他抓住有利时机，以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形式，对我国经济进行调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

第一，恢复制定经济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国家宏观控制。1972年初，全国计划会议在周恩来指示下制定出一系列重要措施，主要有：加强国家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各项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等。在企业管理方面，提出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经济核算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等7项重要规章制度。1973年2月，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出加强统一计划领导，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各行其是；严格控制基建规模，不许乱上项目；中央集中控制职工总数、工资总额、物价等，各地无权自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不能再层层下放；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计件工资等10条原则。文件草稿在讨论中得到了28个省、市、自治区代表的赞成，由于张春桥等人的阻挠，文件没能下达，但使广大经济管理干部统一了认识。

第二，修改“四五”计划指导指标，调整经济结构。从1972年到1974年，国务院逐步改变以战备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降低“四五”计划制定的高指标。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修改“四五”计划。7月1日国家计委提出了修正“四五”计划轮廓，拟定了《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修正草案）》，降低了“四五”计划中的主要经济指标。“四五”计划修正草案适当改变了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要求把效益、品种、质量、配套放在第一位；重视沿海地区的发展；要求加强统一计划管理。“四五”计划修正草案调整了部分高指标，将工业总产值由原定的4000亿元下调到3300亿元，将原定的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由12.8%下调到7.7%；将原定的3500万~4000万吨的钢产指标，压低到3000万吨；将原定粮食产量6000亿~6500亿斤下调到5600亿斤。1973年6月20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修改稿，提出年内要把大中型建设项目由1500个左右压缩到1200个左右；并建议三年内将军政费占国家财政的比重从1972年的25.2%降低到20%左右。1973年12月7日，国家计委提出《关于1974、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些设想》，再次调整经济指标，工农业总产值调整为443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3200亿元，农业总产值1230亿元，粮食5500亿斤，棉花5000万担，钢3000万吨，原油7000万吨，原煤4.4亿吨，发电量1900亿度，化肥3000万吨，棉线1200万件，铁路货运9亿吨。[24]

第三，加强对职工工资、职工人数的控制。1972年4月至6月，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增加职工和加强工资基金管理的两个文件，规定：未经国务院批准，新增职工人数不得超过计划。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的职工及违反政策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并向上反映。同时，国家还动员了一部分1970年超指标招收的职工返回农村。1972年8月19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当前国民经济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再次提出职工人数增加过多的问题，建议严格控制职工人数。1973年国家计委提出《关于1974、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些设想》时，继续要求控制职工人数。

1972～1973年两年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一是基本建设规模压缩下来，各部门失调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二是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较好。1973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经济效益最好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达3967亿元，完成计划102.8%。其中工业总产值2789亿元，完成计划102.3%，比上年增长9.5%；农业总产值1179亿元，完成计划103.9%，比上年增长8.4%。经济效益也有了提高，全民工业劳动生产率在连续两年下降后，比上年提高3.3%，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也比上年提高13%。工业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的情况有了改变。“三个突破”基本得到控制，1973年全民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分别只比上年增长2.6%和4.1%，大大低于前两年的平均数8.5%和11.2%。农业丰收，国家粮食库存比上年增加了93.5亿斤。[25]

刚有好转的经济由于1974年再度受到“批林批孔”运动冲击，经济建设又一次下滑。1975年邓小平实施整顿后，经济发展出现起色，但又遭到“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破坏。1976年，国民经济趋于停滞。

一、“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冲击经济

中国经济经过调整后刚刚有所好转，1974年再度受到“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批林批孔”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主要目的是想借宣传历史上所谓的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因为“九一三”事件后，不少人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持怀疑、观望甚至抵制、反对的态度，毛泽东非常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毛泽东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支持过纠正“左”的错误，在全局问题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理论，不容许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就限制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对“左”的错误的纠正。江青一伙则别有用心，妄图利用毛泽东提出的“批林批孔”运动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1974 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

