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复兴

第五章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复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他的《人类行为》一书中开始界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尽管米塞斯的作品在不断问世，但绝大部分内容涉及的都是方法论和公共政策。在此阶段，《人类行为》是针对奥地利各个方面的一部最具权威性的论著。同样，米塞斯在纽约大学举办的研讨班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的前哨。^［1］事实上，其他到美国的奥地利移民也积极参与到美国的学术领域中去，如弗里茨·马赫卢普先他初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随后调往普林斯顿大学；奥斯卡·摩根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在哈佛大学；保罗·罗森斯坦—罗丹1954年后在麻省理工学院。然而尽管他们所研究的问题都可以被归入后来使用的术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但是这些经济学家都否认自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人，认为自己只有国籍属于奥地利。哈耶克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成员，他致力研究的是政治哲学与心理学而非经济理论。尽管哈耶克的作品最终在这些问题上对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在这个时期，他大体上还是被米塞斯及其追随者们排斥在外。因此米塞斯不仅被隔离于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之外，而且在较小的程度上，他也游离于奥地利同胞之外^［2］。

正如我们所见，强化这种孤立效果的还有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研讨班。它与其说是活跃学者对经济理论的辩论场所，不如说是米塞斯将其智慧传授给尊敬他的听众的论坛。很少有人对他的经济学提出严正的挑战^［3］。相反他们专注于干预主义政策，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4］。在经济领域中要不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两位极有才华的学生穆雷·罗斯巴德和伊斯雷尔·科兹纳下定决心要把奥地利学派的洞见引入公共领域的话，米塞斯及其研讨班就很可能不会受到专业经济领域的关注。

穆雷·罗斯巴德及其《人类行为》阐释

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罗斯巴德几乎从米塞斯研讨班开办之初就参与了，那时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在这之前，他就是名自由市场的倡导者，由经济教育基金会引荐给米塞斯。尽管罗斯巴德在校时师从约瑟夫·多夫曼（Joseph Dorfman），但对他的经济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却是米塞斯的经济与政治观。罗斯巴德的学位论文及后来描写1819年恐慌的书籍（1962a），详细描述了早期各种应对经济危机的态度与政策，反映了他受米塞斯的影响不亚于多夫曼。

米塞斯对罗斯巴德的影响体现在罗斯巴德所写的《美国大萧条》^［5］和《个人、经济与国家》这两本最重要的经济学论著的核心观念中。在《美国大萧条》中，罗斯巴德试图运用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解释随后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可以想像，罗斯巴德把1929年的危机归因于20世纪20年代的货币扩张，把随后的危机深化归咎于胡佛经济干预政策的误导。罗斯巴德认为1929年股市崩溃后的几年，胡佛企图通过设立工业政策来阻止破产与失业，企图通过扩大信贷政策来支助下降的工资与价格。这种干预政策妨碍了市场在先前信贷扩张时期带来的生产结构的纠错能力，因此，将一常规危机转化成了旷日持久的大萧条。

罗斯巴德对大萧条的解释与弗里德曼和施瓦兹（Schwartz）合著的《1857—1960年的美国货币史》同年发表。这点极有意义，因为两本书对大萧条原因的解释及其结论基本上是相互对立的。罗斯巴德认为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oard）在20世纪20年代追随的信贷扩张政策是通货膨胀兴盛的根源，这是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解释中必备的前提条件。而弗里德曼和施瓦兹则发现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稳定和／或价格下降的时期。对20世纪20年代历史叙述上的差别一部分是语义上的：罗斯巴德使用了米塞斯的定义，即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数量的上升而不是价格水平的上涨，弗里德曼和施瓦兹的定义（事实上属于整个经济界）与之相反。此外，他还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定义货币供应，不仅包括现金、定活期存款，还包括存贷款中的参股、股票，信用合作社中的信贷款，以及，最具争议的，宣称放弃现金价值的人寿保险（1963：83—85）。这种界定原则包含了所有的货币替代物，它们可根据票面的同等价值赎回，但是他的这种定义对其他学者来说是稀奇古怪的，因此除了那些事先就赞同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人士外，罗斯巴德就没能再吸收到新的信奉者^［6］。

《美国大萧条》将某些独特的奥地利学说运用于某些历史片段中，而《个人、经济与国家》则更具野心。该书的创作目的是表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以便米塞斯的著作更易为普通公众所接受。他想“离析出这种米塞斯式的经济学，能够填补空缺，并讲明其中的内在含义”。像米塞斯那样，他计划从“一些简单与必然的自然公理中推断出整个的经济学体系”（xi）。与米塞斯不同的是，他如此执著于目标，以致抹去了许多米塞斯原著中独特的东西。

尽管罗斯巴德宣布米塞斯对他的作品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并且认为米塞斯很可能强烈反对他的某些阐述，然而实际上，他还是极其忠于米塞斯经济学的一些细节和争辩的论调。他系统化地发展米塞斯源于行动公理的理论命题（“人使用手段达到目的”），并且澄清了公理体系的两项有待进一步补充的命题特征，即“有各种各样的人与自然资源、闲暇是消费者的财货”（xi）。他对主观欲望、手段—目标框架、稀缺、经济行为、资本理论、生产结构、企业家、竞争、时间偏好及货币理论的处理都毫不例外地明确表明了米塞斯的观念。当米塞斯试图跳过他的论题，转向对偏离于正题的所有的政治、历史和哲学现象的方式进行探讨时，罗斯巴德则坚持用逻辑进行阐述。事实上，甚至与把经济分为宏观和微观的塞缪尔森式的教科书毫无相似之处的流动分析，也比《人类行为》中的例子更易于被认可成为经济学中的标题。比如，有关章节的大标题上（“直接交换”、“间接交换”、“价格与消费”、“生产”、“利率与决策”、“综合价格因素”、“企业家精神”、“垄断与竞争”等）要比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的认识论问题”、“经济学及理智的反叛”、“时间”、“不确定性”、“世界范围的行动”、“观念的作用”等）更为人们所熟悉。罗斯巴德把更易接近的语言和更准确的分析注入米塞斯的语言中。他认为这么做有助于澄清人们对米塞斯的误解，使更多的人欣赏他的学术。可是这一点却未能实现。

