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

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抓手。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说，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时说，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5年3月，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正逢其时，该战略既是对外开放战略，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它以综合交通通道为空间，依托沿线基础设施和中心城市，对境内外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是符合我国与周边地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现实。过去30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很多国家产生了向心力。寻求合作共赢可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地缘空间，也符合我国深化开发开放的战略需求，“一带一路”是我国与各国共同发展的契合点。

二是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近年来，我国虽积极参与区域经贸合作，但东盟与中国合作机制仍不紧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进展缓慢，美国积极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俄罗斯推出了殴亚联盟计划。在此背景下，我国亟须强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提升发展空间。

三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一带一路”有望带动经济实力薄弱的西部地区发展，破解东西部发展失衡的难题。“一带一路”建设可通过发展面向中亚及周边国家的外向型经济，提升西部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推动西部成为我国新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四是我国外交战略思维的重大转变。近年来，仅靠经济吸引力缓解周边国家疑虑的努力显得不够，我国亟须主动寻找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次区域合作，即与中亚及周边国家共建经济，共同应对外部威胁，化解安全冲突，防范非区域势力的政治干扰，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1]。“一带一路”一个着眼于欧亚大陆，加快向西开放，一个着眼于海洋，提升海上开放水平。

“一带一路”注重区域联动，更强调不同板块之间的互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西北、东北地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西南地区。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

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出妥善安排。

内陆地区。利用内陆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加快推动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合作。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布局，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

当前，中央政府和各地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西北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地区在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合作中，也正在争取收获一批早期成果^[2]。

一是依靠人文优势打造文化科技中心和交流合作地。如新疆、甘肃境内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与中亚语言相通，风俗相近。在此背景下，新疆正在扩大对中亚、西亚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出口；甘肃以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为平台，开展以丝路文化为主题的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交流。

二是凭借区位优势打造贸易运输通道，发展依托交通优势的产业。通过完善航线网络，加快推进航空物流、航空维修等航空服务业发展，同时推进面向中西亚、欧洲的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打造与航空产业关联的高端制造业聚集区，构建联通我国与中西亚、南亚以及欧洲、非洲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并依托交通运输优势，建设联通国际国内的现代商贸物流网络体系。

三是凭借产业优势打造产业对接基地。如宁夏与中东等地区民族特色产品互补性强，借助中阿博览会，以清真食品和民族工艺等产业为重点，逐步建立面向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地区重要的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生产服务基地和中阿优势特色产业对接基地；此外，还可与中亚等地区共同勘探开发油气资源，合作建设高端油气化工项目。

“一带一路”对西部地区是重大利好，将来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城镇化的推进，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如铁路，其建设会加快，也会修建、改造一些重大水利工程，一些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也会加速，有些地方的保障房建设等跟民生有关的项目都会进一步加快。对于西部地区而言，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可以通过铁路、公路、机场、管道、口岸、港口等建设，改变当地的发展条件与环境。此外，西部地区能源资源富集，尤其是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在当前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盘活这些资源。通过向西开放，还可以利用当地优势条件，发展对外加工贸易，改变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路径依赖。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的优势资源可以向外输送，产业也会加快向西部转移，现在电子产品加工业等已经开始向西转移。中西部可以抓住有利时机，形成新的发展动力。随着向西开放力度加强，随着中国优势产业和先进技术“走出去”，东部地区的产业也会加快转型。

“一带一路”的实施非一日之功，需与沿线国家充分交流合作，平衡大国关系。建议做好基础研究工作，制定不同时期的发展规划，更多加强人文交流，关心民生项目，为各领域合作提供支撑和支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支持内陆地区开发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京津冀地处京畿重地，是环渤海地区和我国北方地区的经济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地域面积21.6万平方千米，2013年年末常住人口1.09亿，地区生产总值6.22万亿元，以全国2.25%的地域面积承载了全国8.02%的人口，创造了10.93%的经济总量；2013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6倍。京津冀地区以汽车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工业、冶金钢铁工业为主，是全国主要的高新技术和重工业基地，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区。京津冀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比肩而立，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是，目前，京津冀地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北京“大城市病”问题凸显。至2013年年底，北京常住人口达2114.8万人，人口过度膨胀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交通日益拥堵，房价持续高涨，大气污染严重，社会管理难度大，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

