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之所以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社会扩大再生产,恰恰不是以消费为目的的,不是由消费效用的平衡决定,而是以积累与消费的脱离为基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以其特殊的方式揭示了这一点。
在现实中,资本家或投资者有没有消费需求的问题,从而有没有储蓄与消费的内在联系问题?严格地说,不是没有的。但是,就消费本身而言,是有限度的。用边际效用论来说明,富人的消费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便只能提供很小量的边际效用。因此,当资本增值到一定程度、从而资本收入大到一定程度,不仅消费在收入支出中的比重变得很小,而且对消费考虑的重要性,在其对社会生产的意义上,也会递减到一种无足轻重的程度。而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仅是由资本的运动支配的,而且是由大资本的运动支配的,特别是在现代资本已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因此,用资本家、投资者的内在消费平衡机制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是缺乏现实意义的[5];事实也证明,它根本得不出经济失衡、经济危机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功绩,就在于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物质的生产,而且是资本的生产;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下,积累或投资主要地不是以消费为目的,而是以资本增值本身为目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是取决于消费,而是取决于资本谋取利润的内在动机和资本之间竞争的外在压力。正是由于生产的目的与最终消费相脱离,价值运动与使用价值运动相脱离,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地经常处于循环和危机当中。它告诉我们,危机和循环,正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社会性质。
事实上,新古典主义从一般物质生产和物质需要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其结果是均衡增长、充分就业的趋势;而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社会性质出发,论证了危机和循环的必然性,恰恰证明了经济危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只能由社会经济关系来说明,而不能用物质生产与物质消费的一般规定性来说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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