江青集团的写作班子写了大量批孔和批儒评法的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他们以批判孔子“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攻击周恩来前一时期的工作。“批林批孔”运动使极“左”思潮再度泛滥，不少领导干部又一次受到冲击，地方帮派势力甚至乘机搞“第二次夺权”，打、砸、抢、抄之风再次甚嚣尘上。197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上海港务局的《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大字报，冲击正常的生产秩序。接着，出现了“不做定额的奴隶”、“不做制度的奴隶”、“不做平方米的奴隶”、“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极“左”口号。全国出现了不上班、不劳动、搞串连、拉山头、打内战的局面。

“批林批孔”对经济建设造成巨大的影响。1974年1～5月，全国重点煤矿欠产835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6.2%；钢欠产188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9.4%；化肥欠产185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3.7%。铁路货运量欠运2100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2.5%；在“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口号下，港口劳动生产率下降，1974年1月后，全国在港船舶经常保持在240～250艘，其中有40艘超过1个月，最长的超过100天。1～5月，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5亿元，财政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25亿元，出现5亿元财政赤字；全国工业总产值仅完成全年的35.7%，外贸逆差6.7亿元，市场商品供应紧张。[26]

由于“批林批孔”的混乱，1974年国家大部分指标都没有完成。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4024.3亿元，完成计划的95.6%，仅比上年增长1.4%，其中工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93.2%，仅比上年增长0.3%；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5%，比上年增长4.2%。主要工农业产品中，除粮食和黄、红麻完成计划外，其他经济作物均未完成计划，大部分重工业和轻工业产品都未完成计划。与上年相比，主要工农业产品减产，棉花减产4%，钢减产16.3%，原煤减产1%，棉纱减产8.4%，铁路货运量下降5.3%，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5.3%。国家财政出现7.7亿元赤字。[27]

二、1975年的整顿

“批林批孔”造成的社会动荡与经济混乱，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1974年10月毛泽东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了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以后主持经济工作的地位。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抱病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两步走”的国民经济发展宏图，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四届人大是从乱到治的一个转折。

四届人大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他根据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的指示，以问题最为严重的铁路运输和钢铁工业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整顿混乱的局势。1975年2月15日到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党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提出解决铁路问题的三项措施：一是加强集中统一；二是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三是反对派性。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9号文件）。会后，铁道部长万里带领工作组，前往问题特别严重的徐州铁路局，雷厉风行地调整领导班子，逮捕了顾柄华等一批坏分子，徐州铁路局面貌很快得到改观，结束了连续21个月完不成任务的局面。随后，万里又前往昆明、郑州，对铁路系统进行整顿。到4月份，仅用1个月的时间，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有19个局完成装车计划，列车正点率也大大提高。[28]

整顿铁路初见成效后，邓小平又对准钢铁工业进行整顿。1975年5月8日到29日，中共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提出钢铁工业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冶金部根据会议精神，对全国钢铁企业展开全面整顿，重点是包钢、武钢、太钢等大钢铁公司。6月份，钢铁工业整顿初见成效，全国每天的钢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水平。[29]

钢铁工业整顿出现成效后，邓小平将整顿工作推向全部工业战线。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工业战线整顿全面铺开。按照他的指示，工交系统的冶金、煤炭、石油、化肥、电力、机械、森林工业、水产、建材、纺织、交通、铁道、邮电等13个部门，确定了需要调整领导班子的379个单位，到7月底，铁道、煤炭、冶金三个重点部门已调整了133个，占工交系统已调整数的54%。工交系统的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好转，而且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好。原油、原煤、化肥、发电、铁路货运等5月、6月都创造了月产量的历史最高水平。[30]

在对工业整顿的同时，也对农业进行了整顿。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强调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指出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并提出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等正确主张。9月27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讲“农业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顿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会后，各地区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社队帮助整顿。为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中央还专门发出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通过采取这些整顿措施，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31]

这期间，邓小平还抓了科技、教育、文艺、军队、国防等领域的整顿工作。

1975年的整顿工作，从3月份展开，7月、8月、9月份进入高潮，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铁路运输基本上“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到6月底，在一季度严重减产的情况下，上半年全路货运量仍比上年增长8.6%，煤炭、木材等重点物资运输实现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32]1975年5月和6月，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造纸等连续创造月产量历史最高水平。上半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完成全年计划的47.4%，财政收入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1975年年底，工农业总产值达4467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5.1%，农业虽然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水仍增长4.6%。[33]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国民经济再遭挫折