二是资源环境承载超限，自然生态系统退化。京津冀水资源严重短缺，人均水资源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水土流失严重，沙尘天气时有出现，生态不堪重负，已成为我国东部地区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资源环境超载矛盾最为尖锐的区域。

三是区域发展差距悬殊，且呈进一步扩大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2013年，河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足北京、天津的50%，人均财政收入分别只有北京、天津的1/6和1/5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为北京的一半，为天津的70%和60%左右（见图3-1）；城镇化率比北京、天津分别低约38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

图3-1　京津冀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对比（2013年）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新闻部：http：//www.cet.com.cn。

四是公共服务水平落差明显。2013年河北人均财政支出分别只有北京、天津的30%和35%，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突出，目前河北仍有贫困人口366万，国家级贫困县39个，其中环首都贫困县9个。

五是资源配置行政色彩浓厚，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北京凭借优越的行政条件，集聚了央企总部、知名院校、三甲医院等大量优质资源，大量资金、人才、技术等优质资源在京津集聚，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明显（见图3-2）。为吸引京津优势资源，河北一些市县采取竞相压低地价等手段招商引资，加剧恶性竞争，付出高昂成本。

图3-2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和产业对比（2013年）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新闻部：http：//www.cet.com.cn。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深刻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并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7点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告别“纸上谈兵”，进入实质性提速阶段。针对京津冀发展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千米，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

一是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

二是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

三是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

四是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

五是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

六是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

七是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这些关于京津冀发展的安排，包含了三个重要含义，一是协调京津冀区域发展，消除环境污染源，促进经济增长；二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让北京放下沉重包袱；三是加快河北发展，尽快让其摆脱落后局面。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途径，有利于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进而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整个北方腹地发展，促进南北方的协调发展。

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重中之重是生态、交通、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

一是加快产业协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推进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部分产业外移是其核心内容。事实上，三地的产业发展由于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差异，并且这种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同时，三地之间的差异性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了一个互补发展的机会。京津冀产业版图正在重构——北京“转”、天津“立”、河北“补”。北京不再摊大饼，必须腾笼换鸟，构筑“高精尖”产业体系；天津在协同上下功夫，错位上做文章，发力做实“北方经济中心”；河北纵使伤筋动骨也要脱胎换骨，打响压减过剩产能攻坚战，借力京津绿色崛起。

二是加快生态协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京津冀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是区域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可以说，京津冀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了“同呼吸的痛”。为改善生态环境，三地一定要联防联控，实现生态保护一体化。通盘考虑三地的整体环境承载力，着眼于扩大总体环境容量生态空间，积极建立京津冀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合作机制，加快落实已出台的“大气十条”。

三是加快交通协同。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北京“大城市病”的困扰，交通一体化的破题，市场一体化的构建，这些问题怎么解，是三地协同发展的难点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如同一张巨大的网，“一体化”的思维连通了三地的城市群、交通和市场。“路通，才能人通、财通。”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先行先导已成共识。三地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同绘一张图，首先需要的就是顶层设计和一体化规划，以及由此带来的体制机制创新。北京大外环将于2016年通车，有关部门正在推动轨道交通为导向的新型城镇的发展，其中重点就包括京津冀地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既要做好顶层设计，又要加强三地协作；既要调整产业布局，又要促进交通一体化；既要优化城市布局，又要扩大生态空间；既要市场决定，又要政府善为。京津冀既是区域发展格局重构的一次大变局，又是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创新的一次大试验。

