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知识分子介绍马克思主义，不是直接来自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而是来自于苏俄新文学和日本中介的苏俄马列主义如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1920）可以说是直接由日文版转译过来的。而日文版（1906年）又是根据英文版（1888年）翻译的，英文版是从1848年德文版翻译的。各种中文版利用译词的选择来不断突出阶级矛盾、提高阶级意识，使革命与暴力的选择变得更为合理，而其后不断的政治斗争更是加深了这种语言上的鲜明对照，直至“文化大革命”演化为一场巨大的语言暴力。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时所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贯彻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但也正因为苏俄的介入，中国的知识分子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成功实践，自然也就视其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反而把经典的德国马克思主义搁置起来。
（一）陈独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就感觉到已有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解答在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陈独秀经过长期的反思，逐步否定了斯大林模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寻求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作出了宝贵的思想贡献。抗战初期，陈独秀作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讲：《民族野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他根据中国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状态的比较分析，确认资本主义在中国大有发展的余地，在内部经济政治不成熟和外部影响尚在的条件下，中国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还多次引用列宁的话：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他还加上“在中国更是如此”，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陈独秀不仅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的结论，他还认为：“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只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他在研究苏联社会的阶级关系之后，指出苏联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但实际上还存在着生活远远优越于一般工人的高级职员及官僚阶层，因此就不能说苏联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他批评有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过于片面、机械与幼稚，他认为，“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作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告诫青年们，“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陈独秀在对苏联经验的反思及探求社会主义真意的道路上保持着理性的批判的态度，以苏联建设的事实为依据，不仅修正了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并且为20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事实所确证，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结合，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性、深刻性和创造性。
（二）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分裂
1938年，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王亚南在译毕《资本论》三卷后倡议建立“中国经济学”并于1946年出版了他按《资本论》体系写的《中国经济原论》。同年，许涤新抱着“使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开始写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讲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卷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于1949年出版；第三卷以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于1954年出版。
斯大林去世和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缺陷开始在苏联和东欧明显地暴露出来，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也暴露了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病。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多次就苏联经济学范式论述了经济学和哲学问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进行了重要探索。这些重要探索集中在他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和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之中。“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苏联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已经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作了全面的回答。他说：“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②苏联教科书总是从规律出发，借助演绎，用规律自身来说明自身。毛泽东在评议苏联教科书这一缺点时说：“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他还指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应该说，毛泽东的认识是相当清醒而深刻的，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中国推行了类似于苏联的经济、政治政策，看来实践自有其脱离理论的理由，与认识无关。
在中国，直到70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仍受苏联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还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方面。从1952年起，中共中央决定以苏联教育为样板，对全国高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到1957年工作基本结束时，苏联教育模式已经深入影响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在坚持共产党对教育工作政治领导的基础上，对高等教育实行高度统一的集中计划管理，教育发展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国家对高等教育实行垄断。这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高度契合的教育制度，中国在院系调整工作中全面复制了这一制度模式。在“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不仅照搬了苏联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还大量引进了苏联的各种教科书、甚至教学大纲，典型如清华大学1954年开设的388门课中，居然有290门课的教学大纲是使用苏联的苏联教材与教学大纲的大量使用，使国内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打上了深深的苏联烙印，而其局限性也极大地禁闭了国内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了解与引进学习。，但还一直是根据中国经济的特点进行的。顾准和孙冶方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就有所认识，提出用价值规律、利润和生产价格来解决中国面对的经济困难。
（三）孙冶方——价值规律的局限
孙冶方于1956年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工作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在文章的后记中，孙冶方坦言：“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即顾准）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给我看。”1957年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也发表在《经济研究》上。一文，开始了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判性研究，他主张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体系。这样，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过程和复杂的经济现象，通过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完整地表述出来。60年代初，最终形成了他的以“产品价值”为核心，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社会总生产过程顺序来叙述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体系。孙冶方将价值规律区分为广义的价值规律和狭义的价值规律，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时间的经济和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生产部门，是共同生产基础上的第一个经济规律，指的就是价值规律。因此，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消亡的共产主义经济中，仍将存在并起作用，并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孙冶方的价值论突破了传统的价值理论的框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在当时那个“大跃进”的年代，他的观点被批判为“离经叛道”、“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直至1978年，胡乔木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章，肯定了价值规律和市场。
孙冶方还曾试图创立《社会主义经济论》，十分遗憾的是直到80年代初仍然没有完成。两度参加该书写作的吴敬琏作了深刻的剖析：“在从1960年到1982年的写作过程中，孙冶方同志和他的写作小组所遇到的，主要是理论上的困难。”这个理论困难就是孙冶方理论体系中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在孙冶方同志理论体系里，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冶方同志一方面反对‘自然经济论’，另一方面又反对‘商品经济论’，反对市场调节，便是这种矛盾的反映。”吴敬琏：《孙冶方理论体系的矛盾及其由来》，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启示，不确立市场经济理论，就不可能彻底摆脱苏联范式的理论束缚。