原因之一也许是：尽管罗斯巴德确实比米塞斯分析得更准确，但他那个品牌的经济学仍然被学术界认为是落伍时代的错误。罗斯巴德通过用图表与曲线图的方式描述他的论点，向当时的形式主义方法作些让步；但是在表述方式上，他还是坚定地拒绝被数学方式所同化。与门格尔和米塞斯一样，他也认为数学解释分析人类行为是一门糟糕的语言^［7］。

另一个使他的《个人、经济与国家》受到相对忽视的原因是罗斯巴德力图系统化米塞斯观念时的古怪做法。尽管他致力于使米塞斯的论述更加清晰，但是在某些场合他的这种“澄清”似乎更像是在试图拯救米塞斯学说。例如，我们在第四章注意到米塞斯认为垄断只在如果他们所面临的需求曲线是非弹性，才会出现哄抬价格到竞争水平之上。这个弹性概念要么错误，要么被误用。罗斯巴德不是假定米塞斯在分析垄断时是错误的，而是举了一个例子来赋予米塞斯的分析以意义。罗斯巴德开始时假定某些商品的供应是固定的，然后表明垄断者只有在竞争价格落入了非弹性曲线区域内才会抬高价格。尽管他的分析技术是正确的，然而它是一个难以广泛运用的例子，也无法令经济学家信服垄断者一般不会制定垄断价格（594）^［8］。

尽管《个人、经济与国家》详细地论述奥地利学派的价值、时间偏好、生产与成本［包括了罗斯巴德独创的为什么成本在价格形成中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解释（292）］和企业家理论，尽管其中不乏对经济生活的普遍变化的陈述，但是比起《人类行为》，《个人、经济与国家》对一般读者来说，似乎多少还是他们所熟悉的经济学，只不过里面用了一些有些争议的概念和一些奇怪的不连续的图表。罗斯巴德的和所暗含的米塞斯的经济学也许都代表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完全不同的经济学，但是它不太可能作为一个不同名称进入传统经济学家的脑海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只不过是简单过时、对错参半、有点古怪，但大多数人熟悉的经济学。罗斯巴德本人像米塞斯研讨班的大多数参与者那样，也许会反驳这种描述，但是他们的反击对于主流经济领域的人来说是空洞的。

尽管《个人、经济与国家》在许多地方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但如何解释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相似之处呢？这种相似毫无疑问是罗斯巴德所理解有关市场相互作用的组织原则的假设，即他的均衡概念假设的结果，确切地说，尽管米塞斯在《人类行为》一书中发展了几个均衡概念，但正如我们所见，这本杰作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针对时间、不确定性、可能性、方法论、企业家精神和资本的讨论——依赖或者甚至就是指代均衡结构。不过罗斯巴德将均衡概念直接移入了重构米塞斯理论的最前沿。

罗斯巴德假设，在个别市场中单一物价法则起了统治作用，可以快速和平稳地实现市场出清（124）。正如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中那样，一般均衡、均匀轮转经济是经济致力的目标^［9］。虽然普遍存在的变化使得经济不可能以均匀轮转方式运行，然而像狗追赶机械兔那样，它至少要能辨明方向。尽管罗斯巴德警告说倘若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的话，就不要对取得均衡太当真，不过市场应对新的均衡状态迅速作出调整，这是他的根本假设。的确，他认为市场基本效率的合理性在于企业家一旦犯了错误，“就得尽快离开让他亏损的行业”（466）^［10］。

罗斯巴德在他的著作中触及了持续变化的概念。他把变化的根源归于顾客的品味与偏好，这与米塞斯所认识的是一样的。知识是不完备的，需求曲线不是既定的，消费者在改变着他们的观念，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假设偏离均衡的速度要比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更快呢？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在混乱中实际区别出市场运行的曲折过程呢？

和米塞斯一样，罗斯巴德也没有研究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他和米塞斯从时间与不确定性中得出的潜在含义并没包括市场过程中知识分化、错误的起因与结果等等问题。学习是快速和简单的，它被认为是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有意思的是，就罗斯巴德看来，时间只是在与生产结构和时间偏好的关联中才能被检审，知识问题根本就与时间无关。例如，增长被解释成主要是资本累积的结果，而他对于创新的作用惜墨如金（470ff.）。企业家存在于《个人、经济与国家》一书的字里行间，但是他们是资本家式的企业家，他们必须决定往哪投资，必须迅速改正错误。就像米塞斯描述的那样，他们是投机者，但是罗斯巴德没有强调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罗斯巴德版本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原则上与新古典经济学差别不大，尽管罗斯巴德对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与分析上提出了挑战，但人们还是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充分理解他的那套理论：他一贯在均衡理论背景下阐述，尽管他的结构涉及的是过程。罗斯巴德认为过程总是倾向于快速通往一种可以描绘的均衡。

尽管罗斯巴德的经济学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差异不大，但是他的文章和著作清晰地、毫无疑问地突出了一点，即他无处不在而又毫不含糊地传递着自由市场经济的信息。市场是双方自由交换的产物，交易双方都能从中获利。这种自由交易导致的任何秩序都有助于提高福利，而任何对它的干涉都会降低福利。他甚至批评米塞斯使用消费者主权这一概念，因为这种概念潜在的含义是生产者没有权力根据他的希望去处理资产^［11］。除非在极端正式的意义上，否则市场是基于“个人主权”，而非消费者主权之上的（560）。产权本身是一种完全不成问题的制度，产权来源于洛克所认为的过程。当个人把自己劳动与没有拥有的资源相结合，人们就拥有了这些资源的永恒产权。然而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约翰·洛克）的告诫与意见可以进入罗斯巴德的计划。事实上所有的政策都与产权问题有关。

