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集群升级的方式选择及对策研究

第5章　基于产业集群升级的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研究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方面，工业园区产业结构的管理也是促使工业园区的产业结构向这两个方面变化。有的工业园区内的企业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活力，更多的工业园区在较低的水平上竞争，为了保持前者的竞争能力，为了确保后者突破同质化竞争的困境，要求工业园区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在整体上进行技术创新，是整个产业向高度化的方向发展。

5.1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概述

5.1.1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涵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产业结构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产业结构高度化强调技术集约化程度的提高，要求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尽快地成长和交替，打破原有的产业结构低水平的均衡，实现少数高科技、高效率产业超前发展，然后带动整个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产业结构高度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产业结构素质来看，新技术在各产业部门得到广泛运用，社会有机构成得到进一步提高;产业的劳动者素质和企业家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各产业的产出能力、产出效率不断提高;产业能够适合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换代，即落后的产业被淘汰，新兴产业兴起和壮大。

第二，从结构发展方向上看，整个产业结构的发展顺着第一、二、三产业优势地位顺向递进的方向演进;在资源结构上，产业结构顺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分别占优势地位的方向演进;在加工工业中，产业结构的发展顺着低加工度产业占优势地位向高加工度产业占优势地位演进;在产品结构上，产业结构顺着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方向演进。

第三，从产业组织发展来看，竞争从分散的、小规模的竞争转向以联合或集团式的集中性大规模竞争的方向发展，规模经济的利用程度大大提高;产业间的关系趋向复杂化，大中小型企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专业化协作越来越细，企业多角化经营范围越来越广。

第四，从产业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要求开放度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再是自我封闭式的维持均衡发展，而是通过国际投资、国际贸易、技术引进等国际交流方式，实现与产业系统外的物质能量的交换，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结构均衡协调发展，建立国际协调型产业结构。

5.1.2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衡量

产业结构升级与否，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和产业结构变动系数来表示。

5.1.2.1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设某地区有个产业，将这些产业由高到低加以排列，所得的产值比例的原始比例记为q(j)，其累积比例及做q(i)，由此可以定义出该地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显然，越大，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越高级。应该注意的是，这样求得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只有相对意义，只在进行区域之间的比较或结构变动考察时才有意义。

例如两个区域，地区1和地区2，各部门在本地区产值中所占比例由高到低排列(见表5－1)。显然，这两个地区除了部门1和部门2外，其他比例都相同。因部门1比部门2的层次高，所以，地区1的产业结构层次比地区2的产业结构层次高。用式子5－1分别计算两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为:地区1为270，地区2为260，说明用式子5－1定义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是合理的。

表5－1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计算表

资料来源:笔者个人整理

5.1.2.2　结构变动系数

设θ= 1－cosα是结构变动系数，s(t)，s(t－1)是不同时刻的产业结构(百分比)。可以构建下述结构变动系数，该系数越大，说明结构变动程度越大，但是否向高级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则需要用式子5－1来确定。

这里的t和t－1分别表示目标时刻和基准时刻，间隔不一定是一年，而且可以说研究一年时间内产业结构变动的意义不大，因为对于一个较大的地区而言，产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

结构变动系数也可以采用简单的对应比例差之和描述，即: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对于具体地区及其特定发展阶段来说，不是产业结构越高级越好。正如各地政府发展工业园区，往往都将高科技产业作为本地区的主导产业优先发展，完全不考虑本地区的实际客观情况，往往造成要么同质化严重，要么招商引资困难，难以形成经济规模。

5.1.2.3　标准产业结构识别法

“标准结构”是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样本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所表现出的特征进行统计归纳，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出能刻画某一高级化阶段的若干指标，作为产业结构演进到此阶段的标准。

钱纳里为了建立标准产业结构，设计了一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市场占有率模型。最初的国民生产总值市场占有率模型为:

式中: Xi为第产业的粗附加值市场占有率，Y为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N为人口。

后来，钱纳里等人为了提高标准产业结构模型分析的准确性，改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市场占有率的模型，即在原来的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变量，使市场占有率的模型能够反映实际。公式表述为:

式中表示资源分配投资率，表示初级产品输出率，为工业品输出率。

根据上述模型，钱纳里和塞尔奎因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数量为外生变量，用回归方程对样本国家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到一个标准的产业结构(见表5－2)。

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产值结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分析时，要注意所采用的价格体系，若价格体系中各产业的比价是合理的，则产值结构能准确地反映产出结构;而当比价不合理时，其所反映的产出结构是扭曲的，此时的产值结构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产出结构，从而在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时也会产生误差。

表5－2　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的“标准模式”(1975)

资料来源: Chenery and syrquin，Patterns of Development，1950－1970，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5.2　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

5.2.1　配第的发现

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早在17世纪第一次发现世界各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差异及其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同。他注意到，在大部分人口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荷兰，其人均国民收入要比当时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高的多。就英国不同产业来看，其人均收入水平也不相同，从事农业的农民收入与从事运输的船员比较，后者竟然高于前者四倍。这种产业间相对的收入差，会推动劳动力从低收入的产业向高收入的产业移动。

通过考察，配第得出结论:比起农业来，工业的收入多;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多，即工业比农业，服务业比工业的附加价值高。配第的这一发现确立了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产业转移是推进经济发展的根本机制。

5.2.2　配第－克拉克定理

20个世纪50年代，克拉克对该现象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的研究是在下面三个前提下进行的:一是对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探讨，是以若干国家在时间的推移中发生的变化为依据的。这种时间系列是和不断提高着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对应的;二是使用了劳动力这一指标，考察了伴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分布状况所发生的变化;三是以三次产业分类法，即将全部经济活动以分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为基本框架。根据这三点，克拉克搜集和整理了若干国家按照年代的推移，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移动的统计资料，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人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第一次产业将减少，第二次、第三次产业将增加，这就是所谓的“配第－克拉克定理”。

这是克拉克总结出来的定律，之所以称作配第－克拉克定律，是因为克拉克认为自己发现的规律只是印证了配第的观点，在理论上总结出来罢了。配第－克拉克可以从韩国雇佣人数在各产业中变化的情况和英国、日本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的结构表中得到验证。(见表5－3，5－4，5－5)

表5－3　韩国雇佣人数在各产业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韩国国家统计办公室:《有效人口调查年度报告》

表5－4　英国的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鈴木多加史.日本的產業構造.中央經濟社.1995: P14

表5－5　日本的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鈴木多加史.日本的產業構造.中央經濟社.1995: P46

5.2.3　库兹涅茨的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茨涅兹在继承克拉克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仔细地发掘了各国的历史资料，通过现代经济统计体系，再现各国经济发展历史，使分析更具有一般意义，从而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较为彻底的考察。他在考察中不仅运用劳动力的部门分布指标，而且还利用各产业所创国民收入的比重指标，揭示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的产业重心转移过程，以及三次产业产值变动与就业构成的相关变化。

在对57个国家1958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区域内第一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的比重同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中，但国民收入下降的比重要超过劳动力下降的比重。这说明劳动力比重和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的减少，是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普遍现象。

第二，在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创造国民收入的比重及占用劳动力的比重都会提高，其中前者上升的速度会快于后者。在工业化后期特别是后工业化时期，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力的比重会不同程度地下降。这说明工业化达到一定的水平以后，第二产业不可能吸引大量劳动力。然而，从相对国民收入来看，唯独第二产业是上升的。这说明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上，在国民收入特别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方面，第二次产业有较大贡献。

第三，第三产业创造国民收入的比重及占用劳动力的比重会持续处于上升状态，其中在工业化中、前期阶段，其劳动力比重的上升速度会快于国民收入的比重。这说明第三次产业具有很强的吸收劳动力的特性。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快。由于第三次产业具有对劳动力的强吸附特性，因此，往往被人们称为劳动力的大蓄水池。一般地说，第三次产业是这三个产业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无论以劳动力的相对比重，还是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上看都占一半以上。

总之，在整个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的转换就表现为第一产业创造财富和吸收就业的份额逐渐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在工业化前期，第一产业逐渐成为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第三产业则是吸收劳动力的主要场所;到工业化后期以后，第二产业创造财富的比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则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既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吸收劳动力的主要场所。

库兹涅茨所揭示的产业结构演化规律可以从日本、美国的发展历程中得到检验(见表5－6)。

表5－6　日本、美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

资料来源: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日本总务厅统计局．世界统计1997;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

5.2.4　霍夫曼系数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对工业化(实际是重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提出的工业化阶段理论，被称之为“工业化经验法则”。他在1931年出版的《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总，对英国产业革命以来(1880～1929)等50年间20多个国家的工业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后来在1958年出版的《工业经济的成长》一书中，对根据以后的工业化实践资料，进一步阐述了工业部门间结构变动的一般类型。他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各工业部门的成长率并不相同，因而形成了工业部门间的特定的结构变化，而且具有一般倾向。

他选择了有代表性的8类产品进行观察分析，这8类产品分为消费品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两大类产品。消费品工业包括:(l)食品、饮料、烟草;(2)布匹、制鞋;(3)皮革制品;(4)家具等。生产资料工业包括:(l)生铁、有色金属;(2)机械;(3)车辆;(4)化工等。为了进行观察分析，霍夫曼提出一个基准——霍夫曼比率，即消费品工业净产值与生产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以公式表示为:

他根据霍夫曼比率观察了20多个国家8类产品的消费品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的比重变化情况，发现各国工业化虽然进行时间早晚不同，且发展水平各异，但都表现出一个共同趋势，即生产资料工业净产值在整个工业净产值中所占份额稳定上升，并呈现出大体相同的阶段性质。霍夫曼根据上述情况，将工业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表5－7)。

表5－7　工业化过程的四个阶段

霍夫曼根据大量调查和实证研究，认为无论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必须经过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占主要地位;第二阶段，生产资料工业快于消费品工业增长，达到消费品工业净产值的50%左右;第三阶段，生产资料工业继续快速增长，并已达到和消费品工业相平衡的状态;第四阶段，生产资料工业占主要地位，认为这个阶段实现了工业化。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霍夫曼比率呈下降趋势。

霍夫曼当时使用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概念是指轻工业和重工业概念，而实际上两者的划分不完全相同。轻工业是指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主要生产消费资料;重工业是指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既生产生产资料，也生产消费资料，如耐用消费品工业。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消费品都属于重工业生产领域。但霍夫曼比率中的消费资料工业既包括轻工业，也包括部分重工业，并且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重工业部分的比重不断提高。基于此，美国的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日本经济学家盐野谷佑一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后得出: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霍夫曼的比例保持不变，但重工业的比重持续上升。

