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信贷调控影响的初步证据

由于商业银行信贷目前仍然是我国社会融资的最主要来源，商业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主要载体，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部分将1998年到2009年分成三个区间：扩张性货币政策与银行惜贷（1998—2002年）、稳健货币政策与银行信贷供给（2003—2006年）和逆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与银行信贷供给（2007—2011年），利用一些宏观事件作为例证并进行简单的推论，以说明这三个时间段信贷供给和货币政策调控的情况。

一、扩张性货币政策与银行惜贷：1998—2002年

自1996年以后，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软着陆”的成功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状态。为了刺激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中国人民银行在1998—2002年先后多次降低了利率。1998—2002年我国基础货币增速较快：1998—2000年平均为6.9％，2001年和2002年平均达到11.9％，加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幅下调，大量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因此1998—2002年货币供应量和存款的增长率居高不下，年均分别达15.26％和16％，但是贷款并未相应增加，年均增长仅为11％左右。这直接导致了银行存贷差飞速上升，从1998年的不到1万亿元猛增至2002年的4万亿元。1998—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受资本充足率等因素的约束，平均信贷增长率仅为8.41％，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2000年的贷款增长率甚至接近为零或为负数。可以推断，1998—2002年我国在此期间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收效甚微，银行信贷紧缩效应明显。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强调以降低不良资产率和提高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审慎性监管。在这段时间，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日益深化，商业银行不断加强风险管理，更加注重资产和贷款的质量。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加强风险管理。同时，为防范金融风险，金融监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评定企业信用等级、从严信贷条件、上收贷款权限、约束不良资产比例等。受这些措施影响，商业银行调整了分支机构的地区分布，撤并了大量县以下的机构，贷款发放向经营稳定、风险相对较小的大型企业集中。1996年，我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4.35％、3.49％、4.84％和4.81％，平均仅为4.37％，1997年微升至4.9％，与巴塞尔协议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仍有很大差距。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为了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抵御风险能力，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在1999年剥离了14000亿元不良资产，使1998年和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至7.8％和8.7％，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从1997年的5.9％和5.4％跃至1998年的10.4％和9.5％。但好景不长，2000—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很快跌至8％以下，为6.9％。跌幅最大的是中国工商银行，资本充足率从1999年的9％跌至2000年的5.4％。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10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除浙商银行、恒丰银行和渤海银行外）的资本充足率较高，但同样呈下降趋势。1997年，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1.4％，但从2001年开始逐步下降，最低降至2004年的7.03％。

因此，即使这一阶段中央银行增加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和下调其再贷款利率或再贴现利率，商业银行由于资本约束以及经济增长减速所带来的贷款需求下滑等原因还是会产生“惜贷”的行为结果。银行业整体贷款供给出现萎缩，这使得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二、稳健货币政策与银行信贷供给：2003—2006年

200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2003年全社会固定投资名义增长率为26.7％，经济出现过热的苗头。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抑制过度的经济扩张，采取了名为稳健的、实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包括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和加强商业银行贷款的“窗口指导”等。2003—2005年间，我国基础货币的增长率急速下降。从2003年的最高值16.2％下降至2005年的8.5％。然而货币供应量和存款的增长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位。货币供应量M2和存款增长率分别从2003年的20％和21.73％下降至2004年的14.86％和16.04％，2005年再次升至17.6％和18.95％。这说明紧缩性货币政策调控并未有效地限制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通常情况下，如果商业银行是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主体，且在银行的存贷利差逐步扩大和信贷风险大幅下降（经济繁荣时期）等背景下，商业银行会大幅增加贷款。但事实是，我国贷款增长率却飞速下降，从2003年的21.1％猛降至2005年的9.26％。其结果是商业银行存贷差飞速上升，从2002年的4万亿元猛升至2005年的9.2万亿元。

商业银行大幅下调贷款增长率与受严格的资本充足监管不无关系。这也印证了夏斌（2005）、李扬和彭兴韵（2005）对我国银行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所起作用的判断。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提出了银行业资本监管的阶段性目标，加大了资本监管的实施力度。同时商业银行对考核办法进行了修改，既关注不良贷款率，也关注盈利情况。根据马蔚华（2005）的估计，按照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资本监管口径计算，要使我国主要商业银行整体的资本充足率符合8％的最低要求，资本缺口达3400亿元左右。如果按照2004年《巴塞尔协议Ⅱ》的资本监管口径计算，要使整体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最低要求，我国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本缺口约为2.4万亿元。

