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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的经济学说

时间:2023-11-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演变中经过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两个基本阶段。根据这两条,马克思把马尔萨斯和萨伊分别称为英法庸俗经济学创始人。萨伊在经济学说史上的贡献,首先表现于他提出了生产是创造效用的重要命题。现在,国民生产总值核算时,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都是统计在内的。

庸俗经济学的含义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演变中经过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两个基本阶段。两者区别是:第一,古典经济学虽有其阶级局限性,但仍不失为资本主义实际情况的科学研究者,而庸俗经济学为了资本家阶级的狭隘利益而替资本主义辩护,蓄意抹杀资本主义矛盾,捏造各种谰言粉饰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第二,与古典经济学不同,庸俗经济学不研究经济现象内在联系,而只限于描述从经济现象表面所见到的似是而非的外在联系[16]。这两点集中起来体现在理论上就是承认不承认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承认,就是敢暴露或不怕承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否则,就是蓄意抹杀资本主义矛盾,粉饰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承认,就是揭示经济现象内在联系(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就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否则就是只限于描述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

根据这两条,马克思把马尔萨斯和萨伊分别称为英法庸俗经济学创始人。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本人过去编写出版的两本经济学说史教材[17],把萨伊的政治经济学三分法、生产三要素论、收入分配的“三位一体公式”及萨伊法则都当作庸俗经济学的典型加以评述。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确实应当这样。但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可能应当有另外一种认识。为了取得这种认识,先介绍一下萨伊其人及其著作。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826—1896)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受过完备的商业教育。参加过法国大革命,当过杂志总编,也在政府任职过,当过多年大学教授。他写过多部著作,其代表作是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下面就从市场经济视角评述他在这本著作中贡献给后人的几个重要观点。

生产是创造效用

萨伊在经济学说史上的贡献,首先表现于他提出了生产是创造效用的重要命题。他说:“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

什么是效用?他说:“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叫做效用。我还要接下去说,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这是因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所由构成的。”[18]

萨伊的论点,显然是针对重农主义的,因为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因为农业生产中物质在增加。这一论点也打破了斯密观点的局限性,因为斯密认为,生产性劳动必须要能提供一种把劳动凝固于其上的物质产品。现在萨伊说,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生产数量不是产品的长短、大小或轻重估计,而是以产品所提供的效用估计[19]

从萨伊的论述中还可看到,他所讲的效用,并不是后来奥国学派所讲的那种主观效用,而是指物品的用途,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即客观效用,或客观使用价值。凡具有这种效用的物品,就是财富,才有价值。财富之所以有价值,也就是因为它有效用。

有效用的东西,不一定要局限于有形的物质产品。因此,萨伊提出,财富不一定要是“有形物品”,也可以是“无形物品”。例如,医生为病人提供的诊断服务,艺术家的表演服务,公教人员、律师、法官提供的服务,店员提供的商品流通服务等等,都给人们提供了服务,具有效用,都有价值。这些服务都是无形产品。这些产品的价值也会构成财富,也可以用来交换。它们和有形产品的区别仅在于这些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其价值一生产出来就消费掉了。医生的诊断、演员的演出等等都是如此,不像物质产品那样可以储积起来,但这些无形产品并不因此就不是有价值的产品,无形产品也是人类劳动果实,也是有效用的东西。因此,无形产品的创造活动也是生产活动。

应当说,这些观点是有价值的。现在,国民生产总值核算时,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都是统计在内的。只要这些产品和劳务能为消费者提供效用,满足市场需要,就都是有价值的财富。萨伊的生产观突破了自从斯密以来事实上一直存在的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的传统观念,要求把生产劳动的范围扩大到服务性行业。服务行业提供的“无形产品”与物质生产领域提供的“有形产品”,除了“有形”和“无形”之外,并无本质区别,其最后作用于人与社会的效果都是一样的:使人的需要得到满足。当代社会把产业划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前两个产业提供了“有形产品”,第三产业就是萨伊所说的提供“无形产品”的所有服务行业[20]。随着社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从而也显示出萨伊当年所提出的“生产是创造效用”的命题以及“无形产品”概念的重大意义。

创造效用的生产必须借助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三者的协同作用才能进行,这就是生产的三要素。由于价值来自效用,创造效用就是创造价值,因此,萨伊认为,价值也由三要素创造。

