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新部署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极大地推进了改革的进一步全面展开。1994年重点推进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计划投资体制等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1995年改革的重点重又回到国有企业改革上来。1997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1998年3月，新一届政府提出了政府管理体制、国有企业、粮食流通体制、财政金融等若干重大改革，改革进一步深入。世纪之交，一个新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

长期以来，由于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显得模糊不清。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反映了党和政府以及理论界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

一、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曲折演进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世界性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理论界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从没有停止过，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明确提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中共十二大。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当时还是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但是已经开始吸收市场调节的作用了。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论述“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前，我们只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承认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概念，承认社会主义有商品经济，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突破。但是，这个论点出来以后，对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计划经济为主还是商品经济为主，经济学界持续好几年的争论，两种论点莫衷一是。有的人说，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商品经济只是附属性质；有的人则说，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一方偏重于计划，一方偏重于商品。因为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解不同，在对政策的理解和掌握上也就不太一样。这个情况到中共十三大有了较大的变化。

1987年2月6日，在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在同当时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所以，十三大就没有再讲计划经济为主，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大还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指出了国家、市场、企业三者的关系，把三者的重点放在了市场上面。同时还提出，在经济调节方式的配比上扩大指导性计划，缩小指令性计划，经济调控从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直接调控就是计划调控，间接调控就是市场调控。于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从中共十二大时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三大时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逐渐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倾斜的趋势非常明显。

1989年情况发生变化。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在高速增长中明显过热，经济秩序的混乱也愈益显著，终至在1988年经济全面失控，1989年春夏之交又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自1986年波兰大选中团结工会上台始，东欧国家风云突变，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1990年上半年，经过大选或地方选举，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政权，由执政党沦为在野党。1991年苏联“8·19”事件后，苏共受到沉重打击，组织上陷于瘫痪，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国内外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对人们的思想冲击很大，对我国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怎样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主要是使一部分人对改革目标的选择发生了动摇。无论是经济理论界的学者还是政府的决策者在改革的理论与政策方面存在着许多分歧和矛盾，如1989年以后，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没有用“市场经济”，不再使用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公式，这就基本回到了十二大时的提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提法还是没讲计划与市场谁为主谁为辅，但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经济体制，市场调节只是作为一个调节手段，所以很显然是以计划经济为重，重新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方面。改革的方向是继续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还是加大计划经济的分量，在理论界、经济界引起了尖锐争论，特别是苏东国家先后发生蜕变，更引起一部分人忧心忡忡，担心市场因素的扩大，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经济改革究竟向何处去，又成为不确定了。

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没有讲清到底计划与市场谁为主谁为辅，所以1990年、1991年这两年理论界关于是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仍在继续争论。主张计划经济为主的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市场调节不过是一个属性。主张市场调节为主的人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计划经济不是特征，应该从社会主义的特征里去掉。由于理论认识上不一致，对于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计划取向，有的主张市场取向。主张市场取向的人认为，原来计划经济的模式现在要转向市场，转向更多地利用市场；反对的人不赞成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

1990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中央要多收一点权，指令性计划要扩大一点，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要小一点。实际上，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权力更多地已经收归中央，更多地用行政权力来管理经济，市场调节受到压抑。

直到1990年下半年，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在治理整顿过程当中，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大市场调节的分量。1990年12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上透露了邓小平的意见：不要把计划与市场的问题跟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不要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到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讨论“八五”计划时，关于三种经济调配方式，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重申要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同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显然不同。此后，理论界的争论也发生了变化，大家逐渐倾向于不再把计划与市场跟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不再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而更多地看做是不同的资源配置的方式。

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认识的误区，1992年1~2月，邓小平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谈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唤起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打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清楚地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样，党内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几经反复，逐渐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确立

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1992年3月9~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问题。强调要牢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共十四大对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初步阐述。