例如，外界性问题就仅仅因为没有产权所致（156），这么说似乎所有概念都是明晰的，而且并不存在交易成本。事实上，垄断除了作为政府授予的特权之外无法界定。存在垄断的地方不会给消费者带来危害，因为垄断者抬高价格的能力受到限制，只有当需求曲线无弹性时，限制产量才能获利。如果事实真是如此，也不能说有损消费者，毕竟需求曲线是自愿选择的结果（564）。卡特尔也不会对市场的参与者造成危害，因为卡特尔成员只不过运用财富做了自己选择的事情罢了。如果一个咖啡卡特尔选择的是焚烧咖啡，而不是低价出售，这就不是浪费，浪费在于一开始就生产过量的咖啡（567）。最后在“粗暴干涉市场的经济学”标题下，罗斯巴德分析了政府经济活动管制。（765ff.）

人们对《个人、经济与国家》这本著作更感兴趣的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它的经济学^［12］。它提供了一个视野：解释了自治个人间的自由贸易是如何促进所有的人经济富足。它也提供了一种伦理信仰：相信个人的道德自治，并将自由选择提升到社会希求的首要原则。它极力捍卫自由协作，毫不妥协与含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的革命观占据统治地位时，它确实可掺和那些思想右派。通过把对当时经济形式主义的强烈不满与激进、令人诧异却简单明了的政治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罗斯巴德的观念即便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但至少也算是抓住了60年代的精髓。

进一步说，正是这些叛逆正统经济学与忠于事业的素质才使得罗斯巴德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时发起的奥地利“运动”中发挥着巨大影响。这一部分源自于他的经济学，但主要是来自他的自由论政治观。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罗斯巴德成了一批大学生与研究生们的指路明灯。这些被罗斯巴德吸引的学生要么读过米塞斯的著作，被米塞斯科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论述所倾倒，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要么是发现了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某些方面［常常是通过艾因·兰德（Ayn Rand）和她的客观主义者运动来了解］，认为奥地利的经济学带有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观^［13］。人们对罗斯巴德对奥地利复兴的主要贡献仍有争议，他的才能与其说是在技术上的思想（尽管是强大的），还不如说在鼓动能力上。他激励鼓动了大批聪明的青年学生。这些60年代的学生赞同60年代的精神而拒绝那个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预想。

我们很难过分强调罗斯巴德在60年代末期与70年代初期促使奥地利发出声音的重要作用。对于罗斯巴德而言，尽管他显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支撑其自由至上主义哲学立场的基本科学背景。罗斯巴德毫不怀疑地坚定支持米塞斯理论中最重要的自由市场、私人财产及神圣契约论，从本质上来说这正是对经济学的理解。因此，人们只要被罗斯巴德的政治学所吸引，就会熟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他吸引了许多人相信他的自由至上主义哲学。他代表了一大批对众多现存的传统经济学与政治学提出尖锐批判的人，与此同时，针对左派霸权他提出了另一种个人主义政治观。不足为怪，罗斯巴德那时最大的可以设想的荣誉在于后来被人们称为“自由至上者先生”，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最终他与经济学家的对话没有他对政治观念展开讨论那么重要了。^［14］

伊斯雷尔·科兹纳及其学术对话尝试

米塞斯来自纽约大学研讨班的另一名学生伊斯雷尔·科兹纳有着不同的经历。科兹纳师从米塞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论文，反驳占据统治地位的奇谈怪论，他尝试着在主流学术圈语境内继续米塞斯的学术研究工作。他没有采取罗斯巴德的那种鸿篇大论式研究道路，转而将精力集中于一些特定的、与新古典契合的奥地利主题上，并且与主流经济学家展开讨论。他的第一本书《经济观点》［（1960）1976］，实质上是一篇关于经济分析中一些基本的理性假设的历史的论文。他在文中认为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是这种传统的逻辑顶峰。他的第二本书《市场理论与价格体系》（1963）是一本价格理论教科书，该书试图将米塞斯的某些概念与语言——包括经济过程的解释——融入到传统理论中去。随后在1966年出版的第三部著作《论资本》是一部至今仍被低估了的奥地利资本理论专著。尽管科兹纳的大部分著作拥有一定的读者，但是直到1973年，随着《竞争与企业家》的问世，他才在专业领域内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影响，这对奥地利的复兴极为有助。

《竞争与企业家》在现代奥地利学派史中尤为重要。它被认为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这是美国人首次尝试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视角对传统经济学作出贡献（而非对抗）。在企业家理论中，科兹纳发现了新古典主义体系中为人广泛认可的缺口，他认为其中应注入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以消除痼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有均衡价值理论，但是它没有一种公认的理论来解释如何取得这些价格。科兹纳致力于阐明作为企业家过程的奥地利市场理论可以填补这一空缺，并提供了对市场经济更为深刻的理解。尽管我们在第七章会详细检审科兹纳的企业家理论，不过在此还是要提些粗略的总体看法。

在《竞争与企业家》一书中，科兹纳发展了企业家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在于均衡市场价格。他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被忽略的致富的机会。企业家凭借其“机敏”素质，一种看得见别人错过的机会的素质，注意到了机会并将利用其谋取利润。如此一来，他就成了市场变化的推动力。米塞斯强调不确定性是企业家的存在根源，强调投机是企业家活动，而科兹纳却不重视不确定性，并将企业家变成不冒险的套利交易者。

