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未来展望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发生了变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思想。

一、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面临的新问题

中共十五大以来，我国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方针，适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然而，随着经济体的不断壮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我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新问题。

1．加入WTO后所面临的挑战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加入WTO，有利于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活动。加入WTO，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加入WTO，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制度结构，使之与世界经济对接，大大提高中国制度运行效率，从而改善投资、市场环境，为引进外资创造条件。然而，加入WTO，也使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产业还刚刚起步，发展的水平还有限，打开国门后必然会受到冲击，这些行业或企业能不能经受住冲击，是中国经济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农业。由于生产方式不同，我国农业主要是以户为主，一户种几亩；而美国的农场主所耕种的几百公顷土地只需几个人就可完成，全部都是机械化，不但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生产出来的粮食质量也远远超过我国，再加上先进的储藏方法及应用，所产生的利润要比我国高好几倍。美国政府还对农业进行了相应的补贴。这些使得美国农业的竞争能力要大大高于我国。中国开放农业进口后，农业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二，国有企业。经过改革国有企业，经济运行效率有所提升，然而，其竞争力还有限。一旦打开国门后，面对国外资金实力雄厚、管理水平相对较高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在不具备优势的市场条件下，中国的国有企业能不能持续提高自身的经济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一个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第三，金融体制。金融体制是一个经济体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没有一个好的金融体制，经济发展不能稳定持久。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一个很大启示，即在金融改革尚未完善之前，不应过度开放金融体系，尤其不应过早实行资本账户的全面兑换。我国能够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正在于金融体制的相对封闭性。因此开放自己的金融体制应该是有序、逐步的。目前，我国的银行体制以及各种金融市场都在做着相应的准备，但权责不清，财政部门与银行、银行与银行、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债务相互纠缠问题，坏账与债务拖欠无法估计问题依然严重。如何让金融体制及时有效地完善，并保证在加入WTO后不受到过度冲击，不让国际投机者有机可乘，让中国的金融企业能够应对外资金融企业的竞争，同样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总之，加入WTO让中国回归了全球经济，但同时，也使得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2．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也日趋严峻。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个人之间还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特别是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仍存在着显著差异。1978年，国家、企业和居民个人三者的分配比例为33.9%、11.1%和55.0%，到2002年，这一分配比例变为20.5%、14.3%和65.2%。24年间，国家收入比重下降了13.4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上升了3.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上升了15.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上升，国家收入比重下降，企业收入比重基本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基本特征。但是从总体上看，个人拿大头，国家拿中头，企业拿小头的分配格局始终没有改变。由于经济基础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地区之间很不平衡，经济的发展和分配都呈现出东重西轻的格局（见表14-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居民个人得到了实惠，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在居民之间不平衡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存在差异，呈现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下降，高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上升，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现象。2002年，占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45%，同样占城镇居民10%的最低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家庭的财产占总额的53.6%。财产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现象比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更加严重。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也与城镇居民类似，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即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据世界银行估计，198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28，1990年上升为0.35，2001年为0.45。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研究，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差距已由1988年的0.382上升到2002年的0.454。[1]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扩大，严重制约了城乡市场开拓和消费需求扩大；二是由垄断和不公平竞争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受挫，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三是群众对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增加，影响社会稳定。

表14-1　东中西部地区GDP与全国GDP比

注：表中数据为占全国GDP的比重，括号内数字为占全国人均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3．城乡关系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关系问题不容忽视。改革开放之前，即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关系曾经被严重扭曲。具体表现在：第一，工农业产品不能平等交易。改革开放前20多年，国家以“剪刀差”形式从农业中提取的经济剩余估计在6000亿~8000亿元。第二，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逐渐形成了极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把城乡间人口的迁徙纳入国家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第三，城镇居民与农民之间的权利和发展机会不平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要素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得到扩大，城乡关系逐步得到改善。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城乡经济仍未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主要表现在：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六五”期间，由于农民收入的快速增加而有所减小，但随后的“七五”、“八五”、“九五”，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见表14-2。第二，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占65.4%的水平。农村人口小学文化程度占42.8%，15岁以上文盲率为8.3%，高于城市23.8%和4.0%的水平。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构成，这无疑是我国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平等。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城乡差距还可能呈扩大的趋势。采取措施防止差距的过分扩大是极为必要的。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是今后几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而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在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推进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构建城乡统一的社会经济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的总体改革走向是：在完善“少取”政策的基础上加大“多予”力度，加快“放活”步伐。