1．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要更新计划观念，改进计划方法，重点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3．努力抓好一些相关的方面和环节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做持久的努力，又要有紧迫感；既要坚持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推进。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要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继续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积极培育包括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劳务、信息和房地产市场，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步实行利税分流和分税制，逐步建立起符合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各自特点的工资制度与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积极建立待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转变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要求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紧紧抓住改革和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总体设想和具体规划，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由以下主要部分组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国有企业实行“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并且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有机的整体。第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第三，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第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间接的宏观调控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顺利运行的迫切要求。第五，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运转的原动力和稳定剂。

由于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经历多年的争论之后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经济体制改革也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并提出新体制的初步框架，使改革有了明确的方向，为推进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改革得到全面推进，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建立。其间，改革大致可分1992~1997年和1998~2000年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培育市场体系的同时，重点推进财政、金融、计划、外汇等宏观体制的改革，使宏观调控机制进一步得到完善；后一阶段，面对严峻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新一届政府成立伊始就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新的部署，明确提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任务。

一、从继续放权让利到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中共十四大标志着改革进入了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的总体态势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被打破，新的经济体制初见端倪，但还远没有全面建立起来。新旧两种体制在转轨时期的碰撞和摩擦错综复杂，成为经济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根源。因此，新阶段是改革的攻坚阶段，是以建立新体制为主要使命的阶段，并经历了由继续侧重于“放”到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过程。

1992年由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精神的迅速传播，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加快改革开放的热情，全国改革开放迅速形成了热潮。当时改革还是沿着过去的思路展开的，其内容侧重于“放”，如进一步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下放权力，如将国家直接管理的农业、工业、物资、商业、外贸出口产品计划指标减少1/3，其中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近一半；放开经营，企业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培育市场，调整和放开价格，形成了多数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金融、劳动力、技术、房地产等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迅速兴起的局面。这一波以继续放权让利、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改革热潮，大大增加了经济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由于还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机制，助长了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和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的经济过热和经济秩序混乱。

放权让利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有所成效，是因为所有权在国家和企业内部的分割在几个重要的方面改善了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首先，在激励机制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职工事实上可以和国家分享企业的利润，原来是行政机关附属物、以完成国家计划为主的国有企业被程度不同地注入了利润动机。利润动机使企业具有了一定的活力和自我发展的冲动。自1979年起，企业内部开始逐步恢复奖金制度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同时扩大企业自主权设立企业基金，实行多种形式的“让利”。每年都在不同行业或部门程度不同地调整工资、晋职晋级，进而又恢复和推开了奖金制度。这种涉及千家万户分配关系的调整和重构，无疑是释放长期被束缚的生产力的一个强有力刺激和推动。毋庸置疑，以物质利益刺激起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于冲破旧体制的禁锢，激发微观经济主体和群众积极性，牵动城市经济改革主轴轮的转动的确起了巨大的作用。其次，在信息机制和决策效率方面，由于企业管理层被赋予了广泛的经营决策自主权，政府行政干预大为减少，与过去政府行政机关指挥一切相比，决策已经大大分散化，大量的信息收集和整理工作由政府转向了众多企业，这使得企业管理层的决策比过去政府机关的决策更为及时和有效。

然而，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所能达到的成效是十分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放权让利的改革没有改变国有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因而未能解决国有企业的很多深层次问题，例如目标多元化问题，预算软约束问题。与此同时，企图通过所有者权利在国家和内部人之间的分割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适应于高度集中的统制经济的约束机制是行政约束，而适应于商品经济的约束机制是市场约束。实现由行政约束向市场约束的转换，不仅是改变企业对政府的依附关系，明确企业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的需要，而且是实现国家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的重要前提，同时又是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和平等性，保证自主经营和平等竞争不能没有市场约束。如果说过去企业受行政约束的话，那么在体制转轨时期企业却品尝了缺乏平等竞争原则和商业法规的苦果。因此，企业改革既是一个破除束缚企业的行政约束机制的过程，又是一个塑造市场约束机制的过程。