马克思主义认为,财富或者说使用价值确实由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或土地)三要素共同作用才能生产出来,但作为价值,就只能是劳动创造的,这种观点从揭露非劳动收入都是剥削收入而言是正确的,然而,运用来分析市场经济却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是没有人会采用的。从市场经济观点看,商品价值必须在价格上反映出来。任何一件产品要能生产出来并提供到市场上卖一定价钱,没有生产所需要的三个要素是万万不行的。如果承认生产是创造效用,有效用才有价值,那么,就势必承认生产三要素共同创造了价值。不管理论上承认不承认三要素创造价值,市场总是承认三要素创造价值,不会承认只有劳动创造价值。

生产三要素论后来为一切西方经济学家所接受,并用以构筑微观的和宏观的生产函数。由于资本、劳动和技术在生产中作用越来越显著,而土地和自然力常被当作不变的生产因素,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包含的自变量常常是劳动、资本和技术。

参加生产的要素

按要素分配收入

萨伊认为,既然财富和价值是生产三要素共同创造的,那么,收入就必须在三要素所有者之间共同分配。按萨伊的说法,劳动、资本和自然力三者是创造产品不可缺少的因素,但这三者不是必须属于同一个人所有。劳动者可把他的劳力借给另一个拥有资本和土地的人。资本所有者可把资本借给只拥有土地和劳动力的人,地主也可以把土地借给只拥有资本和劳动力的人。“不论借出的是劳动力、资本或土地,由于它们协同创造价值,因此,它们的使用是有价值的,而且通常得有报酬。”

“对借用劳动力所付的代价叫做工资。”

“对借用资本所付的代价叫做利息。”

“对借用土地所付的代价叫做地租。”[21]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按要素分配收入。当然,三要素共同参与了生产,就有权共同参与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的分配。每种要素应得多少,这也是各种要素的价值问题。萨伊提出,每种生产要素价值的大小与它们在生产事业中各自提供的合作的重要性成正比。但是,如何成正比,这个问题萨伊并没有解决,一直到约·贝·克拉克提出边际生产力的分配论时才有一个具体的答案,现在萨伊只是说,生产要素的市场价值和一切其他物品的市场价值一样,是由供给与需求状况来决定的。至于要素的供给由什么决定,需求又由什么决定,萨伊未有说明,这一问题后来是由阿·马歇尔来回答的。

马克思根据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对萨伊的收入分配论作了彻底的批判,认为工资、利息和地租本来都是工人劳动生产的,而萨伊却说有三个来源,工资来自劳动,利息来自资本,地租来自土地,似乎各阶级的收入都有自己独立的源泉,从而割裂了各阶级收入同工人劳动的联系,掩盖了利息(利润)和地租的真正来源。马克思还借用基督教教义中把同一上帝区分为圣父、圣子、圣灵的做法,把萨伊这套理论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讽刺为“三位一体公式”[22]。可以说,原苏联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经济学说史教材都是根据马克思的“三位一体公式”来批判萨伊的分配论的,并坚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然而,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没有废除过利息,至于利润,确实曾长时期受到批判与否定,结果是带来了经济的低效率。土地的使用同样如此,由于抹杀了地租的作用,导致土地资源的配置严重错位。后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民收入按要素分配才越来越正式地被公开承认。今天,我国恐怕已很少有人再会怀疑按要素分配收入的必要性了。

萨伊的收入分配理论中也存在着不少混乱和矛盾的说法。例如,他一方面把利息称为借用资本所付的代价,把地租称为借用土地所付的代价,把工资称为借用劳动所付的代价;另一方面又说,分配给地主的那部分价值叫作土地的利润,分配给资本的那部分叫作资本的利润,分配给工人的部分叫作劳动的利润。他还把老板、经理或冒险家的收入与雇工的收入一样都称为“利润”,还说,这些收入都是劳动的收入。这些混乱与矛盾的观点,理所当然不久就被人们所抛弃了。