表14-2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5）》，第102页。

4．资源环境问题

我国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同时，我国的能源利用率也很低，只有32%左右，比发达国家低了10个百分点，差距很大。我国的核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很大。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高达76%和68.9%，是世界上煤炭比重最高的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煤炭消费占26.5%）以及工业化国家（煤炭消费占21.4%）的能源结构相差甚远。煤炭比重过高，使我国能源系统效率明显降低，环境压力巨大。除了煤之外，我国实现现代化所需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也是非常多的，但国内所能提供的能源供给量却难以与之匹配。我国从1993年已经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进口量从1993年的988万吨增加到2002年的7000多万吨，年均增长近25%，对外依存度也从6.4%上升到30%。随着每年中国石油进口量的增加和缺少石油战略储备，我国很容易受到全球原油价格变化的影响，石油短缺将是我国未来一段历史时期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能源需求的大幅度增加，还会导致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环境保护的压力加大。目前，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另外，环境污染还从城市向农村扩展。近10年来，我国使用农药防治虫害效果显著，每年使用农药面积为23亿亩次，每年化肥施用量达2930万吨，但农药、化肥有效施用率仅为30%（为国外先进农业区的1/2），其余都挥发到大气中或随水流入土壤和江河湖泊，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全球环境正在急剧恶化，臭氧层破坏、热带雨林消失、温室效应和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正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给人民生活和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5．改革的深化与新体制的完善

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然而，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诸如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金融体制、社会保障、政府职能等问题上还有许多难题并没有解决。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因此，初具框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这需要通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来完善这一新的体制。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的机构改革以及职能转变尤其显得重要。如何定位政府的职能以及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容，既实现政企分开、官商分开，也能够保证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顺利推进，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经过中共十五大以来的经济发展，我国已经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升级，人们不希望政府既当裁判员，也当运动员，不希望政府过大过多干预经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也在不断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要求政府应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应该主要依靠居民的消费结构拉动，而不是政府支出的投资推动。从国际背景看，加入WTO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与世界接轨。这其中就包含着政府职能的接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职能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应该辅佐市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若要进一步深入，需要深层次的体制改革。

二、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思想

面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促进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思想。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以“五个统筹”全面协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中共十六大立足于我国已经解决温饱、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即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一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措施主要有：①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②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③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④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⑦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⑧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2．“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四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具体来说：

第一，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进一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增强国防实力，维护国家安全，都要靠发展。

第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以人为本的人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就是根本，就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是协调的发展观。协调发展，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第四，统筹兼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切入点和重要实现途径。从方法论意义上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切实做到统筹兼顾，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21世纪头2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2004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构建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是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具体表现为农村与城市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社会与经济和谐发展，政治与经济和谐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发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的精髓贯彻到经济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具体来说：第一，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第二，必须把协调发展社会事业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只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推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和创新，才能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条件下，逐步理顺各方面的经济社会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健康有序。第三，必须把提高保障能力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支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义，是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原则，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始终把提高社会对人民生活的保障水平放在重要位置，正确落实国家政策，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社会保障能力和水平，以使全社会人民能够充分享受构建和谐社会带来的丰厚成果。

21世纪初，党和政府进一步推进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建立后，致力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推进这一体制进一步完善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一、深化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深化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