如何进一步改革？经研究认为，在改革的方向已明确的前提下，改革的步骤和思路，必须适应这个阶段的基本要求。改革必须从过去放权让利来激发各方面积极性的思路，坚决转到以全面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各项制度和机制上来，并逐步做到法制化、规范化。因为以放权让利为主的改革，虽强化了利益激励机制，但弱化了利益约束机制，使各方利益格局和分配关系越来越不合理、不规范；微观进一步放开搞活了，宏观调控体系却不健全，尤其是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影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同时，进入新阶段，改革的深度和难度加大，将广泛触及许多深层次的思想观念、利益调整和具体操作上的难点问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自下而上主要从事单项突破，必须由政府加强全面规划，自上而下总体推进，充分注意各方面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在继续坚持循序渐进的同时，抓住有利时机重点突破。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十四届三中全会获得通过，新阶段改革有了总体规划后，本拟继续抓住国有企业这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但考虑到我国当时宏观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失控，改革的焦点已逐步转向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宏观管理体系的建立，如果这方面改革的步伐不加快，会拖住企业的后腿。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加强治理经济过热的同时，从1994年初开始，重点进行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计划和投资的配套改革，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体制，在走出旧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方面打了一场漂亮的攻坚战。从1995年起，又不失时机地把改革的重点转向国有企业，针对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有效地探索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思路、方针、改革的着眼点和工作的着重点，极大地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至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改革已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有了很大突破。

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步骤

从1992年到1997年，改革在以下若干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

1．发展要素市场，大力推进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

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为此，采取了下列主要措施：

（1）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全面建设市场价格机制和管理机制。1992年，经过治理整顿，全国物价稳定，是价格改革的好时机，为此大幅度放开了具有竞争性的商品价格和大幅调整了粮、煤、油、运输等基础产品价格，持续多年的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和粮食购销价格倒挂问题逐步趋于解决，市场价格在价格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基本形成了市场形成商品价格的机制。在理顺价格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价格宏观调控体制，自1993年起，逐步建立了重要商品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和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价格宏观调控体制、价格指数体系和价格预警系统、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建设制度等。

（2）进一步改革流通体系，发展商品市场。在前几年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流通体制的基础上，1992年起进行了以下工作：①着重加强了市场建设。建立辐射全国的批发市场、探索期货市场、促进城乡集贸市场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布局合理、各类市场比较齐全的局面。②继续改革国有流通企业，更新流通方式、流通业态。大中型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进行改制，中小企业分别实行“改、转、租、包、卖、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形式，其中连锁经营、代理制、配送制、公司加农户等新的流通方式已日益显露其优越性，超市、便利店、专卖店、仓储式商场、购物中心等多种业态呈现一片蓬勃景象。③改革粮食、棉花、原油、成品油、化肥及副食品购销体制，加强流通领域的宏观调控，主要是理顺购销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建立储备制度和风险基金；粮食等国有企业建立两条线运行机制，即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作。④整顿市场秩序，主要是大张旗鼓地开展反暴力行动，积极查处假冒伪劣商品等，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监督；颁布《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力图规范市场行为。

（3）积极培育以金融、劳动力、房地产为重点的要素市场。发展和规范要素市场，是建立市场体系的重点。1992年起，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的确定，金融和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劳动力市场也逐步形成规模。

1992~1993年，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方向，使金融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同业拆借市场发展迅猛、证券市场交易活跃。但金融市场的过快发展，也引发了不少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乱拆借、乱集资、股票和期货市场的违规交易。于是，1994年起，金融市场进入了重点治理、规范发展阶段。在采取紧急措施，整顿金融机构的同时，建立健全证券委员会和证券监督委员会，严格管理货币市场，控制证券发行节奏、规范发行市场。金融市场逐步走上了正轨。

在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方面，除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建立企业自主用工，职工自主择业新型用工制度外，主要围绕农村剩余劳动力区域间流动和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分流两个重点展开。

