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论》的基本内容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业量总是和整个社会投资在可变资本上的总额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剥削率下，可变资本总额增加或减少，就业就随着增加或减少。当然，资本家都希望把他的资本用去扩大投资，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产品有销路，全部剩余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造成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随着生产的发展而相对缩小，其表现形态为需求不足。凯恩斯抓住这个现象，便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涌现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

因此，他的解决危机和失业的对策便从有效需求问题入手。在他看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与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是同一问题。因此，“有效需求原理”形成了凯恩斯就业理论体系的核心。

什么叫有效需求？它是指在一定就业量下，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于均衡状态时的社会总需求。所谓总供给价格，就是全体企业资本家心目中对他们的产品最低预期的总收入，也就是最低限度预期的卖价（包括必不可少的利润）。所谓总需求价格，就是全体企业资本家预期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产品所愿支付的总价格，也就是全体购买者所愿支付的买价。

凯恩斯认为，总供给价格是随着企业资本家所雇佣的劳动人数的多寡而增减的，因此，在总供给价格与总就业量之间就形成一种数学上的函数关系。如果用Z表示总供给价格，N表示总就业量，则Z与N的关系便可写作：Z=（N），这叫作总供给函数。依同样理由，在总需求价格与总就业量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如果用D表示总需求价格，N表示总就业量，D与N的关系便可写作：D=f（N），这叫作总需求函数。假如一定就业量所产产品的总供给价格恰好与总需求价格相等，即Z=D，那么，在总供给函数线与总需求函数线相交点上的总需求价格，就叫作有效需求。现在把这些关系用下图表示出来：

DD：总需求函数线；P为一定就业量（N）所产产品资本家预期社会所愿支付的总价格。

ZZ：总供给函数线；P为一定就业量（N）所产产品资本家预期最低能够获得的总收入。

图中DD线表示被雇用的劳动（力）越多，所产产品越多，社会收入越多，从而社会愿支付的总价格就越大。换句话说，即就业量增加时，总需求价格也增加；就业量减少时，总需求价格也减少。DD线斜向右上方移动，表示需求同就业一起增加。

ZZ线表示当预期收入增加时，企业资本家就提供较多的就业量；就业量越多，产品越多，生产成本越大（包括利润），总供给价格越大，反之则反是。所以，总供给函数线也像总需求函数线一样，斜向右上方移动。当然，两者的路线是不同的，因总供给和总需求不是常常一致的。

图中，DD和ZZ相交于E点，其所决定的就业量为ON。这个相交点所表示的社会收入或总供给价格或总需求价格俱为P，总需求价格P即是有效需求，因为在E这一点上企业资本家的预期利润达到最大量。除这一点外，大于或小于ON就业量所能带来的预期利润都比这个相交点的预期利润小。比如，当就业量增加到ON2时，总供给价格N1A就要高于总需求价格N1B，企业资本家当然不能接受这个价格，于是缩水就业量，一直到E点为止；反之，当就业量减至ON1时，总供给价格N2F低于总需求价格N2C，这表示社会愿意支付的总价格高于企业资本家所需求的价格，于是企业资本家就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量，一直到E点为止。所以社会实际就业量只能是E点所决定的ON。这时，产量达到最大量，国民收入达到最大量（当Z等于D时，Z或D的数额就是国民收入的数额），利润达到最大量。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又是投资和储蓄达于均衡状态的总需求。但是由E点所决定的储蓄等于投资的就业量，不一定就是充分就业，它只是表示与一定消费倾向和投资率相适应的有效需求所决定的就业量。只有适应于充分就业的总供给价格和社会总消费之间的差额（即储蓄），恰恰等于总投资时，DD与ZZ相交的有效需求所决定的就业量才是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一般的投资需求不足以填补这个适应于充分就业的社会收入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空隙。因此，DD与ZZ往往只是相交于不到充分就业之点。这就是社会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原因；由于盲目扩大再生产而需求不足，又是危机产生的原因。

凯恩斯认为，在生产技术、资源及受工资规律所决定的单位劳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总供给函数（ZZ）的形态是不变的。因此，就业量的多寡便决定于总需求函数（DD）。当DD上升时，E点随之上升，表示有效需求增大，就业量增加；反之，当DD下降时，E点随之下降，表示有效需求减少，就业量缩小。如下图所示：