（四）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56年，中国引进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刚四年，顾准便敏感地发现，这个新体制缺乏科学性，阻塞了商品经济血脉，对新中国发展不利。他抛弃了僵化的教条，以理性的多元主义态度，重新审视计划经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轨迹逐步形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首创者。1957年《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出发点，到底应该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的经济关系呢，还是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呢？”顾准从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而非所谓“经典理论”出发，“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不能证明当两种所有制被一种所有制所代替时，经济核算制度就不再存在，产品分配可以采用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因而价值形式也将不再存在。不能证明，废除经济核算制及价值形式以后，将用什么办法来充分发掘一切足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潜在力量；也无法证明，产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如何不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因此作者认为，像上面那样来解释社会主义的价值，是一种形式的结论，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关系。”顾准的基本思想是：从全部国民经济生活上说不让价值规律既调节流通又调节生产，结果必将割裂市场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因而将发生有害的结果。他认为应该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极为密切的联系，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一定不能忘记价值规律在客观上是制约着计划经济的。透过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带有的烙印和语言形式，实质上他认为市场应作为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必须进行经济核算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在1976年“文革”结束以前，虽然曾经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过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南冰、索真），或者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卓炯）等突破性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顾准那样的思想深度。甚至像孙冶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的市场规律。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顾准认为新中国如要达到经济现代化，必须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与流通，实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人类公共的价值尺度接轨。
可以看到，顾准提出“市场取向”是建立在他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和斯大林经济理论的批判、否定基础之上的。首先，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残暴统治的真相使顾准警醒；其次，他敢于提出这一观点的理论勇气还源于他精读《资本论》后形成的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理解；而从学术脉络上看，顾准写《试论》是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学术界展开的“经济规律”大讨论相关的。虽然，顾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来研究、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但它却是探索“娜拉出走后怎样”命题的开始。此命题在20年代由鲁迅提出，鲁迅发出此问是为了警示个体的娜拉，出走是容易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出走以后怎样。顾准借用此命题来概括他对群体（从民族到全人类）革命及解放问题的反思与探索。顾准对革命的反思显然是对文革时代“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的质疑和反对，顾准虽然赞美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冲垮“壅塞”、洗净“污泥”的革命，但他反对把革命视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在顾准的探索里，“娜拉出走后怎样”命题的核心内容是革命后建立怎样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顾准思考得出的答案是民主、市场经济与现代化。
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说过，顾准的民主思想，是他在学术上连续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的基本原因之一。针对五四运动所举起的进步旗帜，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结出应有的累累硕果，严峻的现实，使顾准从革命的理想主义进入冷静而现实的理性分析与思考。1973年顾准在与其弟的通信中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设定为民主的目的又怎样？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的。……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到底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顾准的反思成果之所以是他所处时代最有深度的，他突破了构建理想主义的唯理主义构架，初步形成了经验主义世界观。顾准经验主义世界观包含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经验主义的多元真理观认识论，二是经验主义进步观的理想信念。顾准进一步指出：“其实，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他十分敏锐地感到，那种把某一终极目的定于一尊的权威主义势必会导致新的等级社会和专制主义，最终给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顾准以平实而深刻的语言进一步揭示：在追求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应当采用彻底经验主义态度，把多元主义“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他多年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悟得的要旨。
通过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现代性制度的反思，顾准把市场经济与民主、现代化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正如王元化所说：湮没了顾准的名字，只是他个人的遗憾。湮没了这一重要而精辟的改革思想，却是中国经济生活无可弥补的大损失！中国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其中蕴藏的危机也深刻复杂。当改革正在过大关时，我们追寻顾准的思想轨迹，体验他的悲凉心境，或可增加深入细致研究中国国情、中国问题的耐心与信心。
（五）所有权虚置论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批判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其中的一种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1988年，华生、张学军、罗小朋、易纲、平新乔和孟庆国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出所有权虚置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他的财产处置权和排他的财产获益控制权（正或负）。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财产处置权分属于计委、物价局、劳动局、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计委对长期投资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有决定权；物价局对物价有决定权，劳动局对人事安排有决定权，政府各工业部对中期投资和原材料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有决定权；工厂经理对日常管理决策有决定权。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征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利，在财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任一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制”。有人论证说，在没有产权结构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张维迎提出了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
学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兰格曾认为，经济学是一门通用的科学，既可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这里的关键是社会主义的定义。如果还是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定义，这就是不可能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无法兼容，这基本上是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如果根据社会实践，给社会主义一个新的定义，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经济学的通用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及是否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特殊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问题。经济历史是测验所有经济理论的须臾不可缺少的基础和试验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有关于社会的理论总归还要回归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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