科兹纳的企业家理论引导他去批判微观经济理论的某些特征。科兹纳追随哈耶克的观念，认为竞争就是市场中的对抗。当企业家忙于进行打折、生产不同商品与生产革新这些实践活动时，竞争就开始了。一旦市场处在标准的完全竞争均衡状态时，竞争就停止了。不过这意味着竞争与某些特定产品的下滑的需求曲线相兼容，这些特定商品是企业家机敏的产物。此外，利润也许是企业家暂时享有的某些优势，并不代表着永恒的垄断权力。因此，科兹纳认为将垄断当作市场力量或价格判断力的传统垄断理论无助于把企业家短期后果和失衡的存在与长期的持久的垄断力量区别开来（101ff.）。一个更好的分类体系是按照进入壁垒来定义垄断，对科兹纳来说，这意味着对某种产品生产的某些关键而必要的生产资源所有权的垄断。那样，被竞争侵蚀的利润就不能被认为是垄断，只有受特定权利保护的那些利润才能被解释成垄断。^［15］

既然科兹纳认为竞争的特征是尝试一切办法寻求利润机会，他当然要为广告（151）与销售成本（141ff.）辩护。他认为它们是竞争的表现，而非垄断活动。他批评垄断竞争理论，因为它取代了虽有缺点，但更有效的劣位（inferior）均衡分析。最后，科兹纳追随哈耶克的观点，批评所有的福利经济学，因为后者预设的那个层面的知识，政府计划者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212f）。

一方面，科兹纳的书在赢得主流专业领域人士对奥地利学派观念的聆听与尊重方面，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科兹纳通过谨慎的批评和有创见的奥地利学说获得了人们对他的一致尊重，使得他在很大程度上被专业人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言人。他的言语为人们所熟悉，他成了知名的对手，他对他的观点小心求证，尽量不产生立不住脚和笼统的结论，从来没有过其他的外来者像他那样受偏爱。

有趣的是，尽管科兹纳自己意识到其作品带有“奥地利学派”的特征，尽管他对新古典主义实践进行了许多批评，但是像罗斯巴德一样，他并没有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在理论上提出根本性的挑战。与罗斯巴德不同的是，科兹纳有意识地极力促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新古典正统经济学的和睦。科兹纳有意尝试着填补微观经济学理论的鸿沟，这对微观经济学理论对竞争和垄断理论而言有着重要的含义。他更多的把自己的研究看作新古典正统的理论的补充，而不是对它的替代。不过《竞争与企业家》的出版是促使人们对奥地利传统再次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

奥地利复兴

如果有人要对在美国的奥地利复兴定一个明确日期的话，^［16］1974年最有可能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但这并不是说在1974年前的几年中，就没有听到过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重燃兴趣的传言。

例如，在1964年，詹姆斯·布坎南发表《成本与选择》一书，其中就公然蔑视传统观念，宣称奥地利学派真正赢得了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争论，因为他们懂得成本的主观特点，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却对此一无所知。尽管布坎南指出他的主观主义是他的公共债务著作的副产品^［17］，更多的是受伦敦经济学派而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传统的影响。然而他把伦敦学派经济学传统的兴盛归功于哈耶克提供的方法论基础。在他的论著《成本与选择》中，他不仅认真地研究哈耶克，也同样严肃地看待米塞斯，认为他们都从总体上提升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合理性^［18］。

沙克尔在1972年发表《认识论与经济学》。他在伦敦时就曾是哈耶克的学生，长期以来他一直崇拜凯恩斯，探索他认为是凯恩斯学说的一些本质问题，即时间与预期问题。这本书在主观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满怀敬意地看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并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系列问题。

在1973年，即《竞争与企业家》发表的那年，约翰·希克斯爵士发现了一些与门格尔的时间概念相关的有趣片段，撰写了《卡尔·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书，随后又写了另一本有关奥地利学说主题的书：《资本与时间：一种新奥地利学派理论》。在第二本书中，他将庞巴维克与哈耶克的迂回过程中的商品概念融入从一种均衡状态到另一种均衡状态的资本调节理论，因此他的理论被命名为“新奥地利学派”。

所有这些书籍与文章的发表不仅提出了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问题，而且也使奥地利学派的主题与观念再次受到人们的尊重。1974年10月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与站在“左派分子”立场上研究知识问题的冈达·缪尔达尔共同分享这一奖项，以便平衡政治）。事实上，复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奥地利观念的复兴来说，与这些学术事件同样重要的是来自正式学术领域之外的另一种资源的推动。1974年，人类研究所在佛蒙特州的南罗约敦发起一次为时一周的会议，把50名左右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家和当时的一些研究生召集在一起。与会者的共同特点是对米塞斯和哈耶克感兴趣。不足为奇，罗斯巴德与科兹纳是主要的发言人，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其中还有路德维希·拉赫曼。因为对于大多数与会者而言，他是个新人，是仅有的一个米塞斯美国圈之外的学者。

在南罗约敦提交的论文范围涉及奥地利学派的历史、方法、政策的特征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伦理含义。会议论文由会议的一名组织者与创办者埃德温·多兰（Edwin Dolan）编辑出版，题名为《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该书的前言由多兰撰写，名为“作为一门非常规科学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其中介绍了其他汇编在内的论文。他的这篇导言在细节上值得一读，因为它成功地捕抓到了那次会议突出的假设：奥地利学派可以被认为是库恩替换模式（Kuhnian）的典范。

多兰从认为现代奥地利人提供了研究“非常规科学”的外部证据开始写作他的前言：

相对而言，他们出书更多，而投向杂志的文章则更少。他们没有编写课本；他们的学生直接从导师那获得思想观念。他们更为关心的是方法论与哲学的基本原理。给他们贴上“非常规”的标签是由于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深信正统经济学正处于崩溃中，正统经济学再也无法对当今的经济世界提供连贯的、可理解的分析。（4）^［19］