5.2.5　钱纳里的理论

钱纳里运用库茨涅兹的统计归纳法，对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考察了产业结构转换的主要变量，并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作为外生变量，代入用回归方程建立的GDP市场占有率模型，即得出一个标准产业结构。对于揭示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变动方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成为观察分析各国产业结构演进趋势常用的一种方法。

根据分析，三次产业的市场占有率随着个变量变化而变化。他们利用1950年至1963年间54个国家的横断面和时间系列的资料，测算了各种变量的系数，从而判定了三次产业的市场占有率变化的趋势(见表5－8)。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时，则第一次产业市场占有率下滑，第二次产业也是下滑趋势，唯有第三次产业市场占有率呈上升趋势;当人口增加，第一、二次产业市场占有率均表现为上升，其中第一次产业更为明显，但第三次业呈下趋势;当资源分配的投资比率增长时，第一、二次产业市场占有率仍表现出上升第三次产业则表现为下降;初级产品(第一次产业产品)输出比率增长时，仅第一次产业市场占有率呈上升趋势，第二、三次产业均表现为下降;工业品(第二次产业产品)输出比率增长时，除第一次产业市场占有率呈下降趋势外，第二、三次业均表现出上升状态。

表5－8　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的标准模式(1984)

资料来源: Chenery and syrquin.Ther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1989.3，P 152～153

钱纳里还通过对34个准工业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会规律性地经过六个阶段，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向更高一个阶段的跃迁都是通过产业结构转化来推动的。

第一个阶段是传统阶段。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没有或极少有现代化工业，生产力水平很低。传统社会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

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由以落后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逐步向以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结构转变，工业中则以食品、烟草、采掘、建材等初级产品生产为主。

第三阶段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内部由轻型工业的迅速增长转向重型工业的迅速增长，非农劳动力开始占主体，第三产业开始迅速发展，这就是重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是规模经济最为显著的产业，制造业的大规模发展能够支持区域经济增长达到较高的速度，因此，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也是区域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阶段。

第四阶段是工业化后期阶段。在第一、第二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开始由平稳增长转入持续高速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第二、第三、第四阶段合称工业化阶段，是一个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阶段。

第五阶段是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内部结构由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换，同时生活方式现代化，高档耐用消费品在广大群众中推广普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第六阶段是现代化社会阶段。第三产业开始分化，智能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开始从服务业中分离出来，并占有主导地位;人们的消费欲望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变性，追求个性。现代化社会是一个用知识和智能来追求个性发展的社会，其投资领域主要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现代化生产、生活服务业，多样化是其基本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规律在较大地区长期发展中表现的比较普遍，可见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一个区域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带来区域发展阶段的跃迁。

5.3　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同产业集群升级

工业园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是工业园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形式之一，它具有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不同的内涵。

5.3.1　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产业升级是一个比较宽泛、一般性的概念，而工业园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应该是产业升级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作为“产业升级”的一种具体形式，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具体的产业升级问题，更是一个和地理关联及其制度文化密切相关的区位升级问题。

作为一种具体的产业升级形式，工业园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在工业园区范围内的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从要素的演进结构上看，它同样体现为技术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体现为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的一个过程。从产品的演进上看，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同样体现为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

但作为一个同地理关联的产业升级问题，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又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第一，由于工业园区的产业结构未必包含一国国民经济中的所有部门，所以，工业园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并不表现为产业升级中的产业结构在各个产业之间的演进过程。如工业园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很难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产业结构演进来解释。第二，由于工业园区的产业结构往往是由某一个或某几个优势产业主导，所以，工业园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更多的体现为这些主导产业内部技术上的变动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或者由一个区域主导产业演变为另一个区域主导产业的过程。第三，由于工业园区总是在特定地区进行产业布局，其产业结构的升级往往受到该地区的制度和文化的影响。第四，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由技术推动的，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往往体现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对另一种技术的替代;而在工业园区产业层面，产业结构的升级往往体现为在支撑原有区域主导产业技术的自我提升，并不一定是由一种全新的技术替代该技术。

5.3.2　工业园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同产业集群升级

产业集群的升级和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升级(或产业结构升级)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后者关注相关比例的顺序调整，而前者，更关注集群所在区域创新网络的技术能力的提升、获取更高附加值能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提升、知识系统的提升以及与集群的成长密切相关的社会资本因素的积累和提升。因此产业集群的升级与本地关联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产业集群的升级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升级有很大的出入，它既包括了产品升级的要求，也包括了要素升级、结构升级、功能升级，甚至还包涵了特定的地理涵义，其本质特征则在于创新，通过创新来获取更多附加值，通过创新来提升产业集群整体的竞争力。

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一种同地理联系密切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其升级的具体方式也与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所不同。同样的，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具有空间地理概念的组织形式，它的升级内涵同样既具有一般产业升级的内涵，同时具有相应的空间地理内涵。所以，找到了产业集群升级的有效方式，也就找到了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有效途径。

5.4　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动因

近年来，产业集群被证实为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人们往往更加关注产业集群的正效应，如通过地理集聚降低生产成本获得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报酬递增，促进企业之间的互动学习和创新及促进新企业的衍生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产业集群的负效应关注甚少。实际上，随着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有些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可能造成区域竞争力的“降级”。

例如美国底特律汽车城、匹兹堡钢铁产业集群的衰败，英国默西郡造船业产业集群优势的丧失，我国温州桥头镇纽扣产业集群、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发展的低迷都让我们思考，为什么有的产业集群欣欣向荣，有的却走向了衰败?产业集群尤其是我国产业集群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为什么说我国产业集群需要升级?

5.4.1　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内部动因

5.4.1.1　我国产业集群价值获取能力低下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如总体设计、核心技术、专业服务、市场营销等，从而获取技术租金、人力资源租金、组织租金和营销租金等。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企业主要处于制造和加工环节，在价值链中往往处于低端，只能获得较低的附加值，大多处于价值链的非“战略环节”。我国绝大多数产业集群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低成本优势，由于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为核心的企业的附加值很低，知识与技术的扩散非常有限，由此形成的产业集群必然大而不强。

在此，可以用中国—西班牙的鞋业链条为例来说明(见表5－ 8)。2002年，我国对西班牙出口鞋4753.99万双，总出口额为1.99亿欧元，每双单价为4.19欧元。而同期西班牙鞋业仅向法国出口2682.39万双，就获得了4.15亿欧元的总收入，每双单价高达15，48欧元。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和西班牙处于全球鞋业价值链条中的不同价值环节。

从1998～2002年，中国对西班牙鞋业出口总量从2197.74万双提升到了4753.99万双，总价值则从1.46亿欧元上升到1.99亿欧元，4年间总出口量增长了116.3%，而总价值只增长了36.1%，每双鞋的价格从6.66欧元跌到4.19欧元。同期，西班牙对法国虽然出口总量上升了26.45%，但是，出口价值却增长了35.18%，每双鞋的出口单价也从12.69欧元上升到15.48欧元。再把比我国总体水平还落后的越南纳进来，虽然我国2002年鞋业对西班牙出口总量占西班牙进口总量的45.60%，而越南只占9.57%，可是在西班牙鞋业总进口价值中我国只占24.10%，而越南则占到了16.33%。

表5－8　西班牙鞋业进出口概况

资料来源:詹霞.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对策.企业经济. 2007.8

在高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例如美国华尔街月刊曾报道，罗技公司在中国苏州生产的无线鼠标美国零售价40为美元，罗技公司通过设计、组织生产和品牌推广可以获得8美元，芯片和传感器制造商可以获得14美元，零售和批发环节可得15美元，而作为中国苏州，只能获得工资、动力、物流等所有的费用3美元。我国虽然在家电领域中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和VCD等行业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但是国内企业在集成电路(IC)、数码技术等方面基本不具备优势。如在美国销售的DVD大部分是中国贴牌生产的，但由于不掌握解码器核心技术，尽管2006年在美销售中国产品均价仅有12美元，但每台却要交给解码器专利公司2.5美元。现在越来越多的零部件已经转移到我国生产，但也主要是合同生产，仅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台湾电子巨头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的两端，正是中国大部分加工制造企业的真实写照。

5.4.1.2　我国产业集群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产业集群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大多以适用、简单的技术应用为主，且模仿多于创新，造成集群内企业大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窘况。技术创新及其在产业集群中的扩散，不仅是企业扩大规模的支撑力量，而且是企业增强经营能力、获得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还是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确保竞争优势的源泉力量。而企业规模的扩大、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和竞争力的提高也会进一步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冲动，引导企业走上技术创新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从而促进产业集群的长远发展。因此，技术创新是产业集群成长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维持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核心条件。

我国的传统地方产业网络主要集中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产业，产业的进入壁垒低，对企业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都不高。目前，中国大多数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存在“一流设备、二流管理、三流产品”的现象。他们不重视创新，把低质量、低价格视为竞争的制胜法宝。以汽车零部件为例，在高增值领域，如“0.5层”、“第一层”供应商中，发动机等核心技术不掌握在中国企业手中，所以我国企业不具备竞争力，但在第二层、第三层供应商，中国企业数量过多、竞争过度。我国企业往往专注于合同生产(contractmanufacture)，但是在产品外观设计、内在功能、核心技术等方面却乏善可陈。

据抽样调查，珠江三角洲地区能进行自主R＆D的企业比例还不到40%，大多数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到2005年底，尽管跨国公司已经在我国设立的研发中心超过了750个，但实际上外资企业并没有将关键的价值环节转移到中国。以高附加值产业中的信息产业为例，虽然我国信息产业的产值和数量增长很快，但由于核心技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导致产品和服务的高额利润被外国公司赚取。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都低于30%，美国和日本则在5%以下。

5.4.1.3　我国产业集群缺乏知名品牌

根据对中国名牌和驰名商标地理分布的研究，在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中，总是诞生优势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顾强，2005)。如福建晋江市2006年底就拥有安踏、安尔乐等34个中国名牌产品，11个区域行业品牌。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都还远远不够。中国名牌和驰名商标的影响主要是在国内市场，但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国自主品牌非常少，或者说基本没有。对于大部分外源型产业集群，出口加工型企业缺乏自有品牌，由贴牌生产起步后忽视品牌建设，继而无能力进一步拓展品牌影响，从而长期停滞于贴牌生产阶段。在美国笔记本电脑、DVD、数码照相机等基本都来自于中国，但缺乏得到国际市场认可的品牌，企业多为制造厂商而非创造厂商，偶有并购的国外企业，也几乎多为二线品牌，难以进入高端市场。许多地方产业集群内缺乏独立的国际知名品牌，所以价格战成为其参与竞争的主要武器。

