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文化功能

根据上文的讨论，天文与王权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因此为王权作论证无疑是天文学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

在王权确立的过程中，天文学上的证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每一次王朝的更替，史书几乎都记载有象征该次天命转移的天象。如汉高祖刘邦得咸阳，五星聚于东井；李世民将发动玄武门政变，太白见秦分等等。就是像王莽、刘裕等篡位或禅位者也大量延引天文上的证据，以证明他们的政权交接的合法性。如《宋书·武帝纪》载：“陈留王度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并上表劝进，上犹不许。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瑞数十条，群臣又固请，王乃从之。”其实刘裕很想篡位，但是别人多次劝进，他都不从，直到太史令说出“上天的旨意”，他才装作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有时王权虽然得以确立，但华夏大地上政权并立，这就更需要引用天文证据来证明王权唯其一家是合法的。如三国时代天下鼎立，魏明帝就问黄权到底何地才是正统，黄权回答说：应当从天文上来验证，前些时侯“营惑守心”而文帝驾崩，吴、蜀却无事，这说明魏乃天下正统。又如南北朝北魏末年“营惑入南斗”，南朝梁武帝虽然国家无事，但也不顾年迈亲自光了脚到殿下走了一遭，以应“营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的说法。后来听说北魏孝武帝被他的丞相高欢赶出都城，西奔关中，梁武帝很不好意思地说：“虏亦应天象耶？”对于南北朝时期，当时和后世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南朝是正统所在。所以虽然“天子下殿走”绝不是好事，但应在“北虏”却让梁武帝颇不甘心，好像自己的正统地位被动摇了。

指导国家的军政大事，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为了对此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我们选取一种典型的天文星占著作——《史记·天官书》为例，对其中的占辞作一统计分析，得到前五类占辞及数目：战争九十三条；水害灾害与年成丰歉四十五条；王朝盛衰治乱二十三条；帝王将相之安危十一条；君臣关系十条。其中前三类占辞数目之和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所列五类大事无不是与王朝兴衰息息相关的军政大事。而战争尤被列在首位。不论是逐鹿中原的诸侯混战，还是廓清边患的边防战争，它们的结果直接影响一个政权或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战争这个主题尤其为中国古代帝王和天文学家所关心。

至于引用天文上的证据直接制定或干预作战策略的事例，在史籍中也常有所见。如汉宣帝时，老将赵充国奉命全权经略西羌军事，他持重缓进，引起急欲见功的宣帝不满。于是宣帝下诏以“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汉书·赵充国传》）为理由，催促赵进兵。两国交战，关系着数万人的性命；皇帝的诏书更不是戏言，如此重大的军事决策竟然仅凭“五星出东方”和“太白出高”两项天象及其对应的占辞！同样地引用天文上的证据制定作战策略的还见于北魏崔浩的事迹。崔浩主张西伐赫连昌、北讨蠕蠕（一支游牧部落），都是从天文上找到有力证据，驳倒反对意见，并且都取得了胜利（详见《魏书·崔浩传》）。

除了预测战争结果外，中国古代天文学对军政大事的指导还遍及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诸如帝王个人的安危、大臣进退、天灾人祸等等，都是与王朝兴衰密切相关的方面。

为日常行事提供趋吉避凶的指导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又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为了保证该项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促使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不断进步。

在古代中国人的宇宙图像中，时间与空间密切联系在一起，人生天地之间，每行一事，都力求选择合适的时间与地点——时空点——来完成。古人相信只有这样方能吉利有福，反之则有祸而凶。这种思想有文字记载的源头可以追朔到《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一语。以后《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篇可谓是对“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一语的详细注释。

有人将“敬授人时”解释为安排农事活动，并认为这是古代历法存在的主要目的。但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篇记载的天子“敬授人时”的活动，几乎与“农业生产”没有什么关系；其次从中国古代历法的内容——对行星运动的推求、对日月食的推求等等来看，大都与“农业生产”无关。

图3.12　敦煌卷子《后唐同光二年（924）具注历》局部（编号S.2404）

“敬授人时”是古人“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做特定事情”这一观念的具体反映。对这一观念的重视，使得逐渐形成一门“择吉”学说，并与中国古代的历法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内容非常丰富的历书。历书指导人们在日常行事中何时可以做什么——趋吉、何时不可以做什么——避凶。早期的择吉事项似乎也只与帝王有关，如“利侵伐”、“不可出师”之类。大约唐代以后，或许是受到了随佛教传入的西方生辰星占学^[16]的影响，择吉项目开始趋于平民化，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历注^[17]体系。

古代天文学有时还被用来粉饰太平，这种事例也不乏见于史籍记载。开元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726.1.8），唐玄宗正在东封泰山完毕后返回京师的半路上，按照当时历法推算这天应当发生日偏食。于是玄宗皇帝这天不吃饭、不听音乐、不打太阳伞、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如此这般一番做作后，日食居然没有发生。当时跟去封泰山的群臣与八荒君长都“奉寿称庆，肃然神服”。张九龄还上了一道《贺太阳不亏状》：