所以，要达到充分就业和消除危机，只有设法增加有效需求。如上图DD线变为D1D1线时，与ZZ线相交于E1，这时，储蓄又等于投资，全部商品有了销路。如果图中的ON1是表示充分就业，则非自愿失业没有了，危机也消失了。这就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原理。

凯恩斯看到生产过剩导致危机和失业，是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常识。按照他的图示推理，实际上并不能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他的推理是：只要社会有效需求不断增加，ZZ和DD两线最后将相交于更高的新的均衡点上，便可以实现充分就业。这是一种幻想。在这个新的均衡点上，既然资本家的预期利润达到最大量，则危机和失业就不能消除。因为工人阶级只能实现两大部类中的工资项目，资本家只会把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变成资本积累，用来扩大生产；但生产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受到消费的制约，所以投资是不能无限增加的。在工人阶级购买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相对缩小的情况下，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只是意味着下一步更大的失业队伍的增长和周期性危机的缩短。总之，任何一个相交点都不可能把保证最大利润和现实充分就业统一起来。

（一）消费倾向规律

凯恩斯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类：投资品的生产和消费品的生产。因此，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就包括两个方面：对投资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对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前者表现为投资不足，后者表现为消费不足。

凯恩斯认为消费决定于收入，只有收入的增加，才有消费的增加；消费是稳定的真实收入的函数，即C=f（Y）。凯恩斯把这个函数关系所表示的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关系叫作消费倾向；把增加的收入和增加的消费的比例关系叫作边际消费倾向。凯恩斯说，人们有一种正常的基本心理规律：“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的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意思就是说，随着收入增加，边际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递减的。如果用ΔY表示收入的增加，用ΔC表示消费的增加，那么就是边际消费倾向。这个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越来越下降。例如，当整个社会收入从300亿增加到350亿时，收入增加量（ΔY）为50亿；50亿中用来作消费支出的是30亿，其余20亿被储蓄起来。这时，边际消费倾向为，边际储蓄为20亿。如果社会收入再从350亿增加到400亿时，在增加的50亿收入中，只用20亿来做消费支出，那么，边际消费倾向就下降为边际储蓄增加为30亿。这就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心理规律。它力图说明：当收入上升时，消费支出就变成总需求的较小的部分，由此造成消费方面的有效需求不足。

这个消费不足论，最早是由西斯蒙第提出的，我们已批判过了。它的反科学性就在于抹杀了依存于分配关系的消费的阶级性质，结果把本质不同的资产阶级消费和工人阶级消费混为一谈，的确，前者无论怎样挥霍，仍有大量利润被储蓄起来转化为资本积累，因为他们的收入来自剩余价值；后者的消费则不同，其收入来自出卖劳动力，受支配于劳动力价值规律，这才是消费不足的真正原因。

近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消费倾向规律”也不存在。由于普遍产生不安全感，精神空虚，追求日新月异的消费方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倾向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

（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

投资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第二个因素。凯恩斯把投资量视为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发展的关键。所以在他的收入、产出和就业理论中，把投资作为一个中心问题来探讨。究竟是什么决定企业资本家购买新的投资品进行投资呢？他的答案是：决定于投资品的成本、预期的收益和市场利息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投资品的购买者预期其产品收益较之它的供给价格很有利的话，投资于资本资产的诱惑力就非常强烈。增加一份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凯恩斯把它叫作资本边际效率，它也是一个心理因素。

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是一系列逐年取得的固定收入，以Q1，Q2，……Qn表示之。它们是预期在其有效生产期间从产品的销售收入扣除流通费用后的所得。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是它的重置成本，就是“适足引诱厂家增产该资产新单位所需的价格”。这样，各种形态的资本边际效率，就是该种形态资本的一个增加单位的预期收益和它的生产成本的关系。凯恩斯对资本边际效益的定义是：“我的所谓资本边际效率，乃等于一贴现率，用此贴现率将该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折为现值，则该现值恰等于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这个定义用另一种说法表示就是：用一个贴现率使供给价格等于折成现值的预期的连续收益，这个贴现率即资本边际效率。假设Cr代表某一形态的资本资产的重置成本，经过n年后该资产的价值等于零。资本边际效率能够在下列方程式中由r（贴现率）表示出来：

