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一带一路”

为推动中国与欧洲、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打开共赢局面，中国在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构想。这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再平衡的重要理论突破。这个重要的构想即将带来全球化的新高潮，促进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沿线国家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工业4.0等领域以及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产业孵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将更加广阔。通过实施“一带一路”，中国将从出口导向转到内需增长，从投资吸引大国转到净资本输出国，这样就有了以投资带动基础建设的基础，“一带一路”就成为可能。

“一带一路”大战略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中国大战略的全部，它立足于中国国内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开放（四个自贸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与亚太自贸区（FTAAP）构成中国的“一体两翼”大战略，共圆中国梦。“一带一路”肩负人类文明创新的担当，一是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二是推动欧亚大陆回归人类文明中心，再次是创新人类文明，实现全球再平衡。

“一带一路”战略为倡导新的全球合作、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全球化道路提供了新的思路，塑造了新的全球化，其战略核心是中国给全球带来新理念。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更重视比较优势客观规律要求，以谋求经济发展、互利共赢为主旨，以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通过全方位“五通”与沿线国家一起谋发展。对于需要帮助的经济后进国家，中国不仅通过必要援助为其适当“输血”，还重视帮助它们形成“造血”机制与自身发展能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网络空间的构建将成为重塑经济发展动力的驱动核心，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中国号召共建“一带一路”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目前，云时代、网络空间都也已经进入2.0时代，各国均在打造自己的网络空间主权，必然伴随“去美国化”的过程。那么，网络空间的中国主权和中国领导权如何建立？这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云时代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全球基础设施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国际电信联盟（ITU）模式，包括邮电、运营商，自上而下，优点是高效，缺点是远离用户；另一个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自下而上（bottorm-up），基于多方利益和共识，缺点是有时陷于空谈。

中国需要构建网络空间的“一带一路”，构建网络空间的“亚投行”。这其中有两个支点，一是具有极大冲击力的视觉和感官效果，二是用户可以参与建设、可以参与众筹，开发个人大数据。中国应积极参与新一轮的电信变革，推动构建以数据中心为核心的新型构架，促进和加强数据中心的连接。

一、信息基础设施与“一带一路”

云计算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面成效明显。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信息时代，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带的贯通，信息产业势必也会随之扩大。当前云计算是信息产业中的重点领域，在“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将释放出巨大潜力。“一带一路”在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经贸合作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信息化的支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水、电、气、路一样，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设施。加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相关国家在数据信息、互联网和通信等领域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然要求。

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世界经济腾飞的一双翅膀，互联互通就是这双翅膀之间的血脉和经络。目前“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在认真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来打造与全世界的互联互通。互联互通让一切都能成为可能，而跨境电商带来的互联互通俨然已经让远隔重洋的买卖双方成为“共同体”。

各行各业架起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现在更有城市在“海丝”与“陆丝”的基础上架起了一条“数字丝绸之路”。与前两条丝绸之路明显不同，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这第三条丝绸之路摆脱了空间限制，能在全球产生辐射作用。显而易见，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数字丝绸之路将会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而智慧城市将会成为“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载体和核心支撑。

基础设施建设的强化会提高移动网络的连接速度与质量，会促进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也将极大地带动“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这为移动信息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催化剂”。

“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提出，要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贸区；要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商等新的商业业态。人们买国外商品主要是通过代购，不仅快递慢，价格也高，而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在家里点击鼠标，就能直接购买海外商品。通过跨境电商绿色通道进入国内再转至别地的商品，不仅能保证是正品，速度也快了许多。

二、亚投行与“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具有三大支撑金融机构，一是偏向于市场化的亚投行，二是500亿美元规模、更具政治意味的“丝路基金”，三是旨在增加互联互通、促进区域金融稳定的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中，中国将有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或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港深交易所（前海交易所）设立“一带一路”板，或将通过去中心、安全快捷的区块链技术促进金融领域发展。

另外，也有可能推动发展一个特殊的金融系统——伊斯兰金融，其最大的区别是不允许收付利息。“9·11事件”后，伊斯兰国家为保障金融资产安全及增强身份认同，纷纷回归伊斯兰教义，并将金融资产从美国金融机构转移到伊斯兰金融机构，在新型的伊斯兰金融商品推动下，伊斯兰金融得到快速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离不开伊斯兰国家的支持，同时也为伊斯兰金融的发展注入活力。

与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一样，亚投行（AIIB，全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本质上也是对全球化和区域化再平衡的重要理论突破，这一思路需要延伸到网络空间构建之中。亚投行是中国等国地缘崛起后和美国博弈的结果，世界权力格局进入了新时代。从历史演变来看，英国、美国和中国分别是昨日、今日和明日的三个超级大国。英国的“日不落”地位维持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留下了丰富的“盎格鲁—散克逊”世界治理遗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创了“美国治下的和平”，以及其权力所依赖的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世贸组织、北约和貌似公允的“普世价值”）；“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体现了中国的抱负。亚投行的出现，使得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自己享有话语权的国际机构，让中国深切体会到国家崛起的欣慰。

2013年10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3月12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重要西方国家。同月，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和瑞士也同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使亚投行范围扩充至33个成员国。亚投行不仅将夯实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将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及对区域发展的贡献水平。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在各类商业投资中潜力巨大，增长带动力强。

亚投行在开业初期立足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亚投行运营初期的项目重点立足能源、交通、城市发展、农村发展、物流等五大领域。立足这五大领域，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其自身成立的宗旨，另一方面也契合了亚洲市场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有利于推动相关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目前各国都在积极打造自己的网络空间主权，我们应该积极构建“网络空间亚投行”。亚投行背后实质是新旧金融秩序的结构性冲突，但我们构建新金融秩序体系采用的是新思维，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包容性的；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开放性的；不是自利性的，而是共赢性的。我们应该更理性、更积极地共同承担起国际责任，面向未来，本着“不封闭、不对抗、相互尊重、共建、共享、共治、共赢”的理念，廓清迷雾，在乱序世界中勾画出新秩序轮廓。

历史不乏这样的讽刺剧：有时候，机会在，但没有合适的领导人；有时候，有合适的领导人，但苦无良机；有时候，既无机会，也无合适的领导人——这就是历史上各国都屡见不鲜的平庸时代。如今，中国已进入以云为核心的网络空间时代，大时代呼唤大战略，中国只有跳出旧世界的思想桎梏，站在资源重构和规则再造的高度，用新世界观分析和解决问题，才能廓清迷雾，登高望远，纲举目张。把握动荡期的核心理论和体系创新，将为我们争取到稳定发展期的主导权和根本的战略发展空间，也将使人类步入真正意义上的“实体—虚拟两重社会”的全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