以服装业为例，我国尚没有一个世界服装品牌，也缺乏附加值高的知名品牌，没有任何一家自有品牌出口的额度能占到总出口额度的0.5%。建立自有品牌的企业数量少，多数为国外企业贴牌加工，获利微薄，90%以上的利润掌握在国外品牌商、渠道商和零售商手中。由于缺乏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的带动，企业很难在设计、销售和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化协调;同时，因利润率偏低导致资本积累不足，制约了企业技术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提升。

5.4.1.4　卫星式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呈现出价值趋同刚性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产业集群区内的企业呈现一定的价值链趋同刚性，使得区域集群经济的发展呈现一定的脆弱性。虽然先进的信息技术已经打破地域界限并大大降低了沟通的成本，但是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和技能的传递，尤其是缄默性知识与技能的传递，其最佳路径就是面对面地沟通与交流。因此处于同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由于地理空间的临近和文化背景的相同，易于在集群企业间组织学习。但是，由于地理空间上临近的企业处于集群产业价值链的同一环节层次，它们具有基本相似的生产技能，原材料使用状况和技术水平都基本相同，对市场及客户需求的了解也基本相同，所以当这些企业面对相同的机遇与威胁时，常常会做出相似甚至相同的生产经营决策，从而诱发产业价值链横向上各企业的战略趋同刚性，严重削弱了错位竞争优势，增加了产业集群区域经济发展的脆弱性。

5.4.1.5　我国产业集群企业受制于全球买家

2006年我国商品出口接近1万亿美元，但是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具有超强实力的全球分销巨头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如沃尔玛的销售额由2000年的1668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3156亿美元。在电子和办公室设备市场、食品和药品医疗卫生、杂货等领域，大型批发巨头占有重要地位2005年有53个企业进入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美国企业1000强，其中排在电子和办公室设备市场第一位的Ingram Micro的销售额为288亿美元，排在食品和药品第一位的Kroger的销售额达605亿美元，排在医疗卫生第一位的McKesson的销售额达805亿美元，最大的杂货店Genuine Parts销售额都也高达98亿美元。再以美国服装市场为例，2005年沃尔玛的市场份额达到13%，Target的市场份额为6.2%，两个零售巨头的市场份额就接近20%，排前10名的折扣店销售就达710亿美元。2006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2035亿美元商品，虽然没有办法估计出中国产品直接销售给这些商业巨头的比重，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比重是逐步上升的。美国有两个1美元店(Dollar General，Family Dollar)，2005年两个公司的销售额达144亿美元，大部分产品来自中国。这些跨国公司控制着销售终端在这些巨头们“天天低价”的背后，却是中国企业仅能获得极少的价值增值。

5.4.2　产业集群升级的外部动因

从外部环境上看，则有五大因素驱动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的国际社会分工和本地专业化生产，要求地方产业集群必须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才能获取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创新的更多机会。二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使我国日益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这是因为我国当前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方面，而国内现有大量专业化产业集群也是建立在这个成本优势的基础上，随着低成本优势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转移，我国产业集群必须转移到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新兴产业。三是中国加入WTO为国内产业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制造业集群具有出口优势，但是处于学习和模仿创新阶段的正在创业或成长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将受到较大冲击，外资的大举进入将从当前的以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这些都在客观上迫使国内产业集群尤其是制造业产业集群需要加大技术研发力度积极开创自主知识产权，实现技术创新能力的升级。四是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就是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和服务业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高新技术的改造，其产品结构、制度结构将出现大的转变和提升。五是我国社会需求的变动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升级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是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三个决定性因素，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于国内消费的扩大与升级，房产、汽车、服务等消费的增长将推动我国传统产业集群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升级。

所以，不管从产业集群在我国发展的自身状况上看，还是从产业集群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上看，产业集群的升级都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5.4.3　我国产业集群内部动因的经济学解释

产业集群诸多问题的存在可能导致集群的降级，要求尽快通过集群升级来保持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以保证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寻求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需要我们找出集群问题存在的根源，从经济学视角上看，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路径依赖所导致的锁定效应形成的。

5.4.3.1　路径依赖效应对产业集群问题的解释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经济学分析技术变迁与制度演化的关键概念。其核心通常指的是，历史上的小概率事件或者说偶然事件可能会主导长期的选择和历史的技术(制度)演化。这一机制生成的基本原因在于，受正反馈机制的影响，开放的复杂系统存在多重均衡。在多重均衡或多重选择中，究竟何者被选定，取决于小概率事件或偶然性，而与相关选择(均衡)的效率无关。而偶然的选择之所以能够成为主导未来的关键，在于规模效应、学习效应、技术(制度)生态效应和预期增强效应等自我强化机制。它们的共同作用，不仅有效降低了单位成本，完善了该选择的支撑体系，也日益强化了人们的心理预期。由此，即使有更好的选择，在个体意义上的转换成本也不高，人们的选择将还是锁定于既定的技术(制度)之中。锁定的更深层原因，还在于基于心智的、历史的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人类认知所导致的有限理性，以及制度集、行为集和技术集之间交互所生成的嵌入性系统障碍。

在市场效率方面，路径依赖所形成的是一种适应性效应，而非资源配置效率。由于以下两点原因，路径依赖往往直接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或无效率:一是初始选择的技术(制度)是无效或低效的;二是初始选择的技术(制度)虽然是有效的，但在历史性的变化中，不能及时地用更好的技术(制度)予以替换。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斯指出，一国的经济发展一旦走上某一轨道，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规模收益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并最终使制度变迁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轨迹:当收益递增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不仅得以巩固和支持，而且能在此基础上一环扣一环，沿着良性循环轨迹发展;当收益递增机制不能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就朝着非绩效的方向发展，而且愈陷愈深，最终闭锁于某种无效状态。

由于产业集群的路径依赖性和行为惯性的存在，集群的专业化分工、地理临近、企业相互关联以及协同与溢出效应的四大特性，在构成集群竞争优势的同时核心刚性也随之凸现。核心刚性又称能力陷阱，它的本质特征就是路径依赖，主要是由于过分追求既定目标造成的。核心刚性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企业的战略选择，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核心能力有可能变成核心刚性。对于集群而言，集群的竞争优势成为核心刚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集群内企业的高度专业化分工增加了企业资产的专用性，使集群内企业以最优规模进行生产、提高集群效率的同时也失去了柔性，降低了企业对环境的应变能力。

第二，地理空间的临近和文化背景的相同极大地促进了集群企业间学习，但由于具有基本相同的能力和信息，往往在面对相同的机会和威胁时做出相似甚至相同的生产经营决策导致战略趋同。

第三，集群内企业相互关联、在相互信任基础上建立的网络化结构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加强了集群的封闭性，使整个集群对外部知识、技术的获取能力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应变能力减弱。

第四，协同与溢出效应使众多企业坐享技术创新外溢带来的好处，但也滋生了“搭便车”的思想，引发了集群内企业的创新惰性。

5.4.3.2　锁定效应对集群问题的解释

地方产业集群失去活力的效应被称为锁定效应(lock in)，德国学者格拉伯赫(Grabher，1993)将其分为功能性锁定，认知锁定和政治锁定三个方面。

功能性锁定(functional lock－ins)，是指本地企业间关系的锁定。由于高素质人才缺乏、产业配套不完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原因导致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整个集群价值获取能力低下都属于功能锁定范畴。尤其要注意的是，社会资本的功能性锁定，即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信用网络的锁定。在集群发展初期，这种结成社会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在市场制度供给不足、市场信用体系尚未建立的前提下，确实在区域范围内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这种社会资本又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其与真正意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及更广范围的信息与技术沟通又存在着冲突，并不自觉地排斥外部资源的进入，随着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反而会限制集群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网络的形成。

政治锁定(political lock－ins)是指保留原有产业结构的很强的制度组织将会影响到本地内生潜力和创造力发挥。我国产业集群的政治锁定，不仅表现为集群内部缺乏明确的产业分工和产业特色，产业结构趋同难以形成有效互动和相互促进的公共机制，还表现为土地、资本等要素供给不足，集群发展过程中各个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等导致集群要么发展受限，要么低水平重复建设，被锁定于价值链的低端。

认知锁定(cognitive lock－ins)是指产业集群会有周期性低迷的长期倾向。

5.5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集群升级路径的选择

5.5.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起源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商业研究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价值链理论，其中波特的价值链最为流行，不过寇伽特的价值链理论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却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波特(1985)提出公司价值链理论，他把公司的整体经营活动分解为一个个单独的、具体的活动，这些活动处于不同的生产环节，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因为每个活动都创造价值，所以波特把这些活动称为价值活动。价值活动被分为基本活动(含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含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这些活动相互联系，形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过程。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强调的是公司内部的这种价值活动间的联系，即公司内的价值链。

寇伽特(Kogut)则认为: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与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在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链条上，单个企业或许仅仅参与了某一环节，或者企业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中。寇伽特还认为，国际商业战略的设定形式实际上是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条各个环节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如何配置的时候，企业的竞争能力就决定了企业应该在价值链条上的哪个环节和技术层面上倾其所有，以便确保竞争优势。与波特强调单个企业竞争优势的价值链观点相比，这一观点比波特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全球价值链观点的形成至关重要。

20世纪90年代，Gereffi和一些学者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CC，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分析框架，将价值链的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直接联系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阶段。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形成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在一个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中，从而形成了全球商品链。到2000年时，Gereffi［187］和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者同意使用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代替全球商品链这一术语。

英国Sussex大学的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是目前对全球价值链问题进行较广泛研究的机构，它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从概念设计到使用直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范围，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组成价值链的各种活动可以包含在一个企业之内，也可分散于各个企业之间;可以聚集于某个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也可散布于全球各地。

图5－1　价值链各环节获取价值能力高低(微笑曲线)

在某一产业整个全球价值链条众多价值环节中，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相同的价值，按照各个价值环节增值能力，可以把整个价值链条划分为若干环节或片断。也就是说，整个价值链条内部具有价值等级体系特征，高附加值的价值环节一般就是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在这方面，台湾电子业巨头施振荣提出了微笑曲线，指出了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获取价值的能力是不同的(见图5－1)。

5.5.2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业集群

克鲁格曼(Krugman)在1995年就曾经探讨过企业将内部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进行配置的能力问题。由此，使得价值链中治理模式与产业空间转移之间的关系成为全球价值链理论中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后，阿尔恩特和凯尔科斯(Arndt＆Kierzkowski，2001)使用“片断化”(Fragment)来描述过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他们认为，这种生产过程在全球的分离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这就使同一价值链条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通过跨界生产网络被组织了起来，这一跨界网络可以是一个企业内部完成，也可以由许多分工合作完成。