例如，有一个资本家增添一项只有两年寿命的资本资产，它的供给价格（即建造成本）为30000元，预期第一年收益为11000元，第二年收益为24200元，那么这笔新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就是10%，因为使未来两年收益折成现值等于供给价格的这个贴现率是10%，如下式：

如果市场利息率低于资本边际效率（10%），资本家就愿意投资；反之，如利息率高于或等于资本边际效率，表明资本边际效率趋于下降，资本家就不愿意投资。

资本边际效率规律是什么呢？就是从长期看，资本边际效率趋于下降。其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原因，是随着投资增加，产品供给增多，价格下跌，收益减少，资本边际效率逐渐趋于下降；主观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家对未来收益的估计日益偏低，因为他们的估计受到市场上从事证券交易的投机家的非理性的心理状态的影响，造成对预期收益的观察极不可靠，以致希望往往落空。他甚至认为，气候不好或资本家消化不良，都会影响情绪，从而也会影响到投资，因为“投资大部分决定于油然自发的情绪”。

本来，利润率的大小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凯恩斯却把它说成受支配于资本家的心理活动。这种庸俗观点比他的前人滑得更远了。而且按照他的短期观点，在资本有机构成和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投资的增减并不会引起利润率的变化。

（三）流动偏好规律和货币数量

凯恩斯认为，资本边际效率偏低，是相对于利息率而言的，如果利息率经常低于资本边际效率，使两者保持一个相当大的差距，则投资不足问题便可得到解决。但是利息率的高低受着人们（主要是资本家）第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货币数量的支配。所谓流动偏好，就是人们在现金和其他东西之间做出选择以保持部分财产时，倾向于愿意保持现金（货币）在手中的一种心理偏好程度。

凯恩斯把资本家估计未来所表现出的不稳定情绪，视为既影响资本边际效率，也影响放弃现金这种资源的乐意程度。他说，握存现金是“为了镇静我们的不安定”；放弃流动资产去交换赚钱资产所要求的利息率，衡量了“我们不安定的程度”。所以，他把利息看作是“放弃流动偏好的报酬”；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它是由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所产生的。

强调握存货币出自贮藏财富的愿望，是凯恩斯迥然不同于他的前人的地方，因为后者只把需求货币看作是出自交易的目的。凯恩斯则认为，需求货币是为了满足三种动机：①交易动机。指个人或企业保持一定货币量以备购买必需品或营业上的进货支付；这种货币需要是随产出和收入而增加的。②谨慎动机。又叫预防动机。在这种动机下，保持货币是为了准备意外的开支或没有料想到的有利进货。当商业活动扩大时，这种货币需要也随之增加。③投机动机。这是出自投机的目的，为了将来购买债券比现在有利而保持货币。原因在于低利率情况下购买债券，将来利息率上涨时，要蒙受资产账上的损失，所以握存现金比持有债券相对地是更有吸引力的资产。

凯恩斯认为，第一、二两种动机与利息率的变化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是利息无弹性。但是第三种动机则完全受利息率的支配，同时又影响利息率。如货币数量不变，利息率主要决定于投机动机的流动偏好的强度。在这种情况下，流动偏好越强烈，需要货币越迫切，利息率越往上涨；反之则反是。如流动偏好不变，则利息率决定于货币数最；货币数量增加，利息下降；反之则反是。

凯恩斯完全歪曲了借贷利息这个范畴，把出自同一源泉（剩余价值）的利息和利润不仅割裂开来，而且对立起来。实际上，利息率的大小，是取决于利润率的大小，而且两者的运动变化方向常常是一致的，只是利息率低于利润率。资本家是否愿意增大投资，也主要不是取决于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差额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无偿劳动对资本的比例。换句话说，取决于利润率水平。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家扩大投资时所考虑的利润率水平既不是平均利润，也不是一般的超额利润，而是最大限度利润。所以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当利息率低落时，资本家并没有增大投资（比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利息率低到1%左右，但私人投资远比20年代时的低）；当利息率高涨时，投资的增长并没有因此而受阻挠（比如1983年下半年到1985年上半年，美国利息率高到13%以上，但投资仍有所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通货膨胀的气氛笼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流动偏好的强弱已不是一个问题。为了遏止通货膨胀，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政府实行高利率政策，逐渐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在此情况下，美国的货币持有者总是愿意把大量储蓄存入利息较高的储蓄机构，或者用以购买利息较高的债券，它说明高利率是来自政府的政策，与流动偏好全然无关。

