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与产业增长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与生命，是文化的存在之本和发展之源。文化创新是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创造力最突出的体现。胡锦涛强调指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8．3．1 文化创新

文化创新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创新，从来不存在脱离了具体时空的抽象的文化创新。我国当前的文化创新有其特殊的语境，它面向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主要是指党的文化观念的转变，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文化体制的改革，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等。当前我国的文化创新仍然要首先明晰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仍然要遵循文化创新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

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传播，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都包含着文化创新的意义。文化发展的实质，就在于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化自身的继承与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不断创新的过程。一方面，社会实践不断出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需要文化不断创新，以适应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实践的发展，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准备了更加充足的条件。所以，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和基础。

文化创新可以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文化源于社会实践，又引导、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文化创新的根本目的，也是检验文化创新的标准所在。

文化创新能够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传统文化才能焕发生机、历久弥新，民族文化才能充满活力、日益丰富。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永葆生命力和富有凝聚力的重要保证。

社会实践是文化创作的源泉。所以，立足于社会实践，是文化创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

着眼于文化的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是文化创新必然经历的过程。一方面，不能离开文化传统，空谈文化创新，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如果漠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其民族文化的创新，就会失去根基；另一方面，体现时代精神，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追求。文化创新，表现在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精神的努力中。

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与融合，也是文化创新必然经历的过程。实现文化创新，需要博采众长。文化的交流、借鉴和融合，是学习和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以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过程；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借鉴，以“取长补短”的过程；是在文化交流和文化借鉴的基础上，推出融汇各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的过程。由此可见，文化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在文化交流、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中，必须以世界优秀文化为营养，充分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同时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8．3．2 文化产业增长

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与中国文化发展指数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产业指数研究》课题组联合发布了《2013：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CCIDI），后面简称《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并对全国31个省市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行排名。《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整体发展态势基本平稳，政策时效递减性效应开始显现，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压力增大，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创新能力成为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平稳发展的关键。值得一提的是，《报告》首次初步完成了对中国大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分析评估，并给出了发展（2009年）排名。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广州、长沙、太原、武汉等城市进入《报告》公布的2009年大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排名前20强。

中国文化产业整体发展态势基本平稳，政策时效递减性效应开始显现，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压力增大，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创新能力成为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平稳发展的关键。

《报告》显示，通过延展“十一五”时期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综合指数至2011年，发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2006—2011年间处于总体的上升态势。除2009年为99．63外，其余各年的CCIDCI值均大于100，根据CCIDCI指数的编制原理，表明我国每年的文化产业总体发展均好于上一年。2010年CCIDCI指数值高达131．44，尽管如此，相比2010年，2011年CCIDCI指数值以128．70为第二高点，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总体依然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与2010年相比，2011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值为128．70，比2010年的131．44下滑了2．74。造成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内涵发展指数2011年比2010年下滑了7．11，表证指数同比微幅上升了2．19个百分点。跌幅大于升幅，总体指数值呈现出下滑态势也就不可避免。内涵增长不足以成为总体发展指数下滑的主要原因。在内涵体系中，文化市场体系、文化创新能力指数值相比2010年分别下降10．66和10．65。就文化市场体系而言，以文化产权交易中心衡量文化金融市场指数值，由于其数量骤减而使得文化市场体系指数下降，从而成为影响内涵指数值出现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从文化创新能力指数值的下降原因看，主要是由于随着社会消费结构变化，人们的文化消费偏好发生转移。例如， 2011年新版录像制品、录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为6993种、5848种和6924种，比2010年每类平均减少千余种。这一方面表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效应仍处于释放期，另一方面表明创新动能不足正在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整体走势。如何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防止政策红利释放殆尽后出现整体性大幅度下滑，大力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内生创新动力，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发展内环境，内外兼修，将成为我国文化产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凸显出需要进行长效的制度创新和文化法治建设的必要性。