右今月朔，太史奏太阳亏，据诸家历，皆蚀十分以上，乃带蚀出者。今日日出，百司瞻仰，光景无亏。臣伏以日月之行，值交必蚀，算数先定，理无推移。今朔之辰，应蚀不蚀。陛下闻日有变，斋戒精诚，外宽政刑，内广仁惠，圣德日慎，灾祥自弭。若无表应，何谓大明？臣等不胜感庆之至，谨奉状陈贺以闻。仍望宣付史馆，以垂来裔。

唐代大“天文学家”一行认为这次日食没有发生，一定是皇帝的德行感动了上天。因此大唐天子借这次所谓的“日应食不食”又进一步确立了他的崇高威望。现在我们知道开元十三年的日食是确实发生的。这是一次最大食分为0.922的日环食，最大食分时本影落在北纬17.9°、东经34.3°，最大食分发生的时刻是北京时间17：13，当时太阳已经下山。因此这次日食只是不能被中国中原地区的观测者观测到而已。

在古代还往往利用天文上的理由对帝王进谏或打击政敌。东吴陆凯上孙皓疏中这样写道：

臣窃见陛下执政以来，阴阳不调，五星失晷，职司不忠，奸党相扶，……逆犯天地，天地以灾，童歌其谣，……昔桀纣灭由妖妇，幽厉乱在嬖妾，先帝鉴之，以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后房无旷积之女。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嫱，外多鳏夫，女吟于中。风雨逆度，正由此起……

陆凯在上疏中把话说得已经很难听了，但因为找的是天文上的理由，孙皓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北宋王安石锐意改革，被保守派扣了个“三不足”的帽子，即所谓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熙宁三年（1070年），翰林院要进行一次考试，翰林学士司马光就拟了这样一道“策问”：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辨之。

司马光从反对变法的立场出发，要人评论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虽然王安石从来也没有公开宣称过这“三不足”思想，但保守派还是抓住这一点对王安石展开思想攻势，把当时出现的种种天变说成是变法招致的天谴。王安石的变法招致众多反对意见，最后失败，这与他对待日食等天变的激进态度，无疑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变法的支持者宋神宗也没敢跨出这一步。

【注释】

[1]郭沫若在首次发表于1931年的《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一文中说：“商民族之来源实可成为问题，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知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耶？”即认为商民族为外来人种。

[2]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

[3]天文学上的赤道是指地球赤道所在的平面向外延伸与天球相交的大圆。

[4]Joseph Needham，Wang Ling，and Derek J.de Solla Price：Heavenly Clockwork，the great astronomical clocks of medieval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5]胡维佳：《新仪象法要》中的“擒纵机构”和星图制法辨正，《自然科学史研究》13卷3期（1994），244—253页。

[6]日月五星在古代合称七政（《尚书》），汉代以后又称七曜。日又称太阳，月也称太阴，五星又称五纬，为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太阳、太阴和木、火、土、金、水等名称是在阴阳五行说出现之后才有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中五星的正式名称为岁星、营惑、镇星、太白、辰星，分别对应于木、火、土、金、水五星，以上五星的排列次序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标准次序。

[7]薄树人.试探《三统历》和《太初历》的不同点.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

[8]习惯上把二十四气统称为二十四节气。

[9]这种对应关系取自《晋书·天文志》。

[10]“太”表示所记数值最小单位的四分之三。

[11]“强”表示所记数值最小单位的十二分之一。

[12]《帛书·五星占》的木星、土星和金星行度表可以肯定是根据实测数据和初步掌握的行星运动规律推算得到的。这种推算能力至少在帛书写成年代公元前170年左右以前已经获得。

[13]《新唐书·历志二》载：麟德二年（665年）起颁用《麟德历》，与太史令瞿昙罗所上《经纬历》参行。

[14]马拉盖（今伊朗北部）天文台在波斯的蒙古统治者、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主持下于1259年动工建造。关于马拉盖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取得的成就，详见第五章中的介绍。

[15]本节中的论述，从基本思想到部分史实案例，都获益于笔者的老师江晓原教授的指导。更为系统详尽的论述可参见《天学真原》（江晓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16]星占学在各古代文明中都有出现，从类型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中国古代的星占学为代表，主要以军国大事为对象，可称之为军国星占学；另一类大约发源于两河流域，后来流行于整个西方世界，这类星占学主要关心个人的穷通祸福，称为生辰星占学。

[17]根据历法编制成的历谱，是关于年月日的安排。在历谱中注上吉凶宜忌等事项，这就是历注。带有历注的历谱就是朝廷颁行天下的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