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本理论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最初是从国外兴起并发展起来的，主要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模式，区域经济发展中比较常用的理论模式主要有区域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理论、梯度推移理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和区域分工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一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下面分别介绍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评析。

一、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理论

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应的两种不同模式。

(一)均衡发展理论(Balanced Development Theory)

均衡发展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中，产业间、区域间及区域内各地区基本保持同步和同一水平。它不仅强调产业间的协调平衡发展，而且主张区域间及区域内各地区的平衡部署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在发展经济学中，均衡发展理论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主要有大推动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1．推动理论

大推动理论是均衡发展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它是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于1943年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来的。该理论的核心是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促进这些部门的平均增长，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面发展。

大推动理论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建立在“三个不可分性”上。一是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一个经济系统中，资金系数K的值越小，则收益越大;罗森斯坦－罗丹认为，投入产出过程中的不可分性能够增加收益，并对提高资金产出比作用更大。在基础设施的供给方面“社会分摊资本”就具有明显的过程上的不可分性和时序上的不可逆性。比如能源、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且必须先于直接生产性投资;由于其资本形成的特点还具有相当程度的持久性，一旦形成规模和能力，要改变这种资本存量结构就比较困难。这是它促进外部经济产生的前提，也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瓶颈”。二是需求的不可分性。一个国家或地区各产业是关联互补的，彼此都在为对方提供要素投入的能力和需求市场的容量，从而形成市场需求的不可分性，以共同突破市场瓶颈，降低市场风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各产业的资源配置在空间上同时具有一定规模。三是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着人均国民收入较低，居民储蓄相应低下的困境，另一方面是即使最小临界投资规模也需要大量储蓄。在此种情况下，要打破“储蓄缺口”，就必须在投资提高诱发的居民收入增长时，使边际储蓄率高于平均储蓄率，否则，储蓄的不充分将使投资规模受到限制。

为了克服需求和供给对经济发展的限制，罗丹认为必须以最小临界投资规模对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外部经济效果”。大推动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大推动理论的目标是取得外部经济效果

外部经济效果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相互补充的工业部门进行投资，能够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市场，这样就可以克服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狭小，在需求方面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二是对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为增加储蓄、提供再投资的资本创造条件，有助于克服在供给方面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对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果，不仅可以增加单个企业的利润，而且还可以增加社会净产品。

2)实施大推动所需的资本来源于国内国际双向投资

对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其所需的资本是巨大的。因此，罗丹特别强调最小临界投资规模，即小于此规模，则地区经济不能实现腾飞启动。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这些资本从何而来呢? 罗丹认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内，在不降低国内原有消费水平的基础上，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本增加投资;二是国际，罗丹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绝不能仅仅依靠国内资本，还要依赖大量的国际投资和资本引进。

3)大推动的重点投资领域集中于基础设施和轻工业部门

大推动的投资方向并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而是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的初期，应把资本主要投向经济社会基本设施以及具有相互联系的轻工业部门，而不是重工业部门。

4)大推动过程必须通过政府计划而非市场调节来组织实施

因为投资的目标是:首先，取得外部经济效果，而非利润;其次，投资数额巨大;再次，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因而，大推动计划必须由政府来承担。

自大推动理论面世以来，已为多数发展经济学家所接受，并在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印证和反映，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和治病良方。但它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大推动理论的立论基础是“三个不可分性”，但在实际中，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可分趋势，而且忽略了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其次，在实践中，大推动所需巨额资本难以找到。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自身无法筹集，国外支持也难以保证。再次，大推动理论过分重视和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发挥市场经济的自组织作用。因此，大推动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也没有成功的案例。

2．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该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拉格那·纳克斯(R．Nurkse)于1953年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的。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恶性循环。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引起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两个循环互相影响，使经济状况无法好转，经济增长难以实现。要打破这一困境，必须同时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大量投资，使经济增长率迅速达到一定高度，人均收入增长达到一定水平，才能突破低收入所造成的贫困恶性循环，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

该理论提出后，受到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储蓄能力和水平低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市场容量不足也有其片面性，这是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前景抱有相当悲观的态度。