金融体制改革是一系列改革中的重中之重。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更加迫切和复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也是应对加入WTO之后的国际经济竞争的基础。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建设。2002年以来，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尤其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建设，企业的直接融资比例进一步加大，境内上市公司数，已从2003年的1287家增加到2007年的1550家。股票筹资额已由2003年的1357.8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8680.2亿元。企业债发行额也由2003年的358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059亿元。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业的有效监管，加强了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建立了多层次的市场体系，提高了金融企业的运营效率，改善了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同时，还稳步推进了汇率制度改革。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也一直努力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为了保证税负的公平和效率，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扩大税基，建立合理的税率，规范各种税费种类，同时，积极改革现有税收制度。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逐步加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并注重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压力，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同时灵活调整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率。在出口不景气时，提高出口退税率，在出口过度景气时，减少出口退税率。另外，为了鼓励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党和政府还通过合理的税收结构鼓励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企业，鼓励企业的科研投入和科技创新。同时，合理规范中央、地方的税收范围，提高中央财政的比重，努力做到事权和财权的匹配。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的财政支出体制也进行了相应改革。为了减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财政支出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积极向西部和农村倾斜。同时，努力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产品投入。通过转移支付，努力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的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以及农田水力设施的支持力度。

投资体制的完善。合理规范投资程序，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缩小政府对投资项目的核准范围，健全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意义。2002年以来，合理界定了政府的投资范围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投资事权，改进和完善了决策规则和程序，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了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制。同时，健全了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了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以及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等有关制度。这些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投资的规范和提高投资的效率，防止出现产能过剩和资金运用的无效率。同时，保证了就业的稳步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稳定持续。

政府宏观调控进一步完善。2002年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推行了政务公开并逐步实现制度化，完善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提高了政府工作透明度，并且努力保障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中国政府全面推进了依法行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积极推行政府问责制，建立了执法责任追究制。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国政府拥有了更多的经验和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政府不仅成功控制了2003年的SARS公共卫生危机，还保障了2002~2007年的经济增长的高位运行。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能力逐步增强，并且能够适时地对经济进行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理顺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机制，政府的调控手段也从行政方面逐渐转移到经济、法律方面。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汇率等都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了一贯性和稳定性，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使得通货膨胀得到适当控制，经济发展速度适宜。

二、形成“反哺”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般来说，在世界各国工业化成长过程中，工农关系大致要经历这样三个阶段：以农养工的工业原始积累阶段；农业、工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农工自养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积累支援农业，被称作反哺农业的工业成熟阶段。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也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历史阶段。农业税在我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变小，2004年已降至不到1%。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2005年中央又一次把支持“三农”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反映出中国在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方面的重大变化，即从农业提取积累转向工业反哺农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2007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共十七大更是高屋建瓴，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明确了方向和目标，为“三农”工作创造了更有利的环境和机遇。

在反哺政策下，几年来财政支农的力度不断加大。2004年，政府安排粮食直补资金116亿元，占补贴资金总额的96%，近6亿种粮农民直接享受到了国家补贴政策带来的实惠。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通过粮食直补使13892万户农民平均每户增收74元。国家还对13个粮食主产省安排了良种补贴资金28.5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7000万元。2005年享受免征农业税的农民达到8亿。2005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比2004年增长13.8%。2006年，粮食直补资金又增加10多亿元。

伴随着反哺政策的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新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2月，胡锦涛指出，要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积极、全面、扎实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落到实处，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2006年9月，温家宝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中国农村改革开始进入综合改革的新阶段。要充分认识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建立精干和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和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深化企业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

随着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幕拉开，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企业改革中的重中之重。经过三年的分流、兼并等措施的实施，国有企业实现了三年脱困目标，企业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经济向纵深发展，企业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垄断、企业产权的多元化等依然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数量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的数量还是太多，国有资本仍需向能发挥优势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国有大中型公司的股权结构仍有待完善，治理水平亟待提高。垄断行业改革才刚刚开始，已逐渐成为国企改革重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刚搭起架子。企业还应该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做出贡献。2006年上半年，煤炭、石油石化、有色金属、电力等行业能耗水平均有所上升。在这些行业，国有大型企业均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有企业还要承担好社会责任。不要把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标，要处理好利益相关者关系，特别是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以及其他社会责任。由于企业追求盈利目标，在市场竞争中，可能会忽视消费者的利益，采取一些非法手段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因此，企业监管也是企业改革进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