《报告》显示，相比2009年，全国31个省区市文化产业“新十强”，依次为：北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天津、湖南、福建、辽宁。排名均有或大或小的波动，但是所处梯队相对十分稳定。大多地区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第三梯队。上海在2010—2011年两年间均回落到第二梯队，广东、江苏和浙江依然保持在第二梯队。其他25省区市虽有排名先后之分，但并无质的差距。

其中8个省市区连续3年占据全国十强的地位，分别是北京、辽宁、上海、浙江、江苏、山东、湖南和广东，均处于东部区域，并涵盖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这与我国经济增长极基本保持一致，说明经济增长速度与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内在的对应性关联。与之相对，也有8个地区居于全国的后10名，它们分别是：内蒙古、广西、海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这8个地区除海南省外，均为西部地区，其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相吻合。

同时，对比2010—2011年间相比各自前一年的排名变化发现，总体上，进步地区略多于退步地区，且这些地区间并无明显的地域差别。其中，连续两年进步的地区有3个，连续退步的地区有4个，可以称之为“转型调整”地区。同时，从地域上看，进步特征地区（黑龙江、浙江、青海）和退步特征地区（山西、上海、宁夏、河南）分别代表中、东和西部地区，即文化产业发展的传统、现代和新兴3个阶段；这也说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好坏虽然受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影响，但并不必然受到地域环境的局限，无论处于何种经济发展状态，均可以在文化产业发展上有自己的特色。

我国文化资本市场（A股）发展迅速，结构日趋合理，成长空间广阔，国有文化企业仍是文化市场主力，但民营文化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更好。文化资产质量和资产效率有待提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国内上市文化公司已达到100多家。但国内A股市场上市的与文化内容密切相关的文化企业只有37家。其中，国有文化企业29家，民营文化企业8家。6家创业板上市，31家公司主板上市。最早的上市企业为1994年沪交所借壳上市的东方明珠，此后上市文化企业年均1～2家。2009年3家企业上市后，2010年和2011年达到最多的7家。此后，2012年上市6家，与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值变动相一致。同时也成为我国文化产业A股市场竞争的一个转折点。2009年以后，全国共上市文化企业20家，占据37家的一半以上。

从行业结构看，新闻出版发行、文化信息传输是上市文化企业主要集中的行业，两者占总上市文化企业的63％。其中，新闻出版发行服务有14家，占34％；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有12家，占29％；广播电影电视服务有6家，占15％；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有5家，占12％；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和综合传媒类相对较少，各有两家，各占5％。相对而言，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休闲娱乐类公司上市较晚。2009年，奥飞动漫成功上市，成为较早的一家在国内A股市场发行股票的此类公司，随后华侨城、宋城股份等文化休闲娱乐公司相继上市。

从地域结构看，A股市场上市文化企业的分布也有一定的地域性，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极大的关联性。北京以8家上市文化公司高居榜首，广东、上海、浙江分别以7家、5家、4家紧跟其后，安徽、湖北、四川分别有2家，海南、河南、江苏、江西、吉林、辽宁、陕西各有1家。从整体上来看，我国上市文化公司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特点。上市文化公司主要集中在东、中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地区占绝对优势，西部省份相对较少。

从经济规模来看，国有控股企业总数居多，国有企业在整个文化市场上，贡献了绝大多数的主营收入额，目前仍是我国文化产业资本市场的主力军，但总体盈利能力不强，规模不大，我国文化资本市场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对照民营和国有控股文化企业连续5年的主营收入和净利率看出，国有控股和民营文化企业在经济规模和盈利能力上呈现不同的状况。市场上比较成规模的大文化企业基本都是转型改制的国有控股企业，尤其是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两类，而盈利能力、经营效益相对较好的却是民营文化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与民营文化企业盈利能力逐年增长的情况相反，国有控股文化企业呈明显下滑态势（如华侨城、出版传媒、北巴传媒、时代出版），呈现出必须引起注意的“剪刀差”现象。怎样通过增加净利润以达到提升资产的利用效率，使得经营效益增加，成为国有文化控股上市公司面临的战略性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