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形式,导致现实贸易中中间品贸易数据迅速增长,这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关于无中间产品贸易的假设相悖。忽略这一问题将会导致IMF等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不仅在数量上是错的,而且可能符号上也与实际相反,因此即该忽略中间产品贸易而构建的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不再适用于测算一国真实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进一步地说,使用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指标考察汇率变动对出口、就业等的经验应用也会存在一定的偏误。基于此,结合全球价值链影响构建新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标来测算中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并依此考察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出口、就业的影响,对正确认识中国国际竞争力动态变化,以及更准确把握汇率变动与国际收支、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关系至关重要。
依据Bems and Johnson(2012)的附加值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以及Bayoumi等(2013)构建的产品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本书分别构建了国家和行业层面的三种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传统REER、REER-in-Tasks和REER-in-Goods,利用1995—2009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中国三种汇率指数考察其动态变化特征,并对不同指数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及成因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实际有效汇率影响出口的计量模型,并使用系统GMM和DOLS计量方法,分别从行业层面的总值出口贸易、附加值出口贸易和加工出口贸易多个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以考察汇率变动的出口效应。另外,本书在汇率变动对就业的传导机制的理论基础上,构建汇率变动与就业的计量模型,分别考察了汇率变动对中国就业总量、就业结构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
本书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层面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特征。①样本期间,使用传统方法测算得到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要远小于考虑全球价值链影响的新实际有效汇率,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价格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差异而非权重——传统产品贸易权重和附加值贸易权重——的差异;②中国人民币的升值和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导致中国附加值价格相对其主要贸易伙伴上升更快,从而导致中国REER-in-Tasks在样本期间比传统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更多;③REER-in-Tasks与REER-in-Goods差异较少,主要因为中国出口产品中包含的国外附加值比例总体来说相对较低,且国外附加值的竞争力变化幅度很小,从而对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恶化缓解效应有限;④对于中国加工贸易,其出口产品中超过一半的附加值来自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国外附加值来源国货币汇率的相对下降,使得中国国内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引起的加工出口的国际竞争力的恶化程度有所缓解。对于不同商品大类的加工出口,国外附加值来源国实际有效汇率的下降对中国加工出口国际竞争力的改善程度受产品中国外附加值比例的影响。
第二,行业层面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①无论对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还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的实际有效汇率,国家内的行业在其竞争力上更倾向于表现显著的异质性,这是一个加总的国家层面的测算不能够捕捉到的。甚至对于国内某些重要行业,其国际竞争力(实际有效汇率)的运动方向与中国国家层面的竞争力(实际有效汇率)运动的方向是相反的;②整体来说,相对于不可贸易品行业,可贸易品行业的实际有效汇率上升的更多,即可贸易品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恶化程度要大于不可贸易品行业;③相对于中、高技术水平制造业,低水平制造业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更多,即中国低技术水平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恶化程度要高于中高技术水平制造业。
第三,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利用1999—2009年33个行业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模型回归分析不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变动对中国总值贸易出口和附加值值贸易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相对于REER-in-Tasks,反映一国出口产品整体竞争力水平的REER-in-Goods是解释中国总值贸易出口的更有效指标;②相对于REER-in-Goods指数,反映一国出口附加值国际竞争力的REER-in-Tasks对中国附加值贸易出口的影响系数更为显著;③相对于附加值贸易出口而言,REER-in-Goods对可贸易品行业的总值贸易出口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反,相对于总值贸易出口,REER-in-Tasks对不可贸易品行业的附加值贸易出口影响更为显著。利用2001—2008年中国加工贸易月度数据,通过使用DOLS模型,考察汇率变动对加工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加工贸易供应链上国家货币联合升值对中国加工出口的影响远大于中国或者供应链上其他国家单独的汇率变动的影响;②加工出口中的进料加工贸易更接近市场交易,受实际有效汇率影响显著;而来料加工由于更接近于企业内部交易,与汇率之间关系并不明确;③不同大类商品受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国内附加值越高的商品如运输设备类加工出口受人民币汇率影响程度越大,反之越小。
最后,汇率变动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利用1999—2009年的33个行业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两步进行回归考察汇率变动对中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总的影响效应。①实际有效汇率主要通过出口量渠道和效率渠道影响中国的就业,而技术渠道并不明显;②汇率对总体就业并不显著,但对于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工作小时占比具有明显的再分配效应。汇率上升将导致低技能劳动力工作小时数占比明显下降,而中技能劳动力工作小时数占比明显上升,高技能水平劳动力需求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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