然后他将这种奥地利模式观念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念相对比，后者曾友善地到访过南罗约敦会议，他的话“没有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那样的经济学——有的只是一门优秀或者糟糕的经济学”激怒了许多人。尽管弗里德曼没有明确指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应该归于何类，导致主要参与者陷入了愤怒的思索之中，但是弗里德曼也许无非想要表述这样的一个观念，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经济学所作出的真正重要的贡献将来可能（或已经）与主流经济学融合。

在反对弗里德曼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抨击时，多兰总结了当时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理解，即从奥地利学派所理解的人类行为学、宏观经济学和文字演绎的方法论。

多兰解释说所有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都是“从一个事实中的逻辑内涵中推导出来的，即人类在从事有目的的行为”。然后他继续含糊地宣称，奥地利的人类行为概念不同于行动的实证主义观念，它由两个观点组成：人类行为有结果；没有人类行为，结果就不会产生。另一方面，他认为实证主义处理的只是可以观察的事件，否认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个观点。在此，多兰的分析具有诱惑力，似乎成了考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所在之范例，但他还是无法确定两者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个在南罗约敦会议之后一直困扰着许多人的问题。

其次，多兰认为奥地利学派批判在经济学中运用宏观经济总量的做法，因为它们在有目的的行为中没有根基。人类的个人行为是行为的唯一来源。经济学的目的是双重的：“从人类行为角度来理解世界”，解释“人类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是如何通过社会互动产生无意图的结果的”。在宏观经济总量中假定因果关系——奥地利学派认为是凯恩斯发明——违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研究纲领。（6）

最后，奥地利学派批判将数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进而批判作为测试经济理论工具的计量经济学。他们认为数学所做的只是取代可感知的文字命题，费力将它们转化成象征体系，并且在转化中失去原来对应的意义。计量经济学试图搜寻根本不存在的人类行为常量，企图获得提供某种必然的理论，这种努力注定是徒劳的^［20］。根据多兰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奥地利（及所有优秀的）的经济学家所要遵循的正确方式是应该对人类经验的一些基本公理的潜在含义进行逻辑与文字的演绎。就像《人类行为》那样，该书对米塞斯称之为“历史”的经验研究所起的作用几乎就没有在此提及。

为了显示这三种方法论原则的实际运用，多兰举了三个例子：科兹纳企业家理论所描述的奥地利的市场过程理论；最近由希克斯重新发现的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在1974年具有直接政策意义的米塞斯—哈耶克的货币与通货膨胀理论。

依据随后发生的事件，后两种阐述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表明这是奥地利学派可以替换的范式。奥地利学派对人类不同目的的关注导致了强调异质的资本理论和抵制了将价值总量化的企图。对人类不同目的的相同关注也导致了货币创造理论的产生，该理论强调进入体系的路径以及相对价格效应的重要意义。尽管两种命题确实可以被认为不同于当时人们所认可的经济学说，但是它们也逐步受到一些主流理论家的关注。就像多兰本人在他文章结尾处预告的那样，奥地利学派有能力并入主流学说中去的说法实际上反对把奥地利学派当作非常规科学。随后有关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工作以及对货币发散过程中相对价格效应的调查似乎都表明了新古典经济学吸收批评观点的力量，削弱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所宣称的能够对经济问题提出不同看法的能力。

有一种观点是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部分地融入新古典经济学是容易的，但这在多兰的第三个例子中不太成功，因为奥地利经济学强调市场过程。在那个时候，人们也许会得出与此完全相反的看法。市场过程理论似乎很可能是易融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候选理论，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所有的经济学教师发现自己在讲述有关市场调节过程的“故事”，以便更新他们的图表与等式。为这些故事形式化提供动力似乎就是奥地利学派对主流学派的贡献。此外，科兹纳的企业家理论似乎也恰好就是使经济学家的调整故事成为均衡分析内在一致所必需的配方。奥地利学派理所当然能为涉及市场过程的均衡状态提供补充，它与罗斯巴德和科兹纳的研究并不矛盾。毫无疑问，均衡与过程的关系是奥地利自身传统中重大问题的核心，是至今还未解决的有争议的问题。事实上，在南罗约敦的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内部的这场重大争议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

多兰的论文和他收集的会议论文准确地抓住了会议发言人与参与者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重要性的观点：人类行为学、文字演绎经济学、拒绝利用数学、限制使用经济计量学、怀疑宏观经济学、特殊的企业家理论、资本和交易波动以及货币——所有的这些态度与理论都来自于米塞斯与罗斯巴德。然而，多兰有所超越的是，他捕捉住了在这次会议中广泛流行的一种态度，即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项完整的研究纲领，它必须从导师们那里了解到，由老师教给学生，再与被误导的主流经济学界进行交流。

对南罗约敦会议的大部分参与者而言，讨论的相关问题不是“我们至今还未理解的问题的潜在含义是什么”，而是“米塞斯对此说了什么”。罗斯巴德确实是抱着这种看法。他在经济学中是否运用数学这个主题上甚至拒绝详细论述，以便回答那些真诚的、迷惑的参与者们所提出的友好问题。他解释说他的谈话是针对这个主题的定论^［21］。相形之下，科兹纳在接受富有挑战性的讨论时，似乎更有生气，即使他给别人的印象是所有的事和话都已经做过或者说过了，他相信米塞斯在大多数事情上都可能是正确的。^［22］路德维希·拉赫曼似乎是唯一的发言人，认为仍然有大量界定与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主观经济学的理论工作需要完成。

从1949年起，拉赫曼是南非白水岭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南罗约敦，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古怪。他是个长期从事主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是一本资本理论为主题的论著与几篇论文的作者。在主观经济学领域，拉赫曼是唯一在奥地利复兴中并非直接师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三位与会者中的代表人物。