（一）流动性陷阱

凯恩斯体系的主要目的在于证明：充分就业均衡只是在若干均衡中的一种可能性，有许多障碍使它不容易实现。前面说过，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产出、就业和收入的水平是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叉点决定的；但是这个交叉点也许是表示失业的均衡。在萧条时期本来就缺乏有利的投资的机会，非自愿失业已不可避免，如果出现流动性陷阱，实现充分就业就更属渺茫了。

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指利息率降到某一水平时，出自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就变成无限弹性，意即人们无止境地吸收现金。这时，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并不会进一步使利息率降低。流动性陷阱往往在不景气时期由于交易和投机的货币需求的减少而发展起来。当工资、物价和收入转入低水平时，有一部分货币储存不再需要了。如果这部分货币移转为购买证券，则货币的循环流动仍然照常进行。但如证券价格上涨到一个获利极低的水平，以致进一步的货币投资丧失吸引力时，对货币余额的投机需求就会变成无限大。这时，货币当局用增加货币供给来降低利息率的措施是无效的。本来中央银行一般能够通过买卖债券来对利息率施加压力，但是当利息率降到某种水准时（比如2%），就不会再往下降落，即使货币当局大力采用放松银根的政策。这时，流动偏好可能变成绝对的，这由于利息收入太低，几乎每一个货币持有者宁愿握存现金而不愿持有债券，因为从后者获得的利息收益抵销不了资产账上的冒险损失。所以，凯恩斯认为，流动性陷阱是对当局使用货币政策作为一种反萧条计划的主要障碍。这个观点，也是凯恩斯反对“萨伊定律”的一种论据。在实际生活中，“流动性陷阱”未曾取得经验的证明。

（二）降低工资无效

前面说过，传统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认为，在伸缩性的货币工资和价格的前提条件下，降低货币工资，充分就业就能够自动实现。凯恩斯则认为，即使全体工人愿意接受降低货币工资，物价也将以同等程度而全面下降，因为短期的边际成本大部分是工资费用。这样，实际工资就不会下降，从而对增加就业不能起到鼓励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凯恩斯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庇古展开了争论。庇古认为，通过一种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往充分就业，这被凯恩斯忽视了。他的论据是：随着工资率下降，物价亦必下降，这就使个人持有的货币余额的实际价值上升，也就是说，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和劳务量增加了，而且是实际支出量的增加，使消费函数向上移动，由此引起就业增长。这个论点，被叫作“庇古效应”。

对此凯恩斯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降低货币工资大半只会使消费函数向下移动，因为其结果是使一部分收入从工人阶级移转到不劳而获者阶级；而后者的消费倾向偏低。再则，降低货币工资，就减少了工人的货币支出，导致对工资品需求的减少。还有，它会引起资本家预计未来物价将下跌，因而会延缓和缩减他们的投资。

在凯恩斯看来，只有仅仅在这种情况下，下降的货币工资和物价才会对就业产生有利的结果：假如它们能发挥一种货币影响使利息率趋于下降和投资增加。其推论依据是：总的物价下降会增加实际货币余额的数量；如总的货币储备没有改变，较小的交易上的货币需要将释放出一定货币余额去从事投机活动购买证券，于是证券价格上涨，利息率跌落。由此提高资本边际效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对商品的有效需求，直到充分就业。这被叫作“凯恩斯效应”。然而，它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凯恩斯几乎不相信它会真的出现，因为在严重的萧条中，长期的非货币资产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率很可能太低，从而对投资刺激微弱，不能促进充分就业。

