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盖天文台

马拉盖（Maraga，今伊朗北部）天文台由波斯的蒙古统治者旭烈兀（Hulagu，1217－1265，1256－1265在位，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为波斯天文学家纳西尔丁·图西（Nasir al－Din al－Tusi，1201－1274）建造。旭烈兀相信他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受惠于天文学家（也是星占学家）们——特别是图西——的建议。因此当图西抱怨他的天文数表老旧而过时了的时候，旭烈兀就特许他选择一个地方建造一座新天文台。

马拉盖天文台是那个时期最大的天文台，于1259年动工，建于一个山顶之上，由一系列建筑群组成。如今在马拉盖天文台的遗址残存了不少地基。在340米长、150米宽的天文台建筑场地中矗立着一幢高4层、直径28米的圆柱形建筑。天文台的仪器安放在露天，其中包括一座半径不下于14英尺的墙象限仪，一座半径约5英尺的浑仪，和许多较小一些的仪器。墙象限仪沿着子午面安装。借助天文台的仪器，图西和其他杰出天文学家们经过12年的紧张工作，于公元1271年完成了一部包含了他们的观测结果和行星模型的《伊尔汗历数书》（Zij－i Ilkhani）。这部历数书在旭烈兀的儿子阿巴哈汗（Abaqa Khan，1234－1282）统治下出版，一直流行到15世纪。《伊尔汗历数书》中的天文表以通过该天文台的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使得马拉盖天文台的地位有点像后来的格林尼治天文台。

马拉盖天文台还拥有一个包括各种科目、藏书达40 000册的图书馆。被称为13世纪最博学的叙利亚东正教学者巴－赫布雷乌斯（Bar－Hebraeus，1226－1286）晚年定居到了天文台附近，目的就是为了能方便地使用天文台中的图书，他留下了一些描述这座天文台的文字。

在天文台与图西一起工作的天文学家来自波斯、叙利亚、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即小亚细亚）、拜占庭甚至中国。现在知道至少有20位以上知名知姓的天文学家曾在这个天文台工作。例如有来自大马士革的穆伊丁·马格利比（Muhyi al－Din al－Maghribi，约1220—1283），穆阿伊丁·乌尔迪（Mu'ayyid al－Din al－'Urdi，？－1266），波斯天文学家库特丁·施拉兹（Qutb al－Din al－Shirazi，1236－1311）；来自非伊斯兰世界的如拜占庭帝国的格里高利·寇耐德（Gregory Choniades，？－1302），他跟随马拉盖天文台的沙姆斯丁·博卡里（Shams al－Din al－Bukhari，约1254—？）学习，后来他把《伊尔汗历数书》翻译成拜占庭希腊语，并传播到拜占庭帝国。很可能是他把图西的“双本轮”（Tusi－couple）设计传播到欧洲，并对哥白尼的日心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学者们相信有几位来自中国的天文学家曾在此工作，并引入了几种中国算法，帮助改进了托勒密体系。另外还有大约超过100位学生在图西的指导下学习天文学。

马拉盖天文台天文学家们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个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传统，史称“马拉盖学派”。该学派的天文学研究传统始于马拉盖天文台，并由大马士革和撒马尔罕的天文学家们延续。最重要的马拉盖学派天文学家有穆阿伊丁·乌尔迪、纳沙尔丁·图西、乌玛尔·卡提比·夸兹维尼（Umar al－Katibi al－Qazwini，？－1277）、库特丁·施拉兹、萨德尔·沙里亚·博卡里（Sadr al－Sharia al－Bukhari，？－1347）、沙提尔、阿里·古什吉（Ali al－Qushji，1403－1474）、阿波德·阿里·比尔詹地（Abd al－Ali al－Birjandi，？－1528）和沙姆斯丁·卡弗利（Shams al－Din al－Khafri，？－1550）等。这些马拉盖学派的天文学家们与他们的西阿拉伯学派的安达卢西亚（Andalusian）先驱们一样，试图解决托勒密体系中的对点问题，并提出可取而代之的行星运动模型。在提出消除了对点和偏心运动的非托勒密模型方面，他们比他们的安达卢西亚先驱们更为成功。在预测行星位置方面，他们的模型也比托勒密模型具有更高的数值精度。（关于马拉盖学派天文学家们消除托勒密体系中的对点和偏心圆的工作见本章下文“阿拉伯的行星天文学”一节中的介绍。）

马拉盖学派的天文学家们还热烈讨论了地球自转的可能性，这场讨论后来延续到了撒马尔罕和伊斯坦布尔的天文台。马拉盖学派中支持地球自转的天文学家有图西、尼扎姆丁·尼萨布利（Nizam al－Din al－Nisaburi，？－约1311）、塞伊德·沙里夫·诸尔詹尼（al－Sayyid al－Sharif al－Jurjani，1339－1413）、阿里·古什吉和阿波德·阿里·比尔詹地等。图西使用彗星相对于地球的位置首次提供了地球自转的观测证据。古什吉则详细阐述了进一步的观测证据证明地球的自转，并全面拒绝亚里斯多德派的自然哲学。他们对地球自转的辩护与哥白尼后来在《天体运行论》中对地球自转的辩护很相似。

一些学者把马拉盖学派在反对托勒密天文学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叫做“马拉盖革命”、“马拉盖学派革命”或“文艺复兴之前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马拉盖学派的天文学家们意识到天文学应该致力于用数学语言描述作为物理实体的天体的运动，而不应该只停留在数学假设层面上拯救现象。马拉盖天文学家们也认识到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宇宙中只有圆周运动或直线运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譬如图西的“双本轮”设计就表明了直线运动可用圆周运动产生出来。

马拉盖天文学家们不像古希腊和希腊化时期的天文学家们，后者不甚关心数学的行星模型是否能够成为物理上的真实，马拉盖天文学家们则坚持数学模型必须与他们周围的真实世界相一致。他们对真实世界的观点逐渐从基于亚里斯多德物理学的实在世界进化成以沙提尔的工作为基础的一种以经验的和数学的物理学为基础的实在世界。因此，“马拉盖革命”以一种哲学基础的转换为特征，从亚里斯多德宇宙学和托勒密天文学转向更加重视经验观察和强调对天文学和总的自然界的数学化，这些特征典型地展示在沙提尔、古什吉、比尔詹地和沙姆斯丁·卡弗利等人的著作当中。

图西死后，他的儿子被任命为天文台的台长。后来天文台遭受了一系列地震的损坏，并由于运转资金短缺，到14世纪中期这个天文台被废弃。伊朗国王阿巴斯（Shah Abbas the Great，1571－1629）曾计划修复该天文台，然而直到他的早逝来临之前都没有机会实施。乌鲁伯格访问了一次这个天文台的废墟之后，决定在撒马尔罕建造一座大天文台来延续马拉盖学派的传统。