全球价值链中各个价值环节在形式上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过完整连续的价值链条在空间上一般离散性地分布于各地，分离出去的各个价值片段一般都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而不是天女散花似的散落一地，毫无头绪可言，换句话说，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分布特征就是“大区域离散小地域集聚”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并非创造等量的价值，同时各个地方集群的比较优势也存在着一种严格的等级体系，全球价值链的价值等级体系与全球各地比较等级体系相匹配的过程就是全球价值链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垂直分离和空间再构的过程，并且地方集群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地方应该在价值链条上的哪个环节以便确保竞争优势。全球价值链同构成价值链的各个产业集群的关系可以用图5－2表示。

图5－2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业集群分布形态

图5－2中横轴表示空间分离度，竖轴表示附加值高低，把横轴选作空间分离度主要是为了将各个价值环节空间分离的空间概念表现出来，而不是表示各个环节空间分离后的具体距离。图5－2中位置O处的表示全球价值链条起始点或者最低端位置，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附加值最低，并假定为全球价值链中竞争力最弱的一个点;其中H点为全球价值链的末端点或者最高端点，假定为整个链条中最具竞争力的一个点; L、M两点分别处于中间位置，代表附加值处于低端和终端，这样，将O、L、M、H四个十六角星连接起来的直线就构成了一条全球价值链。其中，位于各个点的十六角星则代表在空间上分离出来的各个价值环节，这些个价值环节在现实中则构成了一个个产业集群，十六角星的大小代表产业集群的规模。

由此，本模型可以基本反映了全球价值链在全球的分离和整合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我们需要探讨的一些问题。从O到H点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同价值环节所在地方产业集群按照附加值高低所形成的空间等级体系，这样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之路无疑将是从O点到H点的不断攀登的过程。其中，双向的箭头表明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并不一定是由下而上的一个升级过程，也有可能是由上而下的一个不断降级的过程。

5.5.3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模式的选择

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主要是指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价值能力不断上升的过程。西方学者Humphrey和Schmitz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升级模式，即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链条升级。

5.5.3.1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基本模式

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产业集群通常是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与规模经济作为竞争优势。在这个阶段的产业集群可以通过增进传输体系，引进工艺流程的新组织方式，提升价值链某个环节的生产效率，实现集群的升级与发展。

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产业集群的产品升级是指集群引进、研发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比竞争对手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的向市场提供产品;还可以通过新产品、新品牌及其市场份额的不断增加，带动产业集群的产品不断升级，进而增强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

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产业集群的功能升级是指集群在实现产品升级后，逐步重新组合价值链的优势环节或战略环节，调整嵌入价值链的位置与组织方式，专注于产业价值链某个或某几个优势环节，放弃或外包原有的低价值环节，弱化或转移非核心业务，通过占领该产业价值链的“战略性环节”，最终获得该产业价值链的统治权。

价值链的升级(Inter sector Upgrading)。价值链的升级是指在原有价值链的基础上延伸至价值创造能力更高的相关产业价值链，在相关产业领域获得较高的收益率;或者移向新的、更有利可图的价值链，从而促使企业和地方产业集群提升到一个新层次，达到一个新水平，提高区域产业整体的竞争力。产业集群的四种升级模式及其特征具体可以用表5－9表示。

表5－9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类型

资料来源:根据Humphrey＆Schmitz文章整理

价值链治理研究的先驱(Greffi)始终乐观地认为，以半层级关系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网络会持续地表现出一种类似阶梯式的升级路径: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跨链条的升级。这一规律可以通过东亚众多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加以佐证。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台湾PC地方产业网络利用广泛的外部联系，在国际领先公司的推动下，快速实现了“产品升级”和“过程升级”，同时，随着中国台湾PC地方产业集群内公司对国际市场的把握能力增强，他们便开始独立设计产品并生产制造，甚至打出了自己的品牌，进入了自主营销的价值链环节，实现了“功能升级”。

笔者认为，跨链条升级并非同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并列的升级模式，一方面，跨链条升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包含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等三个方面，即在新的价值链上集群依然以前三种模式寻找升级的具体方式。另一方面，对集群内的企业而言，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可以看作不同的升级模式，跨链条升级则更像一种升级的轨迹而不是一种升级模式。所以，找出同跨链条升级相对应的升级模式，对完善集群升级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5.5.3.2　基于雁行模式的产业集群跨链条升级研究

(1)雁行模式的基本理论

雁行发展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的概念最早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Akamatsu，Kaname)分别于1935年和1937年的两篇日文论文中提出，但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是在1961和1962年其英文论文的发表之后。20世纪60年代，在赤松要和其他日本经济学家的努力下，雁行发展理论逐渐成为了一个成熟的理论模式。

雁行模式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顺序发展，指出了开放的发展中经济的赶超过程。赤松要的早期理论中包含了一个产业发展模型和产业多样化的变异模型。基本模型只涉及后起国家的某一产业由进口发展到本国生产(进口替代)再到出口的全过程;变异模型是对基本模型的进一步完善，指出了进口——生产——出口的动态变化不仅发生在由消费品向资本品的过渡中，还发生在简单、粗陋产品向复杂、精细产品的过渡中。产品的多元化可以区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现有产业内部的新产品涌现形成的产业内循环，如从棉织品到毛纺织品再到人工合成纺织品，即从简单、粗陋到精细、复杂产品;另一类体现新工业发展的产业间循环，如从纺织品、钢铁、造船到汽车再到计算机。前者可以看作生产的合理化，有助于提高产品附加值并促进产业增长，后者即生产多样化，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及出口结构升级。

赤松要在分析了纺织工业在日本动态发展的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发展四阶段模型用以描述一国从出口原材料过渡到出口资本品的经济发展过程(见表5－10)。

表5－10　赤松要雁行产业发展阶段论

续上表

资料来源:喆儒，产业升级，开放条件下中国的政策选择，P49

从表5－10中可以看出，随着一国由供应原材料和农产品的最初分工到生产资本、知识密集型产品，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经济水平也逐渐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和重新进口的四个阶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雁行模式描述了某一产业在一国从兴起到衰退的升级过程。

但之所以把该模式描述为雁行模式，主要是因为一国的某一产业的生命周期可以通过该国不同时期竞争力的强弱显示出来，它通常采取倒“V”字形体现出来。在一个国家内不断涌现的资本密集型越来越高的新型产业的竞争力可以用一系列倒“V”字来描述(见图5－3)。从图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一国国内从纺织工业、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之家的变迁。

图5－3　不同产业在同一国家兴衰演变过程

如果考虑到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我们还可以看出同一产业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移(见图5－4)。从图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纺织产品从日本向四小龙国家、东南亚联盟国家继而向中国、越南、印度等国转移的规律。

图5－4　同一产业在不同国家间的动态转移

从雁阵理论我们可知:根据各自增长的不同阶段，发展中国家按照雁行模式成功地列队跟着发达工业国。发达的大雁国家飞在雁阵的最前列，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并努力与欠发达的大雁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后者追随前者，或快或慢的以雁行模式完成工业发展过程。

对雁行模式理论进行完善的日本经济学家中贡献最大的是小岛清教授(Kojima，Kiyoshi)，他结合比较优势在赤松要雁行模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扩展，主要体现为将对外投资因素纳入到雁行模式理论中，从领头雁国家的视角，将整个经济发展过程描述为由本国生产——出口衰退——海外生产——从不发达国家进口等四个阶段，并提出了产品多元化、顺向贸易导向型和对外直接投资及协议分工三个基本的理论内核。

(2)基于雁行模式的产业集群跨链条升级现实条件

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垂直分离和整合，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按照附加值的高低来安排，即附加值的高低是价值链各个环节之间空间分离和整合的一个基本尺度。从雁行模式的角度分析，附加值高低不同的全球价值链的各个价值环节和各条价值创造能力不同的全球价值链为产业集群的跨链条升级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①同一全球价值链母链条下不同子链条价值创造能力的差异性

全球价值链的价值环节可以分成两种，除了根据波特教授提出的价值链基础上所分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价值创造能力不同的环节外，还可以将全球价值链按照产品零部件不同分为价值创造能力不同的各个环节，也可以看作同一全球价值链母链条下价值创造能力各异的不同价值子链条。

全球价值链条按照产品零部件的不同可以划分成多个层次，例如，在个人电脑产业中可以将该价值链条划分成主板、硬盘、内存、声卡、显卡、电源、显示器、键盘、鼠标等诸多价值环节。在该层面中，又以CPU为核心环节。如果研究对象改为电脑中的硬盘，那么根据分工原则该产品又会分成许多环节;进一步细分还可以把硬盘中的马达，作为一条单独的价值链，即使这个小小的马达，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十多个分工环节。例如硬盘中小马达的这些环节散见于日本本土、中国的平湖、宁波、大连、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区。

一般来说，任何一条全球产业链条不但都可以继续向下划分出诸多子链条以至孙链条以及更低层级的产品链条，而且任何层级的价值链条也基本都存在着明显的价值等级体系。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各个产业集群之间的差距，这种同一全球价值链母链条下价值创造能力各异的链条的存在是产业集群可以实现跨链条升级的现实条件之一。

②全球价值链不同链条之间价值创造能力的差异性

不同的全球价值链链条的价值创造能力显然也是不同的。由于技术进步、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对外贸易、劳动力供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的产业都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处于产业生命周期衰退期的产业价值链的价值创造能力显然低于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全球价值链，从这个角度讲，对应于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不同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就呈现出竞争力不同，价值创造能力各异的特性。

根据制造业产业演进理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一般加工工业到深加工工业，从低技术工业到技术集约化工业，再从技术集约化工业到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逐渐进步，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的过程。对应于不同产业阶段的各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竞争能力也是不同的，也就呈现出了价值创造能力不等的特征。

例如，基于纺织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基于化工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基于钢铁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基于汽车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和基于电子产品的全球价值链价值创造能力就非常的不同。

(3)基于雁行模式的产业集群跨链条升级路径的提出

对于处于价值链高端或者高端价值链的不同地区而言，由于同一条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价值环节和不同的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创造能力的变化，就使得布局于该区域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会因为该环节价值创造能力的减弱逐渐失去竞争优势。该地区要么接受丧失竞争优势的窘境，要么转而参与到价值创造能力更高的价值链环节或者新的价值链的生产中去，而将已经在这个地区失去竞争优势全球价值链的价值环节进行转移，由于这个转移过程是根据不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层级进行的，因此这个产业转移的过程也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

从全球价值链进行雁行模式转移现实条件来看，基于雁行模式进行产业集群跨链条升级具体表现为两种方式，在这两种方式下有可以具体表现为三种形态。一种方式是同一全球价值链母链条下价值创造能力较高的子链条所在地区向低层级子链条所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具体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形态是同一母链条下不同子价值链所在地区按照所处层级高低的不同依次转移的升级过程，如果将信息产业中的电脑整机作为一个母链条，其各种零部件作为子链条的话，价值创造能力不同的各个零部件子链条的所在地区间转移就是这种形态的典型代表(见图5－5)。