作为一名学生，他曾就读于柏林大学与苏黎士大学，在那里他的兴趣在汉恩（Hahn）、海特雷（Hawtrey）、维克塞尔和米塞斯身上。尽管他在德国所受到的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仇视的教育，但是幸运的是他拥有一位好的导师——埃米尔·考德（Emil Kaoder），他一再强调主观主义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并且向拉赫曼介绍哈耶克的著作。此时，拉赫曼也开始对汉斯·梅耶（Hans Mayer）倡导的经济学中的“因果起源”（causal-genetic）以及马克斯·韦伯倡导的“主观理解”感兴趣。在1933年，拉赫曼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在此他明确了奥地利学派的方向，思想变得更成熟。他与沙克尔一起成了哈耶克的学生，继续着他在商业周期与资本理论方面的研究。在此期间拉赫曼也受到伦敦经济学院兴起的主观成本传统观念的影响。然而，与其他大多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同时也发现了凯恩斯理论的长处——或至少可以说他在《通论》中坚持了主观预期的重要性。

拉赫曼随后分别在阿伯斯维斯（Aberystwyth）、威尔士和赫尔（Hull）大学任教，最后在南非的白水岭大学任教，这些任职使他比其他奥地利学者更加远离主流辩论。结果，他的经济学与美裔奥地利学者习惯倾听的论调相比更像是种充满异国情调的混合体^［23］。他为他认为是过于一致的声音注入了重要的相反论调^［24］。

在南罗约敦的首次演讲中，他很快就清楚地表述了奥地利学派宣称的理论特色将是什么：市场过程理论。他认为在哈耶克的研究方式中，为了将市场过程理论化，首要的是关注市场参与者拥有的各种知识以及知识变化的途径这类问题。随着知识问题日益清晰，那么市场过程就可被理解为“无穷无尽的知识流动的外在表现……是在社会中持续变化的、难于描述的过程。知识否决了所有将其看作是在‘数据’上或能在时空中加以识别的事物”（Lachmann1976b：127）。

尽管米塞斯强调所有的行为都在时间中发生，然而“一旦我们允许时间流逝，我们就必须允许知识的改变，而知识不能被认为是任何事物的函数”^［25］。如果所有的行为都在时间中发生，流逝的时间总是意味着知识的变化，如果知识不能是“一切事物的函数”（128），拉赫曼不禁问，那么又怎能将趋向于均衡的价格体系理论化？

市场是个过程，“初始状态”和“可见终点”都无法清楚界定。它是个“个人相互作用的结果，每次都意味着众多计划的相遇（有时是冲撞），当个体连贯的行为反映了单个行为人的均衡时，作为一个群体市场过程往往是不连贯的”（131）。根据拉赫曼的观点，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描述永无止境、方向不明的过程，它不用虚拟的一般均衡就可以刻画市场秩序的特征。显然，这确实使他与整个经济专业领域意见不一，也与大多数参加过南罗约敦会议的奥地利派经济学家相左。他更多的是依据《人类行为》的前几章而非后几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假设而不是对它的总体进行分析。拉赫曼得出结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如果它存在的话，就是对正统学派的根本挑战。但要达到这一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拉赫曼的话语是激进的，但是许多的确在南罗约敦听过他论述的人对此并不明确。它太具异国情调了，以致不能使人们以美国的方式立即加以吸收。除了科兹纳这位他一直与之交流的学者马上领会了拉赫曼所提出的挑战外，对其他人而言，拉赫曼可能还是位说外语的人^［26］。尽管最终拉赫曼对正统学说的挑战——尤其是对正统均衡概念的挑战——使得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还是奥地利学派都在随后的奥地利学派论争中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此时的拉赫曼甚至对新奥地利学派来说都有些神秘。

除了这三位发言者外，大多数对奥地利学派感兴趣的与会人员要么是研究生，要么是年轻的助理教授。大多数年轻的经济学学生，无论他们从哪里毕业，通常都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真理，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向周围的世界推广这种真理^［27］。有人回忆认为与会期间最有魄力的学生是从芝加哥大学或可能是从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的研究生。这种说法在南罗约敦会议上有着双重证据，在那里年轻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认为错误的、有偏见的学术团体不公正地忽视它们的真理。南罗约敦是十字军东征的集合点，这次东征要向米尔顿·弗里德曼表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门优秀的经济学。

回顾以往，南罗约敦的许多与会者都深信他们发现了重要真理，这种想法也许对那些年轻的、不知名的经济学者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为他们面临正统教义时转向追求奇异研究项目提供了理由。如果某人在正统的学术团体中成为一个非正统者，他最好实实在在地信奉他所做的。显然，所有这些前途光明、富有活力的未来经济学家通过在主流学派内的工作至少能够确保在职业生涯中获得适度的成功（某些人可能会很成功）。反之，如果他们试图去开发一种奥地利模式这一艰巨任务的话，那就无疑是在拿自己未来的生活保障去冒险^［28］。如果他们对自己是否在正确的道路上没有信心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去做这些需要他们去做的事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像哈耶克解释普通法的进化论那样，年轻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试图去学习的这种理论，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对已被接受的教义作进一步研究，去发现新观念与新含义。

的确，在试图向米尔顿·弗里德曼显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门优秀的经济学时，南罗约敦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去发掘了更多的时间含义，这一工作比他们原先设想的更为复杂。这些问题更深奥，理论也更含糊，它们的含义大部分也是无法探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从以十字军东征为起点到转入对核心观念深入与广泛的探测，历经了从门格尔开始及其随后的几十名学者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才将其不断地修正、扩大、清理与提高。

注　释

［1］在格鲁夫城大学汉斯·森霍尔兹讲授奥地利学派观点的经济学，与米塞斯在纽约大学所教授的内容一样。森霍尔兹曾经是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研讨班的学生，他也是米塞斯的朋友。