2002年以来，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通过合并使企业的规模优势进一步加大，这有利于企业“走出去”，也有利于与国际大型企业进行竞争。通过打破垄断提高了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度，这有利于企业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促使企业练内功，促使企业开拓创新。通过一系列改革，企业的垄断地位不断下降，垄断行业也逐步减少。私营企业迅速发展，股份制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规模逐步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逐步加大。同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效益也不断改善。私营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由2004年的22.8%增加到2007年的26.7%。股份制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由2001年的10.4%增加到2007年的20.6%，股份合作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从2001年的9.2%增加到2007年的17.5%。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也从2001年的8.1%提高到2007年的13.8%。

21世纪初期，药品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在药品方面，假药流入市场，给患者带来了生命损失和经济损失。食品安全问题也严重影响着人民的健康。从齐齐哈尔的假药事件到“问题奶粉”和“苏丹红”风波，从劣质的火腿肠到各种方便食品，都曝光了许多问题，食品和药品的生产、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都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为了加强对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的管理，一方面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另一方面着力加强制度建设，加强食品和药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加快《食品安全法》的立法进程。同时，积极进行医疗制度改革，加强医疗监管。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和政府在综合分析国内和国际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指导方针，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正确选择。中共十六大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2005年7月，温家宝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自主创新。2005年12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胡锦涛指出，要始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显著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2006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按照这一目标，中国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时候，大体要进入全世界创新型国家的前列。同年，还发布了《2006~2020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对未来中国信息化发展的目标、任务、战略重点以及措施等都作出了系统部署。

从横向来看，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总体还较弱。历史上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最高的是1960年的2.32%，以后逐年下降，2004年为1.23%，与有关法规规定的1.5%存在差距；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仅为5%左右；占固定资产投资40%左右的设备投资中有60%以上要靠进口；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支出397亿元，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仅61亿元，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的水平；有数据显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49个主要国家中仅居于第28位。因此，有必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学技术发展，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四、“以人为本”，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党和政府一直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在经济发展上，中国政府强调要把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这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强调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在经济发展上的体现就是：第一，从对总量的强调转变为对人均的强调。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将过去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由“总量”变为“人均”。经济指标这一改变的意义在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升是人均收入提升的基础和前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就意味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较大提升，意味着改革发展的成果在每一个社会成员那里得到更好的落实。第二，更加重视生态建设。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第三，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教育、就业、医疗、分配、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工作直接关系民生问题。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第一次把社会建设提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高度来加以阐述，充分体现了十七大报告“以人为本”的理念。

“好”在“快”之前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理念。自20世纪90年代初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便有了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说法。十多年来几乎约定俗成，“快”总在“好”之前。200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经济发展时依然沿用“又快又好”的提法。“快”，成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从1990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9.7%，经济总量在全球位次从1990年的第11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4位。同时，中国也为多年来的“粗放型”快速增长方式付出了代价。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注重科学发展，在“好”字上做文章成为当务之急。有鉴于此，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又好又快”，认为“快”是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强调，“好”是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要求。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认识的深化，是对新阶段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十一五”规划也强调，让“好”和“快”双翼齐飞，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要求。“又好又快”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又好又快”，就是既要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大起大落，更要坚持好中求快，注重优化结构，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只要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转变增长方式，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中国的经济必定能够又好又快发展，确保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五、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外开放步伐大大加快。党和政府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2002年以来，我国积极进行对外交往，与外国的各种党派进行交流，扩大共识，增强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发展态势的认识。中国政府积极落实各种合作、协作关系，参与世界和区域组织的各种活动，在WTO的框架下，努力探索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进行持续深入交流，促进中外贸易发展。同时，注重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比如在东盟框架下扩大与亚洲国家的经济交流。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也积极与外界接触，与各国议会进行广泛的交流。这些务实合作和交流一方面提高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同时也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世界第29位提高到2006年的世界第4位。“十五”期间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62%，相对于1978年提高了52个百分点，实现了由封闭经济贸易到开放经济贸易的跨越。伴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国文化也向世界传播，中国市场同样吸引外国人前来投资就业。2002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2006年达到835.2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开放的“新兴市场”，实际开放度由2000年的36%上升到2004年的75%，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10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最高，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以来，党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和深化各项改革，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克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严重洪涝干旱等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取得了新进展。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总量在世界的位次由2002年的第6位跃居2005年的第4位，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02年以来，国民经济不仅增长速度快，而且持续时间长、稳定性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均实现了大跨越，为实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3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速，2003年为10.0%，2004年为10.1%，2005年为10.4%，2006年为11.1%，2007年为11.4%。经济实现了连续五年10%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五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快、持续时间长的时期之一。经济在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比较好的稳定性。经济增速不仅快，年度之间波幅也比较小。2003~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度最高增幅与最低增幅仅相差1.4个百分点，经济在高位平稳运行。居民消费价格呈现波动，2003年上涨1.2%，2004年上涨3.9%，然后降低。2007年回升到4.8%。