针对1992年后“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中房地产市场的混乱局面，从1993年起，国家一直着力规范和整顿房地产市场。除保护性耕地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外，首先，国家垄断城镇土地一级市场，加强土地二级市场的管理，建立正常的土地使用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其次，开征和调整房地产税费，抑制房地产交易中的暴力。经过整顿，房地产市场逐步发育和规范。

2．重点突破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

为了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过改革加强宏观调控，构筑抑制经济过热的机制，从1994年起，财税、金融、外汇、计划、投资等方面的重大改革，经过周密规划，同时配套出台实施，至1997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

（1）适应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框架基本形成。财税体制改革是国家摆脱财政困境的根本出路，也是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关键性契机。这次财税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后第二次重大改革。主要是建立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同时实行税利分流，以调整整个财力的分配格局，并为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具体内容：①把原来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②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按照国际惯例，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对少数商品征收消费税，对大部分非商品经营继续征收营业税，促进企业公平竞争。③建立政府公共预算与国有资产经营等其他预算分立的复式预算制度。

（2）金融改革开放迈出了重要步伐。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与金融关系更日益密切。1992年加快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发生的金融秩序混乱，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有很大关系。为此，按照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除发展金融市场外，还进行了以下内容的改革：①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是国家领导、管理金融业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能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保持货币稳定；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管，保证金融体系安全、有效地运行。②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政策性业务从国有专业银行分离出来，建立政策性银行，割断政策性贷款与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确保人民银行调控基础货币的主动权；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运行。③不断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稳步发展。④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取消双重汇率，实行汇率并轨；取消外汇额度管理、外汇留成上缴办法，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

（3）投融资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低下，是我国经济生活中长期未能解决的一大难题。20世纪90年代初治理通货膨胀，为了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在国家运用产业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强化对内资和外商投资导向，加强和改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投融资体制改革措施，改革的内容：①明确投资主体的分工和投资责任，根据效益、市场需求和投资活动的性质，将建设项目分为竞争性投资项目、基础性投资项目和公益性投资项目，确定不同的投融资方式；②建立项目法人责任制，实行先有法人、后定项目的办法，项目法人对项目的策划、筹资、建设直至生产经营、归还贷款本息以及资产保值增值全过程负责；③实行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规定凡需在金融市场融资的经营性项目，各出资者必须用规定资金来源的资金，按项目总投资的一定比例作为对项目的资本金投入，否则，项目不予批准。

与上述投资体制改革相适应，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不再单纯依靠全社会计划指标控制投资总量，而是主要运用经济手段，从资金源头调节投资总量和结构。

（4）计划体制改革加快，计划管理职能逐步转变。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家计划总体上应当是指导性的，为此，1993年国家计委直接管理的农业、工业、物资、商业、外贸出口产品计划指标由221个减少到139个，减少了1/3以上，其中指令性计划指标由143个减少到73个，减少近一半。1993年指令性计划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已不足7%。与此同时，计划部门积极转变职能，改进计划方法。①从偏重于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微观经济活动，转向研究发展战略、重大方针政策，制定中长期规划。1995年，制定了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我国世纪之交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重大比例关系、全国生产力布局等，着重体现了规划的宏观性和战略性。1994年制定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和《汽车工业产业政策》。1995年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7年颁布了《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加强了规划的政策性指导。②从偏重于关心全民所有制经济活动和工业生产建设的管理，转向引导和调控全社会经济活动，重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过程，面向市场，调节供求。

3．继续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积极鼓励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发展，是加速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1992~1997年期间，非公有经济以比20世纪80年代更快的步伐加速扩展，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有一定发展。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增加，国有或集体所有的企业吸纳了外资、职工个人资金甚至私有资本，私营经济在股份化时，也有外资、集体资金参股。

1998年，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再就业过程中，个体和私营经济获得更快发展。各地纷纷出台鼓励私营和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据中国人民银行对15个省、7大银行的调查，在1998年的86000亿元贷款中，非国有经济占到42%，比前两年增加了3个百分点。城乡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80%~90%的贷款贷给了非国有经济。4家国有商业银行对非国有经济的贷款为32.8%。[2]从而使非公有制经济获得9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大发展。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457亿元，比上年增长14.1%。其中国有经济投资15662亿元，增长19.6%；集体经济投资3717亿元，下降3.5%；城乡居民个人投资3638亿元，增长6.1%；其他经济成分投资5440亿元，增长19.1%。[3]