［2］应该强调的是这种孤立来自于美国的学术生活，从总体而言，并非来自知识界的相互作用。米塞斯一直通过通信和社交与大多数奥地利移民保持着联系。此外，作为朝圣山协会（Mont Pelerin Society）最早的一名活跃成员，米塞斯卷入了自由市场中，此后就基本上是名自由经济学家。朝圣山协会最初于1947年由哈耶克创办成立，它致力于维护古典自由主义的文化遗产，为那些认为自己与主流观念不合拍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商人提供联系网络。协会的初建者除了哈耶克和米塞斯之外，还有像亨利·海兹利特、沃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霍夫（T.J.B.Hoff）和弗里茨·马赫卢普这些奥地利人或奥地利的同情者。此外，充分代表芝加哥学派的有弗兰克·奈特、阿龙·迪雷克特（Aaron Director）、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他们尽管不住在芝加哥，但能完全代表那个学派。

［3］实际上，对米塞斯观念进行严正挑战者曾被认为是分裂者。米塞斯的遗孀玛格丽特·冯·米塞斯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两位学经济的学生参加了研讨班，试图就传统经济学的一些问题刁难米塞斯，使其陷入论争中。激起了其他的参与者群起而攻之，将他们赶出研讨班，因为这两位妨碍了他们向导师学习，而米塞斯则对他们表示欢迎。这是米塞斯夫人解释米塞斯个性中异常有礼、待人慷慨的一面（玛格丽特·冯·米塞斯，1984：137）。

［4］米塞斯及其追随者对凯恩斯正统学说的批判立场具体体现在亨利·海兹利特1959年出版的《新经济学的未来》一书中，海兹利特从米塞斯首次移民到美国直至其去世一直都是他的好友。他是一名为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撰写了大量文章的记者，在出版圈内极有名气，海兹利特也是《每天一课经济学》这本杰出的小册子的作者［（1946）1979］，在文中他直截了当地运用了非技术性语言来交流稀缺与权衡概念。在《新经济学的失败》一书中逐章批驳了凯恩斯《通论》中的许多假设，他以一种轻松愉快的风格流露出对这些谬误的极端蔑视。海兹利特的分析准确地反映了米塞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论点。

［5］参见《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编者注。

［6］评论家犹金·史沫琳斯特（Eugene Smolensky，1964）得出结论认为罗斯巴德的书不带“新的数据或概念……它的出现既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对大萧条的原因）”（284）。另一方面，佩西·格里夫斯（Percy Greaves，1963）在《自由人》中对它却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7］一位评论家（Will，1962）将《个人、经济与国家》的风格与20世纪早期维克斯迪德（Wicksteed）、费特（Fetter）和陶西格（Taussig）的论文作比较。这位评论家得出结论说该书除了引发好奇心外，别无其他优点，不值得购买。然而令我震惊的是，他确实又将罗斯巴德放在好伙伴的行列。

［8］罗斯巴德最终否决了根据能力来控制价格的垄断的标准定义，他认为根据普遍存在的竞争过程而言，垄断唯一的明确含义是“由国家授予特权，保持某个特定的个体或团体在某个地区的生产。禁止他人进入该生产的领域，这种禁止由国家宪兵强制实施”（591）。

［9］在此，罗斯巴德没有完全与米塞斯的分析一致。罗斯巴德将最终静止状态与均匀轮转经济相结合，这是米塞斯认为不同的两个概念。尽管米塞斯对这两种结构的探讨确实多少有些隐晦，但他肯定没有将均匀轮转经济当作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向。大概米塞斯意识到均匀轮转经济只是种用于检测世界的不确定性与变化的衬托，消除了将它当成是市场过程终点的看法（Mises，1963：246—247）。

［10］令人感兴趣的是事实上既没有真正的历史，也没有真实世界中的例子可以用于阐述《个人、经济与国家》中的理论命题。米塞斯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激发他灵感的真实历史插曲的描述，罗斯巴德的论文则故意避开提及经验实践与体系。确实如此，即便是他对价格进行讨论也避免提到真实货币。他的价格是依据黄金的盎司单位来阐述的。

［11］也许是因为他不能直接批评他的导师，罗斯巴德事实上将火力瞄准的是威廉·休特（William Hutt），是他首次提及“消费者主权”（1963：561—566）这一术语。

［12］我在此使用的“意识形态”术语提供了一种更为宽泛的组织框架含义，以便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它并非不顾证据而硬提出的一系列结论。宽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经验观察所必要的前提条件，它提供了对这些观察的评价语境。多数政治意识形态是自然的，由一整套有关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理论假设派生而来，它与民族体系相关，允许运用观察来判断世界。

［13］罗斯巴德的住所位于曼哈顿西区北部的公寓里，这里也许是美国少数真正沙龙中的一个。几年来，他的房间几乎不断地向所有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及希望拜访以便探讨经济或政治哲学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们开放。穆雷·罗斯巴德总是一视同仁地对待那些崭露头角的青年知识分子，他的妻子乔伊有幽默感，向所有来访者敞开家门，这为当时自由知识分子势力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14］的确，罗斯巴德的作品在不断地偏离经济学，从而向政治与历史提出质疑。他最终发表了《个人、经济与国家》、《权力与市场》（1970）之后的第三部著作，这是一部用于检测他人称之为公共政策或公共选择的书，但是罗斯巴德却将它说成是“市场中的暴力干预”。该书在当时是对自由哲学最完整的阐述，它捍卫了自由的无政府状态，包括了对种种人类行为的干预后果的定义与分析。它是一部既没有意识到公共商品也没有意识到否定的外界性的政治经济论著，这使得它无法通过财产权的实施而补救。后来他创作的主要作品都是有关美国的历史而非经济的文章。

