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对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已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方式和典型风格，渗透在了浙江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浙江在许多领域的发展中，都能较好地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大大提高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但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不可能固定不变。要更好地协调浙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好地发挥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积极作用，还需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
在经济发展领域，市场的主导作用和政府的补充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境况下，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作用方式是不同的，需要根据实际需要作出调整，从真正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浙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中，活跃的市场是最典型的特点，是浙江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中最主要的亮点，也是其他地方最羡慕浙江的地方。但是，能够使浙江的市场长期保持活跃的关键，又在于政府的有为。正是由于浙江各级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为市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才保证了浙江市场的长期活跃。因此，能否找到并有效实施推动市场长期活跃的方式和措施，就成为政府能否有为的关键。从最终是否有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目标来考量，有为政府一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一种是通过直接的积极作为的方式来实现。在浙江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这种直接的积极作为的方式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在公共物品的供应和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建设领域。在这些领域，政府必须采用直接的积极作为的方式，以保证公共物品的有效供应，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在经济发展的一些关键时期，政府通过规划、出台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等积极的方式，培育市场主体，扶植支柱产业，促进市场体系健康发育。否则，有为政府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有为政府的另一种实现方式，是通过间接的、甚至是无为而治的方式来实现，即政府通过在一些特定场合和特定领域的不作为、不干预来推动市场的健康发展。在浙江，这种不作为、不干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特殊环境下，地方政府通过无为而治为当地营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另一种是政府在微观竞争性经济领域的及时退出，不干预市场的正常竞争。对于有为政府来说，这两种实现方式都不可缺少，需要在不同的时期和领域使用不同的方式。只采取直接的积极作为的方式，或只采取间接的无为而治的方式，都不可能使市场长期保持活跃。比较浙江温州和义乌的经济社会发展，可以使我们认识这两种方式兼用的重要性。温州和义乌的企业创办者和投资者主要是个人或者家庭，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主导推动力主要来自民间。两地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微观领域同样都不过多介入、都能较好遵循市场规则。但是，在政府如何对待市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建设的问题上两地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义乌一直强调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建设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义乌经济的每一步发展，政府在发展规划和发展环境的建设方面，都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而温州由于受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政府无为而治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在后来对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建设方面，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无为而治的做法，主要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政府少有大的举措和作为，从产业结构的布局和升级，城市框架的拓展和开发区作用的发挥，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间资本的引导等等方面，政府积极引导和规划的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12〕由此形成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某些方面的滞后，对温州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负面的影响。当然，温州经济一度遇到的困难，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公共服务的滞后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温州有这么好的民营经济的基础，如果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上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能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一些的外部环境，可以肯定，温州的经济将会发展得更好。这几年发展的事实证明，温州政府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在为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方面，温州各级政府正变得越来越有作为，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13〕
在浙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能够较好发挥直接和间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台州市的发展。台州的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4亩，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4。新中国成立以来，台州由于地处海防前线，国家在台州的投入十分有限，台州的省属企业很少，更不要说中央级国有企业。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后，当各地都在寻找各自的优势来发展本地经济的时候，面对计划经济时期可怜的家底积累，台州各级政府必然地采取了眼睛向下的策略，寄希望于民间，借助于市场，通过以“放”为主的方式来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其他许多地方还在为姓“资”姓“社”争论不休，有的甚至还在对个体私营经济采取大力围剿的时候，台州各地政府普遍对民间的市场因素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下台州各地政府还不敢大张旗鼓地明确支持个私经济，但是不反对、不压制的态度在当时已经很不容易。这种特定条件下的无为而治为台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得台州的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台州的股份合作制，把有限的民间资金集中起来投向工业，对推动台州经济的迅速崛起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民间推动的特征，在台州农村工业化的初期表现得十分鲜明。
