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效应的外部性影响因素

1．集聚

集聚或者说聚集既表现在人类的生活当中，又是产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要素流入加剧的背景下，产业集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徐康宁（2003）认为产业聚集也是产业在区位上的集聚，实质是生产要素的聚集。同一产业的要素为什么聚集可以用经济学一般原理中的规模经济来解释。他分析认为FDI具有明显的聚集效应，跨国公司在选择区位时，规模经济是首要的考虑条件，其次是基础设施状况、劳动力的聚集状况、政策与政府支持、产业服务体系等。集聚与规模效应相互促进，通过集聚增加了企业合作。惠宁（2006）认为产业集聚是专业化分工产生的报酬递增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集聚带来了区域经济的规模报酬的提高。金煜等（2006）对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进行研究，认为经济开放促进了工业集聚，沿海的集聚作用强于内地，工业集聚与规模报酬递增存在正反馈作用。

2．制度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制度因素在规模效应中同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的扩张性增长就得益于制度的改善。制度因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区别在于它构成了生产组合发挥最大效应的保障，制度往往作为一种外在因素，为企业的内部规模效应建立良好的外部条件。交易费用理论指出企业存在的关键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企业规模的一个决定性力量就是成本的降低。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也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规模经济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国家对私产的保护、股份制公司的出现等都能产生规模效应。另外，制度变迁理论也强调了国家在经济制度结构中的作用，而国家就是制度的制定者，通过制度设计降低社会交易费用而实现规模经济。李鹏（2003）认为生产过程由技术确定后，制度将影响实际生产量，并提出制度效率E，其由基本制度效率和具体层次制度效率构成：E i＝f（Bα，Pβ），其中B表示基本制度效率，P表示具体层次制度效率。α和β代表效率指数，其值在0—1之间，数值越大表明制度效率越高。然后将制度效率引入生产函数有Qit＝f（Qt，Ei），分析认为制度促进了规模效应。

特殊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更显示了巨大的作用，优惠政策成了吸引外商投资，引进高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手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发展，就得益于中国对外资采取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对外资企业在企业所得税上给予前两年免征，三到五年减半的直接优惠，这些特殊制度推动了要素流入，激发了产业发展的活力。

3．网络外部性

互联网的发展颠覆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互联网通过有线或无线的网连接将人连接在一起，同时一个产品的生产从采购到销售都可以通过网络迅速地完成。网络在拉远人的生活距离的同时又将生产活动拉近，这种网络的便捷性能大幅降低成本，形成规模效应。从规模效应的角度，经济就是造成规模以便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经济就是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而获得规模效应最大化的经济。网络在创造规模效应的同时，也可能替代规模效应，陈宏民（2007）认为网络外部性是产品在消费领域的特征而规模经济是生产领域的特征，二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因此他提出综合规模效应指数，试图从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分析规模效应。网络的外部性引发的规模效应主要得益于其降低了传统的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包括获取知识的信息成本、运输的信息成本、市场信息的成本等大幅降低，直接提升了投入要素的产出。

综上，规模效应既受要素流入因素的直接影响，也受集聚、制度等间接因素的外部影响，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内部规模效应的影响因素还是外部规模效应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之间并不是完全隔离的，进行区分的目的在于更清晰地罗列出规模效应的各种影响因素。比如并购的同时也能带来平均成本的下降，制度因素也可能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