［15］注意其与鲍默尔（Baumol）后期作品关于可争议市场观点的相似性（Baumol，Panzar Willig，1982）。

［16］我认为“奥地利复兴”这一术语由维夫安·沃尔士于1977年在一次大西洋经济联合会举办的有关卡尔·门格尔的会议上首次提出。他是指经济学圈内普遍开始对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兴趣越来越浓，而不是指同情奥地利传统者在该领域的作品越来越多。

［17］布坎南于1958年发表的《公共债务的公共原理》认为，与当时所接受的原则相反，债务重担事实上可能会传递给未来几代人身上。他的论点基于他坚持认为“负担”应该被解释为效用丧失，是个主观概念，与认为债务负担是财富或资源损失的实践观念相反。这使他进一步探索成本的主观特征，为其他的政府政策检测它的内在含义。通过这种方式，布坎南既支持了奥地利主观主义的合理观点，也暂时与许多新奥地利学派学者沿着同一条道路往下走。

［18］几年后，布坎南与瑟斯比（Thirlby）一起编著了《机会成本论》（1993），该书显示了哈耶克、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杰克·威斯曼（Jack Wiseman）之间在主观成本理论中的重要联系。

［19］有趣的是，当多兰在写那些确实研究这一项“非常规科学”的“奥地利人”时，指代的只是少数几人，甚至在他的组合群体内人数也不多。除了罗斯巴德、科兹纳和拉赫曼之外，在当时就几乎没什么人在此方面写文章了。

［20］指责计量经济学家无效地忙于对经济学“常数”进行研究，作为一种对计量经济学的批判这种言论时常可以在奥地利学术圈内听到。不幸的是，这常常被看成只是对米塞斯的一些次要观点的奴性重复，用以反对将特定的统计学研究之误解。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极力将亨利·舒尔兹（Henry Schultz）的《理论与需求测量》推崇为如“原子重量的判断促使了化学的发展”那样，该书同样促使了经济均衡往前迈了一大步。米塞斯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任何弹性测量的短命性，认为这种测量类似于对自然科学常数绝对无用的思考（Mises，1963：352）。但是他似乎又对道格拉斯所有“定量经济学”的误导形式加以概括，而全然不顾研究者对他的主观下定义时是多么的小心谨慎。米塞斯的许多追随者们后来将他对人类行为“常数”的批判也看作是对所有计量经济学的充分批判。

［21］我知道事实上我提出的这个间题是友好的，但也迷惑人，我对它所遭遇的敌意感到震惊。有趣的是，罗斯巴德在此插曲中的行为分化了参与者阵营，这种分裂多年来只是一直在加强。那些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只是感兴趣的旁观者被罗斯巴德的态度赶了出来。更多赞成奥地利学派的人被罗斯巴德的行为所刁难，同时也有一些狂热的追随者认为他是完全公正的，没有将时间浪费在回答“路线偏差”上。

［22］有趣的是，在南罗约敦，哈耶克的著作远远地排在米塞斯之后。尽管他所写的商业循环和通货膨胀的文章在其间得到讨论并得到赞同，但是那时绝对还没有这种认为他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领域很可能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学术上并驾齐驱的说法。这种态度也许是罗斯巴德憎恨哈耶克方法论上的背叛而造成的。罗斯巴德在一些参与者中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追随者在对待其他经济学家和其他的经济观念上紧跟着他的态度行事。

［23］正如我随后要谈论的，由拉赫曼带入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谈话尽管充满了异国情调，但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盛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版本相比，拉赫曼的混合体确实更忠于整个门格尔的传统。

［24］这是一个短小却精彩的拉赫曼学术传记（参见Grinder，1977）。

［25］这个短语，拉赫曼最早用于为《地铁经济》所写的一篇论文中（在拉赫曼著作中重印，1977：81—83），沙克尔将它引用在他写的《认识论与经济学》一书中（1972）。确实，沙克尔与拉赫曼的联系极其牢固。

［26］也许我对我所接受的拉赫曼的描述过于受到我在南罗约敦的回忆的影响。作为一名接受标准经济训练的助教，我被奥地利学派的政治预言所吸引，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奥地利经济学细节的分析，我发现拉赫曼实质上是无法理解的。他提出了以前我从未考虑过，甚至也未听说其他人考虑过的种种问题。我至今仍然在努力解决方式与技术、企业家与竞争等问题论争，还有关于奥地利学派到底是不切实际的还是认真追求学术尊严的一群人，我并不准备去了解主观主义、预期性与不确定性实证主义的结果。我花了几年时间去学会理解拉赫曼的预言。后来我根据许多奥地利人认为拉赫曼的思想隐晦作出判断，我相信无法理解他所直接作出的贡献并非我一人。另一方面，我的同事丹·拉瓦伊本人及他的一批朋友都从一开始就被拉赫曼所“震撼”，并认为他所提出的问题可以引起兴趣盎然的论争（私人交流，1992）。

［27］至少过去常常是这样。读完了科莱姆（Klamer）和柯兰德（Colander）的《一位经济学家的成功之道》（1990）后，我肯定研究生们对他们的课题不会再有太多的兴趣。

［28］的确，一些人为他们的异端学说付出了代价，缩短了学术生命。埃德温·多兰本人就是一个具有丰富想像力的思想家，当他离开达特茅斯大学后，就放弃了正统的学术生涯。奥德利斯库是另一个例证，要是他不去信仰不时兴的学说的话，他毫无疑问可以拥有令人向往的学术生涯。如果说拥有良好的生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的话，那么，多兰和奥德利斯库都算得到了。多兰作为一个自由创作者在美国撰写并修订了经济学课本中最受欢迎的原则。奥德利斯库最终成为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副总裁并继续在货币理论方面创作了大量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