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9个省2个直辖市。长江是我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河流，目前干支流货运量约23亿吨，位居全球内河第一。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积205.1万平方千米，2012年人口5.8亿人，国内生产总值23.6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21.4%、42.9%和40.9%。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发展潜力和回旋余地巨大。

长江经济带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基础和综合优势。

一是交通便捷，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腹心地带，经济腹地广阔，不仅把东、中、西三大地带连接起来，而且还与京沪、京九、京广、皖赣、焦柳等南北铁路干线交汇，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

二是资源优势。首先是具有极其丰沛的淡水资源，其次是拥有储量大、种类多的矿产资源，此外还拥有闻名遐迩的众多旅游资源和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开发潜力巨大。

三是产业优势。这里历来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走廊之一，我国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工业的精华大部分汇集于此，集中了一大批高耗能、大运量、高科技的工业行业和特大型企业。此外，大农业的基础地位也居全国首位，沿江9省市的粮棉油产量占全国40%以上。

四是人力资源优势。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人才荟萃，科教事业发达，技术与管理先进。

五是城市密集，市场广阔。沿江9省市拥有大小城市216个，占全国城市数量的33.8%；城市密度为全国平均密度的2.16倍。而且这一地区人口密集，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各种消费需求也十分可观，对于国内外投资者有很强的吸引力。

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是全国除沿海开放地区以外，经济密度最大的经济地带，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是其他经济带所无可比拟的。与沿海和其他经济带相比，长江经济带拥有我国最广阔的腹地和发展空间，是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应该成为世界上可开发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内河经济带。

结合长江经济带的现实条件，国务院提出，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增强干线航运能力，改善支流通航条件，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加强集疏运体系建设，加快实施内河船型标准化，扩大三峡枢纽通过能力。

二是建成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形成快速大能力铁路通道，建设高等级广覆盖公路网络，推进航空网络建设，完善油气管道布局，加快多式联运发展，建设综合交通枢纽。

三是依靠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打造沿江绿色能源产业带，提高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分工协作。

四是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国际竞争力，培育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促进成渝城市群发展一体化，推动区域性城市群发展，科学引导沿江城市发展，强化城市群交通网络建设。

【专栏3-1】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摘要

2015年3月26日，国务院以国函〔2015〕62号文正式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规划范围包括：湖北省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孝感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襄阳市、宜昌市、荆州市、荆门市，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衡阳市、娄底市，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鹰潭市、新余市、宜春市、萍乡市、上饶市及抚州市、吉安市的部分县（区），国土面积约31.7万平方千米，201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年末总人口1.21亿人，分别占全国的3.3%、8.8%和8.8%。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规划》明确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四大战略定位：一是中国经济新增长极。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现代产业基地和全国重要创新基地，提升城市群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打造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支撑，构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二是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完善城市群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化城市空间形态和空间布局，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转移就业和人口集聚相统一，建设与山脉水系相融合的宜居宜业城市，打造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典范，促进城乡融合互动。三是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以长江黄金水道和重要交通通道为纽带，畅通内外联系，构建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深化全球合作和国际交流，打造内陆地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合作的先行示范区。四是“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加快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建立跨区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联动机制，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生态型城市群，为全国“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积累新经验、提供典型示范。

《规划》明确了推进城乡、产业、基础设施、生态文明、公共服务“五个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在城乡统筹发展方面，《规划》提出要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强化武汉、长沙、南昌的中心城市地位，依托沿江、沪昆和京广、京九、二广等重点轴线，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局，支持省际毗邻城市合作发展，推进美好家园建设，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规划》围绕提高综合保障和支撑能力，统筹推进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水利基础设施体系、能源保障体系、信息基础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互联互通和现代化水平。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规划》强调要依托城市群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建立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共同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壮大现代农业基地，有序推进跨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在生态文明共建方面，着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健全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共同构筑生态屏障，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格局。在公共服务共享方面，《规划》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全面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文化繁荣，联合开发人力资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