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位次五年内连升两位。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20333亿元，2007年达到246619亿元。随着总量的增加，到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法国和英国，在世界上的位次也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2007年仍保持了第四的位次。与前三位的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差距也在缩小。人均国民总收入翻了近一番，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继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达到1100美元后，在短短的五年内于2007年又超过2000美元。这标志着我国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地区、城乡和产业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2002年以来，随着中央确定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逐步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的不断到位，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出现了积极变化。2003~2006年各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大幅提高，2006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达128593亿元，为2002年的1.96倍；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2002年的1.90倍；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2002年的1.91倍；东北三省国内生产总值为2002年的1.72倍。2007年，对中部和西部的投资进一步加大。东部地区投资72314亿元，比上年增长19.9%；中部地区34283亿元，增长33.3%；西部地区28194亿元，增长28.2%。

城乡经济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中趋向协调发展。2006年城市化率达到43.9%，比2002年的39.1%上升了4.8个百分点，年平均上升1.2个百分点。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2003~2006年城镇总人口年平均增加1874万人，乡村总人口年平均减少1125万人，大量的乡村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措施的落实，包括加大农村道路、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明显加强，减免农业税，加大各种补贴，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城乡经济发展进一步趋向协调。

第三产业比重继续提高。2003~2006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0.1%，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增长迅速，2003~2006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10.0%。2007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为13649亿元，比上年增长9.7%。金融业也不断发展壮大。2007年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发行、配售股票共筹集资金8432亿元，比上年增加2838亿元。年末境内上市公司（A、B股）数量由上年末的1434家增加到1550家，市价总值32714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65.9%。2007年企业共发行债券17084亿元，比上年增加3520亿元。2007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7036亿元，比上年增长25.0%。

第三，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持续大幅增加，节能减排取得初步成效。财政收入在五年内翻了一番多，从2003年的20466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49449亿元。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2006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为18.4%，比2002年的15.7%上升了2.7个百分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有效地保障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

企业利润连续五年保持在20%以上的增长速度。企业利润的大幅度增加拓展了企业的发展空间，调动了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经济基础。随着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领域调整等各项措施的落实，节能减排在难度较大、困难较多的形势下取得了积极进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连续三年上升转为2006年的下降。2007年能源消耗总量为26.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7.8%。

第四，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生产迅猛发展，供给能力大幅提高。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围绕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立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政策体系，农业生产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粮食产量从2003年的历史低点逐年增加，2004年达46947万吨，扭转了1998年后连续五年下降的局面。2005年、2006年、2007年粮食连续三年增产。2007年粮食产量50150万吨。棉、油、肉等主要农产品稳产增产。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仍稳居世界前列或位次前移。2006年，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及茶叶的产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甘蔗产量位居世界第三；大豆产量位居世界第四。

工业生产增长迅猛，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产品产量高速增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钢、煤、水泥、电视机和棉布的产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发电量继续位居世界第二；糖产量居世界第三；原油产量居世界第五。2007年全部工业增加值为107367亿元，比上年增长13.5%。

第五，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加强。2002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交通、通讯和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得到加强，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得到明显缓解。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比上年增长24.8%。东部地区投资72314亿元，比上年增长19.9%；中部地区投资34283亿元，增长33.3%；西部地区投资28194亿元，增长28.2%。

第六，对外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连升三位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2002年以来，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展，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水平进一步提高。2002年货物进出口总额6208亿美元，2007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03年超过法国和英国升到第四位，2004年超过日本升到第三位。