（三）长期性停滞

凯恩斯认为，即使利息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的灵活性，在萧条时期，由于投资需求曲线的水平太低，不足以充分地刺激投资。他这样写道：“今日（未来大致亦复如此）情形则不同，资本的边际效率表，因为种种理由要比十九世纪低许多。”他还指出，人口增长、发明、战争和领土扩张，曾一度用来作为刺激有利的投资机会，现在已成为新的投资需求不可靠的原动力了。但是他没有对这个论点做进一步展开，只是很一般地叙述。

以上他谈到的三个障碍，问题还是接触到了一点，只是未深入探索其根源。比如，他承认用降低货币工资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作为一个结论看，有一定的正确意义；又如，他论证长期性停滞，也似乎看到资本主义无力摆脱困境的事实。

“乘数原理”的概念不是凯恩斯创立的，而是英国卡恩（R.F.Kahn）于1931年发表的《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卡恩在该文中表明，政府的公共工程支出所增加的就业量为第一级就业量；由此又可间接地引起一些事业的发展，再增加一批就业量。这样，政府支出可以引起比第一级就业大若干倍的就业量；倍数的大小取决于增加收入中用于消费部分的多寡，消费部分所占比例越大，倍数越大。

凯恩斯所做的是把上述原理加以公式化，并把它作为就业理论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和分析工具，用来对总就业、总收入与投资进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确切推算和效果检验。诚然，为了增加收入必须增加新投资的重要意义，在威克赛尔等人的经济周期理论中早已强调过了，但是通过公式化的乘数理论去揭示投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则是凯恩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经济学界建议使用“非常时期临时货币”以刺激经济活动，受到普遍重视，于是凯恩斯乘机提出乘数理论，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新的货币支出，由于使用未雇用的劳动（力）资源，对整个经济会产生一种膨胀的效果，大于支出本身的规模；第二，任何膨胀过程，必然要受到限制和丧失持久力，因为支出的流动有漏洞。

凯恩斯既然认为造成危机和失业的原因是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那么，医治这个病症的药方就是提高消费倾向和扩大投资。但是凯恩斯认为，起主导作用的是扩大投资。理由就是：投资扩大后，通过乘数作用，不仅引起投资品工业就业人数和收入的增加，而且还相应地引起消费品工业及流通领域就业人数和收入的增加；他们又用新增加的收入去消费，又会再引起第二圈的收入和就业的增加；如此继续下去，整个社会的就业和收入就会这样一圈一圈地增大着，但其增长幅度一圈比一圈小，原因是消费的增加不会同收入的增加一样大。究竟增加一笔投资能增加多少倍的就业和收入呢？这决定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也就是说，它受到边际消费倾向的制约。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倍数（乘数）越大；反之则反是。这个倍数（乘数）是能够计算出来的，它等于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所谓边际储蓄倾向，就是1-的余额（ΔY为增加的收入；ΔC为增加的消费），设乘数为K，则得到下列公式：

假设边际消费倾向（ΔCΔY）为190，那么，边际储蓄倾向便是1-910；

其倒数为，所以投资乘数为10。用上面公式求算就是：

在投资乘数为10的情况下，如果社会增加新投资一百万元，它所引起的社会收入就是一千万元（即十倍的收入）。凯恩斯假定收入倍数等于就业倍数，因此收入增加多少倍，就业也增加多少倍，直到充分就业。这就是凯恩斯解决非自愿失业，同时也是消除经济危机的如意算盘。

可见，凯恩斯的“乘数原理”是建立在边际消费倾向的基础上，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是一种抽象的抹杀阶级界限的“心理规律”，这样，“乘数原理”自始就包含着虚假成分。

其次，就“乘数原理”的演算来说，也是一个美化了的扩大再生产推理。在他的主观想象中，把社会扩大再生产予以简单化，完全忽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经常破坏着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一方面，社会需求的商品，不一定能及时获得生产条件和生产资料来扩大生产，添雇工人，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某些部门由于生产过剩，又被迫停止生产，解雇工人，从而降低就业量，减少社会收入。还有，在政府扩大支出所引起的通货膨胀政策下，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工人实际工资低落，从而消费品销路有困难，降低了消费品部门收入，又要加重两大部门的比例失调。这些事实说明，在投资、生产、实现收入之间是存在着严重矛盾的，它只能靠危机的强制来求得暂时的平衡。