图5－5　同一母链条下不同子链条之间的转移

图5－6　同一母链条下某一子链条在不同地区间的转移

另一种形态是同一母链条下某一子链条依次在价值链层级不同的地区之间转移的过程。同样将电脑整机作为母链条，以其子链条之一的硬盘链条为例，其在美国和我国台湾、东莞、苏州产业园区之间的跨链条转移就体现了这种转移模式(见图5－6)。

另一种产业集群升级的跨链条雁行转移模式体现为价值创造能力各异的不同全球价值链之间的转移，表现为价值创造能力较高的价值链条所在地区向价值创造能力较低全球价值链所在地区的转移。考虑到产业集群是全球价值链片段化的结果，即一条全球价值链很少全部布局于某一地区，所以，这种跨链条转移方式只能表现出一种形态，即高价值创造能力的全球价值链中的某一环节所在地区向低价值创造能力全球价值链某一环节所在地区之间转移的过程，并且所转移环节一定是价值创造能力较高的全球价值链的最为松脚型环节，也就是高附加值价值链中价值创造能力的环节。价值创造能力较强的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价值创造环节向另一相异价值链环节所在地区转移的很难发生。因为这些环节的雁行转移可以在上述同一母链条下价值创造能力不同的各子链条所在地区之间的转移中实现，因为后者可以利用技术上的相似性节省大量转移成本，并可以降低转移的风险。仍以电子产业集群中电脑整机为例，如果该价值链向另外相异价值链所在地区转移，只能是另一种形态，即将价值创造能力最低的鼠标链条转移到其他链条所在地区;而其他的环节如主板、内存等价值链条的转移会在电脑整机这一大的母链条下转移完成。

5.5.4　价值链治理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

当价值链上一些企业根据其他主体设定的参数(标准、规则)进行生产工作时，治理问题就产生了。这些参数包括生产什么(产品定义)、如何生产(生产过程定义，含技术、质量、劳动和环境标准等要素)、何时生产、生产多少以及价格等五类基本参数。因此，治理(Governance)指通过非市场机制来协调价值链上活动的企业间关系和制度机制。全球价值链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关系到发展中国家了解市场进入途径、迅速获得生产能力、理解价值链上的收益分配、得到发达国家购买商的技术援助以及找到制定政策和创新的支点等方面。

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进行分类。从价值链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地位出发，Gereffi将全球价值链分为生产商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商驱动(Buyer－driven)两种类型，讨论了它们在驱动资本、核心竞争力、所在部门、典型产业、所有权、主要的网络连接等特征上的区别。在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控制着关键技术的大型跨国制造商协调整个生产网络，它一方面向国内外的分销商提供商品，另一方面与本地或国外的配套企业、分包商合作，完成采购或生产，呈明显的上下游关联。该治理方式在汽车、航空、计算机、半导体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较为典型。在购买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大型零售商、营销商和品牌制造商(统称采购商)在一系列出口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贸易公司和国外购买者是中间客户，起到中介的作用，将本地的生产企业同国外的经销商联系起来，构成一条基于国际贸易的价值链。该治理方式在服装、鞋、玩具和消费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比较典型。两种价值链各有侧重，但又相互关联，并非完全独立。

Greffi、Humphrey和Sturgeon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了五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别是科层制(Hierarchy)、领导型(Captive)、关系型(Relational)、模块型(Modular)和市场(Market)。在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和科层制分别处于价值链中行为主体之间协调能力的最低端和最高端。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和有效的模式，其运行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科层制则以企业制为典型，其运行的核心是管理控制。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同属于网络治理模式，是网络模式的进一步细分。从科层制到网络再到市场，显性协调和权力不对称的程度逐渐减弱。五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具体特征如表5－9所示。

表5－9　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特征及企业间权力表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Humphrey和Sturgeon整理

不同价值链治理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方式、路径及局限性各异。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大多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按照Gereffi对全球价值链的分类，这类集群以嵌入“采购商驱动型”价值链为主，发达国家的大型采购商是价值链中的领导企业，充当治理者角色，负责协调链中各企业的劳动分工并影响其升级活动，而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企业主要为采购商从事转包生产，处在被领导和被协调从属地位。

Humphrey和Schmitz用系统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价值链的不同治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中生产商的升级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嵌入准科层制价值链为生产商快速实现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阻碍了功能性升级。二是在单纯市场关系价值链中，生产商的产品和过程升级往往比较缓慢(因为没有全球采购商的推动)，但功能性升级明显。三是网络价值链为生产商提供了理想的升级条件，但生产商需要极强的互补性能力，因而这种价值链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中几乎不可能出现。

5.6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集群升级的方式选择及对策研究

产业集群升级有包括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等四种基本模式，这为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但作为升级的主体，即集群内的企业而言，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更是一种升级的路径而不是升级的具体方法，找出在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模式下的具体方法，则成为了本节要解决的问题。

5.6.1　不同类型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方式的选择

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法、途径是不一样的，嵌入全球价值链后升级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所以，要找出产业集群升级的具体方法，首先要对产业集群进行一下必要的分类。

国外学者Peter Knorringa和Jorg Meyer－stamer(1998)在Markusen分类的基础上，把产业集群分为意大利式产业集群、卫星式产业集群和轮轴式产业集群。笔者认为，轮轴式产业集群实质上是意大利式产业集群或者卫星式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产物，所以，将产业集群只分为意大利式产业集群或原发式产业集群和轮轴式产业集群即可。

将这种分类方法在加入全球价值链因素，即将介入全球价值链与否的程度为属性将其进一步分类，则可以将意大利式产业集群又分为介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和未介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由于卫星式产业集群就是在国外大型跨国公司基于成本优势在国外投资发展起来的，所以，卫星式产业集群一定已经介入了全球价值链。具体分类可以如表5－10。

虽然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都会在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模式下找寻适合自己的升级方式，但具体升级方法会有所差别。尤其是对于未介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而言，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选择介入全球价值链的方法和时机。

表5－10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集群分类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5.6.2　未介入价值链的产业集群介入方式选择

经济全球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全球分工体系在越来越广泛的地域内展开。与这一过程相伴生的主要有三个概念，一是与产业链条垂直分离或片断化相联系的分包(Outsourcing)，二是离岸(Off－shoring)，三是海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分包是标准的商业术语，是指企业对产品或服务经常要做出自己做还是外购的决策，当企业从自己做转变为外购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分包的过程。离岸则是指将产品或服务由国内生产转移到海外的过程，也是产业链条片断化后在全球地理空间重构的一个过程。海外直接投资是指与全球产业转移相关的由国内转移到国外的对外直接投资。

对于尚未介入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要充分利用国外主导产业的这些机会，将其作为自己介入全球价值链的契机。

(1)外商直接投资介入

按合同规定提供商品和服务，便构成最简单的联系。进入一个新市场的跨国公司通常需要当地企业充当自己的供应商，提供维修服务，或供应初级原材料和零部件。随着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起更为长期的关系，双方的合作层次也将得到提升，跨国公司会把一些要求更为严格，同时附加值也更高的工作交给当地企业完成。这在许多国家被形象地称为“出资者伙伴关系”规划。例如，英特尔公司的出资者伙伴关系规划就是在马来西亚取得供应商。这一类型的联系都可称为“后向关联”。

与后向关联相对应的是前向关联。一家当地企业替跨国公司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产品时经常采取独家代理销售的方式，前向关系便建立起来了。当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大企业都是从充当发达国家企业产品的销售商起步的，这些企业利用前向关联，从跨国公司那里得到了市场准入资格和更多的知识，台湾的信息技术企业宏基便是一例。

(2)外部采购方式接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化国家的领先企业把自己的一些成熟产品转移到生产成本很低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生产，许多服装公司把服装价值链中的裁剪和缝纫环节转移出去。工业化国家的企业所做的这一转移决策，使后来者国家受益匪浅，因为它们可从中筹集到自己的社会资本。很快，各个后来者企业都参与竞标，力争在整个制造环节中占据一席之地。

原始设备制造合同可以被看作是外部采购的一种方式。在该方式下，与第三方签订合约的是整个产品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关键的高附加值部分，他们往往想把一些价值创造能力低下的松脚型环节转移出去。如苹果电脑都把整体产品(如个人电脑)的生产外包给东亚国家的后来者企业，这对苹果公司而言，不仅获得了低成本生产带来的战略优势，客观上为东亚国家的后来者企业提供了宝贵的介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台湾的许多个人电脑企业，如宏基、神达和大同，都是在此类原始设备制造合同下发展起来的。

同原始设备制造对应的是二次采购，二次采购是指关键的高科技产品(如存储芯片和逻辑芯片)生产商在外寻求一家能充当“第二个采购点”的企业，目的是在客户订单紧急时保证自己的零部件供应，或者当自己有能力生产新产品时，将缺乏竞争力的成熟产品向其转移。二次采购也是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介入全球价值链的一种有效方式。

5.6.3　已介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升级方式选择

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不意味着企业的能力自动得到了提升，有些企业甚至会因为加入全球价值链而导致能力下降。这就要求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沿着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路径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在各种升级路径下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达到有效提升竞争能力的目的。

首先要求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本质的提升。企业的学习需要经过从模仿型学习到创新型学习的阶段。新技术的引进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但技术引进不能代替企业内在能力的提升。这就要求集群内企业转变小富即安的思想，突破禁锢，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加大研究开发力度，注重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创新人才，消化、吸收外来技术，真正实现能力的本质提高。

其次要求集群企业灵活应对变化的环境。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要符合主导企业所提出的在质量、可靠性和物流方面严格的标准，企业会因此面临更大的压力。集群内企业只有具有敏捷的反应能力，有效的应对这些变化，整个集群的升级才能成功。从采购商和生产商的角度看，要达到减少生产环节的目标，它们也会面对一定的压力。

必须要注意的是，同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相比较，功能升级在集群升级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从生产环节移向设计环节本身似乎是一小步，但对于一家盼望建立起自身能力的后发企业而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是企业迈向自给自足的第一步，因为企业不再为求生存而完全依赖全球价值链。

从集群分类的角度看，不管是原发性产业集群还是卫星式产业集群，要实现集群的升级，都必须遵循这一路径。对于尚未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原发性产业集群而言，其首要的任务是嵌入产业集群，其后则遵循同样的升级路径。从目前一些成功的经验来看，沿着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原始设备制造业务，俗称贴牌)到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原始设计制造)再到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原始品牌制造)是一种有效的升级方式。

