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增长效率的角度来看,本书构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中经济增长质量的效率维度包括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GDP单位能源使用率等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本书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速度大幅度加快,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出口产业发展迅猛,中国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来招商引资,促进外国资本流入中国,FDI的溢出效应促进了中国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升,实现了外资导向型出口增长战略;2012年印度经济增长的效率较1991年也有所上升,效率指数从1991年的1.059上升到2012年的2.284,印度经济实现追赶式增长。印度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也是促进印度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原因。
印度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所提升但其增长的速度却要远低于中国。其可能原因包括多个方面: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而印度进行经济改革较晚,且改革开放的广度与深度相对低于中国;中国政府属于“强政府”,中国有效的政治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不断提升,而印度政府则相对软弱,多政党间争斗不休,与宗教、种姓制度夹杂在一起导致印度基础设施难以完善、法规实行困难、政策连贯性弱等问题,民族矛盾进一步制约着印度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导致印度政府对经济的推动力、宏观调控能力远低于中国;中国选择了从农业到第二产业再到服务业的经济增长之路,制造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水平迅速提升。虽然中国的科技研发水平距欧美发达国家还有一段距离,但近年来中国科技水平快速提升,不论是专利申请数、授予数,还是研发资金的投入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印度走的是从农业直接转向服务业的发展道路,印度人口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础教育落后于中国,精英教育只局限于少部分人,与僵化的人才体制一起致使印度的高级人才并不能得到充分有效利用。中国采取外资导向型出口战略,大量引入外商直接投资,获得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外包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印度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则要小于中国,所获得的收益亦小于中国。本书在第四章中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说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