此外，凯恩斯在他的“乘数原理”中，把社会收入和就业量视为同比例地增减，也是不能成立的。他的短期观点有意逃避资本有机构成天在变动的现实。实际上，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有机构成必然不断提高，从而可变资本在社会资本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国民收入与投资在一边增大，就业人数在另一边缩小。尤其近几十年生产自动化加速发展，失业队伍更扩大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都是两位数的。

还有，他的演算也过分夸大了投资引起的乘数作用。举例说，设政府投资公共工程一亿元，其中绝大部分必须用来购买建筑材料，假定为9000万元，其余1000万元用来购买劳动力，结果，这笔投资不过使积压的投资品存货减少9000万元（或者说价值实现9000万元）。存货减少是负投资，新增投资与负投资相抵后，只是净增加投资1000万元。由此按9/10的消费倾向演算，就不是导致如凯恩斯所说的增加国民收入10亿元，在顺利条件下，也只是1亿元。

以上是他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对“乘数原理”一概加以否定。因为在一定限度内，增加投资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加，是会进一步促进消费需求和投资与生产的扩大的；也就是说，增加投资，通过收入增加及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是会直接间接地引起更大的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长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形成良性循环；其增长结果也可能是成倍的。它们的数量依存关系，即投资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

前面说过，凯恩斯以扩大投资为医治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药方，因为通过“乘数”作用，可以使收入和就业成若干倍的增长。但是扩大投资既要有有利可图的订货，又必须压低利息率以提高资本边际效率，这单凭市场上的自发调节力量是不能奏效的，必须由国家进行干预，即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的“调节”，才有济于事。他说，这虽然被“认为是对个人主义的极大侵犯”，但“这是唯一切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又说“世界上不能再长久容忍失业现象”，而“失业现象是和今日的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的。不过把问题作正确分析以后，也许可以医治了疾病，同时保留了效率与自由”。这里，他承认危机与失业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分不开的，但又妄图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来使医治这个痼疾的药方有效。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赤字财政政策

政府为了弥补私人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必须扩大财政支出，以提高有效需求。但是适应岁出的需要，凯恩斯主义者不主张用提高税率的方法来充裕财政，而是相反地主张降低税率，以刺激私人投资。这样一来，岁入减少，岁出增加，必然使财政收支出现赤字。所以这个政策，叫作赤字财政政策。

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要求政府拼命花钱和浪费，只要支出有助于有效需求的增加，不必考虑它是否会直接带来收益或是否生产出物质财富，因为物质财富的增长，会促使资本边际效率下降，阻碍私人投资。所以，非生产性的甚至浪费性的支出都比生产性的支出好。凯恩斯说：“设财政部以旧瓶装满钞票，然后以此旧瓶，选择适宜深度，埋于废弃不用的煤矿中，再用垃圾把煤矿塞满，然后把产钞区域的开采权租与私人，出租以后，即不再问闻，让私人企业把这些钞票再挖出来。如果能够这样办，失业问题就没有了。”为了强调非生产性的好处，他还以古代埃及为例。他说，古代埃及由于有建筑金字塔的活动，以致使它如此之富。

政府的公共投资和花钱，虽可以补充有效需求不足，但是，今天暂时补充起来，明天由于生产力的扩大，购买力的相对缩小，有效需求不足又更为严重；而投资和花钱，也有一定限度。最后，凯恩斯对发动侵略战争极为歌颂，因为战争没有底，花钱没有限度。他说：“金矿与战争都对人类进步有贡献，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

为了扩军备战，于是政府把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财富向垄断资本家订购军事用品和战略物资。这一方面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加剧了他们的贫困；另一方面扩大了第一部类的生产能力，使两大部类的矛盾不断加深。所以，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这种政策，均摆脱不了困境。

（二）通货膨胀政策

在赤字财政政策下，如何弥补赤字是一个问题。一般有三种方法：①增加税收；②增发货币；③发行公债。凯恩斯主义者对第一种办法不大主张，理由有二：①直接削减纳税人收入，容易遭到人民反对；②在危机或萧条时期，会影响消费能力，降低有效需求。所以只是第二、三两种办法为凯恩斯主义者所重视。就第二种办法来说，认为增发通货，好处很多：一是可以弥补财政赤字；二是可以压低利息率，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三是货币贬值的结果，可以降低工人实际工资，增加资本家的利润，鼓励投资；四是可以扩大商品的货币需求，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