很多企业往往是通过提供OEM开始而走向国际的，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可以利用OEM的机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生产工艺，这正对应前面所讲的产品升级、工艺流程升级。在此基础上，强化研发和设计，实现从OEM向ODM的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取更大的利益。当本土企业在ODM上积累一定实力时，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以自有品牌开拓全球市场，实现OBM并丰富产品线。ODM、OBM对应前面的功能升级。需要强调的是，从OEM到OBM要比从OEM到ODM具有更大的难度，但没有自有品牌，在国际竞争上会永远受制于人，从这个角度讲，OBM要比ODM更有价值。我国台湾的信息产业集群是这一升级路径的典型代表。

5.6.4　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确实可以提高地方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地方集群价值创造能力低下的问题。但必须指出的是，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其升级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也就是说，会有一系列制约因素在限制着集群升级的顺利实施。

5.6.4.1　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制约因素一般性分析

(1)价值链治理主导企业的阻力

在集群内企业向从生产环节向设计环节和销售环节等价值链高端攀升时，首先会遇到承担价值链治理任务的主导企业阻力。地方供应商的市场缺陷和海外购买商在分销体系上的严厉控制是硬币的两面，这种商业安排的潜在含意是力量(势力)不对称。此类信息不对称就是它们被锁定在从属地位的原因。如前所述，全球价值链的实力分布在非生产环节，主要是品牌、营销、产品发展和公司间关系的协调。价值链的领导企业把这些视为核心竞争力，并做大量投资。因此它们不可能与其供应商们分享这些核心竞争力。

在对中国、印度和巴西的鞋业制造集群的研究中发现，它们遭遇了发展自有设计和市场竞争力的障碍。因为此类升级与全球采购商的核心竞争力存在激烈的冲突。类似的有关香港电子产业的研究结论也表明，大多数OEM供应商被锁定在低端生产阶段，供应商只能把采购商的订单和销售预测当作市场信息的来源而不能完全的依赖它。

(2)资源约束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资源，尤其是人才、技术、资金等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资源。从实践的角度看，一般待升级产业集群内大多数企业都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即缺乏自主技术创新的人才、资金;大多不掌握核心技术，虽然产量较高，占有率较大，但高档产品份额少，低端产品比重较大，产品附加值偏低，产业的整体利润率水平不高，特别是产品附加值与国际品牌落差较大，企业利润空间较小。所以，缺乏集群升级的必要资源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另一重要制约因素。

我国江苏航集洗漱用品产业集群内这种情况就比较典型，所以，虽然航集洗漱用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市场占有率比较高，但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其技术进步的动力不足，集群升级非常困难。

(3)小富即安的思维定势

处于待升级阶段的产业集群内多数企业带有“小富即安”的思想，认为受本企业资金等能力的限制，再加上自行建立品牌与营销渠道的高风险率与高失败率，没有必要形成自己的品牌或自行开拓营销渠道。从事加工制造环节，企业可以获得大量的订单，工缴费率虽然低，但收益稳定，因此进一步实现升级的主观动力普遍缺乏。

以巴西西诺斯谷鞋业产业集群为例，1994年集群内各协会联合制定了一个发展巴西鞋业的战略计划，其中包括许多升级建议，但该计划并没有实施，集群升级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集群内5家最大的生产商不愿意积极配合这一旨在通过在设计、营销和品牌方面发挥主动性而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计划，因为美国大型采购商几乎吸收了他们所有的出口，他们一方面为了维持与美国采购商的这种合作，另一方面也害怕承担参与设计、品牌等活动为其带来的风险。

5.6.4.2　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制约因素分析

(1)劳动力过剩

国内劳动力供给持续过剩，劳动力成本仍处较低水平。就长期来看，在未来10～15年内，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仍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中国不仅劳动力总量大，而且劳动力成本低，尽管近几年来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劳动力优势仍然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主要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仍将具有较长生命周期。

劳动力充足尤其是廉价劳动力充足似乎是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优势，因为这为我国产业集群以低成本方式进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空间。但正是这个优势的存在让我国集群内企业不思进取，心甘情愿的锁定于价值链低端。

(2)融资困难

我国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还面临着融资难问题，这给产业集群的产业升级制造了资金“瓶颈”。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这在产业集群内部也不例外。虽然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已经逐渐改变了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歧视，但是在国有银行商业化过程中还存在着明显的对中小企业惜贷现象。这既可能与商业银行执行政策不到位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产业集群内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信誉度低以及缺乏相应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和融资担保机构有关。资金“瓶颈”又客观上延缓了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的步伐。

(3)各种贸易壁垒

我国产业集群面临着发达国家利用各种制度、规则对我国地方集群拓展国际空间的严峻挑战。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据海关统计，今年我国外贸已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排名稳居全球三甲，成绩斐然。我国外贸快速增长对国外相关产业集群的竞争压力日趋增大。可以预期，今后一段时期，一些国家会利用WTO允许的非关税措施等手段来遏制我国集群出口增势。发达国家集群利用技术优势、利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制定各种利于发达国家集群的标准、规范、惯例等，建立各种壁垒，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安全壁垒等，这些壁垒不仅使我国许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努力大打折扣，甚至丧失已有的国际市场。理性的对待贸易壁垒，已是需政府、集群、行业协会等共同携手应对的大问题。

(4)缺乏自有品牌

自有品牌的缺乏不仅是我国产业集群需要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因为缺少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的带动，产业集群很难在设计销售和管理方面进行系统化协调。

5.6.5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对策研究

产业集群的升级可以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各级地方政府不仅要提供适应集群发展的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为产业集群的顺利升级提供政策上的有力支持，还要把产业集群作为一个整体，从全局的角度为集群的顺利升级提供相应的直接支持。从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的角度来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才是集群升级的真正主体，这些企业只有让自己的行为同集群的发展相匹配，才能真正实现产业集群的顺利升级。本节将从企业对策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的升级提供建议。

5.6.5.1　寻找适合的融资方式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尤其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制约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问题，找出适合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合适的融资方式是实现集群顺利升级的一大要务。对于集群内的企业而言，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式进行融资，做大做强企业。

(1)鼓励企业与外资企业合资。同外资企业合资不仅能够克服企业的资金瓶颈，而且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学习借鉴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素质。江苏三笑集团同美国500强公司之一的高露洁棕榄公司的合作就是这种模式下的成功典范。

(2)鼓励企业同上市公司合作。集群内企业上市，最直接的收益就在于能够得到大量急需的直接融资，同时，上市也使民营企业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包括信誉、信用、知名度等，会大大提升企业获得间接融资尤其是银行融资的便利程度，极大地改善整体融资环境。同时，上市后严格的监管和会计制度促使民营企业不断的完善公司的管理制度，规范公司的日常运作，从而规范企业的运行。

(3)鼓励集群内的企业同集群外的企业开展合资合作。既能发挥资本集中的功能，又使集群内企业通过合资合作拓宽知识和信息渠道、产品销售渠道，建立合作理念，并学会在合作基础上开展竞争的现代企业经营与管理手段。

5.6.5.2　实施科技创新战略，提高自主开发和原创能力

目前中国产业集群区的许多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较低或“外围”分工的地位。要改变这种现状，集群企业必须利用跨国公司正在进行全球价值链网络重新嫁接、延伸、扩张和协调的良机，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与技术积累，逐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以推动我国企业技术的革新与进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创造高附加值产品和实现产业升级，是我国产业集群摆脱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所处“外围”地位的有效途径。

同时，要建立健全区域内部经济技术合作机制，拓展本土产业集群发展的幅度，为持续升级营造软环境。在产业集群区内要大力发展高质量的支撑性或相关性产业与中介服务，构筑区域性生产网络并嵌入全球产业的价值链中。同时，产业集群要把握全球产业的变化动态，积极获取外部资源，变“多集群”模式的“同质竞争”为“异质互补”，从而克服产业价值链横向上各企业的战略趋同刚性缺陷，形成错位竞争优势，以促进产业集群的技术结构的升级。

5.6.5.3　大力发展自主品牌

地方产业集群生产的都是国际品牌，但是都是跨国公司品牌。大力发展自主品牌，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1)要强化企业的品牌意识。集群内的企业应该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不能满足于目前能够稳定的接到大批的订单、获得稳定的加工费收入。事实证明，若长期只从事生产网络中的制造环节加工业务，只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即以劳动成本低廉为优势的运作方式是没有出路的。在当今新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惯常使用的反倾销、技术贸易壁垒、绿色壁垒乃至特殊保障措施等都将使集群内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风险加大。所以，集群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从品牌的顾客满意度、服务水准、文化内涵等方面创建和巩固本集群自由服装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变被动为主动，最终实现集群的升级。

(2)大力发展自主品牌，要做好品牌管理工作。在创建品牌方面，要引导企业科学制定名牌战略目标规划，制定和完善商标注册、使用、宣传、管理、保护措施，扎实开展行之有效的争创活动，做到总体有规划，全年有目标，季度有检查，年终有考核。在品牌运营方面，要把发展名牌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引擎，即通过品牌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运作，放大名牌辐射作用，带动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高，使产品、企业品牌与区域品牌相互促进，打造区域产品、行业和区域品牌的良好整体形象，不断提升产品、企业、行业和地区的知名度;以现有名牌企业为龙头，积极探索发展网状企业的可行性和途径;把发展名牌经济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力，引导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名牌产品创新投入的比重，提高名牌产品的科技含量，树立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品牌;把发展名牌经济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即发挥名牌生产企业在产业链中的核心作用，形成各行业名牌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名牌经济格局;把发展名牌经济作为制造业振兴的切入点，即围绕打造制造业基地，促进社会资源向优势企业集聚，形成以名牌企业为主体的大企业集团和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区域强势品牌群。

5.7　基于动态能力的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地方集群升级策略

在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强调内生成长因素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认为正是基于地方的制度文化环境和非正式联系网络，才是支撑区域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20世纪末，地理学家、区域科学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新区域主义学派的观点，并逐渐开始关注集群的外部联系、产业集群间的互动、全球价值链等外生成长因素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5.7.1　内部联系和外部关联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

5.7.1.1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地方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指由一群处于同一价值链上的在特定地理位置上聚集并根植于该区域的存在着横向和纵向联系的中小企业及其相关支持机构组成的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中间性组织。根据集群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产业集群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这也是产业集群的核心能力所在，而集群的核心能力是由构成产业集群主体的各种组织的地理位置集中、根植于所在社区、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产业联系等特点决定的，换句话说，地理位置集中、根植于所在社区的产业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密切的产业联系决定了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是指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从概念设计到使用直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所创造价值的活动范围，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营销、分销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等。组成价值链的各种活动可以聚集在一个企业之内，也可以分散于各个企业之间;可以聚集于某个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也可以散布于全球各地。根据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地方产业集群是全球价值链上的片段化环节，每个产业集群专注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由于全球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创造着非等量的价值，所以，全球价值链上的每个产业集群都希望占领全球价值链的较高价值能力创造环节，即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价值创造能力较高的环节攀升。地方产业集群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上攀升的过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产业集群升级的过程。