3．平衡增长理论

平衡增长理论综合了前两种理论的有关论点，既强调扩大投资规模对于克服供给方面“不可分性”和需求方面“互补性”的作用，又强调取得工业、农业、消费品与资本品等各经济部门间平衡增长的重要性;它既主张国民经济各部门按不同的比例全面发展，以实现平衡增长，又主张在达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可以依据各个产业的产品需求收入弹性来安排不同的投资率和增长比例，通过个别部门的优先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梗阻问题，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适当的比例平衡增长。在这里，平衡增长属于长期的过程，不平衡增长是短期过程。因此，该理论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增长理论。要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一定比例平衡地增长，只有依靠政府宏观经济的计划，才能担当平衡增长的重负。

(二)非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发展理论与均衡发展理论相对立，其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不具备全面发展的资本和资源，均衡发展是行不通的，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优先发展一部分产业或区域，以此带动和扩大其他产业或区域经济的发展。

1．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艾伯特·赫尔希曼(A．O．Hirschman)在他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从主要稀缺资源应得到充分利用的认识出发，系统地论述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和战略。他认为，无论是增长过程还是发展进程，其本质都是不平衡的。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资源的稀缺性，若实行一揽子投资，则资本稀缺这一瓶颈无法突破，从而也就无法实现平衡增长，只能将有限的资源有选择性地投入到关联度大、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即首先发展主导产业，才能带动其他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发展的路程好比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产业通向其他产业。经济发展通常采取踩跷板的推进形式，从一种不平衡走向新的不平衡。因此，发展政策的任务不是取消，而是维护不均衡，使不均衡的链条保持活力。不发达经济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赫尔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限的资源在社会公共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之间的分配具有某种替代性，这就会产生两种不平衡增长的途径:一是“短缺的发展”，即首先增加直接生产的投资，这会引起社会公共资本的短缺，并增加直接生产的成本，进而会迫使投资向社会公共资本转移，以取得二者的平衡，随后再通过对直接生产成本的投资引发新一轮的不平衡增长过程;二是“过剩的发展”，即首先增加对社会公共资本的投资，这会降低直接生产投资的成本，从而促使投资转向直接生产资本，当二者达到平衡后将重复下一个不平衡的增长过程。后一条发展途径比前一条发展途径要好，值得提倡。但无论哪一条发展途径，投资在社会基础设施部门和直接生产部门都是交叉进行、蛙跳式前进的。

与平衡增长理论比较，不平衡增长理论揭示了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而且更具有实践依据和可操作性。

2．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增长极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相反，它将首先出现在某些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如沿海港口、主要城市、交通要道、资源富集地等，这些就是经济空间的中心，佩鲁将它称为增长极。增长极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往往集中在主导部门和经济空间的中心，增长极具有两种效应:一是极化效应，即极点对外围地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将外围地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聚集到中心，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增强极点的竞争能力;二是扩散效应，即增长极通过其产品、资本、人才、信息的活动将经济动力和创新成果传导到广大的腹地，促进腹地经济的增长。两种效应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向极点的集聚，后者主要表现为极点生产要素向外围的转移，二者从不同的侧面，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增长极理论是在发达国家条件下，为了寻求经济的增长而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模式之一。增长极理论打破了经济均衡分析的新古典传统，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主张通过促进增长极的发展以产生扩散、支配、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但它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常常不能达到理论本身所预期的目标。

二、梯度推移理论

梯度推移理论最早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弗农·拉坦(Vernon Ruttan)等人创立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论”。他们认为，各工业部门，甚至各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上，它们也和生物一样，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老四个阶段。区域经济学者将这种生命周期阶段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创立了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其主要观点如下。

(1)区域经济发展的盛衰主要取决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及转移，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地区各经济部门，特别是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由于较发达地区主要处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兴旺阶段，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技术上均属于高梯度地区。而落后地区的主导专业化部门都是由处在成熟后期或衰老阶段的衰退部门所组成的，则地区经济必然会呈现出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状态，这就属于低梯度地区。

(2)由科技进步引致的创新活动，包括新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管理与组织方法等，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地区，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按顺序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推进产业结构的更新。

(3)梯度推移过程是在动态上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途径来进行的，既产生经济要素向高梯度地区集中与转移，对周围地区起支配和吸引作用，又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创新活动由发源地按区域等级顺序，蛙跳式地向广大地区扩展，所以会产生有序的梯度转移。

西方区域经济学者用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理论与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来说明在世界和国家范围内的工业布局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与推移样式，是符合经济发展演变规律的，而且也得到了世界经济发展演变的现实的印证。根据梯度推移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一级级地传递下去。

