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上市估值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及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来说,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够完善、规范。在这种背景下,由政府主导(或者说扶持)所形成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的原生基因转制、改造而来。鉴于此,为了保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这些国有企业在实现股份制改造上市的过程中,往往会倾向于采纳国家控股的股权结构模式。这种“一股独大”现象所引发的委托代理机制的运行不畅,具体表现为上市公司法人主体的过度投资、投资不足或是频繁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等行为,这就容易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持续发展受到制约等情况。^[1]相对于其他上市公司而言,出版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在于其肩负着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使命。而基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经验的企业投融资理论,未必全部适用于我国出版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因此,有必要针对我国特殊的资本市场环境,研究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融资决策及绩效问题。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需要考虑出版产业的特殊性,一方面也要兼顾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

2002年6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规范新闻出版业融资活动的实施意见》,从政策上开启了新闻出版业融资的大门。^[2]2010年4月,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指出:“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支持处于成熟期、经营较为稳定的文化企业在主板市场上市。鼓励已上市的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并购和重组。支持文化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集合债和公司债等方式融资。”^[3]投融资系列政策的出台显示资本市场已向出版产业投来了橄榄枝。

对于业界和学界来说,出版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问题不算是新鲜的命题。对于业界来说,自2007年第一家出版传媒类企业上市以来,其法人主体的投融资行为一直都是出版资产管理者和资本市场投资者所关注的焦点。但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来说,我国出版企业涉足资本市场的时间相对滞后,故经验所囿,在投融资实践上一方面有着后起者的“后发优势”,但同时也不得不兼顾自身意识形态的特殊性,需要对既有的经验加以甄别,摸索一套既符合市场规律又兼顾文化安全的投融资新模式。对于学界来说,学界对“传媒业资本运作”这一命题的跟进研究从未间断过。2001年,在出版业还未有上市动作的时候,就有学者陆续从“资本运营”的角度对出版资本的运作和增殖做过探讨。从广义的投资学视角来看,资本运营命题囊括了投融资问题,或者说,投融资原是资本运营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上市之后的投融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从“潜问题”变成了“显问题”。出版产业正由内生式资本积累向裂变式资本集中高速运行。此时,无论是政策环境还是金融环境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之前以“资本运营”这一相对模糊、宏大的概念来解剖出版上市企业的各种行为,已经显得束缚、含混了。所以,本书力求回归投融资这两端相对明晰的行为指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辅以统计性描述的语言和财务会计分析的视点,重新审视出版上市公司的投融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