总之，全球化和本地化之间存在一种矛盾的辩证关系:市场竞争需要全球化，竞争优势却依赖于本地企业;全球化需要全球范围内开放的、高效的知识流动机制和流畅的生产供应链体系(包括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本地化则需要本地企业的合作网络和持续不断的创新动力，以使集群对当地环境产生稠密的粘滞性，或曰嵌入性(embedded ness)，进而嵌入本地创新网络，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业集群则是全球化和本地化的有机结合。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业集群的升级也是一个内治外功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外部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和基于本地联系的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共同构成了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外部推动力和内部牵引力，忽视任何一方都会给产业集群的顺利升级带来阻力。

5.7.1.2　本地联系和外部联系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

在区域发展文献中，关注地方治理，加强产业集群的本地联系的重要性已被普遍接受。区域创新系统研究强调创新网络的治理有利于区域的发展，成功的区域都有能促使地方政府和公众社会合作的机构以及跨越这两者边界联系桥梁的治理系统。Meyer Stammer比较了巴西Santa Catarina州的陶瓷和纺织集群，发现陶瓷集群因加强了群内企业之间的合作，克服了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而实现了升级，相反，纺织集群因没联合地方而没能升级，相似的结论也出现在洛杉矶和曼谷的珠宝集群的比较研究里。Dei Ottati在调查普拉托市成功的产业集群应对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时也发现，能够带来创新的企业是隶属于由地方紧密合作的企业组成的网络;同样，在Knorringa对印度、Nadvi对巴基斯坦、Rabellotti对墨西哥以及Schmitz对巴西等四个发展中国家研究时，也得出了加强同集群内部其他企业合作的组织能够获得更高的绩效的结论。总之，加强产业集群主体间的内部联系有助于提升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能力，增强产业集群在升级过程的牵引力，进而有利于产业集群的顺利升级。

但是，由于路径依赖和行为惯性的存在，构成地方产业集群各个主体的组织之间的内部联系在构成集群核心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可能构成核心刚性，反过来成为集群进一步升级的阻力。所以，在强调地方产业集群内部联系的同时，还要关注集群的外部联系，而产业集群与外部的联系是通过全球价值链来实现的，因此，这就涉及到的全球价值链在集群升级中所起的作用。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外部联系同样对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起着重要的作用，如Weijland认为印度尼西亚那些通过中介与外部市场联系的集群比那些没有联系的集群取得了更高的收益; Knorriga把印第安集群升级的失败归因于生产者和购买者之间低信任和缺少信息交流; Nadvi＆schmitz在对巴基斯坦和巴西的集群研究显示生产者和购买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对产品和工艺升级的重要性。

同样，基于外部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在给产业集群带来升级机会的同时也会带来阻碍。首先，价值链治理的主导企业会因为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给他们带来的潜在威胁而阻碍其升级，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的鞋业制造集群的研究中发现，它们在发展自有设计和市场竞争力时遭遇到了来自于主导企业的阻力。另外，Gibbon就在研究中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企业会遭到价值链里其他企业的排斥。

5.7.2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地方产业集群内外部联系

5.7.2.1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地方产业集群内外部联系的内容

从联系方式上来看，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地方产业集群的内部联系既有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的正式联系，也有建立在血缘、地缘和业缘基础上的非正式联系。具体而言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集群内部处于同一价值链上的企业之间的联系，具体包括同游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及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关系。竞争关系主要表现为同游企业之间在共同原材料、劳动力及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合作关系主要表现为市场同创、技术关联以及集群整体品牌的维护和培育。分工关系是指产业集群内部上下游企业分别承担着同一种产品的某个环节或者某个零部件的生产。协作关系是指上下游企业之间通过协作共同完成某一种产品生产，从而满足顾客的需求。

二是产业集群内部各种相关支持机构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生产企业同集群内部的各种相关支持机构之间的联系。地方政府、金融机构、高校、研究机构也是产业集群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为生产企业提供各种服务过程中同处于同一价值链上的生产企业构筑了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能力。生产企业只有同这些各种类型的相关支持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使产业集群有效运转，保持活力。

有人将全球价值链比作是将颗颗珍珠(地方产业集群)穿起来的金线，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业集群的外部联系主要是指处于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各个地方产业集群通过全球价值链展开的各种合作与交流。具体包括大量地方产业集群在生产、贸易、技术、信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通过外部联系，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整合。

5.7.2.2　基于内外联系密切程度的产业集群分类

从产业集群升级的角度，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密切联系构成了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一种内生力量，这种核心竞争能力也成为了地方产业集群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上攀升的牵引力。而地方产业集群通过全球价值链同外部集群产生的各种合作与交流则是一种外生力量，这种力量成为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外部推动力。

作为在建立在内部联系基础上的牵引力和建立在外部联系的推动力共同作用下的产业集群，可以根据内外部联系的强弱，可以将现有的产业集群分成四类(见图5－7)，以便针对不同集群的特点，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实现地方产业集群的顺利升级。

从图5－7中我们可以看出，现有的地方产业集群可以根据内外部联系的强弱分成四类，分别是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均弱的产业集群，内部联系弱外部联系强的产业集群，内部联系强外部联系弱的产业集群以及内外部联系均弱的产业集群。

相对于我国的现实情况，上述四种分类方法分别对应着现阶段不同的地方产业集群，对于内部外部均弱链接的产业集群对应我国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一哄而上的工业园区，由于这些园区完全是政府意志的产物，其成立之日就是死亡之时甚至不能将其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对于内部强链接外部弱链接的产业集群，主要是指我国乡镇、民营企业聚集形成的地方传统集群，由于这些集群是一点一滴在自发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具有较强的内部联系，但由于较弱的外部联系，没能融入全球价值链，无法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品牌，难以占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对于外部强联系内部弱联系的产业集群，主要对应着我国处于沿海地区，由FDI驱动，从事外向出口的产业集群，由于此类产业集群来源于国外跨国公司的业务外包，从一开始就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联系，但跨国公司向这些地区转移的往往将其松脚型的环节，所以，此类集群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我国现阶段还不存在内外联系均较的表典型的产业集群，但这类集群是其他各种类型集群发展的一个目标。对于这类集群而言，强的内部联系意味着此类集群拥有较强的核心竞争能力，强的外部联系意味着此类集群已经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所以，该类地方产业集群可以在内部牵引力和外部推动力的共同作用下顺利实现集群升级，攀升到较高的价值链环节。

图5－7　根据内外部联系强弱对地方产业集群进行的分类

总之，有关内部联系的研究强调产业集群网络内部治理对提升其竞争力的积极性，忽视了外部联系的作用;基于外部联系的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强调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集群的发展，忽略了内部联系的作用。实际上，密切的内部联系产生的牵引力和密切的外部联系产生的推动力是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两大基本要素，只有打造出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均强的产业集群，才能实现集群的顺利升级。

5.7.3　基于动态能力的产业集群升级框架的构建

只有充分利用产业集群内外部资源，同时加强产业集群的内外部联系才能实现地方产业集群的顺利升级，动态能力理论正式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探讨持续竞争优势的理论，通过打造产业集群的动态能力，可以在集群演进过程中一直保持其竞争优势，从而顺利实现集群的升级。

5.7.3.1　动态能力的基本内涵

自Teece、Pisano于1994年在《The dynamic capability of firm: an introduction》一文中提出动态能力以来，动态能力理论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不同学者也分别就自己的理解给出有关动态能力的内涵。

动态能力是改变能力的能力。Teece、Pisano和shuen(1997)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和重组内外部能力(Competence)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动态”指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具有不断更新自身能力的能力，以便与动态变化的经营环境相一致;“能力”指在更新自身能力(整合、重构内外部组织的技能、资源)以满足环境变化的要求方面具有的关键作用。

动态能力是可以确认的明确流程或者常规惯例。Kathleen认为动态能力是可以确认的明确的常规惯例(routines)或者流程(process)。动态能力包括:整合资源的动态能力(如产品开发常规惯例、战略决策形成)、重在重新配置资源的动态能力(包括复制、转卖常规惯例、被经理们用来复制、转变和重新组合资源)及获取和让渡资源有关的动态能力(如知识创新常规惯例、从外部获取常规惯例)。

动态能力是一种产生多样化业务的知识特性。Subba和Narasimha借鉴生物学的基本原理，即免疫系统具有一种识别多种抗原多样性并在需要时产生相应抗体的能力，从而使人体有能力应对生物环境，提出动态能力是产生多样化的业务的知识特性。知识的有用性来源于头脑的抽象能力，抽象能力帮助人们融会贯通，也就是知识具有跨越时空转移的特性，这样，产生多样化的能力和知识是一致的，动态能力帮助公司具有先动优势，并及时适应动态环境。

综上所述，动态能力主要是一种系列手段实现快速的战略转换，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保持企业能够拥有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

5.7.3.2　基于动态能力的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框架

从动态能力的内涵中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学者们主要是从单个企业的角度研究动态能力，由于产业集群和单个企业在组织结构、交易成本、网络关系、市场绩效和发展目标等方面的显著区别，很难直接用企业的动态能力来解释集群的动态能力。但是，产业集群作为一个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型组织，其也面临着同单个企业类似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从这个角度讲，又可以在动态能力的框架下突破产业集群由于路径依赖带来的锁定效应，实现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

在动态能力分析的框架下，产业集群的升级是指地方产业集群在动态的能力的作用下获取新能力过程。基于动态能力的具体的产业集群升级分析框架见图5－8。

从图中可以看出，集群的动态能力是由识别阶段、整合阶段、学习阶段和重构阶段等四部分组成。识别阶段是对地方产业集群定位的过程，通过对现有产业集群现有资源的识别明确产业集群的具体定位;整合阶段是对集群内外部现有资源的整合过程，通过整合阶段可以对产业集群的原有核心竞争力起到巩固和加强的作用，但无法形成新的集群能力;学习阶段是在有效利用集群内部和外部资源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学习形成新的知识的过程，这些知识可以为集群所用，为产业集群新的能力的形成提供量的积累;重构阶段是在识别、整合、学习的基础之上，形成集群新能力的过程，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通过对产业集群的重构，实现了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识别阶段、整合阶段、学习阶段和重构阶段对应着集群中不同阶层的能力，如果说集群现有的能力作为集群的一阶能力的话，即集群现有能力是集群生存的基础;识别阶段和整合阶段则对应着集群的二阶能力，即集群的识别和整合阶段是集群的核心竞争力的形成的过程;学习和重构阶段对应着产业集群的三阶能力，即学习能力和重构阶段才是新的集群竞争能力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过程。