事实上，在通货膨胀政策下，由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降低，必然加深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更加不能解决危机与失业问题。

（三）公债政策

公债政策是弥补财政赤字的更重要的方法。凯恩斯主义者宣称，公债不像私人债务那样的负担，因为它是自己欠自己的钱，债权债务互相抵销，所以政府可以放心搞举债支出，弥补财政赤字。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公债，其结果也是通货膨胀，因为公债主要是由银行、信托机构和工商企业购买。银行的购买不过在政府往来账上记一笔虚假存款，必然增加支票的流通总额，促使通货膨胀，受害者依然是劳动人民。

（四）租税政策

租税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税收制度来改善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刺激消费的扩大。凯恩斯比他的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敢于正视现实。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之一是“财富与所得的分配有欠公平合理”。如果能“重新分配所得”，就可以“提高消费倾向”。由此，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用累进税来缩小收入分配不均的税收政策。这个主张目的是企图通过点滴改良来缓和阶级矛盾激化。

然而实践证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实行累进税制度多年，财富分配不均，并没有由此而引起任何变化，社会大量财富依然为少数大资本家所占有，贫富的差距仍然继续在扩大，原因剩余价值率的增长幅度超过累进税率的幅度。

（五）对外贸易政策

在1929年大危机以前，传统经济学包括凯恩斯主义在内，都是鼓吹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的。但是在《通论》中凯恩斯的调子变了，从实现“充分就业”这个前提出发，他主张国家必须干预对外贸易。这种观点体现在他评论重商主义的思想中。他认为，重商主义有“科学真理成分”，如政府不能直接从事投资，那就必须“关切国内利率以及国际贸易差额二者”。而利率的高低，要看国内贵金属数量的多寡、也就是要看国际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而定。“当局既不能直接控制利率，又不能直接操纵国内投资的其他引诱，则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的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的唯一间接办法。”所以，“贸易顺差，实在是一箭双雕”。

后来，凯恩斯分子发展了凯恩斯的国际贸易观点。他们明确指出，鼓励出口可以为过剩商品找出路，有利于增加就业和增加收入。因为出超等于有效需求的增加，入超等于有效需求的减少。纳克斯（R.Nurkse）还论证了对外贸易出超通过“乘数”作用，可以使国民收入和就业量成若干倍地增长。因此，为了消除危机和非自愿失业，就需要对外扩大出口，争取国外市场。另一方面，他们还认为输出资本也极为重要，因为它可以用来缓和经济周期；可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可以弥补国内私人投资的锐减。尤其在危机和萧条时期，他们更认为扩大商品和资本输出，可以把危机输出去，把萧条转嫁给别人。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对外扩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乎起到转嫁危机和缓和失业的作用。但是，今非昔比，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过去遭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剥削的第三世界，今天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以前那种任人宰割和奴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帝国主义分子还想继续垄断过去强占的资源，已经遭到了团结一致的抵抗。第三世界产油国拿起石油武器，给它们以沉重打击，就是最具体的说明。随着第三世界在经济领域反帝反霸斗争的发展，凯恩斯主义那套“以邻为壑”的政策，也将不可能再施展其伎俩。

最后，必须指出，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不遗余力。凯恩斯学派的“正宗”地位，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别的学派完全取其地位而代之。可以说，由于恰恰碰上战后各国百废待举、购买力释放的新形势，这个学说又与垄断资本家的利益相吻合，于是它被奉为圭臬，整整“红”了二十多年，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的“黄金时代”。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停滞膨胀”并发症，凯恩斯主义无力解决，从此它的声誉一落千丈，不少的人对它已失去信任，琼·罗宾逊只好宣告资产阶级经济理论面临“第二次危机”。这是凯恩斯主义由盛而衰的过程。

凯恩斯主义能否东山再起？从近几年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在美国的失败来看，人们预感到它仍有应运崛起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