改革开放以来，梯度推移理论被引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和区域经济研究中，将中国按地域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带，而主张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应逐步由东部向西部梯度推进。中国“七五”计划首次正式提出将中国经济发展区域按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重点突出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在东部发展起来后，国家制订了西部大开发计划，而后又实行中部崛起战略，这正体现了梯度推移的战略思想。梯度推移理论的前提是一国或地区范围内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存在着梯度。实行梯度推移的目的是随着梯度的推移、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

梯度推移理论提出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争论，甚至提出了反梯度推移理论。反梯度推移理论认为，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梯度顺序，不一定就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顺序，经济发展的顺序只能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决定。只要经济发展需要，而又有条件，就可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发展，而不管该区域处于哪个梯度。落后的低梯度地区，也可以直接引进世界最新技术，发展自己的高技术，实现超越发展，然后向高梯度地区进行反推移。按照梯度推移理论的做法，落后地区始终跟随于发达地区的后面，永远也赶不上发达地区。这是同世界新技术革命给落后国家或地区带来的超越发展的机会不相适应的，也是同经济发展的实践相矛盾的，反梯度推移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

三、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最早可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他通过对空间人口集中、经济活动区位、城市和区域成长原因的系统分析，提出了区域经济演化的三个阶段，即单部门的原始农业阶段、城市化阶段和制造业为主的分工阶段。继斯图亚特之后，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狩猎社会、畜牧社会和农业社会。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时期五个阶段。在李斯特之后，西方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胡佛—费雪的标准阶段次序理论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

(一)胡佛—费雪的标准阶段次序理论

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和约瑟夫·费雪(Fisher)于1949年发表的《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一文中认为: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存在着“标准阶段次序”。这种标准阶段次序如下。

1．自给自足经济阶段

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区域投资和区域间贸易很少，区域产业几乎全为农业，区域人口绝大部分为农业人口，经济活动均随农业资源而分布。

2．乡村工业兴起阶段

随着交通运输业的日益发展，贸易往来和专业化生产也在区域中发展起来，乡村工业及其相关产业随之产生。由于乡村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全部来源于农业区域和农村人口，因此，乡村工业的分布与农业人口的分布直接相关。

3．农业生产结构转移阶段

随着区域间贸易的日益扩大，区域产业开始趋向于由原来粗放的畜牧业转向发展集约型系列农作物产品，如种植水果、生产日用农产品和发展蔬菜农场等。

4．工业化阶段

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农业生产和采掘工业生产效益的下降，迫使区域不得不谋求工业化，发展制造业。区域工业化前期主要以农、林、矿产加工业为主，如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纺织工业等。后期则以炼钢、石油炼制业、金属材料加工、化学制造业、建材工业等为主。由于矿业和制造业的兴起，工业逐渐代替农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部门。

5．服务业阶段

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区域实现了为出口服务的第三产业专业化生产，大量输出资本、技术以及专业性服务，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

胡佛—费雪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基本上是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成长的历史过程而总结出来的。由于该理论只是对先发国家区域发展过程的状态的描述，基本上没有涉及对区域经济成长的动力机制及其原因的解释。

(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惠特曼·罗斯托(Whitman Rostow)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和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两本书中，依据工业发展水平将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历史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1．传统社会阶段

这是经济成长的最初阶段，即指落后的农业社会。它具有以下特征:①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极低，以牛顿以前的科学和技术以及牛顿以前的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为基础;②产业结构单一，只有原始农业，进行单一的作物栽培;③社会生产组织以家庭、民族、种族和集团为单位，以此维系着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生产组织难以创新;④人们的价值观是典型的“宿命论”，对进入更高等级和增加收入失去信心，缺乏现代产业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

2．起飞准备阶段

这是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过渡时期，其主要特征为:①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家庭手工业、商业等逐渐发展起来;②人们开始摆脱“宿命论”，树立起追求高生活水平的价值观，向往现代化生活，为此，人们的储蓄欲望开始增强，资本市场逐渐发育;③产业活动出现了更高层次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④以劳动技能为基础的雇佣关系不断发展，而且不顾风险并不懈追求利润的企业家势力增强，因此，投资和就业机会也开始增加。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经济起飞所必需的条件。

3．起飞阶段

这是产业革命时期，是经济成长序列中最为关键的阶段。罗斯托认为，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高投资率，净投资率一般必须达到10%左右;②一个或几个具有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部门诞生，这些主导产业部门对整个经济产生扩散效应;③制度的变革，即有保证经济起飞的政治制度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阶段的最基本特征是人均国民收入迅速而持续增长，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