经理与资本家

尽管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二篇第七章曾把科学家收入、经理(实际是企业家)的收入和普通劳工的工资都混称为“利润”,但他事实上在经济学史上较早地区分了投资于企业的资本家和经营管理企业的企业家。他说,一个公司经理很少是完全从外人借款作为公司全部资本的。只要有一些工具是用他自己的资本购买的,只要有一些款项是用自己的资金垫付的,那么,这个经理就有权以双重身份取得收入:以经理资格取得一部分收入,以资本家资格取得另一部分收入,还说以经理资格取得的利润取决于他的管理能力(技巧、积极性、判断力),而以资本家资格取得的利润取决于资本的多寡。就这样,他批评了斯密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的错误。

不仅如此,萨伊还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把企业家作为企业能否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独立出来加以论述。他认为,作为企业家,一定要有冒险家必须具备的品质与能力,包括:第一,借钱经营的信誉和能力;第二,判断、坚毅、常识和专业知识,懂生产、市场销售,善于计算成本,有监督与管理的技术等。萨伊提出,上述这些条件使许多人不能参与做经理的竞争。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资本家与企业家往往是一身二任的,因此,斯密忽而把利润说成是投资的报酬,忽而又说成是资本家管理企业的劳动的报酬,就毫不足怪了。而仅仅比斯密晚二十多年的萨伊就能将资本报酬和企业家报酬加以区分,实属不易。

萨伊法则

萨伊在经济学说史上影响最大的也许是他的销售论。萨伊提出,生产者生产了一件产品,总希望立即把它卖掉,换成货币以后,他同样希望用这货币买进他需要的产品。因此,“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23]。既然一种产品(货物)总是用另一种产品购买的,而作为购买手段的另一种产品又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的,因此,实际上是生产给产品创造了需求。“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24],这就是说,卖主就是买主,供给本身就会创造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是一致的,不可能产生产品过剩的危机。然而,市场上明明有些产品找不到销路,对此,他的解释是,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4页。“某一种货物所以过剩……则因为它的生产过多,或因为别的产品生产过少”,“正由于某些货物生产过少,别的货物才形成过剩”[25]。他还认为,只要让经济充分自由,即人们自由投资,价格自由涨落,那么,某种商品生产过多时,其价格必然下降而减少利润,生产者就会减少生产;相反,另一种商品生产过少时,其价格会上涨而利润增加,生产自然会增加。因此,自由竞争一定会使各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趋于平衡,消除产品过剩现象。他因此还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说“如果对生产不加干涉,一种生产很少会超过其他生产,一种产品也很少会便宜到与其他产品价格不相称的程度”[26]

萨伊还依据上述理论得出四个结论:(1)“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众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越多、越广泛”。(2)“每一个人都和全体的共同繁荣有利害关系。一个企业办得成功,就可帮助别的企业也达到成功”[27]。(3)“购买和输入外国货物决不至损害国内或本国产业和生产”[28]。(4)“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只有生产能供给这些手段。所以,激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29]

萨伊这些理论和结论,曾被一些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大力推崇,并称之为“萨伊法则”。应当说,他这些理论和结论在当时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他的第三个结论,目的是反对保护关税的政策,尤其是反对当时拿破仑的保护关税政策;他的第四个结论,是为了反对马尔萨斯等人为奢侈、为贵族阶级消费辩护,也反对国家过度开支,主张节约积累、发展生产;他的第一和第二个结论,说明各阶层之间、各地区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经济繁荣对大家都有利。确实,在萨伊眼里,新产业开发和旧产业的扩张,都会给所有产业带来繁荣;落后地区的进步、邻国的发展,也会给本国和外国的进步以推动,至于自由竞争会使供给和需求自然趋向平衡的说法,更是为了主张经济自由。萨伊同样是经济自由的斗士,因此,他的销售理论深得大卫·李嘉图的赏识和支持。

但是,萨伊这套理论是有错误的,最主要是把商品流通和物物交换混为一谈了。在物物交换中,确实买就是卖,卖就是买,产品用产品交换,但在商品流通中,买和卖分裂为两个阶段,出售了产品的人如果不立即买,就不会形成对别一种产品的需求。这种理论还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假定产品生产出来了一定能卖掉,并形成对另一些产品的需求。但是,困难正在于产品生产出来后无人购买,因为正如下面要讲到的西斯蒙第所说,产品并不是用产品购买的,而是用收入购买的,当人们缺乏足够的收入时,产品就会卖不掉。事实上,市场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恰恰就是购买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足,使产品过剩不可避免。上面马尔萨斯已讲了这一点,下面西斯蒙第还要讲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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