整顿初期，毛泽东是支持邓小平的，但他心中始终不能忘怀的是如何在经济基础上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江青集团则利用毛泽东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攻击邓小平的“反经验主义”活动。正当全面整顿逐步铺开的时候，1975年11月，毛泽东从支持邓小平突然转向以批邓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逆转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政策和理论，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做法。1975年11月，从清华大学开始，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邓小平对国民经济实行整顿的各项措施都被批判为“为右倾翻案”。实现四个现代化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化，抓生产被批判为唯生产论，加强管理被批判为“管、卡、压”，加强经济核算被批判为利润挂帅，贯彻按劳分配被批判为物质刺激，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被批判为崇洋媚外。大批干部被揪斗，经济管理机关瘫痪，企业合理规章制度被废除，生产秩序混乱。1976年2月至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传达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重要指示的三次“打招呼会”。会议期间，江青擅自召集了各地区负责人会议，诽谤邓小平在经济领域的整顿是“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诬蔑出口石油、进口成套设备和船舶是“垄断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协助邓小平进行各个领域整顿工作的胡乔木（国务院）、胡耀邦（中国科学院）、万里（铁道部）、张爱萍（国防科委）等人在会议期间都遭到批判，离开了领导岗位。[34]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清明节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四人帮”污蔑邓小平为黑后台。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推行的整顿工作遭到全面否定和批判。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刚好转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生产秩序陷于混乱，许多地区的领导人被批斗。1976年1月、2月份，铁路没有完成货运计划，3月上中旬，全国20个铁路局有9个局没有完成装车计划。郑州、兰州等帮派分子控制的铁路枢纽又严重堵塞京广、陇海、津浦等干线通过的物资，都比实际运力少1/3到1/2。煤炭运不出去，一些地方发生群众排队购煤甚至哄抢现象，上海存煤一度只能维持4天。1月到5月，钢产量欠产123万吨，化肥、棉纱等也没有完成原定计划。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发生7.8级强烈地震，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唐山市沦为一片废墟，国家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亿元。[35]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辞世。10月6日，叶剑英和华国锋反复商议后，并与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人及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通过各种方式交换意见，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由于天灾和人祸，1976年的全国经济风雨飘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了1.54%，主要工农业产品中多种产品没有完成计划，其中棉花仅完成79%，钢仅完成79%，发电量完成96.3%，铁路货运量完成93%。棉布、硫酸、矿山设备、发电设备、机床、汽车、拖拉机的产量比上年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减少32.3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比上年下降5%，建成大中型项目比上年减少82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差的一年。全国国营企业亏损额177亿元，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39亿元，出现财政赤字29.6亿元。[36]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思考题：

1．简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2．试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冲击与经济波动。

3．比较1972～1974年周恩来以批林彪极“左”思潮形式的调整与1975年邓小平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指示下的整顿。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8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88页。

[3]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6页。

[4]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胡乔木文集》（第二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2日。

[6]国家计委档案：《全国计划、工业交通会议简报》第1期，1966年11月27日。转引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43~644页。

[7]赵士刚主编：《共和国经济风云》（下），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8]柳随年、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0页。

[9]同③，第352页。

[10]“三支两军”指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

[11]柳随年、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361页。

[12]参见刘国光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295页。

[13]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页。

[14]赵德馨：《中国经济通史》第10卷（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15]国家农委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91～892页。

[16]王年一：《大动乱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页。

[17]柳随年、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371页。

[18]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300页。

[19]柳随年、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377页。

[20]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71页。

[21]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590页。

[22]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23]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590～591页。

[24]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325页。

[25]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页。

[26]柳随年、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8～399页。

[27]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页。

[28]柳随年、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

[29]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28页。

[30]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28页。

[31]同①，第407页。

[32]李际祥：《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33]参见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页。

[34]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36页。

[35]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739页。

[36]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