在1992~1997年加快改革中，更重要的课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改变国有制实现形式，推行产权改革，早在80年代中后期理论界就广泛进行过深入的探讨，80年代末实行的股份制试点，就是在产权改革思想下进行的。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肯定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后，1994年在重点推进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按照“积累经验，创造条件，逐步推进”的方针，开始了系统的改革：①在面上继续贯彻两个条例，以便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好基础的同时，开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优化资本结构试点。②探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逐步明确，改革的方针、目标、路子和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改革好坏的标准，也形成了共识。国有企业改革的着眼点和工作的着重点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是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搞好搞活整个国民经济；“抓大放小”，加速推进改革；改革企业制度要和国有资产的改组、加强企业的技术改造相结合；深化企业改革和健全企业领导班子、加强企业管理相结合；为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抓好各项配套改革，如解决政企不分问题，解决国有资产流失和保值增值无人负责问题，尽快建立再就业工程问题，加快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问题。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

4．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和住房制度的加快改革

（1）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和《公费医疗》，在城镇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一制度是计划体制下拟定的，存在保障水平超前于生产发展、保障对象限于在业职工、保障费用由国家包揽、统筹共济功能脆弱、企业之间负担失衡等弊病，不适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进行了改革的试点，如推行退休统筹，建立“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新养老保险制，试行国有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在部分城市进行建立职工统筹保险基金试点和大病保险费用社会统筹的试点等。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了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全面启动，主要是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

（2）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解决住房，关键在于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实行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我国住房制度长期以来一直以“福利制、供给制”为特征。1994年国务院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总结了各地试点和1988年全国初步推行住房改革的经验教训，决定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颁布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了住房改革的基本内容，即三方合理负担，社会方式运行，货币形式分配，两种供应体系，普建公积金制，发展住房金融，规范市场交易。这几年改革的具体进展，除发展房地产业和房产市场外，一是建立住房公积金，至1997年已累积800亿元。与此相适应的是银行开始开办分期付款等业务，以促进居民购房。二是提租与售房并举，加速住房商品化。但提租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已提租金赶不上物价上涨，如大幅提租，财政和居民又难以承担。为此决定以出售公房为侧重点，以加快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如天津、南京已取得很好的经验。三是物业管理初具规模，装饰、维修逐步纳入规范管理。

三、对外开放的新举措

1992年以来，面对经济、科技日益全球化的趋势，我国坚持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不但大幅度扩大开放的地区和区域，而且不断提高开放水平，开创了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1．扩大对外开放的地域和领域

1992年起，我国政府相继开放沿海城市和地区后，先后对进一步开放沿边（边境）、沿江（长江）、沿线（陇海线、兰新线）和内陆省会城市等地区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北方沿边开放了黑河市、绥芬河市、珲春市和满洲里市，南方沿边开放了南宁市、凭祥市、东兴镇、昆明市、畹町市、瑞丽市、河口县；沿长江开放了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黄石等；内陆开放了太原、合肥等15个省会城市。另外，新批准对外开放口岸15个，增加对外开放县26个，使全国对外开放口岸和开放县总数分别达到167个和825个，开放的地带逐步向中西部和内陆延伸，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这几年我国对外开放的产业领域也不断扩大，主要是在鼓励外商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同时，允许外商逐步进入服务业，如开办合资零售和批发商业企业，中外合资银行、保险公司的设立由特区向主要城市扩展，设立中外合资或合作的商检机构，开放会计市场等。在利用外资的形式上也有了进一步进展，主要是增加了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大胆试行了一些利用外资的新形式，如BOT。

