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制度供求的因素

二、影响制度供求的因素

（一）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

在微观经济学分析中，影响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因素有偏好、效用、收入、价格、其他相关商品的价格等。影响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的因素，也就是使改变制度安排所产生的预期净利益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对制度变化的需求的因素。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1．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导致了重新缔约的努力，因此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是制度变迁的源泉。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

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不仅影响制度变迁，而且也影响技术变化。约翰·希克斯在其《工资理论》中提出，技术变化是因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引起的。某种生产要素价格一上涨，厂商遂在现有技术范围内以价格低一些的生产要素取代此时价格高一些的那种生产要素。希克斯扩展这个论点，进而假定，为适应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趋势，厂商会集中力量寻找能使他们事先已日益廉价的要素取代日益昂贵的要素的新技术或新方法。把这种现象放到现代工业国的经济史范围内加以解释时，实际工资的提高即可视为引致一系列节省劳力技术的动力了。新制度经济学家，尤其是诺斯把希克斯的这套分析思路引入到制度变迁分析中了。人口变化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是一个重要变量。诺斯认为，历史上存在着两个重要的人口与资源比例的转折点，与此同时，就形成了第一次经济革命和第二次经济革命。人口变化将引起劳动力—土地价格比率的变化。例如，人多地少，土地价值上升，就会使制度变迁的“砝码”倾向于人的财产制度的变迁。其他要素也可作类似分析。

2．宪法秩序。宪法秩序的变化，即政权的基本规则的变化，它能深刻影响创立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和利益，因而也就能深刻影响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有了一套长期有效的规则，经济和社会便有了长期稳定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宪法就是一套最基本的规则，构成基本的制度；日常生活中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好解决或不好解决，都能从宪法的结构中找到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制度变革最终总会成为“宪法变革”的原因所在。

宪政规则的改变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和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如在法国，宪政秩序的形成始于法国大革命，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是灾难性的。但是，从旧制度到新宪政制度漫长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拿破仑法典和许多其他制度及政策对于法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正面效应。这次转轨连同英国、法国、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导致西欧大陆经济发展的跳跃，在19世纪的后半叶超过英国。

3．技术。技术变化决定制度结构及其变化。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产权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规则是：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其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技术进步能降低产权的排他性费用，从而使私有产权制度成为可能。过去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费用过高）的原因可以属于共同所有，但是，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牧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这些例子表明，对任何制度的需求都不能离开技术这个因素。人类对“好”的制度的需求，除了受利益、相对价格等因素的制约以外，还要受技术因素的制约。

4．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也就越细。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的分析。市场规模扩大对制度需求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一扩大，固定成本就成为制度安排得以创新，如股份公司制度、跨国公司制度等。再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一些制度的运作成本大大降低。根据阿罗的定义，交易费用是制度运行的费用。市场规模越大，分工也越细，从而交易费用也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创新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会增加对制度的需求。

（二）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

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七类。

1．宪法秩序。宪法秩序从四个方面影响制度供给。

第一，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的调查和社会实践，或者可能起根本性的压制作用。如果是后者，制度变化所依赖的知识基础将受到削弱，变化将受到扭曲或阻碍。

第二，宪法秩序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度。如果在现有宪法秩序下利益主体无法承受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或者既得利益格局对新的立法阻力过大，都将有可能限制制度供给；反之，则有助于制度供给。

第三，宪法秩序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和方式。如宪法通过对政体和基本经济制度的明确规定来界定制度供给的方向和形式。

第四，一种稳定而有活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治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一种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和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风险。

2．制度设计成本。每一项能预期带来收益的制度安排都需要耗费成本。制度设计的成本，取决于设计新的制度安排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要素价格。

3．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拉坦观察到制度变化的供给依赖于两个因素：知识基础和创新成本。拉坦断言，我们拥有社会科学的知识越多，我们设计和实施制度就会干得越好。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右移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右移。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

4．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安排的供给还受实施上的预期成本的影响。制度从潜在安排转变为现实安排的关键就是制度安排实施上的预期成本的大小。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因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

5．现存制度安排。现存的制度安排影响制度提供新的安排的能力。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路径要来得方便一些。这便是所谓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形成的原因就是在现存制度安排中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尽管制度出现了不均衡，但既得利益集团将竭力维持现存制度安排。有时克服既得利益集团政治权力所付出的成本会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6．规范性行为准则。规范性行为准则是一个植根于文化传统的制度类型。规范性行为准则对制度安排的选择和制度供给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家反复强调制度安排应与文化准则相和谐，否则就使一些制度安排难以推行或者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大大地提高。规范性行为准则是制约制度供给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

7．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如何影响制度供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首先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集权程度。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对制度供给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