图5－8　基于动态能力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框架

5.7.4基于动态能力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策略

由上可知，产业集群的升级过程是为了保持集群的持续竞争优势，不断获得集群新的核心竞争能力过程。基于动态能力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就要求集群相关各主体在充分挖掘和利用集群内外部资源的基础上，同时加强集群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不断获取新的知识，以实现产业集群的不断升级。

5.7.4.1　加强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的联系，实现地方产业集群升级

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加强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的联系，是实现产业集群顺利升级内在牵引力。通过识别和整合阶段，明确集群内部资源状况，加强内部各主体之间的联系。具体内容包括充分了解各种生产企业的规模、生产能力、销售能力，以及各生产企业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等;各种相关支持机构的经济实力、研发实力尤其是对生产企业的支持程度;通过加强产业集群各主体之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系，促进编码知识和默会知识在集群内流动，为产生新的知识创造条件。通过学习和重构阶段，创造新的知识，并把新的知识应用于集群，实现集群的升级。具体内容包括通过集群生产企业之间以及集群生产企业同科研院所的交流和互动，促进知识在集群边界内流动、转化、整合和衍生，创造出集群独特的异质性能力，并将这种能力迅速付诸实践，使其成为集群新的核心竞争力来源，拉动地方产业集群不断升级。

5.7.4.2　加强产业集群与外部各主体之间的联系，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

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加强地方产业集群同全球价值链上的其他集群之间的联系，是实现集群顺利升级的外部推动力。由于新技术开发难度加大，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地方产业集群不可能靠自身能力创造所有知识，所以，产业集群除了靠内部知识的吸收形成集群升级的牵引力之外，还需要从集群外部吸收知识，形成集群升级的推动力。通过识别和整合阶段，明确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位置，并加强地方集群同其他集群的联系，实现外部资源的整合。具体内容包括，明确本集群处于价值链的哪个环节，是否占领了价值链的高端?如果没有，同价值链高端的产业集群有多少距离，差距在哪里?并同外部集群尤其是处于价值链高端的集群建立战略联盟或其他的合作竞争关系，为从外部获取知识创造条件。通过学习和重构阶段，从外部获取、并创造新的知识。具体内容包括，先是通过简单的对外部企业模仿，拉近同价值链高端产业集群的距离，而后通过对外部获得新知识的消化和吸收，形成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推动力，逐步确立后发优势，最终赶上甚至超过在现阶段处于价值链高端的集群。

5.8　基于产业集群升级的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政策研究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了在集群升级过程中企业的对策，本节主要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来论述如何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在推进产业集群顺利升级过程中，政府有两种基本行为，一种是间接行为，即为产业集群的顺利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另一种是直接行为，即直接干预产业集群的升级，通过采取直接影响产业集群的措施实现产业集群的顺利升级。

5.8.1　产业集群升级过程中政府的间接行为

5.8.1.1　构建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公共服务平台，如技术中心、市场信息、展销会、培训学校等，对产业集群的升级必不可少。必须建立起以产业创新平台为核心，集市场信息、标准检测、专业展会、培训教育等为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专业性、公共性、开放性的特点，应立足产业集群，为集群所有企业提供服务。这一平台可由国家级行业协会、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建立，也可由省、市、当地政府共同出资建立，还可由当地企业入股组成，政府予以适当补助。平台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可通过为集群企业提供服务适当收取费用，获得运作经费，维持生存和发展。由于产业集群在全国甚至世界市场上的重要地位，公共服务平台最终应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行业性研发中心、信息中心、贸易中心、标准中心、检测中心和培训教育中心。

5.8.1.2　完善市场体系，加强市场监督，提高集群运行效率

产业集群能否持久发展，与其所在环境能否提供完善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市场服务体系密切相关。政府的作用在于其积极的引导和有效的扶持:通过规划、协调、提供优惠信贷和税收政策等措施，促进中介组织及其网络服务体系的形成;通过建立健全信用担保制度、拓宽融资渠道、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等，解决集群内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通过培育专业市场、生产资料交易租赁市场等促进中间品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通过加大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加强信息化建设等，构建现代物流服务体系;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教育培训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营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升级的软环境。

产业集群能否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市场秩序。在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监督方面，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最具权威性和普遍约束力。政府理应积极主动地承担这一责任，建立起有序的、平等的竞争环境，阻止因恶性竞争而引发的产业集群的退化过程。具体表现为应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市场规则，使市场交易主体、交易程序、交易活动有章可循。加强执法力度，加大力度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加强对商标、专利、版权的保护，切实维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建立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纠纷预警和处理机制，提高集群企业应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加强社会治安整治力度，切实维护好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

5.8.1.3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为集群顺利升级提供人才支持

人力资源缺乏是地方产业集群面临的共同问题。意大利制造业集群中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的比例为35∶50∶15，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为5∶35∶60。在意大利传统产业集群中，设计型公司占企业数量的10%，拥有数量众多的设计人员。要注意培养四个方面的人才，即在装配流水线的人员、提供“交钥匙”服务的人员、从事原创设计和品牌运作的人员、从事R＆D以及信息技术的知识型人才。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专业学校，引进国内外职业培训机构，加强职业培训教育。依托地方产业集群建立职业技术学院和技工学校，培养高素质的蓝领工人。此外，可采取委托培养、学习培训、科技交流、提高收入、安置住房等多种方式和措施培育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努力构建长效的人才收入分配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为集群的创新发展提供根本的保证。

5.8.1.4　大力培育各种支撑机构建设

制造业由粗放、低附加值形态向集约、高附加值形态转型和升级，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不可或缺。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进入生产过程，大大增强了产品设计与更新换代能力，同时延长了价值链，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动力源。也正是在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下，特别是与产品研发、设计相关的服务正日益改变传统的简单化模仿生产模式。中外产业集群比较分析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仅是注重制造能力的扩张，对相关支撑产业重视不够。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要加快发展建立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之间，为供求双方提供信息、咨询、代理、协调等服务的行业，包括广告业、会计、审计、法律、工程、管理、科技、工业设计等服务业，实现对制造业升级强有力的支撑。

所以，应鼓励企业自发组织支撑机构，允许各个集群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根据发展的实际需要，自主组建专业性的支撑机构，如生产企业协会、配套企业协会、出口商会，也可组建集生产、流通于一体的综合性协会。必须转变观念，站在促进集群长远发展的高度，切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把该由支撑机构承担的职责交由支撑机构承担，腾出空间让支撑机构发展，支持支撑机构开展工作，帮助解决机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支撑机构发展初期，政府要给予一定的指导和扶持，帮助支撑机构尽快发展壮大。

5.8.2　产业集群升级过程中政府的直接行为

5.8.2.1　建立和完善国家和地方的创新体系

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强大力量，一个高效运行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是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体制保障。我国的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的建设在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中已有明确部署，这里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创新体系如何为地方产业集群服务的问题。现在一些地方产业集群和科研院校主动对接，一些研究机构也在产业集中的地区设立相应机构，如中国纺织科学院在浙江绍兴设立了分院，中国科学院在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设立了国家生物电子研究院等等，一些省市、行业的检测机构也主动就近设立在产业集聚区。但是，这与产业集群升级的实际需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里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国家要鼓励、支持公共研究资源的开放，围绕地方产业集群来建设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另一方面，地方产业集群要主动吸引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向区域集聚，吸引跨国公司区域研发中心、国内领先企业研发总部落户产业集群，使创新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推动力。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创新资金分配也要向产业集群适当倾斜。

5.8.1.2　打造区域品牌

产业集群的品牌经营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在国内实施品牌经营，为国内消费者提供品牌产品和服务。二是有实力的企业利用国内品牌经营积累的经验，一方面，继续为国际品牌贴牌生产;另一方面，尝试在国际市场建立和推广自主品牌。三是以产业集群为载体，把“地名+产品名称”注册为商标，打造区域品牌。前两种为企业经营个体品牌，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和支撑机构的职责是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种为打造区域品牌，注册的商标是一种公共资源不能为某个企业所独有，应充分发挥政府和支撑机构的作用。支撑机构应负责商标的注册、维护和管理，集群企业只要符合标准和条件，就可自愿申请使用统一商标，并接受支撑机构的监督。政府应在创建初期在资金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扶持，引导其健康发展。

广东东莞大朗毛衣、中山小揽五金、潮州陶瓷等开始了国际区域品牌的注册试点，开始探索使用集体品牌，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支持地方产业集群以区域历史文化为重要内涵，以对资源优化整合为重要手段，以品牌共享为合作方式，以总体性宣传策划为主要推广方式，全面打造区域产业品牌(集体品牌或集体商标、原产地注册等)。同时，将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建设有机结合，扶持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名牌产品和企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和产品争创国际知名品牌。在有条件的地方产业集群，可以发掘商品的本土文化内涵，兴建特色展览馆，举办富有地方特色的展览展示活动。加快发展规模化、网络化、连锁化的现代流通方式，推进交易方式的多元化和现代化，扩大网上交易规模，实现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的共同发展。

5.8.1.3　转变地方观念，促进区域融合

区域性产业集群的融合是产业集群发展升级的演进趋势和有效路径。世界产业集群成功发展的事实表明，如果产业集群被囿于行政区域内，其创新和发展的潜力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针对我国产业集群存在的“一镇一业”、“一县一业”的格局以及“镇与镇”、“县与县”之间集群同质化的现象，必须设法打破这种“行政分割”的局面，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充分发挥区域产业集群效应。目前，较高层级的地方政府(如省、市)可通过建立一种政府间引导产业集群发展的协调机制，按照区域“组群”式发展的思路，整合区域内的优势资源，整合集群的价值链，促进产业集群的融合发展，实现优势资源的共享与合理的分工，遏制同质化、低层次竞争的发展态势，最终打破行政区划锁定状态，引导产业集群走向高端的发展道路。

5.9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涵以及前人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并论述了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同整个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区别以及其同产业集群升级的关系，指出了产业集群升级的方式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一种有效路径。

接下来本章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原因阐述产业集群升级的必要性及其经济学解释，提出了由于路径依赖导致的锁定效应是集群需要升级的本质原因。

在产业集群升级策略方面，本章指出了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集群的升级主要是指集群应沿着价值链条不断向上攀升，占领价值链高端的过程。在集群升级模式上，本章提出了基于雁行模式的产业集群跨链条升级模式;在集群升级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已经嵌入和尚未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的升级的具体方法，并从企业的角度提出了升级的对策;在集群的升级路径上，本章提出了基于动态能力产业集群升级路径。

最后，本章给出了基于产业集群升级的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政策建议，指出政府应采用直接干预和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两个方面促进集群的升级，实现工业园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