经过近20年的不断实施对外开放，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由沿海到内地、由工业到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的、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外商投资则由单纯出口加工向产业化、多元化发展，部分国际大公司制定中长期规划，开始向中国实施战略性转移。

2．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1992年以后，我国利用外资已由开始的粗放阶段转向集约阶段。对外开放初期，外资主要来自港澳、台湾和华侨，且一般项目较小，都是劳动密集的加工业。为吸引外资，对外来投资可说是来者不拒，并且采取优惠政策。1992年以后，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饱和，吸引外资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和效益高的项目。外商投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大企业集团、跨国公司加入来华投资的行列，它们具有技术、资金、销售渠道和国际信息的优势，而来华投资的目的，主要是看中我国巨大的市场。它们来华生产和销售产品，使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日益国际化。这就要求在利用外资上，既要继续坚持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还必须考虑到保护民族工业。为适应利用外资环境的变化，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有坚持以市场换技术；利用外资政策由以优惠政策为主转向与国际接轨和着重改善投资环境；在引进外资的同时，积极推动向境外投资；注意利用外资的适度和高效。

由于继续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及时转换对外开放政策，1992年以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利用外资速度加快，连续四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输入国。同时，世界著名的大跨国公司开始进入我国，至1995年底，世界最大500家公司有200家在我国投资，使我国利用外资不仅资金规模扩大，而且技术含量提高。

3．加快外贸体制改革

随着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1982年我国政府就决定要求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合法席位，经过多年努力，20世纪90年代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为适应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必须进一步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主要的措施有：

（1）在实现外汇汇率并轨的同时，重点改革了进出口管理体制，国家对进出口下达指导性计划，对企业的经营目标进行引导；进口管理建立以关税为主要杠杆的管理体制，出口管理主要规定了国家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出口商品范围。

（2）大幅度降低进口商品关税，调低出口退税率。

（3）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取消外贸出口补贴，实行自负盈亏和打破垄断经营的改革，改变传统的以收购制为主的出口经营方式，向以高效和优良服务为基础、以代理制为中心的出口经营方式转换，并开始组建科工贸、国内外、进出口密切结合的大型国际化、实业化、集团化的综合商社，使外贸企业向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惯例的新型外贸体制迈进了一大步。

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既有来自中国自身经济建设过程中矛盾的积累，又有突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经济环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买方市场”初步形成

以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取得长足进展，市场配置资源机制逐渐形成，GDP总量高速增长，1995年提前五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较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中国的供求总量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供给不足转变为供大于求，到1998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品零售市场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从供给能力和潜在需求增长看，也存在经济总量供大于求的情况。据1995年对10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调查，生产能力利用率达到80%以上的只占30%，生产能力利用率在50%~80%之间的占46%；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一半的占24%。1996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资料显示，在涉及的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未达60%的超过了全部产品半数以上。1998年部分耐用和大宗消费品全部产量与该产品当年重点企业生产能力相比，其中不少产品的比率甚至低于1995年生产能力利用率。随着市场供求形势的变化，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也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NP的 50%。总体而言，短缺经济基本消失，“买方市场”初步形成。

2．从经济体制看，体制性紧缩效应逐渐显现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责任方面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于是，企业对自己的生产投资活动越来越谨慎了；金融部门的商业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明显加强，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加重，银行业为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上收基层贷款权限，大量集中信贷资金，对贷款的发放日益谨慎。银行和企业约束机制的强化最终导致银行“惜贷”、企业“慎贷”现象的出现。

为应对日益加强的市场竞争，企业受“优胜劣汰”市场法则的压力，企业兼并、重组乃至破产压力增大，“下岗分流”及就业压力增强使企业微观层次困境加剧。1997年末全国下岗职工人数为1200万人左右，比1996年增加300多万人。到1998年底，还有610万下岗职工需要再就业。就业状况的恶化使城镇居民收入增势减缓，1997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4%，处于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并逐步到位，原来由财政和企业承担的高保障和高福利制度开始改变，中低收入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支出预期中对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后可能增加的个人负担部分预期增多，于是人们出于谨慎动机，增大了储蓄趋向，以提高自我保障能力。