利用外资继续增加，对外投资增长较快。2006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利用外资数据）630亿美元，2002年为52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4.6%。利用外资的持续不断增加，使我国利用外资自2002年以来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在利用外资继续增长的同时，随着“走出去”战略的付诸实施，对外投资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国际旅游收入增长迅猛。2002年以来，我国加快了旅游资源开发步伐，加大了旅游经营机制创新力度，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我国国际旅游人数由2002年的居世界第五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四位；2005年国际旅游收入占世界国际旅游收入总额的3.7%，比2002年上升0.1个百分点，居世界第六位。

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末国家外汇储备1528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619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位。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7.3046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6.9%。

第七，城乡居民生活持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改革和发展的实惠。2002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城乡居民收入连年保持快速增长。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3.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

第八，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经济社会呈现同步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2002年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落实，在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同时，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也蓬勃快速发展，呈现出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良好局面。

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是大势所趋，我们只有抓住目前的“战略机遇期”，才能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目标，才能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理想。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

一、经济发展的挑战

中国经济未来仍要发展，改革也会依然持续，但改革发展的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五个方面：

1．国际政治环境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方面本身制度发育不完善；另一方面又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在国际政治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作为防范、遏制的对象。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不稳定因素。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台湾作为一张“牌”来遏制中国。另外，美国强力推行其全球反恐战略，其他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纷纷调整彼此关系，增强谋略与谋势，使全球地缘战略格局出现重大变化，也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面临新的变数。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04年3月14日，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重申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是：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然而，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断强调中国的发展主要依赖自己，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好处，不会威胁别人，但是，国际政治环境并不一定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这是一个挑战”。

2．国际经济环境的挑战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其外贸增长速度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1978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9.8%，时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出口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外贸依存度的稳步提高，2006年、2007年攀升至将近70%，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贸易依存度提高增大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摩擦。巨大的贸易顺差不仅给人民币升值带来更大的压力，而且会加剧我国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同时加大国际收支失衡程度，使外汇占款过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日趋严重。另外，尽管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数额很大，但中国还不是一个贸易强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和更多的“新贸易壁垒”，外部制约因素会相应增多。在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之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金融风险始终存在，我国经济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如果周边环境不好，我国也难独善其身。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经济放缓就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尽管中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然而，市场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不成熟的地方。中国的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还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尽管推行了科教兴国战略，矢志于成为创新型国家，但中国目前的创新能力仍然不足。党和政府提出了“两个利用”思想，然而，由于国际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和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成熟，由于国际能源市场的风起云涌以及国内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由于外贸市场上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真正做到“两个利用”还有待时日。未来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良好国际经济环境。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挑战。

3．国内资源和环境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的基础上，而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恰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中共十七大报告在列举十六大以来前进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时，将“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放在首位。报告称，我国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靠扩大建设规模，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取得的经济增长，忽视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不重视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经济运行质量。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有其客观必然性，是不可逾越的，但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和总量水平后，仍然实行这种增长模式就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能耗高，能源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目前，我国能源利用率为30%，而发达国家一般为40%~80%。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为日本的6倍、美国的3倍、韩国的4.5倍。12种主要原材料的物耗比发达国家高5~10倍以上。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中国为此消耗的标准煤、钢材和水泥分别约占全世界消耗量的15%、30%和54%。在农业方面，水、肥等利用效率低。发达国家已向喷灌和滴灌发展，而我国仍主要是大水漫灌，跑水、漏水严重。水、耕地、森林资源被加速消耗，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和沙化加剧，环境污染相当严重。从近年来的松花江水污染，到治理淮河，再到太湖蓝藻事件，都说明能源消耗、环境保护问题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一些地方的污染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出路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约和合理使用有限资源。因此，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要“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发展环保产业”。

4．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挑战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区域间发展不协调、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仍未根本改变。据统计，从2000~2006年，东部地区的江苏、山东、广东三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从8554亿元、8338亿元、10741亿元增加到21548亿元、21847亿元、25969亿元；而西部的青海、宁夏两省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从264亿元、295亿元增加到641亿元、707亿元。两地区虽然发展都很快，但差距仍很明显。目前东中西部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在外贸和利用外资方面，东部地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还有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几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呈加速度增长，但城乡收入的差距依然越来越大，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平均三人的消费量才相当于一名城市居民的消费量。2006年和200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相比均将高出4个百分点，与往年比呈现了扩大趋势。产业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需要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同时调节过高收入；需要减小产业差距。