《规划》把改革创新、先行先试作为城市群发展的支撑和动力，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贯穿于规划全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新城镇联动和城乡统筹发展机制。促进城市群规划统筹、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共同探索“城市病”问题解决途径，探索建立城市群管理协调机制，创新城市群要素市场管理，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推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和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二是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与城市交通发展改革创新。建立适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探索对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实施高效统一规划管理，促进城市群交通联动共享；探索物流管理体制改革，打破长江中游城市群物流业务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锁，降低物流企业成本；开展铁路、公路、港口投融资和收费价格改革，建立跨三省区域铁路、公路共同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三是推动水利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完善区域水利项目合作机制，探索建设水资源一体化协作平台，统筹规划区域内重大水利项目建设；建立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的机制，进一步完善水利工程供水水价、上网电价和财政、金融、土地等配套支持政策；强化流域和城乡水资源综合管理，完善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四是建立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加强产业政策对接，建立健全产业转移推进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逐步统一城市群内土地、环保等政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搭建城市群产业合作平台；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建立城市群企业信用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面向市场需求，加快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作攻关创新。五是共建跨区域环保机制。加强环境污染联防联治，逐步统一城市群工业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强应急联动机制合作，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快速通报机制，共同应对区域突发性生态环境问题；共同实施水环境保护战略行动计划，推动跨界水污染防治，联手防治大气污染和重金属污染；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环境监管执法联动，建立健全跨行政区的环境治理跟踪机制、协商机制和仲裁机制等。六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动社会治理向前端、向基层延伸，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逐步推行网格化管理；支持各城市行业协会成立联盟，积极开展跨区域合作，共同维护区域行业发展秩序；开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评估，推进地区间检验检测资源共用共享；创新和完善人口服务和管理制度，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强跨区域联合执法、警务协作与协同处置。

资料来源：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负责人解读《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2015年4月，http：//www.gov.cn。

五是培育全方位对外开放新优势。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对外开放的引领作用，扩大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示范带动效应，增强云南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功能，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互动，构建长江大通关体制。

六是建设绿色生态廊道。切实保护和利用好长江水资源，加强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实行长江干支流沿线城镇污水垃圾全收集全处理，强化沿江生态保护和修复，上游重点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中下游重点实施“退田还湖还湿”。

七是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区域互动合作机制，推进一体化市场体系建设，加大金融合作创新力度，加强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治理，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协作水平。

在建设长江经济带过程中，重中之重是加快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目前长江经济带初步形成了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水路、铁路、公路、民航、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交通网络。但应该看到，长江航运潜能尚未充分发挥，东西向铁路、公路能力不足，南北向通道能力紧张，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滞后，城际铁路与城市群空间布局不相适应。因此，国家明确提出，要加快长江经济带交通网络建设，到2020年，率先建成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实现“四个建成”。

一是建成畅通的黄金水道。形成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为龙头、长江干线为骨干、干支流网络衔接、集疏运体系完善的长江黄金水道，高等级航道里程从目前的0.67万千米增加到1.2万千米。

二是建成高效的铁路网络。形成以沿江、沪昆高速铁路为骨架的快速铁路网和以沿江、衢（州）丽（江）、沪昆铁路为骨架的普通铁路网，运营里程从目前的2.96万千米增加到4万千米以上，其中高速铁路从4000千米增加到9000千米。

三是建成便捷的公路网络。形成以沪蓉、沪渝、沪昆、杭瑞高速公路为骨架的国家高速公路网，覆盖所有县城的普通国道网，通车里程从目前的189万千米增加到200万千米，其中国家高速公路从目前的3.2万千米增加到4.2万千米。

四是建成发达的航空网络。形成以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和重庆、成都、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京、杭州区域航空枢纽为核心的民用航空网，民用机场从目前的74个增加到100个。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28日，引自网页：http：//news.xinhuanet.com/gango/2015-06/08/c_127890670.htm。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28日，引自网页：http：//news.xinhuanet.com/gango/2015-06/08/c_1278906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