在此背景下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开始形成需求增长的约束机制。首先，投资需求的增长受到限制。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1%，其中国有投资增长11.3%，集体投资增长5.8%，居民个人投资增长6.7%，其他类型投资增长了13.2%。与1996年相比，各类投资均呈继续回落的趋势。其次，从消费需求来看，城市买方市场使企业经营状况出现两极分化，加之企业预算约束硬化，职工货币收入增幅下降。再加上结构调整带来大量下岗人员，收入预期谨慎。高福利制度的打破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人们支出预期增大，导致城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下降。199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2%。与1996年相比，消费增幅回落较大。199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现价增长率为6.8%，可比价增长率为9.7%，消费需求呈下降趋势。

3．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总量的负面影响凸显

中国1995年、1996年、199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57.5%、46.1%、88.1%，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为1.68%、2.1%、3.6%。外需的扩大，使国内供大于求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使体制性紧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大大出乎人们意料，尽管中国受影响最小，但到了1998年，其对中国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显现。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8.5%，增幅比上年下降2.7个百分点，当年协议利用外资比上年下降24.2%。1998年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仅0.6%。占中国出口比重60%左右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受金融危机的打击，经济增速放缓，支付力下降，进口锐减，对中国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出口商品和出口市场与中国相近，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后（大多贬值30%~ 50%），其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优势明显，对中国出口增长影响很大。1997年下半年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为17.1%，与上半年26.3%的增速相比，开始趋缓。1998年全年出口增长率陡降到0.5%，表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减弱。

受上述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GDP增长率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的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差距明显。同时市场物价持续走低，1998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为-2.6%，居民消费物价总指数为-0.8%，与1997年的0.8%和2.8%相比，均呈继续下降的趋势。

总的来看，1997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加大了改革的难度。由于国内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国有企业经营每况愈下，面临严重亏损，使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需要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如住房、医疗制度改革；中国严峻的金融形势和变化中的国际环境给金融系统带来的巨大压力；粮食流通体制、财税体制也越来越暴露出其所存在的问题；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总体上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总的来说，当中国经济因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经济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而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以保障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需要继续往纵深推进，以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这一切都要求在改革面临困难的时候，要去攻克一个个改革的难关，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二、“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1998年3月，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在上述不利的国内外环境中，政府对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新的部署，明确提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任务。“一个确保”，就是必须确保199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贬值。“三个到位”，就是确定在三年的时间里，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彻底改革金融系统，即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从中央到地方，展开新一轮政府机构的改革。“五项改革”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

1．“三个到位”

（1）国企三年脱困。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效果每况愈下，经济效益持续大面积滑坡，从而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亏损。1996~1997年，国有企业出现了历史上首次净亏损现象。其中，1996年净亏378.04亿元，1997年净亏403.12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达45%。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不断恶化，不仅使国有企业自身运营难以为继，而且使财政和金融不堪重负。“国企三年脱困”任务的提出，正是考虑到当时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严重困境。国有企业是否脱困，主要看：①优势企业是否得到壮大，中小企业是否放活。②亏损严重、扭亏无望的企业是否已经破产或退出市场。③企业富余人员是否切实得到精减。④经过改制、改组后的企业经济效益是否明显回升。根据有关方面的部署，大中型国有亏损企业脱困的具体途径主要包括：“抓大放小”、分类指导；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人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渠道筹集改革成本，实行增资减债；坚持“三改一加强”，大力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减轻企业社会负担。

（2）改革金融系统。鉴于1998年初中国严峻的金融形势和变化中的国际环境给金融系统带来的巨大压力：①金融监管十分薄弱。②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日益严重。据资料显示，截至1997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在贷款中所占比率为20%左右，与发达国家2%的不良资产比率相比，信用风险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③金融市场秩序混乱。面对这些问题，国内金融风险的化解最终有赖于金融制度的改革，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根本出路也在于坚持不懈地深化金融改革，使中国的金融业尽快与国际金融业接轨，在改革中完善，在改革中发展。金融改革的重点，一是要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和金融监管能力；二是要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此外，也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的规范管理和制度建设。

