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滋养管理

管理如树林,文化似土壤,文化培育管理。《晏子春秋》中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如前章所论,文化刻模个体,文化形成价值导向,亦即文化如同空气,无处不在地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管理说到底是管人的学问,文化自然成为管理学科滋养的土壤,对管理形成背景性的、支撑性的影响。

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来看,最早的管理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其文化背景是工业革命和当时科学技术对生产和社会的巨大推动和影响,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源于科技发展,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管理理论被称之为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其社会文化状况之必然。此时的管理学理论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属性,人被视同为机器和工具,纳入管理体系之中;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社会文化环境也悄然发生根本性改变,进入20世纪30年代,技术和物质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人本的思想逐步回归主流,霍桑试验可谓应时而生,管理行为学派快速成长,成为主流管理学派之一;进入20世纪70年代,社会发展到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提出的后工业时代,电子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社会文化背景进入崭新的时期,管理理论也进入到了一个嬗变的、多元化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可见,从时间维度看,文化滋养和培育管理理论,文化背景在根本上决定着管理理论。

从地域跨度看,源于英美国家的西方管理理论对西方经济发展和企业运行的指导价值和技术应用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管理学科之所以在西方快速成长,同时乘西方经济主导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势,迅速被传播移植到世界各国的根源所在,可以说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性特征,或者说其强势文化力的影响决定了西方管理理论的主流地位。各个后发展国家在引入欧美先进工艺技术的同时,自然输入了西方文化滋养出的管理理论,其过程都存在激烈的文化冲突和痛苦的管理理论本土适应矛盾。日本在引进和学习西方管理理论的过程中,卓有成效地实现了文化的融合和理论的变革,被誉为“日本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提出的“论语加算盘”,其管理思想实质是借鉴西方管理理论,融汇东方思想文化,重塑具有民族特征的日本管理理论体系。正是基于文化土壤,借鉴吸收通行性一般管理理论,形成有效适应自身特征的管理应用技术,使日本的工业和经济发展得以后来居上,成为世界工业强国。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开始反过来研究日本,学习日本的管理。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全面引进和学习西方的管理理论,前期这样做应该说是完全必要也是有效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管理理论水土不服、有效性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许多学者开始“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和探索,这种管理中国化的基本动力源于实践诉求,其根源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在。作为一个大国,不能基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不能基于中国的国情,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可能达到;同样,不能基于中国文化构筑中国式的管理理论和技术体系,也不可能有效支撑中国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管理理论的科学属性分析,作为一种严谨的学科体系,管理学如果不具有普适性特征,没有“一般管理学”的本质特征,它就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学科。但是,由于管理学的“人”学特征决定了管理学必须具备社会科学属性,其普适性原理必须源于“区域性”,应该是各种地域文化背景下管理理论的高度融汇和高度抽象的结果。在此意义上,西方管理理论不具备“一般管理学”理论条件,或者说它本来就不是通行的管理理论,正如前文所引用的美国管理学家冈茨莱斯的研究结论:美国管理哲学只是一种特殊案例,不具有跨国的普遍适用性。人家自己并没有将其理论当做通行的原理,我们为什么将其视为真理呢?由此,管理学科理论尚处在创立时期,西方管理理论只是先行一步的基于西方文化的一支,基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情景的中国式管理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建立,各个地域,各种文化环境下成长的管理理论都比较成熟时,才有可能诞生真实意义上的“一般管理理论”。

管理在文化的背景下诞生,在文化的滋养中成长和发展,由于文化对管理影响的深度内隐性,从文化视角关注管理、研究管理必须有赖于管理学科发展的时间沉淀,这也是至今从文化视角系统研究管理缺失和不足的根源所在。笔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中国式的管理,中国文化是历史悠久、特色显著、具有强文化力的文化体系,从文化角度系统研究管理,进而从中国文化角度构建中国式管理体系,是中国管理学科建设的历史责任,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本书正是从文化角度,聚焦于企业管理各个模块理论和应用技术,尽可能根据中国文化特征探究管理各个模块的本土化规律,希望能成为构建中国式管理工作的有机和有益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