5．创新能力提升的挑战

我国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并要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但是，目前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经过教育制度改革，我国的受教育人数正在逐年扩大，但是，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对世界而言还不是很高，加上内在的创新体制的不健全，因此，不利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发挥和培养。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增幅正逐年缩小，长期以来，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发明专利授权中3/4为外国人所拥有；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10家电子信息企业五年申请之和仅相当于美国IBM公司一年申请的专利数量。由于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不少行业存在技术“空心化”危险。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实现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型向自主创新型的战略转变。因此，中共十七大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创新能力能否迅速提高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后一个挑战。

二、中国经济的未来展望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总的趋势是什么？中国在未来应该进入到全面建设时代、全面改革时代、全面创新时代、全面开创时代。体现这四个方面的时代就一定是整个中华民族振兴的时代，全面发展的时代，全面崛起的时代。同时，也应该看到尽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还将面对很多挑战。具体表现在：

第一，工业化还处于中后期，城市化还未过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如果将整个工业化进程按照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划分，并将每个时期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根据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三次产业就业比例、人口城市化率五个指标评价，到2005年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这表明我国整体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国情也发生了变化，完成工业化进程所面临的问题也将不同。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对工业化的压力越来越突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还没有改观。我国虽然是一个工业大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是还不是一个工业强国。尽管不断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还主要依赖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还较低。工业化的技术来源还主要依赖于国外，产业技术的自我创新能力还很薄弱，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还较低，而且，自主创新的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就业压力还依然较大，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善，不断增加的剩余劳动力严重制约着我国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的协调性还较差，产业升级压力较大，产业的组织化水平也还较低。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进程继续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实力明显增强，城市建设与管理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和谐社会建设迈出新的步伐。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为5770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城市化水平比2002年提高4.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然而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还较低。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基础设施较差、城市平均规模偏小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都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面对的。

第二，政府职能转变和民主化才刚破题，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推动了市场化进程。同时，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大部制”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共十七大上，民主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经济民主化的色彩愈来愈浓厚。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执政兴国”，就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和谐社会”。在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连续的要求下，政府再一次强调了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劳动者收入的重要性。只有提高百姓的收入水平，才能切实提高内需，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并驾齐驱。然而，能否真正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改善百姓生活，让经济发展惠及更广大的人民，还需要努力奋斗。1992年以来，我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发展的制度取向。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可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具规模。各种市场不断完善，包括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企业和家庭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可以自主决策的主体。政府的职能也越来越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我国的市场化水平正在日益提升。然而，不能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很成熟，不能说我国的制度转轨进程已经完成。各种影响市场体制建设的干扰因素还存在，政府的职能转变还没有完成。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第三，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尚未实现，创新和科技水平还很低，国际竞争能力也很弱。党和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也不止一次地号召和要求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赖于要素大量的投入转变到依靠科学技术上来，然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却导致中国难以逾越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有制度约束下，追求政绩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难以落到实处。中共十七大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见，需要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也看出中央的新思路。从中共十六大到十七大，推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部署，其中包括要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目前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还相对较低，同时也说明了不能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因。没有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就谈不上发展，而只能是简单的增长；没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就很难成为一个工业强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由于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还有待进步，因此，中国目前的国际竞争能力也还较弱。没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中国就很难发挥“两个利用”来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发展，也不能有效防范经济全球化的风险，中国人的强国梦也不能真正实现。

总之，中国的未来不会是坦途，需要做的工作仍然较多，任务仍然繁重。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是光明的。中国人正在从事着最艰巨和最伟大的事业。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能为中国人民的富裕、民主、文明做出贡献，而且也会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贡献。不仅如此，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还会为世界做出贡献。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不会改变，中国的“和平崛起”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从中共十六大到十七大，已经再次证明中国有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已经再次证明中国已具有建设经济、保持经济稳步发展的智慧，已经再次证明中国人一定能够找回历史的尊严和昔日的辉煌。

思考题

1．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哪些挑战？

2．简述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1]李实、魏众、丁赛：《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