（3）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机构的设置与职能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①政府职能错位，政企不分。②政府职能重叠、交叉，部门之间相互扯皮，行政效率低下。③机构庞大，人员冗杂，财政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快政府机构改革，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决策者将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2．“五项改革”

（1）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原有粮食流通体制存在很多问题，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此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目标，总的来说是要真正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具体有五项内容：一是完善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体系；二是理顺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三是转换国有粮食企业的经营机制；四是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五是进一步搞好粮食流通，促进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决策层提出，这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四分开一完善”的原则，即实行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粮食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决策层确定的此次粮改的重点是“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和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

（2）投资融资体制改革。现行的投融资体制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突出表现为：①以行政审批制度为特征的投资体制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突出。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关系没有理顺，或是双方投资权限划分不清。③投融资管理混乱。这主要存在于地方政府的层次上。为解决这些问题，决策层为投融资体制改革设定了近期目标，即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健全服务体系和强化政府监督，形成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核、工程招标投标、项目法人负责的投融资体系，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融资体制框架。在这一目标框架下，近期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点被确定为：进一步明确政府、企业、银行在投融资体制中的职责范围，建立投资风险约束机制；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扩大企业直接融资；切实加强和改进政府对投融资的宏观调控和管理。

（3）住房制度改革。1998年以前，政府曾从多方面试图启动住房市场需求，但市场需求始终不能尽如人意。因此，中央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内容确定为四个方面：一是住房分配制度改革。改革的基本政策目标是，停止住房实物福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商品化、分配货币化，最终形成以个人产权为主体的住房产权结构。二是住房供应制度改革。改革的基本政策目标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三是住房流通制度改革。改革的基本政策目标是，建立完善和规范的住房市场，保证住房商品自由、顺畅地流动，实现住房商品的合理分配。四是住房管理制度改革。改革的基本政策目标是，建立业主自治与物业管理企业专业管理相结合的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物业管理体制。

（4）医疗制度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其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①对医患双方缺乏有效的制约，医疗费用增长过快。②覆盖面窄，医疗费用非正常转移。在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下，约有1/3的城镇从业人员得不到基本医疗保障。同时，一部分城镇居民通过其家属或亲属变相享有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把医疗费用转嫁给财政和企业。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财政、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建立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5）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经济生活中税外收费越来越多、越来越乱。费多税少，费强税弱，以费挤税的问题日益突出。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97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基金（不包括社会保障基金）项目高达6800多项（这还未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已收费但未列入目录的），几乎所有政府部门都有收费和基金项目。1997年各地、各部门收费（或基金）总额高达420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45%，并且每年还以15%的速度增长。由此，清费立税成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之一。清费立税的总体思路是：“清理”、“规范”、“改税”。所谓“清理”，是指对现行的各种政府收费进行全面的清理，坚决取消那些不合理、纯属乱收费的项目；所谓“规范”，是指将那些合法、合理的收费项目，按照规范化政府收费的要求，分别归入“规费”与“使用费”系列，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所谓“改税”，是指将那些具有税收性质，没有明显的利益回报性，征收范围比较普遍，并且具有较为规范的税基和征收办法的收费改为税收。

1998~2000年这三年，在前几年全面改革的基础上，通过改革攻坚又在一些关键性领域进一步推进了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有企业三年解困的任务基本完成，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在投融资体制、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医疗保险制度、财税制度的改革上也显露其成效。如果说，1992~1997年的改革已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显现，那么到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这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思考题：

1．简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曲折演变。

2．简述1992~1997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重要举措。

[1]本节参考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3~1075页。

[2]孙杰、贺劲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谈金融工作》，《光明日报》，1999年3月12日。

[3]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9年2月26日；《人民日报》，1999年2月27日。

[4]本节参考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2~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