4．成熟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①由于现代工业技术日益实用化，原有的主导产业(纺织业)被其诱发而发展起来的钢铁、机械、化学等“重化工业”所取代;②农业人口减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二、三产业比重明显加大，新产业部门大量发展，经济持续增长;③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劳动力质量发生变化，劳动者走向高学历化、熟练化和专业化。

5．高额消费阶段

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①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产生了超过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以上的消费需求，随着高消费倾向的增大以及工资收入的大量增加，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结果引起对耐用消费品和劳务的爆炸性需求;②在生产领域，主导产业部门由原来的生产资料产品生产行业转移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行业上来，汽车工业成为该阶段代表性的主导部门;③生产能力超过需求成为一般现象，必须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诱导需求增长，进行必要的市场调节，导致产生了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并存的经济模式。

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在这个阶段，人们不再满足对高档耐用品的追求，而开始追求生活上的安逸、环境上的舒适、精神上的享受。因而，其主导产业不再是生产有形产品的工业部门而转为服务业，如教育、科技、文化、娱乐、卫生、保健、住宅、旅游休闲、社会福利等。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不再以有形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是以劳务形式反映的“生活质量”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成就的标准。

罗斯托的区域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强调了物质资本积累和确立主导产业部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对落后地区如何打破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贫穷恶性循环”，该理论并没有给予进一步的展示，而且广大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单一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不成功的。

四、区域分工理论

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学者用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区域分工和经济活动区域分布，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绝对成本优势理论、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

(一)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

亚当·斯密是最早提出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古典经济学家。他在1876年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了绝对成本优势理论。斯密在着重论证了分工可以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基础上，从一般制造业工厂内部的分工开始，进而分析了国家之间的分工。他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各国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上拥有自身的优势，不同国家将专业化生产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并用以交换其他产品;市场范围的扩大会促进分工并带来规模经济，从而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增进。

斯密的上述理论思想也适用于区域分工。任何区域都应该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进行区域交换，这会使各区域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区域劳动生产率，增进区域利益。但是，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没有说明无任何绝对优势的区域如何参与分工并从中获利的问题。

(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其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模型，提出和阐述了比较成本优势学说。他论证了在资本和劳动不能在国家之间完全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不可能按照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而只能按照比较成本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各国应集中生产优势较大或劣势较小的商品，这样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他认为，由于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各商品之间是不均等的，因此，在所有产品生产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或地区不必生产所有的商品，而只应生产并出口有最大优势的商品;而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或地区也不能什么都不生产，可以生产劣势较小的商品。这样，彼此都可以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增加各自的利益。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优取大优，两劣取小劣”。长期以来，比较优势理论成为指导区域分工的基本原则。李嘉图认为，相对优势是支配区域分工的区域优势，产品的生产成本越低，分工中越具有优势，在产品市场上越具有竞争优势。

(三)要素禀赋理论

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赫克歇尔(F．Heckscher)和俄林(C．Ohlin)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模型)。H—O模型把区域分工、区域贸易与生产要素禀赋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区域分工及区域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区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差异，并由此决定了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他们认为，贸易过程实际上是商品供求趋于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消除不同地区之间商品价格差异，进而消除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两国或两个地区在同一产品生产上的成本差异，是由于各自的要素价格不同，而后者又是由于要素存量比率的差异造成的;不同产品生产的要素配置比率不同，从而导致不同产品对不同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不同。由于各国或各地区的要素资源禀赋相对而言是不同的，每个国家或地区分工生产相对密集地使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便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生产要素使用具有替代性的前提下，一国或地区密集使用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就拥有由成本优势所决定的国家或区域竞争优势，通过国际贸易或区际贸易，各自都可以获得比较利益。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充裕，适合专业化生产资本密集产品;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缺乏资本，而劳动力或自然资源充裕，适合生产劳动密集或资源密集产品，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发达国家和地区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

H—O模型在分析方法上首先将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用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认为地域对经济生活是十分重要的，区位的特殊性是产生区域贸易的一般原因，也是引起专业化分工并产生贸易福利的重要依据。在政策建议上，他们也主张应实行自由贸易，按照要素禀赋条件进行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从而有利于消除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和提高整体的福利水平。但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理论假设前提下的，诸如两个区域、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即所谓的“二维假定”);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均为完全竞争市场;生产函数的规模收益不变;两个区域的生产要素完全同质;每个区域的要素禀赋是固定不变的，等等。这些与国际和地区间贸易的现实不太相符，因此在实证检验中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