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恐失衡
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大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只有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才能保证经济结构的稳定，经济发展才会更健康，经济增长才会更具有可持续性。如果过度依赖其中某一项，而忽略其他任何一项，都容易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衡。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出口与投资的贡献率过高，而消费的贡献率过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隐患。形象地说，在三匹马中，有一匹马跑得慢，另外两匹马跑得快，则这辆马车很难稳步健康前行。
过度依赖出口，往往造成国际收支不平衡。2013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5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外汇储备的3倍，超过2012年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首先，在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巨额外汇占款被转化成巨额的国内货币发行量，形成了巨大的通胀压力。
其次，巨额的外汇储备带来的持有成本，不可忽视。在主要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如何升值保值也是一个巨大难题，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重大损失。
再次，“树大招风”，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环境下，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很有可能引起西方国家更多的“关注”，成为西方大国逼迫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借口，招致更多的贸易摩擦。
过度依赖出口就意味着非贸易领域的发展空间受到一定挤压，对内生性增长有着持续的“挤出效应”。
不难想象，如果我们的资源、政策优惠、资金都集中在出口部门，那么国内其他部门的生长空间肯定会受到挤压，长此以往，内需不振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贸易保护受害国
过度依赖出口，使中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1995—2012年期间，在世界各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中，中国持续多年居全球首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遭受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
一方面，遭受反倾销、反补贴的领域不仅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扩大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2012—2013年美欧先后对中国光伏产业进行“双反”调查。
另一方面，对我国进行反倾销、反补贴的国家也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蔓延。比如印度也对我国光伏产业实施调查，墨西哥等国家对我国纺织品和服装补贴向WTO提起磋商请求等。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2012年中国遭受的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分别占全球的28.8%和29.1%，遭受的发起反补贴和实施反补贴分别占全球的43.5%和80%。2012年全球共实施反补贴案件10起，其中8起是针对中国。
持续的高频率和高强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既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经济疲软有关，同时也受政治、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欧美等发达国家绝对是“双重标准”的高手——在产业竞争优势强的时候，大张旗鼓宣传“自由贸易”“全球化”，当中国在加入WTO之后产业竞争力“出人意料”快速增强，短期内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时候，他们又开始高喊“限制不公平竞争”、“保护和振兴国内产业”，通过各种壁垒阻止中国产品。
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不管源于什么原因，结果是相同的，那就是它对我国未来的经济持续增长、就业稳定增加了潜在的风险。鉴于此，我们应该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促进贸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分工地位。同时，从根本上，我们更应该适度减轻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努力培养国内市场，降低未来经济遭受外部不确定因素的风险。
市场规模定胜负
在国际竞争中，本国的市场大小就是硬实力。不管贸易自由度如何，国际贸易摩擦都会客观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内市场的根本控制权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海外市场则最终还是要看别人脸色。国际对话中，谁的市场大，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对话中谁的底气就足。谁对出口依赖大，谁就会被处处掣肘。
比如中国与菲律宾。由于我国市场更大，对菲律宾的产品尤其是农产品进口较多，而菲律宾狭小的市场对中国出口的重要性微乎其微，导致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远远大于中国对菲律宾的依存度。这样，在面临利益纠纷时，我们就多了筹码。
反过来，在中美贸易中，我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远远大于美国对我国依赖。在过去，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由于市场掌握在美国人手中，离开美国市场我国经济损失可能比较大，这是美国动辄就敢对中国进行“制裁”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手里可操作措施有限的根本原因。
再比如，中国汽车行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巨大投资和市场机会。为什么我们国内汽车产业配套尚未成熟之际，诸多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投入巨资成立合资公司?原因就是市场在我们手中，他们看中了中国巨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不管是大众、尼桑还是宝马、奥迪，要想进入庞大的中国汽车销售市场，在巨大的市场中获利，必须要“入乡随俗”，必须拿出技术换得中国市场的入场券。试想，如果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市场，根本没有资格跟跨国汽车公司提出“市场换技术”的要求。
产能当造福本国
不管是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或是改革开放初期外汇紧缺的年代，还是加入WTO之前的彷徨年代，“国货当自强”，把中国制造产品销售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曾经是中国各行各业从业者共同的梦想。正是在这个梦想的推动下，我们加入了WTO，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使我国的出口高速发展，到今天，世界出口大国的头把交椅，已经被我们牢牢坐稳。
与出口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持续偏低的居民消费率。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长期保持在50%以下并持续下降。其中，2000—2011年期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5%，不仅降速快，降幅也很大。与此同时，美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欧洲普遍超过60%，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也在50%～60%之间。较低的居民消费率，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制造”的产品，大都让外国人消费了，“中国消费”所占的比例太低，中国人自己享用的，只占较小的一部分。
同时，为了实现“出口梦”，我国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持续增长的出口规模掩盖不住利润率的下滑，物美价廉的商品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曾经的自由贸易鼓吹者如今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言人，我国人民辛勤工作却要背负西方的无端指责，庞大的外汇储备成为经济不平衡的重要表现，资源环境开始不堪重负，外部市场开始疲软。蓦然回首，我们可能会发现，虽然“出口梦”实现了，但结果却没有想象的那样美好。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习近平同志对“中国梦”的强调和阐释掷地有声、引人深思。他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对我国出口未来的发展理顺了思路——增加出口不是我们的目的，而只是途径;甚至发展经济也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管扩大出口还是发展经济，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位中国人享受发展的成果，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所以，我国不断扩大的产能，最根本目的应该是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不仅仅是为了出口满足国外市场。我们的就业，不应该单是为创造就业机会，更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的转变，是“中国梦”的一部分，符合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出口的锋芒，最终要被国内需求替代，尤其是被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所替代。
图7-1 2003—2011年中美居民消费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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