这阶段资本充足率约束已开始对商业银行的资产组合配置产生显著影响。强化的资本监管实施无论对资本不足还是资本充足的银行均限制了其资产扩张，出现了资本监管的“信贷紧缩”效应。2003年底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两家试点上市银行和2004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财务重组逐步铺开，为达到资本充足率的上市条件，它们大幅自削贷款，以提高资本充足率。2003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贷款增速分别为9.9％、23.3％和12.8％，2004年分别降至7.8％、11.8％和9.2％，2005年进一步下降为3.8％、10.2％和-13％。这也是2004—2005年我国银行信贷增速明显下降、“集体惜贷”行为的重要解释因素。这一时期监管当局加强资本充足率监管增强了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

三、逆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与银行信贷供给：2007—2011年

这一阶段，各大商业银行通过剥离贷款、政府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海内外上市融资等措施筹集到大量资本，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2006年底，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数由2003年底的8家增加到100家，达标资产占比由1％大幅提高到77.4％。紧资本约束开始放松，因2004—2005年资本约束而积累的流动性在最大化利润目标的驱动下迅速转化为贷款资产的大幅扩张。这种信贷扩张势头在国内外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下表现得尤其明显，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风险较为突出，以至于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初为抑制通货膨胀不得不启用早已弃用的信贷直接控制措施。2008年上半年，贷款增长率明显下降。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加剧并演变为百年难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再加上国内经济调整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逐步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人民银行自2008年7月份起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增强调控措施的灵活性和针对性，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货币政策在2008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由“从紧”转为“灵活审慎”，年底又转为“适度宽松”。2008年7月份后，贷款增长止跌回稳。11月份，贷款增长率出现回升。这一时期，虽然我国经济处于流动性过剩和次贷危机这两次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但由于大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了银监会的标准，而为了提升资产收益率和股东回报，所以在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仍然以利息差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大规模放贷成为最现实的选择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即便是在2008年下半年经济预期比较悲观的情形下，商业银行扩张信贷的意愿依旧很强。

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了多项具体要求：保证符合条件的中央投资项目所需配套贷款及时落实到位，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多方面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扎实做好就业、助学、灾后重建等改善民生类的信贷政策支持工作，鼓励发展消费信贷，落实好房地产信贷政策，加大对产业转移的融资支持，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核心的政策思想是：在监管部门的引导下，金融机构在审慎前提下，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有力地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单一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复苏相对应的是新增信贷的迅猛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09年上半年我国新增贷款共7.37万亿元，其中6月份的新增贷款达到1.53万亿元，远远超过市场预期。由于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和“保八”的要求，2009年信贷增幅和增速达到天量（见图5-8），信贷规模的快速膨胀导致流动性泛滥。2010年末，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大，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稳健，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比2009年有所减少，但是与次贷危机前相比，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投资）所具有的惯性。这一阶段，信贷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以政府为主体的大项目。按照规划，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中央资金仅占30％，地方及银行贷款占70％。从固定资产投资看，很多地方是“政府搭台、银行唱戏”。地方政府将资金缺口通过政府的融资平台，将落实项目资金的重任推向了商业银行。

图5-8　2009年存贷款增长较快

数据来源：CEIC。

图5-9　部分上市银行2008—2009年上半年贷款增速比较

数据来源：上市银行财务报告。

在信贷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商业银行贷款在我国融资活动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资产规模扩张较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截至2008年末，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比2007年提高3.7个百分点。但随着2009年银行业资产规模的大幅扩张，对行业资产充足水平产生了较大的稀释作用。截至2009年6月末，工、中、建、交四大行的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下降1—2个百分点。从所有者权益占比情况来看，2009年上半年全行业的水平为5.4％，较2008年底下降0.67个百分点，甚至低于2007年末的水平。其中，上市相对较早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近年来资产增长较快，而资本补充相对较少，所有者权益占比仅4.36％，大大低于行业水平（见图5-10）。

图5-10　2009年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

2010年，银行业新增贷款仍然高达7.9万亿元。虽然增速和绝对规模较2009年整体下滑，但从历史比较来看，2010年银行信贷规模扩张速度仍然很快。2011年，虽然中央银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效应在逐步累积，但贷款增速仍然居高不下。这阶段反映出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的银行业在经济高涨时候有很强的贷款投放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