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高端“智造”产业集群

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是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务融合和产业衍生4个层次共同推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先工业化后实现信息化,而我国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信息化,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是极富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命题。

根据Gerchenkron(1962)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相对于传统工业化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可通过借鉴工业发展模式设计的经验以及技术引进采取工业化发展的优化战略,从而实现跨越式跃升发展。而工业信息化发展的后发优势将是中国制造业破除发展瓶颈,构建贸易投资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途径。信息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典型研究可以追溯到Aschauer (1989),他的实证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提高产出效率和规模。国内理论界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工业化与信息化互补共进是历史的选择(乌家培,1993)。吴敬琏(2006)认为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本质是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做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两化”融合的研究主要分为4类:一是工业化进程与水平的评估研究(武力等,2006;庞瑞芝等,2011),基本结论是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阶段;二是信息化进程与水平研究(黎雪林等,2003;国际统计信息中心课题组,2006),由于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测算指标,评估结果且缺乏可比性(周先波等,2008;张彬等,2010);三是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互动关系研究,姜爱林(2002)分析了中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互动关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处理工业化与信息化之间关系的对策建议。俞立平等(2009)利用VAR模型研究发现,我国的信息化波动是影响工业化波动的主要原因,但工业化波动不是影响信息化波动的主要原因,该模型主要讨论两者关系而未涉及两者融合;四是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路径和质量研究,谢康等(2012)等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引入完全竞争和非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两化”融合模型,发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路径与两者融合的相关性高于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路径,融合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不同程度的影响的研究。从浙江区域层面看,“两化”融合的研究多从案例分析入手探讨融合的程度、路径、问题和对策(如文君,2012),鲜有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

当前,浙江省外向型经济受到国内要素结构变化和国际需求萎缩的双重制约,工业化发展进入改革攻坚时期。当前,浙江省两化融合发展环境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1)“工业4.0”的兴起,如图5-8所示。全球生产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制造业与数字互联技术的融合,借助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智能化生产。这场由德国兴起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工业4.0”生产变革,正在全球掀起一股新的工业化浪潮。(2)“中国制造2025”的驱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也将出现重大调整,随着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为了顺应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积极应对竞争和挑战,“中国制造2025”定下了以“互联网＋”战略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基调。国务院部署“中国制造2025”战略时强调要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装备等高端装备制造。浙江省外向型经济的集群特征显著,根据Marshall(1890)的外部经济理论,产业集群有利于信息、技能、技术诀窍等在集群内企业间的传播。通过区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实现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化配置,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Porter,1990)。因而信息化和工业化的相互促进可以通过产业集群载体来实现,以产业集群为依托的培育创新驱动高端制造产业链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培育新经济引擎的重要路径。

图5-8　“工业4.0”的三大核心特征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机遇

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开辟了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根据工业与信息化部公布的《2014年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报告》,2014年我国“两化”融合发展指数为66.14,同比增长4.19%。其中,基础环境指数为71.71,增长了6.84%;工业应用指数为59.70,增长2.36%;应用效益指数为73.43,增长了5.16%。2011～2014年,我国“两化”融合发展总指数分别为52.73、59.07、61.95、66.14,年复合增长率为7.85%。其中,浙江省综合“两化”融合指数仅次于江苏和上海,位列第三,较2013年上升两位。如表5-4所示,可以看出,浙江省基础环境指数排名领先,说明在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和实施“四换三名”工程的背景下,生产和管理信息化为主导的信息系统应用得到普及。但是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两方面指数仍然不足,分列第三和第五,说明浙江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仍处于投资建设阶段,主要信息系统的实际应用深度还不够,尚未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距离信息化集成创新发展还有较大差距。

表5-4　2014中国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排名前五(国家口径)

资料来源:《2014年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报告》(工业与信息化部)。

从浙江省各地级市的“两化”融合水平及产业集群类型看,如表5-5、5-6所示,总体分为3个梯队:第一梯队是环杭州湾地区的杭州市、宁波市和绍兴市,总指数均超过70,“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该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初期受到上海和江苏的辐射,有着较好的工业基础,走的是“苏南模式”的工业化道路,高工业化程度提高了投资水平,有力地促进了信息化。第二梯队是嘉兴市、湖州市、温州市、金华市、台州市,指数均在60－70之间,处于浙江省“两化”融合的中游水平,作为环杭州湾地区的嘉兴市凭借较强的信息产业以及工业经济整体实力,领跑第二梯队,温州市、台州市在产业集群发展之初,工业基础和国有经济薄弱,依靠民营企业的创业精神,走“专业市场＋家庭工场”的“温州模式”工业化道路,该地区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具有信息化的成本优势;衢州市、舟山市、丽水市总指数低于60,停留在第三梯队,舟山和丽水分别提高了12.43和8.23,成为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最快的地区。

表5-5　2014年浙江省各市量化融合发展水平排名(省份口径)

资料来源:《2014浙江省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报告》(浙江省经信委)。

从基础条件和应用深度来看,浙江省的“两化”融合正在迎来由信息化投资建设向产生实际效益的阶段,未来浙江省产业集群“两化”融合进程明显加快,企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技术应用从单项应用迈向集成应用,从单个企业应用扩大到产业集群的整体应用,具备了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上实现“两化”融合的基础。总体上看,浙江省各地级市“两化”融合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工业应用不断深化,应用效益逐步显现,各地区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发展水平集中度提高,呈现出良性竞争的势头。

表5-6　浙江省三大区块的主要产业集群和主导产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浙江省商务厅、经信委报告及相关文献整理。

培育高端“智造”产业集群的路径

产业集群在促进区域内部企业衍生的同时,能通过集聚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实现优化生产要素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发挥产业关联作用等“自我强化”的过程。而以产业集群为依托的区域创新网络等高端“智造”产业集群的培育,依赖于现在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转型和升级,升级路径主要包括基于区域集群网络的内部升级路径和基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外部升级路径。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包括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交叉产业部门升级(Humphrey,Schmitz,2002),升级的步骤包括嵌入价值链高端环节和价值链治理两个阶段,以信息化驱动集群创新网络,推动产业集群由传统加工制造向信息化集成智能制造转变,从而获得全球价值链治理权地位。从区域集群网络看,集群中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等组织在创新网络构建过程中不断进行协作互动和集体学习,从而能够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与风险,并提升集群创新活力(Lazerson,1998),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群已经具备工业化基础,但就组织形态和产业关联看依然处于松散状态,通过信息化降低交易成本可加强产业集群内部治理的协同性和效率,实现创新升级。

基于区域创新网络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相关理论,本书提出信息化创新驱动下的“链网耦合”式升级机制,如图5-9所示。

图5-9　信息化驱动“链网耦合”式产业集群升级机制

依托于产业集群模式下的“两化”融合,要遵循浙江出口制造业集群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重点解决集群企业融合难题,从微观层面用信息化集成提升企业生产网络的协同水平,在中观层面用信息化手段将地区行业集聚成柔性合作网络,建立信息化创新驱动机制。

【注释】

[1]http://biz.zjol.com.cn/05biz/system/2006/10/24/007943588.shtml

[2]集体企业2007—2010年间出口平均占比为2.40%,2011年改制后未进入统计口径。因其占比较小,未在图中显示。

[3]集体企业因占比较小,未在图中显示。

[4]又称“市场内部化理论”,是英国学者巴克利(Peter.J.Buckley)等人建立的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