在用宽容的态度对待民间和市场因素的基础上，台州各级政府还逐步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和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和政策。1982年6月，台州温岭县工商局出于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实际，率先突破工商行政管理禁区，向牧南工艺品厂等四家企业核发“联户企业”的营业执照，这是台州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的开端，也是全国首例。后来，针对民间“联户企业”的大量出现，台州市及时总结经验，于1986年出台了《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成为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股份合作经济发展的官方文件。1987年10月，台州地委、行署进一步明确提出“取两南（苏南、浙南）之长，走自己之路，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之后，股份合作经济在台州全面推开，发展迅猛，对台州整个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总之，在台州市场经济启动之后的很长一个发展时期，政府通过以间接为主的方式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2001年之后，台州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台州以股份合作为主的经济组织方式和充裕的民间资金引起了许多地方的关注，外地来台州招商活动越来越多。上海、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等地都有人来台州调查了解台州企业，游说台州企业外迁。2001年，台州出现了企业大批外迁现象，工业资金“流失”非常严重。而且，这些被游说成功迁往外地的企业，往往都属于规模较大，技术含量较高的“重量级”企业，具有较大的示范和联动效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台州市政府通过调查发现，随着全国各地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台州的市场机制先发优势正在减弱，而台州特色的股份合作制又未能进一步完善，存在着不少漏洞。台州过去拥有明显的创业人才优势，但如今这些有头脑、善经营的企业家却很容易被吸引到其他地区，人才难以留住，过去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同时，在市场经济启动期敢于从实际出发以务实和灵活著称的台州各地的政府管理，也变得越来越保守、僵化。针对这种情况，有人尖锐地指出，台州若不在提升区域比较优势，改善投资环境等深层次上解决问题，任凭这种趋势延续下去，那么，产业空洞化的危机将有可能到来。
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让台州市政府充分认识到调整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启动期，为了减少计划经济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通过间接和无为而治的方式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有效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是，当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市场竞争格局在全国普遍形成之后，地方政府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方式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要从主要通过间接和无为而治的方式，逐步转向积极有为的方式，在营造良好的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在经济发展规划和市场主体的培育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台州市政府及时作出了这方面的调整。2003年，台州市政府启动了“回归工程”，从全国各地吸引一批批“新台州商人”回流家乡，这些“新台商”后来成为台州技术创新重要的推动者和管理创新的主要组织者。2004年，台州市出台了《关于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扶持五大主导产业的若干意见》，积极扶植汽车、摩托车及配件、医药化工、模具塑造、家用电器等主导产业，政府在“扶大扶强”和“扶持优势产业”的作用不断得到加强。2006年，中共台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513”工程，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部署大企业培育工作。按照“513”工程的规划，“十一五”期间台州市政府将继续加大对大企业、大集团的培育扶持力度，计划到2010年底，全市实现年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的企业5家，销售收入50亿元到100亿元的企业10家，销售收入10亿元到50亿元的企业30家以上。
在全国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更加规范的格局下，台州市政府这种主动和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台州在与温州、杭州等多个浙江城市申报“中国民营经济创新示范区”的竞争中胜出，成了浙江省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的唯一城市。台州已获得了中国化学原料医药生产基地、中国塑料日用品之都、中国水泵之乡、中国阀门之都、中国工艺品之都等10个国家级之都称号，还有我国首批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的称号。近几年，台州市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2家，占浙江省的1/5，与绍兴并列浙江省第一；台州的海正药业和吉利集团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而浙江省同类企业仅5家；台州市发明专利授权量达57件，总量居浙江省第四。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证明，台州从浙江不发达地区跻身浙江省经济较发达城市行列，既有市场的力量，也有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 释
〔1〕 汪水波、马力宏：《浙江农村城镇化道路探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
〔2〕 郑勇军等著：《解读“市场大省”——浙江专业市场现象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郭占恒、刘晓清：《快速成长的浙江块状经济》，《浙江经济》2002年第9期。
〔4〕 W.Pearce，TheDictionaryofModernEconomics，Macmillan，1983，p.277.
〔5〕 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7－493页。
〔6〕 姚先国：《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7〕 “义乌发展经验”调研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浙江日报》2006年5月16日。
〔8〕 参见《中国社科院课题组义乌调研资料汇编》（2005年12月），第299－306页。
〔9〕 参见《中国社科院课题组义乌调研资料汇编》（2005年12月），第310页。
〔10〕 ［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3页。
〔11〕 余力：《林毅夫：通往世行之路》，《南方周末》2008年2月21日。
〔12〕 参看张仁寿：《温州模式：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赵苏洪：《对温州经济下滑现象的思考》，载董希望编：《温州模式的历史命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参见王刚、沈利民、黄宏《再造温州新优势》，载于2004年4月27日《浙江日报》。王小波、张和平《温州：在“衰败”中升级》，载于2004年5月19日《经济参考报》。
〔13〕 参见王刚、沈利民、黄宏《再造温州新优势》，载《浙江日报》2004年4月27日。王小波、张和平《温州：在“衰败”中升级》，载《经济参考报》2004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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